如果说政治经济制度是社会的软件，那么，价值观念就是社会软件的核心。中国人的价值观念若不更新，那么，再好的制度对中国来说也只会是南橘北枳。
只有先进的价值观配上先进的制度，我们的社会才会更文明、更和谐、更富强。
■ 私有制是道德之神
在我国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误解，即认为财产私有制是人类社会的万恶之源。实际上，私有制并不特别有利于任何一方，它对一切人都是一视同仁的。有了私有制才产生出交换，才有商业社会，才有今日的丰富物质生活。私有制帮助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私有制是合乎道德的。人们无法设想一旦取消了财产和私有制会出现什么样的混乱。任何别人的东西我都可以据为己有。更确切地说，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别人的，正如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属于我的一样。为了生活，食物、防寒物资仍被创造出来，但强盗和贼消失了，因为人人都按盗贼的规则行事。交换已经没有必要，更谈不上分工。如果人类仍有生存的欲望，就必须从原始公社倒退到没有工具的野兽群体，因为即使在原始公社，个人也有他自己用熟了的专用工具。所以有人说：私有制是道德之神。
私有制发展了经济，提高了人类整体的生活水平，但也发展了人与人的不平等。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的一个直接结果，因此产生了公有制社会的理想。然而凡事有利必有弊，公有制虽然大大地缩小了各人收入水平的差距，但企业的经营效率普遍地不如私有制的企业，企业内外面临着较多的官僚问题。我曾在1993年12月论证了全面公有制必然导致经济效率的降低。因为全面公有制时生产者同时又是消费者，他们的利益一致，没有讨价还价，不可能形成市场价格。根据微观经济学，市场价格是唯一能引导资源合理配置的信息。
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末刮了一降共产风，把城乡的生产资料搞一平二调，大大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在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中，有大量研究比较公营和私营企业的相对利弊。研究发现在多数情况下，在服务行业和在竞争条件下生产的商品中，私营企业优于公营；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行业中(如公路、市政污水处理、国防)公营优于私营；在垄断性行为中(如电力、铁道)公营和私营差不多。所以一个比较好的所有制结构不是清一色的公有或私有，而是一个经常处于调整中的不断优化的结构。
这个概念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但达到这一认识我们是付了高昂的学费的，何况即使是最彻底的公有制主张者，也只能谈生产资料的公有化，而无法涉及生活资料的公有化。我国在刮共产风和"文革"抄家时，曾出现过生活资料公有的企图，其后果是大家都知道的社会大混乱。
■ 仁——道德的永恒理想
当家庭是一个最有利的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时，道德准则就应当是维持家庭关系而不是破坏这种关系。所以在自然经济时代，道德的基本内容是尊长爱幼，顶多再增加一条睦邻。亲戚和邻居就是可能与一个家庭发生关系的全部范围。在这种经济关系下的人们所能想象得出的理想世界，我们可以从《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描述中看到。在这个社会中：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不兴，窃乱盗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人类社会后来毫无例外地向商品社会过渡，交换主宰了人与人的关系，出现了"认钱不认人"的交换准则的现实。离这种理想，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
《礼记》中关于大同世界的描述，包含着一些可称为永恒的理想，那就是"仁"。"仁"的确切含义据孔子自己的解释是：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它包含爱、同情、宽恕、勤敏、推己及人，反求诸己、牺牲自我、以及由这些出发的全部原则。《论语》中"卫灵公"篇的开头就是："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孔子把成仁和生命看得同样重要。子贡问孔夫子："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答："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也是对仁的注解。一直到二千年后孙中山提倡博爱，还是以仁为出发点。
仁的理想不但在中国古已有之，在其他民族里，也以略为不同的形式提出来过。基督教精神要求爱你的仇敌，这里就有恕和爱，是符合于仁的精神的。展望未来，仁将是不可替代的。大同世界里幻想的社会组织虽然不切实际，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及及"鳏寡孤独废疾皆有所养"则是任何一个社会都应当为之奋斗的。在今天需要我们用批判的精神来反思中国传统道德观的时候，我认为仁的基本精神是万万不能抛弃的。
显然，一个仁字虽然概括了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精神，但远不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全部。仁是代表道德的柔的一方，道德还有其刚的一面。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他强调即使一个寻常的百姓，也有其不可动摇的道德原则。孟子又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这个不可动摇的东西也正是指的道德原则。然而这个刚韧不屈的道德原则是为了达到仁的目的。如果我们回到"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的一段话，就不难理解"不可夺志"的志是什么内容。人要有志，但此志不是去杀戳，去复仇，去分夺，而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用仁的精神处理家庭关系，应该贯穿互爱的原则。尽管长辈爱下辈和下辈爱长辈的具体方式不同，但那是年龄的差别所致，而不是因为地位的不平等。可是在中国的专制主义道德中所提倡的三纲五常却规定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于是维持这种不平等的关系成为道德规范的基本功能，人间的悲剧由此而生。无论君王如何昏庸，臣子只有服从的份儿，君臣间的矛盾激化时，唯一合于三纲五常的解决办法就是臣民的自尽，而不可以造反叛逆。子女孝顺父母用后来二十四孝的标准，必须做到自侮自戕违反人性的程度。妻子服从丈夫也是无条件的，甚至要求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非但没有独立的人格，连做人的起码权利都丧失了。
这种道德要求并非孔孟的本意，孟子就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尽心》)。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确切含义是君王必须按君王的规范来对待臣下，因而臣下也必须以相应的规范对待君王。否则君若不君，则臣可以不臣；父若不父，则子可以不子。所以君臣、父子，他们虽然地位不对称，但权利和义务是对称的，这里暗含着平等的原则。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充分平等的概念，他从来没有说帝王和老子可以例外。将儒家的平等仁爱改造成三纲五常是西汉时的董仲舒，从此儒学就变成了儒教，它不再是一种学说，而成了一种强加于百姓头上而且不容怀疑的信仰。
■ 什么样的人生享受才高尚
在自然经济中发展起来的道德观的一个重要要素是清心寡欲，乐天安命。孔子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论语?学而》)他又称赞颜回在艰苦的环境中"回也不改其乐"。在《述而篇》中又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老子认为"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道德经?三章》)。还说"我无欲而民自朴"(《道德经?五十七章》)。韩非子认为"人有欲，则计会乱；计会乱，而有欲甚；有欲甚，则邪心胜；邪心胜，则事经绝；事经绝，则祸难生"(《韩非子?解老》)。他推断人间祸难皆因人有欲而产生。到宋朝哲学家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不要追求物质享受的规劝一直继续了几千年。
"文革"时化妆近于犯罪，香风属于资产阶级。在"五七干校"里个人自己花钱买肉吃被叫做偷吃，当然要挨批。这一观点的根源在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非常缓慢，任何较高的物质欲望一般来说都是不可能满足的，会被认为是奢侈。个别的人则受物质欲望的驱使，走上侵犯别人利益的非道德道路。非但中国如此，西欧也流行过这一观点。赫胥黎在他讨论《舒服》那篇文章里就讲，因为普遍认为舒服即罪恶，耽于舒服即趋于失敬，所以西方的封建社会阻止了躺椅的发明。
在中国过去几千年中生活过的百多亿人口过的是什么生活呢?除掉文景之治、贞观之治有限的几十年的太平盛世，基本上不是兵荒马乱就是饥荒瘟疫。小孩子生下来就在死亡线上挣扎，相当一部分人活不到成人的年龄，活到70岁算是古稀，大部分人糊口是最大的困难，食肉衣锦是非份之想。他们的一生不是享受生活，而是痛苦煎熬。只要看中国人口的变迁就足以证明这一推测。
西汉时全国人口为6000万人，到1000年后的宋朝人口反而降为2000万人。这中间不是人口没有增加，而是一次混战就消灭人口一半，甚至3/4以上。最近一次的人口灾难发生在一百多年前的太平天国。从1850年到1863年的13年内人口从4.3亿降到2.3亿。史书上说杀人的血流成了河，可能不假。这是从统计数字来看，如果从每个家庭的经验看，则是一幕幕活生生的悲剧。
我们今天要看彩电，要用空调，还要出门旅游。对我们这代人来讲，活在世上一生可以恰当地称之为享年若干，我认为这是今人生活与古人生活最大的不同。此种不同产生的道德观的变化就是，现代人认为享受是正当的生活追求，而不再是不道德，更不是犯罪。近百年来现代物质文明的飞速发展，实在有赖于人们坚毅地追求物质享受的推动。
一个人沉湎于物质享受成为庸俗的人，或享受物质生活而仍是高尚的人，其主要的区分点在于他是否关心别人的物质生活，承认别人的物质享受和自己的享受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其次，也在于他是否也懂得精神享受，追求友爱、艺术的欣赏、知识的学习、健康等。
物质享受的特点是很容易达到饱和，过度的物质享受反而造成痛苦。而精神享受的特点是永远不会饱和，相反，越多精神享受的追求，会引导人达到更高的欣赏境界，从而得到更大的满足。近一二百年以来，由于物质享受在更大程度上得到满足。人们有条件追求更多的精神享受。现在的问题是在总的物质生产越来越丰富的过程中，有一部分人变得更贫困；在商业化渗透到一切领域中去的时候，精神享受同样离不开钱。
■ 儒学变儒教，董仲舒是罪魁祸首
学说是以是非为其能否成立的根据，宗教则以信仰为根据，是不容争辩的，虽然宗教也有其理论，但不容别的理论的挑战。将儒学变成儒教，并罢黜百家独尊儒学的是汉武帝时的董仲舒。幸亏儒学提倡中庸之道，否则中国人还要遭受更多的不幸。董仲舒思想的核心是将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穿在一起，形成专制神学体系。他提出的"天人感应学"认为君权是天授的，因而不容怀疑。这样的论点当然受到统治者的欢迎，所以西汉以后儒教伦理统治了中国人1800多年。
有人说，儒教三纲五常的伦理结构中，父子关系居有核心地位，其他如夫妇关系，君臣关系等等都是父子关系的推演。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百善孝为先正好说明了这一点。父子、夫妇、君臣关系无非是顺从的不同表现方式，忠、孝、随，都是不同场合下的顺从。君主专制社会的秩序就是建立在不问是非，甚至违反人性的顺从上。这种"道德"所酿成的悲剧绝大多数是盲目顺从造成的。敢于反抗君威父命的人，不论有多么充足的理由，都不会得到社会的许可，更不用说赞同。
这种违背人类良知和理性的道德观念，在"文化大革命"中再一次充分地表现出来。武斗的双方都喊着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口号，然而进行的却是残酷无情的杀戮。无论是五七干校里的校规，还是工人宣传队里的纪律，以至于批斗大会上的程序都不容分析和怀疑。当时电台广播的开始曲是东方红，终了曲是国际歌。前者歌颂他是我们的大救星，后者宣称从来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然而那时矛盾是不容分析的，每个人在革命外衣掩盖的专制伦理的淫威下，被彻底解除了理性的武装。
在40年前，巴金的著名小说《家》、《春》、《秋》以爱情悲剧尖锐地控诉了专制主义道德对人性的违背。后来的许多青年读者无法理解何以传统力量有如此巨大的威力，当一个人的生命受到威胁时，他只能选择自杀而不能反抗。有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人们可以从自身的体会中作出回答了。不容分析和怀疑，把某种论调看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种思想方法在一切迷信盛行、经济落后的民族里至今还有广大的市场，敢于向神圣理论挑战的人都要冒极大的风险，不论这个理论是儒家伦理，还是圣经、可兰经或别的什么"科学学说"。
■ 顺从——专制主义的道德枷锁
因为顺从是专制主义道德的主轴，因此一个人如何对待别人，首先取决于这个别人是谁。如果此人是他的长辈，即使年龄比他小，阅历比他浅，知识比他少，也必须敬畏此人三分。如果此人是一位女性，本人又是男性，男卑女卑的准则就会立刻起作用，这种现象非但普遍存在于乡村里，甚至还存在于具有相当高知识程度的家庭里。如果比较一下中国家庭和外国家庭中人和人的关系，可以特别鲜明地感觉到这种区别。
笔者有一次访问一个美国家庭，家长是一位大学教授，他的女儿只有4岁，他们的客厅里放着两张椅子，他的女儿正坐在其中的一张里。教授为了便于和我谈话，对他的女儿说："多丽，我和你商量一件事，你可不可以把座位让给我们远道而来的中国客人坐?"4岁的女儿欣然起立让座，教授还谢谢她。用平等、礼貌的态度对待4岁的女儿，在中国家庭里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相反，在中国我们可以经常看到的是另一种情况：对家庭以外的人员，用一种轻蔑的称呼相称，以表示亲昵。这说明，不平等是家庭成员关系的特征。
根据对象的相对地位来决定拿什么态度相处，而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原则，这只有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才有可能。在一个封闭的有限的圈子里，每个人都认识其他的人，没有什么陌生人闯进来，所以按彼此的相对地位来相处的原则实行起来并没有什么困难。但如果周围有许多陌生人，按这种原则处世的人便会不知所措。当接到一个从远处打来的电话时，一时弄不清对方的相对身份，自己的态度就失去了参考坐标。有时先用傲慢的语气对答，稍后发现对方是自己的首长，立刻前倨而后恭。所以在一个向外界开放的社会里，依人而的处世原则就不再普遍可行。
从表面上看，在现代最开放，与外界联系最多的社会里，依人而异的处世态度在企业和团体内仍起主导作用。那里下级必须服从上级。而且由于工业生产的要求，这种概念和自然经济社会相比，甚至强化到了一种不近情理的程度。然而在工业社会里服从是一种组织原则而不是伦理规范。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工人必须服从工艺要求，否则就会招致经济上的损失。由此可见工业组织中的服从，其最终考虑的是经济利益，而不是维持社会秩序。
在商品经济发达的社会中，维持社会秩序的恰好是协商而不是顺从。不过，无论是在自然经济或商品经济中，服从只有在一个互相熟悉的小圈子里才行得通，这一点是没有区别的。在一个互相熟悉的小范围内生活，对人的态度依相对地位而定，这造成了人们一种讲面子的社会心理。人要在一个小的社团里受人尊敬，首先要建立一个体面的形象，这种心理部分地解释了何以在我国比较封闭的边远地区，群众习惯于大操大办婚丧喜事，因为这是难得的挣得体面的机会。
由于自然经济中人的生活来源很少依赖交换，人们生活在一个互相熟悉的圈子里，所以顺从作为一种道德规范才可能行得通，而且能一代一代相传下去，成为一种传统观念。正如鲁迅所说：他们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
前面已经提到，顺从观念的前提是态度依人而变，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退居到次要地位。当此种道德规范演变成为传统观念时，它逐渐影响到人们的思想方法，即是非曲直不是主要的，而相对地位才是主要的。因为如果这不能成为一种思想方法，那么传统道德就要经常受到挑战。如果传统在挑战中失败，它就不能继续成为传统。或者说，如果传统继续存在下去的话，这种思想方法必然占有统治地位。
■ 轻是非重人情——中国人的陋习
无视是非曲直的思想方法，我们经常可以在日常纠纷中看到。两个家庭之间的争吵，两个村落之间的械斗，以至于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两个党派之间的竞争，一个党内两种派别的路线之争，往往与此有关。当我们被牵涉到一场是非之争的时候，往往首先考虑哪一方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必须作出有利于自己的"是非"判断。我们经常说的爱国主义教育，多少含有强化这种思想方法的意思。如果有谁依据真正客观的是非判断来表示态度，或者仅仅是试图客观地分析一下是非曲直，他就很可能被指责为大逆不道。长达八年的两伊(伊朗和伊拉克)之战，耗资上千亿美元，死亡逾百万，双方互不共戴天的仇敌，但当停战宣时处于火线上的两侧士兵互相亲吻拥抱。这里看到被双方强化的"爱国主义"如何违背了人民的真正利益。
当然，生活中大量的纠纷是利益矛盾而不是是非之争，用什么思想方法在这里似乎不起作用。但即使是利益矛盾引起的纠纷，当舆论工具被动员起来时，必然有一批理论被制造出来。这些理论要想站住脚，就必须依靠上面所说的思想方法，我们只要比较一下交战中的两国各自坚持的理由，都认为自己站在正义的一方，就不难悟出宣传者是如何巧妙地利用这种特定的思想方法了。
中国共产党的阐述马克思只有解放全人类，无产者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理论，以及讲述共产国际的理论时曾遇到过巨大的困难，因为中国共产党的绝大部分党员来自农村，他们早已习惯了传统道德观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思想方法，他们对于为什么要接受一个外国人的理论，遵从外国党组织的政策感到无法理解。刘少奇为此曾写过一本小册子《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使已经接受了传统观念的党员能够接受一些与以前不同的理论。
不过中国百姓中轻是非重关系的思想方法在以后的四十年中并没有得到扭转，相反地，在一再强调的路线斗争中更加变本加厉。那时候的所谓路线斗争就是强调是非以线划界，或者干脆以某个司令部划界。凡是这个司令部的人，其做的事，说的话都是对的；否则就都是错的。如果某人曾经被公认过做了某件有益于人民的事，现在又发现他不是这个司令部的人，是非又如何判断呢?于是解释说这件事虽然客观上对人民有利，但此人当初就怀有不良动机，假装积极，骗取党的信任，图谋日后的野心等等。
"文革"结束20多年后的今天，重关系而轻是非的陋习，虽然由于商业关系的大规模渗透而减弱，但传统观点仍有其牢固的阵地，尤其在比较闭塞的地域。当某人违反法纪，上级派人下来调查时，几乎没有例外地都会遇到"关系网"的阻力，说情者有之，代作解释者有之。这些说客未必都得到当事人的好处，只是因为他们和当事人相识。
四川省的一个杀人犯祝纪海逃避追捕，先后转移隐匿七处，每到一处，都首先声明自己杀了人，居然这七家户主不但为他隐瞒而且还送饭送钱。(198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四版刘荣金：《麻木的神经》。)据统计在法院向有关证人索取证词时，提供伪证的竟数倍于提供实证的。说明人情关系非但重于是非，而且重于法律；这种行为不但没有受到社会舆论谴责，这些人反而被誉为有义气，有道德。
■ 专制主义的遗传"密码"是什么
我国学者金观涛在研究中国君主专制社会的超稳定性中曾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即原王朝被农民暴动推翻之后，新的王朝按原来的模版重新建立。其原因在于旧王朝虽然被消灭了，但其组织信息却被保存下来，新王朝仍然参照原来的组织信息组建自己的系统，所以新王朝酷似旧王朝，这使中国的专制体系可以维持几千年而不变。 (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第133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这个过程类似于生物繁殖中原来的遗传密码由生殖细胞传给新的一代，新一代的机体就按遗传密码交给的信息来结构。
现在我们需要指出的是，以君臣关系(忠)父子关系(孝)为核心的儒教恰是新旧王朝之间传递遗传信息的"密码"。专制制度的结构需要一个理论指导以维持其内在关系的一致性，这个理论指导就是儒教。专制制度之所以能够在旧王朝覆灭之后重建起来，主要靠的就是儒教的伦理。王朝一个个逝去，但忠君孝父的道德代代相。儒教伦理虽然是无形的，其生命力却异常强大。
末代王朝满清政府之后，经过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解放之后又经过了疾风暴雨式与和风细雨式的马列主义教育和思想改造运动，还经过了触及灵魂和脱胎换骨的社会主义教育，可是到了"文化大革命"儒教理论又死灰复燃。人们佩忠字徽章、跳忠字舞、搞三忠于活动、开忠于什么的誓师大会，如此等等。除了忠于的对象有可能改变之外，要求我们"忠、孝"的实质并未改变。电台里，报纸上，讲话中，忠字频频出现，说明这种伦理思想确实是根深蒂固的。
■ 文化是骨子里的东西
回顾清末的洋务运动之所以未能改变中国的命运，联系伦理思想之起社会结构中"遗传密码"的作用，或许能找到一点解释。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吃了亏，明白了洋枪火炮的厉害。某些人得出的机械论的结论是只要把洋人的技术学到手，中国就可以变得像洋人一样富强了。同时他们又生怕把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丢掉了，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而不把哪些是糟粕哪些是精华区分一下。这种以"体""用"作为接受不接受的标准，而不以精华糟粕为标准的态度来接受西方文化是不会成功的。
从表面上看，洋枪利炮和封建道德并没有什么相干，也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会认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可以行得通。可是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洋枪利炮决不可能在缺乏商业联系的社会秩序下顺利地制造出来。
首先，制造先进的设备要有技术工人。且不去追究技术工人能否在旧体制下培养得出来，即使有了技术工人，如何能将他们召募得来，来了之后又如何能使他们在一个生产作业线上互相配合，不要说在专制社会，就是在今天，要调动一名职工手续有多繁，困难有多大，户口、住房、双方领导批准，每一步都要耗费巨大的精力。要调动几十名职工，组建一个班子，难度就更大，往往是碰得焦头烂额，最后只好知难而退。而忠君、孝悌、睦邻的人际关系丝毫也无助于解决这类问题。
其次，制造设备的工厂先要有资金来兴建。资金从何而来，如何筹集。集资建立在信用基础上，人家把钱借给你，你要在未来的若干年内连本带利还给人家。如果不是信用和法律高于一切，而是君皇高于一切，这种信用关系就完全没有保障。最困难的是制造设备要用上百种不同的原料和工具，少了任何一样枪炮都造不出来。而且每一种原料和工具本身又需要若干种原料和工具才造得出来。这样一种复杂的生产组织的形成和运转，如果靠官僚体系是完全不可能的。
总之，现代化技术需要一套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结构和伦理观念，而这一套东西决不可能自然地在原来的专制制度中生长出来。
现在"中学为体"的口号已经没有人喊了，但是我国文化的伦理观念中需不需要吸收外国的成分，却始终是不明确的。相反，过去我们一直曲解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生哲学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际关系则是单纯的金钱关系，似乎这方面对我们是一无可取。现在仍有不少人对于外来的东西样样看不惯。在清理精神污染运动中就有人拿着剪子和斧子要剪叭裤，长头发，要砍高跟皮鞋。有一阵在公园里跳舞要驱赶，用的音响设备要没收。总之，对于一切表现个性自由和解放的行为嗤之以鼻，因为这些观点和儒教所要求的，将个人的存在从属于君权、父权、夫权的教导，完全相对立。
"反对全盘西化"。这个口号似乎并不错，然而我们不得不说，它是含混的，片面的。它的确意思可能是：我们应当学习西方对我们有益的东西，而不应把有害的东西也吸收进来。所以首先应该肯定学习西方文化，然后才谈得上不要全盘西化。可是这个口号却忽略了主要的前提，而将在西化中要注意的一点当成主题突出。而且西方社会同时有其优点和缺点，它们是同一个体制下的两个侧面。制度的选择并不是超级市场上买东西，只挑选对我们有用的买得来，或者说，这些点和缺点是互相联系着的。只要看现今世界上凡是富裕的社会都有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为其特征，但也都同时存在着吸毒、犯罪、娼妓、同性恋、贫民窟等丑恶的现象。
我想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在接受外来文化的同时对这些必然出现的坏现象，有所准备，使它们的影响减到极小，而不是惧怕它因而拒绝制度的变革和创新。
儒教伦理在维持专制制度方面所起的作用，就是不论有多大的社会变动、多彻底的旧王朝的摧毁，一旦秩序恢复，人们所能想象得出的仍旧是原来的体制，因此历史是不断的循环，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进步。要想摆脱这一困境，唯一的办法就是借助于外来的文化，整合成新的文化，用以取代儒教中阻碍社会进步的成分，特别是它强调的君权神授理论，以及由此衍化出来的泯灭个性和人与人因地位不同而产生的不平等。
"五四"运动提倡科学和民主，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的新事件。"五四"运动对儒教(过去曾不恰当地说成是孔家店)产生了重大的冲击，但远远不足以在全民的广度上彻底铲除儒教中反人性的部分。
全国解放，作为西方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大规模地介绍到中国来，这本来是一个极好的清算专制思想的机会。可是我国几十年来一直讳言对专制思想的批判，甚至还有意无意地强化这种思想，因此深埋于中国文化层的腐朽东西从来没有触动，结果才有文化革命中所谓"三忠于"活动的闹剧："人人挂忠字牌子，个个戴表忠像章，家家立像，户户供佛，条条街道漆成"四个伟大"的红海洋，个个机关树起新式门神或照壁。那个‘最高指示'一下达举国若狂，涕泪横流，半夜三更起来敲锣打鼓，游行庆祝，比对待皇帝圣旨还要疯魔万倍"。(孙越生：《蚯蚓现象》，《人民日报》1988年9月1日第八版。)
用外来文化的新因素注入中国传统文化，以改变用来建立社会秩序的伦理基础，从这一点看，对外开放政策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具有重大意义。虽然中国接受西方文化在百年以前就已开始，但较少发生争论的只限于西方的自然科学。现在中国大专院校中所用的理工科教科书，就其内容而言90%以上都是舶来品，这部分知识在培养中国现代工业能力中起了关键的作用。且不说属于尖端技术的人造卫星或计算机，就是一颗普通螺丝钉的制造，也是以来自西方的数学、力学、物理学以及机械设计、金属加工等理论为基础的。
在社会科学及艺术方面吸收西方文化，可以说引起的争论是比较大的，虽然事实上音乐、美术的大学教育已吸收了大量西方成就，但是吸收到什么程度，以及吸收的后果是好是坏却一直存在着反复的争议。以被誉为社会科学皇冠的经济学来说，虽然居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现在逐渐受到重视的西方主流学派经济学都是来自西方，但那并不等于承认这些科学可以用来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只是因为中国实在没有自己的经济学可以代替。中国只有经济史而从未发展出经济学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