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茅于轼)-第六章2(2009-02-19 17:51:02).2
既然损己利人不现实，损人利己又不可取，那么，有没有这样一个社会，既不损人也不损己呢？
有的。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非但能作到既不损人也不损己，而且能达到道德最圆满的境界：利人利己。
这个社会正在向我们招手，也正被我们实践着，而且已由一些西方国家的实践作了比较充分的证明。这个社会就是——市场经济得到充分保障、得以自由发展的民主法治社会。因为只有在市场经济下，自由交换才能得到最完善有效的保护。自由交换帮人们找到利益的均衡点，带来分工协作，分工促使每一个人发挥其比较优势，从而增加效益，从而带来每个人利益的增加。因此，市场经济就是利己利人的好制度。
市场经济呼唤道德观念的更新。因为市场经济的核心理念是自由与平等，它完全不同于自然经济。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农业社会，家庭是基本生产单位，维持家庭伦理就等于维护社会秩序，因而等级制成为传统伦理的核心，专制与服从让人们觉得理所当然，成为传统道德的习惯理念；加之自然经济条件下，缺少交换，物质必然困乏，个人间的逐利行为常会陷入"零和对局"的困境，因而孔子的"克己复礼"、孟子的"重义轻利"才得以成为中国长达三千多年的道德基石。那么，市场经济需要的道德与传统道德有什么不同呢？茅老师通过理性思考，给道德下了一个全新的定义：自私的人们寻求互利而约定的自觉遵守的社会规范。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最符合人性又最符合全人类利益的道德观，人人都易行，人人都受益。
也给你所不爱的人以自由
自由是天赋人权，是不容剥夺的；当然，也就不存在谁给不给的问题。不过，前提是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所设想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得以实现时。什么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就是每个人个性的彻底解放。按马克思的话说，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当马克思提出的这样一个自由的、平等的、民主的社会理想尚未实现时，也就是说，当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上还存在着特权、不平等、不自由、不民主的现象时，我们就很有必要提倡：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同时，更要做到：也给你所不爱的人以自由！这，就是本书中，茅老师反复申明的主题思想。
能给别人自由的人，或者说能使人不自由的人，当然是具有某种权威、特别是有某种特权或握有生杀大权的人。比如：父母之于小孩、导师之于学生、经理之于职工、首长之于部下；还比如皇帝之于大臣、官吏之于百姓、强国之于弱国。
至于不受喜爱、惹人讨厌的都是些什么人呢？一般而言，都是些有点思想、有点主见、不盲从、不太听话的人。这样的人，总不是那么驯顺，总是爱挑毛病、爱提意见，常让在上的人有失尊严，惹得他们不高兴。不过，这样的人，大多没有好下场。这样的例子，古今中外，不可胜举。远的，如屈原遭贬，自沉汩罗江；贾谊受妒，排挤到长沙；苏轼被谗，流放海南岛；近的，如"戊戌变法"未成功而成仁的谭嗣同，如1957年被"横扫"的成千上万的"右派"，如"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刘少奇彭德怀等高级将帅、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遇罗克张志新等年轻的思想精英。从历朝历代史不绝书的"文字狱"来看，皇帝们最害怕、最痛恨的是那些既有才气又有勇气和骨气的文人。因为他有才气，不说则已，一鸣惊人，一下子就能直指要害，一针见血，要么是唤醒民众，要么是揭开皇帝老儿的疮疤；因为他有勇气，敢想就敢说，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因为他有骨气，决不苟且，决不与强权或丑恶现象合作。对于这种人，皇帝们只有一个办法——"执而杀之可矣"！
像这种集才气、勇气、骨气于一体的文人，屈指算起来并不是很多。过去，他们叫仕；现在，他们叫知识分子。他们都手无缚鸡之力，而且还被公认为"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为何仍令皇帝们头疼、不为皇帝们所喜爱呢？
这就得从传统文化上找原因了。在春秋战国时代，仕人们一个个还都很风光的。他们凭一肚子才学、二条瘦腿、三寸不烂之舌，周游列国，上说诸侯，下嘲权臣。有的被赏识，得以大展宏图，如李斯、商鞅、韩非、苏秦；有的虽到处碰壁，但也流芳百世，如孔子被追封为圣人，孟子也跟着沾光，被封为亚圣。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第一把火，就是焚书；第二把火，就是坑儒；第三把火，就是收天下兵器于咸阳，熔化后铸成十二个铜人。他以为这样，就既无远虑也无近忧了，就可世世代代都是他秦家的人作皇帝了。可好景不长，堂堂秦朝不久便乌乎哀哉了！虽然夺他天下的刘邦、项羽并非儒士，但从此仕人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因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给了以后的皇帝们一个提醒：思想是可怕的，你们要想做稳皇帝，就得像我这样，搞愚民政策，对那些敢于乱说乱动的人，决不能手软！于是，有始皇帝做榜样，以后的皇帝们对所不爱的仕人下起毒手来，就底气大足了。
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皇帝自封为真命天子，加上西汉董仲舒的一套"天人感应"、"独尊儒术"学说，皇帝不仅成了神，还成了圣。因为只有这样，他才有足够的理由让天下心服口服。如果有位智者，敢于戳破他这层神圣的面纱，揭开他的老底，让百姓们明白皇帝也不过是一个有七情六欲的人，有的甚至还很笨很坏，治国无方。这不就动摇了他作威作福的根基吗？是可忍，孰不可忍！？
随着民智觉悟，后来的独裁者不能以天子自居了，可是专制是需要强有力的根据的，于是，除了不能作神外，他一般仍具有三个方面的权威：其一，他在道德上仍扮演着圣人的角色，绝无一丝一毫凡人的缺点，从而以德服人。其二，他具有超人的智慧，是最英明、最伟大的哲人，统治天下只需要他一个人的脑袋就够了，官吏们只需听从命令，文人们只需诠释他的思想就行了；从而以智服人。其三，他一般拥兵自重，军权在握，以暗示老百姓：如果我既不能以德服人，也不能以智服人，那么，我就以力服人。如此一来，谁有资格指出他的失误？谁还有胆要什么思想自由？谁还敢挺身而出奢求什么言论自由？他是圣人，大公无私；他是哲人，高瞻远瞩；根本就用不着什么制度约束、誉舆监督。
如此一来，知识分子们的命运可就惨了！时间一长，老百姓的命运也就跟着更惨了！谁若不信，有史为证！远在千载，近在百年。
其实，仔细想一想，秦国之所以强大，以致能统一天下，正是重用知识分子的结果。从商鞅为秦孝公变法开始，苏秦、韩非、李斯等杰出的人才，为之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而秦统一天下后，之所以很快衰落，也正是远贤良、亲小人，妄自尊大、刚愎自用的结果。从数千年的朝代兴替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对专制者而言，如能开明一些，以人为镜，从善如流，给不爱的人一点儿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则能广开言路，知兴替，明得失，则国家兴旺，人民富足。否则，不仅人民遭殃，专制者自己也倒霉，弄不好，人头还可能落地。总之，在专治体制下，君主开明，给不爱的人以自由，上下都有好处；否则，君主昏庸，给不爱的人以杀头，上下都没好处。
如果君主真的是圣人，一身清白，正大光明，那么，谁也诽谤不了他，给不爱的人以言论自由，有助于他辨奸察恶，清除身边的阴谋家、腐败分子；如果君主真的是哲人，洞若观火，明察秋毫，那么，谁也驳不倒他，给不爱的人以思想自由，就有了对手，思想碰撞才会有火花，否则，一个人高处不胜寒，也太无聊了；再说，大权在握，给不爱的人以自由，对君主也构不成什么威胁，还落得个圣主明君的好名声，还有可能千古流芳，何乐而不为？
可是，大多数君主都讨厌知识分子，不愿给他不爱的人以自由，原因何在？这是因为，他比谁都清楚：除了独揽大权外，他既非圣，也不智。倘若任知识分子们说三道四，自己还能坐稳皇帝宝座？
到此，我们也就明白：为什么中国几千年的皇权专制社会，除了朝代更替、皇帝轮流坐外，怎么也产生不了真正的思想家，怎么也走不出奴役与愚昧，怎么也避免不了暴乱与动荡了。好在还有真正的知识分子在，因此也就有中国的希望在。我所理解的知识分子，就是集才气、勇气、骨气于一身的人，是自始至终持怀疑和批判态度、具有独立人格和反抗精神的人。他们是强权的敌人、社会的良心。他们就像猫头鹰，众人皆睡时他独醒，即使入睡时也睁着一只眼睛。这与众不同的警觉，使其有了独异的目光和视野。在他们身上，既有哈姆雷特气质，也有堂吉诃德气质。前者是思想的、敏感的，怀疑主义的；后者是行动的、热烈的，理想主义的。他们永远为人民和整个世界的苦难而忧伤，对他们而言，这是一种不由自主的、难以遏制的痛苦；只要这世界上还存在着痛苦和不幸，快乐和幸福就与他们没有缘分。他们是一群不切实际、很不安分的人，全身心地迷恋于理想，时刻准备为之坐牢、服苦役乃至牺牲。正如鲁迅所言："真正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
我永远敬仰这样的知识分子，比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孙中山、鲁迅等，他们有如天上的星辰，世道越黑暗，他们便越是光明。
一个世纪又过去了，新的世纪已拉开帷幕。在世纪之末，我很幸运地认识了茅于轼先生。在这急功近利、浮躁喧嚣的时代，他就像一位高士，隐在大都市里，心忧天下，为祖国自由富强的未来，默默思考着、勤奋笔耕着、辛苦奔波着。茅先生虽年过古稀，但老当益壮，精力充沛，思维敏捷。与我们晚辈对话，如对好友，让我们如沐春风。他的谦谦君子风范，就像是东方传统美德的化身；而他的思想言行，又具有西方自由主义大师的风采。总之，我觉得他是中西合璧的典范。他的博学、他的宽容，具有春风化雨般的力量。人们都称他是著名的经济学家，我个人认为：他还是一位卓越的思想家，是我所敬仰的真正的知识分子。谁若不信，本书为证。
茅先生一直身体力行着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宽容。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提倡宽容的人往往自己得不到宽容。我不知在茅先生身上会不会应验？作为一位正直的知识分子，他会为多少人所爱、为多少人所不爱？
假如你读了此书而爱戴他，请与他共鸣；假如你读了此书而忌恨他，请给他自由。
何宗思
2000年8月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