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茅于轼)-第二章1 第二章 市场经济：迈向富裕乐土的康庄大道
中国为什么穷?所有满怀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仁人志士，都曾思索过这个问题，都试图对此作出正确的回答。
正确的答案是什么?我们可别签错!
一个国家穷并不可怕，怕的是受了穷而不知道穷的原因，更可怕的是错怪了穷的原因!
■ 中国改革的制度观
中国经济改革的16年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2.3倍(《中国统计年鉴》1993年第31页)，这在中国的几千年历史中或许是独一无二的，在当今世界各发展中国家摆脱穷困迈向小康的历程中也是一件特别重大的事。那么它对经济学的意义是什么呢?经济学本来就是研究财富增长规律的，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的事实应该为经济学理论提供最根本的事实佐证。今天我们就为这个问题试图作出一点回答。
微观经济学很好地论证了价格如何引导资源配置，以及竞争形成的均衡价格如何使资源配置的效率达到帕累托最优。中国的改革确实对这一微观经济学的结论提供了令人信服的事实例证。但经济学分析停留在这个层次上显然是不够的，因为从改革的历程来看，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价格会发生扭曲，纠正价格扭曲的阻碍来自何方，以及依靠什么力量才能推进价格改革。近年来国内对产权理论的兴趣极高，正是由于试图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
产权对降低交易费用和提高经济效率的作用逐渐被中国的经济学家们所理解，而且结合自身的实践加以开拓，极大地丰富了渊源于西方的这门学问。然而产权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是否可以完整地回答中国经济增长的规律，并进一步指出深层次改革的方向?从事制度研究的经济学家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除了产权理论，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需要加以发掘。
我们将从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来发掘这个问题，即穷国和富国的劳动者同工不同酬。要回答富国与穷国同工不同酬的原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从制度经济学家的眼光里可以简单概括为是经济制度不同造成的。确实，世界上一切穷国都在经济制度上存在严重的缺陷，所以穷国的青年人都希望移民到富国去，更换一个制度背景，使自己同样的劳动可以获得较高的报酬。发展经济学致力于研究穷国如何能变富，过去把眼光集中在储蓄、投资、资本产出系数，以后又研究了教育、人口。可是正如North所说，教育的普及，出生率的降低，资本产出系数的提高，都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现象，而并非发展的原因。发展是制度变化的结果，或者说，如果没有制度演变，经济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什么是经济制度?它看不见，摸不着，然而又无时无刻不在影响人们的经济决策。人为什么会努力去找工作?人在单位里工作时为什么会偷懒(上班时养精蓄锐，下班时冲锋陷阵)?人在什么条件下会行贿受贿?这些都是经济制度在起作用。好有一比，经济制度正像地心引力，它们无时无刻不在起作用，强烈地影响人们的行为，但它们又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人们已经习惯于它们的存在，以至于并不感觉它们对自己的影响。在牛顿发现地心引力之前，人类之中并没有谁说出过地心引力的存在。现在经济学家需要发现经济学中的地心引力，即经济制度如何影响了人们的经济行为。
经济学的前提是经济人的假定，即认为人都是利己的。这个假定虽然不能说把人的行为动机全部概括进来，但从经常性的规律而言，它十分有力地解释了大部分的经济现象。整个市场制度可以说就是根据经济人的假定而设计的。然而己的动机只是从主观上解释了人的行为，没有看到客观环境如何在起作用。例如有的国家里有大量的人贪污受贿，另外一些国家里大量的人不贪污受贿。我们不能断言另一些国家里的人不是经济人。同样都是经济人，何以有时贪污受贿，有时不贪污受贿?因为他们所处的制度环境不同。可见研究制度之重要。
建立在交换基础上的市场制度与没有分工的自给自足经济，以及有分工而没有交换(只有分配)的计划经济制度相比较，是一种能较好地利用各种资源的制度。粗看起来，交换似乎应该是最顺乎自然的一种制度，因为只要两个经济人都希望改善自己的境况，如果谁也不能奴役谁，最自然的结果便是协商出一种能同时改善各方境况的方法，那就是交换。可以是交换产品，也可以交换劳动。一旦交换出现，就会有分工，有价格，有市场规则，市场制度就可以建立了。或说，如果我们能把一个现行制度打碎，重新组合起来的制度最可能的应是市场制度。苏联解体后的大爆炸改革路线，其哲学基础也许正是这样想的。然而事实上人类历史有记载的五六千年中，市场制度是大约在五六百年前才开始萌芽。古埃及曾经有一个非常发达的分工社会，由于分工才产生了建造金字塔的专业人才，但那个分工制是建立在等级社会基础上的，它没有演化成市场制度。中国在3000年前就有了金属货币，说明那时分工和交换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由于皇权对市场的干预，商人不断受打击，市场是支离破碎，没有形成主宰每个人生活来源的经济制度。为什么一种顺乎自然的市场制度的确立如此之不易呢?
产权理论的研究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进一步的解释。交换的前提是所有权，如果所有权不明确，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交换。国有企业之间是不可能有交换的，因为大家都是国家所有，干嘛还要交换呢?如果真的出现了讨价还价，说明它们已经不是国家所有，而是部门所有，而且这种讨价还价形成不了经济学意义上的价格。只有买卖双方缺乏第三者的插足，价格不是市场出清的信号，只能是买卖双方力量对比的标志。这一分析说明清一色公有制经济必然是缺乏效率的，因为公有制内部不可能有买卖双方利益的对立，不可能有价格的形成。资源的配置缺少了价格信号的引导，必然是低效的。所以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最大的浪费是计划中的浪费。
如果所有权不明确，不牢靠，通过交换得益还不如通过巧取豪夺得益来得方便。尤其如果对手是一个弱者的话，更没有必要去交换了。由此我们看到，在等级社会结构中交换是很难得到发展的，因为交换必须建立在地位平等的自由人之间的竞争基础上。人与人社会地位的平等，最主要的表现是在对财产所有权的平等上(不是财产多少的平等，而是享受握有此种权利的平等)。欧洲的市场体制是经过文艺复兴的洗礼才出现的。中国市场制度之脆弱性渊源于皇权的无限制。直到今天，农民在交换中拿到一张白条，农民负担过重(所有权无保障的另一种说法)，其根源是农民的社会地位不平等。我敢说，如是农民地位平等问题不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是无望解决的。环顾当今世界各国，凡是人与人地位平等的社会才会产生并维持市场制度。相反，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虽然也有交换的发生，然而却维持不了市场制度。这里可以看到基本人权与市场制度的关系。
经济制度既然时刻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那么自然会问经济制度是什么?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我认为经济制度是人们取得可交换的物质享受(通过或不通过货币)的规则。如果人出卖自己的劳动可以取得货币，货币又能不受限制地交换到物质享受，这就是一种经济制度。人们买软席火车票要出示等级证明(副教授、处级以上等)，光有钱还不行，这也是经济制度。主管进口配额的官员有机会向企业索贿，某些干部的私人消费可以报销，开会时送礼品，单位分配住房等等，这些都是经济制度。但经济制度不包括人们取得非交换性物质享受的规则，更不包括处理人与人非经济性的权利与义务。
上面一些例子说明了人们取得物质享受有许多渠道，挣工资维持生活当然是最普通的一种规则，但人们通过其他渠道得到利益的办法还很多。经济制度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为什么在中国干部们特别看重评职称?为什么中国的机关都有级别?连和尚都有科级处级之分?为什么单位分房是一场大斗争，有时闹得寻死上吊?为什么中国特别重视人际关系和社会地位?为什么越是贫困的农村婚丧嫁娶花费越大?这些都和非要素市场的收入来源有关。
从制度经济学看，中国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让人们的一切收入都通过要素市场得到(仅仅除掉社会救济性质的一部分)。过去大家强调"按劳分配"，其实这并不完整。更重要的是从宏观均衡来分析，非要素得到的收入越多，则从要素市场得到的分配就越少。关于要素市场，已经有了很多议论，但多半是从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关系的角度出发，很少从经济制度的观点出发。我们知道，GNP是要素活动生产出来的，然而GNP的分配却未必都分给了为生产提供要素服务的人。相反，上面举的许多例子说明在中国存在各色各样的非要素市场的收入。由于由要素生产出的GNP是一个既定的数，非要素市场分配的收入越多，剩下来给要素提供者分配的收入就越少。前面提到的穷国和富国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与非要素分配有关。一些外国人或中国同胞在国外住的时间长了，回国来许多地方看不惯，其中很大一个原因就是非要素市场的收入分配。
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的收入与提供了多少要素无关。GNP的分析并不依赖要素市场，也没有要素市场。因此要素不能充分就业，已经就业的也没有发挥出最高效率。由于人不能尽其才，物不能尽其用，人力、资源、资金的浪费惊人。改革以后，劳动市场、资金市场、房地产市场从无到有，要素就业的机会大大增加，要素的利用率和组合得到改善，使GNP高速增长。然而在这制度演变的同时，不但传统的非要素分配还顽强地存在，而且新发生了许多机会，可以绕过要素市场面获得分配。这几年贪污、走私、生产假冒伪劣产品、赖帐、毁约、诈骗、偷抢、勒索、巧立名目滥收费、设置繁文缛节、增设有形无形关卡，这种种现象都与非要素收入有关。这一切机会都与市场经济背道而驰，而且对市场经济起着破坏作用。如果任其发展，中国经济就会走上歪路，变为畸形的"市场经济"国家。世界上这类非骡非马的国家很多，他们陷入了长时期的经济停滞，因为非要素收入的渠道已经制度化，既得利益集团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力量，任何制度创新都会遭到强有力的抵制。中国的改革目前还充满着制度创新，一切规则都经历着迅速的变动，但当改革的热情冷却下来之后，留下来的是一个什么制度却还是一个未知数。依我看来，当今改革的当务之急是建立市场规则，肃清非要素收入的各种渠道，从而逐步巩固一个新的制度。
经济制度是一整套有形和无形的规则，牵涉到物质分配的法律条款是有形的规则。改革至今，中国人大约颁布了一百多个与经济有关的法律。法律在维持市场规则中的重要性日益为大家所重视，以至于出现了一种偏向，认为只要有健全的立法和严肃的司法，问题全都解决了。其实远非如此。无形的规则，包括伦理、传统文化乃至语言规则，都或强或弱地影响着人们的经济行为，它们起的作用大大超过法律的作用。事实上法律是交易费用极高的活动。国家维持立法、司法、检察、监狱，加上私人法律服务消耗了(我们却反而说创造了)巨大的国民生产总值。一个国家如果百姓没有道德约束，事事依靠打官司，不可能是高效率的。相反，道德是每个人发自内心的约束，它的执行成本等于零。中国有句俗话：法不责众。说明大家不认为是违法的事，定了法律也是枉然。中国百姓历来认为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无主之物，人人可以据为己有，并不犯法，所以保护珍稀野生动植物的法令极难贯彻。说明法律并不是十分可靠的规则，相反，每人心中判断的是非标准，却是一条无形的雷池。而且虽不犯法却影响经济效率的事例无穷无尽，都只能靠道德来约束。例如开会迟到并不犯法，但浪费了时间，降低了效率。这些事例都要靠道德来约束。在改革过程中不研究转型期的道德建设，而只醉心于法治，是舍本求末。法律最好是看而不用，没有人犯法，才是理想。
美国经济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经历了一场解除管制(Deregulation)运动。航空、电讯、天然气、铁路都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我们必须分清的是，解除管制只是对经济活动而言，而绝不可扩大到对市场基本规则的放松。然而什么是活动本身，什么是基本规则有时是很难区分的。中国的情况有点反常，即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过多，而对市场的基本规则反而管理不力。近几年实际的犯罪率大幅度上升，强盗竟敢在火车上行劫，更不用说汽车、轮船了，只有飞机上还没有出过事。农村的治安问题更是严重，国务院不得不专门开会讨论农村治安。治安出问题，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何况身外之物的财产呢!财产权没有保障，何来市场经济制度?
西方现在的市场经济制度是一个相当成熟的制度。政府和人民积累了大量管理这个制度的经验，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一个高效率的制度，也很少有人从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来指出这个制度的缺陷。然而我们不得不说，这个制度仅仅在生产上具有高效率，同时却培养了消费中的严重浪费。市场制度使企业追求极大利润，生产过程中的任何浪费都可能转化为利润，而且同行业的竞争使浪费难以长期存在下去，但市场制度中生产的目的是为了销售而不是为了消费。产品卖出去了，事情就到此结束。广告和包装中的一部分成本就是为了销售而不是为了消费所花的。美国中产阶级家里充满着从来没有读过的书，没有拆封的杂志，只穿过一两次的豪华服装，积满灰尘的摆设，或式样过时的首饰。这些东西当时之所以买了下来，多半是被那诱人的广告，或莫名其妙的个人占有欲所驱动。事实证明，他们不买这些东西，生活质量并不会有多少影响。相反，节约资源反而能使地球上每一个人生活得更舒适一些。美国人均能源是中国的10倍，如果中国也采取美国式的市场制度，仿效美国的生活方式，地球上的资源过不了几百年就会消耗殆尽。我们希望人类在地球上还能生存几万年甚至更长，然而如果我们不能将资源大部分回收利用，人类用现在这种经济制度所支持的生活方式将不大可能超过一千年。当然，按照热力学第二定义，非但人类终有结束的一天，宇宙也有它的极限。但我们什么时候耗尽我们可以利用的资源，很大程度与人类社会采用什么经济制度有关。许多有识之士已经看到了资源有限和地球环境容量有限的这一事实，但大多数人寄希望于新技术的出现，很少有人看到这个问题的解决最终依赖于经济制度。这一持续发展的制度要求不但消除了生产中的浪费，同时也能消除消费中的浪费，使节约资源成为普通的第一守则。
■ 谁妨碍了我们致富
——你跑步追上一辆公共汽车，可是刚要跨步上车时售票员把车门关上，按铃起动，扬长而去；
——你写信时忘了写对方的邮政编码，虽然你知道这个编码；
——你不知道邮政编码，因而没有写，结果信被邮局退了回来；
——马路上有人吵架，大家伫足观望，抱着无穷的兴趣，必欲穷其所以才肯走；
——红灯抢行，十字路口乱作一团，彼此挤得动弹不得；
——警察把乱设摊位的小贩的货物掀翻在地，甚至把小贩的三轮板车扔上卡车拉走；
——开会时因某人未到，大家等上十几分钟。
......
这些现象是我们每天都能见到的，已经司空见惯，谁也没有想到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但是从经济学家的眼光看来，这些现象是使中国成为穷国的根本原因。
中国为什么穷?这根本不是什么新问题。革命家、政治家、学者和一切怀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责任感的热血青年和耄耄老人都曾思索过这个问题，各人也都试图对此作出答案。可是，究竟什么是正确的答案呢?有人说，中国之所以穷是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因此要解决穷的问题先要打倒帝国主义(可能首先要肃清内部同情帝国主义的分子，从而以阶级斗争为纲)；也有人归纳为科学技术落后，它是直接的生产力，因此首先要发展科技；也有人归结为教育落后，甚至归结为方块汉字造的孽。一个国家穷并不可怕，怕的是受了穷而不知道穷的原因，更可怕的是错怪了穷的原因。
从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来分析，穷是因为许多生产潜力不能发挥，因为人们的劳动没有用在生产上，甚至用在了抵消别人劳动成果的努力上；更因为各式各样的浪费普遍存在，耗掉了社会巨大财富，可是每个人对此又无能为力。要解决这些问题，有许多是国家领导的事，普通老百姓很难主动去纠正，但也有许多纯粹是老百姓的事，只有百姓们自己明白如何把自己弄穷的，才能改正。上面的一些例子，正是属于这一类。
在美国，而且不仅美国，在一切富国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公共汽车司机(司机往往兼任售票，所以没有售票员)会等待跑来的乘客，对于行动缓慢的老年人更是耐心和关怀。这样一方面减少了乘客的候车时间，避免了浪费；另一方面，创造了一个和谐和宽松的人际环境。
——写出邮政编码已经成了每个人的习惯，因而提高了邮编对信件的分拣速度。
——万一你不知道编码，也可以放心把信寄走，决不会退回给你。邮局代你查编码所花的时间肯定比你自己去查少得多，因而从整体上提高了社会效率。
——我在国外生活多年，从来没有看到过有人在公共场所吵架，更没有看到过聚堆看热闹的人，因为人人讲礼貌，人人都没有那么大的火气。你踩了别人一脚，当然会说一声"对不起"；你被别人踩了一脚也会说"对不起"，怎能吵起架来?再说，在一个充分活跃的市场经济内，到处都有招人的广告，上班时间是非常灵活的，所以每个人的时间都有转化为金钱的可能，决没有理由把宝贵的时间花费在无谓的活动上。
——十字路口是道路通过能力的限制口，要提高道路的通过能力，避免在十字路中堵车，应该加速车辆在此地通过的速度，而不是减速通过，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每个人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从感觉上看，似乎红灯前不抢行是耽误了时间，实质上是与人方便的结果是自己方便。人虽然是万物之灵，可是要觉悟到不抢行反而减少了等待，在这一点上学习速度是非常之慢的。
——富国里同样有犯规的小贩，但确实只是个别的，人人遵守规则，形成了一个有教养的社会风貌，是文化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警察遇到犯规的商贩，用文明执法的原则来处理。在西方，失业是社会的一大难题，政府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创造就业机会。政府借钱给做小本生意的人，更不会去没收他们的那点微薄资本。小贩是需要受教育的，但是粗暴的态度并不能教育人，倒是引起愤懑的反应，严重的时候会引发犯罪。
——守时是发达国家的基本特点，飞机正点起飞，火车正点发车，商品准时发货，开会准时出席。一个交换频繁、联系复杂的商品经济社会，缺少了守时这一共同规则，它是无法运转的。开会有人不准时出席，会议不会让多数人等少数人。
上面这些例子只是无数类似事件的一小部分，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妨碍了一个国家的财富的创造、积聚，并造成已经创造出来的财富被浪费。它并不属于法律管辖的范围，人们这样做并不犯法，甚至也谈不上是道德问题，可是大量这类事件的最终结果是社会变穷。这类事情的起因，责任在于我们每个老百姓，不论你是一名售货员、司机、教师、电话接线员、政府办事员，改变一下你办事的原则就可能使社会的财富有所增加，当每个人都这样想时，国家就富起来了，你所支付的同样的劳动就会得到更高的报酬。
■ 储蓄和消费，何者更有助于经济增长
节俭原是我国人民的美德。常言道勤俭起家，意思是一个家庭靠勤劳和积蓄能致富。这很容易为每个家庭的实践所证实。它明白易懂，符合常理。但最近许多人又提出了一个新理论，说消费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消费正好和节俭相反，难道截然相反的行为同样有利于经济发展吗?
消费有利于经济发展，这种说法乍一听起来很难成立。但仔细想来也有道理。市场经济本来就是一个互相赚钱的经济。譬如说，如果我是出租车司机，花钱买了一件大衣，卖衣的人收到我的钱，一部分再去进货，一部分用于他自己的消费，他用于进货的钱变成了制衣人的工资和衣服的原料成本，而买原料的钱最后又都变成了制造原料工人的工资，它将用于工人们的消费。他用于消费的钱，又去买了别人东西，使得别人也有钱可赚。如果每个人都乐于消费，说不定最后有一部分钱用去乘出租车成了我的收入。相反，如果谁也不愿花钱统统都拿去储蓄的话，我的收入从何而来呢?再说，我们常听说一些工厂因为产品卖不出去而经营困难，甚至连工资也发不出。如果大家努力消费，至少有一部分产品就可以卖掉，工厂也就不困难了。这样看来，消费确实是有助于经济发展的。
究竟应该多储蓄，还是多消费?似乎叫人难以回答。
原来在上面说明消费有助于经济发展的论述中，有一个严重的疏漏，即每个人得到收入之后，必定有一部分储蓄起来，其余的才用于消费。卖大衣的人，制造大衣原料的人，以及出租车司机本人都有部分储蓄，这部分储蓄的钱起了什么作用，前面并没有讨论。
我国人民的储蓄大部分存入了银行，银行将这笔钱借给企业家去投资，用来办工厂，开矿山、造铁路等等。我国人民的储蓄也有一部分去买了股票、债券，或者自己用来开办一个小买卖。不论何种渠道，储蓄的钱最后都变成了投资。投资的钱同样要用来买水泥、钢材、付工资。而且买水泥、钢材的钱最后也变成了工人的收入。所以从市场中互相赚钱的机会而言，消费和投资并无任何区别。不能认为只有消费才能给人创造赚钱的机会，投入的开销就不创造这种机会。因为投资也是通过购买来实现的，而任何一笔购买都带来赚钱的机会。换句话说，最后都要变成人们的收入。
但投资的钱，最后变成了工厂、矿山、铁路，而消费的钱最后变成了垃圾、粪便。这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工厂、矿山又能生产出更多的东西供我们消费。所以投资是提高物质生活水平不可缺少的一环。储蓄越多，投资也越多，生活水平提高得也越快。据统计，我国人民的全部收入中有将近40%用于储蓄，其中大部分又转变成投资。这是我国每年有10%左右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我们可以明确地回答：储蓄有利于经济发展，消费不利于经济增长。
当然，这并不是反对消费。我们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肯定表现为消费量的增加。但仅就经济增长这一点而言，消费是不利于增长的。
有没有例外，确实是有的，即储蓄如果不能转化为投资，大家存银行的钱没有人愿意去借来用于项目的投资，经济就会发生周转不灵。越是周转不灵，用于投资的购买减少，人们的收入将降低，人们越是不敢消费。这样会形成恶性循环。美国在30年代初发生的大萧条就是这样造成的。以后凯恩斯提出来，在萧条情况下百姓不敢花钱，要由政府搞项目来扩大花钱，不论用于投资或政府的消费，都可以使萧条转向繁荣，如果在萧条时鼓励百姓多消费是可能的，那当然更好，用不着政府出面来增加开销。所以说，只有全社会的投资意愿不足，因而发生萧条的情况下，消费才有助于经济增长。但我国从来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从根本上说，我国是一个劳动力过剩，资本严重不足的国家，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听到在设法筹资上项目，缺的是资金。自己的资金不足，所以鼓励外商来华投资，或向外国的银行贷款，要利用外国人民储蓄的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增加储蓄有利于经济，勤俭起家这句话一点没错。
当今有许多消费品供过于求，卖不出去。为了活跃市场似乎应该鼓励消费，其实不然，增加投资同样会促进消费品的购买。因为投资的钱用来买钢筋水泥，这些钱最终变成了生产钢筋水泥厂的工人工资(也包括用来生产这些工厂所用原料的工人的工资)，更不用说直接支付给建筑工人等的工资。这些工资除掉一小部分储蓄起来，大部分都用去购买消费品。所以当今市场不活跃的原因并不是消费不足，而是投资不足。应该说，消费并不需要任何政策去促进。因为经济学假定每一个人都追求物质享受，人们不消费，决不是因为不喜欢消费，而是因为没有那么多钱。钱多了消费自然会增加，这个简单道理曾用极其复杂的方法加以证明，有的经济学家因此成名甚至得了诺贝尔奖。用什么办法使大家的收入能有所增加?从总体上看，必须增加投资，扩大再生产。所以归根结底，储蓄和投资有利于增加消费，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有人担心投资生产出来人民不需要的东西。这种投资还不如不投，还不如消费掉。可是如果把储蓄都变成了消费，经济就没有缯长的可能了。可见纠正失当的正确方针不是增加消费，而是改善投资的决策过程，不要再搞重复建设、无效建设。这方面经济界有过不少深入的讨论，政府也有相关的政策在出台。
童大焕同志主张储蓄和消费要有一个适当的平衡，这个主张无疑是对的。但什么算平衡?我认为这是由每个家庭的选择来决定的。有的家庭多储蓄、少消费，有的则多消费、少储蓄。只要他们根据自身的需要，作出储蓄和消费的安排，这种安排的结果就是适当的平衡。我想强调的是如果家庭出于自愿，选择更多的储蓄，这将有利于整个经济的增长。百姓误以为消费对经济有利而选择多消费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政府用减少消费品供应的办法强迫百姓储蓄也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
勤俭起家，本来是简单明了的道理。但美国在1929年发生并持续了六七年之久的经济大萧条，是因为总体上供过于求，产品卖不出去。后来凯恩斯提出对付经济萧条的办法，应该增加投资。按照他的意见，在萧条发生的时候，居民因收入减少而不愿增加消费，企业家因市场前景不良而不愿投资。此时，政府就担当投资主体，那怕雇一批人去挖沟，再雇一批人去填沟(搞无效建设)，经济也能活跃起来，萧条就可以缓解。后来，有些人曲解凯恩斯的理论，以为鼓励消费可以不断地保证经济增长。在我国这种论调也有相当的市场。如果真的大家减少储蓄增加消费，我国每年10%左右的经济增长很快就会跌落下来。究竟消费和储蓄何者有利于经济增长，不可不弄清楚!
■ 穷国咋会生产过剩
自从199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率已经连续下降了六年，经济总量出现了全面供过于求，物价指数变负，各行各业都面临经营困难的局面。这是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现象。
这是令人不解的问题，我国还是一个比较穷的国家，百废待兴，到处都要搞建设，上项目。政府和民间都有极大的积极性扩大生产，改善生活。在计划经济时代，总量上总是供不应求，虽然给大家造成了不便，但却是很符合常识的。大家之所以不能生活得更富裕一点，是因为生产能力有限，是生产限制了消费。这完全合理，可是现在我们面临的是生产过剩。对于一个百废待兴的穷国发生了过剩，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
我认为回答这个问题要了解经济中存在着两种相反的力量。一种是政府和百姓渴望致富的愿望。如何才能总体上致富？必须扩大生产，增加投资。另一种力量是阻碍投资的力量，它使资金积沉下来，进入不到建设项目中去；或者建设项目在实施中困难重重，使搞项目的人知难而退，心灰意懒。如果后一种力量超过了前一种力量就会发生投资不足，生产过剩。这正是我们目前遇到的困难。
我国人民有极高的储蓄率，大约是GNP的40%左右。如果这40%的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假定每投资4元第二年可增加1元的产出，我国的GNP就可以有10%的年增长率。现在我国所出现的问题正是储蓄的钱不能全部转化为有效投资。其中一个主要障碍是信用问题。即百姓储蓄的钱达不到从事投资的企业家手中。
分散在众多百姓手中的储蓄如何到达投资者手里去，原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出现了资金市场。它的功能就是将储蓄的死钱转变为投资扩大再生产的活钱。或者说，将没有生产能力的钱转化为具有生产能力的钱。股票、债券、银行储蓄，各种投资基金，乃至亲朋之间的生产性借贷都属于资金市场。我国改革的20年中，资金市场的进展比较起来最为迟缓，但也取得了不少进展。上述的各种资金融通关系基本上都已初步建立起来了。但在具体运作中问题多多，困难重重。这些问题和困难归结为一点，就是信用不良。
钱从一个人手中转到另一个人手中，靠的是什么？是信用。缺少了信用钱的转手便无可能。百姓将自己的储蓄存入银行，因为相信国家的银行不会倒闭，可是因为国营企业亏损，从银行贷的款不能偿还，国家银行的信用也受到怀疑。而且银行本身并不投资，它再要将存户的储蓄出借给投资的企业家，才算完成资金的转移。这一步同样碰到信用问题，即借钱的企业家是否有信用，到期是否能连本带利返回给银行。在我国，这一步的信用障碍是整个资金转移中最主要的一个障碍。
居民也可以将储蓄的钱不存银行而去买股票。可是我国的股票市场也充满着信用问题，许多企业实际上并不赚钱，可是经过乔装打扮，改头换面，获准上市。几年之后矛盾暴露，股价下跌。这种现象远非个别的，也正是我国股市连年熊市的根本原因。股市的信用问题使得大批潜在的投资者裹足不前，通过股市直接融通资金的渠道因而受阻。
投资基金的风险更大，因为基金的运作是负盈不负亏的。赚了钱和投资者分享，赔了钱全部由投资者承担。如果基金公司欺骗投资人，后者很难去查清事实。相比之下，只有债券比较安全，但事实上仍要政府作最终担保人，所以审批手续繁复，规模十分有限。
这就是我国资金市场信用阻碍资金流转的基本情况，也是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根本原因。解决了这个问题，保持10%的增长率应该是有保障的。
如何健全我国的信用？我认为信用被破坏的根本原因与国有制有关。中国人习惯于依赖政府，借政府的钱可以不还，借私人的钱尽量要还。所以要建立个人信誉的借贷关系。类似地，国有企业亏损是信用链被截断的一个主要因素，国有银行的高负债和经营不善也与所有权结构有关。试比较一下民营企业，亏损的比较少，即使亏损了也有所有者出来承担义务。温州的一些民办钱庄，经营状况十分良好。我国进入WTO指日可待，外国的私人银行要进入我国经营人民币零售业务。有什么理由不让中国的民营资本办企业办银行呢？
建立个人的信用档案是当务之急。在美国，有三家大的信用记录公司（Equifax，Experian，Translinion），收集个人的信用档案，提供有偿服务。在我国，首先应建立关键人物的信用档案，这些人物包括经理、会计、出纳、承包商、建筑商、销售员、保险公司业务员、律师、医生。
行业协会信用自律也是提高信用水平的有效方法。在同行业中由信用好的企业带头，发出信誉宣言，鼓励符合条件（例如不做假帐，按章纳税，及时付款）的企业签名参加。参加的企业可以享受一系列优待，例如获得低息贷款，抵制政府当局的乱收费，甚至贴补律师的诉讼费用。一旦发现企业行为有违于信誉宣言的，立即除名。
除了健全信用，减少创办和经营企业的阻力也是恢复总需求的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目前企业登记手续十分繁杂。一个企业和工商税务打交道时，企业总是处于不利位置，企业家要使出浑身解数来对付政府苛刻的要求。如果这一情况可以改善，不但我国投资将上升，失业问题也可得到缓解。
■ 乌托邦，美丽的梦想
乌托邦社会是中外古今一切思想家追求的理想。因为人类社会自从生产力提高到出现了剩余产品时，就产生了穷富、压迫与被压迫、上等人与下等人的区别。人世间的大多数悲剧都与社会制度有关，所以从制度上探讨理想之国一直是人类最重大的课题，而且这一课题对于思想深刻的学者们至今仍有巨大的诱惑力。
《礼记》中"大同"篇认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认为要使人人和睦相处，必须出于公心，"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诸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说不要把东西扔在地上但也不必据为己有；人不应偷懒藏力，但出力不必为了自己。这种天下为公的理想和后来人类社会无例外地朝着追求物质利益，通过交换发展分工生产的历史经验相去甚远。16世纪莫尔写了《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在他的书中已经提出了消灭私有财产的理想。清朝作家李汝珍写的《镜花缘》中有关君子国的描述，在那个国度里，买卖双方的争吵和我们所见的正相反，卖方力图降低价格，而买方则坚持多付钱，这是极端化了的天下为公。在欧洲，继莫尔之后又有圣西门，进一步将社会公平的理想更精细化。到傅利叶(1772～1837)则将乌托邦的理想付之实施。他按自己的理想建立了一所合作社，经营了8个年头，但效果不好，最后因失火而结束了试验。和他同时代的欧文(1771～1858)用他本身的财力、理想和品德在英国和美国建立了几个试验区，虽然获得一定的成功，但最终因管理和宗教纠纷未能坚持到底。从今日关于产权的理论来分析，其原因还要深刻得多。这些理论和实践以后被称作空想社会主义，以有别于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的理想吸引了全世界的理论家和政治家。经过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几十年的实践，共产主义运动具有了更丰富的经验。现在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放弃了计划经济，采用了市场经济，特别是中国的成功引起了全世界学者的进一步思考。共产主义运动并没有结束，但它面临着巨大的转折。这个转折中的核心问题是人类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结构?
从上个世纪末日益发展和成熟起来的微观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最接近于严密科学的一门学问。它建立在经济人、效用的有序性和边际收益递减等公理的基础上，用数学方法推导出一些经得起最吹毛求疵的诘询的结论。这些结论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表达方式，例如：在已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公平竞争可消除生产和交换中的一切浪费；或均衡价格可以引导各种资源(人力、土地及矿藏、资本及制成品)的最佳利用；或消费、生产、交换的全面均衡是经济效率最高的状态；或干脆表达成均衡价格是度量商品稀缺性的尺度，有效的社会应当尽可能节约稀缺性。与上述关于理想社会有关的结论可以转而表述如下：只有生产方希望获得最大利润和消费方希望获取最大效用 (不大精确的意思相当于用最少的钱买最满意的商品)的动机下，通过市场竞争和讨价还价达成能使供需均衡的价格协议，然后此价格进而指导生产者降低成本，指导消费者增加效用 (相当于使用价值)，社会才能避免资源的浪费，人们才会有富裕的生活。
如果人类社会还希望生存几百年几千年，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将越用越少，即使人口不再增加，甚至还可能减少，资源的稀缺程度也不可能缓解。另一方面，人类的物质欲望却仍将是人们追求的目标。因此，未来社会的基本矛盾仍将是有限资源与无限欲望的矛盾。这个矛盾不可能彻底化解，而只可能设法缓和，其办法是高效率地使用一切资源，避免浪费。以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将这一点寄希望于科学技术的创新，所以预言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将不断改善。这一论断当然并不错，然而忽略了一个根本的前提，即科学家必须知道什么样的技术是当今社会所需要的。因为社会不会接受没有商业价值的新发明，一个不能获得利润的新技术将被社会拒绝，换句话说，科学技术之能否节约稀缺的资源是通过市场的价格系统来鉴别的。一项新技术的采用，必须投入机器设备和人力，在经济上表现为成本。它的产品拿到市场上去销售，得到收入，收入和成本之差即为利润。如果利润是负的，说明新技术不但没有节约稀缺的资源，反而浪费了资源，因为微观经济学证明了相对价格表示各种物质的相对稀缺性。随着新技术的出现和资源的减少，加上人们选择偏好的变化，各种商品的相对价格不断在变化，今天我们以为有利的技术，几十年之后在新的价格条件下未必有利。因此价格系统是必不可少的，没有了它，科学技术的发展将失去方向，人们将无从判断一项新技术是节约了稀缺性还是浪费了稀缺性。价格的伟大作用有点像地心引力，我们每个人已习惯了它的存在，以至于觉察不出它的重要性。事实上，地心引力无时无刻不主宰着我们自己和周围物体的物理行为，而价格则主宰着我们的经济行为。
如果我们再追问一声，价格是如何产生的?这就回到了本文开始讨论的问题上来了。价格是生产者和消费者各自追求自己的利益的前提下，通过竞争和讨价还价形成的。换言之，价格是利益对立的产物，乌托邦思想希望消除社会内利益对立，可是果真如此的话，同时也消除了产生价格的机制。一旦失去价格，社会将发生资源的浪费。当工人变成工厂的主人时，虽然消灭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但同时也消灭了价格产生的机制。工厂以低价出卖产品时，企业虽然赔了钱，但工厂的主人(工人)受了益；工厂以高价出卖产品时，工人虽然受损，但工厂的利润仍将用于工人。因此低价和高低不构成差别，价格不再有任何重要性。结果必将是价格信号混乱，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这正是旧体制中我们曾经经历过的情况。
微观经济学的价格理论，对乌托邦的不可能存在作出了最终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