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茅于轼)-第二章2(2009-02-19 17:33:17)
标签：杂谈
■ 政府要领头建立和遵守市场规则
经济过热，通货膨胀成为1994年的突出问题。从表面上看，这是宏观调控问题，所以政府当局和理论界都把注意力集中到改善宏观调控上来。可是以我之见，表面上的宏观问题其实质是微观机制问题。经济学家们习惯于边际分析。对上面这个问题运用边际分析方法，可以这样来思考：如果亏损巨大的国营企业行为不改变，三角债拖欠不清，市场行为混乱并导致整体效率降低，试问在这种情况下宏观调控能起作用吗?何况宏观调控的一个主要执行机构是银行，银行本身的微观机制不健全，"商业银行"不以盈利为目的，仍旧吃着政府的大锅饭，宏观调控本身还需要先进行一番调控，这种宏观调控能成功吗?反过来看，如果大企业的管理优化问题解决了，三角债还清了，假冒伪劣消灭了，商业信用建立了，整体效率提高了，多数企业赢利了，通货也就不会膨胀了。这说明当前经济的核心问题出在微观上。因为在边际上欠缺的并不是宏观调控，而是理顺微观机制。当然，宏观上的恰当调控有助于提高微观效率。然而不同于美国30年代初的那场大萧条，那时宏观政策上出现了倒行逆施(需求不足时反而收紧银根，致使物价水平在五年内降低了20%多)。我国近几年在宏观政策上并没有出现大的失误。货币发行超量并不是宏观政策决定的，而是为了微观上救火，不得不如此。如果我们没有确诊病因，乱开药方，病是医不好的。
当前改革的主要课题是什么?我认为是建立市场规则，这需要一切人积极参与。国有企业所有权重组，当然是当务之急，但那不需要全体人去参与。把这当作当前改革的大文章，大多数人与此无涉，站在一边等待观望，就会失去时机。有的同志认为建立市场规则只要立了法，大家遵守法律，市场规则就建立了。殊不知现在有不少政府颁布的法律和规定本身就违反了市场规则。市场规则的原则并不是一切情况之下都是政府至高无上。规则是能为一切人带来利益的需要共同遵守(包括政府)的行为规范。大家都遵守市场规则，大家都能受益，少数人钻空子破坏市场规则，这少数人就会得利，多数人就会吃亏；如果这少数人的破坏行为不受制裁，这多数人也会跟着学，结果市场规则就会荡然无存。当前我国市场上破坏规则的现象比比皆是，受到制裁的只是少数。因此越来越多的人跟着学，如此下去，我国改革的成果就会全部葬送。外国投资者评论中国经济的不确定性，实际上就是指的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
市场规则目前正处于危险中，在这样情况下劝导大家遵纪守法是徒劳的，因为多数人不规则，少数人守规则就会吃亏。出路何在?这就需要政府起作用。政府登高一呼，令出法随，把违反规则的人严加制裁，并且自己带头遵守规则，形势就可改变。这种作用没有别人能够代替，因为政府是在市场之外，他不偏袒任何一方，他是公正无私的，他是有权威的。可是也可能发生另一种情况，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还有权修改比赛规则，或者光叫人守规则，自己却随意破坏规则，事情就会朝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政府起了坏榜样的作用，市场就要陷入混乱。
市场制度要求微笑服务，可是多数政府官员和百姓打交道时板着面孔打官腔。这是态度问题难于准确定量，政府自己违背法律、条文的事也不在少数。举例说，国家颁布了反不正当竞争法，最近又在拟反暴利法，禁止企业利用垄断地位牟取暴利。可是现在有许多政府部门收费完全脱离了成本。另一方面政府又以低于成本价在出售产品，如邮资、铁路运输等，一年的直接价格补贴还有300亿元。法律禁止搭售强卖，可是不少税务部门强行推销《中国税务报》等报刊。政府禁止企业做假帐，隐瞒收入逃税，可是税务局又叫企业虚假地扩大利润多上税(北京市规定每名职工的年工资超过6000元的部分不准列入成本，而要当作利润征收所得税)。市场制度的原则是供需双方有权选择交易的对象并协商价格，可是政府自己出尔反尔，跑到球场里来踢球。上述的例子中有的好像从国家利益出发，理有所据。可是其后果至多只能解一时之难，从长远来看，被掩盖压抑的一面终会冒出新问题来。更糟的是政府带头破坏规则，企业和百姓群起效仿，市场就要混乱。要知道，市场规则建立很不容易，破坏起来却非常容易。
1995年的改革，究竟应该解决什么问题，是不是值得我们重新再想一想?
■ 制度创新——致富之道
经济学的根本任务是寻求一个社会的致富之道。
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的注意力开始转移到第三世界，那里穷困已经折磨了百姓几千年之久。因为穷，许多社会弊端虽然看得很清楚，却无力去解决；穷又使得教育水平低下，人口无节制地增长，社会再三地落入马尔萨斯的陷阱——通过人们变得更穷而消灭过剩的人口。总之，穷本身使得穷的问题无法解决从而形成了恶性循环。
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们出于广泛的同情心，也出于对社会演变规律的追求，逐渐建立了一门专门治穷的经济学，即发展经济学。应该说，经济学从它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开始，就在研究财富是如何生产的。他的不朽名著《国富论》的完整书名是《国家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之研究》(An Inquiry in 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这部巨著包括了理论、历史、政策，形成一个完整的经济学体系。此书被后人反复提到的一个基本论点是 "所有的个人都以利己为动机从事经济行为，在公正律的支配之下经由看不见的手引导，走向私利和公益的和谐一致"。这个结论不但在当时是令人吃惊的，200年后的今天仍有许多人无法接受。利己能导致公益，果真如此的话自古以来的道德规范，劝人不应该利己而应事事出于公心，岂不全都错了?但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证明了斯密论断是对的。资本主义社会将人的生产率提高了几百倍，靠的并不是天下为公的理想，恰恰是个人的发财心理。所以斯密的理论一直奉为自由经济主义的依据。
马克思对经济增长理论有过重大的贡献。他对生产力发展最主要的贡献还是他对于生产关系可能制约生产力发展的论断。用现代术语，他所说的生产关系基本上就是经济制度。的确，一切经济欠发达的国家都在经济制度上存在严重缺陷。
我们如果对一个熟视无睹的现象问一声为什么，立刻就能领会经济制度的重要性。同样在餐馆里洗碗，在穷国里洗碗工收入仅够糊口，在富国里却可坐汽车住洋房。这一现象使得许多在穷国里的青年人希望换一个经济背景，移民到富国去，使自己同样的劳动能获得较高的报酬。由于社会环境不同使得同工而不同酬是制度差别造成的。在存在制度缺陷的社会里，大量的劳动被浪费，或被用于互相抵消力量的努力，结果是全社会的经济效率降低，而且这一类的问题已经根深蒂固，努力也无法扭转。或者其政治文化背景根本不允许这些问题进行讨论，更谈不上去解决。多数人已经习以为常，视而不见。用马克思的说法：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经济制度是什么东西?它是如何建立和改变的?它又如何影响社会的经济效率?20世纪70年代以后大量西方学者转而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刻的思考。此间出现了许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世界级水平的大师，如哈耶克(1974年获奖)、科斯(1991年获奖)、诺斯和福格尔(都在1993年获奖)，他们都对经济制度提出过前人没有看到的问题，使我们对经济制度这一不可捉摸的东西有了较清楚的了解。
根据我自己对近20多年来国际上制度经济学的学习和体会，可以对这一学说的成就作如下的理解。经济制度是指人们获得物质利益(货币的及非货币的)的规则。它包括成文的法律和条例，和不成文的习惯和道德。例如国家干部可以拿大锅饭的工资，城市居民每月有几块钱的物价补贴，有些会议上分送礼品，某些人的某些消费可以公款报销，过去还规定出差坐飞机或软卧要够一定级别，农民不得进城谋职或允许他们谋职等等，这些都属于经济制度，因为它们规定了一国生产出来的财富是按什么规则在它的成员之间分配的。制度的不同决定了人们经济活动的不同，从而决定经济效率的高低。效率最高的分配方式是取消一切非要素贡献的收入分配，人们仅当提供劳动、资金、资源(包括土地、矿藏、淡水等)这三类生产要素时方可取得相应的收入。或者说，人们必须从要素市场上取得收入。
为了实现这一点，重要的前提是要明确财产的所有权。如果要素属于谁的还不明确，当然更谈不上对要素提供者付给报酬了。例如如果土地的所有权不明确，农民将不愿增施有机肥，培养地力；如果投资者对项目没有明确的所有权，他也不会关心项目的经济效益。
决定经济制度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交易费用。交易费用定义为经济活动中除交货付款之外的一切费用，包括企业使自己具有法人地位的登记费、搜寻交换对象的信息费、讨价还价的谈判费、监督合同执行的监督费、对方不信守合同引起的损失及诉讼费。社会经济效率降低的原因是交易费用高的原因。人们寻求交易费用低的办法，于是发生公关费甚至贿赂。明确财产权可以降低交易费用，例如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与公社制赚工分相比，就可节约监督成本；类似地小业主与合伙制相比监督费用也较低，但单人的小业主资金力量薄弱。当人们的商业道德水平降低时，社会的交易费用上升，效率降低。
我国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根本上是制度改变的结果。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之类的极不合理的禁锢逐渐被取消。要素市场逐步在建立，它在分配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不断在增加，尽管阻碍要素流动和交换的老毛病还不少。物价逐渐理顺，使借助低价而获取收入的机会(如官倒)减少。所有制的多样化出现了监督费用很低，效率很高的中小型企业，它们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中心。税收的规范化使靠不公平竞争获利的机会减少，各种市场的建设使交易过程透明化，提高了交易效率。但也应该看到，人们从非要素市场得利的机会仍旧大量地存在。假冒伪劣成为牟取暴利的来源；公款吃喝乃至嫖赌远未禁绝，更不必说贪污贿赂。当前社会道德水平降低，经济纠纷大幅度上升。这些机会引诱人们不去努力生产而从邪门歪道牟利，将成为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最令人担忧的是这些非要素收入渠道的制度化、定型化，这将把我国的经济制度引向邪路，以后纠正将十分困难。印度、印尼、菲律宾等国在这方面有不少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吸收。
■ 一个人人都买，人人都卖的社会
买卖是联系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纽带。在市场经济中人人都为别人生产，又消费别人的产品，所以人人都买，人人都卖。此种交换引起了分工，培养了专业化生产，推动了科技进步，并且改变了人与人相处的准则。
我搬家之后的房东是一个单身母亲，她没有结婚就生了孩子。现在孩子已经5岁，虽然懂得自己照顾自己，但还离不开母亲的照料。房东太太有了这么一个拖累，再加她自己没有一技之长，所以没有一份正式的工作。单身母亲受国家照顾，另外又有失业救济金。她做二房东，出租住房，也能有些收入。不过，靠救济过日子，总不可能很宽裕，只得量入为出。
当然，西方人一般生活水平较高，吃、穿、用都相当讲究，至少从我的眼光来衡量是如此。根据我的理解，西方社会劳动的价格高，或工资待遇高，所以穷人虽然可以吃得很好，却决不会雇佣别人的劳动。
但我的房东却出乎我意料，经常叫别人来帮忙。洗衣机坏了打电话叫人修，花园里除草栽花也请人干，自己有时出门办事还要请个临时保姆看孩子。后来我在美国住的时间长了，才发现雇人干活是极普遍的现象。家里请客要人帮忙，刷房子、搞卫生、照顾病人、花园里除草等等，都临时雇人。我的房东一方面雇人帮忙，一方面又被别人所雇。她为左邻右舍熨衣服，每熨一件平均可赚1美元。在美国经济宽裕的人自己家里有洗衣机，不宽裕的人就到街上的自动洗衣铺去洗衣。不管哪种情况，洗净的衣服要熨平了穿起来才精神。熨衣服和上述其他工作一样，用不了多高的技术，既可以自己干，也可以雇人干。但在西方社会中，雇人干活是极普遍的现象。
雇人干活，自己又受雇于人。这不是人赚我的钱，我赚人的钱吗?彼此赚钱，能创造物质财富吗?为何如此折腾呢?
这种人人都买，人人都卖的活动，或者说彼此赚钱的活动，结果为全社会中的每一个参与买卖的人提供了更丰富的生活享受和更好质量的商品服务。
如果说穿了，道理很简单，偶一为之的活计总不如天天从事的来得熟练，房东熨衣服的速度比我的速度几乎快一倍，而且熨得更挺。因为速度快，当然也更省电。又因为专门从事熨衣服，她有一种特殊配方的浆水，以及专用的喷头，使熨好的衣服更耐皱。不仅熨衣服如此，任何一种工作，由于分工专业化，可使技术熟练，质量提高。又由于规模扩大，可以配备专用的工具，使效率更高。又由于规模扩大，可以配备专用的工具，使效率更高，质量更好，这在一家一户自成一体不求人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做到的。
不仅如此，房东熨衣服的同时，还可以照顾她的孩子。所以这是最适合于她的生活特点的一种工作。我们中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经验，有时候闲着没事，如果能利用这些零碎的时间发挥自己的长处或优点做些有益于别人的事，自己又能增加一点收入，真是利人利己。这种人人都买，人人都卖的习惯就提供了实现上述希望的机会。而社会上这种习惯真正成为一种风气时，每个人都能更好地利用自己的时间发挥自己的长处，同时更多地享受别人提供的较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
仔细想来，现今社会之所以有如此丰富多彩的商品，归根究底，是由于分工和专业化的好处。且不说像彩电、冰箱这种技术上复杂的产品，就以简单的产品如一包火柴，我们之所以能用几角钱的代价买到，不是全靠着分工么?没有了分工，那怕付10倍的代价，也没有任何人能独立而不求人地生产出一包火柴来。上面提到的人人参与买卖的社会，只不过是将这方面的潜力进一步加以发掘罢了。在美国，种小麦的农民也吃市场上买来的面包。因为买面包所花的代价比之自己磨粉、烤制的成本低得多，质量却好得多。提高商品率并不是提高了社会觉悟所促使的，恰恰是考虑自己利益的结果。
从表面看，彩电、冰箱和火柴之所以能以很低的成本生产出来，是因为有了生产的流水作业线，有了复杂的自动化机器，因此往往得出结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可是如果没有了买和卖，这种科学技术就不能生长出来。
诚然，自动化机器可以从国外进口，但保护和发展买和卖的社会环境却无从进口。这样的事情已是屡见不鲜：一方面先进的工艺已经从科研单位研究成功，或可以降低成本，或右以提高质量。可是推广起来困难重重。可见科学技术要变成生产力还有一道难关。克服这道难关才能真正发展生产力。
一个国家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穷而不知道穷的原因，更可怕的是错怪了穷的原因。有人说中国穷是因为帝国主义侵略。这在过去确是如此，但不能成为现在穷的原因。果真如此的话，中国的穷就没有办法改变了，因为帝国主义侵略已是一个历史事实，而历史是无法改变的，也有人说中国穷是由于人口太多，各种自然资源的人均拥有量，如淡水、土地、各种矿藏都落在世界各国之后。果真如此的话，未来50年到100年中国也无法摆脱穷，因为这段时间内中国人口不可能大幅度减少。中国的究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难道不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一番吗!
买和卖促进了分工和专业化生产的发展，更确切地说，只有买卖才会有分工和专业化；阻碍买卖就是阻碍分工和专业化。为什么我国有这么多大而全、小而全的工厂?正因为自己生产比到社会上去买更方便，换句话说，因为买卖的障碍太多。
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民参与买卖的程度，可以看到二者之间有极大的差别。
劳动的分配和选择是直接关系到专业化分工的。在西方的劳动市场上可以从报纸看到大批招聘广告，普通力工、稍有技术要求的工种都能通过公开招聘来录用。劳动力的流动是自由的，劳动者是出卖劳动的主人，他不再是奴隶，要听命于其主人可以干什么不可以干什么。一个人自然会选择自己擅长的、有兴趣的工作来做。同时公开招聘使录用劳动的过程透明化，从而杜绝了后门进入。
其次，就业的形式极其式样化，有终身制(多半是大学教职)，有定期合同制；有整日工作制，也有部分时间制；有雇主提供劳动工具，也有工人自备生产手段；有纯粹的雇佣关系，也有分红制。不同的就业条件满足了不同需要的各种人群。实现劳动的优化组合，用招聘和供需见面的办法，在众多的对象中双方都有权自由挑选最恰当的人选，恐怕比之下一个文件更有效得多。
我的一个朋友有一个7岁的女儿。在寒假期间，他太太每天上午定时送女儿去室内游泳池学一个小时游泳，每星期六上午送到音乐老师处学半小时钢琴，而她自己则每天晚上6点到11点在一家日本餐馆里配菜。这些机会都是当地报纸提供的。其结果是小孩得到了体育锻炼和音乐熏陶，餐馆顾客品尝到美味的配菜，她自己还增加了收入。就整个社会而言并未增加什么负担。互相赚钱的同时还互相提供了服务，改进了全社会的生活质量。
人人参与买卖对社会的文化和道德也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首先是消除了鄙视商人的传统观点，懂得了参与交换是现代社会中每个人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一种方式。
其次每个人认识到捍卫个人利益的正当性，自己捍卫个人利益是正当的，同时别人捍卫个人利益也是正当的。
这种平等、自由、自重和互重，是西方市场文化的重要组成。它避免了僵化，培养了让步妥协的务实精神。
再有，市场中竞争引导人们提高服务质量和产品质量。这种质量意识是基于负责精神的。守时，守信，克服困难去完成工作，都是负责精神的具体表现，并成为商业社会中道德构成的主要成分。一个不负责任的人非但是缺乏道德，甚至连饭碗也难找到。
到过西方国家的人异口同声地称赞西方服务态度好。改进服务态度问题在我国已经存在了几十年，各种措施都试验过，可是始终不见效果。我看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把劳动当作商品自由买卖是唯一的办法。因为一个人为了生存而出售自己的劳动，决不会轻视自己的饭碗。我们的铁饭碗制度并不把劳动看作是商品，不把职业看成是自己选择的结果，甚至找机会刁难和奚落顾客作为自己劳动的特权和乐趣，这才是厌恶劳动、厌恶为别人服务的真正原因。
事实上我国的个体户、私营饭店等服务态度就比较好。不过他们的服务态度要像西方那样上升为一种道德和文化，则需要长时间的培养和提倡。然而作为上层建筑的道德和文化必然有其相应的生产关系为基础。没有了劳动市场及其自由选择这种生产关系，改善服务态度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俗话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近年来服务态度不见起色的原因，正是我们找错了那把开锁的钥匙。
■ 再谈交易费用
手续烦、办事难，从经济学来看就是交易费用高。其原因之一是政府规定的出发点缺乏与人为善，成人之美的动机。交易费用高是非市场经济国家的通病，这使得他们在发展复杂产品时受阻，在国际比较中他们只能出口简单产品。降低交易费用会导致价格趋近于成本，这是提高社会经济效率的必要条件。
在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降低交易费用具有突出的重要性。
前两天偶然和朋友谈起买飞机票的经验。他有一次拿了介绍信去买机票，因为所盖的章的级别不够，不得不再花上一整天时间，逐级上报审批，换了介绍信才算买到。
我自己则有一段更奇特的经历。1989年春出差去深圳，开了买机票的证明。不料广州民航售票处拒绝卖票给我，理由是我出差目的地是深圳而不是广州。当时深圳还没有机场，只有一个售票处。我对售票员的这种故意刁难非常气愤，当我怀着一肚子气恼跨出售票处大厅时，忽然窜出一个票贩子，对我说，多花150元钱，不用任何证明，他可以帮我买到机票。我立刻明白售票员故意刁难的原因。他和票贩子是串通一气的，否则票贩子凭什么能买到飞机票呢?这150元钱就是因为政府这项规定引起的交易费用。
在中国还有一桩怪事，即出版社可以出售书号。不费吹灰之力，几千块钱就到手了。
类似的现象还有几百几千。
在旧社会只有税官和县太爷是肥缺，现在连售票员也成了肥缺。因为政府的规定不必要地过严过细，所幸从1993年起单凭身份证就可以买机票了，免除了介绍信。
在美国，通常是通过旅行社买票。我只要拨一个电话给我熟悉的旅行社(当然是我认为服务最好的)，告诉他旅行的有关要求，几分钟之内他就能做出几个旅行计划，不同的起飞时刻、不同的航班和换机地点、不同的票价。我选定一个方案，票就算订好了。然后开一张个人支票用普通邮递寄去。对方收到支票后就将机票寄给我(不必等支票兑现，因为万一不能兑现可以在登机前将我拦截下来)。所以不出门就可以将票买到手。附带说一句，在美国送信的邮差兼管收信，所以不出门就可以将信寄走。这也是降低交易费用的一种制度安排。
在中国，手续烦，办事难是出了名的。在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对这一点尤其有突出的体会。从个人来看，手续烦是增加了金钱或时间的支出；但从全国看，类似的浪费造成了经济效率的降低，许多人的劳动彼此抵消，使国家的经济发展受阻。可惜的是许多人并不意识到这一点，相反，他们相信的是经济必须要管才能搞好，个人行为也要监督和限制，所以把大量的时间用于彼此相互的管理。买粮食要粮票，到机关办事要介绍信，进门要填会客单，搬家要派出所批准，还要疏通粮店和邮局，调工作要人事处同意，结婚要领导签署意见，寄文章出国要部级单位保密审查。不必说调动工作或办出国护照更要过五关斩六将。用经济学术语来讲，就是大大地增加了交易费用。
美国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个人的消费，衣食住行没有一样离得开交换。生产过程也包含了一系列交换。有人对铅笔的制造从原材料采集到成品出厂作一统计，要经过近二十多次交换。铅笔还是一种最简单的产品。所以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交换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如果伴随交换的进行要支付高昂的交易费用，市场经济只好停止运作，最后只有万事不求人的自给自足经济才行得通。
大家都知道，中国小轿车的价格比美国贵一倍多，如果分析每一个部件的生产成本，多半是中国比美国低，但整车价格反而贵出许多。其主要原因是中国的交易费用高。轿车是一种复杂产品，其中包含了上千次的交换。如果能把因这些交换而发生的公文往来、扯皮、盖章、开介绍信、开会等非生产性的交易费用统统都减下来，轿车成本可以大幅度下降。
从交易费用理论可以部分地解释下述现象。世界上市场经济国家都能出口复杂产品，而市场不发达国家只能出口初级产品；有些非市场经济国家大规模投资建了一些生产复杂产品的工作，按计算产品成本很低，很有竞争力，但建成之后被复杂的政府规定和官僚关系弄得寸步难行，几年之后也不能投入生产。中国住房紧缺，但许多住房建成后半年一年也没有人搬进去住。因为分配住房的交易费用极高。住房分配会是最耗费时间的，背后还有数不清的个人接触(所谓做工作)，弄得不好还有人寻死上吊。
超级市场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商品质量划一，明码标价，童叟无欺，也就是降低了交易费用。但最近国内有人反对明码标价，提倡漫天讨价，着地还钱的做法。说是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商品的价值。不知这种奇谈怪论的根据何在。如果美国超级市场上所有的商品都用这种付价还价的交易方式，售货员增加10倍也不够用。相反，如果中国市场上消灭了一切虚伪欺骗的价格，人们不再在价格上动脑筋赚钱，而去发展生产来赚钱，整个社会的浪费将减少，生产将增加，生活将改善。
■ 自由价格万岁
万岁这两个字常常用作政治口号。如果把它用到严肃的学术论述上，就显得轻率了。正像"绝对"这两个字也极少用在学术上，因为即使在自然科学的领域中，迄今为止我们所了解的"真理"只是相对正确而已，在讨论经济问题中尤其不能用这一类十分武断的字。现在我把"万岁"和价格联系起来，并不是说价格真的会存在一万年，而只是强调它的存在远比我们一般人所想象的为远。
从历史的眼光看，现在的经济发展模式决不可能再继续几百年。因为地球上的资源有限，更因为浪费资源产生的环境后果严重，地球的环境容量也是有限的。从社会的内部关系来看，贫穷差距扩大，失业、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都与经济制度有关。事实似乎证明了市场制度在解决这些问题时是无能为力的。什么样的制度可能取代市场制度?我设想将出现一种新制度，其中人们将更多地追求非交换性的满足，如健康、创造、友爱，较少地追求可交换的物质性的享受。新制度中更多的道德规则取代市场规则。我这样的设想是有根据的，但不少同行们批评我脱离实际，异想天开。然而在我这个"异想天开"的新制度中，价格仍必须存在，而且价格作为引导资源配置的作用还必须加强。原因很简单，只要有稀缺性，就必须有效地利用资源，杜绝各种浪费。如果没有价格来标明各种产品的相对稀缺性，就会引起各种错误的替代，造成资源的浪费。人类社会如果希望继续存在几百几千年，就必须珍惜有限的资源，价格的作用显然只能加强而不能削弱。
我们已经习惯于有一套价格，以至于不了解它的重要性。正像人们习惯于地心吸力而一直到牛顿之前的几千年里不能认识它的存在一样。由于有了物与物的相对价格，作为社会中的人才有了"价值观"，才有所谓"友爱比黄金更可贵"一类的断语。具备价值观是人类与其他动物相区别的一个根本性标志。归根结底，价值观是从价格来的，价格是从交换产生的，这一切都是物与物相交换时比较各自的稀缺性而产生的。如果果真有一个没有价格的社会，人们将失去以此为根据的价值观，没有了稀缺性的根本概念，我的有限智力实在无法想象这将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所以，不管多么不能被大家接受，我仍旧要说"价格万岁"。
有人想象只要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人类社会就可以永远丰裕下去，甚至可以用黄金去盖厕所，说明它的资源配置严重失当，这个社会不论它有多么高超的科学技术，也决不可能是一个丰裕的社会。科学技术是不是生产力的问题，值得我们仔细想一想。
关于价格，最怕的是政府的干扰，导致价格不是市场供需决定，从而发生价格的扭曲，用这种扭曲价格加上赚钱的盈利动机，会导致个人利益与社会贡献相背。例如粮食是社会紧缺的，可是粮价由政府规定而且太低，种粮不能赚钱，此时利益导向与社会利益不一致。过去煤炭也出现这种情况，国家不得不制订所谓政策性亏损的办法。在政府不干预价格时此种矛盾本来不会发生，然而允许政策性亏损只会把事情搞得更乱，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赔钱生产煤去维持一个低煤价的结果是使一切用煤做原料的企业产生成本虚假问题。比如说发电厂，它的成本中有一半是煤的价格，由于煤价偏低将使电价跟着偏低，进一步又影响到一切用电生产企业的成本虚假，最后的结果是经济一片混乱。
一般人可能会这样想，价格混乱也没有关系，只要大家努力生产，物质丰富了生活就可以提高，何必计较价格和盈亏呢!确实，改革前的30年就是按这条思路来计划国家经济的，但结果必然造成穷困。其根本的原因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资源(包括劳动、土地、煤炭、木材、粮食)都是有限的，用到了此处就不能再用于彼处，究竟应该用于何处必须以价格和赚钱为引导。如果拿黄金去盖厕所而不是做首饰；拿地毯当窗帘用；用大卡车去载客；在铁路运输价格更低的情况下却改用公路运输；应该进口的商品却在出口，如此等等，这个社会怎么可能成为富裕社会?
改革前一只手表价值100元，一个馒头价值5分钱。这样的比价告诉消费者，你要少吃2000个馒头才可换得一块手表。但事实上根据改革的经验，手表和馒头的比价大约应该是300∶1，换句话说，生产300个馒头消耗的劳动等资源就可生产出一只手表。原先由于价格错误，大家不愿多买手表，手表也就生产得少，如果大家早知道比价应是300∶1，大家会更多地购买手表。这个例子说明价格歪曲如何引导资源使用的选择错误和经济结构的比例失调。手表的价格现在已经得到纠正，这种损失已经避免，但其它商品的价格仍有歪曲的现象，石油就是一个例子。
我国一年出口2000多万吨石油，同时又进口大致相同数量的石油。同一种商品如此大批量的进口和出口光是运费的损失每年将达几亿元，它只可能发生在我国这种价格混乱的情况下，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可说是一个笑话。上面关于价格重要性的论述当然是不严密更不完整的，要把道理说透的话，必须动用整套微观经济学理论。微观经济学中有一个重要理论，称之为"一般均衡"。它证明在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上，全社会的经济效率最高。要达到一般均衡，必须是企业都追求利润，消费者都追求效用。但这不是几千字说得明白的。
这里揭示了一个具有非凡重要性的道理：要使社会富裕(所谓物质极大地丰富)，必须对每一种资源作出最高效的利用，判断利用效率高低的唯一方法是用价格作计算。此种价格是由追求自利的生产者和追求自利的消费者在竞争性的市场上形成的。说得简单一点：要使社会富裕，价格是必不可少的，人必须自利，并且有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相反，如果放弃价格这一信息，或者人们不追求自利，或者不能保证市场的公平竞争，社会必定是穷困的。结论是向钱看不但允许，而且符合道德。
从价格的重要性我们还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推论，即让消费者成为生产厂家的主人，从而消灭社会不平最主要的根源，是乌托邦的想法。因为当生产资料全部为消费者所拥有时，生产的目的是消费而不是盈利，因而价格将不起作用。当社会失去了价格信号时，资源使用的效率将受损，结果造成一个穷困的社会。
■ 色情市场——是禁还是放
市场交换使双方得益，但并非一切交换都属合法。选票、毒品均属此例。而色情商品，尤其是娼妓的交换则引起广泛的争论。也会有对以下对各方的理由作了初步介绍，从中可以看出市场经济的弊端。
纽约市最主要的部分是曼哈顿区。这是一个半岛，宽约2～3公里，长达20公里，东边是东河，西边是哈德逊河，南面是大西洋。它的主要街道很有规律地呈东西和南北向，互相平行，或互相垂直。横街(东西向)从南到北依次编为第1街、第2街、一直到131号街。往北还有132号到263号街，但那已不在曼哈顿区，而是进入布朗克斯区。纽约最繁荣的地段就是从曼哈顿最南端到60号街这一部分。
著名的华尔街、美国的中央银行——联邦储备银行、纽约证券交易所、公共汽车总站、高102层的帝国大厦都集中在这一块地带。这里还有堪称全球最高档的首饰店、服装店、礼品店和百货公司。但这一切和42号街一带的熙熙攘攘相比，又略逊了一等。42号街是繁华区中最热闹的部分，它的特点是性用品商店鳞次栉比，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性娱乐市场。
性用品商店公开出售各种色情用品，有小说、图片、录音录像带，男用和女用的性交工具，内服和外用的壮阳药和春药，反正凡是人们可以想象得出的东西一应俱全。这里还有规模不一的黄色影院。小的像一间厕所，顾客进去后把自己反锁在里面，投下几个硬币就可以在自动录像机上看几分钟录像，这称之为窥视影展(Peep Show)。有的提供裸体女郎全身展示。入夜以后这一带到处可以看到妓女或妓男(提供同性恋服务)，当然还可以看到脱衣舞表演。性商品的广告用各种方法挑动过路人的色情欲望。到过42号街，才认识到由于性娱乐市场的存在，人们对如何满足性的要求已经作了最大限度的开发，正像人们研究食物和饮料一样，色情业成了人类社会的特殊现象。它是不以生殖为目的的一种性行为。
42号街是一个典型地区，事实上它附近一带都开有许多类似的商店。这一带习惯上被称为"红灯区"。不但纽约有红灯区，其他大一点的城市都有红灯区。不但美国如此，欧洲的许多国家也如此，只不过规模比42号街小，也不那么集中了。最近几年在东南亚国家(地区)性商店也逐渐增多。只有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和天主教影响大的地方，性还没有成为商品。
市场经济建立的原则是买卖要建立在双方平等自愿地达成交换的协议上。所以只要有需求的一方，又有供应一方，双方都出于自愿，而且在价格上能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水平，交易就做成了。只要这种交易不给第三方带来损害(例如工厂为完成订货的生产而造成污染)，那么必定有利于当事人，也有利于整个社会。因为当市场给每个人提供交换机会来改善自己的境况时，整个社会变得更富裕。
但是，是不是一切东西都可以交换?有没有什么东西是禁止交换的?
有的。举例说，选票是不允许出卖的。即使一个人因为穷而快要饿死时，他显然愿意出卖选票以换取食物，但此种交换仍被禁止。再如人体器官也不允许交换。乍一看来，这些规定不利于交换的当事人。但这样规定是出于维护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为了一时的利益而放弃这些基本权利，日后可能会陷入更悲惨的境况。
性用品虽然和个人的基本权利无关，但是否允许公开出售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美国每隔两三年就掀起一番热烈争论。其结果是时而放松，时而严格，但没有作出过完全放开或完全禁止的决定。从几十年来的趋势看，则是趋于放松。但有一点是大家认识一致的，即这类商品有害于青少年，所以禁止出售给青少年。美国有些州租借黄色录像带时必须保证自己的居室可以和孩子的居室隔开，而且规定将内容泄露给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算是犯法。
性用品既然有害于青少年，难道对成年人就无害了吗?买卖双方自愿是否必定有益于双方?最明显的一个例外就是毒品。性用品虽不像毒品危害那么大，但肯定有相当大的负面作用；负作用的大小与当事人的具体条件有关，因此这成了一个难于判定的问题。黄色书刊可能引起性暴力事件，这是最主要的一点考虑，因为交易使第三方受损。但赞成和反对的双方都有充足的调查事实以证明自己的观点。最近有一篇文章说，日本对色情业的管制最松，但强奸的发案率却最低。其实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论证。强奸发案率低未必是管制放松的结果，可能是日本人的文化、道德和治安的作用。换言之，如果加强对色情业的管制发案率或许能进一步降低。
限制色情商品的另一点顾虑是影响经济增长和造成失业。一个中等知名度的色情电影明星，在美国的年薪超过10万美元，而世界级的色情明星年薪可达百万。她每天收到的崇拜者发来的信超过美国总统收信的数目。在前文《美国人一年生产多少财富》中提到过，服务业和物质生产部门一样，都创造出构成国民生产总值的一部分产值。经济学家们估计，美国每年色情行业的产值超过1000亿美元。而且由于色情商品的交换受到限制，隐蔽的交易十分发达，它真实的交换数量远超过表面上能看到的。色情商品已经发展为跨国公司经营的项目。1990年澳大利亚议会通过一条法律，对色情电影中演员身体的暴露部分加以限制。这项法律立刻遭到澳影剧界的反对，他们估计此项限制将降低澳大利亚摄制的色情电影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每年将使澳大利亚损失几千万元的外贸收入。
多数人认为妓女提供的服务应属禁止交换之列，因为此种服务不同于理发、饮食，它已接近于出售人体器官，有辱人格和尊严，它造成性病的传播，还可能导致家庭的不和。世界各国政府无例外地对卖淫业持否定态度，而且在法律上一度加以禁止。但事实证明它很难完全禁绝，因为有人愿卖有人愿买，法律禁止的结果是交易转入地下，管理更困难，危害更严重。于是许多国家干脆承认这一现实，改为将卖淫业限制在红灯区，妓女要登记，营业要纳税，政府提供定期健康检查和保障红灯区的治安，使这种交易的危害性降至最低。于是卖淫和嫖娼成为合法。但这种行为仍受道义上的谴责。一个有嫖娼历史的人不能竞选议员，更谈不上当总统。正好像一个有婚外性行为的人并不犯法，但道德上被人看不起。
最近有一位名叫妮盖?罗伯茨(Nickie Roberts)的女士在英国出版了一本书《历史中的娼妓》(Whores in History)。她本人虽无当妓女的经验，但曾做过脱衣舞女，因此与这一阶层的妇女有广泛的联系，对妓女的实际生活相当熟悉。她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看法：妓女由于收入较高，能大大改善生活，因之健康状况也更好。她们中的大多数并非被迫，而是出于自愿。虽然有时也被老板殴打，但不当妓女同样可能受丈夫的殴打。
确实，妓女的收入肯定比一般工作人员的收入高，不然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从事卖淫呢?有一次我在普林斯顿(著名大学所在地)小镇的火车站等车，看见候车棚里写满了提供性服务的电话号码。再有一次中国留美学生在休斯顿开会，6月那里天气已很热，旅馆里虽有空调，噪声吵得难以入睡，大家就在外面聊天。到午夜一点多钟忽然来了一个姑娘，先是问路，后来又说要打电话。我们觉得可疑，盘问之下才知道是位妓女。她在警察局关了两星期，刚放出来，身上不名一文，只好重操旧业。她有自己的家，但父母知道她在卖身不许她回家。我们问她最大的希望是什么，她说希望赚上2000块钱回家去。有了钱家里就不会嫌弃她了。她希望找归宿，她认为父母的家还是最安宁的窝。那天她已经游荡了一整天，又饿又困。她要求给她一张床睡上一觉。可是我们谁也没有闲着的铺。临走时她求我们不要告诉警察，然后她的身影逐渐消失在黑暗之中。当然，我们之中谁也没有向警察报告，因为不愿对这个孤立无援的女孩子再制造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