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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女时代，南丁格尔曾请求父亲教她数学。她深深地受到她的时代中概率论发展的影响，特别受到比利时统计学家雅克?凯特莱的著作的影响，凯特莱被看作现代社会统计学的奠基人。南丁格尔相信，统计学是认识上帝的意愿的一种方法。
从土耳其归来以后，她和英格兰最杰出的统计学家威廉?法尔合作，写出并自费出版了一本800页的名为《关于英国军队保健、效率和医院管理事项的纪要》（Notes on Matters Affecting the Health, Efficiency and Hospit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British Army）（1858）的书。该书的特色是，对于军队中的疾病与死亡的原因进行了详尽的基于数据的分析。在使用图表工具（诸如使用坐标图或“饼”图）方面，南丁格尔是个先行者，她用那些图表来生动地表明采取变革的需要。她甚至将她的数据图表装订成册，呈送给军队医务部门和作战部的官员。○12
南丁格尔并不是亲自去做这些事的，事实上，她很少再敢走出家门。自从在战争期间患了克里米亚热病后，她经常会发作，晕厥过去，并且经常会感到精疲力竭，她在余生中的大多数时间里都在卧床养病。然而，她躺卧在沙发上接待了无数来访者，向众多忠诚追随者发出源源不断的指令、备忘录和信件。
她主要是通过她的朋友和政治盟友西德尼?霍伯特进行活动的，霍伯特推动建立了一系列皇家委员会来调查军队与社会的健康状况。作为一个女人，不允许南丁格尔成为这些委员会的成员，但是她用推荐和建议指导着它们，并且确保那些建议得到实施。由于她的努力，军队成立了一个医学院和统计部，并在全国对军营进行了改造。同时，南丁格尔还将有关阳光照射，纯净水与干净的厨房等有益经验传授给英国军队。在两年半的时间里，英国军队的死亡率就下降了一半。○13
之后，南丁格尔在印度运用了相同的策略，在那里，英国军队的死亡率比英国青年男人的死亡率要高上六倍。通过卫生方面的改革，在1863至1873年间，在印度的英国士兵的年死亡率下降了75%。○14
1859年，南丁格尔的《医院笔记》第一版出版了，该书继续革新着医院建设的理论。1860年，在公众捐款的帮助下，她建立起了南丁格尔护士培训学校，该校的准则是，护士既应受到医院的专业训导，亦须在家庭修养自身道德。在此过程中，南丁格尔将护理行业逐渐转变为一种现代化的，令人起敬的职业。在以后的40年里，英格兰的护士从业者从28000增加到了64000人。也许更说明问题的是，到了19世纪末，在英国的人口调查中，护理从“家政” 类别被修正到“医务” 职业类别中。○15
南丁格尔再也没有从她三十几岁患上的克里米亚热病中痊愈。直到1910年她去世，在她回到英国以后的55年里，她不断地晕厥发作，经常虚弱得无法站立。然而，在她的一生中，她写了大约12000封信，200本书，还有一些报告和专著。
根据南丁格尔本人的愿望，没有为她举行全国性的葬礼，也没有把她安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陵园。
“我的记忆的初始与终结，” 她写道，“皆系于护理。”○16
孩提时，我想像中的弗洛伦斯?南丁格尔温和甜蜜，其实她并不是那样的。我以前从没想到过，她会是一个督导者，一个统计学家，一个说客。我现在仍然无法习惯于把她想成一个“社会企业家”，尽管她的确符合那个原始定义：通过许多意义重大的工作，提高了保健资源的“生产力”，或说是“产出”。除了为护士们开辟了事业之外，南丁格尔还为卫生与医院管理创立标准，它们已成为全世界的规范。
医学科学在过去一百五十年中突飞猛进，于是有人可能会想，无论有没有她，这些变化都会出现。这样说是不可以的！我们要说的是，知识的存在与知识的广泛运用是截然不同的事。如果知识本身就足够了的话，每年就不会仍然有数以百万的儿童由于腹泻而死于脱水。（詹姆斯?P?格兰特念念不忘的，正是要防止这些本可以防止的死亡，他的工作将在十九章里记述。）
改变一个体制，意味着改变人们的态度，期望与行为。它意味着克服怀疑，偏见和恐惧。旧的体系不会欣然接受新的想法或信息；维护现状者会面对常识而固执地无动于衷，南丁格尔和英国军官们进行的许多斗争就说明了这一点。尼科洛?马基亚韦利在《君主论》一书中，在其对政治与权力的经典分析中，评论道：“没有什么比创造一种新的秩序更难成功，把握起来更具风险的了。因为旧秩序的所有得益者都会是改革者的敌人，即便是能够从新秩序中获益的人，也不过是不那么激烈地捍卫旧秩序罢了。”○17
可能恰恰因此，社会需要有弗洛伦斯?南丁格尔这样的为道德力量所驱使的社会企业家，来打破已成为阻碍进步的旧程序，创立起新的秩序来。要促成一种体系上的变革，并确保这一变革在习俗与文化方面深入人心，需要的是专注，实际可行的创造性，与一种长期、坚韧的能量和精力。有一些特定的人，由于其动机的特质——其不可言喻的痴迷，其行动与成长的方向性，其不可动摇的信仰——看上去特别适合领导这一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