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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维不相信政府能和平地完成土地改革。在他看来，改变人们的心地才是方法所在。于是，在1951年，他发动了他的土地赠予运动，后来又发展成为村庄赠予运动。虽然巴维当时55岁了，并且患有疟疾和胃溃疡，但他开始在全印度徒步行走，每天走10到12英里，向村民们传播关于非暴力运动，并且恳请他们，将一部分土地转交给一个合作拥有的机构，用来帮助没有土地的穷人与“贱民”——印度穷人中最贫穷的人。
到1960年，巴维的努力导致了700万英亩土地资源的的重新分配，比麻省，特拉华和罗德岛加在一起的面积还大。
德雷顿到印度东部的奥里萨邦，加入到巴维的宿营地，参与了几周时间。每天早晨，巴维和他的团队，15到30个“建设者”凌晨两点半出发。行走几个小时后，他们停下来，默默地观看日出。对于德雷顿来说，像这样在凉爽的早晨行走几个小时是“十分神奇的。”
然后巴维和他的同事们继续前往预定村落。当他们接近时，德雷顿看到许许多多人从四面八方汇聚起来。巴维走进村子，当地的首脑把他领到一个棕榈枝搭成的拱门下面，将“村落之光”递交给他（一种致敬仪式）。然后巴维会主持一个只为孩子们的默祷仪式。“一根针掉到地上你都能听见，” 德雷顿回忆说，“我从没见过这么多孩子——成千上万——如此的协调一致。”
然后巴维的志愿者们分成几组，和当地人协商“村庄赠予”的事。
在炎热的下午，一起坐在一张小床或沙发上，德雷顿会向巴维请教有关非暴力的问题。“维诺巴对我非常耐心，根据我的理解能力调整他的回答。” 他回忆说。
显然，巴维是一个深奥缜密的思想家。他能够像任何华府中人那样精明，而他骨子里仍是个谦卑的人，对于村民们对他的崇敬有些承受不起。“他身上有一种威力，” 德雷顿说，其实他对“威力” 那个词并不是感到完全满意。“他不仅是人们在政治方面的解放者，而且是一个心灵的解放者。他知道，他有能力通过自己的努力，伸出手去帮助人们在一个广大的范围做出英雄主义的人生决定。如同所有优秀的领导人一样，他使人们感到自己比原先高大，而不是更渺小。我离开时，带着对他的极大敬意。我了解他的理性分析的智慧，我把他看作一个活圣人。”
“今天，我可能会把他看作一个社会企业家。”
随着德雷顿对甘地，金，阿育王和巴维的兴趣不断加深，他很快又受到了另一种影响。作为哈佛的一名本科生，他上了戴维?C?麦克里兰的课。麦克里兰刚刚出版了他那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有成就的社会》，其中对社会企业家在动机方面的特质进行了探索。
麦克里兰是一名心理学家，他对人类三种最主要的动机做了定义——对权力的需要，对从属关系的需要，以及对成就的需要，他还创造了一些方法来衡量这些动机。最使他感兴趣的是对成就的需要，他发现，这一需要与社会企业家相互依存。
麦克里兰发现，那些对于成就有很高需求的人，会较少地受到其他人关于行为、思想及信仰等建议的影响。他们“总是根据长期的目标而行动，甚至当那意味着要放弃眼前的快乐时。”○6 他们不那么墨守成规，也不那么在乎大众的认可。在涉及一些问题时，最能影响他们的就是事实。他们更愿意听专家的而非朋友的意见○7。他们并非赌徒，事实上，他们倾向于在搏概率上保守，在搏技艺上大胆，在后者上，他们往往高估自己成功的可能性。麦克里兰注意到，在别人把社会企业家看作冒险家时，他们自己并不是那样认为。通常，他们只有在看到确实存在着相当的成功可能性，而关键成功要素系于他们自身的技能的情况下，才接受挑战。○8 而且，与一般的推测相反的是，麦克里兰断言，社会企业家的主要动机是成就感，而不是金钱。利润是重要的，因为它们使社会企业家得以“清楚地认知” 他或她的能力。○9 但是社会企业家真正的满足，来自于能够使世界以他或她所愿望的特定方式发展。
从诸多如上理论中，德雷顿对自己有了认识。
从哈佛毕业以后，德雷顿在牛津大学学习了经济学、公共金融和历史，之后他上了耶鲁法学院。在那儿，他建立起了耶鲁司法服务，该项目帮大学生们与六个州的立法者们建立联系，并帮助立法者们制定明智的社会政策。在其巅峰时期，法学院的三分之一学生都加入了这个组织。
在20世纪六十年代晚期这段时间里，德雷顿在个人生活上遭遇了一系列不幸。他母亲琼因癌症突然过世；他那如同第二个父亲一样的桑顿表哥心脏病发作，几乎失去交流能力；而且，在1969年初，德雷顿不得不断绝了他和一个捷克女子的8年的关系，他是1960年去东欧旅行时认识她的。（苏联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后，德雷顿认为，如果他继续和那个女子和她的家人保持联系，将会使他们处于危险境地。）
德雷顿应对这些不幸的方式是，将他的精力和思想都集中在他最能控制的地方：他的工作。
“我把那些都埋葬了，” 他告诉我说，“我什么都不再想了。”
在20世纪70年代的前5年，他主要是在麦肯锡公司做公共事务（他说，“去了解体制如何运作” ），在休假时去斯坦福法学院和哈佛肯尼迪政治学院教书。作为一名管理顾问，德雷顿将重点放在诸如住房、失业和少数民族经济发展这类公共问题上。他领导了一个小组，改造了康涅狄格的环保实施体制，解除了对造成污染者有利的搁置诉讼条例——那是强制执行的主要障碍（其中有一些做法后来被纳入美国的环保法规）。
“德雷顿做每一件事，都试图从根源上去解决问题。” 将他招募进麦肯锡公司的卡特?贝尔斯说，“他教会了我去寻找那些不起眼的方法，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德雷顿在康涅狄格取得的成就，加上他在政治方面的关系——他参与了几次竞选工作——使他在1977年得到了环保署助理署长的任命。这时，他开始推行“气层”。
当我请德雷顿向我解释“气层” 时，他说首先他得提供一点有关污染法规的背景知识。“想像一家工厂，一个汽车厂，” 他开始解释，“它排放微粒和碳氢化合物，都是首要的空气污染物，坏东西。在那个工厂中可能有一百个不同的工序释放空气污染物：喷漆车间，脱脂操作，等等。法规体系的管理方式是：喷漆车间、脱脂操作和其他98个释放碳氢化合物的每道工序，都要制定一个相应的控制污染的规则程序，而每一道工序的每一个规则程序，都涉及长时间的行政过程：提议、评论、修改，等等。
“典型的状况是，有一种规则可能适用于全行业的喷漆操作间。与此同时，另一组人正在按照不同的时间表为脱脂工序制定规则——它也是对付碳氢化合物的——但他们的重点是在一种不同的工艺上。
“结果就是，有一百个不同的规则针对同一工厂中的一百个不同的工序制定出来，它们是一些不同的小组在不同的时间制定的，并没有彼此加以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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