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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格兰特就任之前，Unicef作为一个在联合国体系中具有独特力量的、非中心化的亲自实践的机构而享有盛名。○18 格兰特利用了这些力量。他鼓励设在各国的机关，自己来制定围绕GOBI-FFF的实施策略。他鼓励竞争，每周传送一份名为“闪光”的电传，使Unicef在各国的机关了解彼此的进展。他利用Unicef最主要的宣传论坛“世界儿童的状况” 来报道各国在儿童生存方面的进展，并对其评级。
在管理方面，他打破了联合国的传统，不是根据资历，而是根据能力来指派任务。“在说到一个具体的事时，吉姆总是说，谁是这儿的社会企业家——这儿最能干的人？” 理查德?乔利回忆说，他曾任Unicef的规划副主任，与格兰特一起工作了14年。他寻找一些方法，使其工作人员的潜力得到最大的发挥。在进行管理评价考察时，格兰特很少接受对于工作人员的全盘批评。“他总是说，我们为了造就这个人又做了些什么呢？” 乔利补充说，“他总是反复地回到积极的角度：如何去造就，如何去鼓励，如何去争取。”
他与在实地工作的机关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定期给各国的代表们打电话，只是为了询问一下进展情况。“他将重点放在特殊的信息上——在情况特别好或特别差的地方，” Unicef的副总干事长库尔?高塔姆回忆说。他和格兰特一起工作了15年。
格兰特加强了Unicef的公关部门，召募哈里?贝拉方蒂，利夫?乌尔曼和奥德丽?赫本来作“亲善大使”。他寻找新的方法去募集款项。例如，Unicef有一个贺卡业务，管理它的那个职务一直被看作一个不得志的位置。格兰特安排他的一个社会企业家来负责它，很快，那个部门在其广阔的盈利空间中产生出上千万美元。（在格兰特的领导下，Unicef的预算从1.13亿增长到了10亿美元。○19）
格兰特还寻求一些非常规的支持。“他知道，波哥大大主教的影响力，比健康部长的影响力要大一千倍。”高塔姆提到。“但是你如何拉大主教入伙呢？他给教皇打电话，请他帮着给传个信去。”他与许许多多的组织结成了合作伙伴关系，其中包括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社，扶轮国际，罗马天主教会，EI Azar和国际护士联合会。（自1985年起，仅扶轮国际自身，就为小儿麻痹集资4亿多美元。○20）
1984年，格兰特还想出了一个办法，去缓解Unicef与世界健康组织之间竞争的紧张关系。在约纳斯?索克博士与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组织的，在意大利的贝拉焦召开的一次会议上，Unicef与WHO同意为儿童的生存与发展建立专门小组，将Unicef、WHO、洛克菲勒基金会、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开发署结合在了一起。格兰特与WHO的总干事马勒请威廉?福奇监管那个专门小组，它变成了解决技术问题、强化对该运动的承诺，并使得联合国各机构得以摆脱通常的官僚程序而协同工作的一个关键的机制。○21
也许，Unicef的总干事享有的最大优势，就是能与各国元首进行接触。格兰特利用这一通道，系统地与各国的最高政治人物沟通，使他们了解到，提高儿童存活率是一定能做到的。他的讯息总是很简单的，口袋里总是满满的。每次出现在公众面前，他口袋里都装满了ORS。他和一位首相坐在一起时，会把它掏出来说：“你知道吗，它的价钱还不及一杯茶钱，而它能挽救你的国家中成千上万的儿童的生命！” 拉尔夫?卡利尔解释说，他曾任Unicef在缅甸、孟加拉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代表。“他的许多同事为此感到不安，特别当听到他和同一位首相的五次谈话里每次都谈论腹泻，他们会说，‘噢，上帝，他又来了。’但是他知道，必须不断地发出那个讯息，挽救孩子们的生命并没有什么可掖着藏着的。他明白，必须克服自己的障碍才能去不断地重复。”
他把事情做得很个人化。“在和一位首相谈话时，他会说，噢，你有孙了孙女吗？他们接种疫苗了吗？你的孙女有成长卡吗？”乔恩?罗德回忆说。他还使它成为可以看见的东西。他让Unicef散发一些招贴画，上面有正在喂婴儿口服小儿麻痹滴丸的国家元首的照片。而且，与他一贯的做法一样，他挑起竞争：“他会对土耳其的国家元首说，你知道，哥伦比亚正在这样做 ……” 高塔姆提到。
1984年，格兰特取得了他的第一个重大的成功，他说服了哥伦比亚总统贝利萨利奥?贝坦库尔，支持一场全国接种疫苗的运动。贝坦库尔本人生长在一个大家庭，他的许多兄弟姐妹幼时就死去了。○22贝坦库尔宣布有三天作为全国接种疫苗日。媒体推动了这一运动，来自教会，警方，军队，工会，公立学校系统，童子军和红十字会的10万名志愿者，为80万个儿童接种了疫苗。○23
以此为起点，在布基纳-法索，塞内加尔，印度与尼日利亚的部分地区，也展开了规模小一些的运动。格兰特将下一个大动作集中在土耳其，多年前他在那里做过美国援助署的代表，并仍然和土耳其首相图尔古特?厄扎尔是朋友。土耳其当时接种疫苗率不足20%。于是，在1985年9月发动了一个为500万个儿童接种疫苗的运动。这个运动在广播电视上得到了大力宣传，有20万名教师，5.4万个宗教领导人，和4万名个村庄的领导人参与推广。“从商店和店铺的冰箱里，人们用汽车，卡车，马或是徒步运送着那些疫苗， 到十一月，最后一轮的末尾，随着冬天的到来，目标人群的84%都已经接种了疫苗。”玛吉?布莱克在《儿童第一：Unicef过去和现在的故事》一书中写道。
到1985年，格兰特已经拜访了39个国家元首，推动免疫运动在中东，北非，印度，中国和拉丁美洲全面扩展。○25 格兰特不停地旅行奔波。他在全世界各地都存放着衣物，总是只提着一个手提袋就登机。在土耳其组织了免疫运动的理查德?里德回忆起格兰特，说他“几乎是慢跑着穿越沙漠地区，” “在吉普车上起草传真，” 直到凌晨三点才睡觉。“好说歹说地，说服首相们同意，”然后同一天的凌晨六点又从床上跳起来，“吃早饭时用铅笔在地图上戳来划去，大笑着，坚持说，‘那是可行的，能做得到！’”○26
到1984和1985年，发展中世界的平均接种疫苗率从2%跃升到40%。1985年，全球对疫苗的需求达到了1983年的三倍。○27 以前几乎没有人使用的ORT，已经被全世界20%的家庭使用。○28
1985年初，萨尔瓦多总统何塞?拿破仑?杜阿尔特到纽约拜访联合国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德奎利亚尔也邀请了格兰特到会。当时，萨尔瓦多的内战打得很激烈。谈完公事以后，德奎利亚尔问格兰特，是否想发表点儿评论。○29 如理查德?乔利所回忆的：“吉姆说，‘噢，杜阿尔特总统，我很高兴在这里，我们已经谈了战争的事，但您意识到了吗，每年，死于麻疹与可预防的疾病的儿童的数目，要超过到目前为止在战争中死亡人数的总和呢？’
“杜阿尔特总统说，‘不，我不知道。但是能够做什么呢？’
“吉姆说，‘你们需要给所有的儿童注射疫苗，而战争使这件事变得非常困难，许多诊所都关闭了，无法运作。总统先生，您为什么不号召在一个星期日停火，以使所有的儿童能够接种疫苗呢？’
“杜阿尔特总统说，‘格兰特先生，如果我那样做，我马上就会下台了。’
“就在这儿，吉姆又显示出他的的执著与抱负来了。”乔利说。
“吉姆说，‘当然，总统先生，您对政治比我更了解，恕我直言，但是您真的肯定吗？您知道，也可能会因此赢得很多支持力量呢。这能够显示出您对所有儿童的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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