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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变革都开始于一种远见和一个付诸行动的决策。1978年,美国环保署的助理署长,一个名为彼尔?德雷顿的美国人,决定要建立一个组织,去支持全世界顶尖的社会企业家们。这个想法他已经酝酿15年了。
德雷顿的想法是,在全球范围去寻找那些既拥有改变社会的新鲜想法,又具有社会企业家的能力与强大道德力量的个人。
德雷顿当时35岁。他要寻找的是那样的一种人——他们拥有令人折服的远见,创造力,精力,与大规模地实现自己的理想的决心,他们,用他的话说,是会“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人。他认为,一个可能是促使社会变革的最有杠杆效力的做法,就是建立一个能够发现这些野外的奇葩,并帮助它们成长起来的组织。那将是他本人为加速全球的发展与民主化所能做到的惟一最有效的事。为此目的,德雷顿像个现代探险家一样出发了,在全球的社会领域中勘探,寻找那些最有才能的变革家。
今天,他建立的那个组织——阿育王(Ashoka),为公众服务的改革者——在亚洲、非洲美洲和中欧的46个国家运作,援助了1400名社会企业家,对他们直接资助将近四千万美元,分析他们的策略,提供“专业”服务,并且——凭借阿育王善于精选的盛名——为这些社会企业家的事业增添信誉。
阿育王的运作有点像风险投资基金,它从规模尚小而定位准确的投资中寻求高效益。不过,它所寻求的回报并不是利润,而是在教育,环保,乡村开发,扶贫,人权,医疗保健,助残,照顾高危儿童等领域的进步。○1
和彼尔?德雷顿一样,阿育王是一个身材削瘦,体重不足,但出拳有力的组织。它的120名工作人员掌控着一个全球的网络,其中包括成千上万的提名人和支持者,他们经年累月地在自己的国家里寻找那些能够造成重大而积极的制度变革的人选:那些将成为“其领域的参照”的人,他们将在国家和国际的水平上“建立或改变一些模式。”
本书记述了其中一些人的努力。它讲述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美国一些卓越的社会企业家的故事(其中绝大部分已经被阿育王的网络发现),还讲述了另一些人,像弗兰西斯?南丁格尔和詹姆斯?P?格兰特的故事,他们虽已故去,但是他们的理想仍然在这个世界上鲜活着。
今天,有许许多多的组织对社会企业家进行鉴定和援助,但我选择了阿育王,将它作为一个工具,来追溯社会企业家的兴起。因为,阿育王是惟一一个持续了二十多年,始终在全球水平对这一现象保持积极关注的组织。此外,在对那些树立模式的革新者们在其生涯早期即加以识别方面,阿育王的“寻找与精选”程序,仍是我迄今所见到过的最严密的体系。在这些枝干繁多的故事中,彼尔?德雷顿就像网中央的那个蜘蛛。所以,我们从他开始是很合适的。
彼尔?德雷顿像是那种你在周六晚上在图书馆可能会碰见的人。他异常削瘦,穿着过时的套装,戴着厚厚的眼镜,总是穿着皮便鞋。他的头发软塌塌的,皮肤有点苍白,领带总是歪打着。然而他的眼神中有一种对于生活的激情,似乎总是对于世界感到无穷无尽的兴趣,那使人联想起一个小孩子的好奇心。不过这一特点被他颇为保守的举止抵消了。德雷顿是维多利亚时代的绅士作派。他向人致意时总是殷勤地躹上一个七十五度的躬。为人引路时,他则像一个男管家那样伸直了手臂。他仿佛生来就从不第一个进门。而且他说话的语调柔和,耐心,那是他的父母教给他的,大声说话意味着你要说的话并不是那么重要。
听德雷顿说话,你会感觉碰上了一个很有魔力的秘密,或者用他的一个朋友,玛乔丽?本顿的话说,就像偶尔发现了“路面隙缝中的一朵兰花。” 他具有惊人的才智和不可思议的汲取信息的能力。他仿佛对自己的这种能力毫无觉察,而经常是习惯于想当然地认为,别人也会同样知晓诸如孔雀王朝的兴起与衰亡,那加兰邦的社会动荡,或是导致产生英国大宪章的社会条件这类事情。但他其实十分谦虚。他可能在谈话时会像提到乔治?布什那样平平常常地提起,比如说,马其顿的菲利普二世,但他那样做时毫无做作的炫耀。产生的效果是,他不会使你自惭于所受的教育不够,而是有一种想要去自己挖掘历史书的冲动。
德雷顿做过律师、管理顾问、政府官员,但是在过去25年中,他主要的精力用于在全世界旅行,寻找那些致力于构建系统的社会变革者。在这过程中,他和这些人进行了成千上万次详尽的谈话,他把掌握这些人所做的事情的进展,搞清楚哪些行得通而哪些行不通(他用小笔记本和一个微型录音机作记录),始终当作最为重要的事情。
德雷顿在耶鲁管理学院教书的朋友泰德?马默,回忆起德雷顿的一个大学教授多年以前对他的评论:“你从没见过这样的小伙子。看上去一股风就能把他刮跑——但是他有约伯的意志和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大脑。” 马默加上了他自己对德雷顿的评价:“这个纤弱,小心自控的,穿蓝色套装的家伙有着巨大的威力,同时又有一种精明,他对于众多机构与这个世界运作真正方式了如指掌。”
我第一次见到德雷顿是在1996年,那是在我的一本有关孟加拉的格莱珉银行○2 的书出版几个月以后。我的一个在阿育王工作的朋友了解我写作的兴趣,建议我会见一下德雷顿。
格莱珉银行创始并推广了一种方法体系,向个体自营者和世界上最穷苦的人们提供免担保抵押的小额贷款。○3这个银行是由一个名为穆罕默德?尤努斯的孟加拉经济学教授于1976年创办的,到了2002年,它已将35亿美元贷给了240万孟加拉村民,其中94%为妇女。用格莱珉的流动资本贷款所带来的额外收入,使成百上千万的村民们能更好地供养他们的家庭,建起有锡顶的房子(使他们在雨季免遭屋顶漏雨之苦),送他们的孩子去上学,并且能为养老有所积蓄。
在20世纪80和90年代期间,尤努斯证实了格莱珉“微贷”模式可以大规模帮助贫苦家庭战胜贫困。他主导了一个全球运动——“微贷革命”——这一运动在国际开发中制造出一系列的变化。到了2002年,超过2500个微贷规划正在惠及世界上最贫穷的4106万个家庭。○4
在我的书中,我将重点放在三个问题上:格莱珉银行是如何产生的?它如何运作?这个微贷规划的理念是如何在全世界传播的?
我发现,尤努斯毫无间断地工作了二十年,去开发格莱珉借贷体系,将其理想推广并制度化。无数的人们为微贷的成功贡献了力量——干练的工作人员,开明的捐助者,有勇气的借贷者——还有许多独立于格莱珉银行的组织,对同一理念进行了探索。但是,如果没有尤努斯的远见,执著追求,说服力与能力,微贷不太可能成长为一种全球性的重大运动。
我在那本书中所做的结论是,如果社会想看到更多这类改革,它们就得给穆罕默德?尤努斯这样的社会企业家输送更大的支持。当时,我并不知道,那正是彼尔?德雷顿一直在做,已经作了15年的事。
在1977年加入美国环保署(EPA)之前,德雷顿上过哈佛商学院,在牛津大学学过经济学,在耶鲁法学院得到了法学博士学位,然后在麦肯锡管理顾问公司工作了5年。他选择了经济,法律和管理专业,是因为他把它们都看作对社会变革产生影响的关键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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