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鼎新烹凤髓香，那堪翠＠⑩贮琼浆。
莫言绮*[左“壶去业加系”右殳]无风韵，试看金娃对玉郎。
诗中的“凤髓”即指名贵的茶。贾府是“钟鸣鼎食”之家，诗中表达了这个贵族家庭的豪富。
(2)茶联：古已有之。为人称道者如郑板桥就有“白菜青盐*[左米右见]子饭，瓦壶天水菊花茶”和“雷文古泉八九个，日铸新茶三两碗”的对联。从时间上看郑虽然晚于曹雪芹，但说明茶入对联是不成问题的。《红楼梦》第17回写宝玉随游大观园，出沁芳亭到“龙吟细细，凤尾森森”的潇湘馆，他就拟了一幅对联：
宝鼎茶闲烟尚绿
幽窗棋罢指犹凉
(3)“闲情诗”：小说第23回写宝玉在百无聊赖时作了四首“即事诗”，其二《夏夜即事》，诗云：
倦绣佳人幽梦长，金笼鹦鹉唤茶汤。
窗明麝月开宫镜，宝霭檀云品御香。
其三《秋夜即事》末二句：
静夜不眠因酒渴，沉烟重拨索烹茶。
其四《冬夜即事》诗云：
女儿翠袖诗怀冷，公子金貂酒力轻。
却喜侍儿知试茗，扫将新雨及时烹。
四首“即事诗”中有三首写到“茶”，可见“茶”在宝玉心目中的地位，也可见“茶”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位置了。
(4)联句中的茶：联句是古诗中的一种常见形式。古人也用联句诗咏茶，最有名的联句诗是唐代颜真卿、陆士修、张荐、李萼、崔万、僧皎然六人所吟《五言月夜啜茶联句》。[15]
《红楼梦》十二钗的联句中也提到茶，第50回“芦雪庵争联即景诗”，从王熙凤“一夜北风紧”起句，中有薛宝琴的“烹茶水渐沸”句。又，第76回“凹晶馆联诗悲寂寞”，有《中秋夜大观园即景联句三十五韵》，槛外人妙玉在收结时续了四句：
芳情只自遣，雅趣向谁言。
彻旦休云倦，烹茶更细论。
曹雪芹诗才横溢，妙笔生花。在《红楼梦》中，他利用韵文的各种形式来写茶、咏茶、从茶联、诗、联句，都写到了。从茶文化史的角度看，这些咏茶之作，恰恰又反映了清代的饮茶风尚。这就是曹雪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同时也表现了这位伟大作家与众不同的高妙之处。
七 “茶”在《红楼梦》中的审美价值
自小说创世以来，以茶入小说不乏其例，它是现实生活的一种反映。这虽因为茶作为极有价值的饮料，早已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
茶入小说究竟从何本小说开始，我未加详考，不敢断言。假如稍加追索的话，东晋干宝的《搜神记》中已写到“夏侯恺死后饮茶”的故事。《博异志·郑洁》中写其妻死，以茶酒祭奠之事。[16]
传为陶潜所著《续搜神记》中有“秦精采茗毛人”的神异故事，陆羽《茶经》加以征引：“晋武帝时，宣城人秦精入武昌山采茗。”[17]唐宋传奇中也写茶，但当时是以诗词为尚，本文中多所引证，不细说了。明清时代小说走向成熟，不论是文言小说，还是白话长篇小说，都有许多茶事的描写。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聊斋志异》、《老残游记》[18]诸名著中的“茶事”描写已为许多文章和专著提及，不再详述。其实，如李绿园的《歧路灯》、文康的《儿女英雄传》、西周生的《醒世姻缘传》[19]等小说中也大量写到“以茶待客”、“以茶祭祀”、“以茶为聘”、“以茶赠友”等茶风俗、茶文化。例如《儿女英雄传》第15回就有一段文字描写“饮茶”；第三十七回安公子回家后到张老家，也有一段描写饮茶的文字。这两回客来敬茶的描写算是很细腻，也很生活化，颇为生动，但实在不多见。一般说来，《红楼梦》之外的古典小说中写到茶、饮茶，大多是点到为止，显得十分空泛，谈不上是一种高雅的“茶道”，完全不能与《红楼梦》同日而语。
在中国古典小说中，《红楼梦》有关茶文化的描写堪称典范。
首先，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是把饮茶及其习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描写的。他通过写茶的种类、煎茶用水、饮茶用具，以及茶祭祀和吃年茶、茶泡饭、以茶敬客等等，展现了我国十八世纪中叶封建贵族之家的风习和茶文化的深远影响。
其次，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考察，《红楼梦》所写茶、饮茶活动，都是为他塑造人物、刻划人物性格、表达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对人生的认识而服务的。同时通过这些真实的描写，起到烘托故事气氛、丰富小说情节的目的。下面我们分别从几个方面具体看看茶在《红楼梦》中的审美价值。
(1)以饮茶表现人物的不同地位和身份。第41回贾母不吃“六安茶”而喝“老君眉”，活现贾府老祖宗的身份，刘姥姥吃了油腻不懂喝茶之道闹肚子，又在接过贾母半盏茶后说：“好是好，就是淡了些，再熬浓些更好”，表明这位老人来自农村，哪里有什么饮茶的知识呢？妙玉的高谈阔论，随手能拿出那么多稀奇古怪、令人咂舌的茶具，连“诗礼簪缨”的荣宁二府都相比逊色，就把这位生来“金玉质”的“槛外人”的身世明白地揭示出来了。王熙凤的娘家是“金陵王家”，爷爷时代就管理各国的来使朝贡，所以她能拿出“进贡”的暹罗茶分赠给姐妹们。这些看起来都是闲闲的一笔，但却在小事、细节上突出了人物的地位和身份。
(2)以饮茶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性格。林黛玉初进贾府，小说中写道：“黛玉也照样嗽了口，然后盥手毕。又捧上茶来方是吃的茶。”表面上看似乎是指大家族的饮茶礼节、规矩，其实也表现了黛玉的心思过人。在这段文字之上甲戌本有眉批：“……观此则知黛玉平生心思过人。”第6回写凤姐吃茶时的形容：“凤姐儿不接茶，也不抬头”把凤姐内心所思跃然纸上，脂批道：“神情宛肖。”
最能表现人物性格处是第41回，妙玉因刘姥姥用了成窑茶杯：“忙命将那成窑茶杯别收了，搁在外头去罢。”靖藏本眉批写道：“妙玉僻处，此所谓‘过洁世同嫌’也。”又在“你虽吃的了，也没这些茶糟塌”下有庚辰本批语道：“茶下‘糟塌’二字，成窑杯已不屑再用。妙玉真清洁高雅，然亦怪谲孤僻甚矣，实有此等人物，但罕耳。”这一回写妙玉的清高怪僻淋漓尽致，突出了这一人物的性格。
(3)以茶为媒介表现了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王熙凤赠茶各姊妹，这是一种表现。但品茶栊翠庵，妙玉独拉黛玉、宝钗到另屋去喝“梯己茶”，用雪水烹茶，用珍贵的茶具，最能表现出人物之间的关系来，不然就不必称“梯己茶”了。至于宝玉也能“混迹”其间，那自然在妙玉心目中有不同他人之处。这些微妙的关系，在读者面前很容易被忽略，但在作者写时确实是别有一番心思的。
(4)字里行间渗透的强烈的对比。第17回写宝玉到袭人家，给宝玉倒茶，袭人家当然拿不出成窑杯和“老君眉”，所以袭人不得不拿出自己的杯子和茶叶来招待宝二爷。第77回写宝玉去探晴雯，晴雯口渴要茶喝：
宝玉看时，虽有个黑沙吊子，却不像个茶壶。只得桌下去拿了一个碗，也甚大甚粗，不像个茶碗，未到手，先就闻得油膻之气。这是茶具，再看茶：
看时，绛红的，也不太成茶。晴雯扶枕道：“快给我喝一口罢！这就是茶了。那里比得咱们的茶！”宝玉听说，先自尝了一尝，并无清香，且无茶味，只一味苦涩，略有茶意而巳。尝毕，方递与晴雯。只见晴雯如得了甘露一般，一气都灌下去了。
读之令人酸鼻！富人、穷人就连使用的茶具，饮的茶都是如此悬殊！就种无声的对比，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难道不都是对一个制度的控诉吗？
(5)从饮茶、喝茶中看人物的知识和修养，古人讲品茗，把饮茶提高到一种典雅清和的意境中，展现出生活的享受、生活的情趣和生活的艺术化。所以历来文人名士把“品”字作为茶道的真功夫，甚至有了“功夫茶”之谓。唐代诗人卢仝有《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常被人们称为“七碗茶歌”。[20]
《红楼梦》中的妙玉可以说得卢仝之真传，她在论品茶时的高论为茶史专家们称道广引，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妙玉笑道：“……岂不闻‘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饮牛饮骡了。’你吃这一海便成什么？”
这是妙玉同宝玉斗嘴时说的话，但说明妙玉的知识和修养并不在宝玉、宝钗、黛玉诸人之下。如果我们联系一下妙玉对琴理、棋理等方面的知识和修养，那就更可以看出这个人物的不凡来。
《红楼梦》所描写的茶文化范围之广，内容之细，作用之大，远不止本文所述。常有人问我：“《红楼梦》为什么能吸引那么多中外学人去研究，而且研究了二百年还没有完，原因究竟在哪里？”这本是一二句话说不完的，但仅就小说中所写到的“茶道”，人们就不难明白她的魅力所在了。今天的作家们写出的小说固然各有其成功之处，但为什么只能“各领风骚三五年”而不能如《红楼梦》久盛不衰，蔚为显学──红学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红楼梦》中所蕴藏的内容太丰富了，这是古今一切小说所不能相提并论的。由此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即今天的小说家们在传统文化的继承方面究竟下了多大功夫，又有多少知识于胸间？
《红楼梦》不是《茶经》，曹雪芹也不会以陆羽的传人自居，但他用自己所创造的《红楼梦》生动形象地传播了茶文化，而茶文化又丰富了他的小说情节，深化了小说中的人物性格，强化了小说的主题思想。这是一个令人赞叹不止的事实。
[注释]
[9]白居易：《琵琶引》载《全唐诗》卷435，中华书局1960月4月版，第4822页。
[10]元稹：《一字至七字诗·茶》，同上，卷423第4652页。
[11]苏轼：《记梦回文二首并叙》，转引自姚国坤等编著《中国茶文化》，上海文化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184页。
[12]韦应物：《喜园中茶生》，载《全唐诗》卷193，中华书局版第1994页。
[13]欧阳修：《双井茶》，转引自《茶与文化》春风文艺出版社1990年6月版第76页。
[14]辛弃疾：《临江仙·试茶》，转引同上。
[15]颜真卿等：《五言月夜啜茶联句》，载《全唐诗》卷788，中华书局出版社第8882页。
[16]谷神子：《博异志》，唐人传奇集，中华书局1980年12月版，第40－42页。
[17]“秦精采茗”的故事：陶潜《搜神后记》收入，见中华书局1981年1月版第50页。
[18]古典小说中写茶、饮茶之例太多，《水浒传》和《金瓶梅》中都写王婆开茶房的情节；《金瓶梅》卷首《四贪词》中有“今后逢宾只待茶”、“渴饮清泉闷煮茶”之诗句：《聊斋志异》写书痴“用茶代酒”；《老残游记》有“申子平桃花山品茶”故事，凡此种种，均非本文所能细述。
[19]西周生《醒世姻缘传》写到茶及饮茶的情节也不少，如第2回写计氏请众妇人“到家吃茶”，第3回写以茶酒糕饼送灶事，第93回还写到了“管茶博士”。
[20]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载《全唐诗》卷388，中华书局版第4379页。
茶与诗:文人生活对艺术的渗透
刘学忠
清，是茶的精神与本质，饮茶是近世文人表现清的一种生活表象。唐宋文人在咏茶时，都重视其“清”的特点，抄录数条于下：
“泛花邀坐客，代饮引清言”（颜真卿等《五言月下啜茶联句》）
“此物清高世莫知”（皎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
“数朝诗思清”（李德裕《故人寄茶》）
“五碗肌骨清”（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
“羡君潇洒有余清”（欧阳修《和梅公仪尝茶》）
“愿携茶具作清欢”（梅尧臣《依韵和吴正仲闻重梅已开见招》）
“更作茶瓯清绝梦”（陆游《夜饮即事》）
“故人气味茶样清”（杨万里《谢木韫之舍人分送讲筵赐茶》）
清，是中国古代美学中一个很重要的范畴。清的意蕴十分广泛，清之美，在古代有一个演变过程。其基本意义是“澂水之貌”（《说文解字》），后由水而延伸及一般之物，再由物延伸到人。由人之形清，演变为人的道德品质的清白，进而演变为魏晋时高风绝尘、神逸气朗的人物美——精神气质美，由魏晋人物美再演变到中唐两宋，清美便延伸到文学艺术领域。古代有过两次清美崇尚浪潮，一次在魏晋，一次在中唐两宋。前一次重在人物美，后一次重在文学艺术美。两次清美的特质是有差异的，若就饮料所体现而言，前一次清寄于酒，后一次清寓于茶。两次清美特质的差异，可从酒茶之清的质性区别中窥其一斑。就质性而言，酒之清在于厚。酒是由谷物发酵酿制而成的，酒液的构成成分中五谷汁液多而水分少。对于酒来说，水分愈少，则质地愈醇正、愈清纯。薄酒则质浊。而茶之清在淡。茶是由水烹瀹茶末或茶叶而成，茶液的主要成分是水，茶汁是轻而淡的。对于茶来说，茶多汁重则质浑味苦，茶汁淡则质清味甘。故而酒、茶之清在质性上恰恰相反，酒之清体现于醇厚，而茶之清体现于轻淡。酒茶之清，体现了两种不同的美学精神，概而言之，酒之清表现了古典美，而茶之清则代表了近世美。
茶之清，在诗歌创作中的具体表现和作用，可从以下几方面细论之。
首先表现在清思。饮茶能“荡昏寐”（《茶经》）而使诗思清晰的功能，诗人们早就发现了，唐人李德裕（一作曹邺）诗曰：“六腑睡神去，数朝诗思清。”（《故人寄茶》）秦韬玉诗曰：“洗我睡中幽思清，鬼神应愁歌欲成。”（《采茶歌》）宋之梅尧臣、晁补之、陆游，也都指出茶在创作中有“毫盏雪涛驱滞思”（梅诗）、“排遣滞思无立锥”（晁诗）、“灵味一啜驱昏邪”（陆诗）的作用。多饮茶，“令人不寐”（《茶经》），能使诗人大脑处于长久持续的清醒状态：“啜多思爽都忘寐，吟苦更长了不知。”（宋人赵抃《谢许少卿卧龙山茶》）“东坡调诗腹，今夜睡应休。”（苏轼《赠包安静先生茶二首》其一）苏洵也有“碾尝终夜骨毛清”（《蹇蹯翁寄新茶二首》其二）的体验。饮酒使人肠胃昏浊，亦阻滞诗思的清畅，故诗人好以茶“洗诗肠”：“为烹茗碗洗诗肠”（杨万里《清明果酒饮》其）、“玉瓯冰乳洗诗肠”（张可久：中吕［红绣鞋］“集庆方丈”）酒醉思昏，亦须清之以茶：“茶爽醉魂醒”（陆游《小憩卧龙山亭》）。
茶不仅能使大脑清醒，还能使大脑兴奋，这有助于诗思的勇健和灵感的生发，能“资诗笔思无涯”（宋人余靖《和伯恭自造新茶》）能“笔阵陈兵诗思勇”（耶律楚材《西域从王君玉乞茶因其韵七首》其七），能使“诗肠濯涤，妙思猛起。”（周履清《茶德颂》）
茶由于能使大脑清醒而且兴奋，便有助于创作过程中冥搜潜索，充分调动大脑中各种知识贮藏来为创作服务。卢仝茶诗曰：“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黄庭坚、杨万里、元遗山等亦有“茗搜文字响枯肠”（黄诗）、“为搜孔思搅周情”（杨诗）、“诗肠搜苦怯茶瓯”（元诗）的诗咏。“搜”字，传神地表达了茶后诗思的活跃而锐利，胸中一切诗材无所隐遁遗漏矣。
茶之清思，具有冷静的特点。茶的兴奋与酒不一样，酒的兴奋由于血液循环加剧、心搏加快、体温上升所导致，表现为意气情感的摇荡勃发：而茶则主要是大脑的兴奋，大脑愈兴奋，情绪愈平静。酒，是热性的兴奋；茶，是冷性的兴奋。酒后作诗，“百川皆乱流”，诗思如惊风急雨，飘忽无端；而茶后作诗，则能沉思静虑，安排精密。唐人李中的“静虑同搜句，清神旋煮茶”（《宿青溪米处士幽居》），即写饮茶后清神澄思去“搜句”的冷静创作状态。陆游对酒后茶后创作状态的差异也深有体会，其《病酒新愈独卧蘋风阁戏书》诗曰：“自烧沉水瀹紫笋，聊遣森严配坚正。追思昨日乃可笑，倚醉题诗恣豪横。”所谓森严坚正者，乃与豪横相对，言其安排严整。又《大雪歌》曰：“石鼎煎茶且时啜，题诗但觉退笔锋。”所谓退笔锋，即不似酒后所作的锋芒毕露，而是沉敛平静。酒后诗思快而“乱”，茶后思路敏捷而有序。酒发天才之性，茶助人才之思。酒后灵感，不思自来；茶后灵感，思而忽来。
由于创作思维的冷静沉潜，故而作诗不是天马行空式的虚浮，而是细致入微，将创作注意集中到细微处，对句、对字，悉心“琢”、“炼”：“香浮鼻观煎茶熟，喜动眉间炼句成”（陆游《登北榭》）；“诗琢无玉瑕，文字搜奇怪。”（梅尧臣《答宣城张主簿遗鸦山茶次其韵》）务使诗歌达到“诗成句法规正邪，细窥不容铢两差”（惠洪《和曾逢原试茶连韵》）的工致细密的精美境地。
茶之清思的特点，使诗歌创作的理性思维成分增多，而形象思维特点有所减弱。茶之清思，使诗歌更加精致了，但也有伤于意境的浑成。清思，使诗歌创作的书卷气、文雅气加重了，但性情的成分却减少了。
其次表现在清形，就体格骨相而言，中唐以后之诗，渐改盛唐的雄壮粗犷，而变得工秀小巧、清寒瘦硬。茶形的特点与之相通。苏轼的“列仙之儒瘠不腴”（《鲁直以诗馈双井茶次韵为谢》），言其瘦；杨万里的“上山摘芽得苦硬”（《谢木韫之舍人分送讲筵赐茶》），言其硬；而茶形之小及茶性之寒自不待细说。茶形诸特点，即茶形之清。陈衍评宋诗，谓之“清而有味，寒而有神，瘦而有筋力。”这不也是在评茶吗？
诗形之清，就工秀小巧而言，典型地体现在近体诗上，大历十才子即已肇始其端，施补华《岘傭说诗》中便指出“大历钱刘”之诗形是“清气中时露工秀”。后来元白律诗，承其形制。形之清的瘦相、寒相，苏轼“郊寒岛瘦”可谓一语中的。韩愈、孟郊的“横空盘硬语”，其实是在硬字上下功夫，孟郊之硬，骨格小，而退之硬，骨格大，但都属于瘦硬之美。如果说大历十才子的形清以工秀为特点，中唐元和长庆之际的形清以瘦硬为特点，则降至晚唐便以寒俭为特点了，显出枯涩、寒苦、幽僻、细弱之形态。苏轼《东坡志林》论司空图诗，“恨其寒俭有僧态”，“寒俭”，即僧之清，晚唐诗可谓是茶、僧、诗一味且一形了。元倪瓒的“神清又似孤山鹤，瘦骨伶仃绝爱僧”（《静寄轩诗三首》其三）也是以寒瘦为清。而韩偓等尖新清弱的诗形， 更宛然女性线形的词的形制了。
宋代，对中晚唐几种清形的继承，各循其性情之所近而趋尚之。江西诗派尚瘦硬，近中唐：四灵“复就清苦之风”（严羽《沧浪诗话》），近晚唐：梅尧臣的“苦硬”及“以琐屑为清新”（纪昀评其《闲居》）的形相，在于中晚唐之间。
再次表现为清境。茶之清体现于诗境，主要是清寂，类乎禅境的空寂。得此清的，首先是僧人之诗，《诗筏》曰：“唐释子以诗传者数十家……尝见刘梦得云：‘释子诗因定得境，故清。’”定，即禅定，定境之清，即清寂、空寂。黄宗羲亦云：“诗为至清之物，僧中之诗，人境俱夺，能得其至清者。”（《平阳铁夫诗题辞》）人境俱夺之清，也即是禅境的空寂。受僧诗清境的影响，士大夫文人所作的具有禅味禅趣的诗，也染上了这种清寂。清寂、空寂之清境，着意排斥鲜活生动的人世生活，而追求那种没有“人间烟火气”的诗境。方回曾说：“晚唐诗料，于琴、棋、僧、鹤、茶、酒、竹、石，无一篇不犯。”（《瀛奎律髓》）而这些物事，在文人眼中都是清物，朱权《茶谱》“茶架”条曰：“予制以斑竹、紫竹，最清。”对空寂清美的崇尚，是晚唐文人心胸浅狭，而崇雅尚格的体现。诗境愈空寂，诗格愈高，所谓“诗无僧字格还鄙。”（郑谷《自贻》）
空寂的禅定之清，到宋代便失去了魅力，“九僧”便遭到了许洞的嘲弄（见《六一诗话》）。在郁郁乎文哉的时代，诗境之清以另一种新样的面目出现，即以书本为诗。宋诗不以现实生活为源，而以书木为源，非是宋人不知生活是艺术的源泉，而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到，越来越世俗化的现实生活，与诗的古典形式已不相和谐，以现实生活入诗，往往容易显露出村形俗相，宋初盛行于官僚士大夫之中的“白居易休”，即流为“有禄肥妻子，无恩及吏民”式的粗鄙诗风（见《六一诗话》）。那么出路在哪里？只好向古回归，一头扎进书本中去，用“陈言”之“灵丹”，来消除“人间烟火气”，以期达到格高韵远的古雅的清境，所谓“搜肠搅文字，毋乃太清邪”（刘克庄《隔竹敲茶臼》）。这种清空古雅的清美追求，以黄庭坚及江西诗派为典型代表，苏轼说他初见鲁直诗文时，“耸然异之，以为非今世之人也。”（《答黄鲁直书》）又在《东坡题跋》中说：“鲁直诗文如蝤蛑瑶柱，格韵高绝，盘飧尽废。”徐积亦称“鲁直诗极奇古。”（《节孝先生语录》）知乎清之境的发展，便能更深一层地了解宋代诗人的处境及其探求诗歌发展路径的努力。
再次表现为清味。味清，也是由茶带来的审美趣味的新变化，前文已论说过茶味诗味之厚薄，这里延伸一二。茶味之清，首先表现在淡，淡是文人茶味的根本特点。这种淡，不是寡淡，而是轻淡，其味觉是丰富的，味感是微妙的。中唐以后、尤其是宋代形成的对淡美的崇尚，既与近世文人志气性情渐趋平易浅近有关，也与“身世洒落，神观冲淡”（黄儒《品茶要录》）的气质美风度美相表里。茶味之清，又表现在苦。淡得带苦味儿，是中唐以后尤其是宋代诗歌淡美的特质，这是近世文人由神圣坠入平凡以后既苦涩而又新鲜微妙的心理体验：“还是诗心苦，堪消蜡面香。”（齐己《谢*[氵+邕]湖茶》）闻一多先生在论晚唐诗人贾岛时说：“初唐的华贵，盛唐的壮丽，以及最近十才子的秀媚，都已腻味了，而且容易引起一种幻灭感，他们需要一点清凉，甚至一点酸涩来换换口味。”（见《唐诗杂论》）中唐时开始出现苦吟诗人，而苦吟诗人的诗多追求清苦味，所谓“酸吟尚极清。”（贾岛《病蝉》）宋代诗歌淡美风格之代表梅尧臣的诗即是苦淡，欧阳修的“近诗尤苦硬”（见《六一诗话》），道出梅诗——也是整个宋诗平淡之味的特点。宋诗淡得苦，既是文人生活的反映，也是艺术上刻意追求的结果，刘溪须即曾说黄山谷“宁苦勿俗”（《退庵随笔》）。宋代文人，对这种艰难锻炼出来的淡淡苦味儿，是非常醉心的，那是宋人诗味的精髓！方回说近世有以“苦涩以为清”（《桐江集》卷三“跋遂初先生尚书诗”），其实晚唐两宋已开其风气之先矣。
茶在新、清之外，还有一个禀赋，是灵。韦应物《喜园中茶生》称“此物信灵味”，《东溪试茶录》亦曰：“庶知茶于草木为灵最矣”。茶之灵与中唐以后诗人所追求的“趣”有着相通之处，茶是“至灵之物”，而趣是性灵的闪光，是“凭灵心妙悟的”（朱光潜《诗论》），诸如理趣、情趣、意趣、物趣、野趣等，都是诗人对审美客体的一种灵性独具的解会与妙悟，从而生发出新鲜而具有启示性的趣味。有了趣，才有诗味。宋代以来标举性灵的诗人、文人，如杨万里、永嘉四灵、公安三袁等，都是酷嗜茶茗的，古代的小品名家差不多都是茶客，甚至到近现代的周作人等，也是嗜茶的，大概是饮茶有助于性灵生发的缘故。
二十世纪初的茶馆与中国城市社会生活
王笛
西方历史学家对早期近代欧美的公共场所，像咖啡馆、酒店、沙龙等进行过相当深入的研究。他们特别注意人们的“公共生活”——即家庭圈子之外的活动，认为这些地方给相识和不相识的人提供了社交场合。这种消闲商业以服务顾客为宗旨，并不一定只为社会上层服务，工人阶级也是他们争取的对象。这些公共场所实际上是整个社会的缩影，而且经常卷入政治和阶级斗争中。因此，它们也往往成为社会改良和社会控制的对象。
中国茶馆与西方的咖啡馆、酒店和沙龙有许多相似之处，而且其社会角色更为复杂，其功能已远远超出休闲范围，追求闲逸只是茶馆生活的表面现象。茶馆既是休闲娱乐之地，又是各种人物的活动舞台，而且经常成为社会生活和地方政治的中心。本文将以成都为对象，考察茶馆这个20世纪初中国最基本的经济文化单位，探索这一转折时期城市社会、公众日常生活以及政治生活的演化和变迁（注：中国饮茶的传统很早即为西方和日本的旅行者所注意。在他们的旅行记、调查以及回忆录中，经常描述他们关于茶馆的深刻印象。见中村作治郎：《支那漫游谈》（切思会，1899年）；井上红梅：《支那风俗》（东京日本堂，1920年）；东亚同文会：《支那省别全志》卷5，《四川省》（东京东亚同文会，1917年）。西方学者已有一些研究中国茶文化和茶馆的成果，如Walter Meserve and Ruth Meserve,"From Teahouse to Loudspeaker:The Popular Entertainer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Vol.8(1979),No.1;John Evans,Tea in China:The History of China's National Drink(New York:Greenwood Press,1992)；竹内实：《茶馆——中国の风土と世界像》（东京大修馆书店，1974年）；内藤利信：《住んでみた成都——蜀の国に见る中国の日常生活》（东京サイマル出版会，1991年）；西泽治彦：《饮茶の话》GS-Tanoshii chisiki Vol.3（1985年）和《现代中国の茶馆——四川成都の事例かる》《风俗》26卷（1988年），4期；铃木智夫：《清末江浙の茶馆について》《历史にぉける民众と文化——酒井忠夫先生占稀祝贺纪念论集》（东京，1982年）。不少美国的中国城市史学者指出了茶馆的社会功能，但并没有进行深入研究，中国学者也有不少关于茶文化的作品，但多限于文化介绍而非历史分析，如陈锦《四川茶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冈夫《茶文化》，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
民国时期黄炎培访问成都时，写有一首打油诗描绘成都人日常生活的闲逸，其中两句是：“一个人无事大街数石板，两个人进茶铺从早坐到晚”。教育家舒新城也写到，30年代成都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人们生活的缓慢节奏：在茶馆里，“无论哪一家，自日出至日落，都是高朋满座，而且常无隙地”。薛绍铭也发现，“住在成都的人家，有许多是终日不举火，他们的饮食问题，是靠饭馆、茶馆来解决。在饭馆吃罢饭，必再到茶馆去喝茶，这是成都每一个人的生活程序。饭吃的还快一点，喝茶是一坐三四个钟点”。地理学家G.哈巴德更有同样感受，他发现成都人“无所事事，喜欢在街上闲聊”，人们似乎看不到近代大城市生活的那种快速节奏（注：陈锦：《四川茶铺》，12-13页；舒新城：《蜀游心影》，中华书局，1934年；薛绍铭：《黔滇川旅行记》，重庆出版社，1986年；Hubbard,The Geographic Setting of Chengdu,p.125。）。
外来的人们对成都有这种印象并不足为奇，因为成都人自己便有意无意地在推动这样一种文化（注：正如一个茶铺兼酒馆门上对联对人们的忠告：“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且喝一杯茶会；劳力苦，劳心苦，再倒二两酒来”。在街头摆赌局的地摊主也以其顺口溜招揽顾客：“不要慌，不要忙，哪个忙人得下场”。见正云《一副对联的妙用》（《成都风物》1辑，1981年）以及笔者在悦来茶馆的采访记录（1997年6月21日）。），成都居民也自嘲这个城市有“三多”：闲人多、茶馆多、厕所多。当地民谚称“一市居民半茶客”。成都的茶馆及其文化在中外是声名远播并成为其传统的一部分。成都人也为自己的茶馆文化而自豪，甚至认为只有自己才配称“茶客”，只有四川才是真正的“茶国”。如果成都人写他们自己的城市，几乎都离不开茶馆（注：如李劼人的《大波》有许多场景都发生在茶馆，见《李劼人选集》2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陈锦：《四川茶铺》，32页；张放：《川土随笔》，《龙门阵》1985年3期。）。人们注意到，从茶馆数量上讲，恐怕无其他城市与之匹敌（注：在晚清有454个茶馆，1931年620个，1935年599个。一种估计称该年每天有12万人次上茶馆（其时成都人口60万）。舒新城称茶馆约占全部铺户的1/10。1938年的《成都导游》说当时成都有800多条街，平均每两条街有一茶馆，其中大者可容200人至300人，小者可容数十人。1941年的政府统计显示有614家茶馆，其从业人数占成都工商各业的第5位。据成都茶业公会在40年代末的统计，其时成都茶馆598个。另一些估计高达1000以上，这个数字可能包括城郊。见傅崇矩《成都通览》下册，巴蜀书社，1987年，253页；《国民公报》1931年1月15日；杨武能等编《成都大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731页；乔曾希等：《成都市政沿革概述》，《成都文史资料选辑》5辑（1983年）；胡天：《成都导游》，蜀文印刷社，1938年，69页；陈茂昭：《成都茶馆》，《成都文史资料选辑》4辑（1983年）；高枢年等：《成都市场大观》，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110页；姚蒸明：《成都风情》，《四川文献》（台北）1971年5期；舒新城：《蜀游心影》，142页；贾大泉等：《四川茶业史》，巴蜀书社，1988年，366页。）。茶馆对这个城市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在华的日本调查人员把茶馆与这个城市的繁荣紧密联系在一起（注：东亚同文会：《支那省别全志》卷5，《四川省》，631页。）。
谁是茶馆的常客？据称有两类人：一是“有闲阶级”，二是“有忙阶级”（注：胡天：《成都导游》，62页；易君左：《川康游踪》，中国旅行社，1943年，194页。）。按一般理解，“有闲阶级”是那些地方文人、退休官员、有钱寓公和其他社会上层。“有忙阶级”则分为若干种：一是将茶馆做舞台，如评书和戏曲艺人；二是借茶馆为工作场所，如商人、算命先生、郎中以及手工工人；三是以茶馆为市场，如小商小贩和待雇的苦力等。不过，应当意识到，“有闲阶级”和“有忙阶级”的概念十分松散，并非严格的阶级划分。虽然我们常用“有闲阶级”形容那些没有正经工作和享受生活的人，但他们并不是一个独立阶级而且可以有不同的经济背景。不过，“有忙”和“有闲”这两个词的确囊括了在茶馆的各种人。无论是上层精英还是下层民众、富人还是穷人、闲人还是忙人，都在茶馆这个公共空间里活动。
公共空间的造成及其经济文化色彩
成都茶馆之特点来自于其特殊的社会和生态环境（注：据一些学者分析，成都平原道路狭窄崎岖，运输靠肩挑人抬，因此车夫、轿夫及其他苦力需要许多可喝水、休息的歇脚之处。另外，成都井水含碱味苦，不宜冲茶，饮水多由挑水夫从城外运河水，因而成都茶馆都挂有“河水香茶”的幌子，否则“无人登门”。由于水火不便，百姓人家一般都到茶馆买水。见王庆源《成都平原乡村茶馆》，《风土什》1944年4期；周询：《芙蓉话旧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24页；薛绍铭：《川滇黔旅行记》，166页。），当然也与活动其中的茶馆老板、堂倌、小贩、艺人以及顾客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一个文化和商业城市，成都需要有方便而舒适的公共场所作为人们的活动之地，茶馆便适应了这样的需求。
茶馆的名称、茶具以及其中的各色人等都反映出丰富的茶馆文化。在四川，人们一般不称茶馆而叫“茶铺”、“茶园”、“茶厅”、“茶楼”、“茶亭”或“茶房”，而“茶铺”为最通常的叫法。茶馆取名非常讲究，都力图高雅而自然，诸如“访春”、“悠闲”、“芙蓉”等。茶馆的择址须考虑到商业、自然或文化氛围。街边路旁引人注目是理想之地，河岸桥头风景悦目亦是绝妙选择，商业娱乐中心颇受青睐，至于庙会、市场更是茶馆最佳地点。街边茶馆多利用公共空间，临街一面无门、无窗亦无墙，早上茶馆开门，卸下一块块铺板，其桌椅便被移到街沿上。茶客们便可毫无遮拦地观看街景、行人往来，街头发生的任何小事都可以给他们增添乐趣和讨论话题。绿树成荫的公园是茶馆的集中之地，城外的茶馆则以其幽雅的环境招徕顾客（注：仅少城公园便有3座茶馆，见《国民公报》1918年5月8日；周传儒：《四川省》，商务印书馆，1926年，91页。在吴虞1938年的一则日记中写道：他与仆人出西门来到临河一茶铺，该茶铺在周日可售700-800碗茶之多，以致吴虞慨叹：“成都闲游茶客之多也”（《吴虞日记》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775页）。）。劝业场是成都第一个商业中心，著名的悦来茶馆便坐落在此。花会是每年成都最热闹的公共聚会，位于二仙庙和青羊宫之间的空地成为巨大的市场和展览地。据称有上百家茶馆和酒店在此搭棚营业（注：《国民公报》1919年3月5日；徐心余：《蜀游闻见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2页。）。
开茶馆当然是一种商业活动，同其他商业一样是为追求利润，在成都形成了十分独特的开办茶馆的方式。开茶馆一般来讲不需很多资本，只要有桌椅、茶具、灶和一间陋室，条件便基本具备。在开张之前，茶馆老板已把厕所的“掏粪权”租给了挑粪夫，把一个屋角租给了理发匠，如果有人想在此茶馆提供水烟和热帕服务，也必须先交押金。这样，这些预付定金已足够开办之资。所以有人说，只要计划得当，开办茶馆可以白手起家。另外，像肉店、饮食摊也常靠茶馆拉生意，亦愿意参加投资（注：陈茂昭：《成都茶馆》。一则地方新闻报道揭示，一个妇女在收取了这些人的钱后并未开办茶馆而携款逃走，证明这种筹款方法在成都的广泛使用（《国民公报》1929年8月4日）。）。开办茶馆的这种集资方式，反映了一个社区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茶馆较之其他生意要稳定得多，即使在经济不景气时，也较少受到波及，而且茶馆投资少、回收快而且利润不菲（注：有人说茶馆利润在2至3倍之间（陈茂昭：《成都茶馆》），这个估计可能过高。1910年，悦来茶馆的股东获得其投资60%至70%的利润，较之其他行业，如此回报也相当不错了。当然，当经济萧条之时，茶馆也会受到影响。1931年茶馆行会称在一季之内便有40个茶馆歇业。不过，应当注意到这个报告的目的是要求地方政府减轻茶馆税，因此有可能夸大茶馆面临的困境。见《通俗日报》1911年8月3日；《国民公报》1931年1月15日。）。茶馆老板总是忌讳谈论其雇员工资和配茶方法，对其利润更是秘而不宣。茶馆付堂倌工资一般按其所售茶的碗数来计，大约日所得在七八碗茶的价钱之间，虽然工价极低，但卖白开水的“水钱”归堂倌所有，常常多于其所挣工资。居民常到茶馆的灶上炖肉熬药，火夫收的“火钱”例归己有。其他勤杂工则按月付钱，饮食由茶馆提供。一般来讲，生意兴隆的茶馆，必多售茶水，并以延长营业时间、吸引老顾客以及提高服务质量等手段来与同行竞争（注：通常茶馆的营业时间是从早晨5点到晚上10点，但各茶馆亦按各自情况有所不同。如棉花街的太和亨茶铺地处一个蔬菜市场，菜贩一般在开市之前到茶销喝茶，因此该茶铺在清晨3点即开门营业。而在湖广会馆的茶馆则在午夜12点以后才打烊以便于春熙路、东大街一带商业繁华地区店销工作的师徒在关门后到此打发时光。茶馆对清晨顾客总是另眼相看，因为一般都是常客，他们茶碗中的茶叶往往多于他人。（陈茂昭：《成都茶馆》））。
四川茶馆的茶具和家具也别具一格。茶具一般由茶碗、茶盖和茶船（即茶托或茶盘）组成，这也是为何川人称其为“盖碗茶”的原因。桌椅也具地方色彩，一般是小木桌和有扶手的竹椅。堂倌是成都茶馆文化的重要角色，其或称“么师”，更有人冠之为“茶博士”（注：据何满子考证，茶博士之称始于唐宋，其时世人喜好用官衔戏谑百业，诸如以郎中称医生，以员外称地主等，因此堂倌以其见多识广而冠以博士头衔（《五条侃》，成都出版社，1994年，155-156页）。）。如果说在美国城市的沙龙老板被认为是那里的“注目人物”，那么堂倌则是成都茶馆的“灵魂”。这些堂倌都有着招呼客人热情、掺水及时、清理桌子茶具干净快捷、找钱准确以及待客殷勤等特点。他们还能眼观八方、及时回应顾客。当一个顾客进入茶馆，堂倌便向前招呼“某先生”、“某兄弟”或“某老爷”，引他入座，问要何茶。堂倌反应必须很快，其吆喝的声音别具特点。当最忙之时，他招呼、回应此起彼伏，更增添了茶馆的热闹气氛。顾客对这些嘈杂声并不在意，反增添了乐趣。一首描述堂倌的民谣唱道：“日行千里未出门，虽然为官未管民，白天银钱包包满，晚来腰间无半文”。最为人们称道的是他们的掺茶技术。堂倌一手提紫铜茶壶，另一手托一叠茶具，经常多达20余套。未及靠近桌子，他便把茶船茶碗撒到桌面，茶碗不偏不倚飞进茶船，而且刚好一人面前一副。顾客要求的不同种类的茶也分毫不差。只见他距数尺之外一提茶壶，开水像银蛇飞入茶碗，无一滴水溅到桌面。然后他向前一步，用小指把茶盖一一勾入茶碗。整个过程一气呵成，令外乡人瞠目结舌，如看一场魔术表演（注：《成都民间文学集成》，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1569页；《四川风物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454页。）。
市民的“自由世界”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把成都茶馆与英国的沙龙相比，并称其为“喝茶沙龙”(tea-drinkng saloon)。他们对人们在那里的“社会闲聊”很感兴趣，并观察到它们在社区的重要作用。一个外籍教师对他所住小巷的“舒适茶铺”印象甚深，他认为那茶馆便是“这个巷子的社会中心”。在美国城市，酒吧为下层阶级提供了“一个能摆脱窄小住所而度过闲余时光”的公共空间，成都茶馆也具同样功能。人们去茶馆会友、交易、推销、卖艺、闲聊，或无所事事、观看街头行人。与西方工业国家八小时工作制不同的是，成都市民基本没有固定工作时间，只要他们不工作，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都可呆在茶馆（注：Davidson and Mason,Life in West China,p.86;Sewell,The People of Wheelbarrow Lane,p.15;Rosenzweig,Eight Hours for What We Will,p.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