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羊楼峒以至整个湖北省来说，压制砖茶可算得上是一项新的加工方法，但它并不是近代化的先进技术。因为作为砖茶制作手段中的压力设施乃是一种原始的木制平压机，早在明末就有人使用过，属于民间简单机械。其生产规模较小，基本上是一种手工作坊劳动。每架木质压榨机每日仅可制成60筐茶叶，合90担（注：参见孙毓棠：《中日甲午战争前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营的近代工业》第18-1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版1955年版。）。起初使用的木质压榨机，操纵不便，平压效果不良，厚薄不均匀，四角边缘往往因压力不达而出现残缺，既不整洁，又多损耗。不过，尽管这种压力设备较为落后，可是利用它足以改变崇、蒲各县的茶叶加工形式及其发展方向。可以说，第一台木压机在该处的启用，就标志着当地新的产品形态的开始，它逐渐将散茶制作过程转变为砖茶制作过程，促使茶叶加工由一个阶段走向另一个阶段。
不久，晋商又在木压机的基础上发明创造出一种铁压机，将其工作原理由过去的杠杆作用转变为手摇轮转，既省力又省工。（注：戴啸州：《湖北羊楼峒之茶叶》，见《国际贸易报告》1936年第5卷第5期“茶叶专号”。）并且，增大了压力，使产品光洁整齐，从而节省了原料，改善了产品外观。劳动工具乃为重要的生产力内容，改进工具即为提高生产水平的第一位的物质手段。制茶器械的革新，必然会带动茶叶加工的发展。所以，当铁质压茶机在羊楼峒投入使用后，制茶业很快有了起色，局面有了明显改观。不过，这种改进是有限的，属于“渐变”，未出现质的变化。崇、蒲地方或羊楼峒一带的茶叶加工仍然属于手工作业范畴。
山西商人或商业集团基本上控制了晚清湖北的茶叶生产，特别是武昌府所属各县的制茶业，使其茶叶加工活动按照自己的意图进行。在制作散茶时期和压制砖茶之初，茶农或园户常常是依据晋商的技术要求及质量指标加工茶货的，然后由晋商予以统一收购，有时还由晋商预支一部分钱，助民产茶，而后以产品折还。“大凡驻汉办茶之（晋）商，每年派一总管带同司事入山（羊楼峒一带）造茶，若总管朴诚勤慎，监造精明……自当出色”（注：档案：光绪十三年九月初四日，芜湖关税务司，《访察茶叶情形文件》第29-31页。）。在制作砖茶较早的芙蓉山（据说比羊楼峒还早，只是规模不及羊楼峒而已）也有相似的情况，如时人周顺倜在诗中写道：“茶乡生计即山农，压作方砖白纸封，别有红笺书小字，西商监制自芙蓉”（注：道光《蒲圻县志》卷4，风俗。）。西商即指晋商。砖茶虽为茶农产品，但却要贴上晋商的商标，并写上监制的字样。实际上，茶农是代晋商而生产，也往往预先领一笔钱为其加工茶叶。这是一种包买商性质，具有资本主义萌芽之意义。晋商利用自己与茶农之间的监制和包买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芙蓉山、羊楼峒一带的茶叶生产，并支配或控制了茶户的加工活动及再生产过程，以至将蒲、崇等处变为他们的经济基地或私属地盘。如此包买商经济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和一定水平的产物，它是商业资本从流通领域逐渐转向生产领域的一个过渡时期，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孕育时期，是其胚胎生长的关键阶段，至关重要。
到了光绪中期，晋商逐渐在蒲圻等地建立起了茶叶加工工厂，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制茶作业。筑厂房近20处，总计雇佣工人几千名，受雇者毕为失去田产的当地茶农。文献记载：“当时尚用土法制造，有砖茶厂十余家，统由山西帮经营。”海外资料讲：“山西茶商每年在（羊楼峒）常设临时办事处，开设工厂，该地数千农民及其家族从事制造砖茶……原料多为二茶或三茶。茶叶长约一寸，味强。一般称为老茶。”（注：威廉·乌克斯（美）：《茶叶全书》（中译本）上册，第165页。中国茶叶研究社1949年版。）这种由天昌永、天德玉等山西商号创办的砖茶工厂，成了后来湖北加工工业的雏形，它是过去包买商形态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商业资本正式转变为产业资本的标志。该处的砖茶加工企业完全实行自由雇佣劳动制，获取工人提供的剩余价值，从而使自身成了早期民族资本家。鄂东南羊楼峒一带的砖茶加工工厂，所体现的经济结构是一种较为先进的新型产业形态。所不足的是，砖茶厂就其生产力水平而言，仅仅是个高级的手工业作坊，还没有达到机器化的大生产，因此，它还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由晋商代表的湖北茶业经济领域的民族资本主义先驱。
同时，令人瞩目的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享用神州茶叶资源的不仅是国人，而且还有洋人。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沙俄侵略者以不平等条约《北京条约》所赋予的特权为护符，逐渐向中国进行经济渗透。同治二年(1863)以后，俄人相继在汉口、福州、九江等地开设了茶厂。同治四年(1865)，英国商人也在台湾开办了乌龙茶厂，并于两年后在福建厦门创办工厂，对台湾毛茶进行精加工。他们依仗其殖民主义的威势，蛮横地与国人争资源、争劳力。对晋商产生极大威胁的汉口俄人茶厂，所采用的生产手段比较先进，先是采用蒸气压制砖茶，比晋商茶厂出的产品整齐、结实，损耗也少。但难以保持茶叶原有的香味，为了补救这一缺点，俄商从光绪四年(1878)以后，逐渐使用水力压机加工砖茶。“在汉口及九江一带之俄办砖茶厂，制造砖茶之方法简单而有效。有一笨重之模型，上有精细花纹，放于水压机中，不论红茶或绿茶，经过平常制造过程后，再加蒸热而放入模型中，其程序为先放一层上等茶，然后放一厚层之粗劣茶叶、再加一薄层上等茶于面上。俟复以模型后，再用水压机重压之。旋去压力，取出模型，即得砖茶。经三星期之干燥，即告完成”（注：威廉·乌克斯（美）：《茶叶全书》（中译本）上册，第165页。中国茶叶研究社1949年版。）。俄商的蒸气机制茶或水压机制茶效率较高，每台机器日产80篓，合1.2万斤，比晋商的手压机日产量多0.3万斤，而且生产的废品少，是晋商茶厂废品的五分之一。他们以如此先进的加工设备和制作手段与中国民族资本对垒，表现出了较强的优势。并且来得凶猛，仅仅几年间，“汉口烟筒林立者，即俄商以机器制茶之屋也”（注：史念书：《清末民初我国各地茶业振兴纪实》，见《农业考古》1991年第2期，“茶文化专号”。）。其生产加工的集中程度明显高于晋商开办之厂——经营规模较大，逐渐挤占了民族资本的地盘。
洋人来华开办茶厂，虽然带来了先进的机器设备及技术，但更多的是给我国造成了灾难。俄人在鄂省建立机器制茶企业，是一种经济侵略的重要手段，是一种资本输出之方式，是长期以来商品输出的发展结果，是殖民主义者由初级的经济侵略阶段转向高级阶段的体现。即他们由强行开辟中国市场、倾销其商品发展到此时的深入中华内地，直接使用我国土地与资源，役使和剥削我国公民的地步。
在当时严酷的形势下，湖北的晋商茶厂为了增加自己与洋人的竞争力，不得不以较为先进的设备来改善自己的制茶手段，提高其生产和加工效益之水平。光绪十九年(1893)前后，晋商便开始使用气压机和水压机制砖茶，并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购进英国怡维生公司生产的烘干机，焙制散茶，色味俱佳。（注：《农学报》1897年，卷8，茶事汇谈。）他们在不断改进自己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的基础上，使自己逐渐地转化为新型的民族产业资本家，同时也使湖北产生了新一代的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加工工业。
二
茶叶是一种经济作物，茶叶生产是以交换或出售为目的，其自给因素很小。所以马克思将茶叶的生产与加工制作称之为商业性农业。晋商在湖北大量植茶、制茶，无疑是为了运销。该省的茶叶特别是红茶，主要运销于国内湘、鄂、豫、晋、冀、粤等地和海外英、美、俄等国。即当地出产的一部分红茶被粤商运销于湖南、广东、香港以至英美，而大部分的产品是被山西商人运销于河南、山西、河北、陕西、甘肃、内蒙、新疆以至俄国。
晋商在中原地方的茶贸活动是附带性的，一般采取顺路洒销的形式，将茶叶卖给小贩，任其出售。晋商运销茶货的重点地区是北部边疆，他们的茶务覆盖面相当大，所经销的主要是湘、鄂红茶。史书记载，道、咸时期，“甘肃茶务是这样的，引地是甘肃、陕西、青海、新疆，兼及蒙古和西藏。销数是每年二万八千九百九十六引，每引一百斤，另带损耗十四斤……来源是湖南安化（也有湖北）的红茶、在西北（也）叫做黑茶，运抵陕西的泾阳，局部的压制成块，每块重五斤，叫做砖茶；四川也有茶运销，不过数量很小。引商分为东西两柜，东柜是陕西和山西商人，西柜是回民”。（注：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86页。岳麓书社1984年版。）至同、光时期，左宗棠在西北整顿茶务，发行茶票，山西商人领票在这里贩运。当时，甘肃官茶运销到新疆，哈密地方的茶货存积不断增多。“同时，晋茶照常涌入。这种晋茶，实际是从湖南（包括湖北）贩来，因为是山西商人所经营，叫做晋茶。他们本就是甘肃官茶的引商，从归化（今呼和浩特）经蒙古草地到古城子，然后配销各地。大概南路天暖，人民喜食细茶；北路地寒，大家喜食粗茶。晋茶就多是粗茶；官茶就多是细茶。这样，一以北路为主要市场，一以南路为主要市场，双方平分秋色。”（注：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88页。岳麓书社1984年版。）
在北部边疆，晋商之茶务主要集中在蒙古，远在康熙年间，驻库伦经销茶叶的山西商号就有12家，至乾隆、嘉庆年间增加到50多家，人数有6000多。清代后期，库伦的旅蒙商号发展至400余家，其中开办茶庄的晋商有100多家，2万多人。他们不仅向高原汉人和游牧民族供应茶叶，而且还大量组织对俄出口茶叶，外贸规模越来越大。库伦买卖城和东营子的人员与货物因之与日俱增。恰克图买卖城，雍正年间初立国际商埠之时，仅有几家商号，至嘉庆初期发展到60余家。（注：清外务部档案，外交类，中俄关系卷。）后来在道光时，此处的茶庄发展到了100家左右（全为晋人经营）。并且，在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也有了进行国际贸易的旅蒙晋商商号及俄商之洋行。
在库伦、恰克图的茶商中，实力雄厚者主要是大德玉、大升玉、大泉玉、锦泰亨、锦泉涌、广全喜、公合泉、恒隆广、祥发永等十几家晋帮商号。乾隆后期，他们每年由漠北蒙古高原输入俄国的茶叶不下200万斤。嘉庆五年(1800)，仅由恰克图销往俄国的茶叶就达2799900俄磅（注：《Chinese Repository》V01。XIV,1845。），有250多万斤。进入道光年间，中俄茶叶贸易空前繁荣，出口数额大增。根据一份海外文献统计，道光十六—十九年(1836-1839)，我国每年通过蒙古输入俄国的茶叶（几乎全是晋商经销）平均为8071880俄磅（注：《Chinese Repository》V01。XIV,1845。），合700多万斤，价值800多万卢布。几年后，“1843年，运至恰克图交易的茶叶120000箱，其中花茶80000箱，家茶40000箱。价格数年没有变动。此时一方箱家茶为60卢布，一箱二级花茶为120卢布，一长方箱（比方箱大二分之一）家茶为80卢布”（注：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1284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这时的茶叶贸易创汇每年可达1240万卢布，折合白银约500-600万两。咸丰初年，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势头，卖给俄商的茶叶一年达15万箱，计900多万斤。这一时期的中俄贸易，就其形成和内容而言，基本上是平等、互利的贸易，双方商务不失为公道之举。并且，华商（晋商）对俄贸易特别是茶叶贸易具有很大的优势，掌握着通商的主动权，年年呈现出超，不少的白银从俄国流入。
这种形势未能维持多久便发生了变化。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性质决定了晋商在对外贸易中难以一直保持正常的实力和地位，难以摆脱殖民主义的笼罩。同治元年(1862)二月，沙俄侵略者在《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基础上，又强迫中国政府与之缔结了《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于东南沿海通商权的基础上，又取得了天津的通商权，并攫取了低税率的特权和深入内地采购土货（包括茶叶）及其加工制作权利。更为严重的是，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允许俄商从中国运货出口，只纳正税，有关票规银、厘金的征收皆予以优免。同治五年(1866)，沙俄又“强迫清政府取消了天津海关的子口税，使俄商运茶成本大为降低。这样就为俄商势力在中国的扩张开通了道路。结果，山西茶商的利权被夺，生机顿减。从前恰克图国际商城的120家山西商号到同治二年(1863)以后，因受外力的冲击而纷纷倒闭，只留60多家。到同治五年(1866)之后，恰克图“买卖城只剩下了四个老的山西行庄。并且……在这项贸易（茶叶贸易）上，中国人不能和俄国人竞争，因为在转运恰克图的过程中，俄国人持有的茶叶上税少，中国人持有的茶叶上税多”（注：档案：1868年海关贸易报告册，第2-4页。）。尽管同治七年(1868)清政府在晋商的强烈要求下，下令削减了一些厘税和浮收杂税，但很不够，根本没有享受到像俄商那样的税务优待，估然不能够摆脱出口买卖上的困境，依旧免不了在与俄商的商务较量中遭受失败。对此，时人写道：“自江汉关通商以后，俄商在汉口开设洋行，将红茶、砖茶装入轮船，自汉运津，由津运俄，运费省俭，所运日多，遂将山西商人生意占去三分之二。而山西商人运茶至西口者，仍走陆路；赴东口者，于同治十二年禀请援照俄商之例，免天津复进口半税，将向由陆路运俄之茶，改由招商局船自汉（汉口）运津，经李鸿章批准照办。惟须仍完内地税厘（厘金），不得再照俄商于完正、半两税外概不重征，仍难获利，是以只分二成由汉运津，其余仍为陆路。以较俄商所运之茶成本贵而得利微。深恐日后，俄商运举更多，而山西商人必致歇业。”（注：王先谦：《议复华商运茶赴俄、华船运货出洋片》，见《刘坤一遗集》奏疏稿，卷1。）俄商势力就是这样在本国殖民主义的支持下，大张旗鼓地在中国发展的。当时国运衰退、世道险恶，毫无情理可言，外国人运中国货物出口竟能得到税法上的令人难以理解的超常的优待，而中国人运中国货反倒要受到政策上的歧视，遇到清政府重税的抑制，于海上航运的茶货竟要缴纳陆路上的各种厘金（晋商贩茶出口，除交纳正税外，到恰克图，每票复交票规银50两。咸丰十年后，因军饷支绌，规定每商票一张，在察哈尔都统衙门，捐输厘金60两银），实在是咄咄怪事，欺人太甚。显然，晚清的国家主权受到了外国侵略者的控制，清政府已经变为外国殖民主义者对中国人民进行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的工具。换言之，在沙俄的一再逼迫下，清廷越来越走向买办化，它的统治职能越来越趋向反动，逐渐俯首服从于外国资本主义的意志。同治末年(1874)，在恶劣的内外环境中，晋商输入俄国的茶叶降到6万担（600万斤），到光绪四年(1878)，晋商由湖北、湖南等处运销于俄国的茶叶又降至5.5万担，其中80%的是红茶和砖茶，而同年俄商直接从中国武汉等处贩去的茶叶则猛增到27.5万担（注：渠绍淼等：《山西外贸志》上册，第84页。山西地方志编委会内部刊印1984年。），是晋商在蒙古组织出口的5倍之多。这一方面是由于那时华北遭受大旱灾，牲畜倒毙过多，晋商缺乏运茶工具，但更重要的是，殖民主义因素在起作用，即俄商在湖北直接开办茶厂，用蒸气手段压制砖茶，以宗主国国民的身份无理地几乎是无偿地开发利用我国的茶叶资源和获取鄂省的廉价劳动力，大量降低成本。并得到中国官方给予运销上的政策优惠，从而更有力地侵夺中国商利之故。
山西商人在对俄商务竞争中，曾进行过顽强的努力，并曾取得过较好的效果，但终究因为当时国际环境不良和晚清政府特殊的政治性质，而不能够持续发展。原来在同治六年(1867)茶商程化鹏、余鹏云、孔广仇等代表商界提出削减茶税和直接赴俄国售货的强烈要求。他们通过绥远城将军将自己的意见转达给朝廷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恭亲王奕訢。当时清政府鉴于政治上的需要和迫于商界的压力，于同治七年(1868)批准了晋省茶商赴俄贸易的请求（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7。），也与俄政府达成协议，并暂时实行以每票贩1.2万斤茶叶而纳25两银的轻税，“以示体恤”。于是，不少山西茶商重返恰克图，进而通过艰苦的征程，深入俄国地界，另辟市场，谋求商务扩展。史称“恰克图……都是晋帮商号……各商号在莫斯科、多木斯克、耶尔古特斯克、赤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巴尔纳乌、巴尔古金、比西克、上乌金斯克、聂尔庆斯克等俄国较大城市……都设有分庄”（注：路履仁《外蒙古见闻纪略》，见中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集》第63卷。）。这些晋商在同治八年(1869)，通过境外分庄向俄国组织出口功夫茶4.8万担，红茶、砖茶和绿茶为6.2万担，与俄商该年贩运茶叶总量相当。同治十年(1871)晋商输俄茶叶多达20万担，超过俄商贩运量（11万担）近一倍。对此文献记载，“还有大量的茶叶，由陆路运往恰克图及蒙古。过去的年代没有统计数据可供查考，但是，据海关税务局麦克佛森先生(Macphenson)说，1871年，由陆路运的茶叶数量共为26957930磅，计砖茶12149584磅，红茶14808346磅。在对俄海上贸易开始以前，这种极为发达、极为巨大的茶叶贸易是由山西商人经营的。大部分的茶叶，经恰克图运往俄国市场。”（注：档案：1872年海关贸易报告册，第124页。）事实证明，如果不是清政府腐朽、国家主权丧失，凭晋商的聪明才智和长久的行商实力是不会落后于俄商的。他们虽然受挫，但只要有了相应的机会和条件，就能再现辉煌。只因清政府又搞起了所谓“引俄制日”的政策，进一步放纵俄商的侵略，允许其在我国内地恣意妄为，欺行霸市，抑勒茶叶收购价，大量剥削茶农（注：（清）卞宝：《六制军奏议》卷5，奏体察鄂省加增茶课窒碍难行折。），加大晋商的竞争压力。同时清政府又施行限制民族商业资本发展的办法，只限定恰克图一处对外贸易（关闭蒙古的其他各口），并逐渐加重商税，致使晋商对俄出口茶叶业务又滑坡了。再加上宣统元年(1909)俄国单方面突然宣布对在俄国的华商实行重税（每普特茶叶征税2500-3500文钱），这样对俄贸易的山西茶商又陷入困境，直至终清，再无发展之机，运销俄国的茶叶又跌到了5万担左右。
综合起来看，我国晚清的茶叶经济是与当时的国际环境、民族地位、社会性质、国民权益保障等问题相联系的。它以产、运、销为基本结构，以栽培、采集、加工等生产程序为基础和核心，以市场为经营之导向，并深受政治之影响。
尽管晋商茶叶贸易在同、光时期发展不顺利，步履维艰。但商、农共同开辟了一个新的经济领域，在湘、鄂的红、黄壤上，首先制造和发展红茶，创造出了偌大的几块红茶基地，以足量产品供应华北和中原人民饮用，成功地开发地力，为国兴利。他们使红茶享誉欧洲特别是俄国，进而将中国的茶文化传播到海外，进一步促进了中俄经济和文化交流。俄人记载，红茶的边贸，使“涅尔琴斯克边区的所有居民不论贫富、年长或年幼，都嗜饮砖茶（以红茶为原料）。（该）茶是不可缺少的主要饮料，早晨就面包喝茶，当作早餐。不喝茶就不去上工。午饭后必须有茶。每天喝茶可达五次之多，爱好喝茶的人能喝十至十五杯。不论你什么时候去到哪家去，必定用茶款待。”（注：（俄）瓦西里·帕尔申：《外贝加尔边区纪行》。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不仅这一地区如此，而且，“所有亚洲西部游牧民族均大量饮用砖茶（红茶），时常把砖茶当作交易的媒介”（注：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1284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晋商与湖广茶农培育和制作了最适合俄国和西亚人饮用的红茶，并将之积极组织出口外销，在世界饮食文明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唐代茶叶生产发展原因探析
孙洪升
我国号称茶的祖国，世界上茶树的原产地即在我国的西南地区。汉代，茶已为人所知；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茶业略有发展，江南地区逐渐形成饮茶风习。入唐以后，随着南方的进一步开发，茶业成为当时农业生产领域中的新兴部门，茶叶生产异军突起，在社会经济中发挥的作用亦日趋重要。许多学者已就唐代的茶业、茶税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但对唐代茶叶生产发展原因问题似尚须作进一步探讨。本文拟就此问题略抒管见。
一、社会生产发展，自然条件适宜
茶树从被发现、利用到大规模的栽培种植，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至迟在西汉时期，我国已有茶叶生产。西汉王褒《僮约》中有“武阳买茶”之语，武阳即今四川彭山县，蜀地本来就是我国的产茶地之一，“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四川地区在西汉时已开始种植茶树，并在一些地方开始出现茶叶市场。汉代以后，随着江南的开发，我国的茶叶生产亦随之有了缓慢的发展。唐人陆羽在《茶经·七之事》中搜集了大量从上古到唐代的茶史资料，其中以两晋南北朝的茶叶历史资料为多，说明南北朝时期的茶叶的影响力已渐扩大，引起了各种人的注意，并把茶叶写进了作品中。但隋唐以前，茶叶的饮用仍局限于南方，北方人民尚不多饮。故北人偶有饮者即被视为怪异。北魏时杨衍之在其《洛阳伽蓝记》中对此有生动的描述。当时北方人对茶知之甚少，因而投降到北方的江南士人饮茶即遭到讥笑，在朝贵宴会上虽已开设茗饮，北方士人却耻不复食。北方人把南方士人的饮茶风习与当时南方的落后、野蛮、未开化联系在一起。［①］甚至到了唐代前期，北方仍然没有形成饮茶习俗，封演即言：“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②］。唐代以后，这种局面才得到了完全改观。
为什么唐宋以前茶叶生产发展如此缓慢？为什么在唐代茶叶生产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从长期来看，有几个基本的因素制约着我国古代茶叶生产的发展，其中最根本的因素在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茶叶是经济作物，茶叶生产受整个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而茶叶的产地——我国的南方地区长期以来生产力水平较低，自然经济的色彩浓厚，汉代以前虽有局部开发，多数地区仍十分落后。东晋南朝时期，南方广大地区仍然是地旷人稀，经济发展属于开发阶段，即“原来的经济不发达，尚未开发或尚未全面开发，具有经济发展前途即经济潜力，但尚未形成强大的经济实力，不足以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③］
粮食生产在传统农业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粮食是人们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在古代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如何保证社会有稳定的粮食供应，避免饥饿，一直是历代统治者所追求的目标。“重农抑商”、“驱农归田”都是为了粮食生产。尽管唐宋以前的社会一直推行重农政策，粮食生产水平仍不尽人意，一旦社会动乱，自然灾害发生，人们不免到处流亡，“易子而食”的悲剧屡屡重演。汉代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辉煌时期，但汉代的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却难以与此相称。汉代农业人口平均口粮数每人每年480市斤左右，农业劳动生产率约为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年产量二千市斤左右，一家约在四千市斤左右，剩余产品约占1／3，除去封建国家的租赋，只有很少部分进行再生产。自耕农户能用于再生产的最多不过总产量的8—16.6％，往往需用压缩口粮的办法才能勉强维持简单再生产。一遇到天灾人祸，农民往往破产流亡。而佃农、依附农的情况则更糟。［④］这虽是汉代总的粮食生产情况，甚至是北方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情况，但考虑到唐宋以前经济重心一直在北方，南方较之北方农业生产要落后，则汉代南方的粮食生产水平亦可想而知了。汉代以降，我国的农业生产水平在不断提高，尤其是南方农业发展迅速，单位亩产量也不断提高。粮食生产的缓慢增长，为茶叶这种经济作物的发展奠定了基本的条件。
表面上，粮食、茶叶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而实际上，二者之间却是关系密切，如影相随的。业师李埏先生对此颇有灼见：“茶作为一种优良饮料，在唐以前很久，人们就已经知道而且应用了。可是茶业的兴盛却是唐代的事情。……饮茶之风在六朝时确已出现，可是茶的种植不广，原因是当时的农业生产力还不足以大量生产这种经济作物。……只有当粮食作物的产量有所提高，从粮食作物的生产中能匀出相当的人手和土地时，茶才能相应地获得发展”［⑤］。直到今天，在许多低收入国家里，国内经济发展所需的食物的生产仍决定着农业部门的发展。［⑥］而经济作物较为集中的地区的农业水平亦较高。唐代亦然。试以江南为例。唐代江南是重要的茶叶产区之一，那里的生产从质的方面而言，已赶上甚至超过了中原地区。在开元、建中之际，稻麦复种制已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推广；水稻农业开始由粗放经营走向集约经营；种稻农户户均产量总量大大超过了六朝。［⑦］唐代南方粮食平均亩产量较之东晋南朝有了进一步提高，南方水田比东晋南朝增产1.2％。［⑧］入唐以后，南方成为重要的粮食输出区，大量粮食漕运到北方，缓解了北方的粮食紧张状况。唐人权德舆、刘晏对此认识颇为深刻。
唐代南方粮食产量的增加，农民在满足家庭消费及完纳租税之后，便可把剩余部分投放市场，推动了粮食的商品化。《太平广记》卷374《胡氏子》、《茅亭客话》卷8《女子画虎》条均记载了农民将剩余小麦投放市场的事例。将稻麦等粮食投放市场是唐代全国皆有的现象，南方更加普遍。大量粮食投放市场可以满足茶农的粮食需求，对发展茶叶生产十分有利。农民与市场的关系更加密切，也促进了农村副业的发展。
“作物的成功有赖于环境的帮助”［⑨］。唐代茶叶生产的发展与南方茶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是分不开的。茶树具有喜温、喜湿、喜酸、耐荫的生态特征，对环境条件有一定的要求，茶树生长的最适宜温度在20℃—30℃范围之内，当气温下降到－10℃以下时即会受到较严重的冻害。而唐代南方茶区气候温暖湿润，适合茶树生长。此外，唐代南方气温变幅小，雨量充足，保持了相对完整的森林植被，比较充分地发挥了调节气候、蓄保水分和抗御灾害的作用，给茶树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条件。南方逐步形成了重视培养地力的耕作方式，从而促进了土质的变化［⑩］。这些自然条件适于茶树生长发育，为唐代茶叶的迅速发展奠定了自然基础。
二、茶叶商品性增强，市场需求旺盛
唐代茶叶生产迅速发展，与茶叶的商品性不断增强、茶叶市场不断扩展关系密切。茶叶的商品率提高了，茶叶的市场容量扩大了，茶叶的流通畅通了，则茶叶的生产也会随之提上一个新台阶。下面即详述之。
（１）唐代茶叶市场容量的扩大。
茶叶市场容量是制约茶叶生产的一个重要因素。为论述方便，我们姑且把茶叶的消费量视为茶叶的市场容量。马克思指出：“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①①］作为茶叶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唐代茶叶消费量逐渐扩大，刺激了茶叶生产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茶叶消费仅限于南方各地，市场狭小，消费量不大，消费对生产的刺激作用也不大。
入唐以后，饮茶之风风靡大江南北，远播塞外。其实，北方广大地区在唐初时尚无饮茶之习，开元天宝年间才稍稍有茶，至德大历年间茶叶渐多，德宗建中年间之后遂达到了兴盛的局面。［①②］唐代封演也认为南方人喜好饮茶，北方人初不多饮，开元年间因佛寺学禅务，寺僧饮茶，各地竞相仿效，形成了饮茶风俗。［①③］“茶神”陆羽写成我国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对唐人的茶叶消费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史称“［陆］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源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其后尚茶成风。”［①④］唐代的茶叶消费达到了一个新水平。饮茶已不再是王公贵族、官僚士人的特权，品茶啜茗之风已渐入寻常百姓家，茶叶开始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于人所资，远近同俗。既祛渴乏，难舍斯须。田闾之闻，嗜好尤切”。［①⑤］越来越多的城乡居民大量消费茶叶，“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穷日尽夜，殆成风俗。”［①⑥］“累日不食肉犹得，不得一日无茶也”。［①⑦］
唐人饮茶之风兴盛，间接地反映出茶叶消费量之大及茶叶市场的扩展，推动了茶叶生产向前发展。“消费不仅是使产品成为产品的最后行为，而且也是使生产者成为生产者的最后行为”。［①⑧］茶叶成为受广大消费者欢迎的大宗商品，刺激了南方茶农和茶园主植茶制茶的积极性，不断扩大茶叶产量，提高茶叶质量，以适应市场需求，也促进了茶叶栽培技术的提高及品种的增多。“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①⑨］这是茶叶生产不断调整、适应茶叶消费的结果。
（２）茶叶贸易繁荣
李埏先生指出，茶叶产地在川蜀江淮，而销售却远及北国、吐蕃、塞外，必须有商业的中介，否则便无法流通。并指出唐中叶以降，处于幼年阶段的全国性市场已经形成了。［②⑩］显然，商业和市场是联系茶叶生产和消费的桥梁和纽带。马克思指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②①］茶叶这种商品性很强的经济作物的生产因产地与销地相距遥远，更离不开交换与流通。唐代全国性市场的形成，为茶叶进入市场销售全国各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唐中叶以后，朝野上下都和市场发生了一定的关系。商业资本活跃，需要在流通过程中增殖自己。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它活动的最佳途径即长途贩运贸易。［②②］唐代商人资本开始向茶叶贸易倾斜，茶叶开始成为商人长途贩运的大宗商品，因其消费量大、易于销售、易获厚利而受到商人的青睐。唐代茶商长途贩茶的情况较为普遍，茶商人数也不少。在春季采茶季节，富商大贾、小商小贩便云集茶区，收购茶叶。如祁门县产的茶色香俱佳，吸引了四方茶商前来采购。“每岁二三月，赍银缗缯素求市将货他郡者，摩肩接踵而至。”［②③］其中既有肩挑背负作小本生活的小商贩，也有广市多载、以巨艎运输的资本雄厚的大茶商。其他茶区的贸易亦十分繁荣：“盖以茶熟之际，四远商人，皆将锦鏽缯缬金钗，入山交易。”一些劫江贼获异色财物后入茶山博茶，贩运北方。［②④］
唐代水陆交通的发达、造船业的进步也为茶叶贸易尤其是长途贩运提供了有利条件。茶商在贸易中使用舟船的很多。舟船的使用，扩大了茶叶的运载量，提高了运输效率，加快了茶叶的流通过程，扩大了茶叶的流通地域。在茶叶的生产、消费过程中，各地茶叶形成了较为固定的销售区域。［②⑤］
唐代商人多投资于茶叶贸易，促进了茶叶的营销，有助于茶农的生产。使茶农“专勤是谋，衣食之源不虑不忧”［②⑥］，有利于提高茶叶生产的专业化水平，促进茶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尽管唐政府一度实行税茶、榷茶政策，为茶叶商品的正常流通设置了障碍。但由于私茶贩禁而不绝，仍有大量茶叶通过私茶商之手进入了消费者手中。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榷茶给茶叶流通带来的消极影响。
“在市场狭小而且很分散的地区，不可能充分地开发由于劳动分工和生产专业化而获得的规模经济效益”［②⑦］，唐代茶叶市场的扩大，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茶叶生产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条件。价值规律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它的作用。在我国古代社会中，农民家庭或多或少地要与市场发生一定的关系已是不容置疑，而在唐宋社会，商品经济繁荣，农民与市场的关系也就更加紧密，农民为完成社会再生产、交纳赋役，必须出售自己的一部分产品。因此，市场价格的变化影响了农民生产模式的改变。假如南方农户既生产稻米又生产茶叶，他只卖一部分稻米，其余的留作家庭消费。如果稻米价格下降，减少稻米生产，增加茶叶生产有利可图，则农户可能把生产稻米的资源转移到茶叶生产上。如果茶叶价格继续上升，稻米价格不断下滑，在农业比较利益的驱动下，农民则把稻米生产的资源进一步转移到茶叶生产上，农户需购买稻米以满足消费。茶树的集中栽植，迫使茶农必须从市场上购买粮食以满足家庭消费。唐代南方出现的茶园户专门以种茶为生，笔者认为与此有关。当然，在唐代社会条件下价值规律、价格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仍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但因此否认其作用也是不可取的。市场、价格对唐代农户的茶叶生产是有作用的。如蜀地生产的蒙顶茶，质精价高，“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顶”，倍受消费者欢迎。结果大大刺激了茶农的积极性，“是以蒙顶前后之人，竞栽茶以规厚利，不数十年间，遂斯安草市岁出千万斤。”［②⑧］
三、劳动力资源充足，从业者众多
茶叶是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茶叶生产需要大量劳动力。尤其是在古代社会中，制茶、采茶等都要依靠手工劳动，没有机械化的生产。仅茶叶采摘一项即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茶树是个时辰草，早采三天是个宝，迟采三天变成草”，因此必须争时间、抢速度，及时加以采摘。据《茶经》记载，春季的二、三、四月是采茶的季节，一般在日出之前即要开始劳作。为了保证鲜叶质量，还要注意选好采摘时间，“有雨不采，晴有云不采，晴采之”。［②⑨］因此，当茶园面积较大时，在采摘旺季极易造成劳动力的短缺问题。采摘茶叶的劳动量一般可以占到总劳动量的一半左右。“氓辍耕农耒，采采实苦辛。一夫且当役，尽室皆同臻。”［③⑩］因为劳动量大，茶农全家都暂时停止其他劳作，参加到采茶中来。茶芽采下后还要有足够的人手进行加工制作，“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茶之干矣”［③①］最后加工成饼茶或团茶，用竹子或纫谷皮串成串。“日午独觉无余声，山童隔竹敲茶臼”，［③②］儿童也参加了制茶的劳动。
唐代社会为茶叶生产提供了较为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唐初，统治者吸取了隋亡教训，政治上比较清明，经济繁荣富庶。在全国安定统一的条件下，均田农民生产条件大大改善，刺激了人口大量增殖。史称“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绢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６３０）米斗四五钱，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野，人行数千里不赍粮，民物蕃息……”。［③③］人口增长的速度是较快的。贞观年间全国户数不满三百万；至武则天神龙元年全国户数便上升到了六百三十五万多户，是贞观年间的二倍多；至玄宗天宝十三载，全国有九百六十一万多户，较之贞观年间增长了三倍多。［③④］中国人口数量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并且南方人口急剧增长。安史之乱前后，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大大增加了南方人口。有学者研究指出，安史之乱以后长江流域成为全国人口重心。［③⑤］
南方人口的增加为茶叶生产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条件。在唐代南方茶区出现了许多农户，他们或兼营茶叶生产，或专门从事茶叶生产，在唐代文献中后者称为“茶园户”或“园户”。
唐代南方农户兼营茶叶生产的现象应是较为普遍的。农户在种植粮食作物的同时也在田边地头、房前屋后栽茶，以便投放市场，补贴家用，维持家庭的社会再生产。如“益昌民多即山树茶，利私自入。”［③⑥］即是一例。以茶叶生产作为副业的农户在宜茶生长的南方是很普通的事情。正因如此，在唐代文献中对此的记载反不多见。虽然每户产量不多，但拳石成山，聚积起来数目是很大的。
但对唐代茶业经济产生重大作用的是专门从事茶叶生产的茶园户。茶园户的出现，是唐代农业领域中的新鲜现象。唐武宗开成五年十月盐铁司奏文有云：“伏以江南百姓营生，多以种茶为业”［③⑦］；又唐人张途说：祁门县一带“业于茶者七八矣。”［③⑧］李商隐说：泸州“作业多仰于茗茶，务本不同于秀麦”。［③⑨］上述农户以茶为业，生产茶叶投放市场，其生活、生产资料亦仰于市场，据此，我们称之为茶叶专业户似不过分。茶园户出现显示着唐代农业分工的新格局，对于增加茶叶产量、发展茶业经济、活跃市场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茶园户的经济状况不一，茶园规模大小有别，经营方式也不同。地位相当于自耕农的园户，依靠自身的力量即能完成采茶制茶任务，不需假手别人。倘若茶园面积大，需投入大量劳动力，即需要采取租佃或雇工的经营方式。此类园户经济地位相当于地主，我们姑且称之为茶园主。
茶园主的租佃经营茶园。即将茶园出租，收取茶租。如陆龟蒙嗜茶，“置小园于顾渚山下，岁入茶租十许，簿为瓯舣之费。”［④⑩］租佃者多为丧失土地的农民，交租之后，即可把剩余产品投入市场。唐宋时期，从事这类茶叶生产的佃农为数不少。唐代大量农民破产沦为佃农，给此类茶园的经营创造了条件。
茶园主的雇工经营。茶园主雇募工人来进行茶园管理、采摘加工，付给一定的报酬。《太平广记》记载“九陇人张守圭仙君山有茶园，每岁招采茶人力百余人，男女庸功者杂处园中”［④①］张守圭每年雇用的采茶人员达一百多人，其茶园规模必不小。茶园主所需雇工数量是很大的，经营茶园须以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作后盾。
唐代人口的增多，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各类茶园的经营提供了条件，促进了唐代茶叶生产的发展。
四、茶叶生产技术进步
茶叶生产的发展与整个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息息相关。自秦汉以来，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便不断探索发展农业的生产技术。入唐以来，我国逐渐形成了精耕细作、重视地利的农业经营技术，大田粮食作物产量不断提高。这些都为发展茶叶等经济作物奠定了基础。
“新作物的出现意味着新技术的发明、应用和完善。……因为农业，或者说种地，牵涉到千家万户。一项农业革新的成败始终取决于社会的支持、推动和要求”［④②］茶叶虽在唐代以前早已种植，但就其发展而言，视其为“新作物”亦未尝不可。唐代以前，人们对茶的认识仍停留在表面现象上，只有只言片语的零散记载。入唐以后，出现了我国乃至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人们开始对茶有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了解。
但陆羽在《茶经》中对茶树的栽培、加工技术仍论述不详。晚唐时人韩鄂在《四时纂要》中详细谈到了种茶的方法。兹引录于下：
种茶：二月中于树下或北阴之地开坎，圆三尺，深一尺，熟斫，著粪和土，每坑种六七十颗子，盖土厚一寸强。任生草，不得耘。相去二尺种一方。旱即以米泔浇。此物畏日，桑下、竹阴地种之皆可。二年外，方可耘治。以小便、稀粪、蚕沙浇拥之；又不可太多，恐根嫩故也。大概宜山中带坡峻。若于平地，即须于两畔深开沟垄泄水。水浸根，必死。三年后，每科收茶八两。每亩计二百四十科，计收茶一百二十斤。茶未成，开四面不妨种雄麻、黍、穄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