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乌格斯：《茶叶全书》下册，第五章，１９４９年中国茶叶研究社翻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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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鲜叶。砖茶厂的原料，除收购中国的茶树枝叶外，有的还从锡兰购买大量的茶末掺和，所以其在生产上带有茶叶再加工性质。
因此，我们把这些外国人开设的砖茶厂和他们使用轮船运茶等情况和前面说的广州夷馆区的厂栈相联系，并把它们也划入近代茶叶运输和贸易科技的范畴。
另外还要指出，这些外商在我国使用轮船和机器运输、加工茶叶，其目的也绝不是为帮助我国茶业的近代化，主要的还是为他们对我国的更进一步的掠夺。
这一点，左宗棠有这样一段很好的揭露：“每年春间，新茶初到省垣（指福州）
，洋商昂价收买，以广招徕。
迨茶船拥至，则价值顿减，茶箱（商）
往往亏本折资本。
加以浙江、广东、九江、汉口各处，洋商茶栈林立，轮船信息最速，何处便宜，即向何处售买。“
①很明显，洋人所以很快把他们在国内还不多的轮船拿到中国来用，目的自然只是为他们赚更多的钱。
砖茶厂的情况也是这样，其压力机无疑较我国木质平压机工效高得多，但由于我国砖茶手工工场“大都为临时性质，不利于购置新式设备”
，所以，如距武汉很近的羊楼洞的众多砖茶工场，直至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依然还是循守旧法。
这也即是说，外国在华企业首先采用的这些近代科学技术，对我国传统茶叶科技的近代发展，实际也无多大影响。所以，即从这二点来说，我们也可以和有必要把外国在我国这些企业的近代茶叶科技，与我国自己茶业和茶叶科技的近代发展相区分开来。
①左宗棠：《征收起运运销茶税未能定额情形折》，此据《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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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国茶业和茶叶科技，究竟又是什么时候开始向近代转化的呢？
笼统地说，也即西方在我国传统茶叶科技基础上创建出近代茶叶科学技术并明显显示出其优越以后。
如前所说，鸦片战争以前，外国购买我国茶叶，集中由广州官商办理，鸦片战争以后，英国用武力强迫清政府进一步开放，因而使我国茶叶出口和生产，也出现了一个更加巨大的发展。
以英国在鸦片战争前后的华茶贸易为例。
据马克思统计：１７９３年，英国购买中国的茶叶“还不超过１６１６７３３１磅，然而在１８４５年便达到了５０７１４６５７磅，１８４６年是５７５８４５６１磅，现在（１８５３年）
已超过了６０００万磅“。
①这即是说，在鸦片战争前后半个多世纪中，英国从中国进口的茶叶，至少翻了两番。至咸同年间，我国茶叶出口依旧保持继续递增的势头，据海关统计，１８６６年，我国茶叶输出的总额为１２０万担；１８７２年，茶叶出口增加到了１７０余万担；１８８２年，进一步增加到２０１万担；至１８８６年，四年中更猛增到２２１．７万余担，创造了旧时我国茶叶出口的最高纪录。非常明显，在这之前，我国茶叶出口一年比一年大幅度增长，加之其时英国、荷兰在南亚发展茶叶生产不时从我国购买茶种和延聘茶叶技工去指导，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我国的传统茶业和茶叶科技，自然是不会感到其不足和需要改革的。所以，在此之前，明确说在１８８６年以前，我国是不会提出要改革我国传统茶业和茶叶技术的。
事实也是如此，１８８７年起，我国传统茶业和茶叶科技，在西方茶叶生产和近代茶叶科技尚未发展起来以前，犹如回光
①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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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照，急剧上升到了顶点。但是，当西方茶叶生产和近代茶叶生产科学技术建立发展起来以后，与我国传统茶业和茶叶科技一比较、碰撞，我国传统茶业就急转直下，由发展的顶峰，坠落到衰败的低谷。这一点，我们从１８８７年以后我国茶叶出口锐减的情况中也可找到说明。
１８８６年，我国茶叶出口为２２１．７万担，１８８７年即降为２１５．２万担；至１８９１年，减为１７５万担；１９０１年，又从１８９７年的１５３．２万担，一下跌落到１１５．７万担①。从１８８６至１９０１年的１５年中，我国茶叶出口锐减了１０６万担，减少５２％还多。同光年间我国茶叶出口的这一起落，在我国茶业和茶叶生产上，就出现了一个先是一哄而上，盲目发展，接着又一风而散的曲折，使我国茶业蒙受了极其惨重的损失。以福建大田和广东南海二县的变化为例。据民国《大田县志》记载，“大田茶叶，原为生产大宗，在三十都各处，多茶山，每年采做乌龙、小种红茶，售额可达万余金。
自清季以来，省中茶价跌落，茶商多亏折，兼之时局影响，以致商家无敢采办，而各处茶山亦因之荒废。“
②宣统《南海县志》也说：“茶叶以前为出口货大宗，现在出口之数，历年递减，光绪十八年出口尚有六万五千担，至二十八年，出口不过二万四千担，盖西人多向锡兰、印度购茶，以其价廉也。
前后仅距十年，销数之锐减已如是，中国茶业之失败，亦大略可睹也。“
③从这里也可看出，我国茶业走上近代改革这一步，并不是一件自觉和愉悦
①朱美予：《中国茶业》，１９３７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②民国《大田县志》卷四，物产。
③宣统《续修南海县志》，卷四，物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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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情，实质上是一种失败后的痛苦求进。
上面我们提到，我国茶业和茶叶科技的近代发展，是１８８７年以后的事情。后到什么时候呢？
１８８７年是１８８６年前连年递增的头一年下跌，总要连跌几年以后，才会看出和证明确实是衰落，再由衰落进一步提出改革或振兴。所以，明确地说，我国茶业和茶叶科技的近代改革，当是上一世纪９０年代，而且主要是９０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
这一时期，也是我国历史上不同阶级，各派势力，以不同方式反对外国侵略、反对朝政腐败，要求社会变革，要求学习外国技能等革命和爱国意识最为高涨的时期。
在上世纪９０年代，对我国改革和科技发展最有影响的，主要是洋务和维新两派和附属或游离于这两派之间的知识分子。其中尤以洋务派为最力。
如１８９４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为减少两湖茶商亏累，就直接进行过运输红茶至俄试销的努力①。
至于维新派，戊戌变法虽只百日就夭折了，但其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许多主张，如要求“振兴商务、农务、工业，奖励工艺创新，开矿筑路”
；“改革科举制度，设立学校，设立译书局，允许自由创立报馆、学会和派人出国留学”
等等，还是符合社会需要在后来以至民元以后仍继续奉行。为了吸引和争取更多的士人参与、支持洋务及维新，两派特别是维新派在北京、上海、湖南、天津等地成立和创办了很多学会及报刊。
它们传播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也带来了很多近代科学技术的信息。这些说明，在１９世纪末的近代改革大潮中，那些具有爱国和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实际起到
①张之洞：《购办红茶运俄试销折》，此据《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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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关键的作用和影响。
这里还需补充说一点的是，当时茶业在全国还没有学会和专门的科技人员，其改革和近代茶叶科技的介绍，主要隶属于农学会和由《农学报》刊载的。
上面这些情况，也即是说我国茶业由极盛一下坠入衰落的低谷，不是在别的什么时候，而正是在洋务派自强求富，维新派要求保护资本主义发展和农学界宣传“务本兴农”
的高潮之际。
所以，我国茶业的骤然败落，不但成为洋务、维新和务农知识分子用来说明他们主张或宣传改革的现实最好理由，而且也是他们用来标榜和实现自己改革和希望的最好出发点。
不妨随便举例来说。如当时任户部员外郎被维新派推选为“强学会”
会长的陈炽，其在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
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条陈茶政”
的奏折中就提出，“中国茶务昔盛今衰，其故有三”
：一则是印度、日本仿种太多，一则是洋商之抑勒太甚，一则是山户和商人互相忌嫉、抬价，以致使茶务“江河日下”
，补救无从。
严格说，陈炽分析我国茶业昔盛今衰的这三点理由，并无抓住根本；但其后面提出的“补救”
四法，却代表了当时社会上不少维新者的看法。
其补救第一法是“参用机器”
，克服人工炒焙不匀的缺点；二是准设小轮，江西、湖南需经鄱阳、洞庭之茶，可不受风雨之阻而免遭西商抑勒；三为设立公栈，茶货不单独而是集中和外商议价，变由洋商为“由吾操纵”
；四曰暂减厘捐，印度茶叶便宜，是因为税轻。这也是清朝政府关于我国茶业为什么要进行改革和怎样改革的早期文献之一。洋务派对茶业改革的关注，也以张之洞为例。
１８９８年，张之洞在《饬江汉关税务司设立厂所整顿茶务札》中，对其振兴茶业的观点，表述得也很清楚。他说，要整顿茶务，挽回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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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关键是要抓住“栽种必明化学，焙制又须机器”
这两点。要做到这两点，“非合各富商之力，纠股设厂，延请洋人督率教导”。这一点，张之洞把茶业的“洋务”
，实际变成了“洋人之务”。
他对江汉关税司的穆和德十分赏识，称他“于茶务目击情形，深明利弊，极愿为中国茶务谋补救之术”。因为这样，所以张之洞把湖广“筹划种茶制茶之良法，在汉口或产茶地方设立厂所”
等振兴茶业的大权，全部交给了江汉关税务司，要他们寻访明理茶商，“商集股分，以及如何购机制茶，以成佳茗；购地试种，以期推广；并延请洋人，酌雇印度工人”
①等事务，都交给了穆和德。
张之洞此文，不是纸上说说，规定“札到”
，就要立即“按照上项札行事理”。是实实在在推行茶务改革的。至于农学会对振兴茶业的重视，可从《农学报》刊文的情况也多少看出一点。
《农学报》发刊词中提到的该刊内容“门目”
，有农理、动植物学、树艺、畜牧、林材、渔务、制造（如酒糖酪罽之类）
、化料、农器和博议十类②；茶只是其中“树艺”
中的一种作物。
可是，我们查阅１８９７—１８９８这二年的《农学报》后发现，在每期薄薄的一二十页文字中，有关茶叶的奏折文札、茶事报道和国外科技，期期多有，其内容超过蚕桑、树艺和畜牧，占居最大篇幅。那么，当时我国有关方面，为什么对我国茶业和茶叶科技的近代改革这样重视呢？
显然，这绝不是因为茶树栽培面积大或与社会生活关系密切等原因，而主要是因为其长期来
①《鄂督张檄饬江汉关税务司设立厂所整顿茶务札》，此据《农学报》卷二十四引。
②《农学报》，光绪二十三年，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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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是我国重要出口物资所决定的。
从上面例子可以清楚看出，我国茶业和茶叶科技的近代发展，不但一开始就和我国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和务农会的农业改革相联系和结合，而且实际也成为这些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或重点。因为这样，所以我国茶业和茶叶科技的近代改革，就不但带有某些洋务和维新派的特点与观点，而且大体上也采取了与我国农业近代发展基本相应的路子和方法。具体来说，如梁启超为《农学报》写的发刊序中所讲：其路子就是“近师日本，以考其变通之所由；远摭欧墨（美）
，以得其立法之所目。“
①说明确些，也就是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和学习欧美的科学和技能。这一点，在《农学报》的内容中，也反映得很明显。
其编辑部有懂日文和英语的编辑各一名，译文栏目也分“东（洋）
报“
和“西报”
二栏，每期日本和四方报刊译文的字数也大体相近。
在日本译文中，对明治维新的经验，尤为重视。
如光绪二十六年，《农学报》的主要编辑罗振玉，还特地编写了《日本农政维新记》一文，以大事记的形式，详细介绍了明治维新三十年来日本在农业改革方面的主要活动和具体经验。
《农学报》刊登《日本农政维新记》，也是针对其时我国关于农业包括茶业改革的意见和建议众说纷纭、各执一词的实际而发的。在上面提过的张之洞和陈炽的看法就不一致。陈炽提出振兴的四法是使用机器、添置轮船、设立茶栈和减少茶税；张之洞的茶业发展，只提运用化学栽种和机器制茶二条。
《农学报》编辑部的意见，也是二点，其称中国茶利日替，其故
①梁启超：《农学报·序》，光绪二十三年，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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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二：“一由于华商资本太薄，不能久持待价，至堕西商算中；一由于中华焙制不合西人口味。”
①如何挽回呢？
他们提出，一是厚其资本，一是改用机器焙制这样二条。愈说愈玄，浙江瑞安有人在一份条陈中说得更简单：“纲者何？设公司以揽茶务是也；②”
认为只要成立了公司，一切问题就可解决了。总之，在上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我国上下各地，围绕茶业发展，确实提出了不少的方案和意见。
但是，实际情况又怎样呢？
这犹如英人在报上讽笑的那样：所“进变通新法之说虽众，皆如马耳之射春风。”
③所以，我国各地清末的茶业改革，看似有领导、有组织，但实际依然还是各行其是，没有统一计划。
不过，不管当时我国茶业改革意见如何纷纷纭纭，也不管各地改革时间有先有后，但总括起来说，我国近代茶业的改革发展，不外下面要说的成立促进茶业发展组织，派人出国学习、考察，采用洋人栽种新法，推进机器制茶，组织参加国内外博览，开办茶务讲习班和传播茶叶科技知识等这样几个方面：
（一）
振兴茶业组织和派员出国情况
清末促进农业的组织，有“务农会”
或“农学会”
；但是，茶业没有筹建这种全国或省际的学术团体。
官办的组织，见之于记载的，也只有上面提过的张之洞“饬江汉关税务司”
成立的
①《鄂茶亏本》一文的编辑部按语，《农学报》，卷四。
②《瓯茶利病条陈》，《农学报》卷十二。
③《西报选译》，《农学报》，卷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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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顿茶务厂所。
但这些以研究、推广机器制茶和新法种茶的厂所到底成立多少？
后来情况又怎样？
没有找到其他记载，所以也只此一提。
由茶商和地方绅士自发组织的振兴茶业组织，以福建建瓯的“茶业研究会”
最有成效。建瓯北苑，是宋代贡焙所在地，当时社会上有“金易得，建茶难得”
之说。
但自元代贡焙移至武夷以后，建瓯的茶业由衰以至渐渐荒废。清咸同年间，随茶叶出口的急剧增加，一批外地棚民至“钟山”
租地种茶，也带动本地山民垦种茶树，“所产工夫茶年以数千百万计，实超宋代而过之”。但不久，光绪中期左右，我国茶业衰败，建瓯绝大部分茶利“无复保存”。
“嗣是，有和兴茶业公帮，起而讲究种植制焙诸法，寻改为建瓯茶业研究会，联络群力，锐意改良”
①。茶业研究会前身的“和兴茶业公帮”
，当是成立在上世纪９０年代末或本世纪初。
研究会发动大家“锐意改良”
的结果怎样呢？
“宣统二年（１９１０）
，南洋第一次劝业会（在江宁今南京召开）
，如金圃、泉圃、同芳星诸号，均获优奖。
民国３年（１９１４年）
，巴拿马赛会，詹金圃得一等奖凭，杨端圃、李泉丰得二等奖凭，此其效也“。顺便指出，建瓯茶业研究会在本世纪２０年代之前，本地业主团结奋勉，是取得不少成绩的。
但至２０年代以后，由于人事的变动，广帮、潮帮茶商的反客为主，茶业研究会的活动和作用，就“日形衰落”
了。
关于派员出国学习、考察，从有关资料看，在光绪后期，在农业方面，即有向欧美派遣留学生的情况，但是，茶叶方面，清
①民国１８年《建瓯县志》，实业，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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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１·
朝只有派人到印度学习使用机器制茶，而尚未有派遣留学生的记录。
我国派人出国学习机器制茶，当首推福建。
据光绪二十四年《农学报》的一篇《奏折录要》中载：“闻福州商人，至印度学习，归用机器焙制，去岁（１８９７年）
出口四万箱，获利甚厚“。
这段记载对福州茶商去印度学习的时间，讲得比较含糊。
“去岁”
指的是出口机制茶，但去印度学习是否也是“去岁”
，就不明确了。
不过，不管怎样，即使福州茶商就是１８９７年去印度的，这可能也是我国派员出国学习制茶的第一例。
至于官派出国考察的例子，现在我们能举的只有两江总督派陈世璜去印度、锡兰考察茶业和烟土税则，及清廷派大臣至俄国考求中国出口土产销售这样两例。陈世璜于光绪三十一年“农历四月初九出发，八月二十七日归国”
①，一般认为这次即“我国考察国外茶业的蒿矢”。
陈世璜回国后，给两江总督府撰写了一份详细的“印锡种茶制茶暨烟土税则事宜”
的条陈。文中除力陈我国茶业必须改革外，对印度、锡兰的植茶历史、气候、茶厂情况、茶价、种茶、修剪、施肥、采摘、茶叶产量、茶叶机器、晾青、碾压、筛青叶、变红、烘焙、筛干叶、扬切、装箱、茶机价格、运道、奖励、锡兰绿茶工艺以及机器制茶公司程章等等，逐一作了具体的介绍。
可以说，在此前我国对印度、锡兰茶业的实际，知之是一鳞半爪甚至有误传和片面的；通过这次考察，不但得到了一个完整的真实印象，而且还对我国茶业的改革和发展，也提供了不少切实和合理的建议。如关于制茶，考察报告提出，印度、锡兰的红茶，虽不如我国上等红茶，
①《吴觉农选集》，上海科技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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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较我国一般的红茶价廉味厚，外国人饮之也逐渐习惯，所以，我国茶叶出口，必呈“日亏月耗”
之势。
因此，我国茶业要复兴，就“惟有改良上等之茶”
，即提高茶叶品质。
在两江范围内，依靠官府力量，发动茶商，首先在屯溪、宁州等重要产茶地区，“设立机器制茶厂，以树表式”。
为开风气之先，厂内生产时，要允许茶商山户入内观看，几年之后，商民见效果甚大，自然通力合作，除旧更新，茶区就会到处都设立这样公司了。不但建议开设“机器茶厂”
，而且根据我国的国情，进一步提出改进茶机和做到一机多用。报告提出，如“再能仿照制机，变通其意，集新法之长，补旧法所短，如碾机改牛马运动以代汽力，烘机从木炭研求，以臻美备；并设法装配磨粉机器，以便秋冬无茶之日机制米麦等粉，而免停工待费之暗耗”
①。另外这一年清政府派使俄国考察我国出口土产报告中有关茶的改进意见，也很具体。其称：华货输俄，茶为大宗，但我国茶叶包装“或箱或罐，皆粗拙不堪入目，不能引起人愉快心，且一箱一罐，分量过多，不适于售，市肆不得不拆散箱罐，另以美丽花纹之纸或他料，按其风俗所需，分为小包以待售。
分包之时，掺入印度等茶，而茶味劣矣。是不啻以上等华茶，代他茶受恶名。何如我国自行改装，亦按其适宜之分量，盛以美丽之彩盒，加以慎固之封识，表明为中国运至之纯粹华茶，未经开折，未经搀杂，一年以后，必群奉为珍品。“
②据说此后我国不但出口到俄国，就是出口其他国家的茶叶，也稍稍注意起包装和装璜了。
①《陈道世璜条陈印锡种茶制茶暨烟土税则事宜》，《农学报》，卷三百零九。
②《出使俄国大臣胡考求中国出口土货公文》，《农学报》，卷二百八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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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１·
我国派学生出国学茶，起初都是到日本。
第一个去日本留学的，是１９１４年云南的朱文精；再下来即１９１９年浙江所派的吴觉农和葛敬应二人①。
（二）
茶树栽培和管理科学技术的发展
前面说过，茶叶生产科学技术，主要包括茶树栽培管理和茶叶制造两个方面的内容，所以，在清末民初我国茶业改革的许多奏折和条陈中，如张之洞提出的“购机制茶”
和“购地试种”
；之后刑部主事萧文昭提出的“设立茶务学堂，讲求种植，尽地力和使用机器”
的补救四术，无不强调种茶和机器制茶在茶业的近代发展中，具有同等的重要地位。但是，在实际进行中，一般又都忽略茶树栽培管理，而表现出专注机器制茶这点上。
在我国茶业向近代发展中，出现专重机器制茶和轻视茶树栽培科技的倾向原因主要有：一是认为我国茶叶不敌印锡，不是茶叶品质而是加工制作不用机器的关系。用张之洞的话说，“中国种茶之佳，地球无双”
②，甚至一些外商，也认为我国所出茶叶“远过印度之茶”
③。二是英国、荷兰在南亚采用的茶树栽培技术，先进的学不起，常规的无学头。如其茶园耕作管理，有少数已使用机器和马达之类，这是我国园户购置不起
①《中国茶叶研究改进史》，载《吴觉农选集》，上海科技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②《茶说》，载《农学报》卷五。
③《闽茶精制》，载《农学报》卷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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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４１·
的，加上我国劳力也较充裕，也无需购机耕种。
另外，从陈世璜考察所写的印锡茶树栽培技术情况来说①，其播种、施肥和中国也相差不多，只有茶树修剪，比我国要先进；但其栽种的茶树系阿萨姆种和阿萨姆与华茶杂交的变种，树身较高，我国也不能照搬。陈世璜记称，当时锡兰茶树播种，就只有“如种稻谷”
那样育苗移栽一法，而且其具体操作“西历十一月，先将田一方垦至一尺之深，铺以肥土六寸，上面再加极细之土四寸，然后播种茶子，入土约深二寸，及至次年二、三月为之分种”
，也很落后，至于施肥方面，有些地方也认为肥料有害茶叶品性，不施肥；一般都只施些麻饼，专门提到“种茶专家”
的施肥方法，也就是在“茶林内搀种豆荚”
，将荚梗埋于土内肥田。印度的茶树栽培管理比锡兰还差，有的地方任杂草丛生，至冬天把杂草翻入土中算是中耕施肥。
所有上说这些技术，包括在茶园内间种豆科作物，这对当时我国传统茶树栽培技术来说，都不是什么新鲜内容，也都是从我国传去的老方法；所以，当时从国外，我国也确实找不到所需的“讲求种茶”
之法。
不过，这不是说清末民初我国在茶学和茶树栽培技术上就一点没有提高和发展。
不是的，如当时有关茶树生物学特性和外部形态描述，在运用西方近代植物学成果后，就提高了科学性。这里不妨以我国这一时期茶树介绍的变化为例：前面说过，在清咸同之前出版的我国古籍中，凡介绍茶树，大都是引录陆羽《茶经》有关茶树形态的描述。但是，至光
①《陈道世璜条陈印锡种茶制茶暨烟土税则事宜》，《农学报》，卷三百零七至三百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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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１·
绪后期编纂的一些方志中，有的就开始出现用近代植物学的方法来描述茶树了。
如光绪三十一年四川《定远县乡土志》载：“茶树，乃常绿之木本植物，枝干不长，谓之灌木。
其叶互生，有短柄无托叶，叶边有锯齿，性喜暖，早春发芽由叶腋抽出。
短小花梗，开白色之花。
其花向下，花被由萼与冠而成。
花冠六瓣，其状大小不均，居于花冠之内者，有多数花丝相合谓之雄蕊。
雌蕊仅一本。其果实为颇面干果。叶性甚涩，含有一种香气，摘而蒸之、焙之，使干即为常用茶叶。“
①这和陆羽《茶经》中的茶树介绍，就能明显区分出它们是古是近的时代差别来了。
在一定程度上，这也可以看成是我国古代茶学向近代茶叶科学开始转化的一种标志。
另外，在茶树栽培管理的一些具体技术上，我们从印度、锡兰没学到什么，但当时在经营管理和一些技术的示范推广方面，如建立茶场和成立公司方面，我国各地还是有不少举措的。
如上世纪９０年代，侨寓福州的一些英国茶商，出于其经营华茶贸易的巨利受到英印和锡兰茶业的损伤，所以在开设“制茶公司”
提倡机器制茶的同时，也注意在茶树栽培方面的改进。据《农学报》报道，其“茶园自植之茶，色味较外洋远胜。
……刻拟在园内再种茶七万株，以冀推广。“
②民国云南《顺宁县志稿》也提到，顺宁在清末开始种茶时，由“太守宋琦璘督饬实业团团长甘自东等倡种”
，“民元以还，年有推广”
③。所谓
①光绪三十一年《定远县乡土志》，物产。
②《闽制精茶》，《农学报》卷十三。
③民国３６年《顺宁县志初稿》，茶叶，顺宁茶叶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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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１·
“实业团”
，也即由各地乡绅和知识分子，以近代工业和科技等开发家乡的组织，这里所说民元以还“年有推广”
，当也有一定的近代内容。不过，有关茶树栽培改良记述得比较清楚的，还是民国《新昌县志》，其载：“山背茶丛，每丛间断或七八尺、丈余不等，有如星罗棋布。倘或纵或横，分行不分丛，则培壅较易，采摘较便，种作较好，旷地较省，出货较多，换一法而数利随之。”
①这也是我们现在能见的以近代播种方法替代传统丛直播的最早记载。
除上说几例外，１９０７年，在南京紫金山霹雷涧设立的江南植茶公司；１９０９年，湖北在羊楼洞还设立过模范茶场；翌年，四川雅州成立茶业公司；江西也在宁州建立茶业改良公司；１９１５年，农商部在祁门平里设立模范种茶场②等等。这是我国最初建立的茶叶改良机构，其中江南植茶公司，还被认为是我国茶叶科研的发端。这些公司和茶场后来情况不大清楚。
但多数可能由于经费等原因，其结果和四川遂宁第一农场的命运一样，所植茶苗，“培壅数载，枝干拳曲，味亦苦涩，大有萎谢之态，兹已随场中桑株供灶下之用矣”
③。因此，总起来说，清末民初，我国茶树栽培技术，由于试验者不多，成功者更少，所以茶园面貌依旧，栽培技术实际提高和发展也无多大。
①民国８年《新昌县志》，物产，改良。
②俞永明：《中国茶叶研究机构》，载《中国农业百科全书·茶业卷》。
③民国２３年《遂宁县志》，实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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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１·
（三）
我国近代茶业改革中的机器制茶
这里说的机器制茶，不是指砖茶，主要是指红茶、绿茶一类的散茶。这类茶叶的机制，不是外国茶商，主要是我们自己从茶业的衰败和改革中并作为茶务鼎新的重点和中心提出的。
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后期我国茶叶出口的锐减，在我国一般人的心目中，认为西方各国不买我国改买印度、锡兰的茶叶，主要是他们使用机器制茶的关系。
如《农学报》在一篇《议起闽茶》的文章中称：“印度锡兰之茶，所以能胜于中国茶者，因有近来新机、新法制造之速效也。”
一些外国茶行在品尝过福建建宁用新法试制的茶叶后也称：“其味绝胜，若其自购此机制之，则印度、锡兰之茶利，不旋踵又为所夺矣。
因其（指中国）
茶名广播，茶味浓郁，久在众人心目中，故而易焉。“
①社会上普遍的看法，是我国茶业只要一购机器制造，我国茶叶生产和出口的数量，“旋踵”
又可迅速回升。
机器制茶对茶业振兴既然有如此神力，对本来就热衷购机办厂的洋务派来说，就更加倾心。如两江总督刘坤一，早在１８９６年，就首先提出了以机器制造外销茶叶的建议，后因茶商的反对没实行。再如张之洞，其对机器制茶就尤显关心。
１８９９年，他在《饬商务局茶商购机制茶札》中，在要求茶商“集股购机制茶”
的同时，也明确表示：“如有须官力维持保护之
①《议起闽茶》，载《农学报》，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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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本部堂必竭力扶持，倘商人集股不足，本部堂亦可酌筹官款若干相助“
①；并且还限定商务局趁当时茶商集中汉口的机会，“务期议有端倪”
，即很好落实。如此重视和支持商人购买茶机制茶，这在所有地方总督中，也是仅见的。
这里需要指出，张之洞劝商购机制茶札是１８９９年写的，而武汉和湖北的机器制茶，不是这时开始的。
从我们见到的资料来说，汉口购机制茶，至迟也当时１８９７年以前的事。
如是年７月的《农学报》上，有文章即说：“汉口茶商，购西乐果（即台维生机器）
机器试焙，颇合用；虽已经雨渍之茶，亦色味俱全。
……惜仅烘焙用机器。“
②这里反映得很清楚，其时机器制茶，虽只使用烘干机，但非指饼茶而是指散茶已很清楚。这一点，在其后刑部主事萧文昭的奏折中，说得更加明确：“查中国现行机器有二宗，一为台惟生厂新法焙茶机器，……汉口茶商曾经试用，虽已经雨渍之茶，亦能色味俱佳。近闻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湖北集款八万金，置机制茶，已肇端倪。”
③这段文字不但证明汉口在１８９７年以前已经使用烘干机焙茶，而且还明确指出，约在１８９８年，张之洞筹集到一笔巨款，在汉口购机制茶已不是最初的尝试，而是已经发展到能够看出些头绪的程度了。
在上一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和末年，除汉口我国兴起和试用机器制茶外，还有温州、皖南和福州等地。
关于温州机器制茶，
①《湖广总督张饬商务局申劝茶商购机制茶札》，载《农学报》，卷七十八。
②《茶务会谈》，载《农学报》，卷八。
③《萧主政补救丝茶折》，此据《农学报》卷四十八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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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见于１８９７年上海各报。
《农学报》引上海英文报称：“中国招商普济船，前日进吴淞口，带有温州红茶样，系用泰西机器制成者。”
①过去温州红茶，西人不甚欢迎，“而裕成茶栈购机器焙制”
后，“独得善价”
②。对这段报道，我们至少可以看出这样三点：购机试制的，是中国人开的“裕成茶栈”
；采用的机器，也和汉口一样，只是烘干机；制作的茶叶是红茶。
皖南购买的，据萧文昭奏折中所说，是“碾压机器”
，是两江总督刘坤一“饬皖南茶局，向公信洋行购置四具”。
所谓“碾压机”
，可能即指揉捻机。
这一点，在光绪三十一年的《霍山县志》也提到：“近徽郡仿外洋以机器烘焙，制精工省，颇获其利。本色绅商如能集股设公司，精其制造，则……诸弊自除矣。”
③很明显，这两条资料不是指同一桩事，说明其时祁门或屯溪机器制茶试验的单位，可能也不只一处。
其实，我国最早使用机器的，还不是汉口、温州和皖南，而是福州。
１８９７年４月的《农学报》上载：“福州近用机器制茶，颇为西人所赏，已登各报。”
④这里所说的“近用机器制茶”
，没指明年分，但在１８９８年１月《农学报》刊载的一篇译文中，指明了是１８９６年。
１８９７年，英印《热地农学报》，发表了一篇访问从福州回去的一位叫非尔哈士特的文章。文中提到：中国“机器造茶”
，“乃去年１８９６忽露机倪，即从福州起点”。福州
①《机器制茶》，《农学报》，卷二。
②《鄂茶亏本》编者按，《农学报》，卷四。
③光绪三十一年《霍山县志》，物产，按语。
④《机器制茶》，载《农学报》，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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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９６年忽露的机制茶叶的情况怎样呢？
“去年送入英国者，数不甚多，约在一千五六百包左右。
其中除去从前做成之古董笨货，而新鲜制法，驾乎甚上，为数正多，是皆去年初行学习，而又倚托于头春收积者。“
①这里的“从前做成之古董笨货”
、“新鲜制法”
和“去年初行学习”
，具体又何所指呢？
“从前做成的古董笨货”
，指１８９６年福建茶商从印度学习回来前用机器试制的茶叶。
“初行学习”
，是指派人去“印度学习”
；“新鲜制法”
，是指学习归来以后的制法。
按照这一理解，那么，在１８９６年输英茶叶中，除闽商从印度学习归来采造的“头春”
茶外，其“从前做成之古董笨货”
，很可能就是指１８９５年未去印度学习前自己用机器试制的茶叶了。如是这样，福州购机制茶，应是在１８９５年以前的事情。
另外前面所讲的汉口、温州、皖南的茶机，大都只用烘干机，１８９６年非尔哈士特在福州看到的情况就不同，单一个茶厂，就有“捲叶（揉捻）
之机五，焙叶（烘干）
之机三“
，以及“统（通）
用蒸汽鼓（发动机）
一具“
②。１８９７年，英人《天天报》对福州制茶公司的设备介绍又说：“已购有维尼登焙机一具，新制捲叶三具，筛机一具，水力大轮一具（径１２尺，边阔２尺）
，又康邦汽机一具，约十匹马力；又台惟生茶机一具，黑人扇二具，台惟生割刀一具，晒叶盘连架四千四百付。“
③由上面设备数量和齐全的情况来看，也反映福州在机器制茶方面，其筹备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