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乌格斯：《茶叶全书》下册，第五章，１９４９年中国茶叶研究社翻译、出版。.2
①《英人查探闽茶问答》，载《农学报》，卷四十八。
②《英人查探闽茶问答》，载《农学报》，卷四十八。
③《英人查探闽茶问答》，载《农学报》，卷四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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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的时间，也当在１８９５年以前。
台湾也是我国较早开始试用机器制茶的省区之一。
不过，由于１９世纪９０年代末是其刚被日本强占，台湾各族人民抗日斗争最为激烈的时期，所以，其迟至“１９０２年起”
，才“应用揉捻机、烘干机、筛分机、风力选别机等初、精机器进行红茶”
及乌龙茶、包种茶的生产①。不过，台湾开始应用机器制茶的时间虽然较福州、汉口等地为迟，但由于日本如三菱等一些大公司投资来和我国、印度等争利，所以在大陆各地试验渐渐夭折和自行消失以后，台湾不仅在民国初年，甚至本世纪２０—３０年代，机器制茶不仅一直延续不衰，甚至在有些地方还超过了英印和锡兰。
（四）
清末民初茶叶科学技术的普及和推广
这一时期我国近代茶叶科技的普及推广，主要集中在印发科技报刊、开办讲习班和参加茶博览这样三个方面。
前面说过，近代茶叶科技，是上一世纪中期以后才形成发展起来的。所以直到上世纪末，近代茶叶专著，还只有英国１８７２年出版的ＥｄｗａｒｄＭｏｎｅｙ《茶叶栽培和制造》，１８９８年ＧｅｏｒｇｅＷａｔｔ的《茶树病虫害》等不多几部书。
所以，清末民初我国近代茶叶科技知识，也不是通过书籍，主要是通过《农学报》等一类报刊的译文和专文来传播的。
和《农学报》差不多时间创办的类似报纸，还有１８９６年上
①《中国农业百科全书·茶业卷》，农业出版社，１９８８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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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的《时务报》，１８９７年上海的《译书公会报》及湖南《湘报》等。
这些报刊，由于用较多的篇幅教人讲求经济、时务之法，宣传泰西科学技术和介绍日本维新经验，所以在深受当时士人欢迎的同时，也颇为各级地方官吏的重视。
如鄂督张之洞和湖南、江宁、贵州、浙江、杭州等府衙，都专门下发文件，“饬各属购买或订阅”
上述报纸，“分发各署衙和各书院”
供传看。除浙江等少数地方是由各单位和各书院自费集中订阅外，一般都是用“官银”
购买送发。
而且有些“札”
文中明确提出，一报要大家轮流“阅遍”。
“劝令广阅”
的目的，即在于“择其可效法者，随时教民行之”
，以储人才，以裨补地方。对各级官吏来说，阅读后是要他们认真推广；对于优处乡闾或在书院的学子，是广其见闻，在他们现实或以后的生活中，“随时劝导农民，俾裕利源而维邦本”。一句话，当时“中国农人，病不识字”
，实现传统农业包括传统茶叶技术的近代发展，就正需要也只能通过上述这些对象来“教民以自牧”
①。
我国近代茶叶教育，较１８９７年杭州养蚕学堂（后改蚕学馆）
，甚至后来成立的湖北农务学堂等等，都要迟一些。
这究其原因，可能与戊戍变法的失败有一定联系。早在１８９８年的９月，光绪载湉就批准刑部主事萧文昭奏请的办学意见，“谕于已开通商口岸及产丝茶省份，迅速设立茶务学堂及蚕桑公院”
②。但不数日，载湉被慈禧幽禁瀛台，关于“迅速设立茶务学堂”
之事，如果光绪未作御批，可能还会迅速些，变法失败以
①杭州府《饰各属购阅农学报并分给各书院札》，《农学报》，卷五。
②《光绪朝东华录》，（４）
，４１８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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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们想办法也要缓一步了。所以，直到１９０４年在张百熙、张之洞等“重订学堂章程”
的奏折中，又再一次的提出在产茶省份“设立茶务学堂”
①之事；大致在此之前，还没有地方开办这样的学校。不过，茶务学堂开办虽迟，茶务课程还是开设较早的。如１８９９年湖北创办的农务学堂，招生告示中公布的课程，为“方言、算学、电化、种植、畜牧、茶务、蚕茶”
②共７门。
前３门，类似现在所说的基础课；后面农学、畜牧、茶业、蚕桑，实际即全部专业课。我国历来农牧并提、农桑并重，这里把茶叶提到和农、牧、蚕桑相并的地位，也足见其时社会上对茶业的重视。这也是我国茶业设课授学的最早记载。
从我们查阅的资料情况说，我国茶业开班办学，是以四川为最早。光绪三十二年，四川发布过这样一则消息，决定于次年（１９０７）
，开办“四川通省茶务讲习所”。
这所讲习所有没有开办？
可惜我们没找到进一步的报道，但从民国《双流县志》这样一条资料中：“本县有牧山第一茶业社一所，系前通省茶务讲习所毕业生骆德纯所组织，集资一千八百余金，佃商瞿祭地八十余亩，推广种植。
现在成树者二千数百余株，其所制茶叶，色泽香味亦不亚于各地售者。“
③这反映这所四川全省的讲习所，不但开办，而且其毕业的学生，在民国初年，在各地“推广种植”
等茶务工作上，便已做出了相当的成绩。这我们在宣统三年《峨眉县志》中也可找到这样旁证：“峨邑辟居偏隅，工艺
①唐启宇：《四十年来之中国农业教育》，载《农业周刊》２卷６期。
②《农务学堂招考农学示》，见《农业教育大事记》。
③民国１０年《双流县志》，实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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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难发达，惟桑茶向系特产，自宣统元年开办蚕桑茶业传习所以来，……蓄茶焙制等法，亦月异而岁不同。“
①就一般而言，在当时风气未开的情况下，要是省里讲习所未办起来，县里可能是不会先办的。
这一点，吴觉农先生忆称，在四川之前，１９０９年湖北羊楼洞茶场就附设过讲习所。
至于“四川通商（省）
茶务讲习所“
，他说是成立于“宣统年间”
，“所址初设灌县，后迁成都”
②，这除成立时间可能有出入外，内容当是可靠的。
清末很可能就只有四川及峨眉和羊楼洞等少数地方办过茶务讲习所。因为在宣统二年十二月农工商部在呈朝廷的奏折中，还在请示“沿江沿海各省渔业公司设立水产学堂，并就产茶各省设立茶务讲习所”
③等事；在这份奏折之后不几月，就改元民国了。此奏折之后不几天，宣统三年元月十一日，两江总督呈递“设茶务讲习所”
的奏折，而且其所提还特别具体。
指出皖、赣等省茶叶向运宁、沪出洋销售。
“宁垣为南洋适中之地，拟设茶务讲习所，专收茶商子弟及与茶务有关系的地方学生。……开办及常年经费，均由皖南茶税局拨支，学生毕业以农工商部之艺师、艺士筹职分别委用。”
④这里经费、生源和毕业后分配待遇都讲得很清楚，筹备工作如此充分，其开办是不会有问题的。不过，办出来也当是民国以后的事情了。
民国初年除在南京办的“茶业讲习所”
外，吴觉农还提到：
①宣统三年《峨眉县志》，物产按语。
②中国茶叶学会编：《吴觉农选集》，１９８７年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
③《东方杂志》，１９０７年１期。
④《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一一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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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５年湖南设立茶业讲习所，初在长沙，嗣移安化”
①，以及云南“茶务讲习所”
等内容。关于这二点，有其事，但可能在成立的时间和所名上记忆有误。
据民国１３年《昆明市志》载：“前实业厅创办茶业实习所于大西门外，所有采揉焙制，一用新法，制出之茶，约十余种，色味但较普洱、景谷所产为佳。……
日前该所之长曾勘得市外大麻苴地方有荒地一块，广约百余亩，……堪以植茶，已呈准开办为模范茶圃，一以供该所学生实习之便，兼以提倡本地植茶事业。“
②云南在民元以后一直到抗战期间，其茶业的发展是极其明显的，这一点，与１９２０年前后云南茶业实习所为全省培养出来的学生所提供的技术条件，是不无作用的。
参加和组织博览，是促进生产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日本也是在明治维新时才认识和重视这一工作的。
我国最早介绍博览会情况的，是光绪庚子（１９００年）
，罗振玉翻译日本“新农报”
《记巴黎世界大博览会农展馆》这篇文章。
在这个展馆中，日本馆的面积仅宽四丈二尺，长六丈六尺多；“场所既狭，出品亦少”
，但“日本茶、台湾茶、酱油”
三样展品，却受到参观者的特别“嘉许”。
台湾其时新为日本所占，这可能也是我国茶叶首次参加世界博览会的记录。罗振玉在《农学报》上亲自编发这篇文章，当然不是为介绍上面日本参展的情况，而是为了借此宣传他的这段按语。
“玉按：博览会之益，可
①吴觉农：《中国茶叶研究改进史》，载《吴觉农选集》，１９８７年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
②民国１３年《昆明市志》，茶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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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实业家之进步，可推广国家之商务，可增长交换国民之意识，盖一举而数善备焉。中国风气未开，而地大物博，若加讲求，……鼓励甚捷。“
①
罗振玉的这几句按语，还是有作用的，１９０４年，美国圣鲁易举办博览会，清朝不仅准商民参加，而且还派了官员带队。
与会期间，美国有的华侨上书，要求在北京也召开这样的博览会。
指出：“日本仅吾一省之地，而开博览会，况我中国乎？！”
②
这意见虽然没有立即被采纳，但清朝和北洋军阀时期，我国在江宁和北京，还是先后和分别召开了这样的博览会。下面，我们将方志中各地有关参赛获奖的资料，稍作汇述：民国１０年《宿松县志》载：“松产之茶，品质纯厚，气味香美，其尤佳者，则为罗汉荡之云雾茶，清宣统时江宁赛会，近年美洲赛会、巴拿马赛会，松茶亦荷褒奖。”
③
民国３７年，《广德县志稿》：“民国四年，美国巴拿马赛会，……以广德茶之与赛，得金牌大奖。现尚有得奖证明书之照片。”
④
民国１４年《丹徒县志》：“碧螺春茶，见南洋劝业会审查给奖册，……宣统二年列入劝业会获奖金牌。”
⑤
民国１９年《寿昌县志》：特产“以十都之绿茶及十二都里
①《农学报》，卷一二六，文篇。
②《农学报》，卷二七五，文篇。
③民国１０年《宿松县志》，农业。
④民国３７年《广德县志稿》，货之六，茶叶按语。
⑤民国１４年《丹徒县志》，物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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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坑之红茶为最，曾得北京展览会及巴拿马赛会特奖头等金牌。“
①
民国２２年《景宁县志》：茶以“惠明寺及澄头村出产尤佳，民国四年得美利坚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一等证书及金质褒章。”
②
民国１４年《都匀县志》也载：“民国四年，巴拿马赛会曾得优奖。”
③
建瓯茶业研究会参加南洋劝业会和巴拿马赛会的资料，在前面《振兴茶业组织》部分已经提及；类似的记载还有，这里不再多作引录。从上面我们不难看出，民元前后，我国虽然召开和参加这类博览会还不多，但这种活动，不只部分地把我国茶的生产、贸易，带进了近代机制，而且在科学技术上推动了交流，宣传了良种良法，对我国茶叶生产特别是制茶科技，起到了明显的促进和推广作用。
如碧螺春，它的发源和传统产地是吴县洞庭东山和西山，但在南京召开的第一次南洋劝业会上，获得金奖的竟是镇江；再如安徽宿松、广德，浙江的新昌、寿昌和景宁等县，原来制茶都不精，通过参展，技术上较前也有了明显的提高。
①民国１９年《寿昌县志》，物产。
②民国２２年《景宁县志》，物产。
③民国１４年《都匀县志》，物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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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抗战前后我国茶叶科技的艰难发展
这里所说的“抗战前后”
，具体指１９２０—１９４９这３０年。
这段时间和清末民初一样，依然是一个多事之秋。
北伐战争刚胜利不久，日本分割和侵略我国的战火又起；八年抗战才一结束，蒋介石发动的内战又再打响。所以，这一时期我国政府的精力，除了打仗还是打仗，要说这时茶业和茶叶科技也有所发展的话，那亦不是政府而主要就是茶界同人首先是茶叶科技工作者发奋努力的结果。
我国近代的这后３０年，如果就茶业和茶叶科技的发展再细分一下的话，那么大抵还可划分为北伐战争前（１９２０—１９２８）
、抗日战争前（１９２９—１９３７）
、抗战时期（１９３８—１９４５）
和解放战争时期（１９４６—１９４９）
这样四个阶段。
下面，我们顺序将这几个阶段茶业和茶叶科技的改革、发展，略作简介：
（一）
北伐战争前我国茶业的继续衰落
对于这一段我国茶叶科技的历史，吴觉农在《中国茶业研究改进史》中讲得很明确：到“１９２８年国民革命完成北伐的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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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年中，军阀割据，内乱频仍，当然无建设可言。“
①从茶叶生产和出口的总的情况来说，１９２０—１９２８年的这段时间，不但没有什么发展，反而有进一步衰退之势。如１９１１年我国出口茶叶还有１４８万担，俄国十月革命后，北洋政府跟随英国等与之断交，１９１８年，我国茶叶出口锐降至４８万担，至１９２０年，更骤落为３０万担。
１９２３年中俄复交，虽然阻止了继续下降的颓势，但回升比较缓慢，并且幅度也不大。其时俄国每年从我国购买的茶叶，占我国茶叶出口总数的５０％以上，这里不妨引１９１６—１９２８年我国输俄茶叶统计为例：年份贸易额（担）年份贸易额（担）
１９１６１０４９９３３１９２３１２０６４１９１７７３３６５３１９２４５３４１０１９１８９５７０５１９２５２７４５１７１９１９１６５３３４１９２６２２６９９０１９２０１１５６６１９２７２９９９９２１９２１２４６９９１９２８３５６７４７１９２２２７５９４关于这一时期我国茶叶生产和出口的衰退，在这一时期所撰刊的方志中，更是随处可见。如民国１６年福建《连江县志》载：“红茶出于梅洋及西路诸山，前数十年为盛，今亦锐减矣。”
②民国１８年《霞浦县志》称：“茶季金融，颇足裨内山之生活，惜近来茶市衰矣。”
③又《古田县志》也载：“迩来有名于社
①吴觉农：《中国茶叶研究改进史》，载《吴觉农选集》，１９８７年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
②民国１６年《连江县志》卷十，物产。
③民国１８年《霞浦县志》卷十八，实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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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者，只九都之乌龙，十七都之水仙而已。
……此外，如大东区鹤塘、杉洋、邹洋等乡制造绿茶，尚有运省销售，然不及从前远矣。“
①等等。这些史实一致反映虽然清末民初社会上振兴茶业热了一阵子，但至２０年代，我国茶业衰败的情况，仍未见有多少好转。
这一时期茶业不振，各省茶界特别是爱国青年知识分子要求复兴茶业的努力未泯。如１９２２年，留学在日本的吴觉农先生，心系我国茶业，还有根有据，详详细细，特地写了一份３万多字的极为全面的《中国茶业改革方准》。在这份对我国后来茶业改革有重大影响的建议中，作者对我国茶业发展的历史实际，我国茶业失败的原因及振兴的根本方策等等，都作了全面分析。他所提出的振兴茶业的第一方策，就是“茶业人才的养成”。
所以，在北伐前的八九年中，我国茶叶生产和出口方面没什么建树，但在茶业教育或近代茶叶科技的推广和传播方面，还是做了一些工作的。
如派学生到日本留学这点，继云南和浙江省之后，这一时期安徽省就堪称典型。据档案记载，在１９２０—１９２８年这几年中，安徽就先后派遣胡浩川、汪轶群、陈鉴鹏、陈序鹏和方翰周等多人留日。
胡浩川、方翰周等，也是１９２０年安徽省第一茶务讲习所的首届毕业生。
胡浩川１９２１年赴日本静冈茶叶实验所专学制茶，１９２４年回国。
是年胡浩川回国后，安徽省又派陈序鹏至日本留学。
方输周出国稍晚，他直至１９２７年才派去日本；也是学习制茶，１９３１年回国。这批各省派至日本学茶的留学
①民国２６年《古田县志》卷十七，实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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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他们中的不少人，如吴觉农、胡浩川、方翰周等等，在抗战前后和解放以后的长期茶叶工作中，为我国茶业和茶叶科技的发展，都作出了许多突出的贡献。
在茶业教育方面，清末民初提到的四川通省茶务讲习所、云南实业厅创办的茶叶实习所、湖南茶业讲习所依然还继续存在，但各自也有些变化。如四川通省茶务讲习所，由灌县迁至成都，这期间并改名为四川省立高等茶叶学校，学制三年，至１９３５年才停办①。云南茶叶实习所在１９２４年前后，也在昆明市郊购得一块荒地，呈准开辟为模范茶圃，将实习茶场从宜良迁至昆明②。
湖南茶业讲习所这时由长沙移安化后，也改称湖南安化茶业讲习所。此外，１９１８年安徽创办的休宁茶务讲习所和屯溪安徽第一茶务讲习所等，也都延续到１９２１—１９２３年才关闭。
这些讲习所不但为地方培养了专业人才，在科技方面，也为当地起到了一定的示范和促进作用。
（二）
抗战前我国茶业和茶叶科技的改革发展
北伐胜利至抗战这一阶段，虽然日本对我国的侵略得陇望蜀，各地的经济还仍凋敝，但民国的一统局面毕竟为我国茶业的近代发展，也带来了某些基础。另外，加上这期间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学者，以及国内一批大学农学院毕业的学生如张
①《中国茶叶教育》，载《中国农业百科全书·茶业卷》。
②民国１３年《昆明市志》，茶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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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福、庄晚芳、陈椽等等相继投身茶叶工作，所以，由于这批近代茶叶科学工作者领导和加入我国茶业改革的实际，从而使我国茶业的近代化建设，也真正获得了切实和较快的发展。
具体来说，这一时期完成的主要工作，首先是茶叶检验机构的建立。
１８８７年以后我国茶叶贸易的“日形减退”
，原因很多，但其中之一就是各地茶叶商贩“作伪搀杂”
，所以早在１９１４年张謇任农商部长时，就呈文“拟在汉口、上海、福州等销茶地点，设立茶叶检查所”
，并初拟了一份《茶叶检查条例》①。但由于一些具体原因，茶叶检查所实际没有建立起来。
北伐结束后，国民政府１９２８年在上海才正式筹建商品检验局。１９３０年吴觉农至该局工作后，围绕茶叶检验和生产、贸易，开展了一系列工作，这时也直到这时，我国政府设立的茶叶机构，才开始由消极的限制和税茶，对茶业和茶叶科技的改革、发展，真正起到领导和促进的职能。
继上海之后，汉口等出口茶叶口岸，也相继成立了商品检验局。
１９３１年，上海商检局由吴觉农、张康泽等人草拟出了我国第一份《出口茶叶检验规程》；６月２９日经“茶叶标准审委会”
通过后，报实业部批准，予７月８日在报上公布，并由上海商检局对出口茶叶首先执行②。１９３２年７月中旬，实业部召开第二次全国商品检验会议，提出当年茶业最低检验标准，除上海外，这时汉口商检局
①《拟具整理茶叶办法并检查条例呈》，此据《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引。
②详《中央日报》１９３１年７月７日、７月８日和《大公报》７月１２日的有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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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开始执行①。
其后，每年对检验标准又不断调整和不时注进新的内容。
这些对保证我国出口茶叶质量，都起到了显著的作用。
１９３６年起，实业部又倡导各产茶区实行产地检验，这不只使产地和出口检验结合，而且使检验由消极检查变成为对茶叶生产的一种积极推动和指导。
另一重要工作是调查考察。当时上海商检局局长蔡无忌在其改进华茶方案提出的第一项工作中，就是要开展“调查考察”。
其称“欲图华茶对内事业之改善与对外贸易之扩充，其办法须积极调查各省栽培制造状况，各产茶国改良步骤。”
②这一点，也是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一致看法。
如１９３２年，当行政院成立农村复兴委员会时就提出，“稻麦棉丝茶五项为中心改良事业”
，布置东南各省和各重要茶区，分头派员进行实地调查。
当时参加茶业调查的，除农村复兴委员会下属机构和上海商检局外，还有中央农业实验所和四省农民银行委托金陵大学农经系等许多单位（一般都有具体的调查报告发表）。如中央农业实验所在１９３３—１９３４年间，通过“各省农情报告员”
的调查统计，在１９３４年１１月对各省茶叶消费、各省茶叶代用品和各省茶叶生产实际，都一一列出了详细的调查数据③。
而这些调查报告中最具参考和指导意义的，还是吴觉农和胡浩川所编写的《中国茶业复兴计划》一书。是书即是据吴觉农等所调
①《中央日报》１９３２年７月１４日的报道。
②《救济华茶步骤》，申报１９３３年６月６日。
③《中央农业实验所调查全国茶叶产销概况》，载《中央日报》１９３４年１１月１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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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的安徽、浙江、福建、江西等省茶叶生产资料写成的。除此，１９３５年前后，吴觉农还奉全国经济委员会农业处等单位派遣，至日本①、印度、锡兰、爪哇及英国、苏联等地调查了茶叶产制、贸易和消费等情况；回国后又撰写了《中国茶业问题》一书。
差不多与此同时，中央立法院统计局根据这期间各地陆续上报的调查材料，还核定出版了《中国七十二年来华茶出口贸易报告》②。这些对当时茶业改革和发展，不但提供了比较可靠的依据，而且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蔡无忌改进华茶的第二条措施，就是针对过去栽培和制茶“不用科学方法”
的缺点，提出要“筹设试验及研究机关”。
前面说过，１９１５年农商部在安徽祁门设立模范茶场，是为我国最初运用近代茶叶科技进行生产和推广的机构之一。但据调查，至１９３１年，国内先前成立的茶叶研究机构，因时局混乱，茶叶贸易继续疲软，除祁门茶场外，已荡然不存。
祁门茶场，当时也只是派员看守而已。
在茶界的强烈呼吁下，后来实业部下属的中央农业实验所及上海、汉口商品检验局，才于１９３２年１１月初，首先联合承租江西修水白闲坑振宁茶植公司茶场，建立了“茶业改良场”
③。在此举的推动下，各省也相效成立了若干类似的茶叶研究和技术推广机构。如是年湖南省在长沙高桥，也跟着成立了茶叶改良机构；安徽建设厅在１９３３年３月，也通过省府公布祁门茶场“组织规程”
，将原祁门场接管改
①《吴觉农视察归来之谈话》，《大公报》１９３５年２月１８日。
②吴觉农：《中国茶叶研究改进史》，详《吴觉农选集》。
③《实部三机关筹设茶叶改良场》，《中央日报》，１９３２年１１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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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为“安徽省立茶叶改良场”
①。１９３４年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成立，其农业处进一步提议，将江西修水和安徽祁门的茶叶改良场合并为一场，场部设在祁门，经费由农业处补助。１９３６年，农业处撤销，茶业行政仍由实业部领导，祁门茶场复归省立，由中央每年补助经费数万元。中央补贴的这一体制一定，福建、浙江和湖北等省，也相继成立了类似的机构。
如１９３５年福建在崇安、福安，浙江在嵊县三界，湖北在蒲圻羊楼洞等地，都相率成立了不少类似的改良场厂②。
因此，这一时期茶叶科技队伍空前扩大，设备也得到一定改善，我国茶叶工作者在近代茶叶科技的研究和推广方面，也相应作出了许多显著的成绩。以修水茶业改良场为例，１９３３年４月由中央农业实验所三单位接办，至６月底的《中央日报》就报道称：“现闻该场头茶已转运到沪，经各大茶号及购茶洋行品评，红茶之色香味均极良佳，其优者堪与印锡红茶相匹敌，次者亦不亚于祁红。兹该场以原有器械尚不甚完备，对于制茶机械改良研究不遗余力，除由吴委员觉农、方委员翰周设计所造之绿茶机械运场试用，成绩甚佳，并由该场主任俞海清、技术员冯绍裘设计制造红茶萎凋机……，极为灵便。该机已于本月十四日实地试用，所萎凋之叶，无异于阳光晾青者。
如是则我国多年以来天雨不能制造红茶之困难，一旦迎刃而解矣。“
③
抗战前茶业近代发展的另一重大措施，就是积极在流通
①《安徽省建设厅改良茶叶新设施》，《中央日报》，１９３３年３月１８日。
②《中国茶叶研究机构》，见《中国农业百科全书·茶业卷》。
③《江西修水茶业改良场发明制茶机械》，《中央日报》，１９３３年６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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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克服和消除封建陈规，成立运销合作一类经营整理机制。
长期来，我国茶叶出口，茶从茶户手中卖到国外，“须经过十几道转折”
，洋商及中介栈商，从中操纵渔利。针对这一宿弊，１９３２年吴觉农在兼祁门茶场场长期间，试办茶叶运销合作社，也取得了很大成功。当时祁门茶商十有九亏，而唯独该社“有１５％的盈余”
；因而在１９３３—１９３４年，茶业合作社进一步发展了起来。
１９３６年，这种运销合作，由茶户甚至扩展到了省际。是年４月，安徽和江西两省政府，不顾上海栈商的激烈反对，为减少和取消中间剥削，两省联合成立了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由省方直接贷款，直接运销，打破了几百年来中间栈商的垄断，建立了抗战前自运自销的基础①。
这种民间的茶农合作社，既是茶户合作组织，也是近代技术的推广组织，有些茶树栽培管理和茶叶采摘制造技术，正是通过合作社加以宣传和推广的。
这一阶段，也是从清末以来我国茶业和茶叶科学技术改革和向近代发展进程中，最有成效的一段。
（三）
抗战期间茶业和茶叶科技的发展
抗战爆发以后，随我国大片国土的沦陷，当时我国茶业的贸易和有关政策，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因此，尽管其时环境艰苦，我国在这个阶段的茶叶贸易、生产和科研、教育，仍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和提高。
如上海沦陷后，我国茶叶出口市场转移香港，１９３８年６
①吴觉农：《抗战前中国茶业的改良设施》，１９４３年《茶叶研究》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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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财政部颁布了第一次战时产业统制的“管理全国茶叶贸易办法大纲”
①，由财政部贸易委员会主办茶叶的对外出口业务，在全国推行茶的统购和统销。这一改革结果，不但革除了过去茶叶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的诸多陋规，减少了中间剥削和洋行延期付款扣现等旧弊，使广大茶农和茶商得到很大好处；而且还极大地促进了出口贸易。如１９３８和１９３９二年，我国茶叶出口额、出口价格都比往年要高，是年茶叶出口创汇，在全国所有出口农产品中，也是首屈一指。
后来日本实行海上封锁，我国从香港出口受阻，在贸易机构和政策上，才不得不又多次进行调整。
据吴觉农先生当时对茶叶统购统销和自主贸易的肯定，其成就“最堪为茶业界所注意的”
，就是“外销红绿茶的分级的厘订”
②。过去洋行或代理商收购茶货，完全据当年该国总部通知而定，而我国内地茶商，则又都是根据去年出口茶类的数量、价格收购，故历来出口供需不能协调。
实行统购统销后，贸易委员会一面以国外需要规定内地生产数量，并在内地收购规定农商利润，去除了过去中间栈商从中抬高抑低的流弊。
为了定价收购的公平，并在中央提高品质的主管政策之下，实行优质优价，因此对品质的改进，也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为了贯彻和实施贸易委员会的全国茶叶贸易管理大纲，财政部贸易委员会与浙江、安徽等有关各省，还订立了茶叶运输合约，领导各省茶叶的管制生产。
这时，各产茶省也相应成立了茶叶管
①详《１９３８年度管理茶叶报告书》，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出版。
②详１９４３年贸易委员会茶叶研究所：《茶叶研究》１—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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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处或局，负责茶业的各项改革和行政管理工作。
这些改革和机构的建立，不但稳定了当时的茶叶生产和贸易，而且对于出口茶叶进一步支援抗战，也起到了十分明显的作用。
其次，在这一时期前期，茶叶合作事业，也取得了突出的发展。上面说过，制茶合作社由吴觉农等先生倡导，战前在祁门、平水等茶区便取得了较大成绩，抗战开始后，随爱国热情的高涨，我国闽、浙、皖、赣、湘、鄂等省的合作事业，也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以浙江为例，据陈观沧先生回忆，１９３８至１９３９二年，浙江全省合作事业的发展，宁治台区７县，共成立制茶合作社７３个，社员４２２６人，组办茶厂９家；温处区４县，建社３２个，社员４２４０人，设厂１５家；遂宁区三县，建社２９个，社员３５７２人，办厂１家；接近敌占区的于潜、孝丰、昌化、临安、分水、富阳等县，也建社２３个，有社员４６４５人①。至１９４１年，浙江制茶合作社达３０７家，社员人数总计达２７８０５人。
是年贸易委员会茶业处处长吴觉农到衢州万川筹办东南茶业改良总场，率中茶公司大批技术人员直接参与遂安、淳安、开化的合作运动，使这一茶区合作事业，更取得了满意的成绩。
据统计，是年东南茶业改良总场等共集中精制各社毛茶１７０２８担，当年各茶厂的箱茶，均由中茶公司收购后转运香港出口。
在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下，合作社无疑对茶户和小商是一种有效的保障。吴觉农对其时遂淳茶区的合作有这样评价：“这一工作的展开，使遂淳区的绿茶品质大为改进，茶农利益增加，全区
①陈观沧：《五十年茶叶研究录》，浙江摄影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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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织完成，创合作社新记录。“
①其他对茶叶质量的提高，可以说是合作社成立后的普遍现象。但至１９４２年，浙江由于日寇在沿海和沿浙赣线发动进攻，人民流散，茶园荒芜，茶厂被毁遭劫，一度兴起的合作热衰落下来了。其他各省，非遭日寇战祸，也因中央补助经费停发等由相继烟散了。
由于上述战时实行的一系列改革举措，社会上对茶叶科技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过去各地讲习班形式培养的学生，办办停停，人数、质量也不能满足实际需要，所以，这一时期在茶叶专业教育上，也出现了不少新的发展。
如抗战时期，我国茶叶改由香港出口后，负责办理这一业务的富华公司，应统购统销的急需，就首先在香港和上海招收２０余人，经几个月的培训，即把他们派到了内地工作。
１９４０年中茶公司改组以后，亦招考过高级及中级茶训班一次。
至于各省特别是安徽、浙江二省的茶管处、改良场、茶厂，也分别招收过类似的训练班。这是应急性的一种就业教育。对这批人如吴觉农所说，他们在后来的“行政及技术方面多有贡献”。
关于农校和茶校茶学专业开设的情况，除１９３５年福安开办的茶校和前面提过的湖南修业职业学校茶业班（后迁安化茶区）
继续存在外，在福建崇安也办了一所初级茶业学校；１９４０年，方翰周在江西婺源改良茶场内，创办了一所茶业职工学校（１９４７年迁修水改名为修水茶业学校）
；１９４０—１９４４年，安徽省在徽州农业职业学校内，也增设茶叶科，“学制三年，共办了两
①吴觉农：《中国茶叶研究改进史》，《吴觉农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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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①。茶业中等教育是战前即有，但高等教育则是这一时期的新出。抗战期间出现的茶业大专班，有１９４０年英士大学特产专修科所附设的茶业专修班；东南“第三战区”
在崇安筹办的苏皖技艺专科学校的茶业科（后因经费等由，招收的２０多名学生后并入福建省农学院继续学习）
和复旦大学茶叶组。
复旦大学茶叶组，是我国解放前最有影响也是唯一的一所本科专科并招、教学和科研相结合的茶叶高等教育机构。１９４０年春，复旦大学内迁重庆，校方和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叶处、中国茶叶总公司三方协商，决定在复旦大学内同时设立茶叶系、茶叶专修科和茶叶研究室（后因当时主管教育的部门认为茶叶乃一种作物，面窄不宜设系，才改称为组附在农艺系）
，其经费主要由中国茶叶公司负担，学生毕业，也尽先由中国茶叶公司选用②。复旦茶叶组第一年在西南和东南分区招收本科和专科各二三十人，１９４２年毕业的２０多名专科生，均由中茶公司任用，抗战期间为茶叶战线培养了不少茶叶技术骨干。
在茶叶科研上，这一时期和教育一样，也有不少发展和成绩。
前面提过，在３０年代初期和中期，在我国沿海和中南的长沙高桥，江西修水，福建崇安、福安，湖北羊楼洞，浙江嵊县三界等地，就建立了一批茶叶改良场厂。抗战军兴以后，除在西南如１９３９年在贵州湄潭，１９４０年在昆明宜良、凤庆顺宁等地继续兴建了一批这样的茶叶改良示范单位外，１９４１年，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在浙江衢县成立了东南茶叶改良总场，１９４２年
①蒋庆智：《中国茶业教育》，载《中国农业百科全书·茶业卷》。
②王泽农：《复旦大学茶叶组》，载《中国农业百科全书·茶业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