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乌格斯：《茶叶全书》下册，第五章，１９４９年中国茶叶研究社翻译、出版。.5
，自然也就没有茶叶文化。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夸大茶具功能的片面看法；事实上不是有了茶具才有饮茶，反过来，倒是有了饮茶并在饮茶的一定发展阶段上，才形成并产生专门的茶具的。
不是茶叶文化是茶具的而是茶具是茶叶文化的次生文化。
这是我们在谈茶具之前，要想先澄清的一点。我国饮茶的历史悠久，幅员十分辽阔，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差异和历史上茶类生产、饮茶习惯的变化也大。
所以，本文对茶具的发展和各地名窑、名瓷的介绍，都只能取从简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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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茶具的初始和陆羽茶器
在我国上古文献中，最早提及茶具的，是西汉王褒的《僮约》。其中有一句为“烹荼尽具”
，有人将“尽”
通作“净”
，释为“煮茶和清洗茶具”。但对此有争议，有人据顾炎武“王褒《僮约》：前云‘炰鳖烹荼’；后云‘武都买荼’”
①，把“烹荼尽具”
断为分别和上下两字联成“炰鳖烹荼”
和“尽具铺已”
这样两句。
称这个“荼”
字应释为“苦菜”
，这样尽具的“具”
自然也与茶具无关了。
没有争议的记载，最早提到茶具的，是晋人杜育的《荈赋》。除上面引及的“器泽陶简，出自东隅”
外，接着一句为“酌之以匏，取式公刘”
②。这茶赋中提到的“陶”
器和舀水的匏，当然不会再有人怀疑它不是饮茶用器了。
如陆羽所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
，我国有些地区，可能早在史前，就已发明了茶的饮用。但是，即便在史前就已有人开始饮茶，但当时是不会也不存在有什么茶具的。因为在史前，社会物质文化还极其贫乏，无论是生产工具还是生活用具，都是也只能是一具多用。
另外，在原始时期，饮茶烹茗也很不讲究，饮茶也没有发展到需要有专门茶具这一步③。
其时和我们在今天穷乡僻壤看到的情况一样，用饭锅煮水，用饭碗喝
①顾炎武：《日知录》，茶。
②此据《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引。
③见拙稿：《茶具答问》，载《中国茶叶》１９７９年４期～１９８０年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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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２·
茶；饮茶用具，也即平时煮菜吃饭的普通生活用具。
所以，要形成和产生茶具的第一步，就是要某些饮茶用具，首先从普通日常生活用具中分离出来，并专门或固定用之于饮茶。事实也是如此；金石陶瓷漆木竹各业的茶具生产，都是在这之后，也即出现了专门茶具和社会对各种茶具产生需要以后才出现的。说简单些，也即是有了茶具才有茶具生产的。如果这一看法不错，那么，我们认为最先从日常生活用具中分离出来并固定用作茶具的，当是贮存茶叶的容器；而最早和有能力在饮食用具之外，再专门配置一套饮茶器具的，也绝对不会是一般劳动人民，而只能是那些有产阶级。再说透些，在古代社会中，只会也只有富人才能拥有和讲究茶具。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也可以说，茶具是茶叶文化中有产阶级建立、追逐和专享的一种次生文化现象。
但这决不是否定和抹煞劳动人民在茶具发展上的创造和贡献，因为很明显，过去统治阶级使用和玩赏的每一件茶具，无不都是出之于劳动人民之手。
既然茶具是在茶叶饮用到一定发展阶段才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次生文化现象，那么，其最初出现的时间，又大致是在什么时候呢？这涉及到最早饮茶的时间和地点。我们在前面说过，顾炎武考说：“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
；我国饮茶和茶业，是初兴于秦以前的巴蜀。关于这点，学术界反对的意见似乎不多。
至于巴蜀最早又是什么时候饮茶、种茶的？
有史前说、西周和春秋战国说，意见就众说纷纭了。
不过，不管何种说法，从巴蜀的具体历史来说，我国茶具出现的时间，最早也不会超过中原的春秋时期。
因为巴、蜀是在春秋时在中原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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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下才建立奴隶制国家的。
在此之前的巴人和蜀人，还停留在民族社会阶段。
在物质生活极端贫乏的氏族社会中，即使人们懂得和已经习惯饮茶，也不可能在日常生活饮用器具之外，另设一套专门饮茶的器具的。
因为只有在进入文明或由氏族转变为国家之后，社会才会出现贫富，才会使一部分人不劳动，但有能力在通常的饮食器具之外，专门配备一套饮茶的固定用具。这也就是说，如果巴人、蜀人是在史前和西周以前饮茶的，那么，他们先经过一段利用现成食具的无专门茶具发展阶段，至由氏族社会建立奴隶制国家以后，才由上层社会首先创立和进入有茶具的时代的。
可能有人会说，如果巴蜀饮茶不是在西周以前而是在春秋战国，那么，茶具是不是就会先饮茶或和饮茶同时产生了呢？
不会。
因为饮茶传播的规律，是先山区后平原、城镇；先劳动人民后上层贵族。
这也即是说，就是巴蜀饮茶是在巴国和蜀国成立之后，在巴蜀奴隶主贵族开始饮茶之前，也已经有了一个山区劳动人民先期共用食具的饮茶的发展阶段了。
因此，据顾炎武“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
的结论，我们可以大抵肯定，我国茶具十分可能是春秋战国时期，最先由巴国和蜀国的奴隶主从食具中分离出来的。
另外，茶具的发展，是和茶类生产、饮茶习俗的发展和演变相密切联系的。在汉以前的文献中，没有茶具、制茶和饮茶的具体记载，虽然到三国·魏《广雅》“荆巴间采茶作饼”
，我们知道其时生产和饮用的是紧压茶。在西晋杜育《荈赋》和左思的《娇女诗》中，我们知道有“匏”
和“鼎”
等一些茶具，但都是各别一提，以致我们弄不清晋代甚至南北朝以前，究竟有哪些茶类和茶具。我国茶具，一直到唐朝陆羽的《茶经》中，才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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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
次有系统和完整记述。
《茶经》中介绍的茶具，大体可分这样七类：１．生火用具：有“风炉”
，俗称炉子。此外，还有存灰用的“灰承”
，放炭用的“筥”
，敲炭用的“炭挝”
和“火筴”。
２．煮茶用具：有“鍑”
，也就是锅；再就是放鍑的架子“交床”。
３．炙茶、碎茶和量茶用具为：炙茶用的“竹夹”
，放炙后碾碎茶叶用的“纸囊”
和“碾”
，掸茶用的羽毛“拂末”
，筛茶用的“罗合”
，以及用海贝或竹匕等量茶用的“则”
等六种。
４．贮水、存盐用具：有存水用的“水方”
、“洒水囊”
、“瓢”
和“熟盂”
；盛盐用的“鹾簋”
及竹“揭”
诸种。
５．茶碗和洗涮用具：有“碗”
；用蒲编织放碗用的“畚”
，用棕毛捆扎箪扫的“札”
，洗涤用的“涤方”
，倒茶渣的“滓方”
，以及擦拭诸器用的“巾”
等。
６．最后为两种上述茶具的贮存器：一是橱架一类的“具列”
；一为篮筐一类移带用的“都篮”
①。
陆羽精心设计的这套茶器，涉及陶、冶、竹、木、石、纸、漆各种制品共２８件。应该指出，这是陆羽参照各地茶具所设计和确立的内容，在此之前，各地的茶具都不甚讲究，形制也不统一。陆羽《茶经》对每件茶具，不仅指出它们的作用，而且对用材、尺寸、式样都有详细介绍。所以陆羽《茶经》中的茶具记述，既是对全国茶具的一次统一，也是对茶具的一次划时代的提高和发展。
关于这点，唐代《封氏闻见记》对陆羽茶具对唐代
①陆羽：《茶经》，四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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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深远影响，有这样一段形象记述：“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茶说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笼统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
①这就是说，陆羽的这套茶具提出以后，在社会上产生了轰动效应，一时间普及和流行了开来。我们也可以肯定地这样说，我国茶具的崛起，茶具之成为茶文化中的一种重要文化现象，当是从陆羽《茶经》的面世开始的。
关于陆羽对茶具倡导的社会影响及其对茶具生产的促进，我们不妨以唐代长沙窑的茶碗、茶注生产为例。长沙窑的茶具生产，早在唐代前期便有一定发展。
如湖南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就保存有一只碗底中央书有“茶”
字的茶碗。众所周知，“茶”
字是唐朝中期将“荼”
减一笔所异立出来的；在此之前，茶字均假书作荼。
所以，“荼碗”
无疑是唐朝中期以前生产和使用的茶碗或茶瓯。笔者将这只“荼碗”
与长沙窑同期生产的瓷碗作了对比，发现其形制、质地、釉彩与普通的瓷碗一模一样，唯独碗底多书一个“荼”
字而已。显然，其制作之不甚讲究，是仅供寻常人家作饮茶用的。
但是，至陆羽《茶经》问世以后的唐中期和后期，如唐人诗句所形容：“湘瓷泛轻花”
、“湘瓯湘水绿茗新”
，长沙窑烧制的茶碗，名闻遐迩，就往往成为文人笔下的尤物了。再以茶注来说，唐代长沙窑的釉下彩绘瓷壶，更较茶瓯名著全国。在唐朝中期以后，长沙有的名窑，就转入了以生产茶具，特别是彩绘茶壶的竞争。
如近几十年各地出土的长沙窑瓷壶中，有的在壶底就烧有“卞家小口天下有名”
、“郑家小口
①《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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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第一“
的字号和商标。
这些商标，一是宣传和竞争，另外也确实表明其产品质量的过硬，而这些又无不是《茶经》影响下茶具生产的进步和发展。
陆羽生前为茶具和茶叶文化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他死后，其崇高形象也为窑主、业者竞利所用。如《唐国史补》载：“巩县陶者，多为瓷偶人，号陆鸿渐，买数十茶器，得一鸿渐”。
①巩县陶瓷，在当时与邢窑、越窑和长沙窑等名窑相比，是缺乏竞争力的，但他们想出了烧制陆羽偶像，用搭送陆羽瓷像的办法来推销他们的茶具，这正好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其时茶具生产贸易的兴盛及竞争的激烈。
（二）
各地出土的唐代金银茶具
陆羽在《茶经》中所设计和提出的茶具，是按一般中等绅商之家为对象的。
实用但不奢华。
这对于王室权贵和巨富，显然是不能显示他们的权势和财富的；对于这批最上层的豪门，他们所用的茶具，如唐人诗句中常见的“金匙”
、“银鼎”
和“玉杯”
，非金即银，不这样似乎不能显示他们的地位。
晚唐苏廙有一本名《十六汤品》的茶书，其第七汤“富贵汤”
，就是“以金银为汤器，惟富贵者”
所具的一种汤名。
这种汤，纯粹是以汤器的“茶功”
来确立的汤名，所以，对此当时流传有一句谚语，称这种汤“汤器之不可舍金银，犹琴之不可舍桐，墨之不可舍
①李肇：《唐国史补》，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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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
①由这段记述，我们不难想见，在唐代以金银制作茶具，当非个别，可能在唐朝中期以后特别是晚唐风兴过一时。
这一点，前不久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宫廷茶具，就是最好的说明。
法门寺和其他各地出土的唐代金银茶具，其取材之珍贵、制作之精巧、造型之大方、色泽之典雅，都达到了一个技术较为成熟的高度。
关于唐代的金银茶具，除法门寺地宫出土者外，在西安何家村、耀县背阴村、丹徒丁卯桥和西安和平门等，也都有发现。
前不久，陕西著名考古学家韩伟先生，曾对此作过专门研究②；这里，我们也据韩先生的文章，再重复和补说几句。
我国现在收藏和出土的唐代金银茶具，主要有这样一些：１．风炉。
浙江临安唐镇海节度使钱宽妻子水邱氏墓出土。
原定名为“熏炉”
，韩伟先生据陆羽《茶经》有关风炉的记载，另出土时炉内存有半炉灰和细木炭（烹茶使用木炭）
等线索，认为非熏炉宜定为“风炉”。水邱氏墓出土的这只风炉，敛口，孤腹，圜底，三足；通高９５毫米，口径７６、腹径９５毫米。口沿下饰一周凸乳纹，腹部镂有四组对称的八卦纹，均为坎卦。从这点，笔者认为也能证明此炉如韩伟先生所定，是煮茶用的风炉无疑。陆羽《茶经》风炉上，画有巽、离、坎三卦：“巽主风，离主火，坎主水，风能典火，火能熟水，故备其三卦。”
这就是说，炉身上的卦纹，不只是装饰，也一定地表示其用途的。要不是煮
①苏廙：《十六汤品》，此据《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引。
②韩伟：《从饮茶风尚看法门寺等地出土的唐金银茶具》，载《法门寺文化研究》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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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２·
茶用的风炉，熏香用的炉子，为什么不用主火而反用主水的坎卦图案呢。
至于韩先生所说法门寺物帐单上所记的“香炉”
也是“风炉”
，我们这里就只能存疑暂置一边了。笔者两次至法门寺博物馆，也特别留意了此炉的用途，指其为煮茶用的“风炉”
，就不需要在炉腔设平板隔为二层，因此，这只“鎏金银香炉”
如不是香炉是茶具，我同意王郁风先生的看法，那也不会是煮茶而可能是一种茶叶烘焙器①。
２．鍑。
置于风炉上煮汤的用锅。
法门寺未见出土，这一定程度上也可作上炉非煮茶用的“风炉”
的一种旁证。
《茶经》称鍑“用银为之至洁”。
因为这样，所以在西安何家村和丹徒丁卯桥等处，均有发现。
如何家村就出土有提梁和双环耳银锅各一口，前者通高１７１ｍｍ、口径１９０ｍｍ；后者通高１３０ｍｍ、口径２８２ｍｍ，通体光素，均为钣金成型。
３．碾。
也称茶碾子，碎茶用。
法门寺出土鎏金鸿雁流云纹银茶碾，器身涂金，由槽身、槽座、辖板组成。槽身嵌于槽座之中，底部弧形，与碾药槽相同。碾底有錾文为：“咸通十年文思院造银金花茶碾子一枚共重廿九两。”
通高７０ｍｍ、最宽处５６ｍｍ、长２７７ｍｍ。
在法门寺与茶碾同时出土的，还有碾轴一。
这《茶经》称为“堕”
；其云：“碾内容堕而外无余木，堕形如车轮，不幅而轴焉。”
法门寺出土的鎏金团花纹银碢轴的錾文“轴重一十三
①王郁风：《法门寺唐代宫廷银质鎏金茶具考释问题的通讯》，载《茶人之家》１９８８年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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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称轴不称堕。轴重５２７．３ｇ，长２１６ｍｍ、中径１２ｍｍ、末径６ｍｍ，轮径８９ｍｍ、中厚２２ｍｍ、边厚６ｍｍ。
４．罗。
筛茶用，法门寺出土的为鎏金飞天仙鹤纹壶门座银茶罗，其外底錾文：“咸通十年文思院造银金花茶罗子一副全共重卅七两。”
茶罗由盖、身、座、罗、屜五部分组成。罗盖为盝顶，长方形，盖面饰二飞天，盖刹饰流云及一周花瓣。
罗身两侧各饰两个执幡驾鹤褒衣束髻仙人，罗身一端饰云气山岳，另一端饰双鹤流云。
罗座四周有镂空扁桃形壶门１０个。
罗为双层框，用以夹固丝织罗纱。
罗屜为长方形抽斗，屜面饰流云莲瓣。
茶罗通高９５ｍｍ，罗座底长１４９ｍｍ、底宽８９ｍｍ，罗身长１３４ｍｍ、宽８４ｍｍ、高６０ｍｍ。
５．则。量茶用具，《茶经》：“则以海贝、蛎蛤之属，或以铜、铁、竹匕、策之类。”
法门寺出土的为鎏金飞鸿纹银则，则匙呈圆卵形，微凹，匙柄扁长，全长１９２ｍｍ、则匙长４５ｍｍ、宽２６ｍｍ。据韩伟先生介绍，美国卡尔·凯波先生也收藏有两件银则。
６．鹾簋。贮盐器。唐煮茶加盐，《茶经》称：“以瓷为之，圆径四寸，若合形，或瓶或罍。”
韩伟先生认为“法门寺出土鎏金人物画银坛子即属此物”。
坛盖纽为智慧珠，盖面分为四等分，均以蔓草纹为地，内饰一狮。坛身下部为双层仰莲瓣，每瓣内均有一西番莲头。
坛身錾有四个壶门，内各錾一幅人物画。
通高２４７ｍｍ、口径１２３ｍｍ。
除此之外，法门寺还出土有蕾纽摩羯纹三足银盐台。
盐台由盖、台盘和三足架组成。盖上有莲蕾捉手，中空有铰链可以开合，韩伟先生认为“可能是放胡椒的”。
台盘中心下凹，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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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沿、浅腹、平底。三足支架与一台盘焊接相连，支架上錾有“咸通九年文思院造银涂金盐台一只”。通高１７０ｍｍ、台盘外径１６２ｍｍ、口径８４ｍｍ。
７．熟盂。
《茶经》载：“以贮熟水，或瓷或沙，受二升。”
据韩伟介绍，西安何家村出土的鸿雁折枝花纹银匜，当是受出锅的沸汤的。
侈口，鼓腹，平底，矮圈足。
平錾纹饰，花纹涂金，腹部相间饰折枝花两枝和口衔绶带鸿雁一对。高８７ｍｍ、口径２０５ｍｍ、流长８ｍｍ。
此外，临安水邱氏墓也出土有五瓣形银匜一件，可能都是饮茶时倒熟水用的。
８．笼子。
不见陆羽《茶经》，可能是晚唐以后新出。
韩伟引蔡襄《茶录》“茶焙”
文，称为“烘焙器”。孙机先生引《文昌杂录》魏国公“不甚喜茶，无精粗共置一笼”
，认为是“盛茶饼用的”
①。这里我们暂且将这两种意见合为“盛焙茶饼用具”
吧。
法门寺出土有金银丝结条笼子和鎏金镂空飞鸿毬路文银笼子二具。前者笼体椭圆形，以银丝编织而成。笼盖呈四曲，笼顶平坦，中间有金丝编织的“塔形花”
一朵，衬以金丝莲叶，四周以金丝云气纹压边。
盖口与笼口以子母口相扣合，笼口上下又以金线编成的涡纹条子压边。提梁亦为金丝编成。四足膝部为天龙铺首，以银丝盘屈的四枚涡纹构成足跟。
飞鸿毬路纹银笼子，模冲成型，通体为镂空的毬路纹，呈圆柱形，直口、直腹、平底、四足。
盖面圆隆，盖心有圆环纽，用银链与提梁相连。
提梁半环形。
笼盖、笼体上分别饰有７对和１２对翱翔的飞鸿。
笼底有涂金宽带，并焊有花瓣组成的倒品字形四足。通高
①孙机：《法门寺出土文物中的茶具》，载《法门寺文化研究》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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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８ｍｍ、口径１６０ｍｍ、腹深１０２ｍｍ。孙机先生称这种毬路纹银笼子虽至宋代才流行，但由此可见，“这种图案在唐代已基本定型”
了。
９．火筴。调添风炉中木炭用。
《茶经》：“火筴，一名筯，若常用者，圆直一尺三寸，……以铁或熟铜制之。”
法门寺出土的火筯，长度正好与《茶经》所记相近。
由物帐知此“火筯一对”
是唐懿宗所贡奉。
以上是能够确定者，有的如壶、杯等金银饮器，因《茶经》中未列，考古工作者一般将之定为酒器。
其实茶酒饮具在实际生活中有时也不严格而往往相通的。因此过去出土的定名为酒器的壶杯中，一部份可能是茶壶、茶杯，也不是不可以想象的。另外，有些虽不是金银器，如法门寺出土的带托的玻璃茶碗，其价值和技术史上的地位，也绝不下于上说的有些金银器。
总之，如果说陆羽《茶经》把我国的饮茶和茶具文化推到一个空前的高度的话，那么，法门寺和我国各地出土的金银茶具，不但说明了《茶经》一书在社会各个阶层的深远影响，而且用实例证明了唐代在茶具生产技术上所达到的令人折服的高度。
（三）
宋以后茶具的发展和崇尚
唐代上层社会喜好他们的“富贵”
茶具，一般人家，则习用陆羽所提出的茶器。
但采用陆羽茶器，也不是《茶经》上怎样写就怎样的，而是受地区或民族文化影响，在茶具的构成、质地和形制上，各地甚至一个地方的不同人家之间，都是有所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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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一点，如《茶经》中介绍的鍑就有不同：其称一般地方是用生铁，但“洪州以瓷为之，莱州（山东掖县）
以石为之。“
①再以茶碗来说，《茶经》载：“碗，越州上，鼎州、婺州次，岳州上，寿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越州上。
……越州瓷、岳州瓷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
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
②其实，名窑的这些瓷碗，早在陆羽之前，就已有自己的销售市场。
如杜甫“大邑烧瓷轻宜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邻”
的诗句，即是称赞大邑白碗盛名西南的盛况。
所以，纵然陆羽在治茶置具上有很高的权威，但各乡各风，特别是形成传统或习惯以后，陆羽上面的评说，除在唐后期诗作中有所附和外，在实际生产和经销中有影响但还是影响不大的。
例唐朝前期和中期，有人夸白碗，有人赞青瓯，但在晚唐吕岩的诗作中有吟：“玉蕊一枪称绝品，僧家造法极功夫；兔毛瓯浅香玉白，虾眼汤翻细浪俱”
③；所谓“兔毛瓯”
，也即黑盏，吕洞宾在诗中，就赞起黑盏来了。
“黑盏”
是宋代的名字。
唐代注茶用碗或瓯，宋代的茶碗精巧些，一般就不再称瓯碗，而改称为盏了。如《大观茶论》载：“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取其燠发茶采色也。”
④唐末和宋代茶盏尚黑色，可能主要与斗茶有关。
蔡襄《茶录》说：“茶
①陆羽：《茶经》，四之器。
②陆羽：《茶经》，这里不同版本记述有些差误，此据明郑煾校本引。
③吕岩：《大云寺茶诗》，《全唐诗》，卷八五八。
④赵佶：《大观茶论》，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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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燲之久热难冷，最为要用。……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
①宋代崇尚白茶和时兴斗茶，所以尤尚黑盏；黑盏中，又以有兔毫和“鹧鸪班点，试茶家珍之”
②。所谓兔毫和鹧鸪班点，一是黑底带放射状的白纹，一是黑底带白色圆点，均以形似而名。
宋代瓷茶具适应斗试需要，除由碗改盏，由青尚黑外，它如盏托、茶壶的形制和其他色泽的茶具，无不也都得到一定的发展。
如盏托，唐时称茶托，也是唐代中期茶兴之时创设的。
据晚唐撰刊的《资暇集》记称，茶托是唐德宗建中时由崔宁之女首创的。这里还有一个故事，其称崔宁之女“以茶杯无衬病其熨指，取碟子承之，既啜而杯倾，乃以蜡环碟子之央，其杯遂定，即命匠以漆环代蜡，……是后传者更环其底，愈新其制，以至百状焉。
贞元初，青郓油缯为荷叶形，以衬茶碗，别为一家之碟。“
③这段资料说明，唐代至少唐代中期的茶托，或漆或瓷，都是在碟子中央以环承碗，平底突环。至宋朝时，盏托底部都制成凹底，且与盏底大小完全相合，托口而起，托治也多作花瓣形，较唐代茶托明显更趋精巧。至于茶壶的造型，宋代特别是南宋时，壶式也明显由饱满变得瘦长；壶体纹饰，也由过去常见的莲瓣形，发展为瓜棱纹。
其时全国的名窑除建安的黑瓷外，浙江天目山的青瓷、龙泉青瓷、河南钧窑的玫瑰紫釉，河北定窑的白瓷等等，也都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如苏轼在《试院煎
①蔡襄：《茶录》，下篇。
②陶穀：《清异录》，此据《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引。
③《资暇集》，一名《资暇录》，卷下，茶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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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２·
茶》一诗中吟：“又不见今时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我今贫病长苦饥，分无玉盌捧娥眉”
①；“花瓷琢红玉”
是指彩花茶瓶，这里不但诗句中所说的“花瓷”
，甚至连“玉碗”
，也都是定窑所烧制的。
宋代茶具的演变、发展，还表现在茶具组成的简化和材料的多样化这两点上。
唐代整套茶具，《茶经》有２０多种，少的也有１０余种。至宋代，蔡襄《茶录》的茶具，只有藏茶用的“茶笼”
，碎茶用的“茶碾”
、“茶罗”
，注茶用的“茶盏”
，舀茶用的“茶匙”
和煮点用的“汤瓶”
等六件。赵佶《大观茶论》，也是罗、碾、盏、筅、瓶、杓六件。这时不仅把烹茶用的风炉、铁鍑之类从茶具中划出，而且由于煮茶逐渐也不加姜、盐等调料，确实又省去一部分茶具，从而使宋代茶具较唐简略得多。
宋代茶具的另一演变和特点是金属茶具与陶瓷茶具的并兴共盛。如梅尧臣的诗句：“昔得陇西大铜碾，碾多岁久深且窳”
；苏辙诗句：“无锡铜瓶手自持，新芽顾渚近相思”
；以及陆游《建安雪》中吟及的“银瓶铜碾春风里，不枉来年行万里”
等等，反映在宋人的诗作中，关于铜质茶具出现的次数，和瓷茶具相差不多甚至还要稍多。
另外，从上面诗句中我们也可清楚看出，这些金属茶具，无论银瓶和铜碾，还都形成了各自的主要和专门产地。这点，在南宋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中，讲得更清楚。其载“雷州铁工甚巧，制茶碾、汤瓯、汤匮之属，皆若铸就。
余以比之建宁所出，不能相上下也。“
②宋代建州是贡焙所在地，建宁建窑烧制的
①苏轼：《试院煎茶诗》，见《东坡全集》。
②周去非：《岭外代答》，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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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２·
兔毫盏，也名冠全国，所以这一带所产的金属茶具也较好，这并不奇怪，但雷州这样产茶不名、茶事不兴的地区，所打制的茶具“皆若铸就”
，就只能从当时社会对茶具需要的发展去理解了。
雷州打制的金属茶具，还只是普通茶具。
据《清波杂志》记载：“长沙匠者，造茶器极精致，工直之厚，等所用白金之数。”
①长沙精制茶具一副的价值在元《癸辛杂识》中提到：“长沙茶具精妙甲天下，每副用白金３００星或５００星，凡茶之具悉备，外则以大缕银合贮之。赵南仲丞相帅潭日，常以黄金千两为之，以进上方。”
②用纯金制茶具，除个别追奢逐侈者外，只会是作进贡用，但长沙生产的一般银质茶具，每付也至少要用银３～５００两。
所以，《清波杂志》虽称这样的茶具“士大夫家多有之”
，但一般都是“置几案间”
，只作展示而很少实用了。
元代的茶具和宋朝基本相同，只是在茶壶的制作上略有变化。宋代茶壶的流子，多在肩部，元朝时，大多移至腹部，这是元朝的茶壶和过去一看就不同的一点。
第二点明显发展，是景德镇青花茶具的异峰突起。
景德镇的瓷器，在宋朝时便崭露头角，至元朝，因创制作青花瓷以后，就更加盛名于世。
景德镇的青花茶具，不但为国内所珍，在国外也极受欢迎。
如日本，因他们“茶汤之祖”
的珠光特别喜好这种茶具，后来就把这种青花茶具，也迳称之为“珠光青瓷”。
明清以后，金属茶具渐渐减少，陶瓷茶具的尚色上，也如
①周煇：《清波杂志》，卷四。
②周密：《癸辛杂识》，前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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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次纡《茶疏》所说：“其（茶具）
在今日，纯白为佳，兼贵于小；定窑最贵。“
①由于明代茶具改为白色，所以不只自唐以来一直生产白瓷的定窑名冠众窑，就是北方生产白瓷的汝、官、哥、宣等窑，也开始名噪起来。
以宣德窑生产的白釉小盏为例。
这种盏，形似鸡心，故又有“鸡心杯”
之称。
当时一些中上之家，一度以有一宣德鸡心杯为荣。
杯是古器，唐宋以前实际生活也已有用杯，不过在茶书中不提和很少用“茶杯”
之名。明以后，茶具“兼贵于小”
，茶碗、茶瓯之说极少再提，茶杯的记述增多，以至和茶盏并重，进而出现了“杯盏”
的俗说。除茶杯外，明茶书中还多了一件称“茶洗”
的茶具。
其实茶洗在宋代时就已出现，不如明代普遍而已。茶洗外形和茶碗、茶瓯差不多，只是底部有小孔以供洗茶时漏水罢了。
另外，明代景德镇的茶具随制瓷技术的更趋成熟，也达到了一个高峰。如成化时，景德镇在青花的基础上，又创造出斗彩；嘉万年间更创造出五彩、填彩等新瓷。以斗彩来说，也就是在青花（釉下彩）
器上，更施加红、黄、绿、紫各种彩料，使釉下的花纹和釉上的彩绘共成一体，相互争辉。在嘉靖时，如《帝京景物略》中所说，景德镇的一对成化斗彩杆，就“值十万钱”。应该指出，景德镇的这些瓷器烧制技术，主要就是在制作茶具中发展起来的。
明代在景德镇茶具有突出发展的同时，江苏宜兴的紫砂茶具，也开始大放异彩并日益名贵起来。入清以后，陶瓷茶具特别是在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得到了尤其辉煌的发展，所谓“景瓷宜陶”
，就完全改变了过去以金银茶具为贵的观点。
①许次纡：《茶疏》，茶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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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出神入化的紫砂茶具
唐代有句谚语，称“茶瓶用瓦，如乘折脚骏登高”。
所谓“茶瓶用瓦”
，也即指用粗陶烧制的茶壶。但至南宋时，如《调燮类编》所说：“茗性宜于砂壶，其嘴务直”
①；陶壶倒又反合茶性了。
对于这种矛盾的说法，究竟何说为对呢？
其实两说并不矛盾，《调燮类编》说的“砂壶”
，是指宜兴紫砂壶，与一般所说的粗陶不类。这也就是说，自瓷器出现以后，粗陶曾一度被冷落过，直到紫砂出现以后陶质茶具才重受欢迎并独擅茶壶之最长达５个世纪之久。
《调燮类编》关于砂壶的记载，不是紫砂之始，据考，宜兴紫砂茶具，早在北宋时即已有反映。如梅尧臣《尝惠山泉》有“相袭好事人，砂瓶和月注”
；《依韻和杜相公谢蔡君谟寄新茶》有“小石冷泉留早味，紫泥新品泛春华”
之句②。另外，欧阳修在《和梅公仪尝茶》中也提到：“喜共紫瓯吟且酌，羡君潇洒有余清”
；这些诗句，过去有人即认为讲的就是宜兴紫砂。
但也有人反对，认为从诗中看不出其地区。
近年宜兴宋窑遗址和大量紫红陶片被发现、发掘出来后，疑者也就不多了。
宜兴紫砂首见北宋，但真正兴起，还是明朝中后期的事情。我们逐一翻阅了明代现存的茶书，发现不只如朱权《茶
①赵希鹄：《调燮类编》，卷二。
②梅尧臣：《尝惠山泉》，《依韻和杜相公谢蔡君谟寄新茶》二诗，俱见《宛陵先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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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等明代早期的茶书，就是在紫砂茶壶已经蜚声茶坛的嘉万年间，如嘉靖时的钱春年《茶谱》、田艺蘅的《煮泉小品》，隆庆时陆树声的《茶寮记》，万历前期的屠隆《茶说》、陈师《茶考》、张源《茶录》等茶书中，不论是讲茶杯还是茶壶，也都不提紫砂。直至万历二十五年许次纡《茶疏》中，始有这样一段记载：壶“近日饶州所造，极不堪用。
往时龚春茶壶，近日时（大）
彬所制，大为时人宝惜，盖皆以粗砂制之，正取砂无土气耳。
随手造作，颇极精工。
……其余细砂及造自他匠手者，质恶制劣，尤有土气，绝能败味，勿用勿用。“
①龚春和时大彬，是明朝紫砂茶壶的先后二位大师。
龚春是正德至嘉靖间人，这也是有关宜兴紫砂和紫砂茶壶在古代茶书中的最早具体记录。
如前所说，宋元时以长沙所造的金银茶具为最贵，至明代时，有的茶书对茶壶还有“首金次银”
之说，即在许次纡《茶疏》中，他一方面称龚春、时大彬“粗砂”
壶“大为时人宝惜”
，但同时也沿用旧说称：“茶注以不受他气者为良，故首银次锡”
，仍有金银茶壶优于陶瓷茶壶的观念。但是，至万历后期罗廪撰写的《茶解》中，其对茶注所称：“以时大彬手制粗沙烧缸色者为妙，其次锡”
，就第一次明确把紫砂注子提到了第一位，从而也结束了长期流传的壶注以“金首银次”
或“银首锡次”
的传统或习惯看法。
关于宜兴紫砂壶的早期发展，清代金武祥据明周高起《阳羡茗壶系》在《粟香三笔》中记说：“阳羡复有茗壶，始于明时。
鼎山蜀山为丛萃之所。
初用紫泥素质，后用五色彩釉。“
关于五色土的发现，还有这样一则传说：称有一个云游的奇怪和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