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乌格斯：《茶叶全书》下册，第五章，１９４９年中国茶叶研究社翻译、出版。.11
，以及“上元初，结庐于苕溪之湄”
的记载，联系皎然曾在杼山妙喜寺做过住持、陆羽在杼山建过三癸亭和留有几首与友人游山的诗作，就肯定地说，陆羽在至德初“到了湖州城西南郊的杼山妙喜寺”
，“上元初陆羽仍隐乌程之杼山”
；“此后陆羽还隐居过妙喜龙山……龙山与杼山妙喜寺甚近，相距约三公里。
皎然有《赋得夜雨滴空阶送陆羽归龙山》诗“。
在所引的诗文中，与龙山有关的，实际只有“归客龙山道，东来杂好风”
一句。那么，根据这些，怎样能得出上述具体结论呢？我只能说这是一种大胆的设想或联想。
关于丁克行同志把诗中的龙山，定为吴兴杼山附近的龙山，作为定论还嫌考证不足（如此山唐朝是否也叫龙山，陆羽居此还有什么根据）
，但从陆羽隐居苕溪这点来说，地点上还是有这种可能的。有的人完全根据《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的龙山条所述，选地点与吴兴最近的无锡县的龙山，称：“大历六年，陆羽从苏州移居无锡龙山，皎然送别而作此诗。”
①这样说法，就更属想当然了。
先说陆羽居龙山吧。陆羽居龙山一节，有皎然诗为证，这是无可怀疑的，问题是陆羽隐居的是何处的龙山？首先再说明，龙山和东山、西山、方山一样，是随处都见最常用的山名，《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所录，真可谓挂一漏万，是不能据以为
①《陆羽诗踪》，载１９８４年《陆羽研究集刊》。
347
·６３３·
结论的。事实也是这样，地名大辞典中没有提到三兴有龙山，乌程龙山丁克行已说，此外，宜兴、长兴也都各有自己的龙山。
如宜兴县的龙山，嘉庆旧志就记述得很具体，称“在县南五十里，下有武陵洞”
①。至于长兴，叫龙山的还不只一处。如现在城西北城郊乡有龙山和龙山村；城西南２２公里的龙山，一名浮云山，与安吉相界；另二界岭乡也有一龙山②。至于叫伏龙山、黄龙山、四龙山或别的以龙为名的山头，简称龙山的就更是不胜枚举。
如长兴水口乡与顾渚村相邻的“龙山村”
，驻地上龙湾，即以西面小山岗形似龙，由上龙湾简称龙山村的。
所以，见到或自己知道一个龙山，就信口把史料中提到的地点随便确定下来，是十分不可靠也不严肃的。
这里，我顺便自我订正一个错误。钱时霖同志在《从有关茶诗看陆羽行踪》中，提到“陆羽也在长兴住过”
；根据是皎然有一首《喜义兴权明府自君山至集陆处士羽青塘别业》的诗，指出经我考查是“长兴青塘”。
在早先我与友人交谈或文章中，把长兴西北青塘山、青塘村误定为陆羽青塘别业的地点，是极有可能的。这也是我犯的一个盲目不作深究的错误。因为据长兴县志记载，陆羽不只经常往返于顾渚和湖州之间，而且在《流寓列传》中还专门搜有陆羽的传，说明陆羽也确实在长兴居住过③。不过，后来笔者在《湖州府志》和乾隆《乌程县志》中，都发现了青塘别业的确切记载，称“陆羽别业，在青塘门
①嘉庆《宜兴县志》，山志。
②浙江长兴县地名委员会编：《长兴县地名志》。
③康熙《长兴县志》，卷八。
348
·７３３·
外“
①；是在乌程而不是在长兴。青塘，三国孙休时筑，是湖州城郊至长兴的一条隔太湖的塘河；青塘门，是湖州城的西北门；丁克行进一步指出，陆羽别业可能就在今弁山之阳距城二三里路的“青塘村”。
联系皎然有关陆羽寓所作几首诗外，青塘虽然一直通到长兴县，但青塘别业是在乌程而不大可能在长兴，这也是大致可以确定的。
另外，上面所说，陆羽上元初隐居苕溪，是隐居“乌程的杼山”
，有的则称“是居住在吴兴县东郊苕溪旁”
②，上面说法不一，但都是指湖州城郊的范围。
其实，所有这些说法，也是有悖史实的。嘉泰《吴兴志》陆羽的传中，讲得很清楚，“桑苧翁：唐陆羽，字鸿渐，初隐居苧山，自称桑苧翁。撰《茶经》三卷，常时闭户著书，或独行野中。”
③这里就明确指出，陆羽最初隐居苕溪或浙西哪里呢？
不是湖州城郊或乌程县，而是在余杭。
嘉庆《余杭县志》多处提到和证明，陆羽流寓浙西的第一住地，是在余杭的双溪镇附近④。
因为，如上所见，陆羽隐居地的标志，不是苕溪，而是苧山，是苧山附近的苕溪两岸。
苕溪分东西两支，其一支流经余杭境内后，更分成南苕溪、中苕溪和北苕溪三支。在北苕溪上游二溪会合处，有一双溪镇，附近有一泉称陆羽泉，其《寓贤传·陆羽》和《山水志·陆羽泉》，均称“陆鸿渐隐居苕溪著茶经其地”
；而其南不远处，又有“苧山”
或“苧山
①乾隆《乌程县志》，卷三，古迹。
②周靖民：《唐陆羽生平系年略》，１９８７年《陆羽研究集刊》。
③嘉泰《吴兴志》，杂志。
④嘉庆《余杭县志》，参见卷三“双溪镇”
、“苧山桥”
；卷十“双溪”
、“陆羽泉”。
349
·８３３·
畈“
，与嘉泰《吴兴志》所说的情况，也大致相合，所以，笔者认为对陆羽隐居苕溪，不应该抛开这些史实而勉强去附会《辞海》的说法。
其实，《辞海》中不全面或错误的地方，也还是不少的。
关于陆羽在三兴地区的史料，有我们现在断释错的，也有古人搞错的。
如在乾隆《湖州府志》、《长兴县志》等一类当地史志中，在古迹和山志部分读到顾渚山时，往往有“陆羽置茶园，作顾渚山记”
等记载①。今人据此，信以为真，错把谬误当发现，肯定“陆羽在隐居苕溪期间，曾在顾渚置办过一个茶园。”
笔者查核认为，这纯属张冠李戴，是误把陆龟蒙的史实移给陆羽。
事实是如《新唐书·陆龟蒙传》中所说，陆龟蒙“嗜茶，置园顾渚山下，岁取租茶，自判品第。”
明清间，不知最初失之何书，误把陆龟蒙置园作陆羽，自此在《湖州府志》和《长兴县志》中或单提陆羽置园，或陆羽陆龟蒙双提，模糊中把陆羽在顾渚山下建过茶园，也几乎传成了信史。不过，在许多陆羽置园的内容中，我们仍能找出其源自陆龟蒙置园的证迹来。如乾隆《湖州府志》的记载就是这样：“陆羽茶园，在顾渚山。
《笠泽丛书》甫里先生嗜茶，置园于顾渚山下。“
②乾隆湖州志的编篡者，不知“甫里”
不是陆羽而是陆龟蒙的别号，跟人传抄，结果反显露了陆羽茶园不是陆羽而是陆龟蒙茶园的破绽来。
陆羽在三兴地区的史料最多，错误也最多，就笔者手头知道的错误，就有近３０条，这里限于篇幅，无法一一，只举例吁
①乾隆《长兴县志》，卷三，山。
②乾隆《湖州府志》，卷八，古迹。
350
·９３３·
请同志们在今后的研究中，都认真考一考再作结论。
（三）
历史上“三兴”
地区茶业的兴衰与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关系
前面讲了三兴地区从汉至唐的气候演变，说明了唐朝所以在宜兴、长兴设立贡焙的自然原因。
其实，众所共知，茶叶在一定的角度来说，它是一种社会消费品，而不是社会的必需品。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茶叶生产和消费的发展，与每一时代的经济、文化水平，换句话说，也是与一定的社会条件相联系的。在汉以前，从总的情况来看，南方包括“三兴”
在内，诚如《史记》所形容：“江南卑湿，丈夫早夭”
；“楚越之地，地广人稀”
，其经济、文化比之中原还是相对比较落后。但是，经汉末特别东晋永嘉二次大乱，北方士族，难民大批流亡江南，他们为南方的较快开发既带来了众多的劳力，也带来了北方大量资金和先进的生产技术，所以如《宋书》所载：“自晋氏迁流，迄于太元之世，百数年中，无风尘之惊，……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
；经一个世纪的安定建设，在南朝刘宋时，江东很快就甩掉了落后的帽子，逐渐成为一个农业较为发达的地区。
江南两汉和六朝的这一社会背景，反映到茶业的传播和发展上，就必然出现汉朝的默默无闻，六朝随经济、文化的发展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局面。
据竺可桢先生研究，秦汉是我国第二个暖期，前面我们推测，“三兴”
地区很有可能在汉时便已引种茶叶，但鉴于经济、文化的原因，“三兴”
甚至整个东南，都没有茶的可靠记载。东汉和六朝，是我国第二个寒冷
351
·０４３·
期，从种茶和茶叶生产的气候因素来说，较西汉要严峻，但如北魏《洛阳伽蓝记》中嘲笑吴人那样：“吴人之鬼，住居健康，小作冠帽，短制衣裳，自呼阿侬，语则阿傍，菰稗为饭。茗饮作浆”
①；反映这时江南的茶叶，不但如前面所说，宜兴的茶叶已名闻全国，而且“茗饮”
和米饭一样，也已成为普遍的饮食内容之一。如果说三国孙吴时，江南茶叶饮用的记载，还只有孙皓宴饮大臣时“以茶当酒”
一见的话，那么，如《晋书·桓温列传》所载，“温性俭，每宴惟下七奠（樽）
，拌茶果而已“
；《南齐书》齐武帝萧赜遗嘱，在他的灵桌上，“勿以牲为祭，唯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
，并要全国“天下贵贱，咸同此制”
②，也即至两晋和南朝时，茶在三兴就已成为标志俭朴的一种物资。
上面所说的这二点，要不是茶叶生产有较大的发展，是不可能的。而如前所说的，这一段气候较其前后的温暖期来说，对发展种茶并不有利。所以，这一段南方特别是三兴地区茶业的发展，社会经济较文化的原因，似乎尤为重要一些。
隋唐时期，是我国近５０００年来的第三个温暖期③。这时黄河流域或北方，因开元年间禅教大兴，风行饮茶，于是南方的茶叶生产也较快地发展了起来，因而出现了“茶兴于唐”
的说法。
至于宜兴、长兴的茶叶，因擅运河和国道交通之便，茶芽萌发较六朝等寒冷期也提前，能够赶上清明王室祭祀用茶的需要，所以在这二县还设立了贡焙，专门采造贡茶。从上可以
①杨衍之：《洛阳伽蓝记》，卷二，城东景宁寺。
②萧子显：《南齐书·武帝本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