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张家诚等：《气候变迁及其原因》，第二章，１９７６年科学出版社出版。
②北宋《葛常之文》，撰年不详，此据《增修诗话总龟后集》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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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段时间。
但是，至元朝，三兴地区茶叶的名字又响了起来。
元朝的贡焙，仍设在建瓯，可能长兴、宜兴加工的茶叶，适合蒙古贵族的嗜好关系，元朝在贡茶院外，又在顾渚改置了一个名为“磨茶所”
的贡茶官署。
据乾隆《长兴县志》记载：“磨茶院：即贡茶院，在顾渚山水口镇。
［韩县志］按：元置磨茶所，有涵晖阁。明初改磨茶院，洪武八年罢进末茶，并罢其院。“
①顾渚磨茶所和唐朝的贡焙一样，也兼管宜兴的贡茶，贡什么呢？
宜兴、长兴在元朝主要是进贡一种“金字末茶”
②。从南宋时起，虽然王室推崇的贡茶，仍是饼茶或团茶，但一般民间为省工省本，开始风尚起散茶或叶茶来，及至元朝，散茶进一步普及开来；所以，朱元璋定都南京后，不仅很快废除了顾渚磨茶院，同时也废除了福建贡茶院。
明朝废除顾渚磨茶院，不是不要贡茶，而是改贡芽茶和叶茶；也不是长兴、宜兴茶叶的又一次衰落，而是如《吴兴掌故集》所载：“我朝太祖皇帝喜顾渚茶，今定制岁贡止三十二斤，清明前二日，县官亲诣采造，进南京奉先殿焚香而已。”
③过去不少人认为唐朝贡焙废止以后，长兴、宜兴的茶叶就不再作贡，其实宋初、元、明和清初，也即是说在唐朝以后，有断续，但基本上历朝都有贡茶记录。明朝废除贡茶院和磨茶院的旧制以后，改进各地名茶。
不过，如上所见，清明由贡茶院供茶祭祀的制度没去，明永乐以后南京祖陵的用茶，规定由宜兴、长兴
①乾隆《长兴县志》，卷一，官署。
②元·忽思慧：《饮膳正要》。
③明·徐献忠：《吴兴掌故集》，物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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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办，这实际仍起到类似贡茶院的作用。
明朝贡茶制度改革以后，虽然宜兴和长兴既要向北京进贡芽茶和新茶，又要向南京的礼部供奉祭祀的用茶，但两项加起来较贡茶院的额定数字，还是较少的，所以，有更多的部分可投放市场。在明朝宜兴、长兴的商品茶中，出了一种加工独特的岕茶，明文震亨《长物志》中称：岕茶，“浙之长兴者佳，价亦甚高，今所最重；荆溪（清宜兴县南部新建的县）
稍下。“
对于这一点，时人沈周说得尤为具体，其称：“昔人咏梅花云：‘香中别有韵，清格不知寒。
‘此为岕茶足当之。
若闽之清源、武夷，吴郡之天池、虎邱，武林之龙井，新安之松萝，匡庐之云雾，其名虽大噪，不能与岕相抗也。顾渚每岁贡茶三十二斤，则岕于国初，已受知遇，施于今渐远渐传，渐觉声价转重。“
①这即是说，岕茶在明朝初期便已逐渐出名，至明朝中期，一跃而又成为名冠全国的“茶之王种”。从元朝进献金字末茶至明朝岕茶的称伯全国，这与这一段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但主要的，还是元到明朝，确当我国第四个温暖期，宜兴、长兴自宋朝起就不再制紧压茶，积长期生产散茶、末茶的经验，加上适宜的气候条件，其所出茶叶的质量、产量，自然就明显上去了。
我们由上面附图也能清楚看出，在明末清初，又进入了第四个寒冷期，气象界也称为小冰期。据历史记载，在公元１６５０—１７００年，太湖厚冰，柑橘全部冻死，天气尤为寒冷②。
不
①明·沈周：《书岕茶别论后》，引自陆廷灿《续茶经》。
②张家诚等：《气候变迁及其原因》，１９７６年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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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说，这种气候，茶树也大批死亡和受冻害生长不好。
过去，许多人对宜兴、长兴历史上的茶叶十分有名，为什么在清以后在名茶中就消失不见，一直大惑不解，或用帝国主义侵略的摧残作解释。现在来看，这无疑和此前的波折一样，这一地区茶业的兴衰和历史气候的演变，是极有关系的。
如上所见，宜兴、长兴的茶业，从六朝时起，生以敬客，死以作祭，在推进我国茶叶文化上，就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及至唐朝，通过设立贡焙，其作为当时茶叶的生产和技术中心，对周围，如皖南祁门等丘陵山区的影响，一至发展到山中“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
的局面①。在宋以后，其在散茶的发展中，又起到了率先或带头示范的作用。
所有这一切，无不都显示了三兴一带对我国特别是东南地区茶业发展的突出作用。
我们最后再补说这几句，一是再强调一下本文的意义，二是预告还有许多内容将另作续篇。
①张途：《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全唐文》卷八○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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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皋卢茶”
考述
皋卢是我国古代文献中所载的“茶的别名”
和南海用以为饮的树种。日本有一个茶树品种，也名之为“皋芦”。前几年，日本茶学界为弄清他们的皋芦种和我国史籍所说的皋卢的关系，曾分别致函我国有关茶叶专家，询问中国现在哪些地方有皋卢茶树？日本的皋芦，是否即中国古代所说的皋卢或苦艼？
这一问，问出了我国对皋卢的普遍重视。近年来，在我国一些茶叶专著和杂志中，接连提出了不少有关皋卢的考述，搞清了许多过去不清楚的问题。
如湖南农学院陈兴琰教授《皋卢茶苦茶的考证》一文，通过一年多的文献考证和实地调查，就基本上证实了我国史籍中的皋卢或苦艼，与日本皋芦茶不是同一科属植物的问题。但是，因为讨论还在继续，自然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说清和存在着争议，适巧笔者最近正从事我国方志茶史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对前一段我国皋卢问题的探讨，也获得了某些粗浅的看法，现将方志中所见的皋卢情况，刊供国内外茶叶专家作进一步研究时参考。
（一）
我国史籍中皋卢名物演变的情况
我国古代文献中的“皋卢”
一名，始见何时？
过去大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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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和汉魏年间这样二种看法。前者主要根据《尔雅》“槚：苦荼”
这一茶的记载，把苦荼直接当作皋卢，称其名字“可上溯到《尔雅》一书的写作时代”。后一种看法，主要根据《桐君录》的记载，把《桐君录》认为是东汉的作品而得出的结论。
笔者在对这些不同的说法略加查考以后，认为我国文献中的皋卢一词，最早还应当称之为始于东晋裴渊的《广州记》一书。
不错，学术界一般认为皋卢是由苦荼音转或沿传而来的。
但是，如郭璞对《尔雅》的注释所说，苦荼是“蜀人”
呼茶的方言；我国古代文献中的皋卢，则是产于“广州”
、“南海”
、“南越”
即今天两广和越南一带的方物。
所以，南海一带的皋卢虽然是采用巴蜀苦荼的音读，但《尔雅》中的苦荼，不指南海的皋卢。
至于《桐君录》一书，据考证，一般则认为大约成书于南北朝期间。因此，从这些情况来说，过去关于皋卢始见于秦汉和汉魏说的争议，实际都是有失偏颇的。
《广州记》，或作《南海记》，原书早佚，据《唐类函》转引《北堂书钞》的引文称：“酉平县（古治在今广东惠阳县西）
出皋卢，茗之别名，叶大而涩，南人以为饮。“
这是笔者查考有关史籍以后，初步认定的我国皋卢的最早可靠记载。这条史料，主要说明这样二点史实：一是反映在晋朝以前，我国华南一带即已存在采饮皋卢的习俗；其二，在我国文献记载中，最早皋卢和茶，如“茗之别名”
所示，是混而为一的。
其时，华南一带饮用皋卢，或许以为就是长江流域所说的茶；而其他地方，则可能认为皋卢即南海一带所说的茶的方言。
至南北朝时，随着荆湖地区茶叶文化的南传，大家逐渐发现和知道了皋卢与茶叶性状上的差别，从而也慢慢把二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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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地区别了开来。
如我们从南朝宋沈怀远的《南越志》中，就能够看到这种区分的发端。
《南越志》原书也早已散佚，现在从其他史籍的引述中，还可以找到是书关于皋卢的二点不同记载：其一为《太平御览》引：“茗，苦涩，亦谓之过罗”
，另一是《本草拾遗》引：“龙川县出皋卢，叶似茗，味苦涩，土人为饮，南海谓之过罗，或曰物罗。”
前一条记载，实际是沿用“茗之别名”
的解释；后一条内容，说明这时已认识到，皋卢只是“叶似茗”
；“似茗”
也就是非茗，开始不再把皋卢和茶视为同一的了。
在同一本书里，为什么同时存在是茗和似茗这样二种牴牾的相反看法？
很明显，这只能用当时社会上对皋卢同时存在着二种不同看法来解释。也即是说：其时一部分人还习惯沿用“茗之别名”
说，一部分人，已采用“似茗”
新说，开始把皋卢从茶中区别出来了。
如其后的《桐君录》所示：“南方有瓜卢木，亦似茗”
，慢慢就再不提“茗之别名”
的说法了。
至唐朝，文献中把皋卢列为非茗，就更加清楚。如陈藏器《本草拾遗》载：皋卢“叶似茗而大，南人取作当茗。”
陆羽《茶经》对茶的描述也说：“其树如瓜卢，叶如栀子，花如白蔷薇，实如栟榈，茎如丁香，根如胡桃”
，就把皋卢作为栀子、蔷薇一类非茶属、茶种植物来记述了。所以，从我国古籍记载的情况来说，线索还是清楚的。
至唐以后，除引述《广州记》等旧说提到“茗之别名”
外，所有记载，都只称皋卢为“似茗”
和“非茗”
了。
我国文献中有关皋卢的记载，还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即皋卢或瓜卢，只是唐以前的称法，而宋朝以后，皋卢就作为别名和历史的名字，而一般改用苦或艼来替代了。如《宋史·崔与之传》中记到，“珠崖”
（海南岛）
当时还不种茶树，其地多“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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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取以代茗，地方官照税茶例，每年收取苦税５００缗，民皆苦之，崔与之到任以后，出榜免之。这里就不再用皋卢或瓜卢，而改称苦了。
又如元陆友的《研北杂志》载：“交趾茶如绿苔，味辛烈，名之曰登。”
这里所说的登，也就是一般记述的或苦。
明清时，我国各地兴起撰修史志之举，对苦的记载也更趋增多和具体。
综括各地方志记载，在苦资料上又出现这样一些变化：如果说宋元时皋卢只是改称苦的话，至明朝时，例如嘉靖《潮州府志》所载：“苦艼，叶大而树高，取其芽日干之，味最苦，然性寒，不宜多食也”
，则出现了苦、苦艼并称的情况。
从清朝起，苦艼和苦丁的用法，越来越普遍，以至在清朝末年以后的方志中，大多只采用苦艼和苦丁为其名字了。
在清朝，皋卢除存在苦艼和苦丁这两个基本名字外，在广东有些地方，如康熙《惠来县志》，还有用“苦蓼”
；顺治《九江乡志》称“茶”
；咸丰《境山县志》称“苦增”
等方言或别名。
但是，不管宋以后皋卢改称苦、、苦艼、苦蓼、茶和苦增这些说法，多数方志都注明，“一名皋卢”
或“即皋卢”
，和古代文献中所说的皋卢，是同一回事情。
从总的来说，明清关于苦、苦丁及其异名，所说都是指古时的皋卢，是代用茶。但是，其中难免不含有同名异物的情况。
如海南岛民国１０年《阳江县志》载：“苦丁，生海旁泥淖中，高一二尺，叶粪田肥根，在地下数百年不化，坝基籍以抵潮，积久淖可成田。”
这里所说的苦丁，明显就不是一般所说“叶大树高”
用以为饮的苦丁。从皋卢名物演变的这一情况来说，大致越接近近代，苦艼的方言和俗名越多，其同名异物、同物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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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也就越严重。
在唐宋以前，不闻有栽培皋卢和苦的记载，当时其野生资源也多，是华南一带很受重视的饮料。
如晚唐著名诗人皮日休诗句所说，“十碗煎皋卢”
，在唐朝前后，一般饮用皋卢，是和茶叶一样，大碗大碗喝的。但至明清以后，可能出于苦资源的减少，以及药典“性寒，不宜多饮”
观点的影响，在茶园中出现了间种苦的制度，而且一般也不再单独饮用，而开始只作“点茶”
和“伴茶”
的配料了。如光绪初年的《广州府志》中载：“西樵号茶山，今山中人率种茶，间以苦树，森森然望之若刺桐、丛桂。
每茶一亩，苦二株，岁可给二人之食。“
由这条史料可以看出，清朝苦资源减少，人们在茶园中通过搭种苦，但还是保证和保持了点茶、伴茶的供需。可是自上一个世纪８０年代后期起，由于英国殖民主义者采取扼煞我国茶业保护其南亚殖民地茶业的政策，使我国南方种植和点饮苦的习俗，也随茶业的凋敝而衰落以至灭绝了。这一点，在宣统三年的《南海县志》中，有一则很好的说明。其称：“西樵山多产茶，出入向以植茶为业，官山墟有茶市一区，近高街百步石地方。
近日茶业失败，山人往往将地售作坟墓，所产茶株比前百不存一，市地亦废，今已夷为民居矣。“
茶株百不存一，苦当然也是如此，所以，我国华南一带延传近２０００年饮用皋卢、苦的历史至此也就慢慢消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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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３·
（二）
我国史籍中皋卢与日本皋芦种的关系
我国史籍中的皋卢和后来改称为苦或苦丁的植物，从文献的记述来看，虽然有一段有“茗之别名”
的说法，但其后是清楚的，一致称其为“似茗”
、“非茗”
，不属于茶类。这一点，湖南农学院陈兴琰先生通过对广西龙州县苦丁的实地调查，在其《皋卢茶苦茶的考证》一文中，也明确指出，我国史籍中所说的皋卢或苦，主要是指“冬青科的大叶冬青”
，这就把古代文献中没有说清的皋卢，基本上弄清了它是指怎样一种植物。
但是，如前所说，我国古代文献中的某些作物和植物，一物多名、同名异物的情况极其普遍，在皋卢和苦的记载中，更是如此。所以，我们现在对我国史籍中的皋卢和苦，只能说“主要是指冬青科的大叶冬青”
，不排斥某些地方另有所指的这一情况。
事实上在我国近现代的一些植物和药物图志中，也存在着各说不一的例子。如《中国高等植物图鉴》的释文说“苦丁茶，又名苦沉茶或红眼树，藤黄科”
；而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药大辞典》中，则称“主要为冬青科植物的枸骨和大叶冬青”
；“枸骨茶，又名角刺茶”
，“大叶冬青又名苦灯茶、波罗树、大叶茶”。
因此，我国苦茶除上述藤黄科和冬青科的植物之外，还有没有指别的科属的植物这一情况，还是有待继续调查揭开的一个疑题。
再看看日本所说的皋芦，又是怎样一种植物呢？
日本的皋芦，是茶，是茶树的一个品种，这是确定无疑的。
而且从其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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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茶”
、“唐茶”
、“山茶”
、“南蛮茶”
和“龟甲茶”
这些称谓来说，也一致是称茶，说明其历史上从一开始就很明确，肯定是茶，而不存在如我国史籍有是茶和似茶的变化。
那么，我国文献中的皋卢和苦，是非茶，主要是冬青科的大叶冬青，日本的皋芦种是否就与我国古代所说的皋卢无关和不是引自或源于我国了呢？不是的。日本皋卢的名物，其源于或引自我国这点，犹似铜浇铁铸，在其全部名字或别名上，无不都一致打上了来自中国的印记。皋芦即我国古籍所载的皋卢；唐茶，指这种茶树来自中国；苦茶、山茶和南蛮茶等，则全部引自中国茶的俗名。所以，对于日本皋芦引自中国这点，无论是我国还是日本学者，任谁也不怀疑的。
但是，现在日本所说的皋芦，和我们现在称之为苦丁古名皋卢的植物，清楚不是指同一内容，因此陈兴琰先生在其文章中提出了“日本皋卢茶的由来或出处有待进一步研究”
的看法。应该说这一看法还是极其客观的，可是有人误以为陈先生是否定日本皋芦种源于我国。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把自己的理解强加于人。事实上，日本的皋芦和我国史籍中所说的皋芦，除掉是不同植物这一原因之外，还存在着其他一些方面的矛盾。
举例来说，如日本和国外所流传的皋芦产地，就和我国史籍反映的地区不同。
如１９１７年荷兰植物学家科恩斯特在其著作中，其所说的皋卢“产于中国湖北、四川、云南”
三省，就和我国史籍中所指的皋芦或苦产地不同。
在我国早期有关皋卢的文献资料中，其所指示的皋卢产地，或称“广州”
、“南海”
，或说“交趾”
、“南越”
，主要就是指今两广一带。为了弄清日本和国外所说的皋芦产地与我国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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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记述的不一致性，笔者不但查阅了广东、广西、湖北、四川和云南等地，还遍查了我国南方产茶各省的全部方志物产资料；发现我国方志记载的皋卢和苦产地，和上述文献记述基本相同。即在我国方志资料中，提及产饮皋卢、苦和苦丁的地方，也只限广东、广西和贵州三个省区。其中以广东分布为最多，贵州仅《鑪山志》一见。至于湖北、四川、云南和其他各省，查遍货、木、药、草这些部分的记载，都不言有出产皋卢或苦、苦丁的。
当然，方志记载有详有略，各地植物的名字也互不相同，所以，其他省区虽然方志中没有提及饮用苦或苦丁，并不等于不存在两广一带称为苦或苦丁之物。但是，从日本和国外所说的皋卢产地，有意撇开我国史籍证明的两广地区，而专言我国史志不载出产皋卢、苦的湖北、四川和云南三省，这也表明，日本和国外所说的皋卢，与我国史籍所指产于华南的卢、苦、苦丁，也非同一种植物。
再从日本皋卢的别名来看，其与我国史籍皋卢的别名也不相同，说明它也并非引自我国古代文献所说产于华南的皋卢或苦，前面已经说及，我国皋卢一名，只是在晋以前的早期阶段上，作为“茗之别名”
，才和茶一致。
日本皋卢及其别名，全部是称其为茶，因此，如果说日本的皋芦即引之我国古籍所说的皋卢，那只有一个可能，日本的皋芦，至少应该传引自我国晋朝以前。
但是，如所周知，日本与我国直接和密切的交往，是在隋唐二朝，一般认为，日本也是这时从我国传去茶种和茶叶文化的。在晋以前，据中日交往的历史，日本主要是通过今天的朝鲜与我国接触的，而且事实上也不可能在引种茶树以前，先从我国引种比茶树更难种植的皋卢；因此，上面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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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晋以前先从我国引种皋卢的可能，实际也是难以成立和不存在的。
我国有的学者最近提到，“日本是在唐朝从我国引去皋芦的”。但从日本皋卢的别名来看，不但显示不是引之于我国唐朝，而且与我国文献中所说产于“南海”
的整个皋芦或苦、苦丁无涉。
如果说日本皋芦是引自我国唐朝，那么，在其名字和别名中，就多少要反映出当时我国皋卢所存在的“似茗非茗”
的性质，而部分地采用我国当时皋卢的诸如“瓜卢”
、“过罗”
和“物罗”
等别名，而不会完全采用我国茶的概念和别名，又如果日本的皋卢是引自宋以后我国文献中产于华南旧称皋卢的植物，那么，日本的皋卢，就应该采用两广地区新的苦、和苦等称谓来作为其名字，而不称皋卢并吸收“茶”
、“苦增”
及“苦蓼”
等方言，来作为其又名和别名。
所以，由这些方面来说，我们不难看出，日本皋卢种，实在与我国史籍中的皋卢、苦和苦丁无干，而是引之于我国史籍记及的皋卢产地之外的一种未名茶树。
（三）
皋卢是否是茶树原种和原产云南
近接茶学界一位友人来信，谈及日本有关学者对我国有人提出的“皋芦种是茶树原种”
、“皋卢原产云南”
的观点，很新奇，问我在这方面，“有无确切的史实根据？”
其实，谁都清楚，皋卢是不是茶树原种？
皋芦原产于哪里？
这既不是源于人类文明史时期，也不是什么文献记载而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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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地质年代、化石和活体的科学鉴定才能论定的问题。
如所周知，我国至少现在还没有找到日本皋芦种这样的野生或原始树种，所以，关于皋芦茶树原种说和原产云南说，充其量也只是讨论中的一家之言，是一种缺乏物证和科学根据的牵强推断。举例来说，其原种说和原产云南说的主要论据，一是所谓“博览茶史资料，历代传载皋芦种不断”
，二是日本皋芦又名“唐茶”
、“南蛮茶”
，南蛮“是中国古代云南之称”
，所以日本皋芦是唐朝“从中国云南的皋卢种传去的。”
用这样的根据，来证明皋芦是茶树原种和原产云南，岂非勉强。笔者认为，讨论如茶树原种和原产地一类问题，文献是不会也不可能作什么具体的记载的，因此，引用文献资料，最多只能作些印证，而不能作为独立或主要根据的。
如果一定要借用历史记载的话，我国文献资料反映的情况，对皋卢茶树原种和原产云南说，适恰是相反的。
照理，皋芦是不是茶树原种，与皋芦和茶的发现、利用以及名字的早晚、先后是没有直接联系的。
因为现在的很多茶树历史变种，决不是在人们发现利用它们之时才演变形成的，不存在谁的历史早就被先发现和命名的这样关系或规律。
但“原种说”
的提出者，却以“皋芦即我国最先最早的茶名苦荼的回译音字”
作根据，认定“皋芦是茶树原种”。
很明显，“原种说”
的提出者，是把《尔雅》“槚：苦荼”
这一释文中的“苦荼”
，当作皋芦来理解的。关于这点，本文在前面已有说明。
退一步说，即使《尔雅》中的苦荼，就算是皋芦，但这也不能说明皋芦的发现、利用和命名，就在一般所说的茶之前。
从我国古代茶的有关名字来看，如荼、槚、荈、茗、蔎和苦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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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大多都是一字或一个音节；苦荼这样用茶味来强调其特点的复合名词，是后出的，是在荼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简而言之，茶的名字，最早是单名，苦荼或皋芦这样二个字的双音节名字，是后来才有的。关于单音节和双音节、多音节的名字孰先孰后的问题？
我国农史界考证、研究的一般看法是单音节的名字在先。因此，苦荼，当然也包括皋芦，不是我国“最先最早的茶名”
；所以，从茶的名字的先后关系上，是不能得出“皋芦是茶树原种”
这样结论来的。
再从云南茶业的具体记载来看，其最先种植和饮用的，也不是皋卢而是茶。
唐朝樊绰《蛮书》，是最早提及云南产饮茶叶的一本书籍，其载：“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蛮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
银生其治，在今普洱、思茅之间。
这条史料反映，云南的茶事记载，一开始就称茶，而不言皋芦或其他。如果进一步往上追溯，那么，云南文字记载之前的传说，则不但不能说明其是皋卢的原产地，而且清楚反映，它种茶和饮茶的知识，也来自北土蜀地。
聚居云南的许多少数民族中，都流传有“诸葛武侯教茶”
的故事，叙说在此前“土人备受瘴气之苦”
，诸葛亮率大军到时，“教民植茶烹饮以避”。
现在西双版纳的“茶王树”
，相传即系诸葛亮手植，在解放前，每年采茶之前，旧俗附近的少数民族，必先集聚茶王树进行一次祭祀。
唐朝云南的茶业，如《蛮书》所说，“散收，无采造法”
，是比较原始和落后的。史称我国茶业“兴于唐，盛于宋”
，宋朝云南的茶业又是怎样呢？
也以银生一带为例，其时该地隶属桂林的范围，宋京南渡以后，淮茶博马受阻，除用四川和陕南的茶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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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３·
在甘肃与西北少数民族易茶以外，另开辟云南和西蕃易马一途。
但当时桂林用以换取蕃马的茶叶，不是取之于云南的普洱和思茅，而是舍近求远，主要征取于广西静江，这说明云南在南宋时，其所产茶叶也不多。
从历史记载的情况看，云南茶业，主要是清朝而且是清朝后期才较快发展起来的。
所以，从云南茶业的传说和文献记载来说，也是找不到皋卢原种说和原产云南说的任何根据的。
云南的茶史资料，不但早期的传说和文献资料中找不到皋卢的踪迹，就是在明清和民国期间编篡的所有方志中，也绝无皋卢和苦的有关记载。
笔者为了也想能够找到云南关于皋卢的记载，特地查阅了国内现存的云南全部２００多种方志的物产资料。
结果，不但没有发现皋卢或苦、苦丁这些名物，就是与其音义相近的词汇也没有找到。再三翻阅，能够与皋卢、苦及其别名有一字音字相近的，只有这样二条资料：一是光绪《镇雄州志》物产中的“丁木”
，其二为民国《元江志稿》中提及的“娑罗茶”。
丁木是否就是广东、广西和贵州方志中所说的“苦丁”？
其未载及丁木的性状和效用，很难肯定。但即使就是指史籍中的苦或苦丁，如陈兴琰先生考证，那也是指冬青科的大叶冬青一类植物，而不是也不可能是茶属的真正皋芦种。至于“娑罗茶”
，虽然也象苦一样，“摘嫩芽日干烹饮”
，但由民国十一年《箇旧县志》可证，也不属皋芦或苦，是一种“木本状之隐花植物，叶略似蕨，丛生，干顶叶”
，即一般所说的娑罗或桫椤树。
这里还应特别指出的是，云南方志中不但不见皋卢或苦的记载，而且在方志中，还似乎有回避引用皋卢这一名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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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其他一些不产饮皋卢和苦的省区方志中，如福建、湖南和四川等地，其物产中虽无皋卢或苦之名，但在他们叙述和介绍茶树形状时，往往沿用陆羽《茶经》的比拟，都称“其树如瓜卢”
或“皋卢”
；但在云南的方志中，就不采用我国明清茶书和方志一般常用的“经典”
描述，而是另辟蹊径，不用皋卢而用别的树种来形容。如光绪《通海县志》对茶的记述就称：“茶之树，似山茶，其色常青，味含香气。”
所以，云南的方志比其他不产皋卢或苦的省区更深一层，在对茶树的介绍中，也是不沿用“树如皋卢”
之说的。
由上所见，云南史籍中根本没有皋卢、苦及其有关别名的记载，这也就表明在云南古代的语言和人们的概念中，是不存在皋卢和苦一类的词汇和印象的。试问，根据这样的史实，怎么能得出皋卢是茶树的原种，皋卢原产云南或西双版纳，日本皋芦种是唐朝从云南传去的这样一些看法和结论来呢？
（四）
日本的皋芦究竟引自我国何处的何种植物
前面笔者的考证认为，日本皋芦种与我国史籍所说产于两广的皋卢或苦无关，云南的全部文献资料也表明，我国皋卢的有关记载，不能证明其即是茶树原种和原产云南。那么，日本的皋芦种到底引自我国的哪里又是哪种植物呢？笔者在查阅和分析了我国南方各省的全部方志茶史资料以后，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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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皋芦种很可能是在我国清朝初年，由福建引去的一种未名茶树。
有人或许会说，“你可能是因为见到日本皋芦种近似我国福建茶树品种安溪的佛手种才这样说的”。
这的确也是我提出这一看法的一个理由或根据。因为日本的皋芦种与安溪佛手种虽在染色体上略有差别，但其形态上的相似性，多少说明它们之间存在有某种同宗共源的关系。
不过，笔者提出日本皋芦种引自我国福建的看法，主要还是根据以下这些史实：１．福建是我国茶树品种资源最多的省分。从文献记载来说，福建自古至今，由于其自然环境特别适宜茶树的发育、生长，故如古籍所赞，其地“茶品自佳，茶种自多”。另外，福建虽说地偏东南，但历来有爱花和重视选育、引进茶树良种的传统。以方志所载的情况来说，福建的茶花中，除本地所出的山茶以外，还有蜀茶、滇茶、大理茶之名，在引种这些地方山茶的过程中，难说不同时引种当地的一些茶树良种。据康熙《清流县志》记载，清流历史上著名的“名山茶”
，就是“顺治初年，由江南僧人至清”
带来的茶种发展起来的。所以，福建也是我国从外地引种茶树较多的一个省分。
因为这样，福建特别是武夷山区，保存和汇集了我国最多的茶树品种资源。
以武夷的情况为例。据民国初年蒋希召在他的一部笔记中记称，当时武夷山区的茶树品种，多达有近千种。其载：“茶之品类，大别为四种。曰小种，其最下者也，高不过尺余；……
曰名种，价倍于小种；曰奇种，价又倍之，乌龙、水仙与奇种等；……曰上奇种，则皆百年以上老树，……如大红袍，其最上品也。“
又称：“武夷各岩所产之茶，各有其特殊之品：天心岩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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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袍、金锁匙；天游岩之大红袍、人参果、吊金龟、下水龟、毛猴、柳条；马头岩之白牡丹、石菊、铁罗汉、苦瓜霜；慧苑岩之品石、金鸡伴凤凰、狮舌；磊石岩之乌珠、壁石；止止庵之白鸡冠；蟠龙岩之玉桂、一枝香，皆极名贵。此外有金观音、半天摇、不知春、夜来香、拉天吊等等，名目诡异，统计全山，将达千种。“
说“千种”
，这是夸大，其实在上引的这些名目中，有一部分只是茶名，不是茶树品种。
但是，就从这一史料来看，也足以说明福建历史上茶树品种的众多。
这里还需要特别说明一点，福建的绝大多数茶树品种的名称，都是在清朝中后期以后才命名的。如“水仙茶”
，原名为“祝仙茶”
，就是道光年间建瓯一农民在樵山时偶然发现繁殖起来的。至于安溪佛手种，更迟至光绪年间还未见记载。
２．清初福建和日本有交换茶科植物的历史。在福建各地的明朝方志中，其物产“山茶”
条下，只有“蜀茶”
和“滇茶”
这样的记载。至康熙以后福建和台湾的一些府志、县志中，就出现了“番茶”
、“洋茶”
和“日本茶”
等一类新的名目。
这些名字虽各不相同，但如《连江县志》所说：“番茶，亦谓之洋茶，以出自日本外洋附海舶而至故名”
，实际所说为一，都是指日本舶来的山茶。
由福建的一些县志看，其所载的番茶，洋茶的品目，有多至十余种最多达到２０多种；说明日本和福建、台湾交换山茶的活动，持续有一个很长的时间。对此笔者也略事考证，日本运来他们的山茶，从福建带回日本所没有的山茶和茶科植物，其开始大致在康熙初年。
如康熙《漳州府志》载：“洋茶出日本，种类多，二十年来漳中始有之。”
康熙台湾《诸罗县志》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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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茶来自日本，种类甚多，近始有之。”
这表明日本山茶传诸福建、台湾的时间基本一致，大致都在康熙初年。
当然，日本和我国福建、台湾这时的贸易决不限于交换茶花，不过，交换山茶，无疑是其中双方都较重视的内容之一。
这里要强调指出，日本和我国这种交换山茶的活动，只见于福建、台湾两省。
笔者也查阅了山东、江苏、浙江和广东等沿海地区的方志物产，就均无这种记载。
在广东的方志中，康熙、雍正年间的各志，不见有番茶、洋茶之名，至乾隆以后，才由粤东的方志慢慢扩传到其他地区。
由此明显可以看出，广东的日本山茶，也是由福建渐渐流传而去的。
我们不清楚日本有无从我国引种皋卢的确切记载？但从笔者手头掌握的日本茶史资料来说，至少在１４世纪以前的史籍中，还未见到皋芦一名。
明朝中日关系中存在一个中国所称为“倭寇”
问题，估计这时从我国引进皋芦也不大可能。因此，笔者初步肯定，日本的皋芦种，很可能就是清朝初年日本和福建交换山茶的过程中从福建引去的一种未名茶树。
３．日本皋芦的名字带有福建特有的印痕。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日本的皋芦种与我国史籍所说的皋芦和苦无关，是引之于华南以外的一种未名茶树。
那么，为什么这种未名茶树又会用皋芦的名字呢？
这只有福建有关文献记载和历史事实，才能解释清楚其中的矛盾。
如前所说，在福建的方志中，也是不载产饮皋卢、苦和苦丁的，那怎么能说日本皋芦的名物是引之于福建呢？
笔者约略作了一个统计，福建虽然不产饮皋卢或苦，但其方志中关于皋卢或瓜卢出现的次数，比历史上产饮皋卢和苦的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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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常见。在福建的许多方志中，不但习惯沿用陆羽《茶经》“其树如瓜卢”
的文字来描述茶树，而且也用“树如瓜卢”
或“皋卢”
来形容油茶和山茶。
在福建的有些方志中，为把茶和山茶、油茶相区别，往往特意把山茶和油茶写作为“”。如嘉庆《连江县志》载：（）
“树如瓜卢，叶如栀子”
，其描述就和介绍茶树的引文完全相同。
这就是说，在福建的习惯上，明清时，人们不但把皋卢用来和茶树，还同时用来和山茶、油茶相比拟。这一点，其他省区是不存在的。福建的文献和方志记载中不产皋卢，自然人们头脑中也不会有皋卢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