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南方饮茶为什么逐步不断发展了起来？
主要的一点，这里茶叶的饮用和茶树的种植是同步发展的。先
47
·６３·
秦我国早期茶文化如果从文化归属的角度上说，只是巴蜀的一种区域文化内含。由汉至南北朝，随茶的饮用和茶业在我国南方的一步步发展，我国始出巴蜀的茶叶文化，扩而展之，也一步步与楚文化、吴文化、越文化相会相融，由原始、简约也不断充实、丰富，进一步也就由巴蜀扩展为整个南方的一种文化现象。在本章，我们按时序对南方饮茶和茶业的传播发展，稍展开一说。
（一）两汉茶业简说
秦代时间不长，史籍也没有留下多少茶叶资料，可以约略不谈。两汉时，在我国古代文献中，不只《尔雅》和《说文解字》等一类字书中，在一些医药著作和笔记小说中，也都出现了茶的专门介绍和记述，是我国也是世界有茶的可靠和直接记载的最早时代。自此以后，我国茶叶便进入了有文字可据或信史的时代。
这里有必要补说一点，前面我们谈到，《尔雅》关于“槚、苦荼”的释文，可能是我国现存确定的茶的最早记载。但这不是说笔者就和某些训诂者一样，认为“六经中无茶字”。
不，我过去在有关文章中，对《诗经》中的有些“荼”字，联系西周时我国正处温暖期，平均气温较现在要高２℃这点，认为系指茶并不是不可能的。至于《诗经》中哪些“荼”字是指茶，哪些是指苦荼而非茶？我没有研究，现在学术界还在争论中，所以我特意把《尔雅》槚字，用“现在确定的茶”这几字来避开六经中至今仍争议未决的荼字。
48
·７３·
两汉茶业的发展，首先表现在茶区的扩大上。陆羽《茶经》在汉代茶事中，列举了这样的四桩人与事：“汉，仙人丹丘子、黄山君，司马文园令相如，扬执戟雄。”司马相如和扬雄，是西汉蜀郡成都的二个名士，在茶叶产地上没有什么特殊意义，但丹丘子和黄山君饮茶的故事，就反映这时茶的生产和饮用，由巴蜀经荆楚一直传到长江下游和浙江沿海一带了。据考，丹丘是今浙江宁海县“天台山的支脉”
①。上述传说中的汉代两位“仙人”
，他们一寓浙东，一居皖南，都是下江的地仙。关于汉代长江下游已经种茶的资料，还见于清·邵晋涵《尔雅正义》“汉人有阳羡（今江苏宜兴）买茶”
，以及明·周高起《洞山岕茶系》汉王“栖迟茗岭（宜兴和浙江长兴的界山之一）之阳，课童艺茶”
②等记载。不过，这些都是后来的传说；就是丹丘子、黄山君服茶“轻身换骨”的故事，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早斥之为“谬言误世”。
所以，用这些来作为长江下游已经产茶的根据，显然也是有失妥当与没有说服力的。
汉朝长江下游和我国东部沿海有没有茶叶？还有待考古或其他史料来证明，但是，这时长江中游的荆楚广袤范围内已经有茶和饮茶，当是无可疑义的了。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时今湖南就有“荼陵”（今茶陵）的地名。如陆羽《茶经》引《茶陵图经》所言，因为“陵谷生茶茗焉”。关于西汉茶陵一带就产茶，还可见《史记》“炎帝葬于茶山之野”
①吴觉农：《茶经述评》，１９８７年，农业出版社出版。
②朱自振：《太湖西部三兴地区茶史考略》，《农业考古》，１９９０年１期。
49
·８３·
的记载。据嘉庆《茶陵州志》考证，茶山，就是茶陵与江西吉安永新相界的“景阳山”
，因“茶水源出此”和“林谷间多生茶茗故名。
①“
西汉时，荆楚茶业就一直发展到了今湖南、广东和江西接壤的荼陵，这还可从马王堆出土文物中获得证明。
据报导，在１号和３号墓葬中，都发现了记述随葬物品“一笥”和“笥”的竹简和木牌。
“”为何物？开始无人知晓，后经湖南考古所周世荣研究员考证，其字即“槚”的异体字②；当然，墓主是西汉贵族，但即便如此，把一箱箱茶叶随葬，不但说明其时长沙至少在上层社会中饮茶已很盛行，而且也多少反映这时湖南种茶也颇已发展。
在两汉南方茶业有一定发展和传播的同时，四百多年间自然也会有少量茶叶流入北方，但可惜缺乏这方面的文字记载。如关于宫廷饮茶的情况，现在能找到的，也只有《赵飞燕别传》所讲的飞燕梦见先帝“赐吾坐，命进茶”
③这样一句。
但这还是后人编写的小说，是不能作为信史来引用的。
由两汉不多的茶史资料来看，这时我国茶叶生产、饮用和茶业的中心，还是在巴蜀，这一点，可用神爵三年（公元前５９年）正月十五王褒和家奴便了订立的劳役内容——《僮约》来作证明。王褒在详细规定的便了的劳务中，有“烹荼尽具”和“武阳买荼”这样两句。对于这两条资料，古今意
①嘉庆《茶陵州志》，山川。
②把“”释作“槚”
，最初是由湖南省考古研究所周世荣研究员提出的，承周先生专告我研究和传出经过。
③明·陈霆：《两山墨谈》，卷十四。
50
·９３·
见还不统一，如道光时黄汝威集释顾炎武《日知录》中称：“王褒《僮约》，前云炰鳖烹荼，后云武都买荼，注以前为苦菜，后为茗。”
①这注应是顾炎武所引《僮约》原注。后面的武阳买茶，这里刻为“武都”
，说明在明以前流传的王褒《僮约》中，即有把“武阳”误刊为“武都”这样正误二个版本。
现在很多文章都提到范文澜《中国通史》中“把武阳错改为武都”
，其实范文澜只是错引不是“错改”。
《日知录》所引注释中把前面的“荼”释为苦菜，可能与断句有关；其是把“烹荼”和前面的“炰鳖”联成为句。笔者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烹茶应和后面的“尽具”相联，尽通假作净，故前一句也当是指茶。不过，《僮约》中比较能说明蜀郡茶业的还是后一句内容，其不但表明巴蜀西汉时已经形成若干茶业产区，而且也反映这时还形成了诸如武阳一类专门销售茶叶的市场。
很明显，茶业重要产区和茶市的形成，其本身就是饮茶和茶业一定发展的一种标志。最后我们还要指出，汉朝饮茶和茶业虽然获得某些发展，但由司马相如在《凡将篇》中仍将茶（“荈诧”）列为药物来看，说明汉朝茶的饮用，还遗留有早期药用的某些原始性状，还只能说是我国茶的早期饮用阶段。
（二）三国两晋茶业的发展
如果说汉代茶的传播主要还只显于荆楚或长江中游的话，那么，三国和两晋时，江南和浙江沿海的我国东部地区，
①《日知录集释》卷七《荼》，此据拙编《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引。
51
·０４·
茶叶的饮用和生产也逐渐传播开来了。先说三国的史实。
据《三国志·吴书》记载：孙“皓每飨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曜素饮酒不过二升，初见礼异时，常为裁减，或密赐茶荈以当酒。”
①孙皓是三国时吴国的末帝，接位前为乌程（今浙江湖州）侯，此内容当记述的是永安三年（２６０年）以后的事情。因为其接位之初，效法孙权一度曾把京城迁至武昌，以图抗衡和进攻中原，但第二年便迁回建业（今南京）
，并渐渐变成为骄纵残忍的一个暴君。
韦曜原名韦昭（陈寿写《三国志》时避司马昭讳而改）
，字弘嗣，云阳（今江苏丹阳）人，博学善文，皓命之为侍中，领国史；后因不肯按皓意为其父写本纪被诛。上引“密赐茶荈以当酒”的故事，表明三国后期至少在江东吴国的统治阶级中间，已开始流行饮茶。因为孙皓“密赐”
，说明宫廷中已备有茶叶供用；二是韦昭能喝下多升茶水，说明他也已经有嗜茶习惯，要不然他当可要求密赐其他汁水来当酒。这里尤值得一提的是，孙皓、韦昭都是地地道道的下江人。
关于三国时吴下已普遍饮茶的情况，我们还可从《秦子》这段记载来得到说明。其称“顾彦先曰，有味如臛，饮而不醉；无味如茶，饮而酲焉，醉人何用也？！”
②“臛”指肉汤，“酲”指醉后神志不清。茶也是“饮而不醉”的。我国史籍中常有“茶能醒酒”的记载，这里的“酲”
，或许是醒之误。
所谓《秦子》，是孙吴时秦菁撰写的作品；顾彦先是顾荣的字，
①《三国志·吴书》韦曜传。
②《秦子》，原书佚，此据《北堂书钞》卷一四五引。
52
·１４·
吴郡吴县人，仕吴为黄门侍郎，太子辅义都尉。吴亡，又仕晋，历任尚书郎、太子中舍人等职。在晋惠帝时，因见皇族纷争，常常醉酒不肯问事，上面所说的“醉人何用也”？！很可能就是指这时的心境。这条史料，不但可以作为三国时江南饮茶的旁证，而且也有力说明，西晋的短暂统一，特别是南方士族和商人到北方去为官与经商，对中原地区的饮茶，也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但是，这不是说北方饮茶就是从晋开始的。事实上，我们从曹魏张揖著作中有关茶字的介绍，如《埤仓》荼作；《杂字》荈，茗之别名①；《广雅》荆巴间采荼作饼，其饮醒酒，令人不眠②。
这三部字书一部比一部不同，从这点上说，我们认为在三国时中原即存在个别或偶然的饮茶情况，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不过，关于中原最早的可靠饮茶记载，毕竟还是先见于西晋左思《娇女诗》。左思字太冲，齐国临淄（今淄博）人，是西晋著名的文学家。
《娇女诗》共５６句，这里不妨将陆羽《茶经》节录的１２句转抄如下：“吾家有娇女，皎皎颇白皙。小字为纨素，口齿自清历。有姐字惠芳，眉目灿如画。驰骛翔园林，果下皆生摘。贪华风雨中，倏忽数百适。
心为茶荈剧，吹嘘对鼎。“陆羽不亏为文学大家。选辑上引几句，就将左思这首长诗准确、形象和生动地节缩了出来。
其中与茶有关的，只是“心为茶荈剧，吹嘘对鼎”二句。这二句，把左思二个娇女用嘴吹炉急等茶吃的情景，活画出来。
①《埤仓》、《杂字》均已早佚，此据唐·陆德明《尔雅释文》引。
②这段文字，引自《太平御览》卷八六七，但不见于今本《广雅》。
53
·２４·
或许有人会说，西晋尚茶的官员也不止左思。确实如此，如为左思《蜀都赋》提供“岷邛”情况的著作郎张载，以及《晋书》提及的以“茶果”待客或作宴的陆纳和桓温①，就都是当时饮茶和嗜茶的代表人物。但这些人都到过南方，唯左思少年时期闲居临淄，后随其妹左芬入宫移居京师，直到张方暴乱都邑时，才举家离开洛阳适冀州，并不久病死冀州。
这就是说，左思住家一直没离开过北方，所以，其《娇女侍》中的茶事诗句，无疑是洛阳也是中原仕宦人家饮茶的最好铁证。
三国吴和东晋均定都现在的南京，由于达官贵人特别是东晋北方士族的集结、移居，今苏南和浙江的所谓江东一带，在这一政治和经济背景下，作为茶业发展新区，其茶业和茶业文化在这一阶段中，自然较之全国其他地区，也就明显更快地发展了起来。
首先从茶的饮用来看，如果说三国江东茶的饮用还主要流行于宫廷和望族之家的话，那么到东晋时，茶便成为建康和三吴地区的一般待客之物。如《世说新语》载，任育长随晋室南渡以后，很不得志，一次他到建康，当时一些名士迎之石头（位当于今南京江边）
，“一见便觉有异，坐席竟下饮”
，于是便问人云：“此为荼为茗？”
②对于从中原初来江南的人说，荼和茗都弄不清楚，一坐下来就上茶，自然就更觉得新奇了。可能因为饮茶和以茶待客的约定俗成，所以东晋有些豪门望族，这时往往便以茶来作为标榜他们俭朴的一种
①《晋书》，列传第四十七《陆纳传》，第六十八《桓温传》。
②刘义庆：《世说新语》，纰漏第三十四。
54
·３４·
标志了。另《晋中兴书》载：“陆纳为吴兴太守时，卫将军谢安尝欲诣纳，纳兄俶怪纳无所备，不敢问之，乃私蓄十数人馔。安既至，纳所设唯茶果而已，俶遂陈盛馔，珍羞毕具。
及安去，纳仗俶四十，云：汝既不能光益叔父，奈何秽吾素业？“
①
《晋中兴书》早佚，这条资料是陆羽《茶经》所引，时间、地点和陆纳与谢安的职务，与《晋书》所载有些牴牾。
《晋书》的记载是陆纳在出任吴兴太守前，历官黄门侍郎、本州别驾、尚书吏部郎等职，为官比较清廉，“纳至郡（湖州）
，不受俸禄。顷之，征拜左民尚书，领州大中正将应召，外白宜装几船？纳曰：‘私奴装粮食来，无所复须也。
‘临芨，止有被襆而已，其余并封以还官。迁太常，徙吏部尚书，加奉车都尉，卫将军。谢安尝欲诣纳“
②（以后与上引大致相同，从略）。由晋书这段记载来看，陆纳在湖州任职的时间不长，陆纳与谢安相会，是在纳回建康任职以后的事情，且这里的“卫将军”如作上述标点，就属陆纳的加封，与谢安无关，不能作为“卫将军谢安尝欲诣纳”。因为吴觉农先生《茶经述评》提出这一问题后，有人干脆就否定这条资料的真实，所以上面特地把《晋书》作一引正，肯定这则故事的核心——陆纳视茶为“素业”
，各书所记还是一致的。既然把茶已看成是一种“素业”
，自然说明这时茶的饮用一定已相当普遍。
在三国两晋江南饮茶发展的同时，不难想见，其时当地茶树的种植，当也有一个相应的发展。可是十分遗憾，在我
①原书佚，此据陆羽《茶经》引，《太平御览》的引文，也与之相同。
②《晋书》，卷七十七，《陆晔》附传。
55
·４４·
们现存的古籍中，我们还没有找到这方面的直接记载，只能根据有关资料作些推测。如南北朝宋·山谦之《吴兴记》中载：“乌程温山（今湖州郊区）出御荈。”吴觉农先生研究，认为可能指的就是三国吴孙皓的“御茶园”
中生产的茶①。
笔者对这条资料也作过考证，认为南朝时三兴地区出“御荈”是有这种可能的②。
根据上述二种意见，我们不说温山御荈就是三国孙皓时所用的茶叶，即以后一种“可能是刘宋时进御的”看法来说，如所周知，任何地方从开始种茶到进贡茶叶，都有一个发展过程，就凭这一事实，我们也可相当肯定，湖州包括现在江苏宜兴一带的茶叶生产，至迟在两晋时可能就有一定的发展。这一点，我们从晋杜育《荈赋》也可得到某种印证。
《荈赋》前四句为：“灵山惟岳，奇产所钟；厥生荈草，弥谷被岗。”这首赋和荈草“弥谷被岗”的灵山是指什么地方？现在无从查考。不过，笔者从《宜兴县志》中偶而发现，这首诗和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杜牧的《题茶山》等诗，都作为歌哦宜兴或宜兴人的作品，而收诸该志的“艺文”部。如果不是《宜兴县志》编纂搞错，那么由这一线索也可证明，两晋时在宜兴的某些山岭，其植茶也相当兴盛了。
在三国两晋江浙茶业有较大发展的同时，如东晋裴渊《广州记》所载：“酉平县出皋卢，茗之别名，叶大而涩，南
①吴觉农：《茶经述评》，１９８７年，农业出版社出版。
②朱自振：《太湖西部三兴地区茶史考略》，《农业考古》１９９０年１期。
56
·５４·
人以为饮“
①；茶在我国南部沿海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在早期，我国两广地区，茶和皋卢是相通的。如刘宋时《南越志》也载：“茗，苦涩，亦谓之过罗。”
②这里应特别指出，在这一时期里，茶在我国中部和南部沿海虽然获得了某些发展，但是，当时我国茶叶生产和技术的中心，还是在荆巴和西蜀。
如西晋张载的《登成都楼》诗吟：“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
；以及孙楚的《出歌》句：“白盐出河东，美豉出鲁渊，姜桂茶荈出巴蜀”
③，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
至于制茶技术上，如张揖《广雅》所载：“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这也是我们现在能见的茶的最早加工记载。
《广雅》讲制茶，为什么要以荆巴为例？
无疑，这是因为它们有代表性。这一点，从这时有关文献中记及的茶叶产地也可看出。如《华阳国志》在《巴志》中提到“丹漆、茶、蜜”皆纳贡；涪陵郡“惟出茶、丹漆、蜜腊”。
《蜀志》载：“什邡县，山出好茶”
；“南安、武阳皆出名茶”。又《南中志》也载，平夷县“山出茶、蜜”等等，以上是巴蜀西晋以前产茶的情况。荆楚的情况，《荆州土地记》称：“武陵七县通出茶，最好。”
④此外，再就是刘琨给其兄子刘演信中提到的“安州干茶”。其称“吾体中烦闷，恒假真茶，汝可信致之”
⑤，人们在经常饮用茶叶的
①《广州记》，原书佚，此据《北堂书钞》引。
②沈怀远：《南越志》，佚，此据《北堂书钞》引。
③此据陆羽《茶经》引。
④原书佚，此据《北堂书钞》卷一四四引。
⑤《北堂书钞》作“吾患体中烦闷，常仰真茶，汝可信致之也。”此据《太平御览》卷八六七引。
57
·６４·
过程中，对有些地方出产茶叶的药效，也已有所比较。这是晋以前我国文献中提到的也是我们现在能见的最早的茶叶出产情况。我们引述这些所要说明的，是这些产地全部集中在巴蜀和荆楚二地；其所以如此，显然是与这二地出产茶叶的数量和质量有关的。
在罗列了三国两晋上述茶叶情况后，我们透过这些零星史实，联系汉以前的茶史资料，多少也就能够朦胧看出，这一时期也是我国古代茶叶文化系统初步形成的时期。如前所说，我国发现、利用和饮用茶叶的历史虽然非常悠远，但是从文献记载来说，汉以前乃至三国的茶史资料十分稀少，以至对这时的茶，只能称之为是一种只流传巴蜀的区域性的简单饮料文化。至两晋以后，随着茶叶文化与我国各地社会生活和其他文化的进一步相会、相融和相互影响，也随着文献记载的增多，这才初步显示和构建出了我国古代茶叶文化的特点及系统。
举例来说，由于士人愈来愈多的卷入饮茶行列，两晋时，不仅出现了《登成都楼》、孙楚《出歌》等吟及茶事诗歌和出现了杜育《荈赋》一类专门描述茶的茶文化艺术，而且也为茶叶抹上了一层节俭、朴素、清淡廉洁的色彩，使茶叶文化多少注进了一些儒家“尚仁贵中”的基本思想。
在吸收儒家思想的同时，随这一时期道教和佛教在我国的广为传播，孕育中的茶叶文化，也自然地融进了不少道教和佛教的有关思想和文化内容。这一点，我们从陆羽《茶经》引述的《神异记》中的“丹丘子赠大茗”的故事，《食忌》关于“苦茶久食羽化”的传说，就可明显看出，这即是两晋时茶叶文化受道教文化影响的反映。至于佛教，《茶经》
58
·７４·
中也搜录有晋《异苑》剡县陈务妻以茶祀坟获报的故事，《续名僧传》关于武康小山寺释法瑶“饭所饮茶”
的记载等等。
前者一看即知，宣传的是佛教因果报应思想；这里也清楚看到了佛教和我国茶文化的联结。不过，这里需要补充一句，在晋以前或我国茶叶文化早期阶段上，就佛教和道教对茶叶文化的影响来说，道教的影响可能大些和直接些。因为佛教虽说是西汉后期就传至我国，但其教义的“中国化”
，还是后来禅宗兴起以后的事情。关于这一看法，有人可能会引“西汉僧人甘露师”
植茶蒙山，来说明佛教与茶的关系比道教更早，其实蒙山茶的传说，现在好似与佛教有关，但开始可能是道教所编或僧道共编的故事，是晋朝以后佛教为和道教争夺肇创茶业的功绩所编织出来的。这等于两教在南北朝编造的《清净法引经》和《老子化胡经》等伪经一样，前者称释迦牟尼的二个弟子：一为儒童菩萨孔子，一为光净菩萨的老子；后者则反过来把释迦说成是老子西出教化出来的弟子①。
所以，关于蒙顶茶系西汉甘露大师（不管此大师是僧是道）手植的传说，纯属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这时的茶叶文化，除和儒、佛、道有所交融，在精神方面揉进了某些儒、佛、道哲学思想外，在物质文化方面，也较汉以前有了不少提高。
如汉以前，我们无法知道其时是否有专门的茶具和以茶为礼的情况，王褒《僮约》“烹荼尽具”
、“武阳买茶”二句，
①任继愈：《论魏晋南北朝社会思潮的交融》，载《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东方出版社１９８６年出版。
59
·８４·
前一句古作“炰鳖烹茶”
，不作茶作苦菜解，后面的具当然也非指茶具；后一句虽然一般都肯定到武阳去买茶，但是否用来祭神敬客呢？就不敢说了。但是，西晋时，如《世说新语》任育长至石头看到的“坐席竟下饮”
；杜育《荈赋》“器择陶简，出自东隅，酌之以匏，取式公刘”
①等描写，这时不但明显看到了“以茶待客”的礼俗，而且这时对烹茶用水择器，也已颇为讲究，以至各地每个人对饮茶用具的产地和式样都有所推崇了。
类似的例子还可举一些，但就上述几点，我们也能看出，这时我国茶叶文化的脉络，已油然浮现出来。
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晋朝是我国传统茶叶文化能可确定的形成阶段。
（三）南北朝的茶业述要
南北朝和东晋一样，我国也处于分裂割据的局面。因为这样，所以南北朝茶业和晋不仅在时间上，而且在实际内容上，也都存在着直接的承继和连续关系。在这一角度上，也可以说南朝茶业纯粹是东晋茶业发展的一种继续。
举例来说，这一时期和东晋一样，也都建都建康，所以，在南方茶叶生产随经济发展而有相应发展时，江淮和江浙沿海一带的茶业，尤其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如三国两晋时，我们从文献中所见的重要茶业产地，几乎全部都在巴蜀和荆楚二地。但是，至南朝时，如《桐君录》所载：“西阳（治位今
①原书佚，此据《艺文类聚》卷八六七引。
60
·９４·
湖北黄冈县东）
、武昌、晋陵（今江苏常州）皆出好茗“
①。
《桐君录》又作《桐君药录》，是一部本草类的药书，据考约成书于南朝刘宋时期，从这部药书所刊的三种名茶看，基本上就都属江淮的范围，最东一直到太湖西岸的宜兴一带。又如陆羽《茶经》引《宋录》也载，豫章王子尚等访八公山昙济道人，“道人设茶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
再如前面提及的山谦之《吴兴记》所说的乌程“温山，出御荈”等记载，都反映其时江淮一带，应建康茶叶消费的需要，不仅茶叶生产而且在茶叶质量上，也获得了明显的提高。
再如在礼制上，晋以前只有用茶敬宾待客之俗，至南朝时，进一步运用和扩展到了对祖先神灵的祭祀上。如《南齐书》武帝本纪中提到，萧颐临死前诏曰：祭敬之典，本在因心，“我灵上慎勿以牲为祭，唯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
天下贵贱，咸同此制。“
②这是萧颐针对当时贵族厚葬糜费提出的改革。在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这样二点：一是其时江南饮茶，已和饮酒、吃饭相并列，变成了一种日常生活内容；二是以茶作祭，在萧颐遗诏之前当即流行于民间，遗诏对贵族的实际约束虽然不大，但对后来社会上推广以茶为祭，还是有较大作用的。又陆羽在《茶经》引梁·刘孝绰《谢晋安王饷米等启》中也载：“传诏李孟孙宣教旨，垂赐米、
①《桐君录》，原书佚，此据《太平御览》引。
②《南齐书》，卷三，武帝本纪。
61
·０５·
酒、瓜、笋、菹、膊、酢、茗八种。“
①这里再次证明，茶在这时已和米、酒一类并列，成为人们寻常的饮食之一；这或许也是后来俗话“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的前身。
另外，后来特别是唐宋时，宫廷有不时向臣下和“番使”赐茶的礼仪和习惯，我国历史上的赐茶之风，至少从文献来说，可能也即起源于斯。
这里还要指出，南北朝时，尽管南北分裂和北方又长期处于不尚茗饮的游牧民族统治之下，但从史籍记载来看，晋以后北方饮茶虽然未发展起来，可是饮茶似乎也一直继续未断。如《洛阳伽蓝记》中记及，瑯玡王肃从初仕建康后来转投洛阳为官，起初不食羊肉及酪浆，常饭鲫鱼羹和饮茶，一喝一斗，京师士子就讥之为漏巵。但几年后，王肃就不嗜茗饮而好羊肉和酪浆了。
“自是朝贵宴会虽设茗饮，……不复食，惟江表贱民远来降者好之”
②。
这条史料清楚说明，拓跋魏时，洛阳鲜卑贵族虽不尚茶，但并未禁断南北茶叶贸易。
相反，在宫廷中还专门备有茶叶，随时用以招待、宴饮南方的降臣和嗜茶的来客。这说明中原自西晋开始流传饮茶以后，即便东晋、北朝时南北阻隔，北方战乱频仍，但是茶叶仍以其不可中辍的魅力和需要，继续绵延于中原社会。
最后还应一提的，是以歌颂和描写茶叶内容的茶诗茶赋
①据陆羽《茶经》引，拙编《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中，将梁·刘孝绰《谢晋安王饷米等启》，误点为“梁刘孝绰、谢晋安、王饷米等启”
，特此更正，并顺致歉意。
②详《洛阳伽蓝记》卷三，报国寺。
62
·１５·
和地方志中的茶事记载，也渐为文人所关注和重视。如陆羽《茶经》中所录的王微吟“槚”杂诗，鲍令晖的《香茗赋》，以及《坤元录》、《括地图》、《吴兴记》、《夷陵图经》、《永嘉图经》、《淮阴图经》和《茶陵图经》等有关茶事记载，即是南北朝时我国茶业较前进步发展的很好例证。那么，南北朝时茶业和茶叶文化较前究竟有多少进步和发展呢？
很难细说，不过，《洛阳伽蓝记》中关于北魏中大夫杨元慎戏辱南方降臣陈庆之的“驱鬼词”
，颇可借喻。
《洛阳伽蓝记》称，一天陈庆之得病，求人解治，杨元慎自称能治，庆之也就听凭元慎治疗了。元慎含一口水往庆之身上一喷，嘴里念念有辞说：“吴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制衣裳，自呼阿侬，语则阿傍，菰稗为饭，茗饮作浆，呷啜蒪羹，唼嗍蟹黄，手把豆蔻，口嚼槟榔，乍至中土，思忆本乡，急急速去，还尔丹阳。”
①
庆之听了这番奚落以后，伏在枕头上说，“杨君见辱深矣”。
这则故事虽然经文人加工，我们对北魏贵族趣笑南方吴人生活习俗那些尖刻言词的，可以不必去推敲，但对于“茗饮作浆”的吴人的范围，则倒可以去一究。这里提到吴人的地域有二处，一是“住居建康”
，另一是“还尔丹阳”
，即相当今江苏南京和镇江二市及安徽芜湖和宣州部分的所谓“两吴”
之域。但是，这里实际并不是只指“西吴”或整个“三吴”的吴地，从“手把豆蔻，口嚼槟榔”的所指来说，其范围还当包括南越在内的整个三国时“东吴”
的地域。
这也就是说，在南北朝时，我国饮茶或茶文化的流传区域，即依中原人的估
①《洛阳伽蓝记》，卷二，城东，景宁寺。
63
·２５·
计，大致也达到包括三国时吴的这样一个范围了。
64
·３５·
四、称兴称盛的唐代茶业
上面所勾勒茶业和茶叶文化的面貌，由于古籍中对茶的记述实在太少，所以，笔者主观的成分很多，只能说是一家之言。还要承认，就是我把这些不多的资料尽可能把他们联系起来，但对于这时茶叶生产、制造、贸易乃至饮用的情况，仍是没有叙说清楚。这种情况，从南北朝以前历隋一直到初唐，都没有多大改变。黄河流域在西晋以后，就不断有饮茶的可靠记载，但是，实质上至唐朝初期，我国北方“仍不多饮”
，饮茶和茶的贸易仍不普及。
唐朝，具体说是唐代中期以后，在我国茶业和茶叶文化发展史上，是一个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时代。史称“茶兴于唐”或“盛于唐”。在唐一代，荼去一划，始有茶字；陆羽作经，才出现茶学；茶始收税，才建立茶政；茶始销边，才开始有边茶的生产和贸易。一句话，直到这时，茶在我国社会经济、文化中，才真正成为一种显著的生产事业和文化。因此，本节在着重介绍唐代茶业发展的同时，对茶文化的某些建设、发展，也附带作些剖析。
65
·４５·
（一）茶禅的相互吸收和促进
我国茶业为什么到唐代一下就兴盛起来呢？学术界有不少分析，如台湾朱重圣先生就归结为这样几个原因：①交通发达，运销便捷；②陆羽《茶经》，直接鼓吹；③僧道生活，间接刺激①。
这也代表大陆一部份学者的看法。
这三点，特别是交通条件，无疑都是唐代茶业蓬勃兴起的重要原因。
不过，我们强调交通或把交通条件放在首位，并不是说其作用和影响，就比陆羽倡导和僧道生活的影响更大。事实上唐代茶业的勃兴，是诸多条件的综合因素造成的。如杨华在《膳夫经手录》中所说：“茶古不闻食之，近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粥；至开元、天宝之间，稍稍有茶，至德、大历遂多，建中以后盛矣”
②。显然，杨华这里所说，是指北方饮茶发展的情况。
《膳夫经手录》清楚指出，在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北方饮茶还不多，至肃宗和代宗年间，稍稍多了起来，德宗建中以后，就可以称盛了。唐朝南北交通的运输动脉是运河，这从隋朝杨广起至整个唐代，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那么，为什么在唐代初期和盛期我国茶业没有发展起来，至安史之乱国库空竭之后，倒反热热闹闹发展了
①朱重圣：《我国饮茶成风之原因及其对唐宋社会与官府之影响》，载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史学汇刊》，第十期。
②杨华：《膳夫经手录》，此据《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引。
１９８１年，农业出版社出版。
66
·５５·
起来呢？很明显，这就不单是交通条件，而当是或主要是后面的原因起作用了。
这一点，唐代封演在其《封氏闻见记》中，有很好的说明。其称：茶“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
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
自邹（今山东邹县）
、齐（山东临淄）
、沧（河北沧州）
、棣（山东惠民）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
①。这段记载，也同样反映，我国黄河流域饮茶的风气，是在开元以后随北方的“大兴禅教”而连带发展起来的。
禅教是佛教的一宗，所以也叫禅宗。所谓“禅”
，也就是“止观”的意思。即通过坐禅入定求得心静为“止”
；观或称“观心”
，对心进行反省观察，进行宗教修养。这种止观禅法，是随佛教的经籍，在汉时就传入我国的。但是，禅宗托始菩提达摩，真正作为佛教的一宗并在我国流传，是在南北朝时期。禅宗是中国独有或“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它盛行于唐代中期以后及五代。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日趋腐朽，兵灾相继，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这时禅宗宣扬“顿悟成佛”
，向人们倾销去“天国”的门票，这尤其对遭受安史之乱祸害最深的中原人民来说，更为欢迎，更是虔诚。所以如《封氏闻见记》所说，当泰山灵岩寺一开门传宗，就很快风靡整个中土了。
禅宗有很多支派，泰山灵岩寺的禅宗是哪一派？不详也
①《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
67
·６５·
没有必要去考证清楚。不过从其坐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来看，可能是属于信奉“安心”渐修的一派。但也有与之相反的派系，如南宗马祖派提倡禅渗透于日常生活，主张“饥来吃饭，困来即眠”
，他们的修心就不那么严格①。但我们不能抓住禅宗马祖派的例子，即否定《封氏闻见记》的真实性。
事实上这条史料，对照唐代茶业的其他文献记载，其所说还是极其准确和可靠的。
诚如封演所指出，在唐开元以前，我国对茶，还只是南人好饮之，北人不多饮。所以，茶基本上处于一种南方自产自饮的状态。众所周知，在汉以前，我国人口大多聚居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虽然唐朝时南方的人口经汉末、西晋末年和安史之乱等几次北民南移的充实，人口有了较大增长，但与中原相比，还呈北方人口多于南方的状况。所以，如《膳夫经手录》所说，至德宗李适以后，“关西山东闾阎村落皆吃之，累日不食犹得，不得一日无茶”
，随北方饮茶的风起，我国南方的茶叶生产和南北茶叶贸易，也相应较快地发展了起来。
结果，如《封氏闻见记》所载，南方各地所产的茶叶，源源“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
，在一个不长的时间内，我国南方主要是长江流域各地的茶业生产，差不多翻了一番。
唐代我国南方有哪些茶叶产地呢？
陆羽在《茶经》中，对肃宗、代宗时的情况，作了这样记述：山南有峡州、襄州、荆州、衡州、金州和梁州；淮南有光州、义阳郡、舒州、寿州、蕲州和黄州；浙西有湖州、常州、宣州、杭州、睦州、歙州、
①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禅宗》，１９７９年，中华书局出版。
68
·７５·
润州和苏州；剑南有彭州、绵州、蜀州、邛州、雅州、泸州、眉州和汉州；浙东有越州、明州、婺州和台州；黔中有思州、播州、费州和夷州；江南有鄂州、袁州和吉州；此外，还有岭南的福州、建州、韶州、象州等４３州。过去一般都将《茶经》上列州之前的地名“山南”
、“淮南”等称之为“八道”。
这些地名在唐代确也曾作过道名，但不是同一时期的道名，所以，与其称之为是道名，不如说成“八大茶区”为好。
具体这些茶区的茶叶生产情况又怎样呢？举例来说，如成都一带的古茶区，这时除农户的小块茶园外，还出现了诸如张守珪家的大型地主茶园。据载：“九陇居人张守珪，家甚富，有茶园在阳平化仙居山内，每岁召采茶人力百余辈，男女佣工者杂之园中”
①。
显然，采茶季节要雇一百多人的茶园，其生产就不是为自给而是以商品生产为目的了。
《膳夫经手录》对此记称：“蜀茶南走百越，北临五湖，……自谷雨已后，岁取数百万斤，散落东下”
②。
再以浙西婺源一带的情况为例，如《婺源诸县都置新城记》载：“大和中，以婺源、浮梁（今江西景德镇）
、祁门、德兴四县茶货实多，兵甲且众，甚殷户口，素自奥区“
，于是升婺源为都，隶彼四邑，辖此一方兵刑课税③。大和（８２７—８３５）是唐文宗的年号，这里清楚表明，婺源的升都和建造新城，就是因为其周围茶叶生产和贸易急剧发展所引起的。
这一点，张途在《祁门县新修闾门溪记》中
①《仙传拾遗》，原书佚，此据《太平广记》卷三十七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