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梁子：《中国唐宋茶道》，第五章，１９９４年１１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3
这里顺便指出，程雨亭的这篇文牍，实际只是其给当时江宁的南洋大臣所写的一份要求整顿徽州茶商的报告；严格说，这只是一份档案不能算是一本茶书。
就算它是一本茶书，如果把这本书和明代前期的２本以及清代３本成书年代不详的茶书，从明清茶书中加以剔除的话，那么我们不难发现，在剩下的明清６０种茶书中，全部都是在明成化至清雍正的３００多年间撰刊的。
换句话说，也即在这段时间中，撰刊的茶书，占我国古代全部茶书的６１．２％还多。其实，在明中期至清前期的３００多年中，如果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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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撰刊的茶书再区分一下，我们又不难发现，明中期的百年左右时间，所出１０种茶书，仅占这时期整个茶书的１６．６％；至于清初９０多年所出的７种茶书，更是只占这时茶书的１１．６％。也即是说，明中期和清前期撰刊的茶书，相加也只占２８．３％，其余７１．６７％，全部是明后期的１００多年中撰刊的。
上面具体分析表明，如果说明中期至清前期是我国古代茶书或传统茶学的盛期的话，那么，明代中期，只是我国传统茶学盛期的序幕；真正的盛期或者我国传统茶学的巅峰，则是明朝后期；至于清代前期，当是我国古代茶书由鼎盛的终极，走向衰落的开始。
事实也是如此，我国古代茶书或传统茶学在经过１０００多年的发展和淀积，登越明朝后期的高峰和走完清初盛期之路以后，就基本退出了历史，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萧条和沉寂以后，代之而起的，便是近代的茶叶科学技术了。
明清古代茶书或传统茶学的兴盛和繁荣，有人归之为与其时印刷业的发达和书商的活跃有关。明代特别是明代中期和后期，确实是我国古代出版、印刷事业最为繁盛的时期，这与明清茶书的出版不无关系，但是，促进和形成明清茶书称盛的决定因素，还是其时茶叶生产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社会文化对茶的需要。很明显，清代乾嘉时期，我国印刷事业和书市，并不比明代后期有什么衰退，但这时和以后，我国基本上就没有再撰刊过什么新的和有份量的茶书了。
关于明清茶叶生产技术的发展，这里我们以茶树栽培技术为例来作些说明。先从茶树繁殖技术谈起。在明代中期以前，我国茶书和有关文献中谈茶树栽培，一般都沿用“种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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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不可移植，移植则不生“
①的旧说。但关于这点，至方以智《物理小识》中，就明确提出，“种以多子，稍长即移，大即难移”
②；对于过去认为茶树只能直播不能移栽的看法，作了明确的否定。
《物理小识》是方以智稿，康熙三年（１６６４）
由其儿子方中通等编定的。所以，十分明显，其所记当主要就是明代后期的一些内容。
据此可知，明代中期以前我国茶树栽培主要如《四时篡要》所说那样，采取的是丛直播；明代中期以后，如方以智所记述的那样，有些地方种茶，就由单一的丛直播发展为开始采用育苗移栽了。
育苗移栽也是有性繁殖，有性繁殖容易产生种性退化，所以，入清以后，随我国出口贸易对良种和名优茶叶的需要，茶树的无性繁殖，在一些地方和有的茶树品种上，开始得到了重视和推广。
据有关文献记载，在康熙后期，有人就在今广东连山、阳山一带，教瑶民用插枝法来栽种茶树③。
在清季，建瓯西墘厂一带茶农，开始用插枝法繁殖“水仙茶”
，所传甚难，后来改用压条法，“获大发达，流传各县”
④。这里应该指出，关于插枝、压条乃至嫁接等繁殖方法，在我国果树和花卉繁殖方面，运用较早，只是在茶树栽培上，由于山区耕种一般较平原粗放，加上受“茶树移栽即不能成活”
的传说的影响，直到这时因繁殖良种树种的需要，才开始运用。
再以茶园管理技术来说。
明清茶园管理，随当时社会商品
①郎瑛：《七修汇稿》，未见得吃茶条。
②方以智：《物理小识》，茶。
③《连阳八排风土记》，劝谕瑶人栽种茶树一则。
④民国《建瓯县志》，实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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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和农业精耕细作的进一步发展，在茶园择地、中耕施肥、茶树更新等等方面，较宋元以前，也有一个很大的飞跃。关于这一点，程用宾在《茶录》中有一句极为精练的概括，这就是茶园管理的“肥园沃土，锄溉以时，萌蘖丰腴”
①的十二字诀。这１２字，不但全面反映了这一时期茶园管理的实际技术水平，同时，也把茶园管理的一些经验和感性认识，提高到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高度，从而无论是从理论或实际上，都较以前明显高出了一筹。
关于明清茶园管理技术的发展，这一时期的茶书和有关文献中记述很多。在明清的众多茶书中，关于茶树栽培技术，以罗廪的《茶解》最为系统和具体。
如其在“艺”
一节，首先提到种茶“地宜高燥而沃，土沃则产茶自佳”。
在讲过茶园择地的要求以后，接着讲选种和栽培：“秋社后，摘茶子水浮，取沉者，略晒去湿润，沙拌藏竹篓中，勿令冻损，俟春旺时种之。茶喜丛生，先治地平正，行间疏密，纵横各二尺许。每一坑下子一掬，覆以焦土，不宜太厚，次年分植，三年便可摘取。”
②《四时篡要》，是五代以前甚至是宋元时期对我国茶树栽培记述最为详细的一部著作，但其采种、保种和栽培等方面较上引《茶解》相比，就显得简单和原始得多。
如留种，《四时篡要》只有“熟时收取子，和湿沙土拌，筐笼盛之，……二月出种”
这几句。
《茶解》则增加了“水选”
和“晒种”
二道技术，而且播种的时间，也不和《篡要》那样死而“二月出种”
，而是看具体的气温“种之”。另
①程用宾：《茶录》，原种。
②罗廪：《茶解》，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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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茶解》中对“茶喜丛生，先治地平正”
和“次年分植”
的记载，也是《篡要》所不见的。在唐宋的茶书中，对茶园地点选定以后，播种前是不言整地的，这里明确提到了要先整地后播种。再是同样是直播，《纂要》每丛要“种六七十颗子”
，而《茶解》只需“一掬”
，这反映明清时由于掌握一定的选种、种子处理技术，茶种的发芽率和成活率较以前明显提高。
至于茶园中耕、除草和施肥技术，《茶解》又记说：“草（茶）
根土实，草木杂生则不茂。
春时薙草，秋夏间锄掘三四遍，则次年抽茶更盛。
茶地觉力薄，当培以焦土。
治焦土法，下置乱草，上覆以土，用火烧过。每茶根傍掘一小坑，培以升许，须记方所，以便次年培壅。晴昼锄过，可用米泔浇之。“
在我国古代茶书对于茶园管理特别是中耕、施肥技术，其精细是没有一本超过上录内容的。
此外，《茶解》对茶园间作，也作了详细记载。
如其称：“茶园不宜杂以恶木，惟桂、梅、辛夷、玉兰、苍松翠竹之类，与之间植亦足以蔽覆霜雪、掩映秋阳。其下，可莳芳兰、幽菊及诸清芬之品；最忌与菜畦相通，不免秽污渗漉，滓厥清真。”
由上可以看出，明清茶园间种，也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宋以前对茶园间种没提出什么具体要求，而且也只提到“雄麻”
一种作物和“桐树”
一种树种，在《茶解》中，不但提出了多种间种树种和茶园只宜间种“清芬之品”
的要求，而且开始注意茶园生态并且最早提出了上有荫、下有蔽的多层立体种植的构想。
这里犹需特别指出，《茶解》关于在茶下种植“芳兰、幽菊”
的构想，不单是一个大胆的茶园人工生态环境设计，而且也是茶园抑制杂草生长的一种有效措施。清代《时务通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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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于“用干草密遮其地，使不生草莱”
①的记载，很可能就是从《茶解》茶下种植兰菊所演化出来的。
过去有人提出这样一种看法，认为“近代制茶和茶树栽培技术，多半是由中国的古代或传统技术承继、演化过去的，但茶树修剪和茶园复壮的——台刈、修剪技术，可能创之国外”。
这是一种误说。近代茶树修剪，也本自我国，而且是本自我国明清时期创建的茶叶生产技术。
关于茶树台刈的最早记载，见于顺治末年的《匡庐游录》和康熙初年的《物理小识》。
《匡庐游录》载：“山中无别产，衣食取办于茶，地又寒苦，茶树皆不过一尺，五六年后，梗老无芽，则须伐去，俟其最蘖。”
②这是现存有关台刈的最早记载。不过，从方以智《物理小识》所记的内容来看，其茶树更新的技术较《匡庐游录》更原始，可能最初的台刈，即是由此颖脱出来的。
《物理小识》有“树老则烧之，其根自发”
③；在发明台刈之前，人们可能就是以火焚来实行茶树更新的。当然，实践早于记载，《物理小识》和《匡庐游录》虽然都是清初的著作，但其技术的存在，当是明代至少是明代后期的事情。
关于茶树台刈的另一重要记载，是咸丰时张振夔《说茶》中所记：“先以腰镰刈去老本，令根与土平，旁穿一小阱，厚粪其根，仍覆其土而锄之，则叶易茂。”
④很明显，这条记载，技术上较《匡庐游录》又
①杞庐主人：《事务通考》，论种茶制茶之法。
②黄宗羲：《匡庐游录》，此据《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引。
③方以智：《物理小识》，茶。
④张振夔：《记红崖陈丈明洙说茶》，此据《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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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上面讲的，是明清茶树栽培技术的部分发展情况。
但由管窥豹，可见一斑，这也反映了整个明清茶叶生产和文化发展的总的趋势。
我国古代或传统茶学的进入盛期和巅峰，即是基于明清茶叶技术和茶叶文化这一高度发展的基石上的。由巅峰再往前行，就是下坡，我国传统茶学在历尽明清的盛期之后，自乾嘉起，便由衰落沉寂慢慢转入了向近代发展的道路。
（三）
古代茶业的最后骤起和大落
要谈古代茶业的向近代发展，就有必要先讲讲西方茶的饮用和贸易历史。
因为，近代茶业，从某种角度来说，主要就是中国和西方茶叶贸易的事业。
那么，关于饮茶和茶的知识，是什么时候从我国和东方传到欧洲、播及全球的呢？
更悠远的情况，已说不清楚，从现在能够见到的确切记载，欧洲出版的最早介绍茶叶的著作，是１６世纪５０年代威尼斯作家拉马歇所写的《中国茶》；最早把茶运销西欧的，是１６１０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队。
自此以后，当时被称之为“草药汁液”
的茶叶，首先在西欧上层社会风传了开来。接着由西欧、中欧传遍整个欧洲和世界其他许多地方，使茶和丝绸，成为中国和西方贸易的两种主要商品。
茶在中国的传播，就从西汉王褒《僮约》为始，至唐朝中期普及南北，共用了８００多年。但是，茶从１７世纪初首输荷兰，由欧洲进一步传饮美洲、非洲和澳洲，也只用了仅一个多世纪。当然，这与中国古代和西方近代的社会经济、社会文化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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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差别有很大关系，但茶之畅饮欧洲、畅饮全球，与茶的自身魅力，不是无关的。毋庸多说，饮茶习俗在西方或世界范围的广泛传播过程，自然也就是茶叶国际贸易不断和相应发展的过程。这一点，就以英国和中国的茶叶贸易，即可说明。以英国国内茶叶消费数量为例：１６９９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仅订购３００桶上等绿茶、８０桶武夷茶，市场就为之充斥。
但至１８世纪末，英国每年从中国输入的茶叶，年均就达到了３３０万镑左右；至１８３４年，更猛增到３２００万镑。
在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以前，世界茶叶贸易，主要就是西方各国与中国的贸易。因为，其时除中国以外，产茶的国家还有日本和朝鲜，但他们出产的数量都不多。
而在西方各国的茶叶贸易中，尤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著；其庞大的船队，差不多整整垄断茶的世界贸易有两个世纪之久。英国和东印度公司在长期独擅华茶贸易的过程中，一方面获得了大量税收和巨额利润；另一方面，又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英国工业产品的天生抗性，英国在英中贸易中，又长期处于逆差的地位，银两随茶叶贸易额的逐年提高，一年比一年更多地流向中国。
对于以搜括世界钱财为业的当时英国殖民者来说，茶叶贸易包括转口贸易虽然给了他们不可胜计的利益，但是，当他们看到他们到手的白银又倒流中国，这对他们来说，犹如芒刺在身，是会时刻想法拔除的。他们以有毒的鸦片，来换取中国有益健康的茶叶，以此抵消与中国贸易的逆差。
这自然激起我国人民的义愤和反抗，结果，也就随之爆发了众所周知的中英鸦片战争。
战争的结果，英国的洋枪大炮，洞穿了“大清国”
外强中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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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秘外衣，并且自此的数十年间，把中国整个裸置于列强各国任意宰割的刀俎之上。
英国通过鸦片战争，除维护了其贩卖鸦片的权益以外，他们为自己也为所有列强各国，打开了与中国“通商”
的大门，使外国资本得以在中国沿海和内地直接开厂、设栈，强行把中国置于他们直接控制和掠夺之下。以茶叶来说，在中国被迫对外开放以后，俄国、美国等等，也竞相参与了华茶贸易，从而也打破和结束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茶叶贸易长期垄断的局面。这些变化，对于中国的主权，无疑是一种侵害；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未尝不是把中国的茶叶出口和茶叶生产，更进一步地放置于世界茶市之列，使中国茶的生产、贸易，直接或较大地受到国际茶叶市场经济的影响和调控。因为这样，所以在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商能直接在中国开行、开厂、设库、设栈，使中国茶叶贸易和茶叶生产，也相随出现了一个飞跃发展的局面。这里，我们不妨摘录中国１８６６—１９００年间一些年份的茶叶出口数为例（见下页表）。
下表实质上是我国上一世纪后期茶叶出口的一个消长情况表。表中摘录了同治五年（１８６６）
至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
的有关茶叶出口数。
从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出，１８８６年，是我国历史上茶叶生产和出口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在此之前的统计，我国茶叶出口的数额，继道光末年和咸丰的发展趋势，逐年呈跳跃式的递进。
１８８６年以后，由于英国在印度、斯里兰卡引种和发展茶叶生产获得成功，大批新茶园投产，他们对自己的茶业实行保护政策，结果使中国茶业由持续快速发展，蜕变为连年急剧大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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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世纪后期中国茶叶出口略表①
年 份出口总额（担）年 份出口总额（担）
１８６６１２０００００１８８６２２１７２００１８６９１５０００００１８８９１８７７３２１１８７２约１７０００００１８９２１６２２６８１１８７９１９８７４６３１８９７１５３２１５８１８８２２０１７１５１１９００１３８４３２４
清季我国茶叶生产受国际茶市影响出现的这种大起和大落，正好也构成我国茶业由古代向近代转化的独特背景。鸦片战争以后，随各国从我国输入茶叶逐年增长的需要，我国特别是福建、广东、江西、安徽和湖南、湖北等省的茶叶生产，在咸同年间，一哄而起，出现了一个盲目发展高潮。以福建为例，如《东瀛识略》所载：“茶固闽产，然只建阳、崇安数邑。自咸丰初请由闽洋出运，茶利益溥，福、延、建、邵郡种植殆遍。”
②关于福建咸同年间植茶的风起，其时闽人卞宝第也有这样一段形象的记述：沙溪“由永安入境，物产茶。土著不善栽植，山地皆租与汀、广、泉、永之人，并且将山旁沃壤弃而出租者，轻本重末，大妨农业，由是客民众多，棚厂联络。”
③另外《光泽县志》中也提到，“咸丰、同治以来，遍处种茶，生息亦广”
④。类似的记载，也常见于我国南方各省的有关方志中。如安徽歙县，在其民国县志中也约略指出，“歙地宜茶”
，但在“道光八年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