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行动，因而于1080年3月第二次下令对亨利四世革职革教。这一回，亨 利四世已经掌握了一部分军事力量，不再向教皇屈膝投降。他于同年6月， 唆使支持他的宗教会议相应通过决议，第二次废黜教皇；10月中旬，又在一 次战役中彻底击败了新国王。从此，亨利四世权势大增，教皇反而失势，处 境不妙。 不久，亨利四世率军进攻意大利，以报曾经屈辱于罗马教皇之仇。虽然 教皇得到意大利南部酋长的援救，但亨利四世兵多势众，终于在 1084年3 月攻陷罗马，随即被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教皇仓皇南逃，于1085年死 于意大利南部。1106年，亨利四世也死去了。但是这场权力之争还是没有结 束。 直到1122年，双方的继承者才在德意志西部的沃尔姆斯城，订立了一个 宗教协定。双方同意，德意志境内的主教不再由皇帝直接任命，而由教士选 举产生，但这种选举必须在皇帝或他的代表监督下进行。主教在领地上的政 治权力由皇帝授予，宗教权力也由皇帝授予。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沃尔姆 斯宗教协定”。至此，罗马教皇和德意志皇帝之间长达40多年的权力斗争， 才暂时告一段落。 （贺文沙）
鸦片引起的战争 清宣宗道光二十年（1840年），中国和英国之间，爆发了一场因为鸦片 贸易而引起的战争，史书上称它为“鸦片战争”。 中国古代，是把鸦片作为药物使用的，用量十分微小。到17世纪初，台 湾有人开始把鸦片和烟草混合起来作镇痛药使用，由于长期服用这种镇痛 药，有的人就成了瘾，再也离不开鸦片了。后来，这种镇痛药也传到了东南 沿海一带，不过，总的来说，当时服食鸦片的人是非常少的。 鸦片在中国大肆泛滥，完全是因为英国有意识地向中国倾销鸦片。英国 这样做，是为了用鸦片来换取中国的白银、茶叶和其它商品。 世人皆知，茶叶本是中国的特产。16世纪初，西方的海员和传教士把茶 传到欧洲，最初是在药店当作贵重药品出售的；然而饮茶习惯却很快普及开 来，特别是在英国，到19世纪初，饮茶已成为英国人普遍的习惯，茶的需要 量急剧上升。 可是，当时英国人却没有合适的商品同中国交换茶叶。虽然英国的羊毛 织品可以大量出口，但中国人却不习惯穿这种衣服：至于钟表和望远镜之类 的东西，对中国人来说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只有皇帝、官僚和大富翁才会 使用，所以需要量也不大。因此，英国不得不用大量的白银来购买中国的茶 叶。这样做的结果，是中国的财富不断增加，而英国财富却减少了。 中国的清政府对此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他们一向认为，中国物产丰 富，没有什么需要求助于洋人的；不过为了照顾洋人，才赏一点东西给他们。 然而，已经进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英国，却对这种资金大量外流感到 了威胁。他们要想办法把流入中国的白银再挖回去！ 英国人找到的是一种毒品——鸦片。 特别是到了18世纪后期，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大量种植鸦片后，向 中国输出的鸦片，开始成百倍地增长，从乾隆年问的每年二百箱，发展到嘉 庆年间的三四千箱。道光五年（1825年），已达到九千多箱，道光九年（1829 年）达一万四千多箱，道光十三年（1833年）超过二万箱，道光十八年（1838 年）高达二万八千多箱！如果再加上其它西方国家倾销的鸦片，总数大约在 四万箱以上！ 当时，鸦片一般都装在一种像垒球大小的球体中，球体的外壳是用下等 鸦片汁熬成的，一种像硬橡胶样的物质。每个球体重3斤，一箱装40个鸦片 球，即120斤，售价是七八百银元。这样，道光十八年，中国为购买鸦片付 出的银元，高达二千万元以上。那时，中国最大量的出口商品是茶叶，每年 出口茶叶收入约二千万元；进口商品主要是棉花，每年进口棉花支出约一千 万元。如果再支付二千万元的鸦片款，则中国每年的银元外流就高达一千万 元以上！ 更为严重的是，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一吸上鸦片，就难以戒除：吸食的结 果是麻痹人的神经，使人的体质越来越弱。据估计，当时四亿中国人中，吸 鸦片烟的至少有百分之一；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更高于这个比例！发展下 去，中国将会变成一个鸦片烟鬼的国家，再没有人种田、做工、打仗…… 中华民族面临着灭绝的危险！ 因此，当时的有识之士，纷纷反对英国对中国倾销鸦片的罪恶行径。许 多人向皇帝上书，要求禁止鸦片贸易，严禁鸦片进口和白银外流，对国内贩
卖鸦片的人处以死刑，对吸鸦片的人处以流放的惩罚。 中国政府对于鸦片，一直是严格禁止的。清朝的雍正、乾隆，嘉庆年间， 多次发布过严惩鸦片交易和吸食鸦片的命令。然而，好像是对这些禁令的嘲 弄，鸦片涌入中国的数量却有增无减！这其中的奥秘，在于鸦片并不通过正 常渠道买卖，完全是一种走私活动；而腐败的清朝地方官员、缉私人员，在 收受贿赂后，对这种走私活动居然给予保护！ 当时，中国政府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只允许在广州一个城市，同 外国商人进行贸易往来。在广州城西约200米的西关一带，修建了一个外国 人居住区，这里有十二座西洋式建筑物，中国人称为“夷馆”，实际上是各 国的商行。其中最大的商行是英国的查顿·马地臣商行和颠地洋行。除了美 国的一家商行外，所有的商行都从事鸦片走私活动。它们不敢公开地把鸦片 弄到店堂里卖，因为那样随时可能被查获没收，商人也会遭到驱逐。西方商 人想出的办法，是建造一种“趸船”，作为海上仓库，专门存放鸦片。这种 怪模怪样的船长年停泊在香港和虎门之间的伶仃岛附近。在洋行里买卖的则 是提货单。买下提货单的走私商人，必须自己到“趸船”上去提货。为了不 让清政府的巡逻船抓住，他们专门雇佣一种“快鞋船”，这种船挂着三张帆， 左右有50支划桨，船员有100人，船侧张着铁丝网，用来防御炮火。这种船 速度非常快，据说“来往如飞”。不过，真正让巡逻船追不上“快鞋船”的， 还是走私商人的贿赂，他们同缉私官员约定，提交走私鸦片的百分之二给缉 私官员。这些官员把一半揣入自己腰包，另一半上缴作为自己缉私功绩！ 在这种腐败的制度下，鸦片走私越来越猖狂。道光年间，鸦片商人为了 获取更大利润，竟然收买官员向皇帝上书，要求不再禁止鸦片贸易，让他们 的罪恶勾当能公开化、合法化。 这种论调当即引起了正直官员们的批驳。一位叫黄爵滋的鸿胪寺卿，也 就是掌管朝廷典礼机构的长官，他的奏文写得最好，不但列举了鸦片贸易的 种种危害，而且提出了果断、具体的措施，要求把吸食鸦片的人处以死刑。 他的理由是：如果没有人敢吸，自然不会有人再卖，外国人的鸦片自然不会 再流入中国，中国的白银也就不会再流向国外。 道光皇帝被这篇奏文打动了，命人把它抄写了多份，分送给各地的总督、 巡抚、将军，征求他们的意见，打算把提出意见最好的人派往广东，作为钦 差大臣，负责禁烟工作。 然而，在全国二十多位总督、巡抚。将军中，完全赞同黄爵滋意见的只 有四个人，即：湖广总督林则徐、两江总督陶澍、四川总督苏廷玉、河南巡 抚桂良。其它人虽然也表示应该严禁鸦片，但认为对吸鸦片的人处以死刑太 过分了。 道光皇帝选中湖广总督林则徐担当禁绝鸦片的大任。 这一回，道光皇帝是发了狠心的。他亲自处分了一批吸鸦片的皇亲国戚， 并且严令各省切实惩办鸦片犯人。地方长官慌忙开始抓捕鸦片犯。那时吸鸦 片是半公开的，抓起来并不困难；于是地方官正好又营私舞弊，只把没有后 台又无钱行贿的人抓来交差，真正的鸦片“大户”却逃脱了惩治。 道光十八年 （1838年）11月10日，林则徐到达北京郊外长辛店，第二 天就参见皇帝。皇帝特许他坐在毡垫上，同他讨论了一个半小时。次日，皇 帝又召见林则徐，两人讨论一个小时。11月14日，皇帝宣布特许林则徐在 紫禁城中骑马，这是十分难得的恩宠，由此可见皇帝对林则徐的信任程度。
一连八天，皇帝天天召见林则徐，这也是没有先例的。两人交谈的结果， 使道光皇帝十分振奋。他对自己选中林则徐这一点十分得意。最后，皇帝任 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东查禁鸦片，并要求广东的海军也归林则徐指挥。 11月23日，林则徐离开北京去广州。但是，他并没有被皇帝的特别恩 宠冲昏头脑，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前途是十分艰难的，军机大臣穆彰阿、 直隶总督琦善等朝廷重臣，对严禁鸦片的冷淡态度，很可能会影响到他的工 作。在给好朋友龚自珍的信中，林则徐含蓄地透露了一点信息。 同时，他也知道，广州的官员大多同鸦片走私有牵连，他去广州，很可 能会孤立甚至遭到谋害；再说，英国人武器精良、兵船坚固，也不是好对付 的…… 但是林则徐决心为严禁鸦片作一次拼搏。 道光十九年（1839年）的正月，林则徐到达江西境内，便派信使向广东 布政使和按察使发出重要命令，要他们立即逮捕一批走私鸦片的罪犯。尽管 列入逮捕名单中的17人大多是下级官吏和士兵，但逮捕活动显然造成了很大 影响，达到了林则徐先声夺人的目的。 半个月后，林则徐到达广州，住在越华书院里。越华书院是主张禁烟的 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林则徐在这里接触了许多人，听取了许多重要意见。 九天以后，林则徐发布了两道命令。一道是给中国买办公行的，限他们在三 天之内，通知督促外国商人出具汉文、外文保证书各一份，表示从今以后永 不走私鸦片，否则人犯处死刑，货物没收；如果办不到，则证明这些中国买 办一贯与洋人串通，将从中挑出罪行最严重的处死并没收财产。另一道是给 外国商人的，谴责他们把本国不吸食的鸦片大量走私到中国来，“骗人财而 害人命”；并通知他们，清政府已决心根除鸦片，凡贩卖鸦片，开烟馆以至 吸鸦片的人，都要处以死刑；同时要求他们交出趸船上的全部鸦片。 鸦片战争的导火索，由此点燃。战争的危机一步步迫近。 当时，中国和西方各国，没有外交关系。因为清政府认为，只有中国是 “天朝”，再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同中国平起平坐，所以当然不能有平等的外 交关系。这样，清政府也就无法直接同外国人打交道，它的办法是一切通过 买办公行，由当时的公行总商伍绍荣去同外国商人打交道。这种不正常状态， 在平时做生意，公行由于可以垄断对外贸易，大有好处；但碰上这种外交纠 纷，要去充当使节，命令外国商人交出全部鸦片，并且保证永不走私鸦片， 这样的重任，对实际上没有外交使节职权的公行，就大伤脑筋了。 外国商人把林则徐的要求，当成索取贿赂的手段，根本不予理睬。三天 的限期过去了。伍绍荣没拿到一份保证书；但是洋人们决定给钦差大臣一点 “面子”，于是同意交出1037箱鸦片，企图蒙混过关。 林则徐不吃这一套，下令逮捕最大的两个英国商人查顿和颠地，因为他 们多年来大规模地进行鸦片走私活动。可是查顿已在五天前回英国去了，逮 捕的目标便只剩下了颠地。逮捕令当然也是下达给公行的，然而公行却不敢 照样向外商传达，他们将逮捕令改头换面，说成是钦差大臣招颠地进广州城。 外商方面认为颠地进城会有危险，拒绝了这个命令。 当时英国驻中国的商务监督是海军大校义律。他本来住在葡萄牙在中国 的殖民地澳门，这时匆匆赶到广州“夷馆”。义律写了一封措词强硬的信给 公行，表示他可以陪颠地一起进广州。但要林则徐出具正式文书，保证他们 二人不受隔离。
消息传到林则徐那里，却促使林则徐采取了下一个步骤。他本已打算派 兵围困“夷馆”，只因义律这个外商首脑不在夷馆内。才延缓了几天。于是， 他当即下令，派了千余名士兵包围“夷馆”；对停泊在黄埔港的外国商船实 行“封舱”，禁止他们装卸货物；不许他们雇佣中国工匠、船员，不许他们 租用中国船只和房屋，“夷馆”中的买办和雇佣人员要全部撤出…… “夷馆”中的存粮和储水都很少。48小时之后，义律屈服了。他保证交 出英国商人所有的鸦片，共二万多箱，按销售价格计算约值一千五百万银元。 林则徐每收到一箱鸦片，便给予五斤茶叶作为嘉奖；共花费了一个多月时间， 才把这批鸦片完全接收过来。 根据道光皇帝的命令，林则徐在广州虎门海滩上销毁这一大批鸦片。 林则徐研究过鸦片的性质，知道用火烧的办法，还不能彻底销毁鸦片， 熔化的鸦片会渗入土中，把土挖起来熬，还可以再制成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 鸦片。最能破坏鸦片成份的是盐和石灰。所以，林则徐在虎门海滩稍高的地 方，挖了两个五十米见方的池子，四周钉上木板，池底铺上石块，以防鸦片 渗漏；然后引进海水，把鸦片球切成四半，扔进海水池中浸泡半天后，再加 进生石灰；石灰溶于水时会产生大量热量，把池中的水都煮得沸腾了；许多 民夫站在池边和跳板上，用长木棒搅和，使鸦片完全溶解；到海水退潮的时 候，再把溶解分化的鸦片水放进海中。这样一直用二十天时间，才把二万多 箱鸦片全部销毁。 林则徐和广东的高级官员，每天都到海滩上去监督，以防有人从中捣鬼。 这时，义律和英国商人为了表示他们的抗议，全部退出广州，好像要同 中国断绝贸易往来。但是美国和其它外国商人拒绝参加英国人的抗议活动， 所以许多英国商人暗地里还在通过别国商人同中国做生意。而且，中国根本 没有注意到英国商人的这种抗议表示，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提倡自给自 足，一向不重视商业；按照皇帝的意思，同外国人做生意本是“照顾”外国 人的，英国人来不来做生意，并不放在心上。 严重的危机来自清政府内部。尽管道光皇帝积极主张禁烟，但不少大臣 却用各种方法软磨硬抗，破坏禁烟，反对对吸食鸦片的人处以死刑。其实林 则徐并没有说立刻把吸食鸦片的人都处死，而是给他们一个戒烟改过的期 限，过了期限仍不改悔的人才处死，实际上是以死刑威逼吸鸦片的人尽快戒 烟。直隶总督琦善却向皇帝提意见，故意夸大其词，说吸鸦片的人至少有几 十万，一起杀掉，势必引起他们反抗和暴乱，甚至会导致清政府的倒台。在 制定具体的“禁烟章程”时，他们把禁烟完全交给官府去办；其结果，腐败 的官府往往把严格的禁令变成一纸空文；何况有的官员自己就是鸦片鬼！ 广州的形势却在向另一个方向发展，鸦片虽已销毁，但义律禁止英国商 人在永不走私鸦片的保证书上签字。紧接着又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道光十 九年（1839年）5月27日，五个英国水手在一个叫尖沙嘴的渔村酗酒，然后 抢劫了一所庙宇，并且杀害了一位叫林维喜的中国村民。 林则徐当即要求在澳门的义律交出杀人凶手。义律却借口不知道谁是杀 人凶手，拒绝了林则徐的要求。林则徐当即指出，事件发生后，义律曾两次 到尖沙嘴查讯，如果还不知道凶手是谁，那么这个义律就连木偶都不如了， 还当什么官？如果查出犯人而不处理，是包庇罪犯，也就犯了同罪犯一样的 罪！面对义律的蛮横态度，林则徐采取断然措施，禁止向澳门的英国人提供 食物，并命令中国的买办和民夫退出英国商馆。当时的澳门，虽然有葡萄牙
派驻的总督，但也还有清政府派驻的地方官，所以林则徐的命令得到有效的 执行。五十天后，义律和英国商人不得不撤出澳门，住到商船上。义律再一 次用信件向清政府提出抗议，五小时后，英国军舰“窝拉宜”号及武装的英 国商船朝中国海军在九龙的兵船开火，打死中国士兵二人。在中国海军的还 击中，英军有四人负伤。 到这时为止，林则徐仍然表示，只要英国商人签署不走私鸦片的保证书， 并交出杀害林维喜的凶手，他们随时可以回到广州做生意。新从孟买运棉花 来广州的英国商船“汤姆士·葛”号偷偷地在保证书上签字后，就顺利地进 入广州，卖掉了所载的棉花，买到了所需的货物。但是，当运大米来的英国 商船“罗伊娅·撒克逊”号也打算这样做时，却遭到义律的阻挠。 道光十九年11月3日，英国军舰“窝拉宜”号和“海阿新”号在川鼻海 面与中国海军发生激烈战斗。中国水师提督关天培亲自督战，经过两小时的 恶战，英舰“窝拉宜”号受伤退走。但中国海军参战的29只兵船几乎全部受 伤。 鸦片战争实际上已经开始。 第二天，英国武装船队又向中国官涌要塞开炮，此后接连袭击中国的炮 台、要塞，但大规模的海战没有再发生。义律在等待援军。林则徐也在巩固 充实沿海的要塞、炮台和兵船。 在他们的背后，中国皇帝和英国女皇的态度也都非常强硬。都希望通过 战争达到自己的目的。 1840年2月，英国政府正式决定向中国派兵。清道光二十年正月，又有 16艘军舰和武装商船先后开到中国海面。 英国人采用了一个狡猾的战略。他们知道，林则徐已把广东的防务搞得 比沿海任何地方都要坚固，所以英国军舰只对广州进行军事封锁，主力却继 续北上，攻击中国沿海其它港口。 道光二十年6月，英国舰队到达浙江定海，勒令定海炮台的中国守军在 6月6日前投降。尽管定海炮台装备陈旧，战斗准备极不充分，二千名守军 几乎是赤手空拳，但中国官兵誓死不投降。结果，定海总兵张朝发受伤后死 去，知县姚怀祥在定海失守后投水自杀。 英国舰队继续北上，向天津进发。舰队的总司令官兼特命全权大使乔 治·义律少将，是商务监督官义律大校的堂兄。这支舰队一到天津附近的海 面，就在北京城里引起了极大恐慌。道光皇帝和文武百官，本来以为鸦片问 题只是广东的事情，没想到竟闹到自己眼皮底下来了！ 天津属直隶管辖，而直隶总督琦善和军机大臣穆彰阿正是朝中保守派的 头目，他们对林则徐的禁烟一向持反对态度。现在，琦善不得不去同英国侵 略者打交道了。 英国方面递交了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的信，信中要求赔偿林则徐在广东 没收、销毁的鸦片价款：对英国商务监督官赔礼道歉，并保证以后不会再有 侮辱他的行为；指定沿海若干岛屿作为英国商人居住和经商的场所；偿还中 国公行欠英国商人的全部债务，如此等等。 琦善一味推托，说：“这是在广东发生的事情，还是在广东谈判吧！” 最后双方终于商定，把谈判的地点改到广东。 道光皇帝改变了原来的强硬立场，转而斥责林则徐禁烟“办理不善”， 将他免职。
琦善成为广东中英谈判的中方代表。他以钦差大臣的身份，一到广东， 就把林则徐过去所采取的措施全部推翻。他解散了林则徐和关天培苦心组织 起来的海军志愿兵，还彻底清除了漂浮在水面上阻碍英国军舰进攻用的船 笺。他把大部份军队撤退到广州城附近，留在虎门等要塞的军队仅剩二千人。 然而不管琦善怎么讨好英国人，英国方面提出的谈判条件仍然十分苛刻，实 际上要求中国无条件投降。除了提出开放天津以外，又要求在福建、浙江、 江苏，直隶等省，为英国人开放六处以上的贸易商港，并要求割让领土。 这些条件，连琦善都不敢轻易答应，尤其是割让领土一条，琦善居然为 英国人谋划，提出可“暗割”，而不要“明割”实质上是割让，但不要写在 正式条约上，这样就可以瞒住皇帝而获得批准。然而英国人不领他的情，坚 持要正式写入条约文件。琦善都不敢把英国人的蛮横要求全部如实地向皇帝 汇报，他含含糊糊的向皇帝报告，说英国人要求在广州之外，再开放福州、 厦门两个通商口岸；并说英国人曾要求割让香港，已被他拒绝。 这时，英国舰队已离开天津，返回广东沿海。道光皇帝的态度又变得强 硬起来，就连琦善报告上来的条件，都感到大为愤怒，他大笔一挥，批了八 个字：“愤恨已极，无可再谕”。意思是像英国这样的“蛮夷”，竟提出如 此让人愤恨己极的条件，简直没办法再教导他们了！ 谈判至此破裂。 道光二十年（1840年）12月5日，英军以他们的要求被拒绝为借口，突 然发起军事攻击，目标是虎门要塞第一关口水道的两个阵地：东边的沙角和 西边的大角岛。由于岛上原有的二千守军，被琦善削减为六百人，根本抵挡 不住英军的炮火和近一千五百人的登陆军队的猛攻，两处阵地先后失守，沙 角指挥官陈连升副将阵亡，阵亡的官兵近三百人！ 琦善慌了手脚，连忙在口头上全部接受英国方面提出的条件。英军这才 停止了进攻。然而条约的正式签字，必须报经皇帝批准。琦善当然知道皇帝 不会批准，于是一再拖延正式签约的时间。英军决定再次施加军事压力，向 水师提督关天培所在的靖远炮台发动进攻。同样由于琦善的削减，靖远炮台 的守军只剩下二百人。关天培亲自督战，在战斗中，关天培曾向琦善求援， 然而琦善置之不理，最后，关天培以身殉职。 但是，琦善私下答应英国方面条件的事，终于被皇帝发现。道光皇帝大 怒，又将琦善撤职，改派靖逆将军奕山、参赞大臣隆文和杨芳到广州来处理 善后事宜。 杨芳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勇将，20年前就担任过直隶总督。然而他对现代 科学一窍不通，听说英军的炮击十分准确，他就认定英军中有会使妖术的人， 而破除“外夷妖术”的法宝是妇女的尿桶，只要将尿桶正冲着敌舰就行了。 所以杨芳到达广州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征集妇女的尿桶，越多越好。在这样 的将军指挥下，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就可想而知了。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5月24日，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生日。英军 选中这一天再次发动进攻，在广州登陆，占领了城西的外国人居住区。 广州城危在旦夕。 奕山慌忙派出代表，与英军签订了“广东和约”，宣布无条件投降，四 万多清军不战就退出广州，并且付给英军六百万元“赎城费”，以换取英军 不进攻广州的保证！然而奕山在向皇帝汇报时，却谎称因为广东天气炎热， 士兵病倒甚多，才移驻广州城十里外的白云山，以便居高临下控制广州……
登陆的英军到处烧杀抢掠，残害中国百姓。清军不战而退，更激怒了中 国百姓。广州三元里的二万名居民挺身而出，打起了“平英团”的大旗。他 们用锄头、铁锹、木棍为武器，奋不顾身地包围了一千多英军。恰巧当时天 下暴雨，英军的火药枪被淋湿后无法击发，所以冲不出重围。义律忙向广州 知府告急。广州知府余保纯竭力劝中国百姓放走被包围的英军。劝说无效后， 无耻的余保纯居然威胁“平英团”说，如果不放走英军，六百万元的“赎城 费”将由三元里的百姓负担！结果“平英团”被迫放走被围困的英军。 正在这时，英国方面又发生了变化。英政府还嫌义律不够强硬，改派了 亨利·璞鼎查为特命全权大使，来代替义律。 亨利·璞鼎查一到广州，就命令英军舰队再次北上，占领舟山群岛。于 是厦门、定海、镇海等地相继失陷。五月初，英军攻陷长江口的吴淤要塞， 江南提督陈化成战死。上海守军在两江总督牛鉴率领下仓皇逃走。英国舰队 溯长江而上，六月初又攻占镇江，进逼南京。 北京的清朝君臣再次陷入慌乱之中。道光皇帝的强硬立场彻底崩溃，匆 匆派伊里布到南京与英军议和。英军提出的条件，皇帝也一概应允。道光二 十二年（1842年）8月29日，中国和英国在南京江面的英国军舰“皋华丽” 号上签订了《南京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南京条约》规定，中国割让香港给英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 波、上海为通商口岸；保证偿付没收的鸦片价款600万元、公行负债300万 元和英军远征费用1200万元，合计2100万元；在广州已交付的600万元还 不计算在内。 历时两年的鸦片战争以中国的完全失败而告终。 从此，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薛兵）
圣雄甘地之死 在印度，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被誉为国父和圣雄，他是印度人 民民族解放斗争中最杰出的领导人之一。 1947年8月15日，印度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宣告独立。当时的印度 处于一种分裂的局面：一块是印度教统治的广大国土，另一块是穆斯林统治 的巴基斯但次大陆，历来宗教战争不断。穆斯林无端屠杀印度教徒，而印度 教徒又反过来毁灭了一个又一个穆斯林村庄。在城市里，异教居民也是相互 仇视，宗教狂热分子向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横施暴虐，光天化日之下滥杀无 辜，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失去生活根基，贫困和饥饿迫使他们毫无指望地在全 国各地流窜，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1946年11月，甘地为谋求民族和解，冒着生命危险到宗教冲突严重的 孟加拉东部游说，呼吁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们握手言欢。“爱你的敌人吧！” 他向所有的人这样说。他每天早晨四点钟起床，步行数英里，到农村访问伊 斯兰教徒的家，恳求他们与他做朋友； 可是，伊斯兰教徒们却不大理会这个异教徒，经常向他投以白眼，长期 的宗教仇恨太深了。七十八岁高龄的圣雄甘地井不灰心，仍旧挨门挨户访问。 他认为，这不仅是为了单纯的政治说教，也是一个宽容的印度教徒应尽的义 务。他很少穿鞋，通常都是赤脚走路。有时，伊斯兰教徒们在路上撒下许多 碎玻璃片和荆棘，给他制造麻烦。但为了调解两大派之间的矛盾，他仍坚持 干下去。 陪同他游说的共有五个人，圣雄甘地让他们到偏僻的部落中住下，尽量 接触当地居民。那些地方的生活条件都是非常艰苦的。有一次，一位叫皮亚 雷拉尔的妇女不幸染上了恶性疟疾，要求回到甘地身边，甘地却不同意，他 叫别人转告她：“得了病，要么在那里治好，要么就死在那里。”皮亚雷拉 尔流着眼泪接受了。当地伊斯兰教村民也不忍心看着这个可怜的女人就这么 死去，他们找来草药给她治疗。皮亚雷拉尔后来居然转危为安，痊愈了。 还有一位崇拜甘地的伊斯兰教姑娘，为了劝说自己的同伴消除对印度教 徒的仇恨，竟采取了绝食行动。这都是受了甘地精神力量的感召，对缓解宗 教矛盾起了不小的作用。 1947年6月15日，印度国民会议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印巴分治方案，大 势所趋，这是不可阻挡的潮流。但这个决议也使甘地统一印度的梦想破灭了， 他无限感慨地说：“我已经失去活到一百二十五岁的希望，在印度已经没有 我的家了。”于是，他又到两大派矛盾最尖锐的地方去游说，甚至连8月15 日的独立盛典也没有参加。 8月31日晚，他正在加尔各答寓所睡觉，一群疯狂的印度教徒抬着被伊 斯兰教徒杀害的同伴尸体闯了进来，对他骂不绝口，说这是圣雄甘地对伊斯 兰教徒容忍放纵的结果。他们叫嚷着要杀死他。 圣雄甘地从床上爬起来，对愤怒的人群进行劝解，可是没有一个人理睬 他。石块飞进了窗子，棍棒从他头上掠过，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是坚 持演讲。加尔各答贫民窟的伊斯兰教徒保护着他。 印巴分治以后，有一千五百多万难民在两国之间流窜，到处是暴力和杀 戮行为。印度出现了空前的混乱，首都德里也笼罩着一片不安的气氛。 1948年1月13日，圣雄甘地为了争取首都两大教派和解，开始绝食，
除了饮几口清水之外，什么都不吃。连续几天下来，其健康状况日渐恶化。 全世界五大洲的人民都满怀同情地关注着老人孤身反对亿万宗教狂热分子的 抗议行动。在印度，要求结束同胞相煎的呼声也如风起云涌。但骚乱并未停 止。到1月18日，尼赫鲁总理为表示对甘地的同情，也开始绝食。消息见报 后，首都各派代表集会，宣誓要恢复平静，并请圣雄甘地停止绝食。中午， 在甘地的参与下，两派代表签署了停火协议，这时他才饮下第一口桔子汁。 当天晚上，他呼吁，德里的停火应当扩展到整个印度和巴基斯坦。在联 合国的安全理事会上，巴基斯但的代表高兴地宣布：圣雄甘地已经达到他的 目的了。“友谊和和平的时刻已经降临，印度次大陆的安宁有了保证！” 然而，这样的断言太乐观了，极端分子并没放下屠刀。 圣雄甘地住在德里一个朋友的宽敞别墅里，这座私邪高墙深院，绿草成 茵。他的两个孙女——玛努和阿瓦照料他的生活；有武装卫队保卫他的安全。 对于许多印度人来说：圣雄是神的化身。每天下午五点左右，当夕阳西斜， 棕榈树的树影布满别墅前的草地时，这里总聚集着许多甘地的崇拜者。这是 一种介于宗教仪式和群众大会之间的聚会形式，由于广播电台定时对这种集 会进行转播，圣雄甘地便利用这个机会宣传自己的主张。印度公众对此已习 以为常。 1月17日下午，正当甘地向教徒们讲话的时候，从墙外飞来一颗自制的 炸弹，在离他不远的地方爆炸了，不过并没有伤着他。甘地不动声色，继续 演讲。 扔炸弹的那个年轻人被当场抓获，扭送到警察局。此人叫马但·拉尔·帕 维，他承认自己是“印度圣战者”组织的成员。这是个印度教极端分子组成 的恐怖组织，他们的首领是孟买的百万富翁维奈亚克·萨瓦尔卡尔。而参加 这个组织的人则是一些社会地位较高的有教养的婆罗门。策划这次行动的负 责人纳拉扬·阿普杰是《印度民族报》的经理，另一个叫纳胡拉姆·戈塞， 是该报主编；此外还有一个叫达汗巴尔·巴盖德，他专门负责提供武器，直 接参与了这次行动。 警察带着帕维去他的同伙藏身的那个旅馆，但犯罪分子们早已跑光了。 按理说，警察局对这场阴谋已经很清楚了，应该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以 保障圣雄甘地的安全。然而事情却不是这样，他们除了在甘地住所外加了双 岗，并没有采取什么更有效的行动。这使得密谋分子仍可以从容准备下一次 暗杀。 极端分子的目的是除掉这个绊脚石，同时，他们也很清楚，甘地在印度 教徒心目中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甘地一死，可以激起印度教徒对穆斯林更大 的仇恨。 在此期间，甘地自己也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他不同意警方对参加傍 晚集会的信徒进行搜身，还公开表示宽恕马坦·拉尔·帕维。他向记者说， 这个携带炸弹的年轻人并不是一个坏人，是别人把他推上犯罪之路的。圣雄 甘地也并非不知道自己处境危险，但他对自己的命运是抱着印度教典型的宿 命观点：凡是命中注定的，便不可避免。 恐怖分子已经一切准备就绪了。 1月30日，圣雄甘地为了调解尼赫鲁总理和副总理兼内政部长萨达尔。 帕特尔的关系，用英文给尼赫鲁写了一封信，然后约帕特尔下午四点钟来自 己这里谈话。这个帕特尔，原来是甘地的亲密战友，如今却是最激烈的反对
者。同往常一样，甘地在露台上迎接他，然后进入室内谈了一个多小时。 这天下午，花园里等候着大约一千名印度教徒。但圣雄甘地迟迟没有露 面。他的孙女玛努朝屋里望了一下，提醒祖父该出来了。帕特尔部长这才起 身告辞。 甘地身材矮小、瘦削黝黑，他披着一件白色亚麻罩衣，缓缓走向露台， 并不时停下来答谢群众的问候。聚集的人群给他让开一条路。这时，混在人 群里的纳胡拉姆·戈塞用力挤到甘地身边，迅速地弯下腰去，仿佛要按古老 的习惯从圣雄的草鞋上拂去尘土，以表示尊敬和恭顺。有那么一瞬间，他跪 在老人脚前凝然不动，突然，他飞快地从怀里掏出手枪，对准甘地胸口连射 两枪，又朝他的腹部打了一枪。 “啊，天哪……”圣雄甘地嘟哝着垂下胳膊，两腿一软栽倒在地。这位 印度人民最崇拜的圣哲倒在了血泊中。 凶手戈塞被当场抓获。因为英国BBC电台记者就在现场，事件发生仅25 分钟后，这消息就传遍了全世界。 正如阴谋者所希望的那样，起先人们不知道凶手身份，都以为是穆斯林 派来的。孟买立即发生了许多暴力行动，抢劫、纵火和凶杀事件层出不穷。 后来，又传出凶手属于“印度圣战者”组织的消息，戈塞的全家为此付出了 生命的代价。他的家乡散格利的印度教徒不仅杀死了戈塞的父母和兄弟姐 妹，同时放火焚烧了房屋，这场火也殃及周围的大片居民，共烧毁五十座民 房。 杀害圣雄甘地只是印度教狂热分子策划的第一个行动，然而，他们已经 无法实现其它的政治谋杀计划了。警察当局仿佛突然从梦中惊醒过来，对极 端分子进行了空前的大搜捕。第二天，他们在浦那逮捕了主犯纳拉扬·阿普 杰和巴盖德等人。大富翁萨瓦尔卡尔在孟买的公馆受到了搜查；“印度圣战 者”组织的武装部队被勒令解散，数以千计的成员锒铛入狱。 甘地遇难两天后，十多万人在德里为他们的圣雄送葬，队伍长达八公里， 一路上有士兵保护，路口地带还停放着装甲车。 甘地的遗体上覆盖着印度国旗。他躺在一辆汽车上，在四千名步兵、一 千名空军战士、一千名海军战士和一千名警察的护卫下，缓缓驶向拉兹·哈 特的一堆篝火前。整个殡仪行列行进了五个小时。下午4时45分，圣雄的儿 子拉姆达斯点燃了他父亲身体下面的檀香木簧火。 对凶手和其他密谋分子的审判是在德里的红堡举行的。同年8月22日， 所有介入这次谋杀事件的人都被送上了被告席，其中包括不久前还声名显赫 的百万富翁萨瓦尔卡尔。 纳胡拉姆·戈塞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其他的密谋参加者则心存侥幸， 希望借助律师的能言善辩来逃脱制裁。凶手戈塞声明说：“我尊敬圣雄，他 的被害对我绝不是一件乐事。但是，我觉得我应当这样做，因为他包庇了穆 斯林。” 纳拉扬·向普杰说：“我同甘地的分歧不在于他个人，而在于他捍卫的 原则。我从不想从肉体上消灭他。他的死使我深感悲痛。” 花言巧语、支吾搪塞却不能掩盖他们的罪行。 1949年2月10日，法庭作出了最后判决：富翁萨瓦尔卡尔以证据不足 宣告释放。凶手纳胡拉姆·戈塞和主犯纳拉扬·阿普杰判处死刑。其他参与 者判无期徒刑，在监狱中了此残生。
两名死刑犯在安巴拉的监狱里度过了最后的时日。1949年11月15日， 他们在监狱大院里走上了绞刑架。 许多人对法院释放萨瓦尔卡尔的决定十分不满。这场密谋无疑有幕后支 持者，是谁给杀人犯付酬金以及给武装别动队提供经费的呢？有人指控萨瓦 尔卡尔与内政部长帕特尔有瓜葛。很可能是这两个人在幕后策划了这一场阴 谋。 时光荏苒，到了1964年秋，谋杀案的几名在押从犯被释放出来，他们在 那清受到印度教狂热分子的隆重欢迎。据透露，在谋杀案发生之前，印度官 方就掌握了准确情报，但却把它隐瞒了下来。凶手临死前曾宣称：“我不过 是萨瓦尔卡尔命令的执行者，而他则听从帕特尔调遣。”一语道破了天机。 这一说法也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内政部长理应在第一次谋杀未遂后关心 圣雄甘地的安全问题，但他并没这样做，这难道是疏忽大意吗？印度政府在 民众的压力之下，组织了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重新调查圣雄甘地遇刺真相， 但后来没有结果。事情不了了之。 （孙石夫）
教徒集体自杀内幕 1978年11月20日清晨，世界各主要报纸的头版头条上，刊登着一件骇 人听闻的特大惨案：11月18日，人民圣殿教的近千名教徒，在圭亚那密林 中神秘地集体自杀。 人们在震惊和惋惜之余，又感到纳闷：人民圣殿教是什么组织？怎么会 有近千名教徒自愿集体自杀？他们为什么要选择这块毒蛇侵扰、蚊蝇丛生的 密林生活呢？而且在一年多以后，又神秘地集体自杀？要解开这些谜，则需 从头说起。 1957年，美国印第安纳州波利斯市有个叫吉姆·琼斯的年轻牧师，一时 心血来潮，自创了一个宗教组织“人民圣殿教”。他在贫民窟和下层人物居 住区到处游说鼓动，打着所谓社会主义的旗号，鼓吹建立乌托邦式的公社， 自称专门维护穷人利益，反对种族主义。没过几年，吉姆·琼斯就赢得了许 多追随者，人民圣殿教也从一个小小的乡村宗教组织变成了颇有名气的全州 性组织，在旧金山和洛杉矶的两处分部里也都有几千名信徒。 吉姆。琼斯不仅是个巧舌如簧、口若悬河的演说家，还是个善于同各式 人物打交道的活动家。他尤其重视与政界、新闻界有影响的人士交朋友。人 民圣殿教在旧金山的选举中，显示出强大的力量，旧金山市长乔治·莫斯科 恩和市警察局长都是靠琼斯的支持才得以当选的。旧金山市长则任命琼斯为 旧金山市住房管理委员会主席作为报答。琼斯与新闻记者交往甚密，报纸上 时常出现关于人民圣殿教的报道。 1976年颇具影响力的《洛杉矶先驱调查报》将琼斯提名为“本年度的人 道主义者”。 随着人民圣殿教及其教主的声望不断提高，前来“圣殿”听琼斯讲道的 人络绎不绝，捐赠的钱财也滚滚而来，多得琼斯自己都很吃惊。琼斯并不满 足，在美国庆祝建国二百周年期间，专门带上几百个信徒，乘坐12辆大汽车， 列队在全国周游一个月，以扩大影响。车队所到之处，就举行大规模的集会， 在教堂讲道，吸收新会员，然后定期地用一辆大轿车把新会员送回旧金山。 这么一来，几乎全美国都知道有“人民圣殿教”这回事了。而吉姆·琼斯最 值得自豪的一次政治性活动，就是率领众教徒支持了吉米·卡特的总统竞选。 卡特获胜后，不仅写信给“尊敬的吉姆”表示感激，还特地邀请吉姆·琼斯 出席为卡特大选获胜而举办的招待会，将他奉为座上客。 正当人民圣殿教的影响力达到登峰造极，教主琼斯声誉鹊起之时，一个 名叫马歇尔·基尔达夫的记者，采访了十几个从人民圣殿教叛逃出来的教徒， 以《人民圣殿教内幕》为题，在1977年8月1日出版的《新西方》杂志上发 表。文章引述了叛逃者的大量谈话，揭露了他们在“圣殿”中亲眼所见的种 种罪恶行径：教主琼斯灭绝人性的传教政策，肉刑、残酷的人身摧残，吸毒， 强奸，贪污、勒索，无所不为，令人发指。 这篇文章震动了美国朝野，人们纷纷写信、打电话要求查清惨无人道的 人民圣殿教的暴行。叛逃的前“圣殿教”成员也成立了一个名为“有关亲属 委员会”，向报界和国会议员发表一份宣言，谴责琼斯“穷凶极恶残酷无情 地漠视人权”，以死亡威胁“圣殿教”成员，在公社周围设置岗哨，不准社 员离开，以及剥夺社员的私生活权利，剥夺言论、集会自由。美国加利福尼 亚州检察官伊夫利·扬格收到对人民圣殿教内幕的揭发信达1000余封。国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