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上海“打虎”记 1948年，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在军事和经济上都面临着严峻的危机。军事 上，蒋军在战场上连连失利。仅 1947年一年，就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歼灭了 152万人；东北、山东、陕西的大片土地获得解放；济南、长春、锦州、沈 阳等战略要地也在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之中。 经济上，国民党又面临着财政崩溃危险。1947年的军费开支高达100万 亿“法币”，而这一年的财政收入仅仅17万亿“法币”，照四大家族之一的 宋子文的话说，亏空的83万亿“法币”“全靠印刷机来弥补”。财政部在上 海有5家大印钞厂，一分钟可以印制“法币”1600万元，日夜不停地开机印 刷，仍然赶不上需要，又到英国、美国去印，用飞机运回来，就立刻投入流 通渠道。滥发钞票的结果，必然造成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再加上政府官员 贪污腐败，索贿受贿，奸商投机倒把，哄抬物价，弄得全国老百姓无法生活。 有的编出顺口溜来唱：“大官大贪，小官小贪，贪到结果，百姓死完；你做 你捞，我做我捞，捞到临了，地无寸草……” 在这样的困境中，蒋介石一再想方设法，挽救危局。他避开军事、经济 大崩溃的根本原因不提，认为只要改革币制，发行“金圆券”；同时严厉打 击贪污腐败和投机倒把，就能挽救危机，挽回民心，巩固蒋家王朝的统治。 于是，就有了蒋经国临危受命，在上海“打虎”这一段故事。 事情还得从“法币”说起。“法币”就是法定货币的意思。辛亥革命前 后，中国由过去的使用银元与制钱，逐渐过渡到使用钞票 （纸币）与铜元。 但发行钞票的银行很多，所以市面上流通的钞票很混乱。蒋介石取得国民政 府领导权后，一直想推行法定货币，统一币制，控制中国的财政金融大权。 这样，在经过多年筹划之后，国民党政府在1935年11月3日宣布，以中国 银行、中央银行和交通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定货币，一百元“法币”折合美 元29．75元。第二年又规定中国农民银行的钞票“与法币同样行使”，这样 就形成了四大银行统治中国货币体系的局面。 “法币”开始行使时，信誉还是比较好的，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 四大银行发行的“法币”总额只有14亿元。在八年抗战期间，因为军费开支 和物价飞涨，发行额增加到5000亿元。从1946年3月到1947年4月，蒋介 石为了进行反对共产党的内战，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将“法币”发行额陡 增至16万亿元以上。最后，到1948年8月，“法币”发行额竟达到660万 亿元，等于抗战前夕发行额的47倍，而物价上涨高达3492万倍！据当时人 记录，一斤茶叶要80万元，一顶单人蚊帐和一条草席就要1290万元，一市 两黄金要值“法币”五亿元以上。老百姓上街买东西要用麻袋装钞票！ 蒋介石政府也知道“法币”已完全失去了人民的信任，所以想发行新的 一种钞票，来重新稳定金融危机。当时，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是翁文灏，财 政部长是王云五，中央银行总裁是俞鸿钧。蒋介石对翁文灏说：“军事完全 由我自己主持，与行政院无关。财政方面，应以财政部为中心，中央银行帮 同处理，同心协力来挽救十分艰难的局面。”王云五立即提出了发行“金圆 券”代替“法币”的建议。他的办法是以政府的行政手段来收兑或收存全国 人民所持有的黄金、白银和外币，换给“金圆券”实行管制经济。在行政院 下设“全国经济管制委员会”，另在全国若干“管制区”，由“经济管制督 导员”负责执行这项工作。
王云五的建议得到了蒋介石的赏识。1948年7月，蒋介石在莫干山避暑 时，专门把翁文灏、王云五、俞鸿钧等人找到山上，商讨币制改革的方法。 蒋介石表示，王云五的“金圆券”方案，“设法挽救财政，收集金银外币， 管制物价，都是必要的措施”。在场的人也就不敢反对，纷纷表示赞同。蒋 介石又问，现在赶印新钞票能不能赶得上8月份发行？俞鸿钧回答说，新印 钞票来不及了。不过，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曾在美国印钞公司订印过 20 亿元林森头像的钞票，都是一元、五元、十元、二十元、五十元的小额票面， 运到国内时由于物价高涨已不值钱了，所以一直没有再发行。林森像的钞票 在国内没有发行过，现在正好作为“金圆券”来用。蒋介石认为很好，让大 家做好准备。不久，国民党开中央常委会时，通过了这一方案。8月19日， 蒋介石正式宣布发行“金圆券”，并规定人民持有的黄金、白银、银币或外 币，应在限期内兑换成“金圆券”，黄金每市两可兑换“金圆券”200元。 白银每市两兑“金圆券”三元，银币每元兑“金圆券”二元；美元每元兑“金 圆券”四元；过期不兑的，一律没收。 当时，上海是蒋介石政权发行“金圆券”，掠夺人民金银、外币和实行 管制经济的中心。所以在8月21日，蒋介石又下令派俞鸿钧担任上海区经济 管制督导员，而派他的大儿子蒋经国去“协助督导”。同时，蒋介石又发电 报邀请上海的党、政、军、金融、经济各界的头面人物到南京开会，要求他 们拥护政府措施，交出全部黄金、白银、外汇，否则就要严厉处置。 在这个背景下，蒋经国来到上海。名义上他是俞鸿钧的副手，实际上俞 鸿钧正忙于在全国推行“金圆券”，上海完全由蒋经国独当一面。蒋经国也 雄心勃勃，他在日记中写道：“扰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 家和大商人。所以要开刀就要从大头开始……这件工作是非常困难，但是十 分重要，无论如何必须尽力干下去。”他向蒋介石表示：“只要对国家有利， 我个人愿冒一切危险，什么都可以牺牲！” 一到上海，蒋经国就向上海的富商巨贾下了最后通牒，他在题为《上海 何处去》的演讲中大声疾呼：“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 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能安定的！”“人民的事情，只有用人民的自己的手 解决，靠人家是靠不住的。要想把社会翻过身来，非用最大的代价不能成功！” 与此同时，蒋经国调兵遣将，把他的秘密组织“中正学社”的成员纷纷 召到上海，决定以原“勘乱建国总队”的成员为核心，成立“大上海青年服 务总队”，吸收各阶层、各行业的青年参加。在短短的时间里，蒋经国便选 拔出12339名青年，分为20个大队，配合军队、警察、宪兵，对大上海实行 经济管制。他们搜查市场、库房、水陆空交通场所，审查帐目，查封仓库、 勒令金融界、工商界人士带头交出黄金、白银、外汇换取“金圆券”；并且 严格规定所有商品的价格，必须保持在8月19日的水平上，不许涨价。 蒋经国提出了一个有名的口号，叫“一路哭不如一家哭”，意思是与其 整一大批人，不如狠整个别大人物。他的心腹干将王升担任“大上海青年服 务总队”的总队长，根据蒋经国的意图，王升也喊出了“只打老虎，不拍苍 蝇”的口号，表示要“打祸国的败类，救最苦的同胞”。蒋经国“上海打虎” 的说法，就是从这里来的。 9月11日，蒋经国也学着他父亲的办法，在上海请各界头面人物吃饭。 但他的态度要严厉得多，尤其是对大人物，他更是不客气。交通银行董事长 钱新之吓得不敢露面；联合银行总经理戴立庵找了保人才得回家，并被规定
不许私自离开上海；上海银行公会主席、浙江第一商业银行董事长李馥荪， 打算由各个银行凑足一千万美元应付一下，结果惹得老蒋大发雷霆，蒋经国 对他更是声色俱厉；金城银行董事长周作民吓得偷偷乘飞机逃到香港去了； 上海农商银行总经理梅哲之，在抗战时同日本人关系密切，蒋经国对他拍桌 大骂，逼他交出金银美钞来。杜月笙、荣尔仁、刘鸿生等一大帮头面人物或 实业家，也被蒋经国逼得很紧。十月份，蒋经国还组织了“上海十万青年大 检阅”的活动，先在兆丰公园集会，听蒋经国发表演说，然后举行示威游行， 沿途高呼口号：“打倒奸商！”“不准囤积居奇！”“不准抗拒不卖！” 为了杀鸡吓猴，蒋经国真的使开了铁血手腕。 财政部秘书陶启明，在上海滩有后台，有背景，他利用职权泄露经济秘 密，串通商人搞股票投机，牟取暴利，被蒋经国的部下侦破，人赃俱在，当 即判了死刑。同孙中山之子孙科关系密切的林王公司经理王春哲私套外汇， 被判处死刑。淞沪警备司令部经济科长张尼亚、稽察处第六大队长戚再玉等 因贪污舞弊，被判死刑。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搞股票投机，被判八个月徒刑， 后改为罚款；杜家的管家、米商万墨林由于粮食贷款舞弊案被扣押。此外被 关罚的大商人、大实业家达到60多人。在这种高压下，蒋经国做到了把物价 稳定在8月19日的水平上，同时在一个月内收兑黄金、白银、外汇等共值三 亿七千多万美元。一时间，蒋经国的权威迅速建立起来了，外国记者把他形 容成“中国的经济沙皇”。恨他的中国人把他比作清代的雍正皇帝，老百姓 则把他当成“打虎英雄”、“包青天”！ 蒋介石也大为高兴，并且把“金圆券”的发行量从最初的20亿元一下子 提高到200亿元。 然而，经济局势并不是单凭政治权力就可以完全控制的。“金圆券”的 信用只体现在政府的文件上，并没有在市场流通中反映出来，所以真正掌握 着商品的人，仍然是抱观望态度的多，他们尽量多保留商品而少收入“金圆 券”；同时在政治高压下稳定的物价，也打击了商人们的经营积极性。结果 物价虽然没有上涨，但市面上的货物却越来越少。少数财大气粗后台硬的奸 商，不但自己仓库里的货物不拿出来卖，还派人到市面上抢购货物，囤积起 来。这样一来，小商人进不到货，店里越来越空，老百姓拿着“金圆券”买 不到东西，对“金圆券”的信誉也就发生了怀疑。黑市上的“金圆券”对美 元的比价也就逐渐下跌。 面对新的危机，蒋经国亲自组织了5600个骨干分子，向全市各行各业实 施物资总检查。 这一查，查出了一只名副其实的“大老虎”，他就是孔祥熙的大儿子孔 令侃。孔令侃的母亲，就是宋美龄的妹妹宋霭龄，他同蒋经国算起来是姨表 兄弟。旧中国，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孔家排在第三，仅次于蒋介石和宋美龄 的哥哥宋子文。孔令侃在上海办了一个扬子公司，囤积了大量大米、百货、 药品、钢材、呢绒、棉布、汽车配件等等，他拒不拿出来销售。蒋经国发现 后，一边全部查封，一边向外界公布了这一情况。顿时，全上海、全中国以 至全世界的目光都盯住了“扬子公司案”，看蒋经国怎样处置他的这位富可 敌国的皇亲国戚。 蒋经国决心拿孔令侃开刀。他在日记中写道：“已经骑在虎背上了，则 不可不干到底！”于是他下令加紧清点扬子公司仓库的存货，准备全部没收。 孔令侃没想到蒋经国会同他玩真格的，加上外界压力太大，他有点沉不
住气了。孔令侃先是去请上海市长吴国桢出面调解，然而吴国桢老奸巨猾， 他才不肯在蒋家和孔家的冲突中乱掺合呢。他找个借口，轻轻地推托掉了。 孔令侃急中生智，跑到南京，搬来了他的姨妈宋美龄。 宋美龄虽不是蒋经国的亲生母亲，但平时两人的关系不错，几乎从来没 有红过脸。特别是蒋经国的亲生母亲死于日本侵略军的飞机轰炸后，宋美龄 待蒋经国如同亲生，蒋经国也很尊重这位后母。可是这一回，尽管宋美龄一 再劝解，蒋经国仍然不肯松口。他坚定地认为，这不仅仅是关系到他们两家 的私事，更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 宋美龄无可奈何，只得动用最后一张王牌，向正在北平忙于军事大计的 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报告上海的意外情况。 蒋介石立即给蒋经国发来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要他“且慢行事！” 蒋经国立刻明白了这是宋美龄的花样，于是也向北平发了一封“十万火 急”的电报，告诉蒋介石：“慢则生变，慢则倒台。沪人怨声载道，500万 人抢购势如狂潮，金圆券岌岌可危，经济管制毁在旦夕！草草收场，百姓遭 殃。” 蒋经国没有夸大危机，此时上海的抢购风潮已经势不可挡，人们提着“金 圆券”就像提着一团火，见到什么买什么，连棺材和寿衣都被人抢购一空！ 蒋介石见双方相持不下，只得亲自乘飞机赶来上海。可他一下飞机，就 被宋美龄和孔令侃接到了孔家。宋美龄一再向蒋介石强调，蒋家和孔家不是 一般的关系，损害了孔家的利益，也就是损害了蒋家的利益。孔令侃又以公 布蒋家在美国的财产数字相威胁。蒋介石权衡利弊，终于决定袒护孔令侃。 第二天，他召见蒋经国，批评他办事太过火；又公开宣布扬子公司储存的货 物不属于“日用必需品”，不在查禁范围之内。 蒋经国垂头丧气，向等待消息的他的亲信们说：“我只有先在家尽孝， 然后再为国尽忠了。” 孔令侃这只天字第一号的“大老虎”逍遥法外，蒋经国在上海的“打虎” 运动再也无法持续下去了。蒋经国凄凄惨惨地发表了一个《告上海市民书》， 表示对上海人民的歉意，灰溜溜地离开了上海。 被捕入狱的60多个富商被释放了。 紧接着，翁文灏倒台，王云五辞职。 “金圆券”像脱缰的野马，在短短九个月内，就贬得一文不值。一千元、 五千元、一万元、五万元、十万元、五十万元面额的钞票相继发行，而物价 也像天文数字般飞涨，一日数变。到1949年4月，要36万元“金圆券”才 能买到一块银元，比发行之初涨了18万倍。到上海解放时，一块银元要值八 千万元“金圆券”！ 随着“金圆券”的崩溃，蒋介石政府的财政金融再也无法挽救。而蒋家 王朝在中国大陆的统治，也就走到了末日。 （薛之兵）
蓝光行动 1979年元月，伊朗国内矛盾更加激化，一直亲西方的巴列维君主制王 朝，随着国王的出走很快解体。同年2月，一直住在国外的伊朗宗教领袖霍 梅尼回国，建立了伊斯兰共和国。 伊斯兰宗教领袖霍梅尼执政后，奉行“不要东方，不要西方”的外交政 策，美国被视为“魔鬼撒旦”。 1979年11月4日，伊朗激进分子冲进美国大使馆，要求美国引渡巴列 维国王回国接受审判，并抓走几十名使馆工作人员作为人质。美伊关系骤然 紧张起来。 两天后，美国召开特别会议，研究营救人质计划。 各种建议都有。有人主张交出巴列维国王接受审判，甚至还有人建议向 伊朗首都德黑兰投掷一颗炸弹……有的建议尽管滑稽荒唐，卡特总统却一一 仔细听着。结果决定，为避免流血，尽可能不采取军事行动，分别通过外交 途径和经济制裁等办法，以求得解决。 但是，各种办法都没有效果，直到1980年4月，卡特总统才最后作出决 定：派遣飞机，武装潜入伊朗营救人质。行动计划制定得详尽而周密。参加 行动的特种部队的代号是“蓝光”，全名为德尔塔部队。总部设在北卡罗来 纳州的布雷登堡。 4月24日，格林尼治时间22时。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防部五角大楼的 指挥室里，由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琼斯将军指挥的“蓝光”秘密军事行动开 始了。 在伊朗的海岸附近，8架绰号叫“快活的绿色巨人”的武装直升飞机， 从“尼米兹”号航空母舰上起飞，载着90名经过长期严格训练的突击队员， 配备最先进的武器和各种使人软弱无力的的毒气，朝着伊朗南部飞去。 三小时之后，直升飞机到达第一个停留的地点波什特巴达姆。这是距德 黑兰东南300公里的塔巴斯城的沙漠地区，即行动方案中的“一号沙漠”。 在那里，这些直升飞机同几小时之前由中东一个基地起飞的特遣部队汇 合。这支部队包括满载汽油、化学药品和装备的6架C—130运输机，以及 90名美国志愿军人。 按原定计划，会师后，直升飞机将从运输机上补充汽油，然后飞往德黑 兰郊外的预先选好的第二个基地降落。凌晨4点隐藏在深山之中。第二天夜 晚，改乘特工人员开来的卡车潜入德黑兰市内，在预定时间里进入外交部大 楼和使馆大院，制服看守人员，释放人质；然后，直升飞机根据无线电指令， 在上述两处救出人质，以飞快的速度赶往德黑兰以东的第三个基地——一个 废弃的简易机场，由两架C—141飞机将所有的人质送到安全地带，直升飞机 则扔在伊朗。 但是，这个秘密行动一开始就出了毛病。8架直升飞机到达伊朗海岸不 久，其中有一架直升飞机的液压系统发生故障，被迫降落。机组人员只好由 另一架直升飞机运走。 不久，第二架直升飞机遇上了沙暴，迷失方向两个小时，最后不得不返 回“尼米兹”号航空母舰。 按原计划规定，必须有6架直升飞机参加行动，现在已到了最低数字。 在到达目的地时，第三架直升飞机“快活的绿色巨人”又发生故障，水管功
能失灵而降落，这时飞机只剩下5架了。整个行动计划遭到破坏。 琼斯将军立即向卡特总统报告一连串发生的意外情况，建议中止这次行 动。卡特总统一筹莫展，只好批准。 “蓝光”行动就这样流了产。 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正当美军准备撤离时，突然一辆伊朗公共汽 车进入军队的集结地点。公共汽车上的人犹如突然见到了外星人一样，正惊 诧得不知所措时，这支美国特遣部队持枪将50名乘客全部扣留了。乘客只好 乖乖地坐在车上，念叨着古兰经，祈求真主保佑。有人要下车小便，被全副 武装的美国哨兵用枪逼回车内。 “的的——”接着又开来一辆卡车。嗬！后面还跟着一辆轿车。卡车被 持枪的美军拦住，被迫停下了。机灵的卡车司机见情况不妙，乘人不注意， 钻进后面轿车里，对轿车司机说：“快跑！前面是些美国佬！” 轿车司机觉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连忙打转方向盘，将车开进茫 茫的戈壁滩中。这里的戈壁土质坚硬，司机加大油门，开了一程之后才问道： “你不是说胡话吧？”卡车司机说：“是美国佬，还有直升飞机呢！” 美军见小轿车消失在夜色之中，后悔不已，因怕被当局发现，不敢开枪 射击，只好眼巴巴望着它开走了。这就意味着，这次行动彻底暴露了，美军 只好慌忙撤退。 更不幸的是，当准备起飞时，一架直升飞机在尘埃弥漫中与一架C—130 运输机相撞，发生猛烈的爆炸。当场8名机组人员丧生，4人烧伤。 炸死的8具尸体只好留在烧毁的飞机上，4名伤员被撤运出来。 营救人质以失败告终。 武装营救在伊朗人质的未遂事件，在美国国内和世界各地引起强烈反 响。 卡特总统在电视广播讲话中直言不讳地承认说，是他决定采取这次营救 活动的，也是他决定取消的，责任完全在他。万斯国务卿由于对卡特总统营 救人质的决定“不能给予公开的支持”，故在营救行动前4天呈请辞职。4 月28日，卡特总统接受了万斯的辞呈。 美国国内和它的盟国，对此事件反应不一。有的表示可以理解，有的表 示同情或支持；但多数人表示吃惊，或表示不安，或表示反对，或对这次行 动可能产生的后果表示忧虑。许多亚非国家则认为，这是侵犯伊朗领土主权。 世界舆论热切希望，美伊双方采取明智和克制态度，尊重国际关系准则，通 过和平手段，妥善解决两国间的争端。 卡特总统费尽心机，不惜一切代价营救人质，本想借此行动挽回美国的 荣誉，满足部分公众殷切的要求，为他连任总统的竞选扫清障碍，结果反而 加速了他政治生涯的结束。 直到卸任前第四天，卡特总统还为争取人质获释作最后努力。 1981年1月16日，美国终于同伊朗达成释放人质的原则条件——发还 伊朗在美国的财产。 但是，由于电传往返上的技术性延误，直到1981年1月20日，新总统 里根就职典礼举行了33分钟时，被扣押的52名人质才登上飞机返回美国。 历时444天的人质事件，只有半小时之差没有能在卡特总统任期内解决，这 不能不说是一件使他遗憾终身的事，他不得不含恨离开了白宫。 （贺景白）
吉大港血腥之夜 1975年11月7日凌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街头又响起了密集的枪声。 四天以前，亲苏联的陆军参谋局长哈立德·穆什拉夫发动了一场政变，将陆 军参谋长齐亚·拉赫曼逮捕入狱。今天，齐亚·拉赫曼的部队又发动了一场 反政变，挫败了政变集团的阴谋。他们打开了国家监狱的大门，放出齐亚·拉 赫曼将军。 反政变部队占领电台后，齐亚·拉赫曼在广播里郑重向全国宣布：“在 目前形势下，孟加拉人民、陆军、海军、空军、步枪队、警察、自卫队和其 它人要求我作为军事管制执行官和孟加拉国陆军参谋长，暂时接管国家权 力。” 齐亚·拉赫曼1936年出生于孟加拉博格拉县的一个穆斯林家庭，学生时 代，他非常喜欢体育运动，尤其是喜爱足球、拳击和网球，锻炼出一副强健 的体魄。17岁高中毕业，便参军入伍，开始了戎马生涯。参加过印巴战争， 当时孟加拉国还属于东巴基斯坦。 1971年3月，东巴基斯坦爆发反对叶海亚军人集团的战争。3月25日， 已经晋升为陆军中校的齐亚·拉赫曼在吉大港举行了起义，宣布脱离巴基斯 坦，成立独立的孟加拉国。建国以后，他受到总统穆吉布·拉赫曼的重用， 被授予准将军衔，出任陆军副总参谋长。后来的几年中，这个国家又连续发 生两次政变，最后是齐亚·拉赫曼出来收拾局面。 1977年4月，总统赛义姆因健康原因辞职后，齐亚·拉赫曼得到绝大多 数的选民的支持，当选为孟加拉国总统。两年后，他宣布结束军管，他本人 也退出军界，完成了孟加拉国向文官政府的过渡。 齐亚·拉赫曼总统生活简朴，不吸烟，不喝酒。他办事讲究效率，他对 外奉行不结盟政策，以外交活动家的姿态频频出访，加强与邻国的关系。在 国内，他经常到偏僻的农村巡视，关心人民的疾苦，对不能尽职的地方官员 则非常严厉，因此有人称他为“仁慈的独裁者”。他不仅自己常到远离达卡 的省份主持省政会议，还敦促地方官员走出办公室，深入基层了解情况。为 了根除贪污，他要求议员、高级文官公布私产，并率先公布自己的财产。为 保持与军队的关系，他一直在军营安家。在孟加拉国人民的心目中，齐亚·拉 赫曼树立了一个“有力、诚实和献身的领袖”形象。 可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支持齐亚·拉赫曼，陆军驻吉大港第24师师长 曼苏尔·艾哈迈德少将对总统的不满至少可以追溯到1977年。那时，齐亚·拉 赫曼改组三军，免去了曼苏尔在陆军总部主管作战、情报、通讯的参谋局长 职务，并把他调往吉大港任第24师师长。曼苏尔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此后，他就开始酝酿政变的阴谋，扩充实力，安插亲信，网罗对总统不 满的分子。为了避免三军情报局派情报官来他的部队工作，他严令第24师情 报处下属的单位一律要向他负责，不许超越上级。 孟加拉国独立以后，三军内部存在一股被称为“自由战士”的势力，形 成这股势力的人都曾参加过孟加拉国独立解放战争，他们居功自傲，对自己 的地位不满足。曼苏尔利用这股势力，在军内挑拨，说拉赫曼排挤“自由战 士”，重用从巴基斯坦派遣返回来的孟加拉籍军官，以煽起对拉赫曼的不满。 曼苏尔经过三年处心积虑的经营，使24师的规模大大超过了其它各师， 实力相当于陆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一。这个师一共有四个旅，其中三个旅的旅
长都是他的亲信。团营一级指挥官和参谋都由“自由战士”派军官担任。因 而曼苏尔自以为羽毛丰满，可以行动了。 1980年12月，在他的直接指挥下，第69旅旅长穆赫辛丁准将、第305 旅旅长纳瓦兹上校、第65旅旅长拉希德上校及曼苏尔的侄子马布波中校等亲 信，制定了企图扣押和杀害拉赫曼总统的第一个行动计划：利用总统出席12 月20日的吉大港军事学院学员毕业典礼的机会。袭击总统住所。后来因为执 行这一任务的第10团未能及时到位，行动计划流产了。 一计不成，又施一计。 1981年初，曼苏尔及其亲信计划趁2月在科克斯巴扎举行三军演习之 机，将前来观看的总统和三军参谋长抓起来，逼总统交权。但这一计划也没 得逞。 1981年5月初，曼苏尔突然接到拉赫曼总统发来的命令，调他回达卡任 国防参谋学院院长一职。接到命令后，曼苏尔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他明白 这样一来，他手中的兵权将被解除，如不立即下手，他的整个“总统梦”恐 怕就要永远成为泡影了。 曼苏尔召集亲信紧急磋商，决定立刻发动兵变。他一面故意拖延执行调 令，一面加紧作政变准备。他秘密调集4000名忠于他的嫡系部队留驻吉大港 营地，以便随时出动。并公开宣布将在5月份进行夜间训练，实际上是搞政 变演习，同时也可以为政变之夜打掩护、麻痹军政各方。此外，他把一些认 为不可靠的军官调离吉大港，去其它防区值勤或强令他们到外地休假。 5月中旬，曼苏尔专门派遣亲信穆蒂乌尔中校去达卡，同总统的私人参 谋马夫兹中校进行秘密联系。这两个人是旧日的好友，他们在一起无话不谈。 密谈中，穆蒂乌尔透露了曼苏尔的政变计划，要求马夫兹中校给予支持，并 提供总统的行踪和日程。 马夫兹欣然同意加入政变集团，并透露总统将于5月27日去吉大港巡 视。 穆蒂乌尔果然不虚此行，兴高采烈地返回吉大港，向曼苏尔作了汇报。 政变前，国家情报部门已经注意到吉大港有些不祥之兆，保卫部门为总 统安全着想，曾建议总统取消吉大港之行。齐亚·拉赫曼认为不至于有多大 危险，吉大港是他常去的地方。他说：“如果曼苏尔敢下毒手，他也没有好 下场，肯定会被人民处死。”临行前，拉赫曼略加思索，指示：在他到达吉 大港时，曼苏尔不必参加迎送。 消息传到曼苏尔耳朵里，他认为事情可能已经败露，没有退路，不如来 个“先下手为强”。 吉大港位于孟加拉国的首都达卡东南，在卡拉富利河下游的右岸，人口 近90万，是这个国家的第二个大城市，有“孟加拉湾门户”之称。孟加拉海 湾波光粼粼，沿岸山丘草木茂盛，寺院和尖塔掩隐在椰林之中，自然环境优 美。作为全国最大的海港城市，吉大港市在孟加拉国经济生活中有着重要地 位。 5月29日上午9时，齐亚·拉赫曼乘坐专机离开达卡飞往吉大港视察。 总统一行住在政府宾馆。刚住下来，曼苏尔的亲信穆蒂乌尔就打电话给总统 私人参谋马夫兹中校，用暗语告诉他当天晚上动手，希望他里应外合，暗中 投敌的马夫兹自然一口答应。 午后，曼苏尔及其亲信做完星期五伊斯兰聚礼后，又开了一次碰头会，
再次研究落实了谋杀总统的行动计划和部署。曼苏尔听取了有关政变各项准 备工作的汇报后，认为，由于有了内线接应，就没有必要兴师动众使用大部 队，而改用从“自由战士”中挑选出来的可靠分子组成突击队去执行任务。 最后，曼苏尔斩钉截铁地说：“现在，行动的时刻已经到来。你们怎么搞， 使用什么家伙，我不管。我本人已下定决心，不成功，便成仁！” 那天，齐亚·拉赫曼的活动安排得十分紧凑。他上午抵达吉大港后不久， 就在宾馆召集执政的民族主义党部分常委开会，会议一直继续到下午2时， 接着，他分别会见了当地的社会名流。晚上，他处理完急件后便上床入睡。 他准备次日飞回达卡。 政府宾馆属于市区范围，安全保卫工作归当地警察负责。按规定在总统 下榻期间，要派166名警卫人员和便衣特工守卫，但在马夫兹的授意下，那 天的警卫人员减少了三分之二，只有57人。夜间，马夫兹还撤走了二楼总统 卧室门口的两名随身警卫，为政变集团谋杀总统扫清了障碍。 这一夜相当闷热，本来繁星灿烂的天空突然布满了乌云，雷声轰隆，电 光闪闪，接着便是瓢泼般的暴雨。急骤的雨点敲打着屋顶、树林和路面，天 黑得像要塌下来似的。 凌晨3点30分，在暴风雨和夜色的掩护下，由16名曼苏尔亲信军官组 成的突击队，分乘三辆汽车，从第24师师部出发，直奔宾馆。他们分成三个 小分队：第一分队埋伏在宾馆附近，负责切断向外的通道；另外两个小分队 向宾馆大门内发射了几枚火箭筒，墙壁被炸开几个大窟窿。突击队员趁硝烟 弥漫之际冲了进去。第二分队迅速占领底层，第三分队则冲上二楼，打死了 楼上的警卫。 穆蒂乌尔中校率先奔向总统的套房，猛击房门。齐亚·拉赫曼镇静地打 开门，挺身面对叛乱分子，厉声责问：“你们要干什么？”穆蒂乌尔手中的 冲锋枪“达达达”地响起来，总统应声倒地，随即便咽了气。 在这次夜间行动中，总统随行人员和警卫人员伤亡28人，突击队员只有 两人受伤。 曼苏尔·艾哈迈德和他的亲信得知突击队轻而易举地得手，总统已经死 了，当时欣喜欲狂。曼苏尔立即下令部署防范措施，增援战略据点，控制电 台、机场和港口，切断通向达卡的石油供应和部分通往达卡的道路。 5月30日上午8时，曼苏尔召集吉大港当地高级军政要员，通报总统已 经被杀，要求他们支持以他为首的“革命委员会”。大部分官员迫于威胁， 表示拥护曼苏尔，唯独海军和空军方面的领导人没有表态。 9时整，吉大港广播电台正式宣布齐亚·拉赫曼已死。以曼苏尔少将为 首的“革命委员会”接管政权，废除原有宪法，解除议会和内阁，对全国实 行军管。此外，吉大港电台还广播了一项公告，说曼苏尔已“命令”解除陆 军参谋长侯赛因·穆罕默德·艾尔沙德中将和其他八位将军的职务。公告动 员各地驻军“起义”，准备进军达卡，夺取最高领导权。 在这之前，在达卡的陆军参谋长艾尔沙德中将获悉总统遇害的消息，立 即通告总理、副总理和内阁部长等政府领导人。他们一起赶往陆军医院，请 住院养病的副总统阿卜杜勒·萨塔尔出院代理总统职务，主持政府工作，平 息曼苏尔暴乱。 75岁高龄的萨塔尔闻讯后，立即召开内阁和三军首脑紧急会议，讨论对 策。他们决定采取政治攻势和军事压力并举的方针，力促第24师内部分化，
迫使曼苏尔投降。 三军首脑和准军事的步枪队首脑、警察总监都表示效忠达卡政府，各政 党也都纷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曼苏尔发动叛乱、杀害总统的可耻行为。代总 统萨塔尔在达卡电台多次命令叛乱者必须尽快投降，否则武装部队将对他们 采取“最后行动”和“最严厉的措施”。萨塔尔还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 达卡等主要城市实行宵禁。中断一切对外联系，关闭领空。 陆军参谋长艾尔沙德一面调兵遣将，准备反击。一面发表广播电视讲话， 宣布吉大港驻军司令曼苏尔和他的四名旅长从军队中除名。呼吁叛乱部队士 兵离开吉大港兵营，到附近的其他部队兵营报到。他保证：反叛的军人只要 自首，都会有“完全安全的保障”。 艾尔沙德的讲话通过卡达电台反复播放，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叛军士 气很快就土崩瓦解了。5月30日，也就是发动政变的当天，第24师已有三 个团向政府投诚。炮兵团、第305旅等部队也相继倒戈。 5月31日上午，政府向叛军发出最后通牒。下午，第24师下级军官和 士兵已经失去控制，开始不听指挥了。政变集团头目开始惊慌起来。晚上， 曼苏尔通过电话向达卡陆军总部联系，表示愿意同政府和平谈判。陆军总部 断然拒绝和谈，命令他无条件投降。政变集团头目见大势已去，便各自开始 择路而逃。 6月1日凌晨2时，曼苏尔携带家眷，乘汽车向吉大港山区的孟、印、 缅边境仓皇出逃。政府军开进吉大港，以50万塔卡（约合3万美元）悬赏缉 拿叛乱首领曼苏尔——不论死活。 下午4时，吉大港警察在居民的配合下，在吉大港东南40英里靠近缅甸 边境的法蒂查理村的一片茶园里抓获了曼苏尔。同他一起被捕的还有一名旅 长和一位上校。当晚，曼苏尔被押到吉大港兵营，被一群怒不可遏的战士开 枪击毙。到此为止，以刺杀齐亚·拉赫曼总统为开端的短命政变宣告彻底失 败。 5月31日，首都达卡上万名悲痛的群众冒雨来到达卡体育场，为已故的 齐亚·拉赫曼总统祈祷。所有的政府领导人，包括反对党的领导人都参加了 这次祈祷会。代总统萨塔尔宣布将为齐亚·拉赫曼举行国葬，下半旗致哀40 天。 6月1日下午，正当叛乱首领在茶园内被抓获的时候，政府军在离吉大 港约24英里的工程学院附近一座挖得很浅的坟墓里，取出了齐亚·拉赫曼总 统的遗体，并立即用飞机运到首都达卡，经过处理后，把遗体停放在议会大 厦。 这一天，达卡数十万群众拥上街头，悼念齐亚·拉赫曼。人们把鞋脱掉 拿在手里，赤脚走路以表示对死者的敬意。一英里长的吊唁队伍蜿蜒在议会 大厦周围。已故总统弹痕累累的遗体，平躺在鲜花簇拥的木棺内。 6月2日，孟加拉国以最高军礼为齐亚·拉赫曼下葬，遗体被埋在政府 大厦附近的月牙湖畔。 参与政变的军人头目除了3人被打死外，另有17人在押。政府组成一个 以阿卜杜勒·拉赫曼为首的特别法庭，审讯那些对杀害总统负有刑事责任的 军人。1981年7月10日，包括穆赫辛丁·艾哈迈德准将在内的25名军官在 吉大港接受军事法庭审讯。9月23日，12名参与政变的军官以“反政府叛乱 罪”被处决。
（孙石夫）
日航特大空难 波音747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民航飞机。这种巨型喷气宽体客机载客量 极大，有550个座位，被誉为“空中客车”。它于1969年2月9日首次试飞 成功，为世界上民用航空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然而，令人遗憾的是，16 年后日航一架波音747的不幸坠毁，则在世界航空史上创下了单机失事死亡 人数最多的悲惨记录。 1985年8月12日傍晚18点12分，一架满载旅客的波音747宽体客机 呼啸着，从日本东京羽田机场跑道上腾空而起，向大阪方向飞去。 这架日本航空公司123班机上，载有505名乘客和19名机组人员，共 524人。其中，除11名外国乘客（包括4名香港乘客）外，其余全是日本人。 按照日本民间习俗，7月15日到8月15日期间是祭祀祖魂的日子，称 为盂兰盆节。在这期间，日本政府机关、企业和学校都陆续放假，许多人就 利用这个节假日外出旅游或回乡探亲。现在假日快结束了，因此机上的日本 人，除少数是忙于公务的企业界、文艺界人士外，大多数是合家外出后返程 的游客。 驾驶这架班机的正机长是49岁的高滨正实，副机长是39岁的佐佐木祐。 他们都是日航顶尖的驾驶员。高滨的飞行时间达12400小时，在日航任机长 已将近20年。佐佐木的飞行时间也达9000小时。他们的驾驶技术都是第一 流的。 班机上孩子比较多，飞机起飞不久，空中小姐就开始给小乘客们发纪念 品——玩具米老鼠。吉崎夫妇的不满10岁的三个孩子可开心了，他们一家5 口坐在机尾倒数第7排，是去东京度假后返回大阪的。 26岁的空中小姐落合由美坐在机尾部56—C的位子上，悠闲地拿着一本 杂志看了起来。她是在1979年1月到日本航空公司当航空小姐，1983年被 提升为机上的助理事务长。她与日航大阪分公司的落合可之结婚还不到一 年，此行是作为普通乘客，利用6天的加班假，去同很久没见面的丈夫团聚 的。 然而，机舱内平静而欢快的气氛很快被打破了。落合手中的杂志刚刚翻 了几页，就听到头顶上突然一声巨响。她惊恐地抬头望去，只见机尾顶部出 现一个直径约1．5米的大洞，机尾洗手间的天花板也跟着飞落在地，随后一 股浓浓的白雾便从洞口涌入机舱。与此同时，乘客座位上方的氧气罩自动垂 落下来，空中小姐通过广播要求旅客们戴好氧气罩。一旦飞机遭遇意外情况， 这些程序便自动进行。 此刻的时间是18点25分，飞机从东京羽田机场起飞后刚过了13分钟。 飞机已飞到大岛以西，爬到2．4万英尺的高空。也就在这时，东京空中交通 控制塔听到123班机的驾驶员在惊呼：“哎呀！出问题了。”两分钟后，控 制塔的雷达屏幕上也出现了表明发生紧急情况的密码信号“7700”。接着， 传来了高滨机长的呼叫声，他要求降低飞行高度，立即返回羽田机场。 东京空中交通控制塔接到123班机要求返回羽田机场的请求后，立即指 示该机调头向东返回。但是，在其后两分钟的雷达记录表明：该机并未向东， 反而是朝西北方向飞去；飞机不但没降低飞行高度，而且还从2．4万英尺上 升到2，49万英尺。东京方面再次指示123班机赶紧90°转向，但高滨机长 报告说：“飞机已经失去控制。”
实际上，问题出在该机的尾翼。那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正是包括飞机 方向舵在内的飞机垂直尾翼的大部分，在空中分解脱落时而发出的。垂直尾 翼是稳定飞机航向的重要装置，一旦失去，机头就会左右摇摆，飞机就像断 了线的风筝一样，操纵起来非常困难。但是，在驾驶舱内的高滨机长并不知 道尾翼已经失去，还以为是后机舱门脱落或是液压系统出了毛病，导致飞机 失控。 高滨和佐佐木用了几分钟时间，即到了18点31分才好不容易把飞机从 2．49万英尺下降到1.19万英尺。又过了三分钟，空中交通控制塔通知123 班机，其所在的位置是距名古屋机场72英里，问它是否愿意在名古屋机场降 落。高滨仍要求在东京羽田机场着陆，因为名古屋机场虽然近，但羽田机场 跑道长，安全设施完备，有利于应付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于是，高滨和佐 佐木沉着镇静地用飞机的辅助翼和升降舵来控制飞机，力图把123班机开回 东京羽田机场。 18点30分，机舱内氧气面罩内的氧气供应中断，这时客舱事务长才正 式宣布飞机发生了严重故障。乘务员指示乘客穿上救生衣，手扶椅垫，上身 伏在两膝之间，以应付将要面临的最坏事态。有的乘客因恐惧而手忙脚乱， 救生衣怎么也穿不上，落合由美便离开座位，去帮助客舱后部的几位乘客穿 好救生衣。 机舱内虽然没有出现骚乱，但人们的神情极度紧张。从飞机颠簸的剧烈 程度及机内出现的种种危急情况，不少乘客已预感到凶多吉少。 家住大阪箕面市的谷口正胜掏出一支铅笔，匆匆忙忙地在座位前的纸口 袋上写了几个字：“大阪箕面，真知子：要培养好孩子。谷口正胜，18点30 分。”似乎还怕不清楚似的，又将自己的汽车驾驶执照也放进了纸口袋。谷 口有两个儿子，一个读中学，一个才上小学。他此次是在东京出差，登机前 还给家里通了电话，说如果乘不上飞机，便准备第二天早上乘新干线回家。 后来他买到了一张退票，登上了123班机。 神奈川县藤泽市的河口博次，在飞机剧烈颠簸的情况下，艰难地在工作 日记本上写下了7页纸：“麻里子、津庆、知代子：你们要齐心协力，帮妈 妈干事情。爸爸实在太遗憾了，肯定无救了。原因不明，已经5分钟了。我 这辈子再也不想坐飞机了。你们求神灵保佑我吧。没想到昨天同你们吃的是 最后一顿饭。机内好像什么东西爆炸了似的，冒出了浓烟，飞机在急速下降。 津庆，拜托你了。孩子妈，遇到这种事令人遗憾，永别了，孩子的事全拜托 你了。现在是18点30分，飞机盘旋着急剧下降。到今天为止，我的人生是 幸福的，感谢你。” 18点45分，东京空中交通控制塔通知123班机，此刻它的方位在羽田 机场西北55英里处，东京羽田和横田两个机场都做好了准备，班机随时都可 以着陆。然而，因飞机发动机的声响太大，高滨机长竟没听到地面控制塔的 指示。飞机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 天色渐渐晚了，家住东京都奥多摩町的山崎启一突然听到飞机的轰鸣 声。他抬头一看，从西南山谷低空飞来一架巨大的民航飞机。这令他大吃一 惊，因为这一带从未有民航飞机飞过。那飞机左右摇摆，像个醉汉晃晃悠悠 地掠过他头顶，朝甲武信岳的方向飞去。因为情况特别异常，他猛地意识到 飞机可能会坠毁，便拿起自己随身带的照相机，将这架即将遭到不幸的飞机 摄入了镜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