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icky” Dick Nixon and Trickier Rockefellers
“狡猾的”尼克松和更狡猾的
洛克菲勒兄弟
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粮食与石油一起成为美国维持新经济霸权中的关键支柱。主导全球粮食市场与主导全球石油市场和武器市场一样，成为华盛顿政策的核心。1973年的世界粮食危机成为美国新粮食政策的标志性事件，当时国际市场粮食价格和石油价格 都以300％～400％的速度上涨。在粮食危机中，美国的六家跨国公司控制了世界粮食储备的95％，华盛顿和粮食巨头间的紧密联系成为美国粮食武器的核心。通过美元贬值和破坏发展中国家粮食生产能力，美国不断巩固自身高效农业市场的优势地位。作为世界 上最大的粮食供应国，通过控制世界粮食供应及价格，美国的地缘政治权力获得持续的战略性增长。在整个美国粮食政策制定和世界粮食结构重塑过程中，洛克菲勒家族及其培养的政治精英基辛格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美国在越战时期掉转船头
1969年1月，当理查德·尼克松入主白宫的时候，美国正陷入深深的危机之中。但是极少数精英分子把这次危机看作千载难逢的机会。当然，绝大多数美国人对此都不敢苟同。
接下来的六年里，在尼克松主政下美国经历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军事上的重挫——越南战争的失败。成千上万的美国学生涌向华盛顿 游行示威,抗议这场看似毫无意义的战争。应征入伍前往越南的美国新兵士气空前低落，士兵们吸毒成性，被激怒的反叛士兵在战场上“故意打伤”或杀掉他们的连长。成千上万的美国青年被装在尸体袋里“荣归故里”。当时，五角大楼还允许媒体拍摄运回国 的战死士兵的照片。
美国经济遭受严重的打击。美国战后的优势第一次面临被西欧和日本新兴的更有效率的工业所赶超。截至1969年尼克松执政时，由于外国与美国的贸易顺差日益增加，外国中央银行要求用黄金,而不是美元支付，这导致美元陷入了极端的危机之中。战后美国公 司的利润率在1965年达到顶峰，而现在开始逐年下降。
美国公司发现走出国门收购外国公司可以赚取更多的利润。这是美国公司跨国发展的重要开端，也是后来全球化现象的前导。美国的传统国内工业纷纷削减工作岗位，曾经繁荣昌盛的钢铁制造业陷入了严重的衰退之中。战后美国的优势支柱产业正在迅速消失。
美国工业一片破败凋零景象，二战前和战时建立起来的工厂与西欧和日本战后建立的新兴现代工业相比,已显得过时陈旧。美国企业面临严重的衰退，银行四处奔走也很难找到可获利的领域来开展信贷业务。
从1960年到1974年，债务在美国经济的每一个角落中以爆炸式的速度增长。截至1974年，公司债务、房屋抵押债务、消费债务和地方政府债务增长了300%。在同一个15年期间，美国政府的债务更是增长了1000%。截至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无论从传统上任何角 度来衡量都已经陷入了深深的危机之中。也难怪世界对美元能否继续稳定与黄金的比价越来越怀疑了。
自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后25年内，由美国权势集团一手创建的、主导世界事务的“美国世纪”的模式正面临着一些根本性问 题，这些问题引发了美国权势集团和最富裕的家族着手进行大胆的新探索，以寻求新的利润领域。
粮食，或者换一种说法——美国的农业产业，与更为昂贵的石油一起将成为60年代美国新的经济霸权中的关键支柱。这是美国权势集团在战略上发生的重大转变。
越南战争及其造成的美国社会四分五裂的影响一直延续到1974年8月尼克松总统灰溜溜地辞职,尼克松完全是美国权势集团内部斗争的一个牺牲品。
在政治游戏中，历史上没有任何人能与纽约州前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相提并论。他曾拼命地想当总统。在尼克松危机期间，纳尔逊·洛克菲勒的主要目标就是登上总统宝座。洛克菲勒与他的兄弟戴维、劳伦斯、约翰和温思罗普一起经营着他们的家族基金会— —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及数量庞大的其他免税机构，如洛克菲勒兄弟基金。
在危机四伏的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权势集团中的某些有影响力的人物已经清醒地决定,必须有条不紊地对美国的全球政策方向做出重大调整。
20世纪60年代，洛克菲勒家族是美国权势集团的权力中心。60年代时，这个家族和家族的各种基金会以史无前例的方式控制着智囊团、学术界、政府和私人企业。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是他们一手栽培起来的，20世纪50年代后期基辛格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受 聘于洛克菲勒基金会，为一个新项目工作。
戴维·洛克菲勒的“民主的危机”
美国权势集团内部的小圈子对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霸权面临的危机做出的回应是对全球经济进行重新分赃，首次邀请日本加入“ 富人俱乐部”。
1973年，在一个由洛克菲勒兄弟亲自挑选的,来自欧洲、北美和日本的约300名有影响力的“朋友们”参加的会议之后，戴维·洛克 菲勒扩大了他的权势集团朋友们的影响力，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新的全球政策圈子——三边委员会。这里的“三边”指欧洲、北美 和日本。
1973年三边委员会成立时的成员包括兹比格涅·布热津斯基、佐治亚州长和花生种植者詹姆斯·厄尔·“吉米”·卡特、老布什、 保罗·沃尔克（后来被卡特总统任命为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和埃伦·格林斯潘——他当时是华尔街的一名投资银行家。成立这个 委员会并不是权宜之计。
建立一个包括西欧以及第一次包括日本的政策精英在内的、与美国对外关系理事会类似的新型高级机构这一想法，源于戴维·洛克菲勒和他的缅因州邻居布热津斯基的多次交谈。布热津斯基当时是哥伦比亚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的教授,洛克菲勒基金会慷慨资助 的对象。
布热津斯基当时刚刚写完一本书,书中他提出通过少数欧洲、北美和日本的商业精英参与的一系列非公开的定期会议来加强美国公司和银行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
他个人的观点与美国传统的民主和自由并不契合。在这本于1970年出版的鲜为人知的书《两个时代之间：美国在技术时代中的作用》中，他把美国重要的政治人物看作“统治精英”。书中他直言不讳地说：“社会应由一些精英人物主导……这些精英人物要毫不 犹豫地运用最先进的技术来影响公众行为和保持对社会的严格监督控制，从而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戴维·洛克菲勒选择布热津斯基作为洛克菲勒三边委员会的第一任执行主席。
建立三边委员会这样一个私人的、非公开的精英组织,其目的是为建立相互联系的国际精英网络的全球新战略奠定基础。委员会的很多成员是洛克菲勒家族的商业伙伴，他们的政治、经济、金融实力加起来在世界上无可匹敌。委员会的野心正如后来老布什所提 出的,就是建立“世界新秩序”,这就是洛克菲勒家族和与其同流合污的富人利益集团的如意算盘。三边委员会为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全球化”奠定了基础。
戴维·洛克菲勒的三边委员会发表的第一份政策文件是由哈佛大学的教授塞缪尔·亨廷顿起草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撰写了一篇备受争议的论文《文明的冲突》，这篇论文为后来小布什执政期间发动反恐战争奠定了基础。
1975年，亨廷顿的报告题为《民主的危机》。
对亨廷顿和戴维·洛克菲勒在三边委员会中的权势集团朋友们来说，他所指的“危机”是指成千上万的美国普通民众开始反对政府 的政策。因此，美国，或者至少说权势精英们受到了威胁，亨廷顿将这一现象称为“过度民主”。对于亨廷顿和戴维·洛克菲勒周 围的精英们来说，那些不守规矩的“本地人”显然变得太“不安分”了。
亨廷顿在论文中还警示道：“民主政治体制的有效运行通常要求一些个人和团体一定程度的冷漠与不参与。”他还说：“保密和欺 骗……是……政府的不可避免的属性。”
民主政府由于受到一些不可预知的群众情绪的压力而具有不可靠的性质，这样一来就需要亨廷顿和戴维·洛克菲勒的三边委员会身边的小圈子发挥智慧,将国有企业私有化、解除行业管制。政府解除管制和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实际上开始于卡特总统执政时期。吉 米·卡特是戴维·洛克菲勒亲自栽培起来的总统候选人，也是三边委员会的创始人之一。
当时,美国的境况已经不再是《美丽的亚美利加》歌中唱的那样了。这份文件就是美国的权势集团和他们那些富有的守护者发出的警告。特殊时期需要特殊的措施。
基辛格与粮食政治
亨利·基辛格是洛克菲勒家族一手栽培起来的得意门生，截至1973年，美国的外交政策一直由他完全掌控着。
基辛格当时身兼国务卿和总统国家安全顾问二职，他将粮食和石油地缘政治作为他外交政策的核心。
随着二战后“冷战”的来临，粮食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虽然不处于核心位置，但是仍然具有战略地位。粮食政策通常被华丽的辞藻所掩盖，听起来十分入耳，例如“粮食换和平”计划（《480号公共法案》计划）。华盛顿声称其粮食出口补贴是受到了来自国内农民的压力。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这只不过是用来掩盖真相的借口而已，而真实情况是美国农业正处于由家庭式小农场向国际农 业综合企业巨头主导的大农场转型的过程中。
主导全球粮食贸易与主导世界石油市场和主导非共产党国家的武器市场一起，成为战后华盛顿政策的核心。据报道,亨利·基辛格对一位记者宣称：“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
20世纪70年代初期，华盛顿，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通过像基辛格这样的人控制华盛顿政策的非常有势力的私人小圈子，包括洛克菲勒家族，决定通过令人望而生畏的欺骗手段同时得到鱼和熊掌。
最初，农业更多地被华盛顿当作打压其他国家的大棒。20世纪70年代初，粮食政策开始发生重大变化，这是导致90年代农业-化学卡特尔发动的基因革命的先兆。
美国新粮食政策出台的标志性事件是1973年的世界粮食危机，这与由基辛格的“穿梭外交”引发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将世界 油价抬高400%的事件发生在同一时期。世界油价的上涨和世界主要粮食的短缺犹如雪上加霜,成为华盛顿作出重大政策调整的温床。这一政策转变被贴上了“国家安全”秘密的标签。
1974年，联合国在罗马召开了一次重要的“联合国世界粮食大会”。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两个议题，这两个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 美国倡导的。第一个议题是所谓的粮食短缺背景下世界人口的惊人增长（这只是一面之词）；第二个议题是如何应对世界粮食供应的突然变化和粮食价格的上涨。当时国际市场上的油价和粮价都以每年300%～400%的速度上涨。
粮食危机带来的一大好处（如果不是蓄谋已久的话），就是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粮食供应国控制世界粮食供应,进而控制全球粮价的地缘政治权力获得了战略性增长。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新的联盟成长起来，即美国政府和美国的私营粮食贸易公司的联盟。这个 联盟的建立为日后的基因革命奠定了基础。
“粮食浩劫”
美国国务卿基辛格通过玩弄权术控制了传统上由美国农业部主管的美国农业政策。他在罗马粮食会议的前几个月,通过与苏联进行以粮食换石油的谈判攫取了这一权力。
在基辛格的安排下，苏联同意向美国购买3000万吨粮食。这个数量如此之大以至于政府寻求嘉吉公司等私营粮食交易商的帮助，而不是动用政府粮食储备，向苏联出售其所需的粮食。这是基辛格计划的一部分。基辛格的一位助手当时解释说：“农业政策太重要 了，不能交由农业部掌管。”
向苏联出售的粮食数量太大了，几乎将世界上的粮食储备一扫而空，这使得粮食贸易公司在几个月内将小麦和大米价格提高了70% 多。小麦从65美元一吨涨到了110美元一吨。大豆的价格翻了一番。同时，印度、中国、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澳大利亚等国因 严重的旱灾导致粮食减产。就在这个世界急需进口粮食的当口，华盛顿准备乘虚而入，全面改变世界粮食市场和粮食交易状态。
鉴于向莫斯科销售粮食过于“友好”的条件和那年在这次销售中支付给美国农民的低价格，这个交易被称为“粮食浩劫”。基辛格 在与苏联谈判的时候，以美国进出口银行的贷款和其他补贴作为诱饵促成了这笔交易。
这场交易最大的赢家是嘉吉、ADM、邦基和大陆谷物等美国粮食贸易商，他们是真正的全球农业综合企业巨头。基辛格的新粮食外交政策第一次形成了全球性的农业市场。美国权势集团,尤其是基辛格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世界所有地区的霸权和控制的企图。
1974年，整个世界在油价上涨400%的冲击下蹒跚而行。在这个冲击中，基辛格在幕后做了不止一点点手脚。
这一时期当世界油价几近冲顶的时候，世界很多地方都遭受了粮食歉收的灾害。苏联当年的粮食收成也由于农作物歉收等原因而备受打击。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小麦和其他农业商品盈余的供应国。这标志着华盛顿农业出口政策的重大转折。
1974年初,基辛格是美国国务卿兼国家安全顾问。当时的美国农业部长厄尔·巴茨是农业综合企业的朋友，他大力鼓吹人口控制。他因针对黑人的种族歧视言论而丢了饭碗，后来还因偷税漏税锒铛入狱。
美国《时代》周刊在1974年11月11日对世界粮食危机做出了总结性专题报告，揭示了美国权势集团偏爱治疗类选法战时根据伤员的受伤程度安排治疗顺序的方法。——译注的原因：
在西方，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谈论治疗类选法……如果美国认为因受援国未能就控制人口和改善粮食分配采取措施,而使美国认为对其援助等于打水漂，那么美国不会给予这个国家任何帮助。这个政策可能是残酷的，但是这可能是施加长期影响的唯一办法。这种 治疗类选法也可能要求政治上的让步……华盛顿可能会觉得没有义务去帮助那些始终强烈反对美国的国家。正如厄尔·巴茨这样对《时代》说：“粮食是一种武器。现在粮食是我们在谈判时所用的最主要的工具之一。”
其实提供粮食并不是真正的武器。拒绝提供粮食造成的饥荒才是真正的武器。
“在罗马……”
冷战期间，华盛顿一直对建立国际共管的粮食储备持反对态度。世界粮食储备实质上的枯竭促成了1974年在罗马召开的联合国世界粮食大会。1972年全世界粮食歉收状况异常严重，世界粮食储备只有209亿吨，相当于66天的存量。1974年世界粮食产量达到历 史最高纪录，然而世界粮食储量却减少到2500万吨原文如此。——译注，或者说37天的存量。1975年粮食获特大丰收后预计粮食储备只达到27天存量。
问题就出在丰收的粮食落到了少数几家贸易巨头的手中，它们都是清一色的美国公司。这就是当基辛格提出粮食就是武器的言论时，他头脑里的基本概念。
乔治·麦戈文当时是参议院人类营养委员会主席。他说道：“私营贸易商在交易中可以以最快的速度将投资转化成利润……实际上，私人手中的储备根本不是储备。正是这种市场机制导致了我们今天面临的局面。”
麦戈文的这番言论并不受美国的权势集团欢迎。因此，他与尼克松在1972年竞争总统时注定以灾难性的失败而告终。粮食交易巨头们操纵着粮食供应，蓄意抬高价格。由于美国政府不要求提供精确的粮食报告，只有嘉吉和大陆谷物公司等粮食巨头了解他们到底 有多少粮食储备。
詹姆斯·麦克黑尔是宾夕法尼亚州的农业局长，他曾在1974年的罗马粮食大会上呼吁建立合理的国际粮食政策。他指出：当时世界上95%的粮食储备都在六家跨国农业综合企业的控制之下，这六家公司是嘉吉谷物公司、大陆谷物公司、库克工业公司、达孚公司 、邦基公司和ADM公司。所有这六家公司都是美国公司。
华盛顿和粮食巨头之间的联系是基辛格粮食武器的核心。国际食品工作者联合会的让·皮埃尔·拉维克曾在罗马粮食大会上提到粮食行业的六大巨头，他说：“他们决定生产粮食所需关键投入的数量、购买农产品的数量，决定在哪里建厂、在哪里投资。商业化农业在过去十年增长迅速……与饥饿和食品短缺的增长成正比。”
接下来的十多年发生的事情远远超出拉维克1974年的警告。美国准备通过私人企业,以赢利为目的等手段重组全球粮食市场，为20 世纪90年代的基因革命铺路。
洛克菲勒利益集团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在接下来的20年重塑世界农业结构的过程中扮演了无与伦比的决定性的角色。
尼克松的农业出口战略
由美国主导的全球粮食和农产品市场的形成是美国于70年代初尼克松执政时期开始的长期战略的一部分。1971年8月，尼克松取消了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元与黄金兑换的规定,使美元与黄金脱购。他放任美元随意贬值，或者说——自由浮动。这个新规定 是保证美国粮食在欧洲和全世界的出口更具竞争力的战略步骤之一。
自由贸易是尼克松执政时期的政治口号。嘉吉公司、大陆谷物公司、ADM公司成为这一阵营中的新成员。
1972年威廉·皮尔斯成为尼克松的大使级贸易谈判特别副代表。他曾是总统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政策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国际贸易和投资政策委员会是以IBM前总裁阿尔伯特·威廉姆斯为主席的一个特殊的贸易团体,当时皮尔斯是嘉吉公司主管公共事务的副总裁。
毫不奇怪，皮尔斯做到了将威廉姆斯领导的委员会报告的最后一稿提交给总统,该报告建议美国应该给其他国家施压，以消除妨碍美国农产品进口的农业贸易壁垒。这份报告同时还反对那些支持“低效率农民”（皮尔斯的口头禅）的政策。总之，皮尔斯做到了 让威廉姆斯的报告重点讨论如何扩大美国的粮食出口问题。
几年后，嘉吉的副总裁沃尔特·B桑德斯在新奥尔良召开的美国粮食与饲料协会组织的会议上说：“农业政策的基本问题可以追 溯到50年前，人们一直相信保护农业收入的最好办法是将其与价格联系起来……事实上收入必须更多地依赖于生产效率、收入来源的多样性、更好的营销和更大的规模，而不是单位价格。”换句话说，就是家庭式经营的农民必须赶紧撤出农业，让新的农业综合企业巨头来主导农业。
这一政策的转变是在美国所标榜的“效率”的信条下进行的，这一转变在接下来的30年中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
嘉吉公司的皮尔斯认为美国的农业具有规模和效率、技术和资本等优势，这些优势使它成为世界粮食出口的老大。按照他的观点, 像欧共体这样保护本国农民利益的地区和国家都是在保护“低效率”。华盛顿决心打垮“欧洲共同农业政策”，该政策是法国战后 政治稳定的脊梁。
威廉姆斯和皮尔斯的报告运用了全球安全保护伞的观点，报告指出，“我们今天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来源于美国作为非共产主义世界 的主要力量所承担的海外责任。”然而，在报告中他忘了提到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刻意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的背景。这一虚伪的 观点只不过是美国向其他国家施压，来为嘉吉等农业综合企业巨头打开市场找到的一块遮羞布，其目的就是让其他国家为美国在冷战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做出的“牺牲”“埋单”。
皮尔斯提出的战略成为1972年尼克松“新经济政策”的核心部分。两年后，嘉吉公司的皮尔斯进入总统的“经济发展委员会”，协 助总统制定美国的国内农业政策。在委员会中他的目标就是消除美国农业中“过剩的人力资源”，使成千上万的家庭式农业经营者 破产，为大型农业综合企业的发展创造空间。后来他又回到了嘉吉公司，积极践行少数私营企业和它们赖以生存的政府部门之间的 “旋转门制度”。
尼克松执政期间采用的皮尔斯战略是披着面纱的粮食帝国主义。欧洲、日本和其他工业化国家都应该放弃本国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为美国成为世界粮仓开辟道路，这才是世界资源“最合理的”应用。别的玩意儿都是“低效率”。
华盛顿可以应用英国“自由贸易”的经典论点。英国自1846年废除了《玉米法案》后开始实行“自由贸易”，在清除了针对弱小竞 争者的贸易保护措施后，处于主导地位的经济和贸易强国都得到了好处。
皮尔斯的战略，更准确地说是嘉吉的战略，其目的在于制定美国今后30年的贸易政策。这个战略在培养美国的几家大型农业化学公司通过应用转基因植物、获得掌控世界种子和农药市场的能力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皮尔斯认为，为了成为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农业生产国，传统的美国家庭式农业必须为农业生产的重大革命让路。家庭式农场将变成 “工厂式农场”，农业也将变成“农业企业”。
威廉姆斯委员会相信：为了执行这样的“自由贸易”政策，美国农业必须转变为高效率的出口型产业，废除国内旨在保护农业收入的政策，转向以“自由市场”为导向的农业。这个观点得到了农业综合企业的普遍支持，纽约的大型银行和投资公司也赞同这一观点,它们将新兴的农业综合企业视为华尔街股票投资的潜在“热点”。这项政策成为尼克松时期美国农业政策的基石。
农业综合企业和嘉吉、ADM等国际贸易巨头为美国农业政策设置了优先顺序。美国农业自给自足的传统观念被一个简单的格言所取代：对嘉吉和粮食出口贸易公司有利的政策就是“对美国农业有利”的政策。家庭式农业经营者和他们的领头人——参议员乔治· 麦戈文——一起在这一轮重新洗牌中迷失了方向。
1971年8月，通过使美元贬值和推行新经济政策，尼克松迈出了实施新出口政策的第一步。正如美国粮食与饲料协会主席所描述的那样，“新经济政策由于美元贬值赋予了美国农业以优势地位，这至关重要。”
皮尔斯进一步提出,贫困的第三世界国家应该放弃在小麦、大米和其他粮食以及牛肉等方面的自给自足，集中精力生产水果、蔗糖和蔬菜。第三世界国家应该进口更多的“高效率”的美国粮食等商品，这些商品自然而然是由嘉吉定价和运输，发展中国家可通过出口蔬菜和水果来支付所需的费用。这就为今后30年对发展中国家实施战略性控制——控制他们赖以生存的粮食——铺平了道路。
皮尔斯和嘉吉公司十分清楚，当一个贫困的欠发达国家放松粮食进口管制，为大规模生产的美国产品敞开大门的时候，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经济学家JW史密斯这样描述这种状况：
位于广阔田野上的高度机械化的农场可以生产出的粮食,其价格比劳动力最为廉价的第三世界国家还要低。当把这些廉价的粮食卖给或送给第三世界国家的时候,当地的农业经济就遭到了破坏。如果第三世界国家贫困的失业人口获得了土地、工业化的作业工具 并受到反倾销措施的保护,他们就可以生产出高蛋白和高热量的农作物,而且在粮食方面可以自给。开垦土地、充分利用失业人口对于这些国家来说成本几乎等于零,而且能解决人民的温饱,这比购买所谓的“廉价”进口粮食要省钱得多。
但是,这样一个合理的选择是绝对不允许的。尼克松政府不宣而战,发动了一场为美国“高效”粮食出口创造崭新的巨大全球市场的 战争。着手破坏发展中国家国内粮食生产是他们打响的第一枪。与此同时，尼克松也利用关贸总协定（GATT）这个二战后的贸易机制，来推进这个全新的全球商业化农业的出口计划。
在1972年的尼克松政府中，嘉吉公司的皮尔斯任白宫贸易副代表，皮特·弗拉尼根任国际经济政策委员会主席。他们俩为即将召开的关贸总协定多边贸易和关税谈判制定了谈判策略。他们下一阶段控制世界农业市场的主要目标是欧共体的“共同农业政策”。
20世纪50年代后期欧洲经济共同体创立时，共同农业政策围绕着保护性关税而酝酿出台，目的在于防止美国的粮食和其他农业产品的倾销伤害到二战后脆弱的欧洲市场。
皮尔斯1974年说服国会通过了贸易改革法案，该法案要求美国的谈判代表通过美国在工业方面的让步来换取外国在农业方面的让步。这一举措加速了美国许多传统工业的衰退，例如钢铁工业，在美国东北部衰落的钢铁工业“铁锈地区”,失业和无家可归的人群 随处可见。钢铁工业在当时被称作“夕阳产业”，而商业化农业则是当时的“朝阳产业”。
“粮食武器”
基辛格在嘉吉公司和其他粮食贸易集团的支持下开始了他的侵略性粮食外交政策，他把这种政策称为“粮食武器”。苏联的“粮食 浩劫”就是他在外交政策中应用粮食武器的范例,又称为“胡萝卜”政策。另一个例子是他在越南战争时动用了《480号公共法案》 。
随着民众反对越战的呼声日益高涨，国会也受到了这种情绪的感染，政府发觉很难通过国会向南越政权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国会对援助加以限制，白宫正在寻找绕开国会干预的办法。一个办法就是通过美国主导的多边机构来提供援助，另一个办法就是利用粮 食援助来实现美国的外交与军事目标。
《480号公共法案》不受国会年度拨款审查的约束，因此尼克松可以从农业部商品信贷公司借到25亿美元。这个机构也是多年后为萨达姆·侯赛因秘密输送军事援助的渠道。随着商业市场的繁荣和政府储备的萎缩，农业部不再需要应用《480号公共法案》来处 置盈余的粮食。国务院在选择援助对象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基辛格的信条无疑是“回报朋友，惩罚敌人。”
《480号公共法案》成为印度支那战争的直接军事补助。1974年初，对南越当局的粮食援助总值达到207亿美元。当国会把经济援助砍掉20%的时候，白宫把《480号公共法案》的配额增加到499亿美元。基辛格还增加了一个特别条款，允许南越和柬埔寨各自 得到100%的金额,用于直接的军事用途。
后来，国会在1974年通过一项修正案，规定将70%的粮食援助用于联合国遭受“最严重影响”的名单上的国家，基辛格试图让联合 国把南越也列入这个名单，但是未能得逞。最后，白宫通过将《480号公共法案》的援助金额从10亿美元增加到16亿美元,从而绕开了国会。
接下来基辛格把他的粮食武器对准了智利。
在萨尔瓦多·阿连德的社会主义政府开始在智利执政并推行一系列的经济改革时，《480号公共法案》就像美国对智利的其他援助一样被中止了。这是基辛格的命令。后来，当美国支持的军事独裁者奥古斯托·皮诺切特执政时，这项援助才重新启动。
1973年，基辛格对阿连德精心策划了一系列的政变行动，而粮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右翼的智利富裕地主破坏粮食生产，使粮食进口量成倍增长，耗尽了智利的外汇储备。这使得智利很难得到进口的粮食。接踵而至 的粮食短缺使中产阶级十分不满。阿连德向美国请求粮食贷款，但被美国国务院拒绝了，尽管这应该归美国农业部来管。基辛格把这项权力从农业部长厄尔·巴兹手中给偷了过来。
1973年的军事政变过后，美国对智利的粮食援助由皮诺切特政府直接在国内市场上出售。但是，剧烈的通货膨胀和购买力的下降使得出售的粮食没有惠及到广大劳动群众。军方是出售粮食最大的受益者，因为粮食援助的流入缓解了军队的资金短缺，军方可以匀 出一些资金来购买武器。当时智利是美国武器的第九大进口国。
回到1948年冷战刚刚开始的时候，华盛顿正积极筹备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NATO）。美国国务院高级计划官员、“遏 制”苏联的政策制定者乔治·肯南在一份写给国务院的绝密备忘录中写道：
“我们拥有世界50%的财富，但人口只占世界的63%。亚洲人民与我们之间的差距尤其显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成为忌妒和仇恨的目标。下一时期我们的真正任务是设计一种在不危及我们国家安全的情况下允许我们保持这种差距的关系模式。为了做到这 一点，我们不得不摆脱所有的多愁善感和白日做梦，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国家最直接的每一个目标上面。我们不能自欺欺人,在世界各地干那些毫不利己、乐善好施的事情，这对我们来说太奢侈了。”
20世纪70年代初期，这番关于美国在全球地位的如此冷酷客观的评价很对亨利·基辛格的胃口，他信奉的是不动任何感情的均势“ 现实政治”。尼克松还给基辛格下达了一个任务,让其领导一支高度机密的政府专门小组,研究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及其与美国国家安全的关系。
这个秘密的专门小组背后的动机来自约翰·D洛克菲勒和洛克菲勒人口理事会。其核心的理念可以追溯到1939年对外关系理事会的“战争与和平研究项目”负责人伊赛亚·鲍曼。减少全球人口和控制粮食将成为基辛格领导下的美国战略性政策。这也将成为美国应对全球战略威胁、不断从发展中国家获取廉价原材料的全新的“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