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eful War and Peace Studies
左右未来的战争与和平研究
早在20世纪30年代，以洛克菲勒家族为代表的美国东海岸权势集团就开始勾画“美国世纪”的新愿景，其核心是在战后把美国变成 全球商业帝国，因为他们发现主宰国外巨大的市场可以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利润和权力，他们更意识到像英国等老牌帝国那样采用军事控制殖民地的代价过于昂贵。洛克菲勒家族敏锐地意识到以“商业化农业”来主导全球农业市场的新模式，通过种子和化肥的输 出，美国对全球农业技术的主导地位迅速成为美国政府在外交政策中的一件重要武器。特别值得关注的是，1952年到1979年间每个担任美国国务卿的人都曾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领导层工作过，这足以解释为什么洛克菲勒家族对美国政府有如此大的影响力，也揭 示了在美国“国家利益”名义下实现其家族利益的实质。
为建立战后帝国做准备
就在美国即将在二战中大获全胜之际，美国的一些大公司和银行就明显地意识到美国的市场太小，容纳不下他们的野心。在他们看来，美国的“天定命运”就是无限度扩张美国的势力，做全球性的大买卖。美国在一战中轻而易举地获胜，通过凡尔赛和约在欧洲坐收渔翁之利，大大地刺激了他们的胃口。
美国权势集团中的主要政策制定者们在1939年下半年德国入侵波兰数周之前,私下里组建了一个有高度影响力的政策小组，这是在珍珠港事件直接导致美国参战整整两年之前的事情。这个秘密小组的任务很简单：就是基于世界大战即将到来，美国将在战争废墟 中崛起成为主导世界的强国的这一设想，制定美国战后的经济和政治目标。
这个政策精英圈子叫做纽约对外关系理事会“战争与和平研究组”，这个小组有效地承担起了美国国务院所有战后规划的重要任务 。1942年后，大多数小组中的成员都被不露声色地直接列入了国务院的工资名单。
当然，这个小组的工作是由神通广大的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在1939年11月到1942年下半年这段时间中，洛克菲勒基金会通过战争与和平研究小组向草拟战后美国经济霸权的议程这个项目捐助逾35万美元。当然，这项投资也像该基金会的其他投资一样，日后 的回报数以千倍。这个议程定义了战后美国的全球商业帝国。
20世纪30年代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当大多数美国人还在“大萧条”的重创下苦苦挣扎的时候，一小撮商人和他们在耶鲁、哈佛、普 林斯顿、约翰·霍普金斯等私立大学中的学术同伙,以及华尔街主要律师事务所的一些高级合伙人,都在为新的“泛美时代”做准备 。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在英帝国的“泛大不列颠时代”摇摇欲坠的时候巩固美国的实力，取而代之。
这些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大多是纽约对外关系理事会中的精英。与英帝国不同，他们称霸全球的美国愿景是基于经济目标，而不是实际拥有一个殖民帝国。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进步”，这样一来美国企业巨头就可以高举民主和支持“备受压迫的殖民地人民”的人 权的大旗，以支持“自由企业”和“开放市场”的名义，来掩盖他们的利益。
对外关系理事会的这个专门小组所代表的并不是所谓的民主。他们代表的是一小撮美国企业精美及其律师事务所的利益，这一小撮人早就在全世界开疆拓土，扩展了他们的利益。对外关系理事会的企业家成员个个卓尔不凡，可不是无名小辈。
对外关系理事会是1919年5月凡尔赛和会期间在巴黎马杰斯提酒店召开的一次专门会议上成立的。出席这次会议的有JP摩根银行的代表(其中包括托马斯·拉蒙特)、洛克菲勒家族标准石油公司的代表以及一些精英人物，如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顾问爱德华 ·豪斯上校。会议还邀请了一部分英国朋友，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塞西尔·罗得斯塞西尔·罗得斯，英国政治家、殖民者。——译注 的秘密圆桌小组的成员。会议讨论了建立民间的机构网络,为双方政府的外交事务提供“意见和建议”。
一战时期，美国有影响力的几个银行和公司很少走出国门,大多数公司的总部设在东海岸的纽约，被称为东海岸权势集团。一战后，这个权势集团实际上的总部就是设在纽约的对外关系理事会。对外关系理事会的首批资助者包括JP摩根、约翰·D洛克菲 勒、金融家奥图·卡恩、伯纳德·巴鲁克、雅各布·希夫和保罗·沃伯格，这些都是当时美国商界最有权势的人物。
这个精英小组通过游说国会通过一系列法案，使他们在反垄断以及其他美国政府的反托拉斯限制中得到豁免权，为他们进军国际市场提供了法律保障。
1918年国会通过了《韦布-波密伦法》，为“直接有利于出口活动”的企业垄断提供了反托拉斯法的豁免权。标准石油公司是这项 法案的主要受益者。1919年国会通过了《艾奇国际条例》，这个法律为“从事出口活动和资本输出”的美国银行提供了同样的反托 拉斯法的豁免权。纽约的大通银行、国家城市银行和JP摩根是这项法案的主要受益者。而且，在1920年的美国钢铁公司兼并案中，最高法院裁定，造成对几乎整个市场控制的兼并行为“并不违背公共利益。”20世纪20年代,美国海外利益的核心就是洛克 菲勒家族及摩根家族的大银行和石油利益集团。
这些国际性大公司和大银行的领导人已经活生生看到了在接管欧洲殖民地的烂摊子中蕴藏的巨大利益。与美国国内有限的市场潜力相比，主宰国外巨大的新市场可以给他们带来难以言表的潜力、利润，以及最为重要的——权力。
“美国世纪”——美国的生存空间
1941年初，大约距日本空袭珍珠港还有10个月的时间，《时代》和《生活》杂志的发行人亨利·卢斯和一位与他过从甚密的东海岸精英一起,在2月17日那期的《生活》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世纪”的社论。文章中，他阐述了以对外关系理事会为中心的美 国东海岸权势集团正在形成的共识。
曾任美国驻意大利大使
卢斯写到，“独裁可能需要相当大的生存空间,但是自由比独裁所需要的生存空间要大得多。”他公开呼吁美国人欣然接受世界主 导力量的新角色——一个美国还没有参战的世界。指出“唯一的办法是：作为世界上最有实力和最重要的国家，我们应该全心全意地担负起我们肩负的义务，抓住相应的机会，以我们认为合适的目标、采取我们认为合适的手段,向世界施加我们最大的影响。”
卢斯的话反映了以洛克菲勒家族和摩根家族为首的、国际化的美国商业和银行业权势集团的新观点。因为他们需要在战后毫无限制地获取全球资源，进入国际市场。他们也看到了进入国际市场的黄金机会——所有昔日的竞争对手都在战争中遭受重创。
美国银行业和工业巨头需要发展空间，或者叫做“宏大地区”。对外关系理事会战争与和平研究组中的“经济与金融小组”,对20 世纪30年代后期的世界贸易进行了研究。他们提出把西半球与太平洋连接起来纳入由美国主宰的集团当中，这个集团建立在“美国 的军事和经济优势”之上。这个集团包括了当时还属于英帝国的地区。他们所谓的“宏大地区”是要把除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外的 世界上大部分地区收入囊中。
对外关系理事会的创始成员之一、对外关系理事会战争与和平研究组领导人之一的伊赛亚·鲍曼在二战期间被公认为美国的“地缘 政治家”。他对“宏大地区”有另外一种表述——“美国经济的生存空间”，这是引用了希特勒描述德国经济扩张的合理性时用到 的地缘政治术语。这种表述后来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被停止使用，由更为中性的“美国世纪”取而代之，用来描述战后美帝国主 义的新愿景。
在鲍曼和其他对外关系理事会国务院研究小组的成员看来，美国新经济地理学的卫士们把他们自己视为殖民地人民解放的无私倡导者和帝国主义的反对者。他们将通过跨国控制来维护世界和平。在一战后期，鲍曼在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机密战略小组“调查组 ”工作时，就着手研究如何给美国的帝国主义野心披上自由和仁慈的遮羞布。
正如鲍曼和对外关系理事会的其他策划者所设想的那样，1945年后美国对世界的主宰将通过一个新机构——联合国，包括布雷顿森 林体系新设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及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来实现。
鲍曼领导的对外关系理事会小组曾为罗斯福总统制定关于联合国组织的基本规划。在“自由贸易”和开放全球封闭市场的旗帜下， 美国的大公司可以大力推行它们的计划，在战后强行打开新的未开发的市场,攫取廉价的原材料，为销售美国的工业产品寻找新的出路。
对外关系理事会小组为美国国务院和罗斯福总统起草了600多份政策文件，涉及世界上可以想到的任何角落，从各个大洲到最小的岛屿。所有文件都是基于美国打赢了这场美国甚至还没有正式参战的战争的假设。
对于对外关系理事会和有远见的美国权势集团和决策者说，二战后的全球权力已经不能再用对殖民地的军事控制来衡量了。大英帝国等欧洲老牌帝国的庞大体系代价太昂贵，效率太低下。权力应以经济实力来衡量，也就是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后来提出的“ 软实力”。
到1945年二战结束时，没有任何一个集团能像洛克菲勒家族那样更能体现美国大公司的全球观，因为这个家族的财富完全是建立在一个石油和银行的全球性帝国之上的。这个家族，尤其是纳尔逊、约翰三世、劳伦斯和戴维四兄弟（他们的基金会资助了对外关系 理事会的战争与和平研究），把二战的胜利看作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按照他们的利益主导全球改革的绝好机会。
纳尔逊·奥尔德里奇·洛克菲勒在定义这些全球利益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躲在幕后，谨言慎为，很少抛头露面。他十分精明地把洛克菲勒家族的私人利益重新定义为“美国国家利益”。毕竟，是这个家族替国务院资助了战争与和平研究。
纳尔逊在拉丁美洲的冒险行为
确切地说，伊赛亚·鲍曼和战争与和平研究组的同事们所设想的“宏大地区”和自由市场发展的理念迅速变得清晰起来。纳尔逊· 洛克菲勒作为对外关系理事会战争与和平研究的主要资助者之一,立即抓住了二战为美国公司带来的新经济机会。
战后当约翰三世忙着通过人口理事会设计人种净化和减少人口的更有效的新方法时，纳尔逊则关注着这个问题的另外一面。作为一个有远见的国际商人，他把目光放在了世界粮食生产上，特别关注墨西哥等贫困的欠发达国家提高“粮食生产效率”的问题。纳尔 逊后来将这场世界农业革命称为“绿色革命”。这场所谓的绿色革命的确具有革命性，但是与人们想象中的绿色革命完全不同。
二战期间，罗斯福政府任命纳尔逊为“美洲事务协调员”（CIAA），名义上是代表政府办事，实际上是美国政府的高级情报人员，借此职位他在拉丁美洲扩展了洛克菲勒家族的势力范围。纳尔逊身居高位，凭借反对纳粹染指美洲事务，推广“美国民主”的掩护 ，得以将美国政府的支持转移到美洲主要国家洛克菲勒家族的商业盟友手中，这些国家包括巴西、秘鲁、墨西哥、委内瑞拉和阿根廷。那时他就在为战后美国的商业扩张做精心准备。
1944年8月，纳尔逊被任命为美洲事务总协调员，这一做法明显违背了美国官方的中立性。为了掩盖这块“疮疤”，后来美洲协调 机构披上了在拉丁美洲宣传“美国文化”的机构的外衣。
洛克菲勒不可外扬的家丑
1941年,新泽西州的标准石油公司（后来更名为埃克森美孚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公司，控制着84%的美国石油市场。它的投资银行是大通银行，其主要拥有者是洛克菲勒集团。仅次于洛克菲勒集团的第二大股东是德国最大的石油化学托拉斯、德国战时工业 的主要组成部分——法本公司。洛克菲勒集团与法本公司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927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大量资助优生学研究的时候。
当纳尔逊·洛克菲勒表面上以美洲事务协调员的身份打击纳粹在拉丁美洲的经济利益时，洛克菲勒家族的标准石油公司总裁沃尔特 ·蒂格尔正在安排向纳粹德国空军运输至关重要的四乙铅汽油。当时英国正遭到纳粹空军的轰炸，因此它对向纳粹德国运输如此重 要的战略资源提出了抗议，标准石油公司因此改变了政策。但是，这个改变只是一个把戏而已：他们只是把他们的整个船队改为在巴拿马注册从而躲过了英国的搜查或者扣押。他们的船只还在向加那利群岛的特内里费不断地运送石油，加那利群岛位于摩洛哥和 西北非西属撒哈拉的海岸之外，在那里为开往汉堡的德国油轮加油。
二战期间，美国参议员哈里·S杜鲁门在一项调查中指控，鉴于洛克菲勒家族与法本公司的关系，洛克菲勒家族“几乎犯了叛国 罪”。CBS的战地记者保罗·曼宁于1944年8月10日报道，洛克菲勒和法本公司通过美国、德国、法国、英国和瑞士的关联银行转移了他们的“外逃资本”。
纳尔逊·洛克菲勒战时在拉丁美洲的任务是，在中央情报局建立之前协调美国的情报工作和秘密行动。他是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的私人美洲地区情报主管威廉·斯蒂芬森爵士之间的直接联络人。威廉·斯蒂芬森领导着一个称为英国安全 协调处的掩护机构。值得一提的是，斯蒂芬森的秘密总部设在纽约洛克菲勒中心的3603房间，离纳尔逊的办公室不远。这并不是个偶然的安排。洛克菲勒和斯蒂文森在美洲密切配合，共同开展情报工作。
洛克菲勒将家族商业关系网中的一些人带到了华盛顿官场，包括大通银行的约瑟夫·罗文斯基、安德森克雷顿农业商务公司的得克萨斯棉花巨头威尔·克雷顿。纳尔逊的助手约翰·麦克林托克战后在中美洲经营着巨大的联合果业公司，1954年中情局在他的掩护 下在危地马拉顺利组织了一场政变。
二战时期纳尔逊·洛克菲勒的工作为20世纪50年代其家族利益的扩张打下了基础。他构思了美国-拉丁美洲防御理念，这一理念在冷战中将该地区的军事精英牢牢地跟美国的政策拴在一起，这些军事精英都是些残酷无情的军事独裁者，他们都因支持洛克菲勒家 族而得到实惠，也确保了洛克菲勒商业利益获得优惠待遇。纳尔逊把那些得到他支持的、与美国合作的拉丁美洲的军事独裁者称为 “新式军人”（the New Military）。
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纳尔逊·洛克菲勒在美国企业对拉丁美洲投资方面一直是领袖级人物。当时他任标准石油公司委内瑞拉分公司——克里奥尔石油公司的董事。1938年他曾尝试与墨西哥总统拉萨罗·卡德纳斯协商解决标准石油公司在墨西哥存在的麻烦，但是未能成功。卡德纳斯此前将标准石油公司的墨西哥分公司收归国有，这一决定导致了美国和墨西哥双边关系恶化。
20世纪40年代，洛克菲勒建立了墨西哥美国开发公司，并亲自向战后的墨西哥工业进行投资。他还鼓励他的兄弟戴维在墨西哥建立大通银行拉丁美洲分行。他这样做的一个动机是打着帮助墨西哥解决粮食问题的旗号重新在墨西哥获得一席之地。
作为美国政府“国际发展顾问委员会”的主席，纳尔逊·洛克菲勒制定了杜鲁门总统的对外援助计划。他的典型做法是利用美国政府作担保启动大通、花旗等纽约的私人银行向拉丁美洲提供大规模贷款。
二战时期，作为罗斯福政府的美洲事务协调员，他组织了一个该地区新闻记者和主要报纸发行人的网络。他以切断从加拿大进口新闻纸的供应威胁这些中立的拉丁美洲报纸发行人，从而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不久洛克菲勒就吹嘘说，已经通过控制由美国船只运输 的新闻纸，控制了1200名报纸发行人。
洛克菲勒控制的媒体第一时间就让对美国，特别是对洛克菲勒在该地区的商业利益有利的新闻谎言在拉丁美洲狂轰滥炸。在打击纳粹势力的旗号下，纳尔逊·洛克菲勒和他的兄弟们正为战后他们那巨大的私人商业帝国奠定基础。
二战临近结束时，纳尔逊和他的小圈子在拉丁美洲开展的最具深远影响的秘密行动，就是确保在建立联合国过程中美国获得大多数参与国的支持，通过这种手段，美国在1944～1945年间获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实际控制权。人们不难看出，美国的 这些新商界精英们是如何摆布各国政府和其他组织按照他们的计划行事的。联合国只不过是披着世界民主外衣、被他们利用的工具而已。
据历史学家约翰·罗福特斯称，洛克菲勒曾在幕后对所有拉丁美洲国家施压，强迫他们支持1945年在旧金山召开联合国成立大会，其中也包括支持轴心国的阿根廷胡安·庇隆政权。洛克菲勒和美国政府强行要求庇隆正式向德国和意大利宣战，尽管只有两周战争 就结束了。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使阿根廷拥有战胜国的投票权。
洛克菲勒的政治战略就是利用他的拉美洲国家集团在联合国“收买”多数票。欧洲的9票与拉丁美洲国家的19票相比就显得微不足 道了。因此，美国政府和强大的国际银行商业利益集团主宰了战后格局，最终控制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在联合国中也处于主导位置。洛克菲勒家族甚至为新成立的联合国在纽约建立总部慷慨捐赠了土地。这也算是一笔好买卖，因为可以带来一大笔 额外税收减免。
总之，早在1941年纳尔逊·洛克菲勒就未雨绸缪，为日后在拉丁美洲发展他的商业化农业做好准备，这让美国商界的所有其他任何人都望尘莫及。
洛克菲勒-华莱士报告
1941年珍珠港事件前几个月，洛克菲勒与时任美国副总统、前农业部部长亨利·A华莱士派出一个代表团到墨西哥与当地政府讨论提高粮食产量的办法。华莱士是著名的农学家，1940年以前在罗斯福政府内任农业部长。他曾创建了一家种子公司，这家公司后 来发展成为先锋良种国际公司，它几十年后最终成为四大转基因种子巨头之一的杜邦公司的一部分。
华莱士-洛克菲勒代表团撰写的墨西哥报告强调了培育高产农作物的必要性。当时玉米、小麦和大豆是墨西哥的主要农作物。1943 年，作为这个项目的成果，洛克菲勒基金会启动了墨西哥农业计划，由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乔治·哈拉尔领导。参与这个计划的人中 包括了一位年轻的植物病理学家诺曼·博洛格。洛克菲勒家族正在准备为战后世界农业市场的转型迈出第一步。
同年，当纳尔逊和副总统华莱士考察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农业机会的时候，劳伦斯和纳尔逊开始在拉丁美洲大量购买高质量的廉价农田。洛克菲勒家族开始让他们的业务更加多元化——从石油扩展到农业。
然而，这已不再是简单的家庭式农业，现在轮到全球性的“商业化农业”登场亮相了，“商业化农业”这个名字是在20世纪50年代 发明的。石油是新型商业化农业经济的核心。石油对于洛克菲勒来说再熟悉不过了。他们过去几十年来在石油领域建立的全球垄断集中的经济模式，将会成为将世界农业的性质转变为全球“商业化农业”的样板。
1941年3月，珍珠港事件的9个月前，劳伦斯利用英国在美洲的财务危机，在哥伦比亚的马格达拉纳河附近购买了150万英亩（约60 7万公顷）
的优质农田。他的兄弟纳尔逊也刚刚在委内瑞拉购买了一个西蒙·玻利瓦尔曾经经营的大型牧场。正如当时洛克菲勒在美洲事务协调机构的助手油嘴滑舌地说的那样：“这些都是英国口袋里面的上好财产，现在我们也应该都把它们捡起来。”
截至罗斯福总统任命32岁的纳尔逊·洛克菲勒担任国务院负责拉丁美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时，洛克菲勒早已和粮食及商业化农业密不可分了。1943年，美国农业事务联合会主席爱德华·奥尼尔与纳尔逊等其他成功的美国商人一同参加了由美国国务院在墨西哥查 普尔特佩克召开的美洲国家间合作会议。
在查普尔特佩克，洛克菲勒与奥尼尔在美国农业需要新的出口市场这方面意见一致。拉丁美洲的广大市场进入了他们的视野之中。纳尔逊说他当时正在寻找新的“战场”。深谙自由市场真谛的洛克菲勒要求美洲国家只对美国的商业利益敞开大门而对其他国家紧锁国门，要求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包括拉丁美洲政府）为美国包括农业在内的所有产品打开市场大门。
洛克菲勒在查普尔特佩克也与美国五角大楼的将军们达成一致：对拉丁美洲国家出售美国过剩的军事武器,将是把战后的拉丁美洲拴在美国裤腰带上的好方法。对美国军事安全的依赖将与拉丁美洲对美国经济的依赖（公司和银行资本）一起发挥作用。20世纪40 年代,洛克菲勒家族在这个转型中冲在最前面，他们同时也在世界上最大的国防产业中拥有主要的股份。
20世纪40年代后期，冷战逐渐升温，杜鲁门宣布美国应该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与共产主义的扩张作斗争。他号召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专业技术和资金，并且强调美国的私人机构而非美国政府在向海外转移技术中发挥主导作用。
这个理念源于纳尔逊·洛克菲勒。美国对全球农业技术的主导地位迅速成为美国政府（特别是对于势力强大的洛克菲勒利益集团）在冷战中的一件武器。
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农产品出口的重要性几乎与武器和工业产品相同。美国农业部的粮食盈余也被视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件武器。正如前面提到的，到1954年，《480号公共法案》，即“粮食换和平”计划，原则上已经正式批准了这一进程。
洛克菲勒家族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可以毫不费力地把他们对全球粮食和人口问题的看法传达给美国国务院,他们和纽约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盟友们占据着主导美国外交政策的位置。
洛克菲勒集团对国务院施加着巨大的影响。从1952年开始一直到吉米·卡特执政晚期的1979年这段冷战的关键岁月里，每个担任过美国国务卿的人都曾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领导层工作过。
艾森豪威尔的国务卿、华尔街律师约翰·福斯特·杜勒斯1952年到美国政府任职前曾任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主席。约翰·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的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在1961年前也担任过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主席。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1974年腊克斯的接班人亨 利·基辛格也来自于洛克菲勒基金会内部的小圈子。吉米·卡特的国务卿塞鲁斯·万斯也曾任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主席。但是这个私人的非盈利机构对战后美国的巨大影响力一直悄无声息、隐藏于幕后。
杜勒斯、腊斯克、万斯和基辛格对于洛克菲勒关于私有部门行为的重要性高于政府的角色这一观点心领神会，他们也明白洛克菲勒把农业视为像石油一样同等重要的商品，可以根据极少数控制粮食贸易的公司的外交政策目标进行交易、控制，使之稀缺或充裕。
值得一提的是，人们很少公开提到杜勒斯-腊斯克-万斯-基辛格-洛克菲勒的关系链，尽管它对理解美国的外交政策和粮食政策都非常重要。
早期的商业化农业：洛克菲勒与嘉吉公司联手
1947年二战结束后，纳尔逊·洛克菲勒又建立了一家公司，名为国际基本经济公司。国际基本经济公司作为营利性实体，其目标是显示私有资本可以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升级。实际上，国际基本经济公司主要是为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些美元可以产生巨大 影响的国家中大规模地引入商业化农业。
洛克菲勒的国际基本经济公司与美国私营农业综合企业巨头嘉吉公司联手在巴西开展业务。国际基本经济公司有很多计划：杂交玉米生产、生猪生产、利用直升机喷洒农药、承包耕种以及粮食存储。国际基本经济公司的一个分公司叫Sementes Agroceres，该公 司后来在巴西动植物遗传学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际基本经济公司和嘉吉公司开始开发杂交玉米的新品种。他们使巴西成为世界上第三大玉米生产国，仅次于美国和中国。在巴西，玉米与大豆混合用于喂养牲畜。这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转基因大豆在世界牲畜饲料市场中的推广起到了积极作用。
甘蔗农业经济也极大地推动了巴西的大豆生产。一棵甘蔗可以生长5年，到了第6年就必须挖出来，种上新的甘蔗，这个过程通常叫做“轮耕法”。巴西农民首先尝试在挖出老甘蔗和栽种新甘蔗的间隙中种植大豆。这是因为大豆使土壤富含或者说“固定了”氮元 素，而甘蔗的生长需要氮，种植大豆就可以减少化肥的施用量，而化肥恰恰是把大豆引入巴西的重要原因。
嘉吉等美国粮食贸易公司首先将大豆作为牲畜饲料出口，后来大豆发展成为美国主要的出口产品。大豆成为美国粮食控制中的一件主要武器。
莱斯特·布朗1974年在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资助下建立了他自己的世界观察研究所。他谈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绿色革命时说：“ 如果农民想充分发挥新型种子的潜力，在需要的各种新投入中，化肥是必不可少的。一旦现代技术的应用能够使农民获利，他们对各种农用投入的需求就会迅速增加。而且，只有农业综合企业才能有效地为他们提供这些农业投入。”
布朗还进一步宣称，跨国公司是“使农业技术知识转移制度化的最为有效的方式。”农业综合企业在当时是提供种子和化肥的最佳 途径。当然，他所指的农业综合企业是杜邦、先锋良种国际、嘉吉、ADM之类的美国农业综合企业。因此，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洛克菲勒绿色革命的鼓舞下，美国商业化农业出口与石油和武器并驾齐驱，迅速成为美国经济战略中的战略核心。
巴西和委内瑞拉
当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绿色革命在墨西哥如火如荼地进行的时候，纳尔逊又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以便在巴西和委内瑞拉开展类似的工作。他想继续开展他在二战中在美洲事务协调机构时启动的项目。于是，他和几个从前在美洲事务协调机构工作的同事一起创立 了“美洲经济和社会发展国际协会”。美洲经济和社会发展国际协会的公开目标是技术转移和教育。
洛克菲勒想通过美洲经济和社会发展国际协会迅速将基础设施现代化。美洲经济和社会发展国际协会声称：如果他们的努力徒劳无功，那么这个地区就面临着因人口爆炸而使生活水平降低的问题。作为委内瑞拉克里奥尔石油公司的主要股东，1946年后，洛克菲 勒说服了壳牌、美孚、海湾石油和其他许多私人捐助者和他一起着手进行美洲经济和社会发展国际协会的项目。纳尔逊和他的兄弟们资助了一系列的研究，为后来的《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提供了指南，这些研究准确地指出拉丁美洲、东南亚、中东和 非洲的哪些国家可能“同情共产主义”。拉丁美洲的巴西和委内瑞拉被挑选了出来——巴西入选的原因是它拥有大量未开发的财富 ，而委内瑞拉则是由于洛克菲勒家族在该国经营着石油生意。
纳尔逊·洛克菲勒是在美国“国家安全”的名义下大肆宣扬冷战必要性的高手，而其主要目的是推动其家族利益的发展。而他的老朋友、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前主席、时任国务卿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推行的“大规模报复”的核政策和冷战的“边缘政策”与他 的意愿并行不悖，这些政策使人民意识到所谓来自苏联军事力量的危险和威胁。在“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名义下，一切行动和政 策都变得合情合理。
纳尔逊·洛克菲勒和其他美国的大银行家和商人们在拉丁美洲的农业上所做的文章形成了世界粮食生产革命的早期阶段。在这一进程中，他们着力掌控世界大多数人口的日常必需品。和以往大多数革命一样，其实质并不是他们大肆宣传鼓吹的那样。
毫无疑问，洛克菲勒基金会在这场革命中充当了急先锋。它甚至给这一进程取了一个新名字——商业化农业。商业化农业的模式由 其主要参与者——美国工业和金融业的大腕们——制定的规则所驱动，这一模式为20世纪90年代引入基因改造的粮食作物——转基 因生物——搭建了一个完美的平台。但是这桩带有战略利益的“婚姻”是如何发生的？它的长期目标又是什么？这一切仍然掩藏在 自由市场的高效率、现代化、为营养不良的世界人民提供粮食等美丽外衣和各种宣传谎言之下。他们就是以如此狡猾的方式来掩盖其阴谋改变整个人类命运这一有史以来最为大胆的计划。
第三部分 创立商业化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