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ckefeller and Harvard Invent USA “Agribusiness”
发动全球“农业革命”
为了把美国的商业化农业引入主要发展中国家，洛克菲勒家族又提出了“绿色革命”的理念，其实质是以传输先进农业科学和技术 的方式来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粮食生产。设立于墨西哥的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设立于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和设立于尼日利亚的国际热带农业研究所，都是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共同设立的。绿色革命向发展中国家输入缺乏繁育能力的新型杂交种 子、昂贵的化肥和农业技术，使得接收国对美国的依赖越来越大，甚至被迫接受许多苛刻的政治经济附加条件。绿色农业和商业化农业让美国国内独立家庭式农业全面崩溃，农业市场走向全面集中，少数农业托拉斯垄断了国内粮食生产和市场，商业化农业已经 成为仅次于制药业的第二大盈利产业。
开启“绿色革命”大门
洛克菲勒的绿色革命发源于墨西哥，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风行于拉丁美洲。由于洛克菲勒在亚洲的人脉关系，绿色革命随后不久就传播到了印度及亚洲的其他地区。这场绿色革命名义上是通过宣扬自由市场的高效率凸显出所谓的“共产主义的低效率”，而其实 际目的在于控制一些关键的发展中国家的粮食生产。
二战结束后，德国法本公司被炸弹炸得稀巴烂，美国的化学公司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化学公司。最有名的公司如杜邦、陶氏化学、孟山都，赫克力士火药公司等在二战时通过美国纳税人的“慷慨解囊”,建立起了巨大的氮生产能力，用来生产炸药和炮弹，战 后他们必须面对氮供过于求的问题。
氮作为制造炸弹和爆炸物的基本化学原料，是TNT等高效爆炸物的主要成分。氮同时也是硝态氮肥的基本成分。因此，化学公司试图面向国内外市场生产化肥、硝酸铵、液态氨，通过这种形式打开氮销售的巨大市场。
战争时期氮化肥工业是有巨大影响力的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游说集团的一部分，在二战结束的时候，包括杜邦公司、陶氏化学公司、赫克力士火药公司在内的一些公司都是这个游说集团的成员。
战后新型的农业化学品的全球营销也解决了美国石油化学工业和粮食卡特尔（包括嘉吉公司、大陆谷物公司、邦基公司、ADM公司）寻找新市场的问题。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贸易商都是美国公司，并且它们的成长壮大取决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通过绿色革命的传播 而开发出来的一些特殊的杂交种子。当时农业正在走向全球化，洛克菲勒基金会也在试图影响商业化农业的全球化进程。
随着农业化学品和杂交种子的垄断，美国的农业综合企业巨头们试图主导世界农业贸易市场。正如基辛格在20世纪70年代所说的， “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从发展中国家到欧洲经济共同体，从苏联到中国，各国政府都开始迅速依靠粮食卡特尔集团在粮食减产时提供所需的粮食和食品以保持本国政治的稳定。
当然，美国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也想通过以私人资助的农业投入形式来提供粮食援助，从而抑制发展中国家的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以解除他们的担忧。然而，美国政府的援助加上在绿色革命名义下发展起来的技术，为围绕在洛克菲勒和新兴的农业综合企 业集团周围的具有影响力的决策圈把这些担忧转化为自身优势提供了绝好的机遇。
约翰三世在成立人口理事会一年后,于1953年成立了自己的农业发展理事会。纳尔逊·洛克菲勒与约翰三世携手并肩，共同致力于农业。农业发展理事会主要关注亚洲，而纳尔逊则关注他所熟悉的拉丁美洲。他们的共同目标是在他们的企业霸权之下长期垄断世 界农业和粮食供给。
20世纪50年代，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诺曼·博洛格来到墨西哥，他主要研究抗锈小麦常患锈病,能够抵抗锈病侵害的小麦称为抗锈小麦。——译注杂交小麦和杂交玉米新品种，还没有涉及几十年后的基因工程。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农业和生物科学研究的掩护之下，洛克菲勒集团通过绿色革命推行其精心制定的战略。
这个战略的核心是通过引入“现代化的”农业方法来增加农作物产量，从而减轻饥饿,避免共产主义在贫穷、难以控制的国家上台。多年后,他们用同样诱人的观点贩卖基因革命。
绿色革命是控制世界粮食生产的开端，几十年后的基因革命给这一进程画上了一个完美句号。参与这两次革命的都是同一批公司, 它们当中自然也包括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美国其他有钱有势的基金会,这不足为奇。
1966年，福特基金会投入相当一部分资金与洛克菲勒基金会并肩作战。福特基金会是一家与美国政府、情报机构和国外政策集团有紧密联系的私人免税基金会。有了福特基金会的资源支持，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绿色革命真是如虎添翼。
1966年，墨西哥政府与洛克菲勒基金会共同成立了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CIMMYT）。中心致力于推行20世纪40年代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提出的小麦育种研究计划。
他们在粮食与农业方面所下的工夫在那年得到了极大的推动——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宣布了在“粮食换和平”计划下把美国的粮 食援助大幅转向发展中国家，但是受援国只有在同意一些前提条件之后才能得到援助，其中包括同意按照洛克菲勒的计划发展农业、加强人口控制，并向美国投资者敞开大门。
1970年，为洛克菲勒工作的诺曼·博洛格获得诺贝尔奖。有意思的是，他获得的是和平奖而非生物学奖，与若干年后亨利·基辛格获得的奖项一样。他们两个都是靠有巨大影响力的洛克菲勒家族起家的。
事实上，绿色革命披着传播农业科学和现代技术的外衣，其目的是把美国的商业化农业引入到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墨西哥的新型杂交小麦需要现代化学肥料、拖拉机和其他农业设备，尤其需要灌溉技术，这也意味着需要由石油或天然气驱动的水泵。
绿色革命的方法只适用于最富裕的农作物产区，瞄准的对象是最富裕的农民，它强化了半封建制度中富有的大庄园主和贫困农民的差距。在墨西哥，新型杂交小麦都种植在东北部富裕的有新型灌溉设施的农田中。所有的投入，从化肥到拖拉机再到灌溉，都需要 美国工业提供的石油和其他投入。石油和农业在洛克菲勒的庇护下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在印度，绿色革命仅限于北部和西北部的百分之二十左右的有灌溉设施的土地上，它忽视了这些地区封建大地主和大多数没有土地的贫困佃农之间的巨大财富差距。而它却让依附于嘉吉公司等出口巨头的现代农业综合企业赚得盆满钵满。该地区广大的贫困农民 依然贫困不堪。绿色革命的引进并没有缩小封建地主和贫苦农民之间的差距，而统计数字显示，印度的整体小麦产量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
为“生物革命”培训骨干
1960年洛克菲勒基金会、约翰三世的农业发展理事会和福特基金会共同在菲律宾的洛斯巴诺斯成立了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到 1971年，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国际水稻研究所、位于墨西哥的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和另一个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创办的 国际研究中心——位于尼日利亚的国际热带农业研究所——共同组织了一个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CGIAR)。
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是在洛克菲勒基金会位于意大利的彼勒基奥的会议中心召开的一系列私人会议中形成的。出席彼勒基奥会议的有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乔治·哈拉尔、福特基金会的福雷斯特·希尔、世界银行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以及洛克菲勒家族的国际环 境组织者莫里斯·斯特朗。莫里斯·斯特朗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理事，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组织了联合国地球峰会。
为了确保最大限度地发挥影响力，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吸收了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界银行的参与。因此，洛克菲勒运用初始的启动资金做了精心的策划，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有能力影响全球农业政策。
由于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与福特基金会的慷慨资助，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就能够做到将第三世界的农业科学家和农学家送到美国去“学习掌握”现代商业化农业生产的理念，并将其带回他们的祖国。在学习过程中，他们为在自己的祖国推广美国的商业化农业建立了一个非常珍贵的具有影响力的网络，而且这些活动都是以发展科学和高效的自由市场农业为名开展的。
到基辛格受命起草《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文件的时候，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研究所与研究中心网络已经逐渐为控制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研究与政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约翰三世的农业发展理事会还为经过精心挑选的几所亚洲大学聘请了美国大学的部分教授来培训新一代的科学家。最好的科学家会被选送到美国攻读农业科学的博士学位。从跨出美国大学校门之日起，这些科学家就会遵循洛克菲勒的农业发展观而卖命工作。这 个精心构建的网络将在日后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全球传播转基因农作物应用的战略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亚瑟·莫舍是洛克菲勒农业发展理事会的执行理事，在一本广为阅读的手册中,他喋喋不休地教育农民“多为自己着想”，敦促农 民摒弃“群体旧有的习惯”，发展“商业化农业”。莫舍还号召妇女接受教育，建立青年俱乐部，从而为从商店购物提供更多的需求。他指出：“丈夫和父亲对家庭的爱”会促使他们尽力满足这些愿望,让他们更加努力地工作。当然，他们也会去贷款投资于新技术，使自己更加融入新的市场经济中。
在整个绿色革命的进程中，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与美国国际开发署和中央情报局在对外政策目标方面通力协作，携手并进。
绿色革命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减少了农村人口,大批农民背井离乡住进了城市的贫民窟,四处寻找工作。这绝非偶然，这是为计划中的美国未来的跨国制造业积蓄廉价的劳动力。
在绿色革命的自我推销尘埃落定之后，它的实际结果与过去的承诺截然不同。随意使用新型化学杀虫剂引发了很多问题，通常都是严重的健康问题。单一栽培的新型杂交种子品种降低了土壤的肥力，也逐年降低了产量。开始时的效果令人印象深刻：墨西哥的一 些农作物,如小麦和玉米的产量提高了两到三倍。然而这些农作物逐年大幅减产。
绿色革命也伴随着大型灌溉工程的建设。这些灌溉工程通常是由世界银行贷款建设的大型水坝，建设水坝造成的洪灾淹没了大量的村庄和肥沃的农田。同时，所谓的超级小麦通常是由于向土地施了大量的化肥从而提高了产量。这些肥料的原料是氮和石油，都是 洛克菲勒主导的“西方石油七姐妹”生产的产品。
绿色革命时期还使用了大量的除草剂和杀虫剂，为石油和化学巨头们提供了额外的市场。正如一个分析家所说的，绿色革命实质上就是一场化学革命。这些发展中国家无论如何也支付不起化学肥料和杀虫剂的巨额开销。他们从世界银行获得贷款，或者由美国政 府担保从大通银行及其他纽约的大银行得到特别贷款。
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看，这些贷款基本都流到了大地主手中。对贫困的农民来说，情况则完全不同。农民自己负担不起化肥和其他现代投入的支出,只能四处借钱。开始时各种政府的计划都试图提供给农民一些贷款以便他们购买种子和化肥。
不能从政府渠道得到贷款的农民只能通过私人渠道借贷。由于私人贷款的高昂利息，一些农民并没有从最初的高产出中获利。收获之后，他们不得不卖掉大部分的农产品来偿还借款和利息。他们越来越依赖贷款人和交易商，最后往往不得不卖掉自己的土地。即 使是使用政府提供的低息贷款，农民也通常放弃种植自己的基本口粮来种植经济作物。
绿色革命也为土地耕作引进了新的机器。最值得一提的是动力中耕机或者叫做机动旋耕机为作物松土以消灭杂草,促进作物生长的机器。——译注。这种机器拌匀了稻田中的土壤，同时也破坏了土壤本身的结构。但是，使用这种机器会极大地提高效率。
美国农业综合企业的另一个利益驱动因素是，绿色革命建立在新型杂交种子传播的基础之上。杂交种子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繁育能力差。杂交种子天然地具有抑制繁殖的属性。它们与天然授粉的正常种子不一样，后者的产量与上一代种子基本相当，而杂交种子 的下一代产量会比上一代少很多。
杂交种子产量这种逐年递减的特征,也就意味着农民每年都要通过购买新种子来获得高产。而且，二代种子的低产量也消除了种子生产商在未经育种者授权的情况下私自出售种子的可能。这样可以防止农作物种子商品被中间商再次进行分销。一旦大型的跨国种 子生产公司控制了母本种子的生产，其他竞争者或农民就不可能生产该杂交种子。全球杂交种子母本的专利集中在了以杜邦的先锋良种和孟山都的迪卡等少数大型种子巨头的手中，由此为转基因种子革命铺平了道路。
事实上，引进美国现代农业技术、化肥和商业化杂交种子,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农民，特别是那些更早与美国打交道的大国的农民越来越依赖国外的投入。这是精心策划的计划中的第一步,这一计划将持续几十年。以往美国的农业出口很有限，商业化农业为美国 的农业出口打开了市场,在此之前这些市场对美国的出口商的开放十分有限。这种趋势后来被冠以“市场导向型农业”。事实上这 是由农业综合企业控制的农业。
绿色革命和杂交种子为美国的商业化农业控制主要的新兴市场提供了保证。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农业部长亨利·华莱士对美国农业部针对杂交种子的少数几个研究中出现的增产结果大加褒扬，而对其负面效应则避而不谈，在此基础上他建立了第一个主要的杂交 种子公司——先锋良种国际公司。这促进了大型商业种子公司的发展，也为日后几个西方农业综合企业巨头开发基因种子专利奠定了基础。
化学工业也声称只有通过他们提供的产品农作物产量才能得到提高。美国政府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其他政府援助计划积极支持这一观点，并说服发展中国家政府给予支持。这也就滋生了一个现象，即农民不再考虑使用其他更为传统的增产手段，因为这些方式 都被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的农业顾问们贴上了低效率、原始的标签。
种植杂交小麦、玉米和水稻等高产新品种,大量使用化学药剂迅速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方式。地方政府官员不再考虑其他可能的传统增产方式。如果某些研究可能对这种高投入的生产方式提出挑战，国际化学工业巨头通常会干预这些研究，进行百般压制和阻挠 。这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潮流。
1959年，美国农业部领导的一个团队发表了福特基金会的《印度粮食危机及应对措施报告》。报告中并没有把重新分配地主的土地和财产、进行根本性的社会变革作为提高印度农业发展效率的基础，而是强调技术变革，包括改良种子、在可灌溉的一小部分地区 使用化肥农药等。这就是绿色革命的战略。
福特基金会甚至资助印度的“集约化农业发展计划”，将其作为绿色革命战略的一个试验，向可灌溉地区的富裕农民提供投入补贴、可观的信贷和价格激励。世界银行也提供了大量的贷款支持这一战略。
不久后，印度政府采纳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的绿色革命，这场革命给印度带来了深远的不良影响。一时间水稻和小麦产量在挑选出来的地区迅速增加，当然这是依靠了新的杂交品种并施用了大量化学药剂。印度政府把土地改革、佃农制度改革、废除 高利贷等计划束之高阁，从此以后就没有提上过议事日程。
然而，粮食产量初期的大幅度增长后来逐年下降（尽管这一点并未广泛报道）,但给人造成十分成功的印象。其实，印度进行绿色革命后,其整体农业生产比绿色革命前增长更为缓慢。在大部分地区，农业人均产出增长出现停滞甚至有所下降。但是绿色革命起 码有一点是成功的，即它为美国和其他跨国农业综合企业向发展中国家出售他们的化学产品、石油、机械和其他农业用品打开了市场。这正是所谓的商业化农业的开端。
洛克菲勒资助创立商业化农业
洛克菲勒兄弟在通过绿色革命在发展中国家实施从石油到农业的扩张的同时，在哈佛大学投资了一个不起眼的项目，这个项目为几大私营公司控制世界粮食生产奠定了基础。项目的创立者将其命名为“商业化农业”，以便区别于传统的、以农耕为基础、以维持 人类生存为目标的农业。
商业化农业与绿色革命双管齐下，都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宏大战略的一部分，若干年后他们资助的转基因植物的开发研究也是这个战略的一部分。
约翰·H戴维斯在20世纪50年代曾任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农业部部长助理。他在1955年离开华盛顿去了哈佛大学商学院,当年哈佛大学商学院并不是农学专家常去的地方。他之所以去那里是因为他脑子里有一个清晰的策略。1956年，戴维斯在《哈佛商业评论》上 发表了一篇文章，在文章中提到“不经过拖沓的政府计划来彻底解决农业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从传统农业向商业化农业的转型”。 对此他心里早有清晰的盘算，尽管很少人知道他的来路。
戴维斯与哈佛商学院的教授雷·戈德伯格和俄罗斯裔的经济学家瓦西里·列昂惕夫一起组建了一个哈佛团队，当时瓦西里·列昂惕夫正在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一个项目中对美国整体经济进行谋划。二战时，瓦西里·列昂惕夫曾为美国政府开发过一个对整体经 济进行跨部门分析的方法，也就是他所说的投入-产出分析。列昂惕夫曾在美国劳工部和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服务办公室工 作。
1948年列昂惕夫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的四年期的十万美元的资助,在哈佛设立了“美国经济结构的经济研究项目”。一年后,美 国空军加入到这个项目中，军方的加入略显蹊跷。随着线性编程方法的应用,晶体管和电子计算机得以发展,这样一来就可以处理海量的经济统计数据。不久，福特基金会也加入了这个计划。
这个哈佛计划和它的商业化农业概念是美国粮食生产革命的一部分，而美国要达到主导粮食工业这一目标还要花40年的时间。戈德伯格后来把商业化农业革命和发展转基因商业化农业视为“人类历史上改变全球经济和社会的最重大事件”。
垄断与纵向整合死灰复燃
雷·戈德伯格几年后自吹自擂地说，商业化农业项目的核心驱动力是将“纵向整合”重新引入美国粮食生产当中。到20世纪70年代 ，很少有美国人意识到，为了防止关键产业形成垄断，人们进行了艰苦的斗争,敦促国会出台法律，禁止标准石油公司这样的业界巨头和托拉斯进行纵向整合。
直到20世纪70年代由戴维·洛克菲勒支持的吉米·卡特当上总统时，美国的跨国商业权势集团才得以把健康、粮食安全和消费者保护方面精心制定的法规一一废除，这也为新一轮的纵向整合打开了方便之门。他们打着提高“经济效率、扩大经济规模”的旗号, 向不知内情的广大公众兜售“纵向整合”。
纵向整合的恢复和商业化农业是通过一些主流媒体的公共宣传攻势传达给公众的。这些媒体称，政府过去过多地侵犯了美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现在必须还民众更多的“自由”。宣传活动的最大呼声就是“解除管制”。但是这些宣传故意忽略的是：所谓的解除 政府管制就是为最大的、最有势力的企业集团在某一特定产业形成事实上的垄断打开大门。
在吉米·卡特、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之前，首先公开提出政府应当解除管制和实施私有化的人是约翰三世。他在1973 年出版了一本书，名为《第二次美国革命》。在书中和无数的公开演说中，他呼吁“通过深思熟虑的、持续的长期政策来使很多政 府职能下放和私有化……使权利分散到整个社会。”
在此之前，戴维斯和戈德伯格无视反垄断法，运用列昂惕夫的投入-产出法来识别整个生产和分销链条，从而通过纵向整合,将美国农业的特殊部门进行产业化，使之成为商业化农业。
戴维斯、戈德伯格和列昂惕夫合作的第一个成果是对佛罗里达州的橘类植物农业进行产业化。种植橘类产品的农民迅速被新奇士等全国性大型橘汁加工企业控制。这些大公司通过控制分销与加工来控制支付给农民的价格。
他们的下一个目标是制定一个战略，对美国小麦销售链和动物饲料大豆市场进行产业化。随着美国政府逐渐放松对农业和垄断的管制政策，粮食产业的纵向整合也加快了步伐。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第一个完全实现纵向整合的产业是石油业，1882年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托拉斯首先实现了这一目标。尽管许多州都反复尝试运用法律手段禁止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垄断石油和运输价格，甚至最高法庭于1911年也做出相应裁决，但是这些 都未能打破这个到21世纪一直主导世界石油贸易的卡特尔。标准石油公司模式理所当然地成为洛克菲勒基金会通过哈佛项目创建商业化农业的样板。
20世纪20年代，厄普顿·辛克莱在他的书《丛林》中通过描述肉类加工业充满恶臭味、有碍健康、非人性化的状况，揭示了当时美国肉类包装加工业令人震惊的状况，此后美国议会曾通过一系列法律来控制食品垄断，尤其是在肉类部门。
根据美国新成立的“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指控，五大公司——阿摩尔、史威福特、玛里士、伟信和卡达依在20世纪20年代已经构成了“对美国食品供应的垄断”。这五家公司在此之前已经系统地通过非法手段几乎实现了对肉类加工业的非法垄断。
五大公司那时控制着谁能获得公共养牛场。他们通过垄断控制对家畜的营销渠道进行干涉，掌控了批发分销渠道，限制了零售商的购货品种。随着冷藏火车和肉类加工流水线工厂的诞生，肉类公司也开始纵向整合。他们向前整合肉类产品营销；向后整合，垄断 肉牛和生猪的供应。
20世纪20年代初的一项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调查显示：这五大公司通过控制主要养殖场、铁路终端、家畜信贷、市场新闻媒体和竞争对手可能用来建立加工厂的地皮主导了家畜贸易。更严重的是，他们运用自己的垄断力量将自己的竞争对手驱逐出局，非法地对市 场进行垄断。他们通过占有冷藏运输工具和冷库来控制零售水平，严重地阻碍了竞争者的进入。据政府调查显示，除此之外，五大公司的肉类加工厂通过收购和控制方法同时控制了替代食品市场。
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粮食供应又一次落入极少数农业综合企业的掌控之中。在洛克菲勒和福特基金会资助的（由列昂惕夫领导的）美国经济结构哈佛经济研究项目的支持下,戈德伯格和戴维斯充当了对美国乃至全球粮食供应进行纵向整合和垄断控制的急先 锋,其规模之大史无前例。
戈德伯格和戴维斯以及他们的哈佛同仁们跳到前台，开导新一代经理人：他们可能会在这场完全改变美国人的种粮方式以养活自己和全世界的宏伟工程中遭受利润徘徊不前的影响。
当美国政府的管制篱藩在解除管制的战鼓声中轰然倒塌的时候（特别是在里根总统时期），农业综合企业迫不及待地用它们自己的行业规则和标准填补这一管制真空。这些标准并不是所有企业共同制定的，而是由业内四五家大型垄断企业制定的。
这个过程导致了美国农业的集中和转型。原来独立的家庭式农场纷纷被迫放弃了土地，让位给“更高效”的大型产业化农业企业, 或称为“工厂化农场”（factory farms）、“企业化农业”（corporate agriculture）。大多数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也都被迫成为“合同农民”,为大型农业综合企业打工。
“农民们都到哪里去了？”
就在政府管制、行业标准和反垄断法一股脑地松绑的时候，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里根-布什时期，商业化农业开始彻底改变美国传统农业的面貌,但对此美国的普通消费者却全然不知。大多数人依旧到本地超市买上一块切好的牛肉或猪肉，以为他们买的仍然 是家庭式农场的产品。
接下来发生的是批发环节的整合和兼并。美国粮食生产一步一步地从家庭式生产转变为全球企业巨头的集中生产。农民逐渐变成合同工，负责在巨大的饲养场中集中喂养成千上万的家畜。但是他们已经不是这些家畜和农场的所有者，更像是封建制度下的农奴， 负债累累。债主不是封建领主，而是像嘉吉、ADM、史密斯菲尔德食品或康尼格拉这样的全球跨国公司。
对于新型农业综合企业巨头来说，这种转型十分有利可图。到20世纪90年代末，家庭式农民完全丧失了对市场的控制，大多数农民的收入急转直下。据参议院农业委员会的一项研究显示，农民资产净值的回报率已经从70年代的每年10%下降到每年2%。与此同时 ，工业化食品加工部门的股票净值的年平均回报率从1993年的13%上升到1999年的23%。
成千上万的独立家庭式农民随着商业化农业的普及与大规模运营被迫放弃农业生产。原因很简单——他们没有能力进行竞争。传统 农业本质上是劳动密集型的，而工厂化农业是资本密集型的。设法筹到钱进行家畜圈养的农民很快发现他们微薄的储蓄不够支付各种设施、能源、围栏和兽药日益增加的成本。
工厂化农场的增多导致独立农民饲养的家畜的价格下降，这迫使他们离开这一行业。1979年至1998年间，美国农民的数量下降了30 万人。
养猪场的数量从60万个下降到157万个，然而出售的生猪数量却在增长。合并的结果是美国3%的猪场生产了50%以上的生猪。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份提交给美国农业部长的报告指出：美国农业在从家庭式向商业化农业转变的过程中耗费的社会成本非常巨大，整 个农村的经济基础土崩瓦解，乡镇空无人烟。这个报告后来石沉大海。
另一份由参议员汤姆·哈肯领导下提交的少数派报告于2004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临近前发布，也同样被束之高阁。这个报告揭示，截至2004年，美国粮食与农业经济的集中和垄断程度已经非常严重。报告发现，四家最大的牛肉加工企业控制了84%的肉牛屠宰和 64%的生猪屠宰，四家公司控制了89%的早餐麦片市场。
1998年，嘉吉公司收购了大陆谷物公司的粮食处理业务，至此仅嘉吉一家公司就掌控了美国40%的粮食仓储容量。美国司法部批准了这一兼并。四大农业化学、种子公司——孟山都、诺华、陶氏化学和杜邦——控制了全国75%以上的玉米种子销售和60%的大豆种 子销售，这些公司同时还控制了农业化学市场中很大的市场份额。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传统农民纷纷放弃了他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农业综合企业乘虚而入占领了这些地区。这一巨大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被政府聪明的统计方法所掩盖,表面上看来家庭式农业似乎正在发展壮大,而事实上美国的农业已被农业综合企业巨头 们所控制。
各个大城市往往在农业不景气的地区拼命吸引工人就业。它们还为农业综合企业巨头提供有吸引力的特殊政策、税收优惠等，让他们在该地区建立工业化农场，希望由此创造新的工作机会,促进经济增长。动物大量集中圈养带来的主要增长是动物的排泄物—— 难以想象的大量动物排泄物。
所谓的家畜工厂化生产革命始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但出于很明显的原因并没有公开宣传。大型企业引进了汽车工业的流水线生产技术,实现了工厂的高效率和规模化生产。之前，猪、牛和鸡在田野或者小型农场中饲养，一旦生病会受到农民的单独照料。现在 的生产技术包括所谓的“圈养”或者叫做“集中畜牧经营”（CAFOs）。他们的目标是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利润——即华尔街 所谓的股东价值。对单个的猪、牛、鸡、牧场和农田进行精心照料的体制已经不复存在。驱动农业综合企业巨头改变农业的出发点就是利润。
集中畜牧经营把家畜尽量放在最小的空间内。一只猪从出生到被屠宰的平均重量为500～600磅(约226～272千克)，它们从未离开过和它几乎同样大小的猪圈。动物不能躺倒休息，因此它们的腿部总有严重的问题。而且，非自然的圈养使生猪发疯，导致“咬栏杆 ”和无意识的咀嚼，成天不见天日。
据美国农业部估计，集中饲养的动物中大约有10%左右死于紧张、疾病和受伤，对于一些品种的鸡来说这个比例达到28%。然而，工厂经理从未考虑过把时间和金钱花在单独照料动物身上，他们认为宁可承受“畜禽存栏损失”以保证“有效节约成本”，而不愿花 钱请什么兽医来治病。由于工厂化农场在竞选活动中对议员的“慷慨解囊”，他们这种集中饲养行为得到了禁止残酷对待动物的法 律的豁免。
数以千计的牛都关在一模一样的牛栏里。伦敦的《经济学人》杂志在2000年5月的报道中描述了在工厂化农业的旗帜下艾奥瓦州转变成美国最大的生猪生产中心的情况。在这篇题为《到猪的天堂旅行》的报道中他们写道：“艾奥瓦州艾姆斯北部绵延10英里的乡 村,生产了美国近十分之一的猪肉。但是在那里你看不到一只生猪。在巨大的金属棚里一次喂养了4000多只生猪。这些猪的食物都被严格监控，它们的粪便都按时清理，饲养员像外科医生一样淋浴更衣，以免感染了猪群。”
OMB观察——一个监测美国政府在这一领域监管作用的组织——在其报告中指出，20世纪70年代始于卡特执政时期,政府就对大型工厂化农场的畜禽排泄物等污染大幅度减少管制,产生了不良影响。
在小布什执政期间，美国环保署应农业综合企业的要求废除了一项畜牧企业所有者应对动物排泄物污染造成的损害负责的规章。他们指出，工厂化集中圈养企业通常是通过转包饲养家畜来逃避责任。美国环保署同时也取消了强制工厂安装监控地下水设备的规定 ，这个规定是为了防止动物排泄物对地下水的污染造成社区饮用水危害。尽管提起了很多法律诉讼，美国环保署还是拒绝改变经营畜禽的集中畜牧农场污染排放许可等级。
由于集中畜牧农场和工厂化农场规模巨大，动物排泄物对地下水的污染不可小觑。大型畜禽饲养场集中喂养了数以千计的牛、猪、鸡等。据称,这种工厂化农场一年产生的废物是人的130倍，也就是说它们每年产生27万亿磅(约1225亿吨)的动物废物。这些废 物都顺管道排到“泻湖”中，这些污水池易漏、易破、易溢出，不仅杀死了鱼类和其他水生物，而且传播疾病，污染社区的饮用水。集中畜牧农场总是把过多废水排到称作“排泄区”的农田中，这些废水又流入水渠中。
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2005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受动物排泄物污染的水会导致人类罹患急性肠胃炎、发烧、肾衰竭等疾病甚至死亡。”
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发现了一些美国农业综合企业卡特尔导致的令人担忧的结果。他们在文件中明确记录美国政府的疾病控制中心1996年确认印第安纳州妇女的自然流产与临近动物饲养场的饮用水中的高氮含量有联系。同时，饮用水中的高浓度氮也会增加 患高铁血红蛋白症（先天性心脏损害）的几率,导致婴儿死亡。更进一步讲，动物排泄物含有多种致病细菌，如沙门氏菌、大肠杆菌、隐孢子虫和粪便大肠菌，其含菌量可达到人体排泄物的10到100倍之多。有40多种疾病可以通过动物粪便传染给人类。
一般来说，经营集中畜牧农场的公司用很低的工资雇佣非法移民来集中处理大量的动物粪便，这些粪便经管道排入巨大的易漏、易溢出的“泻湖”，导致鱼类的死亡和饮用水的污染。
到20世纪90年代末，工厂化畜牧业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水污染源。一项研究显示，一只猪在生长中产生的粪便是人的2～4倍，一头奶牛产生的粪便是人的24倍。在传统的家庭式农场时期，这些粪便遍撒在广袤的田野中,从未破坏过生态环境。自从人们开始追求 工业中心内每平方米容纳动物的最大数量，造成了惊人的环境和卫生危害。由于农业综合企业巨头的巨大财力，政府不得不迎合它们利益最大化的需求，而无视保护公众健康的法令。
为了应付大量的动物粪便问题，集中饲养场的通常做法是挖深坑来掩埋数百万加仑的腐烂物，这些废物的“污染力”要比人类高 130倍。腐臭的动物大小便污染了美国不计其数的江河小溪和地下水源。
在加州的中央谷总共饲养了90万头奶牛，这里大型的奶牛集中饲养场把奶牛排泄物泄漏到地下水中，使水中的氮含量达到普通饮用水的400%。动物排泄的废物相当于2100万人排泄的废物。
不只是废物，药物的消耗量，特别是用于在集中饲养区域控制传染病的抗生素的消耗量，也是惊人的。到20世纪90年代，抗生素及同类药物的最多使用者不是人而是动物，动物消耗了抗生素药物的70%。大型制药公司正在成为商业化农业产业链的一部分。
1954年当哈佛的戈德伯格和戴维斯提出商业化农业的时候，美国农民每年大约在食用动物上消耗50万磅(约2268万千克)抗生素。到2005年，抗生素的消耗量已经上升到4000万磅(约18144万千克)，上涨了80倍。约80%的抗生素是直接投放到动物食物中的，以 促进动物的生长。在工厂化农场中，青霉素和四环素是应用最广泛的抗生素。
它带来的恶果之一是衍生出了剧毒性细菌的新菌种在人体中传播，并对抗生素产生抗药性。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和美国农业部报告，通过食用摄入抗生素和其他物质的肉类食品在人类中传播的疾病一般都是“传染性的”，这些疾病通常是由于人类食用了注射过抗 生素或其他药物的肉所引起的。大多数与食物相关的疾病都是由于被食物、牛奶受到污染或饮用被动物粪便污染的水所致。
公司的合并与纵向整合能力在农业中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企业集中化。到20世纪90年代末，四家大公司——泰森、嘉吉、史威福特和 全国牛肉加工公司控制了美国84%的牛肉加工。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泰森、史威福特和荷美尔四家公司控制了64%的猪肉加工。嘉吉、ADM和邦基三家公司控制了71%的大豆压榨加工。嘉吉、ADM和康尼格拉三家公司控制了63%的面粉磨制加工。两个转基因巨头 ——孟山都和杜邦的先锋良种公司——控制了美国60%的玉米和大豆种子市场，其中包括全部受专利保护的转基因种子。到2002年，以沃尔玛为首的十家最大的食品零售公司控制了全球6490亿美元的市场。
新千年伊始，农业综合企业通过纵向整合实现的市场集中程度即使是在20世纪20年代托拉斯托拉斯：为减少竞争、垄断价格等而成立的企业联合组织。——译注的全盛期也望尘莫及。商业化农业作为一个工业产业已经成为仅次于制药业的第二大盈利产业，每年的国内销售额逾4000亿美元。自然而然，下一步该轮到制药业和商业化农业的整合了。
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夕，五角大楼的国防大学发布了一份报告,声称：“商业化农业对于美国的重要性就像石油对于中东一样。” 商业化农业已经成为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武器库中的战略性武器。
巨型的工厂化农场同时也摧毁了传统农业的生存能力，每一个低工资的新型工作机会扼杀了传统农业中的三个工作机会。股东价值让美国农业遭到报应。
美国农业部是林肯总统在1862年建立的，他把农业部称为“人民的”部门。农业部最初的任务是为农民和农户服务，当时农民的数 量占美国总人口将近一半。到20世纪末，美国家庭式农业人口已经大大减少。传统农业在商业化农业及其通过纵向整合控制整个农业部门的重压之下几近灭绝。
美国农业部已经转变为商业化农业的游说部。在1995～2003年间，美国的纳税者支付了1000亿多美元的政府农业补贴款。然而这些补贴款并没有发到苦苦挣扎的家庭式农民手中，大部分发给了大型商业化农业的经营者。其中数几百万美元发给了降低政府补贴的 鼓吹者戴维·洛克菲勒。约10%的大型农业集团获得了72%的农业补贴款。
更加令人不安的是美国政府在发表的报告中承认,对于全国肉类加工包装工业的卫生和安全的法律监管远远不够。2006年1月，美国农业部发布了下面的报告，很显然这只是为应对一个“孤掌难鸣”的参议员的质询所做出的回复：
粮食检查、肉类加工厂和饲养场管理局尚未建立起一个充分的控制机制和环境来监管“肉类加工厂和饲养场计划”规定的调查活动 ……我们无法依赖“肉类加工厂和饲养场计划”的跟踪系统，竞争和综合调查也没有开展，对影响日常行为的问题也没有及时采取行动。这些实质上的不足应该在该局的下一份《联邦管理人员财务操守法》报告中加以体现，因为这些不足反映了管理和执行1921 年颁布实施的《肉类加工厂和饲养场法》的基本行为。该法案禁止不公平、歧视和欺诈行为，包括某些违反竞争的行为。我们也发现该局还尚未采取充分的行动来加强管理,以回应总检察长办公室1997年2月、政府审计办公室2000年9月做出的调查结果。我们现 在的工作是对2005年4月一位参议员提出的担忧作出回答。
最后一句话表明他们自己并没有做任何调查。
这绝非偶然。强大的华盛顿农业综合企业游说集团起草了规范资金发放的农业法案，它们还对应该实施哪些政策施加影响，力挺任命支持商业化农业的官员，以此来确保对它们有利的政策的实施。1921年的《肉类加工厂和饲养场法》事实上已经成为一纸空文。
强大的农业综合企业游说团在1996年获得了重大胜利——美国国会通过了新的《农业法》。正如1938年的《农业调整法》明确表述的那样，自1933年来，美国的农业政策在“经济大萧条”时期授权农业部长通过空闲农田、实施商品储备计划、为某些农作物设定市场配额、鼓励包括食品救济计划在内的商品出口、销售产品换取软通货等手段来平衡需求与供给。然而，在1996年和2002年的农 业法中，从1996年开始农业部长的这些权力被中止了。
1996年以前，通过空闲农田和粮食储备计划缓减了剧烈的价格震荡。平抑物价的代价与1997年后付出的代价相比要小很多。1996年的农业法在1996年短暂的经济兴盛期开始执行，剥夺了农业部长在管理粮食储备方面的所有职权，为全力生产主要农作物提供了机 会。闲置资源的权利是产品过剩时每个CEO都必须拥有的权利，现在农业部长失去了这个权利，即使大量的证据证明农业生产能力远远超过了市场所能容纳的能力，不得不以难以接受的低价格销售农业产品。由于政府的力量被削弱，人们指望市场来调节农业资 源的合理使用，这就给农业综合企业低价收购大片农田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而对于家庭式农民来说，代价就太惨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