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od is Power
粮食就是权力……
洛克菲勒基金会创造了分子生物学及其与基因相关的研究，同时投入了数亿美元促进基因工程在粮食方面的应用。1984年，基金会发起绘制水稻基因图谱的计划，随后开发了一种被称作金水稻的品种，并宣称这种水稻可以提供维生素A。通过由基金会控制的国 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向发展中国家推广这种新品种。值得注意的是，优先推广的国家中有一半和基辛格确定的地缘政治目标相重合。事实上，农业跨国公司利用基因革命在强化对全球粮食供应的控制。
“粮食就是权力！我们用粮食来改变人们的行为。有些人可能会把这称作贿赂。但是我们并不想为此进行辩解。”
凯瑟琳·贝尔蒂尼，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前执行干事，美国农业部前部长助理
抓住了水稻金饭碗
198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首先发起了对转基因植物的商业用途可能性的大规模研究。那时候他们将其称为“植物基因工程是一项长期 的主要工作。”
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金为世界范围内的基因工程科学研究和发展注入了一剂重要的催化剂，这直接导致了转基因植物的产生，即基因革命。在随后的20年中，洛克菲勒基金会为了促进和宣传基因工程的开发研究及其在改变世界粮食生产方面的应用，直接投资了 一亿多美元，间接投资则超过好几亿美元。由此可以看出，基因工程显然是他们战略计划中的重大步骤。
1982年，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些高级顾问力劝基金会的管理层把资源投入到应用分子生物学进行植物育种上。1984年12月，基金会的理事们一致同意建立一个为期10～15年的项目，把新生的分子生物技术应用到水稻——全球大多数人的主要食物——的育种方面 。
1984年，罗纳德·里根连任总统，他认为这是大力推进私有化和撤销管制等新右派经济措施的大好时机，这项计划早在十多年前就由约翰三世和其他人提出过。美国的农业综合企业在对农业部的政策产生影响乃至进一步影响世界粮食市场的能力方面跃上了一个 新台阶。这正是启动控制未来世界粮食供应转型的大好时机。
“新优生学”：反证法的应用……
洛克菲勒基金会启动基因工程项目并不是一时头脑发热。它是自20世纪30年代起该基金会资助的研究项目的产物。在30年代后期，早在基金会大力资助纳粹德国“第三帝国”的优生学研究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招聘化学家和物理学家来创建新的学科，他们把这个新学科命名为分子生物学，以区别于经典生物学。基金会发展分子生物学这个新学科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回避和削弱其种族主义优生 学所面临的社会批评。纳粹德国已经让“优生学”背上了“恶名”。
20世纪30年代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沃伦·韦弗尔是一个物理学家。他与马克斯·梅森共同领导着基金会的这一新的生物项目。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他们慷慨地为科学研究项目提供资金，这种行为极大地影响了科学研究的方向，因为在资金极为稀缺的时候，他们将手中的基金分配给顶尖的科研人员。在1932～1957年这20多年间，洛克菲勒基金会拿出了数目可观的9000万美元来支 持建立分子生物学这一新学科。分子生物学及其与基因相关的研究完全是由洛克菲勒基金会一手炮制的。
该基金会的科学家充分借鉴了人种优生学的研究，基于几乎所有的人类问题都可以通过基因和化学操作来解决这一基本假设，创立了分子生物学。1938年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年度报告》中，韦弗尔第一次“发明”了“分子生物学”这一术语来描述他们对这一研 究的支持，即应用符号逻辑技术和其他科学学科使生物学更“科学”的研究，这一想法最早于20世纪20年代由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 的生物学家雅各希·洛布提出。他从实验中得出结论：未受精的棘皮动物类的动物幼虫可以在化学的刺激下发育，因此科学将最终控制生物学的基本进程。洛克菲勒集团里里外外的人都把它视为社会控制和社会操纵的最终手段，即优生学。
1932年当洛克菲勒基金会刚刚在这一领域启动历时25年的项目时，他们似乎已很清楚，生物与医学科学已经做好了接受物理学向这一领域进军的准备。正如沃伦·韦弗尔所说：
“在分子行为这一严谨、精确的层面上，探索人类中枢神经系统的工作机理和人类思考、学习、记忆和遗忘方式的工具都已经准备就绪了……这项研究除了能够获得一些思维、大脑以及身体之间关系的知识外，它的实用价值也可能无比巨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 获得有关我们行为的信息，从而对其进行明智有益的控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韦弗尔和洛克菲勒基金会是世界上所有分子生物学研究的中心。洛克菲勒研究院（现为洛克菲勒大学）的三个科学家艾弗里、麦克劳德和麦卡锡识别出了基因看似从一个细菌细胞传输到另一个细菌细胞的过程。他们的同事，后来洛克菲勒 大学的著名研究员、基因学家西奥多·多布然斯基当时兴奋地指出“我们正在进行用特定方法产生基因特定变异的真正试验，这对 于基因学家来说是一项壮举，因为他们在用更高级的生物进行试验时遭到了失败。”到1941年，洛克菲勒的科学家们就已经为他们 后来的转基因生物和基因革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战争刚刚结束，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分子生物学新领域的基因学家就在1946年初聚集在冷泉港由卡内基和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优生学记录办公室，参加一个题为“微生物基因学”的大型科学年会。
减化生命
洛克菲勒集团并不在意这个项目带来的风险。他们应用的方法可以追溯到勒奈·笛卡儿的“简化论”和查尔斯·达尔文的理论，即 生物都是以基因复制为唯一目标的机器——一个化学和统计学的问题。洛克菲勒的方法论是复杂生命形式都可以简化为基本的构建模块或者叫做“基本种子”的信念的延伸，这种信念认为生命形式的所有特征都可以被演绎出来。韦弗尔和洛克菲勒的其他科学家并不在意简化论曾经被批得体无完肤。他们认为“谁花钱，谁点戏”。他们制定了一个社会计划，而他们的简化论的基因学是这一 计划的理论支撑。
菲利普·瑞格教授对转基因研究的风险问题持批判态度。他在1984年8月在冷泉港的班伯里会议中心组织了第一次由顶尖大学生态学家和分子生物学家、来自工业部门的基因工程师以及政府部门代表参加的学术会议，会议中定义了分子生物学简化论的瑕疵：
就DNA来讲，这种分子在试管中是稳定的。但是它在大量繁殖的生物中是不稳定的。我们不能把活体生物中的DNA活动简化成它在试管中的化学性质！在活体系统中，DNA至少会通过变异、基因流动、重组和自然选择被修改，或者“造成不稳定”。这样说来就很 难甚至不可能进行真正的基因改造。很多分子生物学家当然都把变异和自然选择视为抽象的事实，但是在他们的专业工作中并没有意识到它们的作用。
一旦他们让美国科学界广泛认定生物可以简化为基因，他们就可能得出生物没有固有的属性的结论，芸芸众生都可以任由他们“摆 布”。但是自然界要比数字计算机复杂得多。正如生物学家所指出，给定的DNA分子在试管中是稳定的，但是在活体生物中是高度不稳定的，它们以极端非线性和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生命并不是一个二进制的计算机程序。正如传统生物学家几个世纪以来所验 证的，生命之所以令人赞叹不已就是因为它的非线性和复杂性。
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分子生物学及其基因研究是有意识地建立在这个基本的科学错误——简化论——基础之上的。他们的科学家用“ 基因编程”这个词把它同计算机的运行机理进行类比，但是没有任何科学家能够从基因编程中造出一个生物来。正如英国生物学家布莱恩·戈德温教授所说：“仅仅知道基因产品不足以解释生物形状与形式的产生。”
洛克菲勒的优生学家们对这些细节不感兴趣。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摇身一变成了基因学家。很多获得洛克菲勒研究经费的生物学家和科学家后辈很可能满心喜悦，不愿意知道优生学和基因学是紧密联系的。为了获得稀缺的研究经费，他们使出浑身解数，而通常 情况下这些研究经费都有洛克菲勒基金会附加的条件。
基金会的研究目标是想方设法找到把生命的无限复杂性简化为简单的、决定论的和可能预测的模型。沃伦·韦弗尔醉心于运用科学（糟糕的科学）并按照洛克菲勒的模式来塑造世界。基金会的新分子生物学鼓吹者执意要描绘出基因的结构图谱，并用这些信息来 “解决包括犯罪、贫困、饥饿和政治不稳定在内的社会问题和道德问题”（菲利普·瑞格语）。而他们解释这些问题的方式方法几 十年来却秘而不宣。瑞格把洛克菲勒的愿景描绘成：
从一个简化理论者的角度来看，社会问题可以简化为简单的生物学问题，通过对土壤、大脑和基因的化学处理加以解决，这是合乎逻辑的。因此洛克菲勒基金会全力以赴，运用它的人脉关系和资源促进这种优生哲学的发展。
洛克菲勒基金会运用它的基金和大量社会、政治和经济关系来宣传这样的思想：社会大众应该耐心等待科学发明来解决社会问题，没有必要直接干预经济和政治制度。耐心和对简化学研究进行更大的投入可以顺理成章地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
梅森和韦弗尔协助建立了一个分子生物学家组成的网络，这个网络摒弃了活体生物和生物群的传统知识。他们对简化论和决定论抱有共同的信念。他们拥有乌托邦式的理想，学会了使用乐观的语言进行交流，这给他们带来了科研经费和地位。这跟培根在《新大 西岛》以及启蒙运动提出的愿景不谋而合：通过掌握大自然的规律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来建立一个没有麻烦的社会。
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分子生物学家激烈地讨论是否该进行DNA重组研究，即后来的基因工程。持否定态度的人认为，由于目前无法预计它对地球上的生命可能造成的威胁和发生生态灾难的危险，为了人类的幸福应自动停止研究。到1973年，基因工程的主要技 术都是在实验室中开发的。
奥克兰大学的退休高级讲师、生物学家罗伯特·曼博士强调，洛克菲勒的简化论的确可能产生社会风险，“任何对基因工程进行风 险分析的尝试都注定带来更多的误导”。他指出：
“活体细胞系统，即使没有病毒或外来质体(更不用说朊病毒)的侵入，也要比核反应堆复杂得多。我们无法想象它究竟会出现什么问题，……很多的基因拼接不会产生任何结果；有一些可能会得到预期的结果，但是即使是几率很小的事故也会像核能一样产生灾 难。权衡再三，我们还是不要把这种方法应用于科学和生命为好。”
曼为分子生物学家敲响了警钟，但这也只是淹没在大张旗鼓的商业化农业宣传中的无数科学警告之一。这些商业化农业宣传机器与幕后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一起大力鼓噪转基因生物。
阿比盖尔·塞勒斯教授在著名的科学期刊《微生物评论》中警告说：
“用于基因工程的生物材料中有一些称为质体的DNA小片，它们被描述成简单的可预测的转基因载体。根据传统的看法，用于把基因导入转基因微生物的质体可以被描述为不可转移的……相反，世界上没有任何‘安全的’质体……为了生存我们必须解开一个谜 ：我们如何阻止或减缓对抗生素有抗药性的基因的转移。但是一些基因大师像上帝一样，可以预测出人为地将人的基因转移到羊的身上、把牛的基因转移到西红柿中诸如此类的进化结果。”
植物基因工程的核心与通过同一植物的两个品种杂交培育出一个新品种，从而产生植物杂交品种的长期有效的方法不一样，它包括把外来的DNA注入特定的植物中。不同生物的基因组合称为重组DNA或rDNA。一个例子就是转基因甜玉米或者叫做Bt甜玉米。它是把 土壤中的一种细菌——苏芸金芽孢杆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也叫Bt，注入玉米的染色体以预防欧洲玉米螟。1961年，Bt 注册成为一种杀虫剂。然而它防御害虫的能力却值得怀疑。1999年的一份科学报告警告说：
害虫抗药性的进化是Bt毒素持续效力的最大威胁……每年种植数万公顷产生毒素的Bt转基因植物，除非我们迅速制定并落实有效的对策，否则其他害虫有可能很快进化出Bt的抗药性。
基因改变通常需要进行一种组织培养或者再生，即从经过激素或抗生素处理的被迫进行变态发展的单细胞再生出完整的植物。为了把外来基因植入植物细胞，通常会附加一个转基因细菌，即根癌土壤杆菌，这个细菌被称为“计程车”或者“基因加农炮”，这种 方法也叫做生物弹道学。基因加农炮是1987年由康奈尔大学的约翰·桑福德发明的。与动植物杂交不同，植物基因工程完全绕过了有性繁殖，也不受物种壁垒的限制，自然的物种壁垒可以“一跃而过”。
生物学家、伦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侯美婉博士强调，“全新的基因和基因组合在实验室中产生，然后被植入到生物的基因组中形成转基因生物。与赞同转基因的科学家所讲的不同，这个过程并不是完全精确的。由于其结果不可预知，这个过程是不可控的和不可 靠的，通常会对宿主基因组造成损害和扰乱。”
无论是洛克菲勒基金会，还是它所资助的科学家们或与他们合作的转基因农业综合企业，他们对检测这些风险完全不感兴趣。不言自明，他们会让世界相信这种风险是非常小的。
第一次基因拼接发生在1973年，伴随着关于误用新技术的潜在风险的激烈辩论，重组基因技术在研究实验室中迅速普及。科学界强烈关注着由于物种变异导致“人间大浩劫”的境况。“人间大浩劫”这个词源自迈克尔·克莱顿1968年的一部科幻小说《天外来菌 》，它描写了一种致命疾病会使血液迅速凝结，威胁到地球上所有生物的生命安全。
1984年，在美国研究实验室中对在自然界中种植转基因植物的危害并没有达成共识。然而，尽管人们仍然对此疑虑重重，洛克菲勒基金会还是决定将其主要的资金投入到支持转基因的过程中。
20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撤销管制政策对分子生物学领域的一个十分重大的影响就是，原来由相对独立的政府机构做出的有关安全与风险的决定，现在逐渐转到私营企业的手中，而这些企业看到了通过发掘生物技术日益增长的潜力可以获得可观的利润。洛克菲 勒的策划者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吸引大型公司加入到他们的基因工程新实验中。
绘制水稻基因组图谱
1984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决定启动绘制水稻基因组图谱的综合性计划。那时，没有实验证据可以证明这项决定的合理性。
据说按当时的世界人口增长速度，将会有几十亿张嘴嗷嗷待哺，他们公开宣布他们在研究中已付出巨大的努力试图解决今后几十年的世界饥饿问题。他们通过新建立的“国际水稻生物科技项目”把研究经费投入到世界顶级的研究实验室中。在以后的17年里，基金会花费了105亿美元在世界范围内开发和推广转基因水稻。到1989年，基金会每年又在“培训与能力建设”项目上追加了5400 万美元，在后来的10年中累计达到54亿美元，以传播转基因水稻的最新进展。基因革命的种子正在被精心播撒。
“金水稻”与用心险恶的谎言
开发一种转基因水稻新品种的决定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它在科学和政治权势集团的支持者们的公关大手笔。
基金会最初资助了工业化国家的46个科学实验室，到1987年，他们每年投资500万美元用于水稻基因项目，绘制水稻基因图谱。苏黎世的瑞士联邦技术研究所和德国弗赖堡大学的应用生物科学中心都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对象。
资助资金也用于培训国际科学家网络，让科学家们掌握洛克菲勒基金会关于植物基因工程的作用与人类未来的世界观。基金会还在全球范围内资助培养了数百名研究生和博士生，以便为日后转基因生物的商业应用奠定科学基础。
他们在这些精英中建立一种兄弟般的情谊，据一些参与者说，他们培养起了强烈的归属感。洛克菲勒资助的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的五位顶级科学研究人员都是洛克菲勒由资助的博士。国际水稻研究所负责科研的副所长说：“如果没有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 我们几乎不可能获得如此巨大的能力。”
洛克菲勒的国际水稻生物技术项目开始不久，他们就决定集中力量研究一种水稻新品种，据称这个新品种能够解决发展中国家营养不良儿童的维生素A缺乏。这堪称是绝妙的宣传。它让公众认为，基因科学家们正在为解决世界饥饿和营养不良问题而辛勤耕耘。 然而，这是一个蓄谋已久的骗局。
洛克菲勒的基因革命选择从水稻开始是经过精心谋划的。正如一个研究人员指出的，水稻是24多亿人口的主食。处于不同地理环境的农民驯化和发展水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2000多年前，使其能在不同的环境生长，而且品种繁多。
对于大多数亚洲国家来说，水稻是粮食安全的同义词。世界上90%以上的水稻产自亚洲，主要是中国和印度，80%的亚洲人靠水稻来获取每天的热量。水稻也是非洲西部、加勒比海地区和拉丁美洲热带地区的主食。稻农在完全没有生物技术帮助的情况下已经开发 了许多能够抗旱、抗虫灾和适宜各种气候生长的水稻品种。他们开发出了超过14万种的水稻品种，这在生物多样性方面是难以置信的。
早在1984年国际水稻生物技术项目启动之前，洛克菲勒基金会就已经盯上了水稻，这个亚洲的饭碗。洛克菲勒基金会绿色革命的首要目标之一就是亚洲的水稻生产。30多年来的绿色革命进程大大破坏了水稻的多样性，他们利用所谓的“高产品种”把亚洲农民卷 入世界贸易体系和化肥、高产种子、杀虫剂、机械化、灌溉、信贷和营销体制的全球市场旋涡之中，这一切都是西方农业综合企业策划的。
早期水稻革命的核心驱动力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建于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该研究所拥有一个保存了世界上五分之一水稻品种的基因库，由此看来，它成为洛克菲勒基金会扩散新的水稻基因革命的主要工具丝毫不足为奇。他们把世界上现存的每一个重要的 水稻品种都储存在基因库中。
绿色革命的支持者曾经利用国际水稻研究所来收集和控制亚洲水稻品种的不可替代的种子宝藏，他们正是打着“保护”的旗号干这 些勾当的。
1960年在亚洲绿色革命期间，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创立了“国际农业研究咨询小组”，自此以后国际水稻研究所一直处于 这个组织的保护之下。这个组织同时控制了战前伊拉克的种子库。这个组织按照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世界银行的旨意行事，同时也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
世界银行以这种方式按照华盛顿政策设定的政治议程掌控着亚洲的水稻种子库。超过四分之三的美国水稻基因构成或种质都来源于国际水稻研究所的种子库。这些水稻种子又被美国政府用来向亚洲国家施压，要求这些国家撤销对进口美国大米的“不公平的贸易 壁垒”。
国际水稻研究所后来成了先正达、孟山都等国际农业综合企业巨头非法从该水稻研究所的种子库提取种子的工具，而这些种子最初是受亚洲当地农民委托管理的。
种子一旦在孟山都等大型生物科技公司的实验室中经过转基因处理，就获得了专利，成为它们独占的知识产权。1994年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建立了世界贸易组织，该组织通过了一个极端的新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第一次允许跨 国公司对植物和其他生命形式申请专利保护。
1993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一致同意对盗窃发展中国家种子资源的行为加以控制。然而，华盛顿对公约的原始文本做了一点细微的修改。它要求所有由国际农业研究咨询小组系统（包括国际水稻研究所在内）拥有的基因资源不受这个规定的限制。这涉 及50多万种种子，或者说该基因库拥有的40%的世界稀有的粮食作物的种质。也就是说，农业综合企业仍然可以自由使用这些种子，并对其注册专利。
洛克菲勒集团利用国际水稻研究所的资源作为其核心资源，在20世纪90年代初集中精力对国际水稻生物科技项目富含维生素A的水稻品种进行研究。他们的资金资助了该领域的许多研究，其中包括苏黎世的瑞士联邦技术研究所。
基金会对外宣称缺乏维生素A是发展中国家的新生儿失明和死亡的主要原因。联合国统计数据表明世界约有14亿儿童在某种程度上缺乏维生素A，其中大约有25万至50万致盲。这种诉诸人类情感的做法促使人们相信，接受有争议的新型转基因植物和农作物将 惠及全人类。金水稻（Golden Rice）成为一个标志、一面旗帜，代表了基因工程的光明前景，而这个光明前景是建立在用心险恶 的谎言和蓄谋已久的欺骗基础上的。
转基因水稻的引进首次为直接控制水稻种子——24亿人民的主要口粮——打开了大门。在基因革命之前，水稻曾为跨国农业综合种 子公司所忽视。部分原因是水稻产区的农民收入很低，另一方面是因为水稻极难进行杂交。由农民保存的水稻种子占到了亚洲水稻种子的80%以上。
洛克菲勒基金会及其农业综合企业同伙们在利用转基因水稻种子占领巨大的水稻市场的过程中可谓不遗余力，它们不给变化莫测的自由市场留下任何空间。1991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创立了一个新组织——“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获取服务组 织”，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墨西哥绿色革命的领头人、“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主任克里夫·詹姆斯负责。
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成立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获取服务组织的目的在于“通过增加粮食生产力和收入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为那 些资源匮乏的农民）减轻贫困做出贡献，并在更为安全的国际环境下促进可持续的农业发展。”这些话唯一的软肋在于根据他们的 框架，这些艰巨的任务必须而且只有通过应用生物技术才能完成。
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获取服务组织只不过是他们在瞄准的发展中国家中扩散转基因植物的又一个平台。
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获取服务组织早在洛克菲勒基金会还没有弄清楚金水稻项目的发展是否可行的时候，就已经创立并运作了将近10年。从一开始，他们就图谋在发展中国家扩散基因植物。
但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并不是唯一支持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获取服务组织的机构。孟山都、先正达旗下的诺华、安万特农作物科学公司下属的艾格福公司和美国国际开发署都对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获取服务组织给予了经济支持。他们的目标是在工业化国家（ 特别是美国）的农业综合生物科技巨头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建立全球伙伴关系”。为了建立这种全球伙伴关系，国际农业生物技术 应用获取服务组织设立了关于组织培养、诊断学或基因工程的技术转移项目。
有意思的是，当亨利·基辛格在1974年的战略文件《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中为美国政府的人口削减政策炮制了一份包含 13个“重点”发展中国家的名单时，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获取服务组织也开列了一张重点引进基因工程植物和农作物的国家名单。这个名单包括12个国家，分别为亚洲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非洲的肯尼亚、埃及、津巴布韦，拉丁美 洲的阿根廷、巴西、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值得一提的是，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获取服务组织的重点国家中有一半和基辛格17年前的地缘政治目标相重合。的确，美国的地缘政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保持不变。
到2000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瑞士联邦技术研究所宣布，他们利用细菌中的一个基因从水仙花中成功提取了两个基因，并把它们植入水稻DNA中，以生产他们所谓的富含维生素A水稻或富含β胡萝卜素水稻。
由于在体内生成维生素A的β胡萝卜素（或者前维生素A）的颜色与水稻相同，都是金灿灿的，所以这种水稻被称为“金水稻”。这 真是一个营销杰作，它迎合了人们希望得到金子的心理。现在，从表面上看这既可解决温饱，又能为孩子们补充维生素A。
亚洲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孩子们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都通过其他途径摄取维生素A。问题不在于缺乏含有维生素A的自然食物，而是在于没有合适的途径从其他自然资源中摄取维生素A。
印度的生物多样性倡导人范达娜·席瓦博士对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金水稻宣传推广持严厉的批判态度，她指出：“利用转基因水稻生 产维生素A的第一个弊端是它掩盖了维生素A的其他替代来源”。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佩尔·品斯特鲁普-安德森说过，富维生素A水稻对亚洲贫困人民来说很重要，因为“我们不能为如此众多的营养不良的人提供所需的药物。”
席瓦指出：“有很多方法可以代替药物为人们提供维生素A。动物的肝脏、蛋黄、鸡肉、猪肉、牛奶和黄油都富含维生素A。β胡萝 卜素能够产生维生素A，它通过绿叶蔬菜如菠菜及胡萝卜、南瓜、芒果等提供给人类……”
虽然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新闻通稿中没有提到，但是科学家们都明白大量摄入维生素A会导致维生素过多症或者叫做维生素A中毒，它会导致婴儿永久性的大脑损伤及其他有害影响。
此外，如果只通过食用大米来摄取维生素A，那么每个人所需要食用的大米的数量巨大无比，没有人有这么大的肚皮。有人曾预测一个亚洲人平均每天需要吃掉9公斤大米才能满足人类正常的维生素A最低摄入量。一个亚洲人一般一日三餐食用300克大米，只能 提供8%的需要量。
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高登·康威曾在一篇新闻通稿中怯生生地回应这些批评与质疑：“首先要声明我们并不认为金水稻是维生素A 缺乏问题的解决方法。它只是水果、蔬菜和肉类食品以及其他强化食品和维生素营养品的上好补充品。”他补充道：“我同意席瓦 博士的观点，金水稻在公共宣传方面太过火了。”
也许公共宣传方面“太过火了”，但是对于躲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基因革命幕后的那些人来说，宣扬转基因金水稻的运动远未过火。
洛克菲勒基金会在2000年宣布，他们正把多年来水稻研究的成果奉献给公众。实际上，他们巧妙地把研究成果奉献给了商业化农业生物技术巨头。英国公司阿斯利康2000年5月宣布获得了金水稻商业化的独家许可。阿斯利康后来成为瑞士先正达公司的一部分。
金水稻项目为基因工程生物技术行业提供了巨大的宣传工具。1999年，时任美国总统的比尔·克林顿宣称：“如果我们每天能向发 展中国家出口多一点富含维生素A的转基因金水稻，那么每天就能拯救4000个由于营养不良而生命垂危的人。”为金水稻申请了专 利的先正达和孟山都声称，他们允许这项技术“在发展中国家免费用于人道主义用途”。
随着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农业综合企业的游说者的宣传机器开足马力大造舆论，对把日常主食交由基因学博士和农业综合企业巨头控制的批判与质疑的声音越来越小。著名医学专家、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的主编理查德·霍顿说：“通过所谓的农业技术手段来 解决全球饥饿的问题，纯属一种阴谋。这也许是……新世纪商业中最为恶毒的徒劳无益的行为了。”然而这番话被人们当作了耳旁 风。
与此同时，生物技术界的内部人士、在瑞士先正达种子公司从事转基因种子研究、金水稻专利的主要持有人史蒂文·史密斯2003年 6月在他去世前宣布：“如果有人告诉你转基因可以养活世界，那么你告诉他们，转基因养不活世界……要养活世界，需要政治和金融的意志——而不是生产和销售的问题。”洛克菲勒基金会声称利用转基因生物可以养活世界，这只不过是一个神话。但是这个神话掌握在强大的神话制造者手中。这场革命仍在继续。
农业综合企业和基因革命的支持者们通过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获取服务组织、国际农业研究咨询小组、国际水稻研究所和洛克菲勒的直接资助，精心制定了传播基因革命种子的全球计划。在这个计划的指导下，他们已经为下一步做好了准备，即加强对人类粮 食供应的全球控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建立一个新的组织。它就是世界贸易组织。
第四部分 肆虐的转基因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