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eds of Destruction—Planting the “Garden of Earthly Delights”
毁灭的种子——种下“人间乐园”The Garden of Earthly Delights（《人间乐园》，又名《夏娃的创造》、《娱乐之园》等），是尼德兰画家希罗尼穆师·博斯（1450～1516）在1500年左右完成的一幅三联画。——译注
洛克菲勒基金会宣称必须用转基因作物来解决世界人口的增长问题，但事实是全世界转基因农作物的种子全部掌握在孟山都、先正达、陶氏化学和杜邦四家公司手里。这些公司生产的转基因种子都能够抗御本公司生产的除草剂，这使得农民对这些公司的依赖性 加剧。由于美国政府对权势集团的强力支持，转基因农作物已经逐渐控制了美国的食物链。从全球范围内看，转基因大豆占全球大豆种植量的56％，转基因棉花占到28％，而且这种比例还在上升。尽管没有证据表明转基因作物能够增加产量且完全安全，但由于 少数农业寡头企业与政府的勾结，转基因农作物依然在美国和全球蔓延。转基因农作物在全球蔓延过程中，世界贸易组织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力。
美国农业综合企业独步天下
让转基因作物成为世界农业市场居主导地位的基本作物的下一步计划，就是建立一个凌驾于各国政府之上的新执法机构。这个新机构于1995年在日内瓦粉墨登场，被称为世界贸易组织（WTO）。
1986年9月,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发起基因工程水稻项目之后的两年，美国的农业综合大企业在一个全新的国际贸易体制，即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背后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力。
这是长达约30年不懈努力所达到的顶峰,同时也是这些努力自然而然的结果。这项计划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哈佛大学，属于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项目，由瓦西里·列昂惕夫设计，并在“纵向整合”的口号下，由哈佛商学院教授雷·戈德伯格和约翰·戴维 斯逐步实施。
经过30年的努力，在摧毁美国农业部门中实现垄断和实行纵向整合的障碍、清除卫生监管规章和安全标准之后，新兴的庞大农业综合企业接下来采取行动，要求建立一个超越国家的、不经选举产生的新机构，落实其私下制定的全球性计划，以便大展拳脚。
随后经过大约九年争论不休的关贸总协定讨论之后，1995年，一个新的国际组织——世界贸易组织——诞生了，它以其英文缩写 WTO而闻名于世。
WTO的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一个看似中立、风景如画、平和宁静的地方。然而，在这个假象背后，WTO一点也不平静和中立。作为全球自由贸易的执法者,WTO充当了国际警察的角色。它的一个主要宗旨就是帮助每年价值上万亿美元的全球商业化农业贸易“攻 城略地”,为扩张私营农业综合企业巨头利益的计划服务。出于这一目的，WTO被设计为一个超越国家的实体，凌驾于各国法律之上，不必对其机构之外的任何公共机构负责。
对于违反已经达成一致的贸易规则，关贸总协定没有任何可强制实施的制裁和惩罚措施。相反，新成立的WTO则拥有这种惩罚手段。对于违反其规则的成员国，它拥有课以巨额罚款或实施其他制裁的权力。当它终于在1995年成立的时候，WTO以一种新武器的形 式出现，它可以强行打开国家间的各种壁垒，这样一来就可以加速即将商业化的转基因作物的扩散。
像战后大多数自由贸易重大倡议一样，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想法也是来自华盛顿。它是关贸总协定贸易自由化乌拉圭回合谈判的结果，这些谈判从1986年9月在乌拉圭的埃斯特角城开始，1994年4月在摩洛哥的马拉喀什结束。
从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于1948年初创以来，华盛顿就坚决抵制将农业包含到世界贸易谈判之中，担心任何一般的国际规则将为外国粮食进口打开美国的市场，损害美国农业的竞争力。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的农业出口一直是与冷战的地缘政治相联系的 国家战略重点。
与关贸总协定以前所有的谈判回合不同，乌拉圭回合将农业贸易作为重中之重。原因很简单，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里根政府的支持，在撤销国家管制和支持自由市场的进攻性政策的支撑下，美国的农业综合企业的力量已经很强大，足以发动一场大规模 的全球性贸易攻势。
华盛顿在乌拉圭回合农业议题上的立场，是由总部位于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的嘉吉公司草拟的。作为里根政府派驻关贸总协定的大使，嘉吉公司前高管丹尼尔·阿姆斯图茨起草了包括四点主张的“阿姆斯图茨方案”。
事实上，这就是嘉吉的方案。嘉吉公司当时是居主导地位的美国私营农业综合企业巨头，在全球的销售额超过560亿美元，在全世界66个国家设有工厂。通过与洛克菲勒利益集团在拉丁美洲的合作，以及20世纪70年代与基辛格在“粮食浩劫”中的合作——将美 国小麦销售给苏联获取巨额利润，嘉吉已经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全球帝国。它对华盛顿尤其是美国农业部的政策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
阿姆斯图茨在关贸总协定谈判中提出的四点要求，对美国农业综合企业的利益及其不断增强的全球地位起到了独特的作用。这几点包括：在全世界禁止所有政府的农业项目和价格补贴；禁止各国为了保护本国农业生产而寻求实行进口控制；禁止政府对农业的所 有出口控制，即便是在饥荒时期。嘉吉图谋控制世界的粮食出口贸易。
阿姆斯图茨的最后一点要求是在1987年7月向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的参与国提出的，它意味着关贸总协定规则将限制各国实施严格的食品安全法律的权利！对于嘉吉及其农业综合企业盟友来说，全球“自由市场”似乎比人的生命还要神圣。国家食品安全 法律被美国农业综合企业视为一个主要的障碍，使它们无法不受约束地从发展中国家的低工资、低品质的工业化农场业务中牟取高额利润。而且，农业综合企业想获得不受限制地营销新的基因工程作物的能力，因此,不能允许各国对健康和安全的关注成为拦路 虎。
阿姆斯图茨是农业综合企业利益的忠诚卫士。由于他忠心耿耿、任劳任怨，2003年被任命为小布什政府的农业部派驻伊拉克的特别联络员，指导如何用转基因作物将伊拉克农业改造成在美国领导下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出口型商业化农业(本书前一章已述及) 。
美国在乌拉圭回合谈判提出的在农业方面的主要要求，集中在呼吁强制终止各国的农业出口补贴，这是针对欧洲共同体共同农业计划的一项动议。华盛顿将这一进程称之为“农业贸易自由化”，这一进程的受益者将是美国农业综合企业，它们是占主导地位的玩 家。这不禁让人想起19世纪70年代英国的自由贸易主张,其目的是为英国的国际贸易和金融服务，当时它们也是居于世界主导地位的玩家。
国际粮农贸易政策理事会与农业综合企业游说集团
“商业圆桌”组织是一个由美国最大的公司的高管组成的强大游说集团，嘉吉公司是这个组织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为了为1994年的关贸总协定谈判做准备，圆桌组织组成了一个联盟，游说美国国会接受其提出的关贸总协定农业谈判议程，而它要做到这一点易如 反掌。
由于嘉吉公司及其在商业圆桌组织的朋友们为支持美国国会关键成员的竞选而投入了数百万美元，国会作出支持关贸总协定和建立新的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变得更容易了。
由于不满足于把所有鸡蛋都搁在一个篮子里，嘉吉公司还建立了另一个支持关贸总协定的游说团体——“支持世界贸易消费者” (CWT)组织。很可笑的是，这个组织不是代表消费者，而是代表了包括嘉吉公司在内的农业综合企业和跨国公司的利益，入会公司的会费为每年65万美元。嘉吉公司还成立了“美国贸易紧急情况委员会”，以说服国会接受新的世界贸易组织的农业议程。
与嘉吉公司和其他美国农业综合企业共同努力、推动通过激进的关贸总协定农业议程的国际游说团体，是一个不太引人注意的强大组织，自称为“国际粮农贸易政策理事会”（IPC）。国际粮农贸易政策理事会创立于1987年，其目的是宣传推广农业贸易的自由化，特别是宣传推广农业综合企业的阿姆斯图茨方案，它包括了大企业的最高层管理者，他们来自嘉吉、转基因巨头先正达（当时 属于诺华集团）、世界最大的食品制造商雀巢、卡夫食品、世界最大的转基因种子制造商孟山都、世界最大的转基因大豆交易商 ADM、粮食巨头邦基、温思罗普·洛克菲勒的温洛克国际基金会、美国农业部和日本最大的贸易集团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国际粮农 贸易政策理事会是一个无论是布鲁塞尔、巴黎还是别的地方的政客都不敢忽视的利益集团。
嘉吉公司、国际粮农贸易政策理事会和商业圆桌组织，都曾与米奇·坎特密切合作，坎特是克林顿政府的贸易谈判代表，后来任商业部长。坎特把WTO说成与关贸总协定所达成一致的规则差不多是一回事(实际上这是谎言),因此与乌拉圭回合有关WTO的议案得以 在美国国会获得通过。
WTO的规则由“四国集团”（即美国、加拿大、日本和欧盟）所主导。它们举行闭门会议，为所有134个国家制定政策。在四国集团内部，以美国人为首的农业综合企业巨头控制了重大政策的制定。决策的确达成了共识，但这是私营农业综合企业之间的共识。
由嘉吉、ADM、杜邦、雀巢、联合利华、孟山都和其他农业综合企业起草的《WTO农业协定》，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意图，就是瓦解各国法律，保护农业综合企业巨头的强大定价权。
到了1994年，随着世界组织即将粉墨登场，华盛顿的政策变成全面支持将开发转基因植物列为美国的主要战略重点。克林顿政府将 “生物技术”与互联网一起列为美国政府正式和非正式支持的战略重点。对米奇·坎特出任WTO批准进程的首席谈判代表，克林顿给予了充分支持。
当坎特于2001年离开华盛顿政府的时候，他因为在关贸总协定谈判期间为美国农业综合企业所做的服务而得到了回报。当时世界转基因作物和相关除草剂最积极的推广者孟山都公司任命坎特为公司董事会成员。政府与私营部门之间的旋转门运作得顺畅。
孟山都、杜邦、陶氏化学和其他农业化学巨头摇身一变,成了世界主要粮食作物的专利转基因种子的控制者。将新的转基因作物强加给心存疑虑的世界的时机成熟了。《WTO农业协定》加上WTO强制实施的TRIPS规则，将成为这方面的工具。TRIPS是“与贸易相关 的知识产权”的英文缩略语。
WTO和恶劣的 TRIPS
WTO标志着世界农业全球化的重要步骤，这一全球化进程是按美国农业综合企业定义的条件进行的。WTO规则开辟了建立粮食商品全球“市场”的法律和政治途径，它类似于100年前在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主导之下由石油卡特尔建立的市场。在农业综合企业出现之前，农产品从来没有被视为具有全球市场定价的一种纯粹商品。农作物与其市场一样，一直是地方性的，是人类生存和国家 经济安全的基础。
华盛顿的阿姆斯图茨方案略经修改之后，成了《WTO农业协定》（在英语中后来被简称为AoA）的核心。“农业协定”的政策目标是 创造农业综合企业认为最重要的东西——为其产品创造一个自由的、一体化的全球市场。尽管协定从言辞上也谈到了“粮食安全” ，但它强行规定，这种安全只有在自由贸易体制之下才可能实现，这种规定对嘉吉、邦基、ADM等全球粮食贸易巨头尤其有利。
正如已经提到的，1992年老布什政府未经公开辩论就作出裁定说，基因工程或转基因粮食或植物与普通作物和种子“实质上相同” ，因此不需要进行任何特殊的政府监管。这一原则被庄严地载入WTO规则之中，列入《实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协议》（SPS）之中。“植物卫生”是个好听的科学术语，就是说它涉及植物的卫生问题,即转基因植物问题。
用各种花言巧语居心叵测地制定的《实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协议》规定，“旨在保护人类免受害虫和动物侵扰的食品标准和措施 ，很有可能被用来作为有意设置的贸易障碍”，因此，按照WTO规则必须加以禁止。在把植物和人类的健康安全“庄严地”列入 WTO标准的伪装之下，国际粮农贸易政策理事会及其强大的转基因作物利益集团所保证的却恰恰相反。WTO成员国中，几乎找不到任何政客费心去解读“植物卫生”这个可怕的术语。他们乖乖地听从农业综合企业游说集团的摆布，批准了这个协议。
一些国家出于对可能给人类和动物生命带来威胁的担忧，制定了禁止转基因生物进入人类食物链的法律，但按照WTO的《实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协议》，这些法律被称为 “不公平贸易做法”。另外一些WTO规则则禁止各国制定要求标明转基因食品的法律， 宣称它们是“贸易的技术壁垒”。在WTO之下，“贸易”被认为是比公民了解自己在吃什么的知情权更值得关注的事情。对于何种贸易和谁将受益则语焉不详。
在最终导致WTO 成立的国际谈判进行的同时，约175个国家也在就确保生物多样性和粮食安全的保护措施进行谈判，面对新的、基本未经大规模试验的转基因作物即将带来的大屠杀，这仍是一个优先考虑的问题。
1992年，在WTO最终协议达成一致的两年前，175个参与国签订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CBD）。这个公约涉及转基因生物的安全转让和使用问题。
作为这一公约的延伸，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感觉到，有必要制定一份明确应对转基因生物潜在风险的议定书。这个时候，转基因生物大部分尚处在试验阶段。
尽管遭到强烈抵制，特别是来自美国政府的抵制，一个正式的工作组于1996年开始草拟《生物安全议定书》。最后经过七年紧张的国际谈判，包括对来自世界各地的相关利益团体的听证，联合国138个成员国在哥伦比亚卡塔赫纳开会，希望能签订《联合国生物 多样性公约》附属的《生物安全议定书》的最终文本。
但是这些国家太乐观了。包括巴西和数个亚非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提出的要求，遭到了支持转基因生物的、有组织的强大游说团体的阻击，这些团体由政府和农业综合企业组成。在连续十天的辩论之后，代表们因支持转基因生物的国家的反对而陷入进退维谷 的境地。以美国为首由一些支持转基因商业化农业的国家组成了“迈阿密集团”。作为所谓迈阿密集团的发言人的加拿大，赢得了 达成一项协议的胜利。协议决定在不达成任何协议的情况下休会，并成立一个规模较小的委员会继续进行研究。这项谈判此前就曾受到以美国为首的、包括六个国家在内的迈阿密集团的牵制，它们是美国转基因政策的积极支持者加拿大,当时已经完全被孟山都 和美国农业综合企业控制的阿根廷,华盛顿的另一个商业化农业自由贸易伙伴澳大利亚,两个与华盛顿关系极为密切的国家乌拉圭、智利。不同寻常的是，美国政府并没有正式出席卡塔赫纳的一系列会议。强烈支持转基因生物的克林顿政府拒绝参加，就像它拒绝 签署早先的《生物多样性公约》一样。
然而，来自非官方的信息说，华盛顿的代表一手策划了整个迈阿密集团对这次谈判的破坏活动。迈阿密集团的要求很简单，他们坚持将WTO贸易规则正式写进议定书，认为必须明确生物安全措施必须服从于WTO的贸易要求。他们的论点锋芒不露，纯粹是在诡辩。 他们反守为攻，认为并非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未得到证明，而是《生物多样性公约》大多数缔约国对转基因生物风险的生物安全性的担忧“未得到证明”，因此，应将其视为一种“贸易壁垒”。以此为理由，迈阿密集团国家坚持，禁止不公平贸易壁垒的WTO 规则必须优先于“生物安全议定书”。
谈判破裂了。几乎很少听到有人再提起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华盛顿、WTO以及它们背后的转基因利益集团为转基因种子在全世界不受限制地扩散扫清了道路。
WTO的理论很简单：自由贸易——按照巨型私人农业综合集团定义的条件——将凌驾于主权国家之上，将优先于对人类或动物健康 和安全的关切。“自由贸易高于一切”被其奉为圭臬。
鱼和熊掌兼得
华盛顿认为，在一个国家，只有“实质上经过改造”的产品才能贴上标记。接着他们声称，按照老布什政府1992年的裁定，他们的转基因作物与普通作物“实质上相同”，没有“实质上经过改造”，因此无须贴上标记。
然而，与此同时美国的专利法却允许农业综合企业对其转基因生物和种子拥有专利权，其依据是将一种外来的DNA引入水稻等植物的基因组，已经对植物做出了独特的改变，或者可以说，它已经“实质上经过改造”。
华盛顿既对转基因产品作了“实质上相同”的裁决，又允许将转基因种子的新专利视为“实质上经过改造”，这样的矛盾并没有给 很多美国官员带来困扰。为了推进商业化农业基因革命计划，不管提出什么样的论点，对他们来说都是可以的。注重逻辑上的前后一致，在华盛顿推动其基因革命的议程上并不重要。
授予植物专利的法律框架被庄严地载入到WTO保护所谓《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的规则当中。按照TRIPS的规定，所有WTO成员国都应制定保护植物专利（知识产权）的法律。这种专利将阻止除了专利权人之外的任何人制造、销售或使用这种“ 发明”。新的WTO规则中的这一不怎么引人注目的条文，为美国和国际上的农业综合企业大规模推进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基因工程战略计划打开了大门。
WTO的TRIPS规则为财大气粗、拥有庞大研发预算的农业化学跨国公司要求客户或者一个国家交纳使用其拥有专利的种子的专利费，甚至拒绝向其提供种子,创造了条件。就植物而言,其专利有效期为20年。正如一位持批评态度的科学家所说，按照TRIPS和基因专 利法，“知识就是财产。它属于大公司，农民们休想碰它一根汗毛。”
有WTO和美国国务院撑腰，转基因跨国公司(孟山都、先正达等)很快就开始试探它们在向其他国家强制获取植物和其他生命形式专利方面究竟能走多远。
得克萨斯州的生物技术公司RiceTec决定，它将获取巴斯马蒂水稻的专利，这个水稻品种数千年来一直是印度、巴基斯坦和亚洲其他许多地区人民饮食中的主食。1998年，RiceTec取得了转基因巴斯马蒂水稻的专利，由于美国法律禁止给转基因食品贴上标记， RiceTec得以将其合法销售，并且将它标记为普通巴斯马蒂稻米。事后发现，RiceTec早已拿到了珍贵的巴斯马蒂稻种，这种种子被人通过可疑的手段交由在洛克菲勒基金会位于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托管。
国际水稻研究所已经对在菲律宾收集到的价值难以估量的稻种藏品进行了“安全”复制，并将其储存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科林斯堡的 一个种子库中。国际水稻研究所声称，这些种子将作为菲律宾稻农的保障性种子资源储存，但它将种子储存在科罗拉多的做法，给上述说法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国际水稻研究所设法让稻农们相信，将他们极其珍贵的种子品种交给国际水稻研究所，是为了他 们自身的安全考虑。
在远离菲律宾的科罗拉多，国际水稻研究所将这种珍贵的种子交给了RiceTec的科研人员，然后这些科研人员就用其申请了专利，要是没有这些种子，RiceTec公司本来是无法获得其转基因专利的。他们知道，这是严重违法的。即便是在得克萨斯，水稻科学家 也知道，巴斯马蒂稻子不会在得克萨斯克劳福周围尘土飞扬的平原地区正常生长。
RiceTec公司与国际水稻研究所沆瀣一气，盗窃了这种种子，并申请了自己的专利。然而，根据洛克菲勒基金会所属国际水稻研究所精心制定的规定，虽然基因库的种子不能申请专利，但如果某个科学家设法做了培育工作，那么不管其结果如何，他们都可以用 它申请专利。
2001年12月，在一起名为“JEMAg Supply公司诉先锋良种”的判例中，美国最高法院明文昭示了这样的原则：允许植物和其 他生命形式获得专利。美国最高法院向下级法院下达了令状，对新开发的植物品种是否属于《美国法典》第101篇第35章（35 US C§101）的保护对象、国会提供的其他法定体制是否显示出常规的实用新型专利法没有涵盖植物的立法意向等作出了判定。最 高法院裁定，转基因植物品种可以授予专利，这令大多数法律专家大吃一惊。
从此以后，转基因农业综合集团得到了美国最高法院的支持。这一点现在可以用作强迫其他势单力薄的国家尊重美国转基因种子专利的大棒。
美国政府主要机构串通一气，在转基因革命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尽管从法律上和名义上它们负有保护普通美国人民公共卫生和安全的职责。2001年1月25日《纽约时报》刊登的整版揭露报道中写道，通过美国环境保护署、农业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孟 山都对自己所属的行业拥有“惊人的”控制权。“在这个领域，美国政府的相关机构恰恰做了农业综合企业要求它们做或告诉它们做的事情。”亨利·米勒博士对《纽约时报》如是说。从1979年到1994年间，米勒博士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生物技术问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孟山都、先正达、杜邦等转基因植物专利的主要持有者声称，经过基因工程改造的水稻、玉米、大豆和其他作物，将解决世界饥饿问题并提高粮食的安全程度。事实上，他们千方百计获取植物新品种专利，导致了研究受到限制,遗传植物多 样性减少，还导致千百年来一直是全人类共同遗产的种子的所有权落入少数人手中。这一进程极大地增加了因新的单一作物种植方式而导致植物物种总体上遭到毁灭的风险。
转基因生物的四驾马车
在势力强大的WTO和美英政府的倾力支持下，国际生物技术大公司利用转基因专利巩固了它们对可以想象到的所有植物的控制权。到20世纪90年代末，基因革命像飓风一样席卷世界农业。
到2004年，四家全球性私人公司主宰了转基因种子及其相关农用化学品的市场。
世界第一号转基因公司是总部位于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孟山都公司。它是转基因种子的主要供应商和化学除草剂草甘膦(孟山都称其为农达系列除草剂)的世界最大生产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孟山都花费80亿美元收购种子公司，以巩固其作为世界领先除草 剂生产商之一的地位。
在1999年4月12日《商业周刊》刊载的对孟山都的首席执行官罗伯特·夏皮罗的专访中，他对公司的战略作了定义。这就是，孟山都要实现“世界上三个最大的行业（农业、食品和健康，它们现在是分开运营的业务）的全球性融合。而目前存在着一系列将导致它们融为一体的变革。”孟山都将自己视为现代的克努特大帝克努特大帝（995～1035），海盗民族维京人出身，1014年被选为丹麦和英国国王。——译注，独立潮头,控制着瞬息万变的海洋。
孟山都创立于1901年，最初生产硫酸等工业化学品。它生产了世界上大部分的多氯联苯（PCBs）,并向其他企业发放生产这种产品的许可证。后来证明，这种东西会造成严重的大脑损害、生育缺陷和癌症。
孟山都曾参与高毒性二英的生产，并生产一种基于二英的致命毒剂——橘剂，这种毒剂曾在越南战争中使用。正如一个专业报告所 指出的：“从1962年到1970年，美国军队在越南喷洒了7200万升除草剂，其中大部分是橘剂。超过100万越南人暴露在喷洒之下，另外还有超过10万美国和盟国士兵。”詹姆斯·克莱里博士曾是埃格林空军基地化学武器分部的科研人员，他设计过除草剂喷洒箱 ，1979年曾就“牧场之手行动”(越南喷洒除草剂行动的名称)写过一份报告。1988年，他告诉参议员达施勒说：
当我们（军方科研人员）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除草剂计划时，我们意识到了因除草剂中的二英污染而造成损害的可能性。我们甚至意识到，由于制造的成本和速度，“军用”配方的二英浓度要比“民用”配方更高。但是，由于这种材料将被用来对付“敌人”， 所以我们都没有过分在乎（这一问题）。我们从未考虑到连我们自己的人员也将会受到除草剂的污染。
2007年初，英国调查人员披露的英国政府内部备忘录和证据显示，孟山都公司曾向威尔士南部一个未划定隔离线、会渗漏的采石场倾倒约67种化学药品，包括橘剂派生物、二英和只有孟山都才能生产的多氯联苯，这个采石场没有取得接纳化学废料的许可，造成 30年后地下水和大气的污染。《卫报》报道说，“已经有证据显示，孟山都所属化学公司明知其化学物品有可能污染野生生物和人类，却仍向承包商付费，在英国的垃圾填埋场倾倒数千吨的高毒性废料。”
孟山都自进入转基因领域以来,在企业的诚信或对人类健康表现出的关注方面远非完美无瑕。
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的全球转基因四巨头当中的第二位是杜邦公司所属的先锋良种国际公司，它的总部位于艾奥瓦州的约翰斯顿。先锋良种标榜自己是“向全世界农民提供先进植物基因产品的领先开发商和供应商”，活跃于70个国家。
先锋良种是一家建立于20世纪30年代的公司，由后来成为洛克菲勒在“绿色革命”中的合作者亨利·华莱士创立，它于1999年为总 部位于特拉华州的化学巨头杜邦公司所收购。由于拥有庞大的原生胚芽收藏和知识产权，先锋良种国际公司被认为是世界最大的拥有专利的种子库。先锋良种的市场主导地位主要源于其玉米种子。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锋良种一直在向植物基因学领域挺进。1999年10月，杜邦公司完成了对先锋良种价值77亿美元的收购，建立了一个种子-化工综合企业，目的是使其成为化学工业转型中的主要发动机，这种转型是由依赖石油转向通过基因工程提供原料 。
第三个转基因巨头是总部设在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的陶氏益农公司，这是一家营业额为34亿美元的种子和农用化学综合企业，活跃于66个国家。陶氏益农公司成立于1997年，当时陶氏化学公司收购了制药商礼来公司在Dow Elanco公司中的股权。陶氏化学 公司是世界第二大化学公司，年营业额超过240亿美元，业务遍及168个国家。
像其在转基因商业化农业领域的盟友孟山都、杜邦等公司一样，陶氏化学公司在环境和公共健康方面有着糟糕的记录。
陶氏化学公司位于密歇根州米德兰全球总部的工厂，曾经污染了整个地区，包括蒂塔巴沃西河冲积平原，二英蔓延到了平流层。密歇根州环境质量局所做的检测发现，在米德兰所提取的34个土壤样本中，有29个样本的二英含量高于该州确定的卫生标准。一些样 本的二英含量接近清洁标准的100倍。该州警告米德兰的居民说：“不要让孩子在土地上玩耍。接触土壤后，要清洗手和身体暴露 于外的部位。不要吃产自自己园子里的任何未经清洗的食物。不要参与任何其他可能导致土壤入口的活动……”
二英是迄今为止经研究发现的毒性最强的化合物之一。极小的剂量就能对生命造成损害，专家已经将其与子宫内膜异位、免疫系统受损、糖尿病、神经中毒、生育缺陷、生育力下降、睾丸萎缩、生殖机能障碍、癌症等联系起来。根据一份科学报告，二英会影响 胰岛素、甲状腺、类固醇荷尔蒙，威胁所有人类新生儿的发育。
陶氏化学公司是臭名昭著的凝固汽油的发明者,这种汽油最初用来对付越南的平民。这种胶冻状化学物一旦喷溅到人身上就会燃烧。1972年拍摄的一张广为人知的照片令人触目惊心:一个赤裸的小姑娘奔跑在越南的小路上，极其痛苦地尖叫着，凝固汽油的威力 于是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时任陶氏化学公司总裁的赫伯特·D多安将凝固汽油描述为“一种拯救生命的好武器……一种战略武 器，对于我们正在运用的战术很有用,又不会过多地牺牲美国人的生命。”
陶氏益农公司将其在转基因方面的角色描述为，“提供创新性的植保、种子、生物技术解决方案，服务于世界不断增加的人口”。 2003年，在“贝茨诉陶氏益农”的案件中，得克萨斯西部的29位农场主走上法庭，指控陶氏益农公司制造的除草剂Strongarm严重毁坏了他们的花生作物，而许诺杀死的杂草却没有杀死。按照得克萨斯《贸易欺诈行为法》，这些农场主起诉陶氏益农公司进行虚 假广告宣传、违反担保责任和有欺诈性贸易行为。陶氏益农公司在联邦地区法院赢得了对农场主不利的公开宣判，该法院的司法宣判是：《联邦杀虫剂、杀菌剂和灭鼠剂法》（FIFRA）优先于农场主按州法律所提出的主张。该案上诉到最高法院，就像该案中法 庭对法律作出的解释一样，美国政府站在了陶氏益农公司一边。
转基因四驾马车中的第四驾马车，是总部位于瑞士巴塞尔的先正达公司，它在2000年由诺华和阿斯利康两家公司的农业事业部合并而成。两个事业部合并后，组成了营业额达68亿美元的农业和化学公司。它在2005年宣称自己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农业化学公司和第 三大种子公司。尽管总部设在瑞士，但先正达从许多方面来看是一家由英国人控制的公司，其董事长和许多董事均来自英国的阿斯利康公司一方。先正达故意保持低调，以免“打草惊蛇”,引起其美国竞争对手的警觉，它是世界第二大农用化学品生产商和第三 大种子生产商。
先正达公司于2004年违心地成了主要媒体关注的对象。当时，德国黑森州北部的农民戈特弗雷德·克劳纳发现了这样的证据：为了喂养他的牛，他从1997年开始种植先正达Bt176转基因玉米，而这正是他的牛纷纷死亡、牛奶生产遭到破坏、农田被毒化的原因 。先正达的Bt176玉米经过了基因改造，目的是使其在生长的过程中产生一种苏芸金芽孢杆菌的毒素。他们声称，这种毒素能杀死一种破坏性很大的害虫——欧洲玉米螟。
克劳纳是德国第一个获准使用先正达Bt176玉米的农民，其用途是动物饲料。他对自己的经历做了详细的记录。起初他相信，自己正在发起一场通过转基因实现的农业革命。但最终事实却证明，他的经历是世界上对先正达Bt176玉米的影响所做的为期最长 的实验之一，几乎长达五年。其结果对转基因的支持者来说并不令人鼓舞。
不过，对转基因功效的试验并非克劳纳原来的意图。他想要的是转基因作物用来喂牛的好处，同时消除欧洲玉米螟这种害虫给庄稼带来的损失。通常，这种害虫会使作物收成减少20%。
第一年，即1997年，克劳纳十分谨慎。他只种了一小块Bt176玉米实验田。效果非常好：整整齐齐、绿油油的玉米苗“像士兵那 样威风凛凛”，他回忆道，“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看到长势喜人、毫无虫害的作物,丰收在望，我简直着了迷。”第二年， 即1998年，他将先正达Bt176玉米的种植面积扩大到5公顷，并与该公司在德国的代表汉斯-西奥·雅克曼密切合作。到了2000年，克劳纳将转基因试验扩展到他约10公顷的全部田地。每一季收获之后，他都逐步增加用于喂牛的Bt176玉米饲料量，并细心地 记下牛奶产量和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头三年，没有任何增加转基因作物饲料量而引起的副作用。
然而，当他在饲料中增加了产自他田里的先正达纯转基因玉米的剂量,以为肯定能提高产奶量时，一场噩梦袭来了。
上过大学的农民克劳纳对一位奥地利记者说，当他看到他的牛剧烈腹泻，排出胶状白色粪便时，他惊呆了。从它们身上挤出的牛奶中含有血丝，这种情况在乳汁分泌中从未听说过。一些母牛突然停止产奶。接着，五头牛犊在2001年5月到8月间先后死去，这是极 其令人震惊的事情。
克劳纳最终几乎损失了全部70头牛。先正达拒绝对此承担任何责任，他们坚持认为，根据他们自己的试验这些母牛能够分解掉Bt 176玉米中的苏芸金芽孢杆菌毒素。
尽管先正达拒绝承担任何责任，但克劳纳坚决要求对自己农田里的土壤、储存的玉米及母牛进行独立的科学分析，并且得到了这方面的帮助。一个实验室反馈的结果确认了克劳纳的看法，先正达的Bt176转基因玉米就是“罪魁祸首”。这一结果显示，克劳纳 2000年收获的Bt176玉米中，每千克的毒素含量为83微克。2004年6月，著名的瑞士联邦技术研究院地球植物学研究所的安格里卡·海尔比克教授发现，在克劳纳的Bt176玉米样本中，Bt毒素“被发现以活性形式存在，极其稳定”,该研究所位于苏黎世。但 对于这一令人震惊的结果，先正达公司则矢口否认。克劳纳的独立试验结果与先正达关于他们在北卡罗莱纳的研究中心“在饲料样 本中没有发现任何Bt毒素”的说法完全矛盾。
2005年，又是这个先正达采取了大胆的行动，获得了转基因“终结者”专利的主要份额。先正达申请了可以使公司有效垄断关键基 因序列的专利，这些基因序列对培育水稻以及几十种其他植物物种至关重要。先正达对水稻基因组的热情来自水稻与玉蜀黍、麦类以及香蕉等其他物种的主要基因的相似性（即DNA或蛋白质序列），这种基因相似性被称为“同源”。先正达一方面向广大研究人 员捐赠水稻种质种质是通过生殖细胞从一个世代传到另一个世代并构成遗传性状生理基础的物质。——译注,免费提供信息；另一 方面它又与另一个组织一道企图垄断水稻资源。
先正达与水稻和专利之间有争议的关系，还包括其对转基因“金水稻”的参与，以及先正达基金会在国际农业研究咨询小组中的成 员资格。
转基因生物与五角大楼的交易
在转基因方面的四大全球性玩家当中，有三个是在美国，这种情况很引人关注。但更令人关注的是，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在提供军用化学品方面，它们与五角大楼绑在一起，包括向美国军方提供在越南使用的凝固汽油和臭名昭著的植物落叶剂——橘剂。
三家美国公司以前对待公众对其化学品的关注的方式，绝对不能令人信服，更不能让人相信它们已经得到了公众的授权，通过对世界至关重要的粮食基因专利的排他性控制,来主宰人类食物链的卫生与安全。
2001年初，新西兰《调查》杂志报道了一个令人大吃一惊的发现。在题为《陶氏化学公司卑鄙的小秘密——在新西兰城镇发现橘剂 倾倒》的文章中，新普利茅斯的伊万瓦特金斯镇化工厂的一位前高级职员确认了居民们最感到担心的事情：这座城镇的部分地区就建在含有越战致命落叶剂——橘剂的有毒废料的倾倒场地之上。“我们把它埋到了新普利茅斯的地下。”这位职员承认。这篇文章 接着写道：“如果说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证明剩余的橘剂已经被倒在了新普利茅斯的话，那么当地居民在怀勒卡溪附近的河滩上找到了一罐这样的化学物。”陶氏化学公司将这一秘密保守了20年。因受橘剂影响在越南感染上疾病的平民受害者和退休军人在越战结束30年后仍向美国政府提起诉讼。
1990年，退役海军上将宗姆瓦特被任命负责进行一项调查，了解美国政府对橘剂造成本国士兵和平民的中毒情况是否知情。宗姆瓦特的报告称：“从1962年到1970年，美国军队在越南喷洒了7200万升除草剂，其中大部分是橘剂。超过100万越南人和10万美国和盟军部队，暴露于这种喷洒之下。”
到了2005年，在推广转基因农业种子和除草剂方面起领军作用的这三家美国公司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论据，反对政府对他们的研究或研究所产生的转基因种子进行监管，声称只有信任他们，才是监管转基因安全问题的最可靠和最有效的方式。
三家橘剂制造商之一的孟山都公司的历史揭示了这家公司在违背诚信和损害人类生命方面设定的犯罪标准有多么高。
凯思·帕金斯描述了孟山都在越南的记录：
孟山都公司是主要供应商。孟山都生产的橘剂所含二英要比陶氏化学公司生产的橘剂高很多倍，陶氏化学公司是用于越南的橘剂的另一家主要供应商。二英是人类已知的最剧毒的化学物之一。允许的含量是以万亿分之几计算的，理想的含量是零。孟山都生产的 橘剂含有2,3,7,8四氯二苯二英（TCDD），与其他的二英相比，它更具致命性。美国国内使用的三氯苯酚（2,4,5T）的二英含量在百万分之005左右，而运往越南的高达百万分之50，也就是说，比正常值高1000倍。
孟山都参与生产的三氯苯酚被二英污染了，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很快，生产工人就开始患上皮疹等病症，上下肢、关节和身体其他部位莫名其妙地疼痛，虚弱,暴躁易怒，性欲丧失……孟山都公司的内部备忘录显示，孟山都对这些问题都心知肚明， 只不过将其掩盖起来了。
帕金斯得出结论说：
孟山都公司制造的很多种产品都被二英污染了，包括使用很广泛的家用杀菌剂来苏水。当一家法院判决要求孟山都对造成的损害作出1600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时，孟山都掩盖事实的企图被揭露出来了。据透露，孟山都曾恐吓雇员，让他们保持沉默，还篡改证据 ，向美国环境保护署提交假数据和假样本。美国环境保护署条法司的凯特·詹金斯的调查，对其系统性的欺诈罪行作了跟踪记录。
喷洒橘剂的做法到1971年才停止，在喷洒的地区，约有5万越南儿童天生就是“令人恐怖的畸形儿”。在当时，对孟山都的化学品 事业部来说，这是十分赚钱的买卖。
1999年，加拿大国家广播电台CBC播出了对美国政府环境保护署的环境化学家凯特·詹金斯博士所做的一次采访。在谈到孟山都面对美国老兵因暴露于橘剂受到二英毒害而提起的诉讼时，詹金斯指出，“孟山都非常担心受到越战老兵起诉的影响。因此，他们对 这些诉讼十分担忧。在越战老兵起诉的过程中，孟山都发布新闻稿说，他们的研究表明，二英根本就不是致癌的原因。”
这些研究的经费是孟山都给的。其目的是拒绝对越战老兵所患癌症及他们的孩子生育缺陷给予赔偿。当你因暴露于二英而起诉一家化学公司时，你在法庭里是赢不了的……我是个化学家，从1979年开始就在环境保护署做环境科学研究。我能看到为孟山都聘请的 那些科学家所做的事实报告。至于我对这些研究的评价，我会用这么一个字眼——受到了操控。他们设计的实验得出了他们想要的 结果。被假定为未受二英影响的人口，实际上受到了影响。某些关键性的癌症病例也由于伪造的理由而被排除在孟山都的研究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