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语文：八十堂大师国文课 》作者: 胡适+鲁迅+梁启超等【完结】
【简介】
在所有教育科目里，语文是基础的必修科目，起到培养基础语言文字能力和熏陶国民人文精神的作用。语文一科民国时期称为“国文”，当时的国文教科书由民间自行编撰，由于百家争鸣、竞争激烈，出版者不得不精心编写，不少大学者也都加入到编写教科书的事业中来，所以出现了很多优秀的教科书版本。
《民国语文》收集民国时期的中学语文教材，从中选出当下语文教材较少收入，但又影响深远、富有现实意义的经典文章，分为
《公民》、《新知》、《文学》三个部分。所选文章大部分都是名家的典范传世作品，如胡适、鲁迅、孙中山、梁启超、蔡元培、王国维、梁实秋、林语堂、费孝通、任鸿隽、朱自清、张恨水等等，完美呈现了现代汉语之美。
如此大师云集、难得一见的国文盛宴之书，不仅是大中学生优秀的课外语文读物，对于大众读者来说，更是自我通识教育的典范读本，值得开卷细读。
近年来文化界兴起一股民国热，有心的读者亦可在书中鸟瞰“民国风范”，窥见民国文化思想的一个侧面。
【编序】
就如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我国唐宋古文复兴运动一样，复古或回到过去，有时恰恰是前进的一种曲折方式。近年来，随着近现代文史书籍的大量出版，国人得以重新发现一个“新”的民国，发现那段看似纷乱的历史中，其实蕴含不少跨时代的历史价值。因此，重新解读民国、了解民国，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文化思潮，出版界也因此出现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民国热。
与此同时，很多人对当今僵化的应试教育产生质疑，对现行的中小学教材日益不满，反思问题的关键，以期早日改良。当这个教育界的小潮流与重新发现民国的社会大潮流合二为一时，很多读者便开始关注起民国时期的教育来。
民国时期，由于政治鼎革，民气初生，国民自有一股质朴的风度，所以有一阶段社会文明发展迅猛，人才辈出，出版业也较为繁荣。那时学校教科书的出版非常兴盛，很多民营出版机构纷纷加入出版教科书的竞争行列，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等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很多当时的权威学者、思想大家也投入到编写中小学教材的工作中来，因此当时的教科书质量普遍相当高，对青少年的教养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直至今天，很多老一辈民国人，对当年上学时使用的课本还念念不忘。
前几年，民国小学语文课本《开明国语课本》重新出版，许多家长买来给孩子当课外书，结果大受欢迎，说明优秀老课本具有超越时空的当代价值。不少学者认为，那个时期的中学生的实际综合素质，要超过现在的普通大学生不少，这一点从当年中学语文教材选文之经典恰当上，也有充分的体现。
有鉴于此，我们组织策划这本民国中学语文选粹，精选民国中学语文教材中的经典文章，融汇于一书，给读者呈上一部《民国语文》。希望读者借此比较思考，以古鉴今，得到一些有用的启迪。
我们在挑选文章时，尽可能选择近年来教材中未收入，但对于提高语文素养和塑造公民观念具有较高价值的典范文章，以便最大程度地体现时代差异性。因此，在现行语文教材中多次出现的经典文章，本书原则上不再收入。由于现行语文教材中选入的文言文范文与民国时期大体相同，所以，本书选文以语体文为主，不再收入古代文言文，只酌情收入少许近现代作家所写的文言名篇。另外，为了更全面地体现民国的时代精神，本书还特别收入几篇虽未选入当时的知名教材版本，但却影响深远，很值得国民一读的传世文章。
本书所选文章皆出自大家之手，内容博雅、文字清通，适合随时翻阅，细细品读，编者还精心为每篇文章加上了题解和延伸阅读，提升阅读趣味，以利读者快速掌握文章要旨。
“语文”者，与其说是学校的一个课目，不如说是国家语言文字之典范也。语文教育的目的，除了语言文字的教育，也必不可少要起到培养公民观念、教化国民道德的作用。本书不是一本单纯的课本式语文书，而是一部更广意义上的“国民语文”。因为选文经典恰当，体现民国时期本国语文之典范，展示出清新自在的“民国风范”，所以，本书除了是青年学子的公民语文素养经典读本，也是大众自我通识教育的一本好书。
阅读此书，在窥见别样语文、感受民国范儿的同时，若读者还因此产生深入了解民国人文历史的愿望，编者将荣幸之至。由于编者所掌握的资料有限，书中可能存在不少纰漏，希望读者不吝赐教，以便我们再版时改正。
是为序。
【作者小传】
胡适（1891～1962），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安徽绩溪上庄村人，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也是我国现代自由主义的领军人，影响巨大。胡适兴趣广泛，着述丰富，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西进贤。教育家，历史学家。1914年入上海复旦公学，1917年肄业后进入北京大学文科，成为蔡元培的学生。1919年，在陈独秀、胡适支持下，与傅斯年、徐彦之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同年，当选为北京学生界代表，到上海参加全国学联成立大会。五四运动时是着名的学生领袖，亲笔起草了印刷传单《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并在5月26日的《每周评论》上第一次提出“五四运动”这个名词，一直沿用至今。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任甫，号任公、饮冰子，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幼年时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他聪颖过人，“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884年中秀才。1889年中举人，被誉为“岭南奇才”。1890年入京会试，不中，回粤路经上海，购得《瀛环志略》，始知世界有五大洲各国。同年8月，拜康有为为师。1891年入读康有为创办的万木草堂，自称“生平知有学自兹始”。后来，与康有为一起领导了着名的“戊戌变法”。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着，其着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省无锡人。中国现代历史学家。七岁入私塾，1912年辍学后自学，任教于家乡的中小学。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教授。撰写《国史大纲》，采取绵延的观点了解历史之流，坚持国人必对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以激发对本国历史文化爱惜保护之热情与挚意，阐扬民族文化史观，被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着作。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66年移居台湾，1990年在台北逝世。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浙江绍兴山阴县（今绍兴县）人。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蔡元培为人宽厚，恻隐为怀，对中国社会的陋俗有透彻观察；两度游学欧洲，亲炙文艺复兴后的科学精神及法国大革命后的思潮。他提倡民权与女权，倡导自由思想，致力革除“读书为官”的旧俗，开科学研究风气，重视公民道德教育及附带的世界观、人生观、美学教育。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企图用以改变国民精神。鲁迅领导、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翻译大量外国文学作品；介绍国内外着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古典文学，编着《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录》、《小说旧闻钞》等等。
朱光潜（1897～1986），笔名孟实、盟石。安徽桐城人。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是我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主要着作有《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文艺心理学》、《悲剧心理学》、《谈美》、《诗论》、《谈文学》、《西方美学史》、《美学批判论文集》、《谈美书简》等。
李石岑（1892～1934），原名邦藩，湖南醴陵枧头洲人。1913年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1915年，与潘培敏、李大年、丘夫之等在东京发起组织“学术研究会”。5月6日，编辑出版《民铎》杂志，抨击军阀专权、政治混乱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被日本政府查封。回国后，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并在上海继续主编《民铎》。9月1日至次年7月，兼任《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主笔。1926年1月至次年夏，任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主编，文名大震。主要着作有《李石岑讲演集》、《李石岑论文集》等。
夏丏尊（1886～1946），本名铸，字勉旃，号闷庵，别号丏尊，浙江上虞人。夏氏幼年在家塾读书，能作八股文，考取过秀才，曾留学日本高等工业学校，因家境贫困，尚未毕业，就辍学返国。历任浙江第一师范、上虞春晖中学、暨南大学等教职，着有《平屋杂文》，译有《爱的教育》等书，是与同时代的朱自清齐名的教育家。
林语堂（1895～1976），福建龙溪（漳州）人。中国现代着名文学家，原名和乐，改名玉堂、语堂。早年留学国外，回国后在北京大学等着名大学任教，1966年定居台湾。他的一生着述颇丰，在文学、语言学、历史和中外文化交流等众多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是着名作家、学者、翻译家。
任鸿隽（1886～1961），重庆垫江人，化学家和教育家。辛亥革命元老，我国近代科学的奠基人之一。一生撰科学论文、专着和译着等身，内容涉及化学、物理、教育、科学思想、科学组织管理和科学技术史等多方面。他是中国最早的综合性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和最早的综合性科学杂志——《科学》月刊的创建人之一，也是杰出的科学事业的组织领导者之一，为促进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孙文（1866～1925），即孙中山先生，民国“国父”，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海峡两岸都备受敬重的革命先行者。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本名孙文，谱名德明，字载之，号日新，又号逸仙，幼名帝象。他在流亡日本时，曾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化名“中山樵”，因此人们惯称他为孙中山。
他是最早提倡以暴力推翻满清统治、建立民国的革命者之一，“起共和而终帝制”。他提出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政治学说亦影响深远，至今仍不乏现实意义。代表作品有《建国方略》、《三民主义》。
俞平伯（1900～1990），祖籍浙江德清。其曾祖俞樾是清末着名学者，父俞陛云为探花，因此俞平伯自幼受到古典文化的熏陶。24岁时出版《红楼梦辨》，考证出《红楼梦》原书只有前八十回是曹雪芹所作，后四十回是高鹗续作。与胡适一同称为新红学的奠基人之一。
潘大道（1888～1927），字力山，重庆市开县人，政法学家。早年留学日本，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并师从章太炎学习经史子学。其间加入同盟会。1918年春任北京大学教授，学贯中西，善于演讲，又多有新创见、新理论，深受学生欢迎。常为《雅言》、《大中华》、《甲寅》等杂志撰稿，是当时有名的专栏作者，有《力山遗集》行世。1927年创办《党论旬刊》。1927年10月14日被暗杀，不及救治而逝。
何仲英，生卒年不详。笔名种英，浙江绍兴人。曾任小学教师，绍兴《国民日报社》编辑。训诂学家。
陈布雷（1890～1948），名训恩，字彦及，笔名布雷，生于浙江省慈溪县，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民国时期着名评论家，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很受关注而颇有争议的人物。早年致力教育及新闻事业，后受蒋介石赏识，弃文从政。抗战时期，陈布雷用如椽之笔，写出了多篇激扬民族志气的不朽文章，是国民党的“领袖文胆”和“总裁智囊”，素有“国民党第一支笔”之称。1948年自杀。
陈西滢（1896～1970），原名陈源，字通伯，笔名西滢，江苏无锡人。1912年去英国读中学，后入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1922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1924年在胡适支持下，与徐志摩等人创办《现代评论》周刊，任文艺部主编。1927年与女作家凌叔华结婚，1929年到武汉大学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3年到伦敦中英文化协会工作，1946年出任国民党政府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任常驻代表。1966年退休侨居伦敦，1970年因病去世。
费孝通（1910～2005），祖籍江苏吴江。一生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学术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写下了数百万字的着作。费孝通在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的指导下完成题为《江村经济》的博士论文，成为不少高校人类学专业的必读书，费孝通也因此在1981年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的人类学界的最高奖——赫胥黎奖。他被誉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
周作人（1885～1967），浙江绍兴人，鲁迅（周树人）之弟。幼年在家乡接受私塾教育，后在新学风潮中，入江南水师学堂，之后考取官费生，和兄长鲁迅、好友许寿裳等人留学日本。归国后，出任北京大学文科（文学院）教授，担任希腊罗马文学史、欧洲文学史、近代散文、佛教文学等课程，并创办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出任首任系主任。
王星拱（1887～1949），字抚五，安徽省怀宁人。着名教育家、化学家、哲学家。早年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科学技术学院。曾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清进步运动，1910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欧洲支部。1916年获硕士学位回国，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宣传科学知识，反对宗教迷信。主要着作有《科学概论》、《科学与人生观》、《什么是科学方法》、《哲学方法与科学方法》等。
闻一多（1899～1946），本名闻家骅，号友三，着名诗人、学者、民主人士。生于湖北黄冈浠水。家传渊源，自幼爱好古典诗词和美术，对上古神话及《楚辞》、《周易》、《诗经》等有深入的研究。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被暗杀的李公朴的大会上，发表了着名的《最后一次的演讲》，当天下午被暗杀。着有《冬夜草儿评论》、《红烛》（诗集）、《死水》（诗集）、《楚辞补校》、《神话与诗》等，着名的《七子之歌》亦是他的作品。
张荫麟（1905～1942），自号素痴，广东东莞人，十六岁考入清华学堂，十八岁发表《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批评梁启超而得到梁启超的激赏。1929年赴美国斯坦福大学研习哲学和社会学，四年后回国，任教于清华，兼授哲学、历史两系。包括梁任公、贺麟、吴晗在内的学界人物，无一例外地称赏他为不可多得的史学天才。熊十力说：“张荫麟先生，史学家也，亦哲学家也。其宏博之思，蕴诸中而尚未及阐发者，吾固无从深悉。然其为学，规模宏远，不守一家言，则时贤之所夙推而共誉也。”
任白涛（1890～1952），河南南阳人，新闻学家。1916年东渡日本，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参加日本新闻学会，与周恩来相识，友谊甚笃。1920年回国，出版《应用新闻学》，创设中国新闻学社，1937年完成《综合新闻学》一书。1952年，周恩来电邀其赴京工作，不幸突患中风，8月31日病逝。
朱自清（1898～1948），原名自华，祖籍浙江绍兴。着名散文家、诗人、学者、教育家。1898年生于江苏海州。1916年考取北京大学，就读北京大学时，是新潮社的创社成员，参与五四运动，亦曾参加平民教育演讲团。1920年，朱自清提前一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其后五六年之间，任教七所中学。27岁时，在俞平伯介绍下，进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教书。1931年公费游历欧洲，在伦敦修读英国文学和语言学，次年回国。1948年，患严重的胃病。6月18日，在《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上签字，8月12日，因胃穿孔去世。
王国维（1877～1927），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浙江海宁盐官镇人。清末秀才。与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号称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中国新学术的开拓者，连接中西美学的大家，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金石学、甲骨文、考古学等领域成就卓着。王国维精通英文、德文、日文，在研究宋元戏曲方面独树一帜，是用西方文学原理批评中国旧文学的第一人。时人誉之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陈寅恪认为王国维的学术成就“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1927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
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号左盦，江苏仪征人。1902年中举，1903年在上海结识章太炎、蔡元培等人，并改名光汉，加入反清宣传。1917年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古文学、“三礼”、《尚书》和训诂学，兼职北京大学附设的国史编纂处。1919年1月，与黄侃、朱希祖、马叙伦、梁漱溟等成立“国故月刊社”，成为国粹派。1919年11月20日因肺结核病逝于北京，年仅36岁。
赵元任（1892～1982），字宣仲，又字宜重，江苏武进（今常州）人，生于天津。1929年6月底被中央研究院聘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语言组主任，同时兼任清华中国文学系讲师，授“音韵学”等课程。1938年起在美国任教。他是中国现代语言和现代音乐学先驱。主要着作有《国语新诗韵》、《现代吴语的研究》，歌集有《新诗歌集》、《儿童节歌曲集》等。
周昌寿（1888～1950），物理学翻译家、教育家。毕生致力于物理学着作的编译工作，译述甚丰，是早期向国内介绍量子论和相对论等物理学新成就的学者。参与物理学名词术语的统一工作，编写了系统的中学物理和大学普通物理教材，影响和培育了几代物理人才。
丰子恺（1898～1975），原名润，又名仁，号子觊，后改为子恺，笔名TK。浙江崇德（今嘉兴桐乡市崇福镇）人，散文家、画家、文学家、美术与音乐教育家。新文化运动音乐艺术方面的重要启蒙者。师从李叔同学习绘画、音乐，深受其佛学思想影响，以创作漫画以及散文而着名，其漫画风格独树一帜，流传极广。丰子恺皈依佛门后与弘一法师共同创作的《护生画集》，是一部倡导戒杀护生思想的佛教奇书。代表作有《缘缘堂随笔》、《缘缘堂再笔》、《随笔二十篇》、《甘美的回忆》、《艺术趣味》、《率真集》等等。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曾用笔名寿名、瘦民、漱溟，后以漱溟行世。系出元室梁王，故入籍河南开封。生于北京，现代着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现代新儒学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同时他还是一位社会改造实践家，对推动乡村建设不遗余力。
梁实秋（1903～1987），号均默，原名梁治华，字实秋，笔名子佳、秋郎、程淑等，祖籍浙江杭县（今余杭），出生于北京。着名的散文家、学者、文学批评家、翻译家，华人世界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
徐志摩（1897～1931），原名章垿，字槱森，后改字志摩，浙江海宁人。着名现代诗人，散文家。出生于富裕家庭，后留学英国。1923年，徐志摩与胡适、梁实秋、闻一多等人在北京发起成立新月社，开创了新月派这一盛极一时、影响深远的文学流派，徐志摩是新月派的代表性诗人。他一生极力追求的“爱”、“自由”与“美”（胡适语），为他带来了不少创作灵感，亦最后断送了他的生命。
张恨水（1895～1967），原名心远，恨水是笔名，取南唐李煜词《乌夜啼》“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之意。张恨水是着名章回小说家，也是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作品情节曲折复杂，结构布局严谨完整，将中国传统的章回体小说与西洋小说的新技法融为一体。张恨水以作品多产出名，在五十几年的写作生涯中，他创作了一百多部通俗小说，其中绝大多数是中长篇章回小说，总字数近两千万言，堪称着作等身。
杜昌丁，清代松江府青浦县（今属上海）人，清代乾隆间曾任永春知州，为官清廉、有政声。
林纾（1852～1924），原名群玉，字琴南，号畏庐。近代文学家、翻译家。博学强记，能诗，能文，能画，有狂生的称号。光绪八年（1882）举人，考进士不中。光绪二十六年（1900），在北京任五城中学国文教员。所作古文，为桐城派大师吴汝纶所推重，名益着，因任北京大学讲席。辛亥革命后，入北洋军人徐树铮所办正志学校教学，推重桐城派古文。后专以译书售稿与卖文卖画为生，以意译外国名家小说见称于时。
曾国藩（1811～1872），初名子城，谱名传豫，字伯涵，号涤生，谥文正，清朝湖南长沙府湘乡（现属湖南娄底双峰县）人，清末“中兴名臣”之一。23岁取秀才，入县学；24岁入岳麓书院，中举人；中进士留京师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37岁任礼部侍郎，官至二品。后因丧母回乡丁忧，恰逢太平天国横扫湖湘，他因势在家乡创办湘军，为清朝平定了太平天国运动，后受封一等毅勇侯。曾国藩的持家治学为政之术，在清末民国时期颇受政界推崇。
王了一（1900～1986），即王力，了一是他的字，广西博白人。着名语言学家，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1926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赵元任等，1927年赴法国留学，1932年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后返国，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授，并先后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副主任，中国语言学会名誉会长。
冰心（1900～1999），原名为谢婉莹，笔名为冰心，取“一片冰心在玉壶”为意。现代着名诗人、作家、翻译家、儿童文学家。曾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名誉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顾问，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名誉理事等职。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生于湖南省凤凰县（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他的父系为汉族，祖母是苗族，母亲是土家族。沈从文是现代着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14岁即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21岁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48年受到左翼文化人郭沫若等的批判，1948年12月31日宣布封笔，中止文学创作，转入历史文物研究，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服饰。1988年病逝于北京。
沈从文受过的正规学校教育很少，是一个典型的自学成才的大作家，被誉为中国“乡土文学之父”。代表作《边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赞不绝口的纯美之作。
蒋梦麟（1886～1964），浙江余姚人。幼年在私塾读书，12岁进入绍兴中西学堂，开始学习外语和科学知识。后在家乡参加科举考试，中秀才。1908年赴美留学。1912年于加州大学毕业。随后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攻读哲学和教育学。1917年获得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后即回国。1919年初，被聘为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
自1919年至1945年，蒋梦麟在北大工作了20余年。在蔡元培任校长期间，他长期担任总务长，三度代理校长，1930年正式担任北大校长。先后主持校政17年，是北大历届校长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他学识渊博，精明干练，在那段漫长的岁月里，克服了重重困难，坚持办学，为北京大学做出了重大贡献。1964年病逝于台北。
【第一卷：公民】
第一课：《自由主义》作者：胡适
题解
提到胡适，就必然想到自由主义；而提到自由主义，也必然会想到胡适。毋庸置疑，胡适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中坚人物。本文中，胡适指明：“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容忍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改革。”他提到“容忍”时，特别指出“自由主义在这两百年的演进史上，还有一个特殊的、空前的政治意义，就是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自由权利。向来政治斗争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被压的人是没有好日子过的，但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却渐渐养成了一种容忍异己的度量与风气。”这就与鲁迅先生的“决不宽恕一人”形成了显着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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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先生曾引一句外国成语：“社会主义有五十七种，不知哪一种是真的。”其实“自由主义”也可以有种种说法，人人都可以说他的说法是真的，今天我说的“自由主义”，当然只是我的看法，请大家指教。
自由主义最浅显的意思是强调的尊重自由，现在有些人否认自由的价值，同时又自称是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里没有自由，那就好像长坂坡里没有赵子龙，空城计里没有诸葛亮，总有点叫不顺口罢！据我的拙见，自由主义就是人类历史上那个提倡自由，崇拜自由，争取自由，充实并推广自由的大运动。“自由”在中国古文里的意思是：“由于自己”，就是不由于外力，是“自己作主”。在欧洲文字里，“自由”含有“解放”之意，是从外力裁制之下解放出来，才能“自己作主”。在中国古代思想里，“自由”就等于自然，“自然”是“自己如此”，“自由”是“由于自己”，都有不由于外力拘束的意思。陶渊明的诗：“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这里“自然”二字可以说是完全同“自由”一样。王安石的诗：“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我终不喷渠，此瓦不自由”。这就是说，这片瓦的行动是被风吹动的，不是由于自己的力量。中国古人太看重“自由”、“自然”的“自”字，所以往往看轻外面的拘束力量，也许是故意看不起外面的压迫，故意回向自己内心去求安慰，求自由。这种回向自己求内心的自由，有几种方式，一种是隐遁的生活——逃避外力的压迫，一种是梦想神仙的生活——行动自由，变化自由——正如庄子说，列子御风而行，还是“有待”，“有待”还不是真自由，最高的生活是人无待于外，道教的神仙，佛教的西天净土，都含有由自己内心去寻求最高的自由的意义。我们现在讲的“自由”，不是那种内心境界，我们现在说的“自由”，是不受外力拘束压迫的权利，是在某一方面的生活不受外力限制束缚的权利。
在宗教信仰方面不受外力限制，就是宗教信仰自由。在思想方面就是思想自由，在着作出版方面，就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这些自由都不是天生的，不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是一些先进民族用长期的奋斗努力争出来的。
人类历史上那个自由主义大运动实在是一大串解放的努力。宗教信仰自由只是解除某个宗教威权的束缚，思想自由只是解除某派主流思想威权的束缚。在这些方面……在信仰与思想的方面，东方历史上也有很大胆的批评者与反抗者。从墨翟，杨朱，到桓谭，王充，从范缜，傅奕，韩愈，到李贽，颜元，李塨，都可以说是为信仰思想自由奋斗的东方豪杰之士，很可以同他们的许多西方同志齐名比美，我们中国历史上虽然没有抬出“争自由”的大旗子来做宗教运动，思想运动，或政治运动，但中国思想史与社会政治史的每一个时代都可以说含有争取某种解放的意义。
我们的思想史的第一个开山时代，就是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争取思想自由的意义。
古代思想的第一位大师老子，就是一位大胆批评政府的人。他说，“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同时的邓析是批评政府而被杀的。另一位更伟大的人就是孔子，他也是一位偏向左的“中间派”，他对于当时的宗教与政治，都有大胆的批评，他的最大胆的思想是在教育方面：有教无类。“类”是门类，是阶级民族，“有教无类”是说，“有了教育，就没有阶级民族了”。
从老子孔子打开了自由思想的风气，二千多年的中国思想史、宗教史，时时有争自由的急先锋，有时还有牺牲生命的殉道者。孟子的政治思想可以说是全世界的自由主义的最早一个倡导者。孟子提出的“大丈夫”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这是中国经典里自由主义的理想人物。在二千多年历史上，每到了宗教与思想走进了太黑暗的时代，总有大思想家起来奋斗，批评，改革。
汉朝的儒教太黑暗了，就有桓谭、王充、张衡起来，作大胆的批评。后来佛教势力太大了，就有齐梁之间的范缜，唐朝初年的傅奕，唐朝后期的韩愈出来，大胆的批评佛教，攻击那在当时气焰熏天的佛教。大家都还记得韩愈攻击佛教的结果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洲路八千”。佛教衰落之后，在理学极盛时代，也曾有多少次批评正统思想或反抗正统思想的运动。王阳明的运动就是反抗朱子的正统思想的。李卓吾是为了反抗一切正宗而被拘捕下狱，他在监狱里自杀的，他死在北京，葬在通州，这个七十六岁的殉道者的坟墓，至今存在，他的书经过多少次禁止，但至今还是很流行的。北方的颜李学派，也是反对正统的程朱思想的，当时，这个了不得的学派很受正统思想的压迫，甚至于不能公开的传授。这三百年的汉学运动，也是一种争取宗教自由思想自由的运动。汉学是抬出汉朝的书做招牌，来掩护一个批评宋学的大运动。这就等于欧洲人抬出圣经来反对教会的权威。
但是东方自由主义运动始终没有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所以始终没有走上建设民主政治的路子。西方的自由主义绝大贡献正在这一点，他们觉悟到只有民主的政治方才能够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所以自由主义的政治意义是强调的拥护民主。一个国家的统治权必须放在多数人民手里，近代民主政治制度是安格罗撒克逊民族的贡献居多，代议制度是英国人的贡献，成文而可以修改的宪法是英美人的创制，无记名投票是澳洲人的发明，这就是政治的自由主义应该包含的意义。我们古代也曾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为邦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主思想。我们也曾在二千年前就废除了封建制度，做到了大一统的国家，在这个大一统的帝国里，我们也曾建立一种全世界最久的文官考试制度，使全国才智之士有参加政府的平等制度。但，我们始终没有法可以解决君主专制的问题，始终没有建立一个制度来限制君主的专制大权，世界只有安格罗撒克逊民族在七百年中逐渐发展出好几种民主政治的方式与制度，这些制度可以用在小国，也可以用在大国。（1）代议政治，起源很早，但史家指一二九五年为正式起始。（2）成文宪，最早的一二一五年的大宪章，近代的是美国宪法（一七八七）。（3）无记名投票（政府预备选举票，票上印各党候选人的姓名，选民秘密填记）是一八五六年South Arsthlia最早采用的。自由主义在这两百年的演进史上，还有一个特殊的空前的政治意义，就是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自由权利。向来政治斗争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被压的人是没有好日子过的，但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却渐渐养成了一种容忍异己的度量与风气。因为政权是多数人民授予的，在朝执政权的党一旦失去了多数人民的支持，就成了在野党了，所以执政权的人都得准备下台时坐冷板凳的生活，而个个少数党都有逐渐变成多数党的可能。甚至于极少数人的信仰与主张，“好像一粒芥子，在各种种子里是顶小的，等到他生长起来，却比各种菜蔬都大，竟成了小树，空中的飞鸟可以来停在他的枝上。”（《新约·马太福音》十四章：圣地的芥菜可以高到十英尺）人们能这样想，就不能不存容忍别人的态度了，就不能不尊重少数人的基本自由了。在近代民主国家里，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权利，久已成了当然的政治作风，这是近代自由主义里最可爱慕而又最基本的一个方面。我做驻美大使的时期，有一天我到费城去看我的一个史学老师白尔教授，他平生最注意人类争自由的历史，这时候他已八十岁了。他对我说：“我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这句话我至今不忘记。为什么容忍比自由还更要紧呢？因为容忍就是自由的根源，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可说了。至少在现代，自由的保障全靠一种互相容忍的精神，无论是东风压了西风，还是西风压了东风，都是不容忍，都是摧残自由。多数人若不能容忍少数人的思想信仰，少数人当然不会有思想信仰的自由，反过来说，少数人也得容忍多数人的思想信仰，因为少数人要时常怀着“有朝一日权在手，杀尽异教方罢休”的心理，多数人也就不能不行“斩草除根”的算计了。最后我要指出，现代的自由主义，还含有“和平改革”的意思。
和平改革有两个意义，第一就是和平的转移政权；第二就是用立法的方法，一步一步的做具体改革，一点一滴的求进步。容忍反对党，尊重少数人权利，正是和平的政治社会改革的惟一基础。反对党的对立，第一是为政府树立最严格的批评监督机关，第二是使人民可以有选择的机会，使国家可以用法定的和平方式来转移政权，严格的批评监督，和平的改换政权，都是现代民主国家做到和平革新的大路。近代最重大的政治变迁，莫过于英国工党的执掌政权，英国工党在五十多年前，只能选择出十几个议员，三十年后，工党两次执政，但还站不长久，到了战争胜利之年（一九四五），工党得到了绝对多数的选举票，故这次工党的政权，是巩固的，在五年之内，谁都不能推翻他们，他们可以放手改革英国的工商业，可以放手改革英国的经济制度，这样重大的变化，从资本主义的英国变到社会主义的英国，不用流一滴血，不用武装革命，只靠一张无记名的选举票，这种和平的革命基础，只是那容忍反对党的雅量，只是那保障少数人自由权利的政治制度，顶顶小的芥子不曾受摧残，在五十年后居然变成大树了。自由主义在历史上有解除束缚的作用，故有时不能避免流血的革命，但自由主义的运动，在最近百年中最大成绩，例如英国自从一八三二年以来的政治革新，直到今日的工党政府，都是不流血的和平革新，所以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自由主义竟成了“和平改革主义”的别名，有些人反对自由主义，说它是“不革命主义”，也正是如此。我们承认现代的自由主义正应该有“和平改革”的含义，因为在民主政治已上了轨道的国家里，自由与容忍铺下了和平改革的大路，自由主义者也就不觉得有暴力革命的必要了。这最后一点，有许多没有忍耐心的年青人也许听了不满意，他们要“彻底改革”，不要那一点一滴的立法，他们要暴力革命，不要和平演讲。我要很诚恳地指出：近代一百六七十年的历史，很清楚的指示我们，凡主张彻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没有一个不走上绝对专制的路，这是很自然的，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权可以铲除一切反对党，消灭一切阻力，也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治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代价，用最残酷的方法做到他们认为根本改革的目的。他们不承认他们的见解会有错误，他们也不能承认反对的人会有值得考虑的理由，所以他们绝对不能容忍异己，也绝对不能容许自由的思想与言论。所以我很坦白地说，自由主义为了尊重自由与容忍，当然反对暴力革命，与暴力革命必然引起来的暴力专制政治。
总结起来，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容忍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的改革。
阅读延伸：胡适等着《人权论集》、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罗尔斯《正义论》、刘军宁主编《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
第二课：《道德的勇气》作者：罗家伦
题解
此文写于1938年初，当时正值卢沟桥事变发生不久，作者有感当时社会形势，呼吁年轻大学生养成道德的勇气，并给出四条具体的培养办法，今天读来，仍能感受到一股人格提升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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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立新人观，第一必须要养成道德的勇气（Moral Courage）。道德的勇气是和通常所谓勇（Bravery），有区别的。通常所谓勇，不免偏重体力的勇，或是血气的勇；而道德的勇气，乃是人生精神最高的表现。“匹夫之勇”与“好勇斗狠”的勇，哪能相提并论？
什么是道德的勇气？要知道什么是道德的勇气，就要先知道什么不是道德的勇气。第一、冲动不属于道德的勇气。冲动的行为是感情的，不是理智的，是一时的，不是持久的。他不曾经过周密的考虑，审慎的计划，所以不免“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它的表现是暴烈（Violence），暴烈是与坚毅（Tenacity）成反比例的。暴烈愈甚，坚毅愈差。细察社会运动的现象，历历不爽。第二、虚矫也不属于道德的勇气。虚矫的人，决不能成大事。所谓“举趾高，心不固矣”。我们所要的不是这一套，我们所要的是“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对事非经实在考虑以后，决不轻易接受；而一经接受，就要咬紧牙根，以全力干到底。他所有的勇气，都是经内心锻炼过的力量，以有程序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举一例来说明罢，我有一次在美国费勒得菲亚（Philadelphia）城，看一出英国文学家君格瓦特尔（John Drinkwater）的历史名剧，叫做《林肯》（Abraham Lincoln），当林肯被共和党推为候选大总统的时候，该党代表团来见他，并且说明因为民主党内部的分裂，共和党的候选人是一定当选的。他听到这个消息，沉默半晌，方才答应。等代表团走了以后，他又一声不响的凝视壁上挂的一幅美国地图，看了许久，他严肃地独自跪在地图前面祈祷。我看完以后，非常感动，回到寄住的人家来，半夜不能睡觉。心里想假如一般中国人听到自己当选为大总统的消息，岂不要眉飞色舞，立刻去请客开跳舞会吗？中国名剧《牡丹亭》中，写一位教书先生陈最良科举中了，口里念到“先师孔夫子，犹未见周王，老夫陈最良，得见圣天子，岂偶然哉！岂偶然哉！”于是高兴得满地打滚。但是林肯知道可以当选为大总统的时候，就感觉到国家重大的责任落在他双肩上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一件可快乐的事。凝视国家的地图，继之以跪下来祈祷，这是何等相反的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