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子之中，特别的是孔融，他专喜和曹操捣乱。曹丕《典论》里有论孔融的，因此他也被拉进“建安七子”一块儿去。其实不对，很两样的。不过在当时，他的名声可非常之大。孔融作文，喜用讥嘲的笔调，曹丕很不满意他。孔融的文章现在传的也很少，就他所有的看起来，我们可以瞧出他并不大对别人讥讽，只对曹操。比方操破袁氏兄弟，曹丕把袁熙的妻甄氏拿来，归了自己，孔融就写信给曹操，说当初武王伐纣，将妲己给了周公了。操问他的出典，他说，以今例古，大概那时也是这样的。又比方曹操要禁酒，说酒可以亡国，非禁不可，孔融又反对他，说也有以女人亡国的，何以不禁婚姻？
其实曹操也是喝酒的。我们看他的“何以解忧？惟有杜康”的诗句，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他的行为会和议论矛盾呢？此无他，因曹操是个办事人，所以不得不这样做；孔融是旁观的人，所以容易说些自由话。曹操见他屡屡反对自己，后来借故把他杀了。他杀孔融的罪状大概是不孝。因为孔融有下列的两个主张：
第一，孔融主张母亲和儿子的关系是如瓶之盛物一样，只要在瓶内把东西倒了出来，母亲和儿子的关系便算完了。第二，假使有天下饥荒的一个时候，有点食物，给父亲不给呢？孔融的答案是：倘若父亲是不好的，宁可给别人。——曹操想杀他，便不惜以这种主张为他不忠不孝的根据，把他杀了。倘若曹操在世，我们可以问他，当初求才时就说不忠不孝也不要紧，为何又以不孝之名杀人呢？然而事实上纵使曹操再生，也没人敢问他，我们倘若去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
与孔融一同反对曹操的尚有一个祢衡，后来给黄祖杀掉了。祢衡的文章也不错，而且他和孔融早是“以气为主”来写文章的了。故在此我们又可知道，汉文慢慢壮大起来，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操父子之功的。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
这样下去一直到明帝的时候，文章上起了个重大的变化，因为出了一个何晏。
何晏的名声很大，位置也很高，他喜欢研究《老子》和《易经》。至于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那真相现在可很难知道，很难调查。因为他是曹氏一派的人，司马氏很讨厌他，所以他们的记载对何晏大不满。因此产生许多传说，有人说何晏的脸上是搽粉的，又有人说他本来生得白，不是搽粉的。但究竟何晏搽粉不搽粉呢？我也不知道。
但何晏有两件事我们是知道的。第一，他喜欢空谈，是空谈的祖师；第二，他喜欢吃药，是吃药的祖师。
此外，他也喜欢谈名理。他身子不好，因此不能不服药。他吃的不是寻常的药，是一种名叫“五石散”的药。
“五石散”是一种毒药，是何晏吃开头的。汉时，大家还不敢吃，何晏或者将药方略加改变，便吃开头了。五石散的基本，大概是五样药：石钟乳，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另外怕还配点别样的药。但现在也不必细细研究它，我想各位都是不想吃它的。
从书上看起来，这种药是很好的，人吃了能转弱为强。因此之故，何晏有钱，他吃起来了；大家也跟着吃。那时五石散的流毒就同清末的鸦片的流毒差不多，看吃药与否以分阔气与否的。现在由隋巢元方做的《诸病源候论》的里面可以看到一些。据此书，可知吃这药是非常麻烦的，穷人不能吃，假使吃了之后，一不小心，就会毒死。先吃下去的时候，倒不怎样的，后来药的效验既显，名曰“散发”。倘若没有“散发”，就有弊而无利。因此吃了之后不能休息，非走路不可，因走路才能“散发”，所以走路名曰“行散”。比方我们看六朝人的诗，有云：“至城东行散”，就是此意。后来做诗的人不知其故，以为“行散”即步行之意，所以不服药也以“行散”二字入诗，这是很笑话的。
走了之后，全身发烧，发烧之后又发冷。普通发冷宜多穿衣，吃热的东西。但吃药后的发冷刚刚要相反：衣少，冷食，以冷水浇身。倘穿衣多而食热物，那就非死不可。因此五石散一名寒食散。只有一样不必冷吃的，就是酒。
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这样看起来，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比方在广东提倡，一年以后，穿西装的人就没有了。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预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
还有，吃药之后，因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所以我们看晋人的画像和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
更因皮肤易破，不能穿新的而宜于穿旧的，衣服便不能常洗。因不洗，便多虱。所以在文章上，虱子的地位很高，“扪虱而谈”，当时竟传为美事。比方我今天在这里演讲的时候，扪起虱来，那是不大好的。但在那时不要紧，因为习惯不同之故。这正如清朝是提倡抽大烟的，我们看见两肩高耸的人，不觉得奇怪。现在不行了，倘若多数学生，他的肩成为一字形，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了。
此外可见服散的情形及其他种种的书，还有葛洪的《抱朴子》。
到东晋以后，作假的人就很多，在街旁睡倒，说是“散发”以示阔气。就像清时尊读书，就有人以墨涂唇，表示他是刚才写了许多字的样子。故我想，衣大，穿屐，散发等等，后来效之，不吃也学起来，与理论的提倡实在是无关的。
又因“散发”之时，不能肚饿，所以吃冷物，而且要赶快吃，不论时候，一日数次也不可定。因此影响到晋时“居丧无礼”。——本来魏晋时，对于父母之礼是很繁多的。比方想去访一个人，那么，在未访之前，必先打听他父母及其祖父母的名字，以便避讳。否则，嘴上一说出这个字音，假如他的父母是死了的，主人便会大哭起来——他记得父母了——给你一个大大的没趣。晋礼居丧之时，也要瘦，不多吃饭，不准喝酒。但在吃药之后，为生命计，不能管得许多，只好大嚼，所以就变成“居丧无礼”了。
居丧之际，饮酒食肉，由阔人名流倡之，万民皆从之，因为这个缘故，社会上遂尊称这样的人叫做名士派。
吃散发源于何晏，和他同志的，有王弼和夏侯玄两个人，与晏同为服药的祖师。有他三人提倡，有多人跟着走。他们三个人多是会做文章，除了夏侯玄的作品流传不多外，王何二人现在我们尚能看到他们的文章。他们都是生于正始的，所以又名曰“正始名士”。但这种习惯的末流，是只会吃药，或竟假装吃药，而不会做文章。
东晋以后，不做文章而流为清谈，由《世说新语》一书里可以看到。此中空论多而文章少，比较他们三个差得远了。三人中王弼二十余岁便死了，夏侯何二人皆为司马懿所杀。因为他二人同曹操有关系，非死不可，犹曹操之杀孔融，也是借不孝做罪名的。
二人死后，论者多因其与魏有关而骂他，其实何晏值得骂的就是因为他是吃药的发起人。这种服散的风气，魏晋直到隋唐还存在着，因为唐时还有“解散方”，即解五石散的药方，可以证明还有人吃，不过少点罢了。唐以后就没有人吃，其原因尚未详，大概因其弊多利少，和鸦片一样罢？
晋名人皇甫谧作一书曰《高士传》，我们以为他很高超。但他是服散的，曾有一篇文章，自说吃散之苦。因为药性一发，稍不留心，即会丧命，至少也会受非常的苦痛，或要发狂；本来聪明的人，因此也会变成痴呆。所以非深知药性，会解救，而且家里的人多深知药性不可。晋朝人多是脾气很坏，高傲，发狂，性暴如火的，大约便是服药的缘故。比方有苍蝇扰他，竟至拔剑追赶；就是说话，也要胡胡涂涂地才好，有时简直是近于发疯。但在晋朝更有以痴为好的，这大概也是服药的缘故。
魏末，何晏他们之外，又有一个团体新起，叫做“竹林名士”，也是七个，所以又称“竹林七贤”。正始名士服药，竹林名士饮酒。竹林的代表是嵇康和阮籍。但究竟竹林名士不纯粹是喝酒，嵇康也兼服药，而阮籍则是专喝酒的代表。但嵇康也饮酒，刘伶也是这里面的一个。他们七人中差不多都反抗旧礼教的。
这七人中，脾气各有不同。嵇阮二人的脾气都很大；阮籍老年时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终都是极坏的。
阮年青时，对于访他的人有加以青眼和白眼的分别。白眼大概是全然看不见眸子的，恐怕要练习很久才能够。青眼我会装，白眼我却装不好。
后来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的地步，嵇康却全不改变。结果阮得终其天年，而嵇竟丧于司马氏之手，与孔融何晏等一样，遭了不幸的杀害。这大概是因为吃药和吃酒之分的缘故：吃药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骄视俗人的；饮酒不会成仙，所以敷衍了事。
他们的态度，大抵是饮酒时衣服不穿，帽也不戴。若在平时，有这种状态，我们就说无礼，但他们就不同。居丧时不一定按例哭泣；子之于父，是不能提父的名，但在竹林名士一流人中，子都会叫父的名号。旧传下来的礼教，竹林名士是不承认的。即如刘伶，他曾做过一篇《酒德颂》，谁都知道他是不承认世界上从前规定的道理的，曾经有这样的事，有一次有客见他，他不穿衣服。人责问他；他答人说，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衣服，你们为什么钻进我的裤子中来？至于阮籍，就更甚了，他连上下古今也不承认，在《大人先生传》里有说：“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他的意思是天地神仙，都是无意义，一切都不要，所以他觉得世上的道理不必争，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虚无，所以他便沉湎于酒了。然而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饮酒不独由于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环境。其时司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的名声很大，所以他讲话就极难，只好多饮酒，少讲话，而且即使讲话讲错了，也可以借醉得到人的原谅。只要看有一次司马懿求和阮籍结亲，而阮籍一醉就是两个月，没有提出的机会，就可以知道了。
阮籍做文章和诗都很好，他的诗文虽然也慷慨激昂，但许多意思都是隐而不显的。宋的颜延之已经说不大能懂，我们现在自然更很难看得懂他的诗了。他诗里也说神仙，但他其实是不相信的。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嵇康做的《难自然好学论》，却道，人是并不好学的，假如一个人可以不做事而又有饭吃，就随便闲游不喜欢读书了，所以现在人之好学，是由于习惯和不得已。还有管叔蔡叔，是疑心周公，率殷民叛，因而被诛，一向公认为坏人的。而嵇康做的《管蔡论》，就也反对历代传下来的意思，说这两个人是忠臣，他们的怀疑周公，是因为地方相距太远，消息不灵通。
但最引起许多人的注意，而且于生命有危险的，是《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非汤武而薄周孔”。司马懿因这篇文章，就将嵇康杀了。非薄汤武周孔，在现时代是不要紧的，但在当时却关系非小。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教司马懿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是好呢？没有办法。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嵇康的见杀，是因为他的朋友吕安不孝，连及嵇康，罪案和曹操的杀孔融差不多。魏晋，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孝，故不能不杀。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但倘只是实行不孝，其实那时倒不很要紧，嵇康的害处是在发议论；阮籍不同，不大说关于伦理上的话，所以结局也不同。
但魏晋也不全是这样的情形，宽袍大袖，大家饮酒。反对的也很多。在文章上我们还可以看见裴的《崇有论》，孙盛的《老子非大贤论》，这些都是反对王何们的。在史实上，则何曾劝司马懿杀阮籍有好几回，司马懿不听他的话，这是因为阮籍的饮酒，与时局的关系少些的缘故。
然而后人就将嵇康阮籍骂起来，人云亦云，一直到现在，一千六百多年。季札说：“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这是确的，大凡明于礼义，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许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尚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代所谓崇尚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着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做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现在说一个容易明白的比喻罢，譬如有一个军阀，在北方——在广东的人所谓北方和我常说的北方的界限有些不同，我常称山东山西直隶河南之类为北方——那军阀从前是压迫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他便挂起青天白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这样还不够，他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候，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定罪，杀人。但既然在他的势力之下，没有别法，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像反对三民主义模样。所以我想，魏晋时所谓反对礼教的人，有许多大约也如此。他们倒是迂夫子，将礼教当做宝贝看待的。
还有一个实证，凡人们的言论，思想，行为，倘若自己以为不错的，就愿意天下的别人，自己的朋友都这样做。但嵇康阮籍不这样，不愿意别人来模仿他。竹林七贤中有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一样的饮酒。阮籍的儿子阮浑也愿加入时，阮籍却道不必加入，吾家已有阿咸在，够了。假若阮籍自以为行为是对的，就不当拒绝他的儿子，而阮籍却拒绝自己的儿子，可知阮籍并不以他自己的办法为然。至于嵇康，一看他的《绝交书》，就知道他的态度很骄傲的，有一次，他在家打铁，他的性情是很喜欢打铁的。钟会来看他了，他只打铁，不理钟会。钟会没有意味，只得走了。其时嵇康就问他：“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这也是嵇康杀身的一条祸根。但我看他做给他的儿子看的《家诫》，当嵇康被杀时，其子方十岁，算来当他做这篇文章的时候，他的儿子是未满十岁的——就觉得宛然是两个人。他在《家诫》中教他的儿子做人要小心，还有一条一条的教训。有一条是说长官处不可常去，亦不可住宿；长官送人们出来时，你不要在后面，因为恐怕将来官长惩办坏人时，你有暗中密告的嫌疑。又有一条是说宴饮时候有人争论，你可立刻走开，免得在旁批评，因为两者之间必有对与不对，不批评则不像样，一批评就总要是甲非乙，不免受一方见怪。还有人要你饮酒，即使不愿饮也不要坚决地推辞，必须和和气气的拿着杯子。我们就此看来，实在觉得很希奇：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因此我们知道，嵇康自己对于他自己的举动也是不满足的。所以批评一个人的言行实在难，社会上对于儿子不像父亲，称为“不肖”，以为是坏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愿意他的儿子像他自己的父亲哩。试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但又于此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
不过何晏王弼阮籍嵇康之流，因为他们的名位大，一般的人们就学起来，而所学的无非是表面，他们实在的内心，却不知道。因为只学他们的皮毛，于是社会上便多了很没意思的空谈和饮酒。许多人只会无端的空谈和饮酒，无力办事，也就影响到政治上，弄得玩“空城计”，毫无实际了。在文学上也这样，嵇康阮籍的纵酒，是也能做文章的，后来到东晋，空谈和饮酒的遗风还在，而万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却没有了。刘勰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这“师心”和“使气”，便是魏末晋初的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也没有了。
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他的态度是随便饮酒，乞食，高兴的时候就谈论和做文章，无尤无怨。所以现在有人称他为“田园诗人”，是个非常和平的田园诗人。他的态度是不容易学的，他非常之穷，而心里很平静。家常无米，就去向人家门口求乞。他穷到有客来见，连鞋也没有，那客人给他从家丁取鞋给他，他便伸了足穿上了。虽然如此，他却毫不为意，还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自然状态，事在不易模仿。他穷到衣服也破烂不堪，而还在东篱下采菊，偶然抬起头来，悠然的见了南山，这是何等自然。现在有钱的人住在租界，雇花匠种数十盆花，便做诗，叫做“秋日赏菊效陶彭泽体”，自以为合于渊明的高致，我觉得不大像。
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但他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于是便博得“田园诗人”的名称。但《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不过他的态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注意罢了。还有一个原因，先已说过，是习惯。因为当时饮酒的风气相沿下来，人见了也不觉得奇怪，而且汉魏晋相沿，时代不远，变迁极多，既经见惯，就没有大感触，陶潜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当然的。例如看北朝的墓志，官位升进，往往详细写着，再仔细一看，他已经经历过两三个朝代了，但当时似乎并不为奇。
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兼爱，杨子为我。墨子当然要着书；杨子就一定不着，这才是“为我”。因为若做出书来给别人看，便变成“为人”了。
由此可知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罢。
阅读延伸：鲁迅《读书杂谈》、《中国小说史略》
第四十四《课文学的一个界说》作者：朱自清
题解
本文所讨论的问题是“什么是文学”，作者以其深厚的文学素养和鉴赏力，探讨、研究了中外对于文学这一概念的定义和理解。文章旁征博引，谈古论今，从美学、文学鉴赏的高度，为文学是什么做出定义性的解释。朱自清的文笔清隽沉郁，语言洗练，令读者如沐春风。
*
“什么是文学”？这是大家喜欢问的一个问题。答案的不同，却正如人的面孔！我也看过许多——其实只能说很少——答案；据我的愚见，最切实用的是胡适之先生的。他说“达意达得好，表情表得妙，便是文学”；更不立其他的界线。但是你若要晓得仔细一点，便会觉得他的界说是不够的；那么我将再介绍一位Long先生和你相见。他在《英国文学》里所给的文学的界说是这样的：
Literature is the expression of life in words of truth and beauty；it is the written record of man's spirit, of his thoughts, emotions, aspirations；it is the history, and the only history, of the human soul. It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artistic, its suggestive, its permanent qualities.Its two tests are its universal interest and its personal style.Its object, aside from the delight it gives us, is to know man, that is, the soul of man rather than his actions；and since it preserves to the race the ideals upon which all our civilization is founded, it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delightful subjects that can occupy the human mind.
我觉得这个界说，仔细又仔细，切实又切实，想参加己意将它分析说明一番。
（一）文学是用真实和美妙的话表现人生的。
什么是真实的话？是不是“据实招来”呢？我想“实”有两种意义，一是“事实”，二是“实感”。若“据实”是据事实，则“真实的话”便是“与事实一致”的话。这个可能不可能呢？有人已经给我们答复了：事实的叙述，总多少经过“选择”，决不能将事实如数地细大不遗地记录出来的；况且即使能如数地记出，这种复写又有何等意义？何劳你抄录一番呢？除了“存副”一种作用外，于人是决无影响的，便是竭力主张“记录”的写实派，也还是免不了选择的。所以，“与事实一致”的话是没有的。从“与事实一致”的立场看，文学多少离不了说谎。但这是艺术的说谎，与平常随便撒谎不同。王尔德力主文学必须说谎，他说现在说谎的艺术是衰颓了：从前文学只说“不存在”与“不可能”的事物，所以美妙，现在却要拘拘于自然与人生，这就卑无足道了。这虽是极端的见解，但颇是有理。理想派依照他们的理想以创造事实，可说是“不存在”的；神秘派依照他们的“烟士披里纯”以创造事实，可说是“不可能”的；这些创造的事实往往甚为美妙，却都免不了说谎。——创造原来就是说谎呀！便是写实派的文学，经过了选择的记录，已多少羼杂主观在内，与事实的原面目有异，也可说是说谎，只程度较轻罢了。——王尔德却自然不会承认这也是说谎的！文学既都免不了说谎，那么，哪里还有“真实的话”？然而不然！从“与事实一致”的立场看是说谎的，从“表现自己”的立场看，也许是真实的。“表现自己”实是文学——及其他艺术——的第一义；所谓“表现人生”，只是从另一方面说——表现人生，也只是表现自己所见的人生吧了。表现自己，以自己的情感为主。能够将自己的“实感”充分表现的，便是好文学，便能使人信，便能引人同情；不管所叙的事实与经过的事实一致否。现代文学尽有采用荒诞不稽的故事作题材的，但仍能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可知文学里的事实，只须自己一致，自己成一个协调的有机体，便行——所谓自圆其谎也。文学的生命全在实感——此“感”字意义甚广，连想象也包在内；能够表现实感的，便是“真实的话”——近来有一种通行的误解；以为第一身的叙述必是作者自己经历的事实，第三身的叙述亦须是作者所曾见闻的事实。这样误解文学的人，真是上了老当，天下哪有这样老实的作家！以“事实”而论，或者第三身的叙述倒反是作者自己的，也未可知。[1]
什么是美妙的话？此地美妙的原文是Beauty，通译作美，美有优美，悲壮，诙谐，庄严几种。怎样才是美呢？这是争辩最多的一个名词！吕澄先生的《美学浅说》里说：“美是纯粹的同情”，“由纯粹的同情，我们的生命便觉得扩充，丰富，最自然又最流畅的开展，同时有一片的喜悦；从这里就辨别得美”，又说“美感是要在‘静观’里领受的”。我想这个解释也就够用。所谓“美妙的话”，便是能引人到无关心——静观——的境界。使他发生纯粹的同情的；这就要牵连到“暗示的”，“艺术的”性质及风格等，详见下文。另外，胡适之先生在《什么是文学》里也说及文学的美。他说有明白性及逼人性的便是美，这也可供参考。至于“表现人生”一义，上文已约略说过。无论是记录生活，是显扬时代精神，是创造理想世界，都是表现人生。无论是轮廓的描写，是价值的发现，总名都叫做表现。轮廓的描写所以显示生活的类型——指个性的类型，与箭垛式的类型，“谱”式的类型有别；价值的发见，所以显示生活的意义和目的。话说至此，可以再陈一义，Matthew Arnold曾说，“诗是人生的批评”；后来便有说文学是人生的表现和批评的，我的一位朋友反对此解，以为文学只是表现人生，不加判断；何有于批评？诗以抒情为主，表现之用最着，更说不上什么批评了。但安诺德之说，必非无因。我于他的批评见解，未曾细究，不敢申论。只据私意说来，“人生的批评”一说，似可成立。因为在文学作品中，作者诚哉是无判断，但却处处暗示着他的倾向，让读者自己寻觅。作品中写着人生的爱憎悲喜，而作者对于这种爱憎悲喜的态度，也便同时隐藏在内；作者落笔怎样写，总有怎样写的理由，——这种理由或许是不自觉的——这便是他对于所写的之态度。叙述不能无态度正如春天的树叶不能无绿一般。就如莫泊桑吧，他是纯粹的写实派，对于所叙述的，毫无容心是非常冷静的；托尔斯泰曾举《画师》为例，以说明他的无容心。但他究竟不能无选择，选择就有了态度；而且诡辩地说，无容心也正是一种容心，一种态度；而且他的唯物观，在作品里充满了的，更是显明的态度！即如《月夜》里所写的爱，便是受物质环境的影响而发生的爱，与理想派作品所写的爱便决不会相同；这就是态度关系了。理想派之有态度，更不用说。态度就是判断，就是批评；“文学是人生的表现与批评”，实是不错的；但“表现”与“批评”不是两件东西，而是一体的两面。
（二）文学是记载人们的精神，思想，情绪，热望；是历史，是人的灵魂之唯一的历史。
文学里若描写山川的秀美，星月的光辉，那必是因它们曾给人的灵魂以力量；文学里若描写华灯照夜的咖啡店，“为秋风所破的茅屋”，那必是因为人的灵魂曾为它们所骚扰；文学里若描写人的“健饭”“囚首垢面”“小便”，那必是因为这些事有关于他的灵魂的历史：总之，文学所要写的，只是人的灵魂的戏剧，其余都是背景而已。灵魂的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正史上只记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大事；民间的琐屑是不在被采之列的。但大事只是轮廓，具体的琐屑的事才真是血和肉；要看一时代的真正的生活，总须看了那些琐屑的节目，才能彻底了解；正如有人主张参观学校，必须将厕所、厨房看看，才能看出真正好坏一样。况且正史所记，多是表面的行为，少说及内心的生活；它是从行为的结果看的，所以如此。文学却是记内心的生活的，显示各个人物的个性，告诉我们他们怎样思想，怎样动感情；便是写实派以写实为主的，也隐喻着各种详密的个性。懂得个性，才懂得真正的生活。所以说，“文学是人的灵魂之唯一的历史”。
（三）文学的特色在它的“艺术的”“暗示的”“永久的”等性质。
孔子说，“辞达而已矣，”又说“修辞立其诚”。如何才能“达”，如何才能“立诚”，便是“艺术”问题了。此地所说“艺术”，即等于“技巧”。文学重在引人同情，托尔斯泰所谓“传染情感于人”；而“自己”表现得愈充分，传染的感情便愈丰厚。“充分”者，要使读者看一件事物，和自己“一样”明晰，“一样”饱满，“一样”有力，“一样”美丽。自己要说什么，便说什么，要怎么说，便怎么说，这也叫做“充分”。要使得作品成为“艺术的”，最要紧的条件便是选择；题材的精粗，方法的曲直，都各有所宜，去取之间，全功系焉。
“暗示”便是旧来所谓“含蓄”，所谓“曲”。袁子才说，“天上只有文曲星而无文直星”，便是说明文贵曲不贵直。从刘半农先生的一篇文里，晓得“Half told story”一个名字，译言“说了一半的故事”。你要问问：还有一半呢？我将代答：在尊脑里！“暗示”是人心自然的要求，无间中外古今。这大概因为人都有“自表”（Self-manifestation）的冲动，若将话说尽了，便使他“英雄无用武之地”，不免索然寡味。“法国Mallarme[2]曾说，作诗只可说到七分，其余的三分应该由读者自己去不补足，分享创作之乐，才能了解诗的真味。”“分享创作之乐”，也就是满足“自表”的冲动。小泉八云把日本诗歌比作寺钟的一击，“他的好处是在缕缕的幽玄的余韵在听者心中永续的波动”。这是一个极好的比方。中国以“比”“兴”说诗也正是这种意思。这些虽只说的诗，但决不只是诗要如此；凡是文学都要如此的。现在且举两个例来说明。潘岳《悼亡诗》第二首道：
皎皎窗中月，照我室南端。
清商应秋至，溽暑随节阑。……
“触景生情，是‘兴’的性质。”下面紧接：
凛凛凉风生，始觉夏衾单！
岂曰无重纩？谁与同岁寒！
岁寒无与同，朗月何胧胧！
辗转眄枕席，长簟竟床空！
床空委清尘，室虚来悲风！……
“他不直说他妻子死了。他只从秋至说到凉风生，从凉风生说到夏衾单，从夏衾单说到不是无重纩，是无同岁寒的人。你看他曲不曲。他又说他反复看了一看枕和席，那样长的簟子，把床遮完了，都瞧不见那一个人。只见那空床里堆了尘埃，虚室中来了悲风，他那悲伤之情，就不言而喻了。你看他曲不曲。”又如堀口大学的《重荷》：
生物的苦辛！
人间的苦辛！
日本人的苦辛！
所以我瘦了。（周作人先生译）
只区区四行，而意味无尽！前三行范围依次缩小，力量却依次增加；“人间的苦辛”已是两重的压迫，“日本人的苦辛”，竟是三层的了。“苦辛”原只是概括的名字，却使人觉着东也是苦辛，西也是苦辛，触目是苦辛，触手也是苦辛；觉着苦辛的担子真是重得不堪！所以自然就会“瘦”了。这一个“瘦”字告诉我们他是怎样受着三重的压迫，怎样竭力肩承，怎样失败，到了心身交困的境界；这其间是包含着许多的经历的。这都是暗示的效力！“说尽”是文学所最忌的，无论长文和短诗。
能够在作品中充分表现自己的，便是永久的。“永久的”是“使人不舍，使人不厌，使人不忘”之意。初读时使人没入其中，不肯放下，乃至迟睡缓餐，这叫“不舍”。初读既竟，使人还要再读，屡读屡有新意，决不至倦怠；所谓“不厌百回读”也。久置不读，相隔多年，偶一念及，书中人事，仍跃跃如生，这便是“不忘”了。备此三德，自然能传世行远了。大抵人类原始情感，并无多种；文明既展，此等情感，程度以渐而深而复，但质地殆无变化——喜怒哀乐，古今同之，中外无异，故若有深切之情感，作品即自然能感染读者，虽百世可知。而深切之情感，大都由身体力行得来，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故真有深切之情感者必能显其所得，与大众异，必能充分表现自己，以其个性示人。“永久的”性质，即系从此而来的。还有，从文体说，简劲朴实的文体容易有“永久的”性质，因能为百世所共喻；尚装饰的文体，华辞丽藻，往往随时代而俱腐朽，变为旧式，便不如前者有长远的效力——但仍须看“瓶里所装的酒”如何。
（四）文学的要素有二：普遍的兴味与个人的风格。
“老妪都解”，便是这里所谓“普遍的兴味”。理论地说，文学既表现人生，则共此人生的人，自应一一领会其旨。但从另一面看，表现人生实即表现自己。此义前已说了。而天赋才能，人各有异；有聪明的自己，有庸碌的自己，有愚蠢的自己。这各各的自己之间，未必便能相喻；聪明的要使愚蠢的相喻。真是难乎其难！而屈己徇人，亦非所取。这样，普遍的兴味便只剩了一句绮语！我意此是自然安排，或说缺陷亦可，我辈只好听之而已。
风格是表现的态度，是作品里所表现的作者的个性。个性的重要，前面论“永久性”时，已略提过了；文学之有价值与否，全看它有无个性——个人的或地方的种族的——而定。文学之所以感人，便在它所显示的种种不同的个性。马浩澜《花影集》序云：
“偶阅《吹剑录》中，载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坡问曰，‘吾词何如柳耆卿？’对曰，‘柳郎中词，宜十七八女孩儿，按红牙拍，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柳永《雨霖铃》有句云：“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苏轼《念奴娇》首句云：“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柳词秀逸，苏词豪放，可于此见之。惟其各有以异乎众，故皆能动人，而无所用其轩轾。所谓“豪放”，所谓“秀逸”，皆是作者之个性，皆是风格；昔称曰“品”，唐司空图有《二十四诗品》，描写各种风格甚详且有趣；虽是说诗，而可以通于文。但一种作品中的个性，不必便是作者人格的全部；若作者是多方面的人，他的作品也必是多方面的，有各种不同的风格——决不拘拘于一格的。风格的种类是无从列举；人生有多少样子，它便有多少样子。风格也不限于“个人的”，地方的种族的风格，也同样引人入胜，譬如胡适之先生的《国语文学史讲义》中说，南北朝新民族的文学各有特别色彩：南方的是“缠绵宛转的恋爱”，北方的是“慷慨洒落的英雄”。请看下面两个例，便知不同的风格的对照，能引起你怎样的趣味：
啼着曙，泪落枕将浮，身沉被流去。（《华山畿》）
新买五尺刀，悬着中梁柱。一日三摩挲，剧于十五女。（《琅琊王歌》）
（五）文学的目的，除给我们以喜悦而外，更使我们知道人——不要知道他的行动，而要知他的灵魂。
文学的美是要在“静观”里领受的，前面已说过了。“静观”即是“安息”（Repose）；所谓“喜悦”便指这种“安息”，这种无执着，无关心的境界而言，与平常的利己的喜悦有别，这种喜悦实将悲哀也包在内；悲剧的嗜好，落泪的愉快，均是这种喜悦。——“知道人的灵魂”一语，前于第二节中已及兹义；现在所要说的，只是“知道人的灵魂”，正所以知道“自己的灵魂！人的灵魂是镜子，从它里面，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自己的灵魂的样子。
（六）在文学里，保存着种族的理想，便是为我们文明基础的种种理解；所以它是人心中的最重要最有趣的题目之一。
所谓国民性，所谓时代精神，在文学里，均甚显着。即如中国旧戏里，充满着诲淫诲盗的思想，谁能说这不是中国文明的一种基础？又如近年来新文学里“弱者”的呼声，“悲哀”的叫喊，谁能说这不是时代精神的一面？周作人先生《论〈阿Q正传〉》文里说：
……但是国民性真是奇妙的东西，这篇小说里收纳这许多外国的分子，但其结果，对于斯拉夫族有了他的大陆的迫压的气氛而没有那“笑中的泪”，对于日本有了他的东方的奇异的花样而没有那“俳味”，这句话我相信可以当做他的褒词，但一面就当做他的贬辞，却也未始不可。这样看来，文学真是最重要又最有趣的一个题目。
1925年6月
注释
[1]烟士披里纯——英文inspiration之音译，意为灵感。
[2]Mallarme——马拉美，19世纪法国诗人。
阅读延伸：《经典常谈》、《论雅俗共赏》
第四十五课《词的境界》作者：王国维
题解
西学东渐是中国近代思潮的一大趋势，王国维早年接受西方文化特别是叔本华、尼采的哲学、美学思想，《人间词话》一书即是王国维受了西洋美学思想影后，以新的眼光对中国旧文学所作的评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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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
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
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
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
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
自然中之物，互相关系，互相限制。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故写实家亦理想家也。又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律。故理想家亦写实家也。
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红杏枝头春意闹”，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着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
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宝帘闲挂小银钩”，何遽不若“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也？
严沧浪《诗话》谓：“盛唐诸公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澈玲珑，不可凑拍，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余谓北宋以前之词亦复如是。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