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辱赐书，以遗民刘应秋先生遗着瞩为题词。书未梓行，无从拜读，能否乞赵君作一短简事略见示，当谨撰跋尾归之。呜呼！明室敦气节，故亡国时殉烈者众；而夏峰、梨洲、亭林、杨园、二曲诸老，均脱身斧钺，其不死，幸也！我公崇尚新学，乃亦垂念逋播之臣，足见名教之孤悬，不绝如缕，实望我公为之保全而护惜之，至慰！至慰！
虽然，犹有望于公者。大学为全国师表，五常之所系属。近者外间谣诼纷集，我公必有所闻，即弟亦不无疑信。或且有恶乎阘茸之徒，因生过激之论，不知救世之道，必度人所能行；补偏之言，必使人以可信。若尽反常轨，侈为不经之谈，则毒粥既陈，旁有烂肠之鼠，明燎宵举，下有聚死之虫。何者？趋甘就熟，不中其度，未有不毙者。方今人心丧敝，已在无可救挽之时，更多奇创之谈，用以哗众，少年多半失学，利其便己，未有不糜沸腐至而附和之者。而中国之命，如属丝矣！
晚清之末造，慨世之论者，恒曰：“去科举，停资格，废八股，斩豚尾，复天足，逐满人，扑专制，整军备，则中国必强。”今百凡皆遂矣，强又安在？于是更进一解，必覆孔孟、铲伦常为快。呜呼！因童子羸困，不求良医，乃追责其二亲之有隐瘵逐之，而童子可以日就肥泽，有是理耶？外国不知孔孟，然崇仁，仗义，矢信，尚智，守礼，五常之道，未尝悖也，而又济之以勇。弟不解西文，积十九年之笔述，成译述一百三十三种，都一千二百万言，实未见中有违忤五常之语，何时贤乃有此叛亲蔑伦之论？此其得诸西人乎？抑别有所授耶？
我公心右汉族，当在杭州时，间关避祸，与夫人同茹辛苦，而宗旨不变，勇士也。方公行时，弟与陈叔通惋惜公行，未及一送。申伍异趣，各衷其是。今公为民国宣力，弟仍清室举人，交情固在，不能视若冰炭，故辱公寓书，殷殷于刘先生之序跋，实隐示明、清标季，各有遗民，其志均不可夺也。
弟年垂七十，富贵功名，前三十年视若弃灰，今笃老，尚抱守残缺，至死不易其操。前年梁任公倡马、班革命之说，弟闻之失笑。任公非劣，何为作此媚世之言？马、班之书，读者几人？殆不革而自革，何劳任公费此神力？若云死文字有碍生学术，则科学不用古文，古文亦无碍科学。英之迭更，累斥希腊、腊丁、罗马之文为死物，而至今仍存者，迭更虽躬负盛名，固不能用私心以蔑古；矧吾国人，尚有何人如迭更者焉？
须知天下之理，不能就便而夺常，亦不能取快而滋弊。使伯夷、叔齐生于今日，则万无济便之方。孔子为“圣之时”，时乎井田封建，则孔子必能使井田封建一无流弊；时乎潜艇飞机，则孔子必能使潜艇飞机不妄杀人，所以名为时中之圣。时者，与时不悖也。卫灵问阵，孔子行；陈恒弑君，孔子讨。用兵与不用兵，亦正决之以时耳。今必曰天下之弱，弱于孔子，然则天下之强，宜莫强于威廉，以柏林一隅，抵抗全球，皆败衄无措，直可为万世英雄之祖。且其文治武功，科学商务，下及工艺，无一不冠欧洲，胡为恹恹为荷兰之寓公？若云成败不可以论英雄，则又何能以积弱归罪孔子？彼庄周之书，最摈孔子者也，然《人间世》一篇，盛推孔子。所谓“人间世”者，不能离人而立之，谓其托颜回、托叶公子高之问难孔子，指陈以接人处众之道，则庄周亦未尝不近人情而忤孔子。乃世士不能博辩为千载以上之庄周，竟咆勃为千载以下之桓魋，一何其可笑也！
且天下唯有真学术、真道德，始足独树一帜，使人景从。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不类闽广人为无文法之啁啾，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若云《水浒》《红楼》，皆白话之圣，并足为教科之书，不知《水浒》中辞吻，多采岳珂之《金陀粹篇》，《红楼》亦不止为一人手笔，作者均博极群书之人。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若化古子之言为白话，演说亦未尝不是。按《说文》：演，长流也，亦有延之广之之义。法当以短演长，不能以古子之长，演为白话之短。且使人读古子者，须读其原书耶？抑凭讲师之一二语即算为古子？若读原书，则又不能全废古文矣。矧于古子之外，尚以《说文》讲授。《说文》之学，非俗书也，当参以古籀，证以钟鼎之文。试思用籀篆可化为白话耶？果以籀篆之文，杂之白话之中，是引唐汉之环、燕，与村妇谈心，陈商周之俎、豆，与野老聚饮，类乎不类？弟，闽人也，南蛮蛱舌，亦愿习中原之语言，脱授我者以中原之语言，仍令我为蛱舌之闽语，可乎？盖存国粹而授《说文》，可也，以《说文》为客，白话为主，不可也。
乃近来尤有所谓新道德者，斥父母为自感情欲，于己无恩。此语曾一见之随园文中，仆方以为拟于不伦，斥袁枚为狂谬，不图竟有用为讲学者。人头畜鸣，辩不屑辩，置之可也。
彼又云：“武曌为圣王，卓文君为名媛，此亦拾李卓吾之遗唾。卓吾有禽兽行，故发是言；李穆堂又拾其余唾，尊严嵩为忠臣。今试问二李之名，学生能举之否？同为埃灭，何苦增兹口舌？可悲也！
大凡为士林表率，须圆通广大，据中而立，方能率由无弊。若凭位分势力，而施趋怪走奇之教育，则惟穆罕默德左执刀而右传教，始可如其愿望。今全国父老，以子弟托公，愿公留意以守常为是。况天下溺矣，藩镇之祸，迩在眉睫，而又成为南北美之争。我公为南士所推，宜痛哭流涕助成和局，使民生有所苏息。乃以清风亮节之躬，而使议者纷纷集失，甚为我公惜之！
此书上后，可以不必示复；惟静盼好音，为国民端其趋向，故人老悖，甚有幸焉！愚直之言，万死！万死！
林纾顿首。
阅读延伸：《论古文之不当废》、《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
第六十七课《答林琴南书》作者：蔡元培
题解
此文是蔡元培对林纾公开信的回应，主要作了两点申辩与反驳：在北大并无“覆孔孟、铲伦常”之说，《新青年》杂志中偶有对于孔子学说之批评，然亦是由于“孔教会”等托孔子学说以攻击新学而发，初非直接与孔子为敌。北大教学也并未尽废古书而专用白话，而且提倡白话之人均“博极群书”，“能作古文”。同时，他还公开声明：“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蔡元培的这篇公开信，通篇平实深沉，入情入理，不亢不卑，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这被视为蔡元培大学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体现。在这封信中蔡元培彬彬有礼，进退有据，柔中带刚中见其风度。
*
琴南先生左右：
公书语长心重，深以外间谣诼纷集为北京大学惜，甚感！惟谣诼必非实录，公爱大学，为之辨正，可也。今据此纷集之谣诼而加以责备，将使耳食之徒益信谣诼为实录，岂公爱大学之本意乎？原公之所责备者，不外两点，一曰“覆孔孟，铲伦常”，二曰“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请分别论之。
对于第一点，当先为两种考察：（甲）北京大学教员曾有以“覆孔孟，铲伦常”教授学生者乎？（乙）北京大学教授曾有于学校以外，发表其“覆孔孟，铲伦常”之言论者乎？
请先察“覆孔孟”之说。大学讲义涉及孔孟者，惟哲学门中之《中国哲学史》。已出版者，为胡适之君之《中国上古哲学史大纲》，请详阅一过，果有“覆孔孟”之说乎？特别演讲之出版者，有崔怀瑾君之《论语足征记》、《春秋复始》，哲学研究会中，有梁漱溟君提出“孔子与孟子异同”问题，与胡默青君提出“孔子伦理学之研究”问题，尊孔者多矣，宁曰覆孔？
若大学教员于学校以外自由发表意见，与学校无涉，本可置之不论，然姑进一步而考察之，则惟《新青年》杂志中，偶有对于孔子学说之批评，然亦对于孔教会等托孔子学说以攻击新学者而发，初非直接与孔子为敌也。公不云乎：“时乎井田封建，则孔子必能使井田封建一无流弊；时乎潜艇飞机，则孔子必能使潜艇飞机不妄杀人。卫灵问阵，孔子行；陈恒弑君，孔子讨。用兵与不用兵，亦正决之以时耳。”使在今日，有拘泥孔子之说，必复地方制度为封建，必以兵车易潜艇飞机，闻俄人之死其皇，德人之逐其皇，而曰必讨之，岂非昧于“时”之义，为孔子之罪人，而吾辈所当排斥之者耶？
次察“铲伦常”之说常有五：仁、义、礼、智、信，公既言之矣。伦亦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其中君臣之伦，不适于民国，可不论，其他父子有亲，兄弟相友，（或曰，长幼有序。）夫妇有别，朋友有信，在中学以下修身教科书中详哉言之；大学之伦理学，涉此者不多，然从未有以父子相夷、兄弟相阋、夫妇无别、朋友不信教授学生者。大学尚无女学生，则所注意者，自偏于男子之节操。近年于教科以外，组织一“进德会”，其中基本戒约有不嫖、不取妾两条。不嫖之戒决不背于古代之伦理；不取妾一条则且比孔孟之说为尤严矣。至于五常，则伦理学中之言仁爱，言自由，言秩序，戒欺诈，而一切科学皆于增进知识之需，宁有铲之之理欤？
若谓大学教员曾于学校以外，发表其“铲伦常”之主义乎？则试问有谁、何教员曾有何书、何杂志为父子相夷、兄弟相阋、夫妇无别、朋友不信之主张者？曾于何书、何杂志为不仁、不义、不智、不信及无礼之主张者？公所举“斥父母为自感情欲，于己无恩”，谓随园文中有之，弟则忆《后汉书·孔融传》：路粹枉状奏融，有曰：“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孔融、祢衡并不以是损其声价，而路粹则何如者？且公能指出谁、何教员，曾于何书、何杂志述路粹或随园之语而表其极端赞成之意者？且弟亦从不闻有谁、何教员崇拜李贽其人，而愿拾其唾余者。所谓“武曌为圣王，卓文君为贤媛”，何人曾述斯语，以号于众？公能证明之欤？
对于第二点，当先为三种考察：（甲）北京大学是否已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乙）白话是否能达古书之意？（丙）大学少数教员所提倡之白话的文字，是否与引车卖浆者所操之语相等？请先察“北京大学是否已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大学预科中，有国文一课，所据为课本者，曰模范文，曰学术文，皆古文也。其每月中练习之文，皆文言也。本科中，有“中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中，“古文学”，“近世文学”。又本科、预科皆有“文字学”，其编成讲义而付印者，皆文言也。有《北京大学月刊》中亦多文言之作。所可指为白话体者，惟胡适之君之《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而其中所引古书，多属原文，非皆白话也。
次考察“白话是否能达古书之意”。大学教员所编之讲义，固皆文言矣，而上讲坛后，决不能以背诵讲义塞责，必有赖于白话之讲演，岂讲演之语必皆编成文言而后可欤？吾辈少时读《四书集注》，《十三经注疏》，使塾师不以白话讲演之，而编为类似集注、类似注疏之文言以相授，吾辈其能解乎？若谓白话不足以讲《说文》、讲古籀、讲钟鼎之文，则岂于讲坛上，当背诵徐氏《说文解字系传》，郭氏《汗简》，薛氏《钟鼎款识》之文，或为编类此之文言，而后可必不容以白话讲演之欤？
又次考察“大学少数教员所提倡之白话的文字，是否与引车卖浆者所操之语相等”。白话与文言，形式不同而已，内容一也。《天演论》、《法意》、《原富》等，原文皆白话也，而严幼陵君译为文言。小仲马、迭更司、哈德等所着小说皆白话也，而公译为文言。公能谓公及严君所译高出于原本乎？若内容浅薄，则学校报考时之试卷、普通日刊之论说、尽有不值一读者能胜于白话乎？且不特引车卖浆之徒而已，清代目不识丁之宗室，其能说漂亮之京话，与《红楼梦》小宝玉黛玉相埓，其言果有价值欤？熟读《水浒传》《红楼梦》之小说，能于《续水浒传》，《红楼复梦》之外，为科学哲学之讲说欤？公谓“《水浒》、《红楼》作者均博极群书之人，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诚然，诚然。北京大学教员中，善作白话文者，为胡适之、钱玄同、周启孟诸君，公何以证知非博极群书，不能作古文，而仅以白话交藏拙者？胡君家世汉学，其旧作古文虽不多见，然即其所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言之，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于清代乾嘉学者；钱君所作《文字学讲义》、《学术文通论》，皆古雅之古文；周君所译之《域外小说》，则文笔之古奥，非浅学所能解。然则公何宽于《水浒》《红楼》之作者，而苛于同时之胡钱周诸君耶？[1]
至于弟在大学，则有两种主张如左：
（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与公所提出之“圆、通、广、大”四字颇不相背也。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挟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离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譬如公曾译有《茶花女》、《迦茵小传》、《红礁画浆录》等小说，而亦曾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使有人诋公为以此等小说体裁讲文学，以挟妓、奸通、争有夫之妇讲伦理者，宁值一笑欤？然则革新一派即偶有过激之论，苟于校课无涉，亦何必强以其责任归之于学校耶？
此复，并候着祺！
八年三月十八日蔡元培敬启
注释
[1]迭更司——通译狄更斯。
阅读延伸：《蔡孑民先生言行录》
第六十八课《<近代散文钞>序》作者：周作人
题解
上世纪30年代，沈启无与周作人过从甚密。他与俞平伯、废名、江绍原并称为周作人的四大弟子。在1933年版的《周作人书信》中，收入周作人给他的书信25封，数量之多，仅次于给俞平伯的。周作人当时在课堂讲授各时代的“散文”，须得有一“选本”。沈启无编选明清小品文成册，正合其意，《近代散文钞》就这样诞生了。有学者指出，《近代散文钞》是以周作人的手眼来编选明清小品的。其编选过程肯定也有周作人的参与。显然，《近代散文钞》的编选意图并不仅仅是提供一个晚明小品的普通读本，而是要张扬一种文学理念，并且具有强烈的论战性。俞平伯就曾明确地把《近代散文钞》看做是支持周作人文艺理论的作品选。这样，有理论，有材料，师徒几个披挂上阵，回击左翼文学，又有林语堂等人的理论和作品以为策应，于是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晚明小品热和言志派文学思潮。
*
一
启无编选明清时代小品文为一集，叫我写一篇序或跋，我答应了他已将有半年了。我们预约在暑假中缴卷，那时我想离暑假还远，再者到了暑假也还有七十天闲暇，不愁没有工夫。末了是反正不管序跋，随意乱说几句即得，不必问切不切题，因此便贸贸然地答应下来了。到了现在鼻加答儿[1]好了之后，仔细一算，已经过了九月十九。听因百说，启无已经回到天津，而平伯的跋也在“草”上登了出来，乃不禁大着其忙，急急地来构思作文。本来颇想从平伯的跋里去发见一点提示，可以拏来发挥一番，较为省力，可是读后只觉得有许多很好的话都被平伯说了去，很有点怨平伯之先说，也恨自己之为什么不先做序，不把这些话早截留了，实是可惜之至。不过，这还有什么办法呢？只好硬了头皮自己来想吧。然而机会还是不肯放弃，我在平伯的跋里找到了这一句话——“小品文的不幸无异是中国文坛上的一种不幸”——做了根据，预备说几句，虽然这些当然是我个人负责。
我要说的话，干脆就是，启无这个工作是很有意思的，但难得受人家的理解和报酬。为什么呢？因为小品文是文艺的少子，年纪顶小的老头儿子。文艺的发生次序大抵是先韵文次散文。韵文之中，又是先叙事、抒情，次说理；散文则是先叙事，次说理，最后才是抒情。借了希腊文学来作例，一方面是史诗和戏剧、抒情诗、格言诗，一方面是历史和小说、哲学——小品文，这在希腊文学盛时实在还没有发达。虽然那些哲人（Sophistia）[2]似乎有这一点气味，不过他们还是思想家，有如中国的诸子，只是勉强去仰攀一个渊源，直到基督纪元后希罗文学时代，才可以说真是起头了。正如中国要在晋文里才能看出小品文的色彩来一样，我卤莽地说一句，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它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未来的事情，因为我到底不是“问心处”，不能知道。至于过去的史迹，却还有点可以查考。我想古今文艺的变迁，曾有两个大时期，一是集团的，一是个人的。在文学史上所记，大都是后期的事，但有些上代的遗留，如歌谣等，也还能推想前期的文艺的百一。在美术上便比较的看得明白，绘画完全个人化了，雕塑也稍有变动，至于建筑、音乐、美术工艺如磁器等却都保存原始的迹象，还是民族的集团的而非个人的艺术，所寻求表示的也是传统的而非独创的美。在未脱离集团的精神之时代，硬想打破它的传统，又不能建立个性，其结果往往青黄不接，呈出丑态，固然不好，如以现今的磁器之制作绘画与古时相较，即可明了。但如颠倒过来，叫个人的艺术复归于集团的，也不是很对的事。对不对是别一件事，与有没有是不相干的。所以这两种情形直到现在还是并存，不，或者是对峙着。集团的美术之根据，最初在于民族性的嗜好，随后变为师门的传授，遂由硬化而生停滞，其价值几乎只存在技术一点上了。文学则更为不幸，授业的师傅让位于护法的君师，于是集团的“文以载道”与个人的“诗言志”两种口号成了敌对。在文学进了后期以后，这新旧势力还永远相搏，酿了过去的许多五花八门的文学运动。在朝廷强盛、政教统一的时代，“载道主义”一定占势力，文学大盛，统是平伯所谓“大的、高的、正的”[3]，可是又就“差不多总是一堆垃圾读之昏昏欲睡”[4]的东西。一到了颓废时代皇帝，祖师等等要人没有多大力量了，处士横议，百家争鸣，正统家大叹其“人心不古”，可是我们觉得有许多新思想、好文章都在这个时代发生，这自然因为我们是“诗言志”派的。小品文则在个人的文学之尖端是言志的散文，它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所以是近代文学的一个潮头。它站在前头，假如碰了壁时，自然也首先碰壁。因为这个缘故，启无选集前代的小品文给学子当做明灯，可以照见来源去路，不但是在自己很有趣味，也是对于别人很有利益的事情。不过在载道派看来，这实在是左道旁门，殊堪痛恨。启无的这本文选，其能免于覆瓿之厄乎？未可知也，但总之，也没有什么关系。
是为序。
中华民国十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于北平煅药庐 周作人撰
二
我给启无写《近代散文钞》的序，还是在两年前。到了现在，书才出版，再擎起原序来看，觉得这其间的时光仿佛有点辽远了，那里所说的话也不免有点迂远了，便想再来添写这篇新序，老老实实的论几句话。
启无编刊这部散文钞，有益于中国学术，文艺上的地方很多，最重要的是这两点：
其一，中国讲本国的文学批评或文学史的，向来不大看重或者简直抹杀明季公安、竟陵两派文章，偶尔提及，也总根据日本和清朝的那种官话[5]加以轻蔑的批语，文章统系，仿佛是七子之后便由归唐转交桐城派的样子。这个看法，我想是颇有错误的。他们不知道公安、竟陵是那时的一种新文学运动，这不但使他们对于民国初年的文学革命不能了解其意义，便是清初新旧文学废兴也就有些事情不容易明了了。日本铃木虎雄的《中国诗论史》上举出性灵一派与格调、气韵诸说相并，但是不将这派的袁子才当做公安的末流，却去远寻杨诚斋[6]来给他做义父，便是一例。中国誊录铃木之说者也就多照样的说下去了，启无这部书并非议论，只是勤劳的辑录明末清初的新文学派的文章，结果是具体的将公安、竟陵两派的成绩——即其作品和文学意见——结集在一处，对于那些讲中国文学的朋友供给一点材料，于事不无小补。古人的着作苟存于世间，其价值也自存在，不以无人顾问而消灭。公安、竟陵非亲非眷，吾辈本无庸扰扰为古人争身后之名，只是有此文学史上的材料而听其湮没亦自可惜，如得有人为表而出之，乃亦大可喜耳。
其二，中国古文汗牛充栋，但披沙拣金，要挑选多少真正的好文章却是极难之事。正宗派论文高则秦、汉，低则唐、宋，滔滔者天下皆是。以我旁门外道的目光来看，倒还是上有六朝，下有明朝吧。我很奇怪学校里为什么有唐、宋文而没有明、清文——或称近代文？因为公安、竟陵一路的文是新文学的文章。现今的新散文实在还沿着这个统系，一方面又是韩退之以来的唐、宋文中所不易找出的好文章。平心静气的一想，未成正宗的新思想、新文章，希望公家来提倡，本来有点儿傻气，不必说过去的。便是现今的新文学，在官、公、私各学校里，也还没有站得住脚呢。退一步想，只好索解于民间，请青年学子有点好奇心的自己来看看吧。可惜明人文集在此刻极不易得，而且说也奇怪，这些新文人的着作又多是清朝的禁书，留下来的差不多是秦火之余，更是奇货可居，不是学生之力所能收留的了。在这里，启无的这部书的确是“实为德便”[7]。在近来两三年内，启无利用北平各图书馆和私家所藏明人文集，精密选择，录成两卷，各家菁华悉萃于此，不但便于阅读，而且使难得的古籍、久湮的妙文，有一部分通行于世，寒畯亦得有共赏的机会，其功德岂浅鲜哉？平常有人来问我近代文中有什么书可读，我照例写几部绝板禁书的名目给他，我知道这是画饼，但是此外实无办法，现在这部散文钞出版之后，那我就有了办法了。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九月六日周作人序于北平
注释
[1]加答儿（Catarrh）——加答儿本希腊语，有流之意。鼻加答儿，以多流鼻汁而得名，即鼻炎。
[2]希腊哲人，即指希腊诡辩派哲学家，其中主要学者有普罗泰格拉（Protagoras）、高尔吉亚（Gorgias）、克利谛亚斯（Critias）等。[3]俞平伯《近代散文钞跋》中语。
[4]见同上文。
[5]如清人奉敕纂修之《明史》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于公安、竟陵两派之文章，皆多加以贬辞是。
[6]杨诚斋——即杨万里。
[7]公牍文字中之结束语用以表示感激之意者。
阅读延伸：《近代散文钞》
第六十九课《邻人》作者：丰子恺
题解
丰子恺以大都市中所见的一个小景物：两间相邻的住家楼屋之间装着一把大铁扇骨，隔在两邻的人虽近在咫尺，但却互不相干，揭示人类社会中互不信任、互相防范的丑恶现象，抒发自己对这种现象的憎恶及对邻里间融洽、坦诚地相处的向往。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现代都市人之间的关系日益冷淡隔膜，让人不禁开始反思现代化给人类带来的种种问题，作者的这一思考，直到今天仍有意义。
*
前年我曾画了这样的一幅画：两间相邻的都市式的住家楼屋，前楼外面是走廊和栏杆。栏杆交界之处，装着一把很大的铁条制的扇骨，仿佛一个大车轮，半个埋在两屋交界的墙里，半个露出在檐下。两屋的栏杆内各有一个男子，隔着那铁扇骨一坐一立，各不相干。画题叫做《邻人》（画见开明版《子恺漫画全集》）。
这是我从上海回江湾时，在天通庵附近所见的实景。这铁扇骨每根头上尖锐，好像一把枪。这是预防邻人的逾墙而设的。若在邻人面前，可说这是预防窃贼蔓延而设的。譬如一个窃贼钻进了张家的楼上，界墙外有了这把尖头的铁扇骨，他就无法逾墙到隔壁的李家去行窃。但在五方杂处，良莠不齐的上海地方，它的作用一半原可说是防邻人的。住在上海的人有些儿太古风，“打牌猜拳之声相闻，至老死不相往来”。这样，邻人的身家性行全不知道，这铁扇骨的防备原是必要的了。
我经过天通庵的时候，觉得眼前一片形形色色的都市的光景中，这把铁扇骨最为触目惊心。这是人类社会的丑恶的最具体最明显最庞大的表象。人类社会的设备中，像法律刑罚等，都是为了防范人的罪恶而设的；但那种都不显露形迹。从社会的表面上看，我们只见锦绣河山，衣冠文物之邦，一时不会想到其间包藏着人类的种种丑恶。又如城郭门墙，也是为防盗贼而设的，这虽然是具体而又庞大的东西，但形状还文雅，暗藏。我们看了似觉这是与山岭，树木等同类的东西，不会明显地想象人类中的盗贼。更进一步，例如锁，具体而又明显地表示着人类互相防范的用意。可说是人类的丑恶的证据，羞耻的象征了。但它的形象太小，不容易使人注意；用处太多，混在箱笼门窗的装饰纹样中，看惯了一时还不容易使人明显地联想到偷窃。只有那把铁扇骨，又具体，又明显，又庞大地表出着它的用意，赤裸裸地宣示着人类的丑恶与羞耻。所以我每次经过天通庵，这件东西总是强力地牵惹我的注意，使我产生种种的感想。造物主赋人类以最高的智慧，使他们做了万物之灵，而建设这庄严灿烂的世界。在自称文明进步的今日，假如造物主降临世间，一一地检点人类的建设，看到锁和那把铁扇骨而查问它们的用途与来历时，人类的回答将何以为颜？对称的形状，均齐的角度，秀美的曲线，是人类文化上最上乘的艺术的样式，把这等样式应用在建筑上，家具上，汽车上，飞机上原足以夸耀现代人生活的进步；但应用在锁和这铁扇骨上，真有些儿可惜。上海的五金店里，陈列着各式各样的“四不灵”锁。有德国制的，有美国制的；有几块钱一把的，有几十块钱一把的，有方的，有圆的，有作各种玲珑的形状的。工料都很精，形式都很美，好像一种徽章。这确是一种徽章，这是人类的丑恶与羞耻的徽章！人类似嫌这种徽章太小，所以又在屋上装起很大的铁扇骨来，以表扬其羞耻。使人一见可就想起，世间有着须用这大铁扇骨来防御的人，以及这种人的产生的原因。
我在画上题了“邻人”两字，联想起了“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的诗句。虽然自己不喝酒，但想象诗句所的那种生活，悠然神往，几乎把画中的铁扇骨误认为篱了。
阅读延伸：《丰子恺散文漫画精选》、《护生画集》
第七十课《求阙斋日记》作者：曾国藩
题解
求阙斋是曾国藩三十六岁那年替自己的书房起的名字。曾国藩的求阙观念源于《周易》。从《周易》的《丰卦》所说的“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这些话中，他明白了盈虚消息的道理。所谓盈虚消息，就是说天地之间的充实与空虚，是随着时间的变化或生长或消落的。从《周易》的《临卦》中，他明白了宇宙间阳至生阴、阴至生阳的道理。曾氏关于求阙、花未全开月未圆、天道恶盈这些说法，都表明从中年开始到晚年时期更强烈的不追求圆满、经常保持某些欠缺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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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日（同治元年九月）
早饭后，清理文件。旋见客，立见者十余次，坐见者两次，写沅弟信一件，左季高信一件。午刻，万篪轩来，久坐。中饭后，阅本日文件。至幕府畅谈。旋又将本日文件阅毕。写对联七副。夜，写杨厚庵信一件。核改咨札信稿。二更，入内室。阅梅伯言诗文集。三更，睡。五更，醒，展转不能成寐。盖寸心为金陵、宁国之贼忧悸者十分之八，而因僚属不和、恩怨愤懑者亦十之二三。实则处大乱之世，余所遇之僚属尚不十分傲慢无礼；而鄙怀忿恚若此，甚矣余之隘也！余天性褊激，痛自责惩治者有年，而有触即发，仍不可遏；殆将终身不改矣，愧悚何已！是日接沅弟十四日信尚属平安。
廿二日（同上）
早饭后，清理文件。旋围棋一局，见客三次。写沅弟信一件，添少泉信一叶。写竹庄信一件。唐中丞、李申夫先后来，久谈。中饭后，至幕府一叙。接吴竹庄信，知十八日水陆于金陵关大获胜仗，夺贼炮船、马匹。为之欣慰。阅本日文件。核二日批札各稿。夜，接信稿四件。将各处芜湖图一对，本日所收吴竹庄、周方倬报仗之禀，地名俱不可寻。与幕府诸人畅谈。二更三点，入内室。温古文论着类，读《原毁》、《伯夷颂》、《获麟解》、《龙》、《杂说》诸首，岸然想见古人独立千古确乎不拔之象。本日与昨日皆未接金陵沅弟来信，心为悬悬，行坐不安。三更，睡，颇能成寐，五更后，展转忧灼，莫知天意竟复何如。
初二日（同治元年十月）
早饭后，清理文件。旋见客三次。围棋一局。立见客又七次。写沅甫弟信一件。改信稿三件。中饭后，至幕府一叙。见客一次。阅本日文件。出城至盐河，看黄坡所铸大炮，解金陵者，共五尊，内万三千斤者一尊，万斤者二尊，六千斤者二尊。又至韩正国船上一看，悯其志盛而殉难也。申刻，归。因两日不接沅弟信，旁皇忧灼，若无所措，摆列棋势以自遣。傍晚接沅弟廿三、廿六、七日三信。为之稍慰。夜，核批札各稿，倦甚。是日未刻，习字一纸，久不摹帖，手又生疏矣。
阅读延伸：《求阙斋日记》、《曾国藩家书》
第七十一课《脸谱》作者：梁实秋
题解
文章在写法上，虽以议论为主，但运用记叙抒情手法，造成杂文小品文笔调优雅清丽、描写生动、巧喻联珠、情韵悠长的特点，可以看出作者小处着眼，大处落笔，纵横生发，笔触恣肆，却颇有絮语散文的特色，给人们一种沉静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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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说的脸谱不是旧剧里的所谓“整脸”“碎脸”“三块瓦”之类，也不是麻衣相法里所谓观人八法“威、厚、清、古、孤、薄、恶、俗”之类。我要谈的脸谱，乃是每天都要映入我们眼帘的形形色色的活人的脸。旧戏脸谱和麻衣相法的脸谱，乃是一些聪明人从无数活人脸中归纳出来的几个类型公式，都是第二手的资料，可以不管。
古人云“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那意思承认人面不同是不成问题的。我们不能不叹服人类创造者技巧的神奇，差不多的五官七窍，但是部位配合，变化无穷，比七巧板复杂多了。对于什么事都讲究“统一”、“标准化”的人，看见人的脸如此复杂离奇，恐怕也无法训练改造，只好由它自然发展！假使每一个人的脸都像是从一个模子里翻出来的，一律浓眉大眼，一律的虎额龙准，在排起队来检阅的时候固然甚为壮观整齐，但不便之处必定太多，那是不可想象的。
人的脸究竟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否则也就无所谓谱。就粗浅的经验说，人的脸大别为二种，一种是令人愉快的，一种是令人不愉快的。凡是常态的，健康的，活泼的脸，都是令人愉快的，这样的脸并不多见。令人不愉快的脸，心里有一点或很多不痛快的事，很自然的把脸拉长一尺，或是罩上一层阴霾，但是这张脸立刻形成人与人之间的隔阂，立刻把这周围的气氛变得阴霾。假如在可能范围之内，努力把脸上的筋肉松弛一下，嘴角上挂出一颗微笑，自己费力不多，而给予人的快感甚大，可以使得这人生更值得留恋一些。我永不能忘记那永长不大的孩子潘彼得，他嘴角上永远挂着一颗微笑，那是永恒的象征。一个成年人若是完全保持一张孩子脸，那也并不是理想的事，除了给“婴儿自己药片”作商标之外，也不见得有什么用处。不过赤子之天真，如果在脸上还保留一点痕迹，这张脸对于人类的幸福是有贡献的。令人愉快的脸，其本身是愉快的。这与老幼妍媸无关。丑一点黑一点，下巴长一点，鼻梁塌一点，都没有关系，只要上面漾着充沛的活力，便能辐射出神奇的光彩，不但是光，还有热，这样的脸能使满室生春，带给人们兴奋、光明、调谐、希望、欢欣。一张眉清目秀的脸，如果恹恹无生气，我们也只好当做石膏像来看待了。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游戏：早起出门，留心观察眼前活动的脸，看看其中有多少类型，有几张使你看了一眼之后还想再看。
不要以为一个人只有一张脸。女人不必说，常常“上帝给她一张脸，她自己另造一张”。不涂脂粉的男人的脸，也有“卷帘”一格，外面摆着一副面孔，在适当的时候呱嗒一声如帘子一般卷起，另露出一副面孔。“杰克博士与海德先生”[1]（Dr.Jekyll and Mr.Hyde）那不是寓言。误入仕途的人往往养成这一套本领。对下属道貌岸然，或是面部无表情，像一张白纸似的，使你无从观色，莫测高深；或是面皮绷得像一张皮鼓，脸拉得驴般长，使你在他面前觉得矮好几尺！但是他一旦见到上司，驴脸得立刻缩短，再往瘪里一缩，马上变成柿饼脸，堆下笑容，直线条全变成曲线条；如果见到更高的上司，连笑容都凝结得堆不下来，未开言嘴唇要抖上好大一阵，脸上作出十足的诚惶诚恐之状。帘子脸是傲下媚上的主要工具，对于某一种人是少不得的。
不要以为脸是和身体其他部分一样的受之父母，自己负不得责。不，在相当范围内，自己可以负责的。大概人的脸生来都是和善的，因为从婴儿的脸看来，不必一定都是颜如渥丹，但是大概都是天真无邪，令人看了喜欢的。我还没见过一个孩子带着一副不得善终的脸，脸都是后来自己作践坏了的，人们多半不体会自己的脸对于别人发生多大的影响。脸是到处都有的。在送殡的行列中偶然发现的哭脸，作讣闻纸色，眼睛肿得桃儿似的，固然难看。一行行的囚首垢面的人，如稻草人，如丧家犬，脸上作黄蜡色，像是才从牢狱里出来，又像是要到牢狱里去，凸着两只没有神的大眼睛，看着也令人心酸。还有一大群心地不够薄脸皮不够厚的人，满脸泛着平价米色，嘴角上也许还沾着一点平价油，身穿着一件平价布，一脸的愁苦，没有一丝的笑容，这样的脸是颇令人不快的。但是这些贫病愁苦的脸、还不算是最令人不愉快，因为只是消极的令人心里堵得慌，而且稍微增加一些营养（如肉糜之类）或改善一些环境，脸上的神情还可以渐渐恢复常态。最令人不快的是一些本来吃得饱，睡得着，红光满面的脸，偏偏带着一般肃杀之气，冷森森地拒人千里之外，看你的时候眼皮都不抬，嘴撇得瓢儿似的，冷不防抬起眼皮给你一个白眼，黑眼球不知翻到那里去了，脖梗子发硬，脑壳朝天，眉头皱出好几道熨斗都熨不平的深沟——这样的神情最容易在官办的业务机关的柜台后面出现。遇见这样的人，我就觉到惶惑：这个人是不是昨天赌了一夜以致睡眠不足，或是接连着腹泄了三天，或是新近遭遇了什么闵凶，否则何以乖戾至此，连一张脸的常态都不能维持了呢？
注释
[1]杰克博士与海德先生——小说《化身博士》中的人物。《化身博士》是英国作家史蒂文森的代表作，因书中人物杰克和海德善恶截然不同的性格让人印象深刻，后来“Jekyll and Hyde”一词竟成为心理学“双重人格”的代称。
阅读延伸：《骂人的艺术》、《雅舍谈吃》
第七十二课《请客》作者：王了一
题解
王力先生是着名的语言学家，同时也写得一手好杂文。这篇文章谈的是请客这样的生活中再平常不过的问题，作者却看到了民族群体性的心理。对中国人请客心理分析得入木三分，见出作者对人心的深刻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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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是最喜欢请客的一个民族。从抢付车费，抢会钞，以至于大宴客，没有一件事不足以表示中国是一个礼让之邦。我的钱就是你的钱，你的钱也就是我的钱，大家不分彼此；你可以吃我的，用我的，因为咱们是一家人。这种情形，西洋人觉得很奇怪。恕我浅陋，我没有见过西洋人抢付过车费，或抢会过钞。我们在欧洲做学生的时代，因为穷，大家也主张“西化”，饭馆里吃饭，各自付各自的钱，相约不抢会钞。西洋人宴客是有的，但是极不轻易有一次，最普通的只是来一个茶会，并不像中国人这样常常请朋友吃饭。这些事情，都显得中国人比西洋人更慷慨更会应酬。
其实，中国人这种应酬是利用人们喜欢占便宜的心理。
不花钱可以白坐车，白吃饭，白看戏，等等，受惠的人应该是高兴的。一高兴，再高兴，三高兴，高兴的次数越多，被请的人对于请客的人就越有好印象。如果被请的人比我的地位高，他可以“有求必应”助我升官发财；如果被请的人比我的地位底，他也可以到处吹嘘，逢人说项，增加我的声誉，间接地于我有益。中国人向来主张“受人钱财，与人消灾”的，不花钱而可以白坐车，白吃饭，白看戏，也就等于受人钱财，若不与人消灾，就该为人造福。由此看来，请客乃是一种“小往大来”的政策，请客的钱不是白花的。知道了这一个道理，我们就明白为什么对于亲弟兄计较锱铢，甚至对于结发夫妻不肯“共产”的人，为请客而挥霍千金，毫无吝啬；又明白为什么家无儋石，对泣牛衣的人偏有请客的闲钱。原来大多数人的请客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不是慷慨，而是权谋！
青蚨在荷包里发出去是令人心痛的，而“小往大来”的远景却是诱惑人的，在这极端矛盾的心情之下，可就苦了那些一毛不拔的悭吝者。
当在抢付车费，抢会钞，或抢买戏票的时候，为了面子关系，不好意思不“抢”，为了荷包关系，却又不最坚持要“抢”，结果是得收手且收手，面子顾全了，荷包仍旧不空。最糟糕的是遇了同道的人，你一抢他就放松，结果虽然是“求仁得仁”，却变了哑子吃黄连，心里有说不出的苦。不过，悭吝的人也未尝不请客；有时候，他们请客的次数要比普通人更多，因为吝者必贫，贫者毕竟抵不住那“小往大来”的远景的诱惑。于是他们想拿最低的代价去博取最大的利益：每次请客吃饭，东西拣最便宜的吃，分量越少越好，最好是使客人容易饱，容易腻，而主人所费又不多。甚至连请几天，昨晚剩的菜今天还可以吃，虽然让客人吃别人的余唾颇为不恭，然而请客毕竟是请客，余唾吃了之后，仍旧不怕他不说一声“谢谢”。这是手段之中有手段，权谋之外有权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