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千六七百年前，在印度地方有一个穷人病死了，没人收尸，尸首暴露在路上，已腐烂了。那边来了一辆车，车上坐着一个王太子，看见了这个腐烂发臭的死人，心中起了一念；由这一念，辗转发生无数念。后来那位王太子把王位也抛了，富贵也抛了，父母妻子也抛了，独自去寻思一个解脱生老病死的方法。后来这位王子便成了一个教主，创了一种哲学的宗教，感化了无数人。他的影响势力至今还在；将来即使他的宗教全灭了，他的影响势力终久还存在，以至于无穷。这可是那腐烂发臭的路毙所曾梦想到的吗？
以上不过是略举几件事，说明上文说的“社会的不朽”，“大我的不朽”。这种不朽论，总而言之，只是说个人的一切功德罪恶，一切言语行事，无论大小好坏，——都留下一些影响在那个“大我”之中，——都与这永远不朽的“大我”一同永远不朽。
上文我批评那“三不朽论”的三层缺点：（一）只限于极少数的人，（二）没有消极的裁制，（三）所说“功，德，言”的范围太含糊了。如今所说“社会的不朽”，其实只是把那“三不朽论”的范围更推广了。既然不论事业功德的大小，一切都可不朽，那第一第三两层短处都没有了。冠绝古今的道德功业固可以不朽，那极平常的“庸言庸行”，油盐柴米的琐屑，愚夫愚妇的细事，一言一笑的微细，也都永远不朽。那发现美洲的哥伦布固可以不朽，那些和他同行的水手火头，造船的工人，造罗盘器械的工人，供给他粮食衣服银钱的人，他所读的书的着作家，生他的父母，生他父母的父母祖宗，以及生育训练那些工人商人的父母祖宗，以及他以前和同时的社会，……都永远不朽。社会是有机的组织，那英雄伟人可以不朽，那挑水的，烧饭的，甚至于浴堂里替你擦背的，甚至于每天替你家掏粪倒马桶的，也都永远不朽。至于那第二层缺点，也可免去。如今说立德不朽，行恶也不朽；立功不朽，犯罪也不朽；“流芳百世”不朽，“遗臭万年”也不朽；功德盖世因是不朽的善因，吐一口痰也有不朽的恶果。我的朋友李守常先生说得好：“稍一失脚，必致遗留层层罪恶种子于未来无量的人，——即未来无量的我，——永不能消除，永不能忏悔。”这就是消极的裁制了。
中国儒家的宗教提出一个父母的观念，和一个祖先的观念，来做人生一切行为的裁制力。所以说，“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举足而不敢忘父母。”父母死后，又用丧礼祭礼等等见神见鬼的方法，时刻提醒这种人生行为的裁制力。所以又说，“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又说，“斋三日，则见其所为斋者；祭之日，入室，接然必有见乎其位；周还出户，肃然必有闻乎其容声；出户而听，忾然必有闻乎其叹息之声。”这都是“神道设教”，见神见鬼的手段。这种宗教的手段在今日是不中用了。还有那种“默示”的宗教，神权的宗教崇拜偶像的宗教，在我们心里也不能发生效力，不能裁制我们一生的行为。
以我个人看来，这种“社会的不朽”观念很可以做我的宗教了。我的宗教的教旨是：我这个现在的“小我”，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过去，须负重大的责任。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未来，也须负重大的责任。我须要时时想着，我应该如何努力利用现在的“小我”，方才可以不辜负了那“大我”的无穷过去，方才可以不遗害那“大我”的无穷未来！
注释
[1]来勃尼慈——今译莱布尼茨，德国哲学家、数学家。
阅读延伸：胡适《不朽》
第二十课《立志做大事》作者：孙文
题解
所谓大事者，大概惊天动地、声振寰宇之类，但孙中山在文中却定义为“无论哪一件事，只要从头至尾，彻底做成功，便是大事”，古人也说过，“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道理大家心里都明白，但要实行起来也真不是件易事，所以孙中山在文章开头便说先把“志”立起来，然后便是老老实实把事情做彻底，事情才会容易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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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志是读书人最要紧的一件事。近代人类立志的思想是注重发达人群，为大家谋幸福，用事实说，中国青年应该有的志愿，是要把中华民国重新建设起来，让将来我国的文明和各国并驾齐驱。所以现在的青年便应该以国家为己任，把建设将来社会事业的责任担负起来。这种志愿究竟是如何立法呢？我读古今中外的历史，知道世界极有名的人，不全是从政治事业一方面做成功的；有在政权上一时极有势力的人，后来并不知名的；有极知名的人，完全是在政治范围之外的。简单的说，古今人物之名望的高大，不是在他所做的官大，是在他所做的事业成功。如果一件事业能够成功，便能够享大名。所以我劝诸君立志，是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
什么是叫做大事呢？大概的说，无论哪一件事，只要从头至尾，彻底做成功，便是大事。譬如从前有个法国人叫做柏斯多，专用心力考察人眼所不能见的东西——那种东西极微妙，极无用处。在普通人看起来，必以为算不得一回什么事，何必枉费工夫去研究它呢？但是柏斯多把他的构造、性质，和对于别种东西的关系，自头至尾研究出来，成一种有系统的结果，把这种东西便叫做微生物。由研究这种微生物，便发明微生物对于各种动植物的妨害极大，必须要把他扑灭才好。现在世界人类受知道扑灭这种微生物的益处，不知道有多少。柏斯多立志研究的东西，虽然说是很小，但是他彻底得到了结果，便是成了大事，所以他在历史上便享大名。
学生立志，注重之点，万不可想要达到什么地位，必须要想做成一件什么事。因为地位是关系于个人的。达到了什么地位，只能为个人谋幸福。事业是关系于群众的，做成了什么事，便能为大家谋幸福。
大家又知道，许多做大事成功的人，不尽是在学校读过书的，也有向来没有进过学校的。不过那种人是天生的长处，普通人要求所做的事不错，必要取法古人的长处才好。所以我们要进学校读书，取古今中外人的知识、才学来帮助我们做一件大事，然后那件大事才容易成功。
阅读延伸：孙文《建国方略》、《三民主义》
第二十一课《运动家的风度》作者：罗家伦
题解
运动可以增加一个民族的体魄，不发展运动，民族就会逐渐衰落下去。但运动的精义还不完全在于强身健体，运动和文明一样，还要有道德上的意义，也就是作为运动家需要有的风度——不为了追求输赢而将运动的意义本末倒置，不为了争名夺利而忘乎君子道义。这是一个民族发展下去所必须的品格，也是当代社会的我们所需要反思和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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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文惠君赞美庖丁解牛的技术，庖丁回的话是“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这话可以解释近代运动的精神。
提倡运动的人，以为运动可以增进个人和民族体力的健康。是的，健康的体力，是一生努力成功的基础；大家体力不发展，民族的生力也就衰落下去。
古代希腊人以为“健全的心灵，寓于健全的身体”，这也是深刻的理论。身体不健康，心灵容易生病态。历史上，传记里，和心理学中的例证太多了。近代美国大学里，认为运动在竞赛的时候，可以发展大家对于自己学校的感情和忠心，培养团体内部的共同意识和生活。这个理论已经是较狭小而次一等了。有比这更扩大一些的，就是都市与都市间的运动竞赛，国家与国家间的运动竞赛。自从十九世纪末叶以来，西洋复活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风气，产生了多少国际运动会，也是为此。
其实就从无所为的眼光来看，从纯美的观点来看，于美景良辰，化日光天之下，多少健美的男女，表现他们发展得很充实的形体，经过训练的姿势，如龙跃天门，虎卧凤阁似的飞扬炫耀于广大热烈的观众之前，也可以发生一种自然的美感。
这些都是对的，但是运动的精义，还不止此。他更有道德的意义，就是在运动场上养成人生的正大态度，政治的光明修养，以陶铸优良的民族性。这就是我所谓“运动家的风度”。
养成运动家的风度（Sportsmanship），首先要认识“君子之争”。“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这是何等的光明，何等的雍容。英文中fair play这个字，最好恐怕只有译作“君子之争”。他的起源也是出于运动；但其含义则推用到一切立身处世，接物待人的方式。运动是要守着一定的规律，在万目睽睽的监视之下，从公开竞争而求得胜利的；所以一切不光明的态度，暗箭伤人的举动，和背地里占小便宜的心理，都当排斥。犯规的行动，虽然可因此得胜，且未被裁判者所觉察，然而这是有风度的运动家所引为耻辱而不屑采取的。当年我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读书的时候，看过一次普林斯顿大学与耶鲁大学盛大的足球赛。这是美国东部大学运动界的一件大事。双方都是强劲的队伍，胜败为全美所瞩目。他们在基督教的国家里，于比赛前一晚举行“誓师”大典时有一次祷告。普林斯顿球队的祷告词中有一句话：“我们祈求胜利，但是我们更祈求能够保持清白的动作。”这句话当时我很受感动。
有风度的运动家，要有服输的精神。“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运动家正是这种君子。按照正道做，输了有何怨尤。我输了只怪我自己不行，等我充实改进以后，下次再来过。人家胜了，是他本事好，我只有佩服他；骂他不但是无聊，而且是无耻。欧美先进国家的人民，因为受了运动场上的训练，服输的精神，是很丰富的。这种精神，当从体育的运动场上，带进了政治的运动场上。譬如这次罗斯福与威尔基竞选。在竞选的时候，虽然互相批评；但是选举揭晓以后，罗斯福收到第一个贺电，就是威尔基发的。这贺电的大意是：我们的政策，公诸国民之前，现在国民选择你，我竭诚的贺你成功。（其实每届选举完毕，失败者都是这样做。而胜败之间有无问题，也每以失败方面的贺电为断。）这和网球结局以后，胜利者和失败者隔网握手的精神一样。此次威尔基失败以后，还帮助罗斯福作种种外交活动，一切以国家为前提，这也是值得赞许的。在中国的政治失败者，则以为“连老子都会失败，大家瞎了眼睛。不请教我，天下事尚可有为？”
有风度的运动家不但有服输的精神，而且更有超越胜败的心胸。来竞争当然要求胜利，来比赛当然想开记录。但是有修养的运动家，必定要达到得失无动于衷的境地。“人人赛跑，只有一个第一”，这是保罗的话。记录不过用以试验人力可能达到的限度。不说欧文斯（Owens）十秒点三跑一百公尺的记录，和他跳远到八公尺点一三的记录，就是请希腊神话里的英雄阿基里斯（Achilles）出来，他每小时经过的距离，能超过火车、汽车，或现在每小时飞行在四百英里以上的喷火式驱逐机吗？可见人力是很有限度的，而我们所重，并不在此。运动所重，乃在运动的精神。“胜固欣然，败亦可喜”，正是重要的运动精神之一。否则要变“悻悻然”的小人了！运动家当然明白运动是义务的表演；既知如此，还得拼命去干，也是难能可贵的精神。
有风度的运动家是“言必信，行必果”的人。运动会要举行宣誓，义即在此。临阵脱逃，半途而废，都不是运动家所应有的。“任重而道远”和“贯彻始终”的精神，应由运动家表现，所以赛跑落后，无希望得奖，还要努力跑到的人，乃是有毅力的人。大家鼓励之不暇，绝不能有中国运动场上习见的“喝倒彩”。
“橘移淮北化为枳。”许多西洋东西到中国来会变质，运动也不例外。运动风气在中国开始不过三四十年，较盛不过近十几年，这种风气对于青年的健康与体力，很有帮助，只可惜他还没有超过学校青年的范围。但是运动的精神，在中国不只没有发达，且常不被了解，甚至于被误解。比球的时候，看准对方的健将，设法将其先行踢伤，再图一逞。输了以后不服输，说是评判员不公，乃蜂拥殴打。这种事虽逐渐减少，也时不绝闻。我记得民国初年上海有某某两大学因比球而成了“世仇”。其中有一位校长是讲国学的老先生，修养很好，只当比球的时候，火气特盛：本校球队在他处开始比赛的时候，他就拿一张椅子，坐在电话旁边（那时候还没有办公桌上的话机），派人在球场附近不断地用电话来报告。电话里说是胜了一球，他独自笑不可抑；说是输了一球，他就痛哭流涕。两校学生都于开赛以前，各自身边藏着“呜呼某校”的小旗；对方一经失败，就把这小旗抽出来狂叫；己方失败，则垂头丧气，仍然暗地里带着这不争气的小旗归来。若是对方来本校比赛失败后，则以爆竹和军乐队讽刺似的送他们出去。若是对方胜了，则送以愤恨嫉妒的嘶声。双方都如此，没有例外。运动演变至此，运动的精神扫地已尽了。
运动职业化的风气，在欧美也有，教育家常加批评，引为深戒。这风气在美国较盛。如棒球专家鲁斯（Babe Ruth）竟成为全国一个大人物（Big man）。大学里的球类教师薪水之高，超过任何教授；这薪水往往是由入场券收入或毕业同学会捐款支付的。这种在西洋正待纠正的现象，却很容易的传染到中国来。以前有过学校长期豢养几个球员，这就是最初的“选手制”。球员在饭厅里有特别的餐桌和饭菜。有一个“运动家”接连留了六年级，也不会照章开除，因他能“为校争光”！后来这位留级六次的“运动家”沦落到上海跑马厅做马师，骑了马供人做香槟赌博。这是必然的结果。这不但丧失了运动的意义，并且丧失了整个的教育意义，这与西班牙斗牛有何分别？
试问这种风气和训练，带到政治社会里来，是什么影响？我不说中国政治社会里暗中倾轧，愤恨妒忌的现象，是这萌芽时期的运动所造成的，这是很不公平的话。我们更不可因噎废食。我举出这些不幸的例子，是希望大家一同来纠正错误的观念，积极的从运动场上来培养民族的政治道德！
国难发生以后，有些人或是从“国粹”的观点上，或是从“经济”的观点上，反对近代式的运动，尽力提倡“国术”。“现在学校里的运动，太费钱了，太贵族化了，不如打打拳吧”，这类的话常常听见，但是我不敢赞同。何则，因为中国的拳术，根本与近代运动的精神相违反，与国家要走上的近代化道路相背驰。我承认中国拳术可以锻炼身体，很有用处。年龄较大或身体稍弱的人不能作剧烈运动，打一套太极拳，活动活动筋骨和血脉，很可增进健康，自然无所用其反对。若是要把拳术提倡得成为国民普遍体育训练，就有问题，因为它是缺少群性的，它是个人的运动。至多不过打“对子”，玩“推手”。我幼年看过不少的技击小说，知道许多“江湖大侠”之所以取胜，全在于“暗算”。打擂台的时候，常是乘人不备，一个“飞脚”，踢碎了对方的护心镜，又是两脚，结果了对方的性命。外国的拳师打擂台，也是野蛮的举动，我断不赞成。但是人家把对方打倒以后，就应立即停止，让裁判者连数十下，到第十下还爬不起来的时候，就算输了。断无打倒以后，还在小肚子上加踢一脚之理。中国技击小说上，据我所记得的，恐怕只有一人还有点运动家的风度，这就是施公案里的白面狻猊甘亮。甘亮金镖的技术好极了，百发百中，所以他镖上有三个小铃，刻上自己的名字，表示我打你一镖，还让你先知道。做小说的人也很提倡他，说他这光明的态度，使他后来成为地仙。至于所谓“内功”“柔道”的拳术呢？除了它炼气等等神秘的一套不说，它的基本精神是阴柔。它给你的基本观念，就是如何趋避，如何取巧，不要你有攻击精神，而教你如何使对方的力量落空。它也有一套理论，近似黄老哲学。但是请问这种理论，适合于养成刚强进取的群性青年吗？还有一层，中国技击的精神，是与近代建军运动不相合的。近代化的军队，要相信科学武器的能力，要注重各方面配合协调的运动，哪有教人独自盘旋作势之理？自从喜峰口黑夜摸营的动作有些斩获以后，于是许多鼓词式的作家，拼命提倡大刀队，仿佛大刀队可以打飞机、挡大炮。流风所及，火车站上也常看见有人拿了大刀在飞舞。这风气带不少的危险性，可使许多人回到“铁布衫”“义和拳”的观念上去。这几年来对敌抗战的血的教训，我想应当把这种反时代的观念打破了吧！有次我们在重庆商量夏令营课程，陈辞修将军把“国术”一项勾去。当时他说：“国家要建军，这个科目的性质是与它不相容的。”我认为这是合于近代精神的话。
我不说西洋各项运动都是好的，都可以采取的。绝不是，绝不是。如打“洋擂台”的办法，我就认为野蛮。我以为西洋运动在中国最应当提倡的，就是英国式的足球，也就是中国已经流行的足球。它的好处很多，最重要的是它最讲究协调动作而富有群性。每一边十一人，各有岗位，但是动作起来却成为不可分解的整个。成功是全体的成功，失败是全体的失败。不然，守球门的人真冤极了，攻进敌人球门时是前锋出风头，与他无涉；自己球门被攻进，他却要负责任。世界上哪有这冤的事！不知最好的前锋，也不是自己把球盘了不放，一直打进敌人球门的。最好的球员，要善于传递，不惜让人家攻进去。这是“成功不必自我”的精神，这也是最可贵的运动家的风度！
各国政府与教育家努力提倡运动，不是无意义的。他们要在运动场上增强民族体魄，提高国民道德，陶铸健全的民族性。因为运动场是一个自动的教育场所。它能使人于不知不觉之中，把整个的肉体和灵魂贡献出来，接受教育的洗礼。“它不但补充，而且扩大近代的教育。”主张近代运动的理由，除了前面所说到的而外，还有许多。运动可以培养冒险的精神，鼓铸热烈的感情，解放剩余的精力，而同时代替了不良的嗜欲，这也都是对的。但是从人生哲学看来，运动家的风度，才是运动由技而进的道。
运动家的风度表现在人生上，是一个庄严公正协调进取的人生。有运动家风度的人，宁可光明的失败，决不要不荣誉的成功！
阅读延伸：《信仰、理想、热忱》、《弱是罪恶，强而不暴是美》、《侠出于伟大的同情》
第二十二课《雪耻与御侮》作者：俞平伯
题解
本文发表在1925年6月22日第32期《语丝》上。俞平伯认为五卅惨案中英日残杀中国民众不是中国人之耻辱，“但却是英国人的，日本人的，推而广之是人类的耻”。他认为：“御外须先定内”。针对这一观点，郑振铎曾写文章批评俞平伯。二人为此写了好几篇文章进行争辩。过了三年，俞平伯为了“存此以见吾拙”，仍将此文收入他的《杂拌儿》里。
*
这篇文字曾引起相当的反响与争论。现在看看，有些话自然是“明日黄花”了，至少在万象更新的江南是如此的。但书生论政，本可笑怜，姑存此以见吾拙可耳。
一九二八年二月八日记
先要提明，雪耻与御侮是两件事，不得混为一谈。试言雪耻。我们试想耻是什么？是日本纱厂一案吗？不是。上海南京路一案吗？不是。是汉口英界一案吗？不是。说这些是耻不错，但却是美国人的，日本人的，推而广之，是人类的耻。若我们独引以为耻，未免贤者之过。残杀是寇盗的耻辱，而被迫害者则“薄乎云耳”。
我们竟然不在耻了吗？不然！我们真羞愧极了！我很奇怪，何以中国一般人士的眼光如此的短促？何以竟永不想照照镜子？何以远瞩千里之外而自忘其眉睫？我真有如鲠在喉的苦楚，不能不吐。
不提远的，在“五卅”惨案未生以前，上海先发生过不堪的下流事：军人官僚商贾朋比而贩烟土，甚至于公开抢夺，互轰毕命。何以竞不闻国民群起而哗，加以督责纠正制止？这不是我们的羞耻是什么？这不是我们的羞耻又是什么？为什么大家独不想掀动黄浦江的怒潮洗荡这班烟贩烟鬼？
英人诚哉可恶，日人诚哉可杀，他们杀害咱们的同胞数十人之多。数十人多矣，然视数千数万人则又如何？频年内争，杀人盈野，流离荡析，而死者山积，此非黄帝之子孙乎？独非无辜之良民乎？外国人杀害我们罪既不可恕，何以我们自杀就大可容恕乎？爱国之士，给一个圆满的解答。
依我的反省：被侮之责在人，我之耻小；自侮之责在我，我之耻大；雪耻务其大者，所以必先“克己”。年来之国耻真如山累，而外人之凌辱，乃沧海之一粟耳。再推论之，若我绝不自侮，他人敢侮我吗？即使谬然以横逆相加，我们就会束手待毙吗？明哲者将知其不然。退一步说，即使我们认内乱外患是同等的国耻了，然雪耻的步骤，必先从定内乱入手，断断乎无可疑。语有之：“未有奸人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外交的胜利，以实力为机捩，未可强求；即侥幸偶获，亦如一现之花，无裨于久远明甚。譬如治疾，外患是客邪，内乱是本原。本原一不振，客邪随地随时可入，驱不胜驱，防不胜防，幸而驱除，生命亦危殆了。若素体坚强，漫说风寒暑热无缘侵薄，即感受客邪，驱除亦正易易耳。
就名理论，雪耻当先其大，自侮是耻之大者；就利害论，攻病当先其急，自残是病之急者。返观全国，满目疮痍，岂仅南京路上几点血迹？既把数十人的性命看得重于泰山，则数千万人的性命何得轻于鸿毛？要记住，要猛省，我们如早先自觉，英、日人的枪声或者会少响几下的，可惜那时我们都睡着了。长此以往，依然不悟，不思自拔于泥涂，而晏然以为居天国，唯以“公理”、“人道”等等自呼号，自慰藉，则帝国主义者的枪声或将累累不绝如连珠，又将奈何，又将奈何！
世上决没有糖果般的“公理”、“人道”，除非我们先以“公理”、“人道”立国，我们先停止自杀，方始有面皮，有力量来防止他人杀我。我们先打倒自国的强盗主义，方始可以打倒他人的帝国主义。否则总是一死，自杀与被杀又何择呢？同此沉沦，自溺与被溺又何择呢？爱国者闻之，自然怫然了。但恕我不能改变自己的偏见。我始终以为国家以建设于正义基石上，而后真可爱。
醒来吧！以外患警惕我们内省的自觉心吧！用黄浦江的怒潮来涤荡自相鱼肉的血腥气吧！
我决不是说因为有了内乱，外侮是应当忍受，不当抵抗的。然抵抗贵有实力，不是可以意气用事的。御侮的法门，最通行而最有效的是宣战。但我们自揣，瘫疽似的军阀兵士们，不全然是冗物吗？他们配对外一战吗？他们的责任心在哪里？恐怕他们错认他们的天责是抢劫、强奸、贩烟土呢。陆军既然如此，海军尤其可笑。一年一年的飘泊着，南方有钱南行，北方有钱北去，娼妓式的海军呀！万一对英、日宣战，想靠他们维护沿江沿海的要塞城镇，岂非是一场再好没有的清秋大梦！
宣战是必败的，三尺童子知其必然，而大家犹嚣嚣然唱和不休。以为唱这高调好听吧？兵凶战危，有什么好听！想借以吓退鬼子吗？只怕未必！总而言之，统而言之，宣战是必须平日有准备，临时起哄，是以国家为孤注了。真的志士们绝不当闹这种孩子气，仿佛竖起小拳头，喊道：“吓！”
宣战本来是废话咯，于是归到经济绝交。讲经济绝交，似已大让步了，然也谈何容易。上次对日的经济绝交，效验曾有多少？二十一条依然存在，徒然添了“五七”纪念日，使各机关的人员们自在逍遥，这不是前车之鉴吗？我们要想一想，怎样才能脱除这虎头蛇尾的覆辙。
而且对英经济绝交，其收效比对日尤难，日本以中国为它的唯一市场，中国如全国排日，它会受很大的打击的。英国却以全世界为它的市场，中国只占了一部分，必不得已时，它忍忍痛，割舍这块肉，也还过得去；若碰见不彻底的排斥，那更微之又微，不甚觉察了。我们更应当如何的奋勉，打它一下好的。
然而普通坚持的经济绝交，非有组织的民众不为功，我们今日如火如荼的救国运动，骨子里是一盘散沙。团结是平居的训练，仓卒乌合又何益呢！
罢工罢市罢课的音浪可谓高矣。分别视之，对英、日罢工是有意义的，普遍的罢工却是自讨苦吃，罢市亦然。至于罢课更觉微小，书呆子们抛书不读，就堪威服四夷吗？愧我不明白这个奥妙。本家的小孩子不读书，何劳邻舍的忧虑？英、日人若都作如是想，不知学生诸君何以待之？游行演讲劝募有相当的意义，而罢课不得与焉。
处理这类事情，不贵热闹，只要切实，不贵激烈，只要缜密。把外国人推出一分去，咱们便得占进这一分；这方是永恒的排斥，方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若逞一时虚矫之气，再而衰，三而竭，烈烈轰轰的来时，冰消瓦解地去了。我们到那时即蹈东海而死，亦无异匹夫匹妇，自径沟渎，与伈伈的偷生有多大的区别？
勇者自克，目今正是我们自克的机会。我主张先扫灭自己身上作寒作热的微菌，然后去驱逐室内的鼬鼠，门外的豺狼。已上床的痨病鬼不肯服药养病，反想出去游猎，志诚美矣，然我不信他能。我们应当在可能的范围内，觅得我们的当然。
让我学古人的口气，以不能为能谓之愚，明知其不能而姑以为能谓之诬。读者们，我希望你们对于一切的话都小心地听，莫自陷于愚而成他人的诬。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五日写
阅读延伸：《救国及其他成为问题的条件》、《国难与娱乐》、《闲谈革命》
第二十三课《中国人的国民性》作者：林语堂
题解
在林语堂看来，中西国民性因其文化上的固有特质不同而存在着重大差异，这种差异之于中国人之国民性，则表现为精神之“颓废不振”，性格之“昏愦卑怯”。如其所概括的：“若惰性、若奴气、若敷衍、若安命、若中庸、若识时务、若无理想、若无狂热，皆是老大帝国国民癖气。”此国民性的形成，一方面体现了“中国民族经过五千年的文明，在生理上也有相当的腐化”，而另一方面则更是文化环境发展变化的结果。林语堂并不认为国民性之弱点为民族与生俱来的固有之物，而是由各种因素所构成的文化环境所造成的，正是由于这些因素，“中国文明乃由动转入静，主退、主守、主安分、主知足、而成为持久不重进取，重和让不重战争之文明”。而与此相反，西方民族的文化所造就的国民精神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
*
一
中国向来称为老大帝国。这老大二字有深意存焉，就是既老又大。老字易知，大字就费解而难明了。所谓老者第一义就是年老之老。今日小学生无不知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这实在是我们可以自负的。无论这五千年中是怎样混法，但是五千年的的确确被我们混过去了。一个国家能混过上下五千年，无论如何是值得敬仰的。国家和人一样，总是贪生想活，与其聪明而早死，不如糊涂而长寿。中国向来提倡敬老之道，老人有什么可敬呢？是敬他生理上一种成功，抵抗力之坚强；别人都死了，而他偏还活着。这百年中，他的同辈早已逝世，或死于水，或死于火，或死于病，或死于匪，灾旱寒暑攻其外，喜怒忧乐侵其中，而他能保身养生，终是胜利者。这是敬老之真义。敬老的真谛，不在他德高望重，福气大，子孙多，倘使你遇到道旁一个老丐，看见他寒穷，无子孙，德不高望不重，遂不敬他，这不能算为真正敬老的精神。所以敬老是敬他的寿考而已。对于一个国家也是这样。中国有五千年连绵的历史，这五千年中多少国度相继兴亡，而他仍存在；这五千年中，他经过多少的旱灾水患，外敌的侵凌，兵匪的蹂躏，还有更可怕的文明的病毒，假使在于神经较敏锐的异族，或者早已灭亡，而中国今日仍存在，这不能不使我们赞叹的。这种地方，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同时老字还有旁义。就是“老气横秋”，“脸皮老”之老。人越老，脸皮总是越厚。中国这个国家，年龄总比人家大，脸皮也比人家厚。年纪一大，也就倚老卖老，荣辱祸福都已置之度外，不甚为意。张山来说得好：“少年人须有老成人之识见，老成人须有少年人之襟怀。”就是少年识见不如老辈，而老辈襟怀不如少年。少年人志高气扬，鹏程万里，不如老马之伏枥就羁。所以孔子是非常反对老年人之状况的。
一则曰“不知老之将至”，再则曰“老而不死是为贼”，三则曰“及其老也，戒之在得”。戒之在得是骂老人之贪财，容易患了晚年失节之过。俗语说“鸨儿爱钞，姐儿爱俏”，就是孔子的意思。姐儿是讲理想主义者，鸨儿是讲现实主义者。
大是伟大之义。中国人谁想中国真伟大啊！其实称人伟大，就是不懂之意。以前有黑人进去听教师讲道，人家问他意见如何，他说“伟大啊”。人家问他怎样伟大，他说“一个字也听不懂”。不懂时就伟大，而同时伟大就是不可懂。你看路上一个同胞，或是洗衣匠，或是裁缝，或是黄包车夫，形容并不怎样令人起敬起畏。然而试想想他的国度曾经有五千年历史，希腊罗马早已亡了，而他巍然获存。他所代表的中国，虽然有点昏沉老耄，国势不振，但是他有绵长的历史，有古远的文化，有一种处世的人生哲学，有文学，美术，书画，建筑足以西方媲美。别人的种族，经过几百年文明，总是腐化，中国的民族还能把河南犹太民族吸引同化。这是西洋民族所未有的事。中国的历史比他国有更长的不断的经过，中国的文化也比他国能够传遍较大的领域。据实用主义的标准讲，他在优胜劣败的战场上是胜利者，所以这文化，虽然有许多弱点，也有竞存的效果。所以你越想越不懂，而因为不懂，所以你越想中国越伟大起来了。
二
老实讲，中国民族经过五千年的文明，在生理上也有相当的腐化，文明生活总是不利于民族的。中国人经过五千年的叩头请揖让跪拜，五千年说“不错，不错”，所以下巴也缩小了，脸庞也圆滑了。一个民族五千年中专说“啊！是的，是的，不错，不错，”脸庞非圆起来不可。江南为文化之区，所以江南也多小白脸。最容易看出的是毛发与皮肤。中国女人比西洋妇人皮肤嫩，毛孔细，少腋臭，这是谁都承认的。
还有一层，中国民族所以生存到现在，也一半靠外族血脉的输入，不然今日恐尚不止此颓唐萎靡之势。今日看看北方人与南方人体格便知此中的分别。（南人不必高兴，北人不必着慌，因为所谓“纯粹种族”在人类学上承认“神话”，今日国中就没人能指出谁是“纯粹中国人”。）中国历史，每八百年必有王者兴，其实不是因为王者，是因为新血之加入。世界没有国家经过五百年以上而不变乱的；其变乱之源就是因为太平了四五百年，民族就腐化，户口就稠密，经济就穷窘，一穷就盗贼瘟疫相继而至，非革命不可。所以每八百年的周期中，首四五百年是太平的，后二三百年就是内乱兵匪，由兵匪起而朝代灭亡，始而分裂，继而迁都，南北分立，终而为外族所克服，克服之后，有了新血脉然后又统一，文化又昌盛起来。周朝八百年是如此。先统一后分裂，再后楚并诸侯南方独立，再后灭于秦。由秦至隋也是约八百年一期，汉晋是比较统一，到了东晋便五胡乱华，到隋才又统一。由隋至明也是约八百年，始而太平，国势大振，到南宋而渐微，到元而灭。由明到清也是一期，太平五百年已过，我们只能希望此后变乱的三百年不要开始，这曾经有人做过很详细的统计。总而言之，北方人种多受外族的混合，所以有北方之强，为南人所无。你看历代建朝帝王都是出于长江以北，没有一个出于长江以南。所以中国人有句话，叫做，吃面的可以做皇帝，而吃米的不能做皇帝。曾国藩不幸生于长江以南，又是湖南产米之区，米吃得太多，不然早已做皇帝了。再精细考究，除了周武王秦始皇及唐太祖生于西北陇西以外，历朝开国皇帝都在陇海路附近，安徽之东，山东之西，江苏之北，河北之南。汉高祖生于江北，晋武帝生于河南，宋太祖出河北，明太祖出河南。所以江淮盗贼之薮，就是皇帝发祥之地。你们谁有女儿，要求女婿或是要学吕不韦找邯郸姬生个皇帝儿，求之陇海路上之三等车中，可也。考之近日武人，山东出了吴佩孚，张宗昌，孙传芳，卢永祥。河北出了齐燮元，李景林，强之江，鹿钟麟。河南出一袁世凯，险些儿就登了龙座，安徽也出了冯玉祥，段祺瑞。江南向来没有产过名将，只出了几个很好的茶房。
三
但是虽有此南北之分，与外族对立而言，中国民族尚不失为有共同的特殊个性。这个国民性之来由，有的由于民种，有的由于文化，有的是由于经济环境得来的。中国民族也有优点，也有劣处，若俭朴，若爱自然，若勤俭，若幽默，好的且不谈，谈其坏的。为国与为人一样，当就坏处着想，勿专谈己长，才能振作。有人要谈民族文学也可以，但是夸张轻狂，不自检省，终必灭亡。最要紧是研究我们的弱点何在，及其弱点之来源。
我们姑先就这三个弱点：忍耐性，散慢性及老猾性，研究一下，并考其来源。我相信这些都是一种特殊文化及特殊环境的结果，不是上天生就华人，就是这样忍辱含垢，这样不能团结，这样老猾奸诈。这有一方法可以证明，就是人人在他自己的经历，可以体会出来。本来人家说屁话，我就反对；现在人家说屁话，我点头称善曰：“是啊，不错不错。”由此度量日宏而福泽日深。由他人看来，说是我的修养工夫进步。不但在我如此，其实人人如此。
到了中年的人，若肯诚实反省，都有这样修养的进步。二十岁青年都是热心国事，三十岁的人都是“国事管他娘”。我们要问，何以中国社会使人发生忍耐，莫谈国事，及八面玲珑的态度呢？我想含忍是由家庭制度而来，散慢放逸是由于人权没有保障，而老猾敷衍是由于道家思想。自然各病不只一源，而且其中各有互相关系；但为讲解得清楚便利，可以这样暂时分个源流。
忍耐，和平，本来也是美德之一。但是过犹不及；在中国忍辱含垢，唾面自干已变成君子之德。这忍耐之德也就成为国民之专长。所以西人来华传教，别的犹可，若是白种人要教黄种人忍耐和平无抵抗，这简直是太不自量而发热昏了。在中国，逆来顺受已成为至理名言，弱肉强食，也几乎等于天理。贫民遭人欺负，也叫忍耐，四川人民预缴三十年课税，结果还是忍耐。因此忍耐乃成为东亚文明之特征。然而越“安排吃苦”越有苦可吃。若如中国百姓不肯这样地吃苦，也就没有这么许多苦吃。所以在中国贪官剥削小百姓，如大鱼吃小鱼，可以张开嘴等小鱼自己游进去，不但毫不费力，而且甚合天理。俄国有个寓言，说一日有小鱼反对大鱼的歼灭同类，就对大鱼反抗，说：“你为什么吃我？”大鱼说：“那么，请你试试看。我让你吃，你吃得下去么？”这大鱼的观点就是中国人的哲学，叫做守己安分。小鱼退避大鱼谓之“守己”，退避不及游入大鱼腹中谓之“安分”。这也是吴稚晖先生所谓“相安为国”，你忍我，我忍你，国家就太平无事了。
这种忍耐的态度，我想是由大家庭生活学来的。一人要忍耐，必先把脾气炼好，脾气好就忍耐下去。中国的大家庭生活，天赋给我们练习忍耐的机会，因为在大家庭中，子忍其父，弟忍其兄，妹忍其姊，侄忍叔，妇忍姑，妯娌忍其妯娌，自然成为五代同堂团圆局面。这种日常生活磨练影响之大，是不可忽略的。这并不是我造谣。以前张公艺九代同堂，唐高宗到他家问何诀。张公艺只请纸连写一百个“忍”字。这是张公艺的幽默，是对大家庭制度最深刻的批评。后人不察，反拿百忍当传家宝训。自然这也有道理。其原因是人口太多，聚在一起，若不相容，就无处翻身，在家在国，同一道理。能这样相忍为家者，自然也能相安为国。
在历史上，我们也可证明中国人明哲保身莫谈国事决非天性。魏晋清谈，人家骂为误国。那时的文人，不是隐逸，便是浮华，或者对酒赋诗，或者炼丹谈玄，而结果有永嘉之乱，这算是中国人最消极最漠视国事之一时期，然而何以养成此普遍清谈之风呢？历史的事实，可以为我们明鉴。东汉之末，子大夫并不是如此的。太学生三万人常常批评时政，是谈国事，不是不谈的。然而因为没有法律的保障，清议之权威抵不过宦官的势力，终于有党锢之祸。清议之士，大遭屠杀，或流或刑，或夷其家族，杀了一次又一次。于是清议之风断，而清谈之风成，聪明的人或故为放逸浮夸，或沉湎酒色，而达到酒德颂的时期。有的避入山中，蛰居子屋，由窗户传食。有的化为樵夫，求其亲友不要来访问，以避耳目。竹林七贤出，而大家以诗酒为命。刘伶出门带一壶酒，叫一人带一铁锹，对他说“死便埋我”，而时人称贤。贤就是聪明，因为他能佯狂，而得善终。时人佩服他，如小龟佩服大龟的龟壳的坚实。
所以要中国人民变散慢为团结，化消极为积极，必先改此明哲保身的态度，而要改明哲保身的态度，非几句空言所能济事，必改造使人不得不明哲保身的社会环境，就是给中国人民以公道法律的保障，使人人在法律范围之内，可以各开其口，各做其事，各展其才，各行其志。不但扫雪，并且管霜。换句话说，要中国人不像一盘散沙，根本要着，在给与宪法人权之保障。但是今日能注意到这一点道理，真正参悟这人权保障与我们处世态度互相关系的人，真寥如晨星了。
阅读延伸：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林语堂《吾国与吾民》
第二十是课《为什么要爱国》作者：潘大道
题解
本文从反面立论，提出国家在历史上的罪恶已经不少，何以要爱国？笔锋至此一顿，引起读者的兴趣。接着阐明本文立论的角度，即讨论“我们与国家有什么关系”；然后次第展开正面论述，得出结论：既然我们与国家摆脱不了干系，就自然要爱国；而要自然地爱国，就要改造它；最后向民众发出改造国家的呼吁。文章的写法，值得读者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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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在历史上的罪恶，已经不少，现在再要提起爱国两个字来说，恐怕有些人就不欢喜听了。既是如此，又何以要讨论这个问题呢？因为上海有几位朋友，讨论“为什么要爱国”的问题，做了好几篇文章；其中有一位朋友，写信问我的意见如何，我正懒得动笔，恰逢晨报周年纪念，征求大家的着作，所以我就将这个题目来讨论一下。
我以为要讨论“为什么要爱国”这个问题，不可不先讨论“我与国家有什么关系”。凡与我们有关系的事物，我们自然会爱它；没有关系，那么要爱也无从爱起，社会学家以为人的意义有两种：一种是自然人，一种是文化人。自然人生来便是，文化人乃直接间接由社会造成的。人若是自来就各个散处，他的性格便不能完全实现；换一句话说，只见得他具备自然人的性格，和动物没有区别。假使与同类聚处，便和动物不同，要发生一种同类意识了。因此互相影响，就产出风俗、习惯、宗教、道德、文化、美术种种的社会制度来。个人生在社会里，受这社会的种种熏陶，然后成一个文化人。我们若将一个文化人的性格加以剖解：何种是由社会造成的？何种是生来就有的？将那由社会造成的一齐除去，剩的就是一个赤裸裸的动物了。我尝和一位朋友谈天，他说他要“出世”。我说这句话，从主观的解释，你便是作官，也可以说“出世”如古人所谓“隐于市朝”的话，倒未尝不可；若从客观的解释，世间（社会）是出不了的，你这“出世”是思想，还是由世间造出来的。言语是世间的产物，用来表达人类意思的工具；你若不入世，就不会说话；你若要“出世”，就不该说话；你一说话，就用了世间的工具，还说“出世”么？话虽是说笑，却有至理。总之，人不能离社会而独立；离了社会，便是自然人，不是文化人。所以有人说：“产生人的是父母，造成人的是社会。”人类即不能离社会而独立，虽在极野蛮未开化的时代，到了某种程度，就有种种特殊社会的发生：因天然的结合而有家族社会，因信仰的结合而有宗教社会，因财货的结合而有经济社会。这各种特殊的社会，平时散散漫漫地都不觉得，到了遇外侮的时候，就不能不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这个团结带有政治作用，久而久之，就成了国家。并且那组成社会的个人相互之间，不能没有冲突的地方；社会既有特殊性质，就各有各的特殊感情，特殊利害，也不能没有冲突的地方。有了冲突，便不能不有一个超特殊的社会来尽这个调和整齐的责任。这个超特殊的社会，便是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