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历史哲学和社会学的证明，未有社会以前，完全是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有了社会，就跟着有习惯、舆论、宗教种种的社会力；然后人的生命财产才有保障。那保障却不大巩固；有了国家，就有法律，就有公权力来作后援；到了社会力变成公权力的时候，那保障就巩固得多了。所以有人说：“必有社会而后人（文化人）的性格才能表现；必有国家而后社会的组织才能完全。”
我并不是以国家为偶像的人，不过从文化史的一方面看来，若是从自来就没有国家这种组织，人类的文化还到不了这个地步。最远的将来，我不敢说；就现在和最近的将来而论，也还要利用国家这种组织，来满足人类的生活，以为世界统一的地步。简单说一句话，还是不能离掉国家的；不能离掉国家，就不能不爱国家了。
说到这里，要请注意：人类是我的最大扩充，国家是我的次大扩充，家族是我的最小扩充。爱我是本来的目的，推而至于爱家、爱国以至于爱人类，都是由爱我一念所发展。爱我非不爱他人，真正的爱我，不是利己主义；爱国非不爱人类，真正的爱国，不是帝国主义；这一点不可误会。但自来的国家，都是为少数人所独占——君主、军阀、资本家、及专业之官僚、政客等，虽不能说多数人毫无利益，实在是保护多数人的利益少，保护少数人的利益多；并且有国家便有政权，因为少数的人争政权的缘故，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往往竟为他们所牺牲。至于帝国主义的国家，更不用说了。这样的国家，要多数人去爱它，实在是一种不自然的现象。惟有对外的时候，利用种种刺激，唤起那一种恐怖的虚荣的神秘的作用，可以支持一时；好像上了电气一样，电气一过，就渐渐地等于零了；以后自觉的人越多，电气越不中用了。
从心理上说起来，凡遇一件事体，那关系浅薄，纯处于被动地位的人，叫他发生爱情，是不容易的；要想人人爱国，除非是人人自动的参与国政，使人人的生活都与国家发生很密切的关系。到了那个时候，不怕他不爱国；只怕他爱之过甚，竟忘却人类了。
所以我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
人不能离社会而独立。在世界未统一以前，国家是一个较统一、较完备的社会，因之人不能离国家而独立；不能离国家，就不能不爱国家，爱国家与爱人类非相反而相成。但这爱是出于自然，不出于勉强。君主的或贵族的国家，君主或贵族爱他，倒很自然；民众爱他，就勉强了。要民众自然地爱国家，就不能不改造一个民众的国家。民众啊！赶快起来改造啊！
阅读延伸：约翰·洛克《政府论》、卢梭《社会契约论》
第二十五课《人生目的何在》作者：梁启超
题解
人终有一死，怎样才能算活得有意义呢？作者在文章里反对的是那种瞎忙活的人，他借孟子的话，道出人与动物的差别是有无目的的生活，提出要朝着一个目的忙去，以“求一个安身立命的所在”，但作者并没有给出答案，这需要读者按自身的情况去参详。
*
呜呼！可怜！世人尔许忙！忙个什么？所为何来？
那安分守己的人，从稍有知识之日起，入学校忙，学校毕业忙，求职业忙，结婚忙，生儿女忙，养儿女忙，每日之间，穿衣忙，吃饭忙，睡觉忙，到了结果，老忙，病忙，死忙。忙个什么？所为何来？
还有那些号称上流社会，号称国民优秀分子的，做官忙，带兵忙，当议员忙，赚钱忙；最高等的，争总理总长忙，争督军省长忙，争总统副总统忙，争某项势力某处地忙；次一等的，争得缺忙，争兼差忙，争公私团体位置忙，由是而运动忙，交涉忙，出风头忙，捣乱忙，奉承人忙，受人奉承忙，攻击人忙，受人攻击忙，倾轧人忙，受人倾轧忙。由是而妄语忙，而欺诈行为忙，而妒嫉忙，而恚恨忙，而怨毒忙，由是而决斗忙，而惨杀忙。由是而卖友忙，而卖国忙，而卖身忙。那一时得志的便宫室之美忙，妻妾之奉忙，所识穷乏者得我忙；每日行事，则请客忙，拜客忙，坐马车汽车忙，麻雀忙，扑克忙，花酒忙，听戏忙，陪姨太太作乐忙，和朋友评长论短忙。不得志的哪里肯干休，还是忙；已得志的哪里便满足，还是忙。就是那外面像极安闲的时候，心里千方百计转来转去，恐怕比忙时还加倍忙；乃至夜里睡着，梦想颠倒嗔痴恐怖，和日间还是一样的忙，到了结果，依然还他一个老忙，病忙，死忙。忙个什么？所为何来？
有人答道，我忙的是要想得到快乐。人生在世，是否以个人快乐为究竟目的为最高目的，此理甚长，暂不细说。便是将快乐作为人生目的之一，我亦承认；但我却要切切实实问一句话：汝如此忙来忙去，究竟现时是否快乐，从前所得快乐究竟有多少，将来所得快乐究竟在何处？拿过去现在未来的快乐，和过去现在未来的烦恼，相乘相除是否合算？白香山诗云：“妻子欢娱僮仆饱，看来算只为他人。”当知虽有广厦千间，我坐不过要一床，卧不过要一榻。虽有貂狐之裘千袭，难道我能够无冬无夏，把它全数披在身上？虽有侍妾数百人，我难道能同时一个一个陪奉他受用？若真真从个人自己快乐着想，倒不如万缘俱绝，落得清净。像汝这等忙来忙去，勾心斗角，时时刻刻，都是现世地狱，未免太不会打算盘了。如此看来，哪里是求快乐，直是讨苦吃。我且问汝：汝到底忙个什么，所为何来？若说汝目的在要讨苦吃，未免不近人情，如若不然，汝总须寻根究底，还出一个目的来。
以上所说，是那一种过分的欲求，一面自讨苦吃，一面造成社会上种种罪恶的根源。此等人不惟可怜而且可恨，不必说他了。至于那安分守己的人，成日成年，动苦劳作，问他忙个什么，所为何来，他便答道：我总要维持我的生命，保育我的儿女。这种答语，原是天公地道，无可批驳；但我还要追问一句：汝到底为什么要维持汝的生命，汝维持汝的生命，究竟有何用处。若别无用处，那便是为生命而维持生命。难道天地间有衣服怕没人穿，有饭怕没人吃，偏要添汝一个人来帮着消缴不成。则那全世界十余万万人，个个都是为穿衣吃饭两件事来这世间鬼混几十年，则那自古及今无量数人，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不过专门来帮造化小儿吃饭，则人生岂复更有一毫意味。又既已如此，然则汝用种种方法，保育汝家族，繁殖汝子孙，又所为何来。难道因为天地间缺少衣架缺少饭囊，必须待汝构造？如若不然，则汝一日一月一年一世忙来忙去，到底为的什么，汝总须寻根究底，牙清齿白，还出一个目的来。
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且道这几希的分别究在何处。依我说：禽兽为无目的的生活，人类为有目的的生活，这便是此两部分众生不可逾越的大界线。鸡狗畜终日营营，问他忙个什么，所为何来，虫蝶翩翔，蛇嬗蜿蜒，问他忙个什么，所为何来？溷厕中无量无数粪蛆，你爬在我背上，我又爬在你背上，问他忙个什么，所为何来。我能代他答道：我忙个忙，我不为何来。勉强进一步则代答道，我为维持我生命繁殖我子孙而来。试问人类专替造化小儿穿衣吃饭过一生的，与彼等有何分别。那争权争利争地位忽然趾高气扬忽然垂头丧气的人，和那爬在背上挤在底下的粪蛆有何分别。这便叫做无目的的生活，无目的生活只算禽兽不算是人。
我这段说话，并非教人不要忙，更非教人厌世。忙是人生的本分，试观中外古今大人物若大禹若孔子若墨子若释迦若基督，乃到其他圣哲豪杰，哪一个肯自己偷闲？哪一个不是席不暇暖突不得黔奔走凄惶一生到老？若厌忙求闲，岂不反成了衣架饭囊材料。至于说到厌世，这是没志气的人所用的字典方有此二字；古来圣哲从未说过，千万不要误会了。我所说的是告诉汝终日忙终年忙，总须向着一个目的忙去。汝过去现在到底忙个什么，所为何来，不惟我不知道，恐怕连汝自己也不知道；汝自己不惟不知道，恐怕自有生以来，未曾想过。呜呼！人生无常，人身难得，数十寒暑，一弹指顷，便尔过去；今之少年，曾几何时，忽已颀然而壮，忽复颓然而老，忽遂奄然而死。囫囵模糊，蒙头盖面，包脓裹血，过此一生，岂不可怜，岂不可惜！何况这种无目的的生活，决定和那种种忧怖烦恼纠缠不解，长夜漫漫，如何过得。我劝汝寻根究底还出一个目的来，便是叫汝黑暗中觅取光明，敦促汝求一个安身立命的所在。汝要求不要求，只得随汝，我又何能勉强。但我有一句话：汝若到底还不出一个目的来，汝的生活，便是无目的，便是和禽兽一样，恐怕便成孟子所说的话：“此则与禽兽奚择”了。
汝若问我人生目的究竟何在，我且不必说出来，待汝痛痛切切彻底参详透了，方有商量。
阅读延伸：维克多·弗兰克《活出意义来》
第二十六课《理信与迷信》作者：蔡元培
题解
古代人因为认识的局限，往往相信有着神秘力量统治着自己未知的领域，所以大都很迷信，随着人类知识的发展，迷信的人也越来越少。尽管知识是永无止境的，人类的认识及能力也总是有所局限，也许我们现在所相信的也会被将来的人所讥笑，但是现代人类已经具有自信，永远积极主动的去探索自己未知的领域。至于那些不相信人类智慧和努力而企图寄托或依靠的人，那就有点不可理喻了。
*
人之行为，循一定之标准，而不至彼此互相冲突，前后判若两人者，恃乎其有所信。顾信亦有别，曰理信，曰迷信。差以毫厘，失之千里，不可不察也。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有是因而后有是果，尽人所能信也。昧理之人，于事理之较为复杂者，辄不能了然。于其因果之相关，则妄归其因于不可知之神，而一切倚赖之。其属于幸福者，曰是神之喜我而佑我也，其属于不幸福者，曰是神之怒而祸我也。于是求所以喜神而免其怒者，祈祷也，祭告也，忏悔也，立种种事神之仪式，而于其所求之果，渺不相涉也。然而人顾信之，是迷信也。
础润而雨，征诸湿也；履霜坚冰至，验诸寒也；敬人者人恒敬之，爱人者人恒爱之，符诸情也；见是因而知其有是果，亦尽人所能信也。昧理之人，既归其一切之因于神，而神之情不可得而实测也，于是不胜其侥幸之心，而欲得一神人间之媒介，以为窥测之机关，遂有巫觋卜人星士之属，承其乏而自欺以欺人：或托为天使，或夸为先知，或卜以龟蓍，或占诸星象，或说以梦兆，或观其气色，或推其诞生年月日时，或相其先人之坟墓，要皆为种种预言之准备，而于其所求果之真因，又渺不相涉也。然而人顾信之，是亦迷信也。
理信则不然，其所见为因果相关者，常积无数之实验，而归纳以得之，故恒足以破往昔之迷信。例如日食、月食，昔人所谓天之警告也，今则知为月影、地影之偶蔽，而可以预定其再见之时。疫疠，昔人所视为神谴者也，今则知为微生物之传染，而可以预防。人类之所以首出万物者，昔人以为天神创造之时，赋畀独厚也；今则知人类为生物进化中之一级，以其观察自然之能力，同类互助之感情，均视他种生物为进步，故程度特高也。是皆理信之证也。
人能祛迷信而持理信，则可以省无谓之营求及希冀，以专力于有益社会之事业，而日有进步矣。
阅读延伸：《蔡元培经典文存》
第二十七课《何谓自由》作者：翼公
题解
当今世界，所有文明国家的宪法都会规定公民的各种自由权利。卢梭说过：“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也就是说，自由并不是绝对的，需要人们主动去争取，同时还要有自律他律的合理约束。文章阐释了自由的重要性和相对性，更重要的是，告诉我们自由“是各项权利的集成”，“必须个人的宗教、政治、伦理及经济多方面的权利完全得到保障，方有整个健全的自由可言”。
*
什么叫做自由？各人的见解不同，有人说自由等于“放纵”，有人说自由系指“不受拘束”而言。实则此种解释，都是错误。须知自由云者，只是人生精神的条件之一。“放纵”与“不受拘束”固然不足以替代自由，“自检”与“服从”何尝能产生自由？自由之所以为人生精神条件之一者，其理异常浅显。一个人生在社会之中，决不能孤独自守，与群隔离。故在社会的立场言之，任何个人，都要做一些工作，都要尽一部分的责任，才足以维持这个由于个人集合而构成的社会。但如何可使个人都能尽其本分，役于社会，第一要予个人以物质生活的条件。例如衣、食、住便是个人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非具有此种条件，个人不但不能致力于社会，且欲苟全一己的生命而不可得。职是之故，穷人的拯救，乞丐的收容，以及难民的赈济，都是社会的必要工作，也可说是社会对于个人应尽之义务。除了物质生活条件之外，尚有精神生活条件，也是个人生存方面所不可缺少者。例如自由，便是个人精神生活条件之一种。因为假使个人没有自由，他的行动、思想、言论就都要受着极严的限制，试问他怎样能够各就所能致力于社会以尽其一分子的责任呢？其次，个人精神生活之重要，实不下于物质生活。因为一个人单单有了足够的衣、食、住，而毫无知识与技能，足供社会之使用，在他自己是麻木不仁，而在社会则少一健全分子。故个人生活之意义，决不仅在求物质生活之如何满足，而亦在求精神生活之如何发展。发展个人精神生活之先决条件，便是个性之认识及其启发。各人的个性不同，而必须借助于自由以启发之，则无论男女贫富，一律相同。譬如某甲的个性，宜于学习音乐，则当其学习音乐之时，行动与思想之自由，决不可缺少。因为非在自由学习的环境之下，不能启发其个性，不能培养其精神生活。又如某乙的个性，宜于做一新闻记者，则当其充任新闻记者之时，他所需求的言论自由，当然格外重要。因为新闻记者所主持者，为公开的言论，为社会的消息，假使他的言论自由完全剥夺，不但他的个性无从启发，即新闻记者的立脚点亦已发生问题。这样看来，无论怎样的智愚不一，各人的个性之启发，最是重要。但如何可使之自然启发，便非予个人以自由不为功。故曰，自由的最大功用，即在启发各人的个性，藉以培养与发展其精神生活。
又次，个人自由的重要既如上述，然则所谓自由，究竟是绝对的呢，还是相对的？关于这一点，稍有法律知识者皆知自由之界，限于法律，法律界内的自由，乃是真正自由。故个人有行动的自由，而盗匪行劫，警察必须拘捕，这便是因为盗匪的行动违背法律之故。至法律何以要限制个人的自由，其理由也很明显：
（一）没有法律，即没有秩序，在无秩序之社会之下，名为人人自由，实则少数人有自由，多数人得不着自由。今以极小事例为证。西方人买了票上火车的时候，无有不鱼贯而入，秩序井然，丝毫不乱。此无他，西方人注重守法，爱护秩序，故个人很自由，不致被他人所摧残。回顾我国则不然。买票时已极拥挤，上车时尤极凌乱，纪律毫无，秩序荡然。结果强者占胜，而弱者吃亏；且所谓强者，事实上只居极少数人。故曰，在无秩序的社会之下，只有少数人享着自由，至于多数人的自由，实际上已被此少数人践踏殆尽，却鲜有人加以注意而已。
（二）法律所以要限制个人的自由，目的无非保障个人的正当职务。换言之，就是扶助个人才能之发展。试举例以证之，医生的职务重在治人疾病，为社会谋幸福。此即医生的最大责任，亦即其行医者个性之所在。但如国家法律不加以严密的甄别，则鱼目混珠，弊端立见。结果可使江湖医生，藉悬壶以骗财者，比比皆是；而洁身自好的医师，或将退避三舍，无以立足，亦未可知。于此可见法律限制个人自由，初非剥夺其自由，乃是保障其自由。行使正当职务的人，其自由既受法律之保障，行使不正当职务的人自可销声匿迹，无所施其奸计。这便是法律的效用所在，亦即自由不能不受法律拘束之重要原因。
自由是人生的精神条件之一，这层意思已经申述如上，现在有一疑问发生：自由是天赋个人的权力呢，还是社会给予个人的权利？十八世纪以来，西洋学者以为人类生而自由，故个人的自由，每每看做天赋的一种权力。天赋人权之说，势力很大，至今还有许多人笃信此说。实则自由是权力之说，按诸理论，殊欠圆满。自由只是各项权利的集成，却不是一种单纯权力的表现。这是因为人生本来是多方面的，所以一个人要在某一方面启发其个性，就不能不享着一种“利于个性启发”的权利。那种权利，便是我们所谓自由。例如宗教，可说是人生一方面的活动，但我们在这一方面的活动，未尝不常常顾到我们自己的个性所在。崇拜西洋文明者，往往倾向于“基督教”；醉心于印度哲学者，往往倾向于“佛教”。各人的个性不同，因此各人对于宗教的信仰，亦随着不同。但无论信仰怎样的不同，社会方面与国家方面，总应该给以完全的自由，使他们各就性之所好，决定自己的信仰。故自事实而论，所谓宗教自由，实仅限于信仰方面的自由，并且此种自由，只是人生一方面的权利，与其他种种权利并合起来，才构成个人自由。故曰，自由不是单纯权力的表现，乃是各项权利的集成。明乎此义，可知一个人单单享着宗教信仰的权利，而没有政治活动的权利，他的自由，并没完备。易言之，必须个人的宗教、政治、伦理及经济多方面的权利，完全得到保障，方有整个健全的自由可言。各国人民对于参政权之重视者在此，各国经济解放之呼声日高者亦在此。
阅读延伸：约翰·密尔《论自由》
第二十八课《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作者：胡适
题解
五四运动以后，以激烈的政治手段彻底改造中国社会的观点日益高涨。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他认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器都能做的事”。胡适主张“多研究些问题”，主张一点一滴地进行改良。这篇文章掀起了学界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很多着名的学者都卷入其中。这场论争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走向。时值今日，“问题与主义”依然是需要国人深深思考的难解之题。
*
“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那些迷信军国民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么？”
“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有了学理作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种情形有什么意义。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
我这种议论，有许多人一定不愿意听。但前几天北京《公言报》、《新民国报》、《新民报》（皆安福部的报）和日本文的《新支那报》，都极力恭维安福部首领王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并且恭维安福部设立“民生主义的研究会”的办法。有许多人自然嘲笑这种假充时髦的行为。但是我看了这种消息，发生一种感想，这种感想是：“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够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一个教训吗？”什么教训呢？这可分三层说：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到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侯，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主义来欺人。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这三条合起来看，可以看出“主义”的性质。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某种社会，到了某时代，受了某种的影响，呈现某种不满意的现状。于是有一些有心人，观察这种现象，想出某种救济的法子。这是“主义”的原起。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比如“社会主义”一个名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决不是这一个抽象名词所能包括。你谈你的社会主义，我谈我的社会主义，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都可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险吗？
我再举现在人人嘴里挂着的“过激主义”做一个例：现在中国有几个人知道这一名词做何意义？但是大家都痛恨痛骂“过激主义”，内务部下令严防“过激主义”，曹锟也行文严禁“过激主义”，卢永祥也出示查禁“过激主义”。前两个月，北京有几个老官僚在酒席上叹气，说，“不好了，过激派到了中国了。”前两天有一个小官僚，看见我写的一把扇子，大诧异道，“这个是过激党胡适吗？”哈哈，这就是“主义”的用处。
我因为深觉得高谈主义的危险，所以我现有奉劝新舆论界的同志道：“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
更进一步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
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哪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紧急问题？
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为什么谈主义的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呢？这都由于一个懒字。懒的定义是避难就易。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比如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研究南北和议如何解决，这都要费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征求意见，考察情形。还要冒险吃苦，方才可以得一种解决的意见。又没有成例可援，又没有黄梨洲、柏拉图的话可引，又没有《大英百科全书》可查，全凭研究考察的工夫，这岂不是难事吗？高谈“无政府主义”便不同了。买一两本实社《自由录》，看一两本西文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书》，便可以高谈无忌：这岂不是极容易的事吗？
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
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据于一生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该有什么样的结果，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工夫来的。不如此，不算舆论家，只可算是钞书手。
读者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没有学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阳明对着竹子痴坐，妄想“格物”，那是做不到的事。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但是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
“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子了。
民国八年七月。
阅读延伸：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
第二十九课《享福与吃苦》作者：何仲英
题解
本文旨在阐述享福与吃苦的关系，勉励大家吃得苦中苦，做得“人中人”。全文先指出一般人的通病是享福，不愿吃苦。接着说明我们享受社会众人奉献之福，也该吃苦尽责，并举古中外圣贤豪杰的行事与言论，印证唯有吃得了苦，才能有成就而享福。最后期望大家能革除奢侈浮靡，从吃苦做起，养成勤恳、不懈的精神，以尽社会一份子的责任。
*
现在我国人的大毛病，只是图享福，不愿吃苦。一般做父母的，常常以为年纪大了，应该享福；享不到福，便叹命苦，便悲福薄。有许多青年人也作如是想，看见人家享福，羡慕得很；勉强他们暂吃辛苦，而他们的欲望、他们的希冀，总是对准享福的方面去进行的。甚至读书只要文凭，不肯在学业上努力；只望“做人上人”，不愿“吃苦中苦”。这种观念，虽不敢说普遍在一般青年的脑海当中，但至少有一部分，甚至一大部分。我们不得不注意，不得不觉悟。
我们不必希望做“人上人”，但必要做“人中人”。我既是人中人，就当尽人的一份责任。没有农夫，哪里有饭吃？没有瓦匠、木匠，哪里有房子住？没有工、商，哪里有物品？没有效命沙场的战士，哪里可以克服敌人，保护我们的安全？没有呕心绞脑的学人，哪里会有发明、发现和着述，来满足我们精神上和物质上的需求？我们一时一刻的需要，都有无量数的劳动者——无论是劳心或劳力——辛辛苦苦地来供给，而我们坐享其福。我们若不是也吃一点苦，也尽一点责，我们非但对不住他们，亦且何以对得住自己呢？
特殊阶级的人，坐享优越的生活权利；或拥遗产，或发横财，或领干薪，他们享现成福，用不着吃苦，也想不到世上有苦可吃，这真是人群的蠹虫。我们须知最可敬爱的，是世上最大多数的肯吃苦、肯工作的平民，他们只要做一天人，就干一天事，他们的生命总是完全靠吃苦来撑持的。吃苦的人多，享现成福的人少，社会国家自然富强；吃苦的人少，享现成福的人多，社会国家自然衰弱。若是大家都要享福，不愿吃苦，国家未有不亡；享福也就等于泡影，终至吃苦而已！
我们翻开历史来看，古今中外，几多圣贤豪杰，哪一个不是从吃苦中磨炼出来的？佛世尊身为王子，多福多乐，独愿舍家入山，苦修六年，睡在旷野中、树林下，穿着死人遗下的衣服，每日仅吃几粒豆子、几粒芝麻，维持生命；这是多么苦恼，而他独处之泰然，所以成为教主。孔子一车两马，周游天下，宁受天下揶揄，而救世之心终不稍减，奔波之苦迄未挂怀。这种吃苦的精神，尤其是我们应该效法的。再看晋朝名臣陶侃，他怕生活过于松散，每天要搬砖头；英国名相格兰斯顿，每日午饭后要劈一点钟的柴。难道他们一个要做瓦匠，一个要做伙夫吗？笑话，笑话，他们决不是的。他们不过借此锻炼吃苦的精神，恐怕身体安逸了，将来不能做事。他们的用心是很深远的。
《论语》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大学》又说：“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王阳明解说道：“闲居时有何不善可为；只有一种懒散精神，漫无着落，便是万恶渊薮，便是小人无忌惮处。”前清末年，京城里的旗人，个个总靠一份口粮，舒舒服服过日子；个个都是镇日地拿着一只雀笼，口里哼着几句京腔，何尝不舒服？何尝不享福？就此一点便可亡国而有余，哪里还能够支持得住国家！
我们不怕享不到福，只怕吃不到苦。享福、吃苦，都是有代价。以吃苦始者，多以享福终；吃一己之苦者，享一己之福；吃众人之苦者，享众人之福；真正会享福者，先要备尝艰苦，而后苦尽甘来，始有滋味。孟子说：“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又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是磨炼意志的最好机会，这是鼓励吃苦的不二法门。
诸位青年啊！你现在很失意吗？你家里很穷吗？没有钱买书，没有力量升学吗？你身子很单薄吗？你脑筋迟钝，不能做艰难的功课吗？你想改科，贪图省事吗？你过惯了学校生活，受不住家庭压迫、社会欺凌吗？你自以为是少爷阶级、上流身分，叫你洒扫、应对、布衣、恶食，你就不肯吗？你假如存着这种心思，你的前途还有什么希望呢？
奉劝诸位：得意莫欢欣，失意莫苦恼。享福不为福，吃苦不为苦。孟子说：“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宋儒又说：“少年得志大不幸！”现在当国家危急存亡之秋，正志士努力工作之日，摩顶放踵，有所不惜，更哪里可以偷安旦夕，享福自娱？
我们虽不敢希望个个人能有范文正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气概，但至少要有陶侃、格兰斯顿的勤恳、不懈的精神。我们虽不见得有什么大苦好吃，但至少要革除一切奢侈浮靡的不良习惯。做人要从吃苦做起，吃苦要从细微处做起。吃得苦中苦，做得人中人：这是对于诸位的一点贡献。
阅读延伸：培根《论逆境》
第三十课《黄花岗烈士纪念会演说词》作者：陈布雷
题解
1911年4月27日黄兴率领一百二十余名敢死队员在广州发动了黄花岗起义，起义失败后，共有七十二具烈士遗骸葬于广州东郊黄花岗，是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黄花岗起义尽管失败了，但它震动了全国，加速了革命高潮的到来，不到半年，就爆发了武昌起义。陈布雷素有国民党第一支笔之称，曾写出了多篇激扬民族志气的不朽文章。八十多年过去了，文章对青年诸君提出的要求，对于我们来说还有着积极的意义。
*
诸君！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黄花岗烈士死义纪念，我知诸君心中必定觉得很沉痛；因为那一次死难的，差不多全是和诸君同样年龄的青年。兄弟自身的感觉，更和诸君不同；因为辛亥广州起事，距今已经有十八年，在诸君看来，是一种悲壮的史迹，在兄弟则是一种差不多目击而且是并世发生的事实。兄弟回想到那时节，正是和诸君同样的在求学时代。我们那时候的青年界，革命的心焰，也和现代青年同样的热烈。可是所感到的痛苦，恐怕十倍于诸君。就因为那时候大多数的同学，受了清廷“奖励出身”的笼络政策的麻醉，科举的余毒还没有扫净，上焉者埋头不问世事，下一等的便只想毕业以后去作官，对于昌言革命的人，差不多非笑嘲谑，无所不至。所以我们当时所感到的痛苦，并不是学校当局的压迫，乃是四周死气沉沉的冷空气。
突然间霹雳一声，有百数青年不自量力的去进攻总督署，这是何等惊人的新闻！而且这许多实行革命的青年，都是从外国大学或专门学校得了高深的知识回来，有学政治、法律的，有学科学或医学的。他们竟肯抛弃了他们功名利禄的“前程”去做这样悲壮的牺牲，这在当时的学生界是何等深刻的反省材料。
那时候宣传这件悲剧最热心的，要算上海的《神州日报》。这个报纸是和张静江、于右任、杨笃生诸先生都有关系的，他们就乘这机会来鼓吹革命，他们很详尽的载登了举事和死难的经过，很精细的描写死难烈士的家庭情形和传记，很艺术的介绍死难烈士的遗容和遗墨。这一来，真使得“天下震动”，向来寂寞寡情的青年觉悟了，向来怀疑革命的老前辈因怜才观念而流泪了，向来轻视革命势力的清廷官僚，震惧得不可名状了，甚而至于满洲宗室，也不敢再坚持高压政策，而有一部分人主张速行立宪了。因此而所谓清廷内阁的意见愈加分裂，昏庸的亲贵为之心惊胆落，各处的义士愈加慷慨奋发，结果遂有辛亥八月的武昌起义，以开中华民国的初基。
所以黄花岗烈士的死难，在事实上没有寸土尺地的成功，而精神上实在是推翻清廷的主力。我们景仰先烈，应该认识他们这一种慷慨轻生的精神，和转移风气的力量。这一役最使得我们注意的便是：
（一）他们的壮烈。他们那时候出发攻打督署的，只有一百三十人，而死难的有七十二人。其间有不少福建的青年学生，本是预备回福建去革命的，经过香港，知道广州大举，便踊跃的加入。这样的服从干部和只求革命成功的纯洁精神，是值得我们追念的。
（二）是他们的牺牲精神。死难烈士中有两位姓罗的和姓李的，他们本来是受命率领死士去占领军械局和电报局的，可是在起事前两天，已经由干部变更计划，命他们中止了，但他们仍旧只身加入，力战而死。
（三）是他们的勇敢。那时候大多数都是文弱的书生，像朱执信先生，便是一个着名极文弱的少年，但他也加入了战线。
（四）他们情感的真挚。我们从方声洞、冯超骧、林觉民诸位烈士的诀别老父、爱妻的遗书中，可以看出他们是如何的公而忘私。但也不是完全否认了家人之间的情感，他们在死生呼吸中，诀别家人，或者勉励妻子善视老亲，或者劝慰父母为大义节哀，都是缠绵悱恻可以令人下泪。近代青年中有的只知道谈恋爱，图享乐，有的以为革命和情感根本不相容，非斩绝一切的情感，便不能革命。看了黄花岗烈士的榜样，似乎可以找出一条路径了。
我上面讲的话，是要供青年诸君深思刻省的资料，并不是说要求诸君个个人像烈士般去牺牲生命。生命的牺牲，有时候是必要的，但是我们现在的革命环境已入一个新时期，青年诸君肩头要担负的责任，有比牺牲生命繁重十倍，艰难十倍的。从前革命的对象是反动的威权，只要不怕死，就有成功之希望；现在革命的对象更复杂，军阀、帝国主义以外，还有潜伏各处的种种的反动势力，不觉悟的社会，不健全的政治，急切不能整理好的国家，都要靠我们拿出精进的力量来奋斗的。所以我们努力的方向是多方面的，不怕死以外，还要不怕难，不惮烦。我们要学从前理学家的一句格言，叫做“存心时时可死，行事步步求生”。不存决死之心，决不能负求生之任；不为求生而决死，即便是无目的地导引民族入于毁灭之途了。
兄弟如今有一个比喻，黄花岗死难烈士，好比我们的长兄，为了保家复仇，慷慨的决斗而死了，剩下来未报的仇，未铲除的敌人，未完成的事业，未振起的家庭，未长成的遗孤，都要我们来负责的。所以我们的责任，十倍的重大，我们的前途，格外的困难。诸君当中没有接受三民主义的，兄弟要求诸君认清我们的民族、国家、社会的地位，和国际情势的迫切，一致集中在三民主义下来奋斗。已经入党的同志，兄弟要求诸君不可以不满意党务政治一时的现象而灰心丧气，去从享乐主义找出路，也不可以为愤激而丢了三民主义而别寻路径。须知道我们取得党籍，正和我们有中华民国的国籍一样有郑重的意义，我们难道为了国家一时没有清明的希望，而去加入别国的籍么！我们要想到黄花岗烈士死难的时代，革命成功的希望是很少的，然而他们还是不顾一切的去干。现在国民革命已经发展到这样地位，我们可以因小小的挫顿或失望，而丢却我们的责任么！
青年诸君！请追念烈士的遗型，我们要效法他们的不怕死。死且不怕，而岂怕难！同时我们得以忍痛负重的精神，不断的向各方面努力，时代所需要于我们的，确不仅是“不怕死”。我们的责任，确是比先烈十倍的繁难。但这是我们的注定的命运，我们只有积极的接受，加倍的努力。先烈的好榜样，便是我们的指路碑。
阅读延伸：孙中山《〈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事略〉序》
第三十一课《哀思》作者：陈西滢
题解
本文选自《西滢闲话》。叙写作者对孙中山先生的追思与哀悼。先以孙先生移灵的场景做引子，再记述一位冬烘先生和吴稚晖先生对孙中山的不同看法，然后又追述作者两次亲见孙中山的情况，最后表达了作者的体会，人们对孙中山的景仰，完全是受了他伟大人格的感召。全文层次分明，文字朴实，感人至深。
*
孙中山先生的灵柩从协和医院移往中央公园的时候，我也杂在鹄立道旁的数万人中瞻望。我听了那沉雄的军乐，看了那在微风中飘荡的白幡，和在幡下走动着的无组织、无秩序、三三两两、男男女女、臂上系着黑纱、胸前戴着一朵白纸花的千千万万的人——大多数是少年人，我已经觉着心中一阵酸痛，眼泪便涌到眼眶里了。
我想到我只见过孙先生两面，也是在民众对他表示他们的景仰的时候，不过那两次是欢迎，这一次却是哀悼了。
在民国没有成立以前，孙先生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是一个神话传说的人物。就是民国已经成立，那时的神话传说也并未减少势力，我还记得有一个冬烘先生，在民国元年找吴稚晖先生求事——并且要想在孙先生的临时政府里求一事。他说，他早就知道孙先生是不凡的人物。有一年，孙先生乔装了一个施药郎中，牵了一只黑狗到常熟，终被人识穿了，知县派了五百名大兵去捉拿他。他们把孙先生团团围住了，孙先生不慌不忙，吹了一口气，脚下便生了一朵白云，腾空而起，一直飞到上海跑马厅才落下来，这是他亲眼看见的。那时我初进中学校，听了这种话，还不懂得笑，只觉得生气。可是，我所知道的孙先生，其实也是模模糊糊的，只不过靠着些报纸上的照相和不大可靠的记载而已。此外吴先生那时有几句话，在我心中留了很深的印象，使我觉到孙先生的伟大人格，他说：“革命党得了志，他们的面目全变了，始终保持着本来面目，没有染上一些官僚习气的，只有寥寥的几个人，尤其是孙中山先生。”他又常说：“孙先生的度量真大，有许多曾经在患难时背弃他的，现在来了，他仍旧一视同仁地看待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