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亲眼看见孙先生，是在南京临时政府取消，孙先生下野的时候。我还记得有一天下午，特地到沪宁车站去，到时，车站里面已经人山人海，拥挤不堪。那时弱小无力的我，再也没有方法可以进门。我只好立在车站外的道旁人丛中等待着。在听见了欢迎声和军乐声的多少时以后，我便见几辆汽车慢慢地从车站出来。为首的一辆中，坐着一个穿着很整齐的西服的人，他的温文端正的面容，光光的头发，八字胡子，一望而知是孙中山先生。他举起了高顶的丝帽，面上微微露着和蔼可亲的笑容，可是不几秒钟就过去了。
我第二次看见孙先生，便在第一次的后几天。上海新舞台特别演了一晚戏，欢迎孙先生。那天楼上的座位招待客人，楼下还是卖座。我那晚跟了吴先生，也坐在一个侧面的包厢里。我永远不会忘记，孙先生走进他的中间包厢的时候，楼上楼下的人都站了起来，戏台后的演员有的化装已完，有的还没有化装，有的化装方一半，也都出来立在舞台上；他们首先举起帽子，欢呼万岁，楼上楼下的人都应和着，把我的眼泪都抑止不住地叫出来了。
我还记得那天演的是波兰亡国恨，可是我的眼光，大约在戏台上的时候，还没有在中座包厢的时候多吧！大约因为觉察着我如此，吴先生忽然在我肩上拍了一拍，立起身来，向孙先生的包厢走去，我见了也就跟着。他走到那包厢的后面便站住了。我起先以为他同孙先生说话去呢，此时知道是让我就近处看看他。我站立在那里，一直到孙先生起身出去。中座包厢中只坐着两个人，中山先生和他的公子哲生先生。他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眼光直注在戏台上，他那秀美的面容，优闲的态度，完全表现出一个书生政治家来。政治家像孙先生这样地有气魄而无架子的，我到欧洲以后还偶然见过，在中国可以说没有。
孙先生身后站立的人渐渐地多了，他走的时候，已经立满了人，他见了相熟的人，或是握一握手，或是笑一笑，出去了。他的声音，我还没有听见过。
孙先生灵柩到我面前的时候，我正回想着民国元年的记忆。我正见八九个孙先生的老朋友、老党员，抬着灵柩向前走着，我的眼泪真要夺眶而出了。
我在人丛中走了出来，归途中想到我所见的都是下台时的孙先生。民国元年那一次，正是他第一次下政治舞台；这一次——末一次，非但下政治舞台，并且是下人生舞台了。世界不是一个舞台吗？相隔十余年，每次下台，都有千千万万的人欢迎着和哀悼着，孙先生之外，还有什么人有这种魔力？孙先生在国人心中的势力是怎样来的呢？我想想与其说是他的功业，还不如说因为他的伟大的人格吧！
延伸阅读：何香凝《回忆孙中山和廖仲恺》、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韦慕廷《壮志未酬的爱国者》
第三十二课《美国的民主》作者：费孝通
题解
本文选自《民主·宪法·人权》一书。前半部分讲述费孝通年轻时访美，在与美国老百姓日常交谈中，了解了美国的政治状况以及普通市民对自由和民主的理解；后半部分是费先生和他妻子在同看一部美国电影后，对美国政体的讨论。两个故事合在一起，对民主和自由做了十分简洁明白的诠释。
*
我还记得前年在美国北部一个农家做客，主妇太太和我们谈起了罗斯福的新政，我就问她：“你是哪一党的？”她很简单地回答我：“共和党。”我接着又说：“你常去开党团会议的吗？”她不大明白我这问题，张大了眼睛表示要我解释一下，所以我又补充说：“你们怎样入党的？入党的手续怎样？有没有党证？交不交党费？”这些问题把她更弄湖涂了。“对不起得很，我不很明白你的问题。我说我是共和党人，意思是我上一次大选时投威尔基的票，我觉得罗斯福总统做了太久，该换换人了。”
我对于这位太太的话也相当的不清楚，因之不能不再问下去：“你每次选举总统都去投票的么？每次投共和党候选人的么？你是不是考虑哪位候选人中不中你自己的意，只要他是共和党推举出来的，就投票选他么？……”
她很不好意思地摇一摇头：“按理我有了权利就该投票，可是也有时懒得去，譬如说兰登和罗斯福竞选那一次，我病了没有去。”她笑了笑，“若是我去投票，我会选罗斯福的。”
“兰登不是共和党的候选人么？”我插口说。
“是的，可是我不喜欢他。”
“你不是自己说是共和党人么？”我又问。
“可是这并不是说我一定要投票选那个我不喜欢的兰登呀。这次我们县里选举议员，我又投了民主党候选人的票，因为我认识他，他是个好人。费先生，你以为我说是共和党人就必须投共和党候选人的票么？那不是民主。我有我的自由，谁也不能一定要我投谁的票。上一次我选威尔基，汤姆（她的丈夫）就投罗斯福。投票前一天，我们两人还辩论了一场。汤姆也是共和党人，可是他这次去外边去走了一趟回来，偏说罗斯福好。他说了许多理由，我还是有我的成见，他说不服我，我也说不服他，各人投了各人的票。”
“那么，你所谓共和党人是什么意思呢？”我不能不追问了，主妇太太给我问住了，她的女儿在旁却笑起来了。
“孝通，你像个法西斯蒂！”
我没有想到会戴这顶黑帽子，不免惊异地把眼光转向那位小姐。
那位小姐放下手里的织物，“孝通，你问我妈什么入党手续，什么党证，什么党费。你又认为一个人一定要受党的拘束投票，这些不是法西斯蒂么？我们美国是没有这一套的。我们喜欢谁就选谁，候选人要千方百计讨我们喜欢，想得到我们手上的票。这张在我们手上的票是我们自己的，也靠这张票，我们的政府不敢得罪我们，若是我们没有投票的自由，美国怎能自称为民主国家？”
主妇太太打断了她女儿的话，插上向我解释说：“我说我是共和党人意思不过是大体上同意共和党的政策，其实，都是因为我的父亲是共和党的同情者，我也就继承了他的成见，我们在大选前总是要先去注册的，凡是合格的选民都可以去注册，注册时我就填上共和党，我可以参加共和党推选候选人的大会。我若不注册共和党，我就没有推举共和党候选人的权利了。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最后的投票时一定得投共和党的候选人。我们是在一个围着布幕的小房间里投票的，没有第二个人知道我真正投谁的票。我们说是共和党人或是民主党人，意思只是到那个党里去推举候选人罢了。我们没有党证，更没有起誓一类的入党手续，而且我们每次选举时，可以自由注册，愿意在哪一党里去推举候选人。”她顿了顿，“我的罗伊思（她的女儿）说得是对的，这样才能使那些政客们不敢得罪我们选民。费先生，天下大概没有一个政客是好的，我们若是放弃了投票的自由，我们也就没有办法对付这批混蛋了。”
那位小姐回头问了我许多关于中国的情形，我窘得很，连忙用别的话支吾过去。可是，我的日记上却写下了一句话：“民主国家的政党不是限制人民政治意识和政治行动的机构。”
不久之前，我和太太一同去电影院看《威尔逊总统传》。从电影院里出来，我的太太问我说：“威尔逊在学校里教教书多舒服，也不会劳苦得这样，我真不明白为什么那几个民主党的老头一定要去找他出来。从电影上看来，这几个老头不是本来不认得威尔逊的么？为什么他们自己不出来竞选，一定要找到威尔逊呢？使他不能安安静静写书，在球场上看学生们比赛？”
“那些党老爷有他们的苦衷。”我回答说：“他们要上台必须要人民选举，所以他们必须千方百计地猜测大多数选民要什么政策，喜欢哪些人。猜得中就可以竞选胜利，猜错了也就失败。譬如那次竞选中，他们不能拉出个威尔逊，不能提出‘新自由’的口号来，民主党也很可能落选的。威尔逊名望高，要用他的名字来争取选举票，所以得三顾茅庐地请他出来。你还记得威尔基和罗斯福竞选的事实罢？威尔基本来并不是共和党的人，可是共和党在那次竞选里，知道罗斯福是个劲敌，不请出一个美貌有魄力的人来做他的竞选人，不会有胜利希望。威尔基是个大公司的经理，有名能干，长得又漂亮，所以把他推举出来了。”
“你这样说，好像学校选球员了……”我太太说。
“不错，不错。政治本来该是当足球比赛看的，这也许就是《威尔逊总统传》那个电影用赛球的场面作为开场的原因。”我应着。
“可是，我不懂，这样猜测人民心理，挑选名角，不是这些政党在愚弄人民么？谁可保证他们说的话当话呢？”我太太还是问。
“选举票能作保证。”我接着说，“若是一个政党执了政，他们所许下的诺言不兑现，下次选举时就会失去很多选举票，甚至落选，退出白宫。骗人至多骗一次，而且骗了人就出卖了前途，因之代价太大，在可能范围内是不敢离开所许下的政纲太远的。”
我的太太却还觉得我的话里有问题，她想了一想：“依你这样说，美国的政体是干什么的呢？请人做官，听人民的意思做事，有什么好处呢？”
是的，我也相信很多中国人会这样问的。原因是在我们这现实生活里所认得的政党多少是一个特权阶级的集团。入党是想做官，做官是想发财：为了官可通财，所以不能弃官，于是要独占一切官职，这些人联合起来成为一个政党。在这种现实的经验中，自不易明白一个民主国家中政党的作用了。
我正想回答这问题时，公共汽车来了，我们忙着搭车，把话打断了。
到家坐了不久，来了一位刚从重庆来的美国朋友，我们寒暄了几句之后，我就向太太说：“好了，你要问的问题问他罢。我正不知道怎样回答你。”转过来，我把我们看了《威尔逊总统传》之后的谈话告诉了那位朋友。
“这可难住我了，政党这个东西实不容易说明，我在学校考试也曾为此得了个零分。孝通，你知道，在我们宪法上根本就没有这东西。制宪的那批人不但没有想到后来美国的政党在政治中发生这样大的作用，而且他们对于党那个名词根本就不喜欢。”
“你们没有政党合法不合法的问题么？”我太太问。
“政党当然合法的。”这位朋友点了点头说：“像其他团体一般，我们宪法保证了人民结社和言论的自由，我们不过用这自由来争取自由的政治利益和发表自己的主张，结果产生了政党。宪法里虽则没有政党的明文，但是这并不是说政党是违宪或不合法的。”
我想插口时，我太太打住了我说：“今天晚上不是讨论会，我们不要把时间全花在政党上，这样好不好，劳莱（那位朋友的名字），你能不能最简单地回答我，美国政体究竟是干什么的？把我这个疑团弄清了，我们改天再继续讨论这问题。时间不多，我是不喜欢整天讲政治的，好像生活中只有政治一样事似的。”
那位朋友把手按了额头，“好罢，我来讲一课书罢。我们知道民主政治是要以人民意见来决定有关大众的事，可是要知道人民意见却是件极困难的事，每个人对于每一问题都有他自己的意见，各人的意见又是可以各不相同。若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怎能根据人民意见来办事呢？所以民主政治的初步工作是在‘整理意见’，归纳成几个不同意见，然后可以让人民根据这几个意见投票表决，寻出一个大多数的意见作为办事的依据。”
“于是问题是在怎样去‘整理意见’了。若是每一个人，你说一句，我说一句，意见可以愈弄愈分歧。最切实的方法是有个人起个草案，根据这草案，再让人家批评，修改，编成条文。这其实就是政党的一个重要任务。民主国家的政党并没有不变的‘主义’，更没有发起人的‘遗教’必须遵守的，他们每次选举时都要临时编出个纲领来，这些纲领就是整理过的意见。”
“一个国家的人民因为看法不同，利益不同，不容易有一个一致赞成的意见，所以若干政党便同时去整理不相合的，甚至是相反的意见。最后每党提出一个他们认为可能最合人民大众意见的纲领来。人民就根据自己的意见去看哪个纲领最中意，中意哪个就投哪个党的票。票子多的政党猜中了民意，就可以去推行他们的纲领，给他们政权。政党是一个整理民意的机构，而且使实行的纲领必然是大多数人民的意见。”
“政党的第二个任务是推举人才。有了纲领若没有合适的人去执行，还是没有用的。在民主政治中每一个公民都有资格做官的，可是粥少僧多，绝不能个个都成为总统，谁来选择呢？若是每一个人都自己站起来竞选，都是候选人，那是又会乱哄哄的一团糟了。所以又要一个机构来推出少数候选人，然后让人民来挑取他们最中意的。这里又需要政党了，政党为了要取得多数选举票，所以必须尽力的去寻出众的人才来做候选人。这样有能力的人就有机会被挑中了。”
趁劳莱停一停，喝口茶的时候，我太太加了一句：“你这样说来，美国政党有一点像我们的荐头店[1]，荐头店的老板要体悉哪一家主人脾气、性情、工作，然后挑一个合适的老妈子送去。是不是？”
“是的，是的，我们的确把我们的官吏当老妈子看的，称他们公仆，有时还要很苛刻地对待他们。”劳莱很得意地点头。
我们的谈话于是转入了家务。
那天晚上我记日记时写着下面的话：
“民主国家的政党不是一个做官的，或是想做官的集团，而是整理民意、推举人才的政治机构。这机构的基础有二：一是人民可以自由结社，自由言论，二是用选举票来决定政策和官吏的任用。民主政治不能没有政党，可是政党的积极贡献也必须在民主政治中才能表现。”
注释
[1]荐头店——以介绍佣人为业的职业中介所。
阅读延伸：《民主·宪法·人权》、《初访美国》、《费孝通游记》、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第三十三课《最先与最后》作者：鲁迅
题解
本篇节选自鲁迅杂文集《华盖集》中的《这个与那个》。文章从韩非的话“不为最先，不耻最后”开始谈起，接下来作者对这一文化现象和在现实中的结果的直接描述，而作者的重点在于“不耻最后”，这当然与当时的社会状况有关，他指出“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发人深省。
*
《韩非子》说赛马的妙法，在于“不为最先，不耻最后”。
这虽是从我们这样外行的人看起来，也觉得很有理。因为假若一开首便拼命奔驰，则马力易竭。但那第一句是只适用于赛马的，不幸中国人却奉为人的处世金箴了。
中国人不但“不为戎首”，“不为祸始”，甚至于“不为福先”[1]。所以凡事都不容易有改革；前驱和闯将，大抵是谁也怕得做。然而人性岂真能如道家所说的那样恬淡，欲得的却多。既然不敢径取，就只好用阴谋和手段。以此，人们也就日见其卑怯了，既是“不为最先”，自然也不敢“不耻最后”，所以虽是一大堆群众，略见危机，便“纷纷作鸟兽散”了。如果偶有几个不肯退转，因而受害的，公论家便异口同声，称之曰傻子。对于“锲而不舍”的人们也一样。
我有时也偶尔去看看学校的运动会。这种竞争，本来不像两敌国的开战，挟有仇隙的，然而也会因了竞争而骂，或者竟打起来。但这些事又作别论。竞走的时候，大抵是最快的三四个人一到决胜点，其余的便松懈了，有几个还至于失了跑完预定的圈数的勇气，中途挤入看客的群集中；或者佯为跌倒，使红十字队用担架将他抬走。假若偶有虽然落后，却尽跑的人，大家就嗤笑他。大概是因为他太不聪明，“不耻最后”的缘故罢。
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战具比我们精利的欧美人，战具未必比我们精利的匈奴蒙古满洲人，都如入无人之境。“土崩瓦解”这四个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
多有“不耻最后”的人的民族，无论什么事，怕总不会一下子就“土崩瓦解”的。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
注释
[1]不为戎首、不为祸始、不为福先——指不做攻打别人的带头人，不做祸害人的创始者，也不做为人造福的先躯者。
阅读延伸：鲁迅《这个与那个》、钱理群《鲁迅入门读本》
【第二卷：新知】
第三十四课《人的文学》作者：周作人
题解
本文发表于1918年12月15日的《新青年》，它的发表代表了新文学运动由单纯提倡白话文提升到了文学内容的革新，使新文学真正具有了内在灵魂，胡适认为这“是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文章开宗明义地提出新文学应该是“人的文学”并要反对“非人的文学”，一路娓娓道来，和蔼亲切，细致周到，条理清晰而自然流畅，语言平淡而韵味深长，文章典故信手拈来，轻松读来却又让人不禁深思。
*
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地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
新旧这名称，本来很不妥当，其实“太阳底下何尝有新的东西”？思想道理，只有是非，并无新旧。要说是新，也单是新发见的新，不是新发明的新。“新大陆”是在十五世纪中，被哥仑布发见，但这地面是古来早已存在。电是在十八世纪中，被弗兰克林发见，但这物事也是古来早已存在。无非以前的人，不能知道，遇见哥仑布与弗兰克林才把他看出罢了。真理的发见，也是如此。真理永远存在，并无时间的限制，只因我们自己愚昧，闻道太迟，离发见的时候尚近，所以称他新。其实他原是极古的东西，正如新大陆同电一般，早在这宇宙之内，倘若将他当做新鲜果子、时式衣裳一样看待，那便大错了。譬如现在说“人的文学”，这一句话，岂不也像时髦。却不知世上生了人，便同时生了人道。无奈世人无知，偏不肯体人类的意志，走这正路，却迷入兽道鬼道里去，彷徨了多年，才得出来。正如人在白昼时候，闭着眼乱闯，末后睁开眼睛，才晓得世上有这样好阳光；其实太阳照临，早已如此，已有了许多年代了。
欧洲关于这“人”的真理的发见，第一次是在十五世纪，于是出了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两个结果。第二次成了法国大革命，第三次大约便是欧战以后将来的未知事件了。女人与小儿的发见，却迟至十九世纪，才有萌芽。古来女人的位置，不过是男子的器具与奴隶。中古时代，教会里还曾讨论女子有无灵魂，算不算得一个人呢。小儿也只是父母的所有品，又不认他是一个未长成的人，却当他作具体而微的成人，因此又不知演了多少家庭的与教育的悲剧。自从茀罗培尔[1]（Froebel）与戈特文（Godwin）夫人[2]以后，才有光明出现。到了现在，造成儿童学与女子问题这两大研究，可望长出极好的结果来。中国讲到这类问题，却须从头做起，人的问题，从来未经解决，女人小儿更不必说了。如今第一步先从人说起，生了四千余年，现在却还讲人的意义，从新要发见“人”，去“辟人荒”，也是可笑的事。但老了再学，总比不学该胜一筹罢。我们希望从文学上起首，提倡一点人道主义思想，便是这个意思。
我们要说人的文学，须得先将这个人字，略加说明。我们所说的人，不是世间所谓“天地之性最贵”，或“圆颅方趾”的人。乃是说，“从动物进化的人类”。其中有两个要点，（一）“从动物”进化的，（二）从动物“进化”的。
我们承认人是一种生物。他的生活现象，与别的动物并无不同，所以我们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凡有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该排斥改正。
但我们又承认人是一种从动物进化的生物。他的内面生活，比别的动物更为复杂高深，而且逐渐向上，有能够改造生活的力量。所以我们相信人类以动物的生活为生存的基础，而其内面生活，却渐与动物相远，终能达到高上和平的境地。凡兽性的余留，与古代礼法可以阻碍人性向上的发展者，也都应该排斥改正。
这两个要点，换一句话说，便是人的灵肉二重的生活。古人的思想，以为人性有灵肉二元，同时并存，永相冲突。肉的一面，是兽性的遗传；灵的一面，是神性的发端。人生的目的，便偏重在发展这神性；其手段，便在灭了体质以救灵魂。所以古来宗教，大都厉行禁欲主义，有种种苦行，抵制人类的本能。一方面却别有不顾灵魂的快乐派，只愿“死便埋我”。其实两者都是趋于极端，不能说是人的正当生活。到了近世，才有人看出这灵肉本是一物的两面，并非对抗的二元。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只是人性。英国十八世纪诗人勃莱克（Blake）在《天国与地狱的结婚》一篇中，说得最好：
（一）人并无与灵魂分离的身体。因这所谓身体者，原只是五官所能见的一部分的灵魂。
（二）力是唯一的生命，是从身体发生的。理就是力的外面的界。
（三）力是永久的悦乐。
他这话虽然略含神秘的气味，但很能说出灵肉一致的要义。我们所信的人类正当生活，便是这灵肉一致的生活。所谓从动物进化的人，也便是指这灵肉一致的人，无非用别一说法罢了。
这样“人”的理想生活，应该怎样呢？首先便是改良人类的关系。彼此都是人类，却又各是人类的一个。所以须营一种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生活。第一，关于物质的生活，应该各尽人力所及，取人事所需。换一句话，便是各人以心力的劳作，换得适当的衣食住与医药，能保持健康的生存。第二，关于道德的生活，应该以爱智信勇四事为基本道德，革除一切人道以下或人力以上的因袭的礼法，使人人能享自由真实的幸福生活。这种“人的”理想生活，实行起来，实于世上的人无一不利。富贵的人虽然觉得不免失去了他的所谓尊严，但他们因此得从非人的生活里救出，成为完全的人，岂不是绝大的幸福么？这真可说是二十世纪的新福音了。只可惜知道的人还少，不能立地实行。所以我们的在文学上略略提倡，也稍尽我们爱人类的意思。
但现在还须说明，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这理由是：第一，人在人类中，正如森林中的一株树木。森林盛了，各树也都茂盛。但要森林盛，却仍非靠各树各自茂盛不可。第二，个人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我，与我相关的缘故。墨子说，“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之中”，便是最透彻的话。上文所谓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正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说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耶稣说，“爱邻如己”。如不先知自爱，怎能“如己”的爱别人呢？至于无我的爱，纯粹的利他，我以为是不可能的。人为了所爱的人，或所信的主义，能够有献身的行为。若是割肉饲鹰，投身给饿虎吃，那是超人间的道德，不是人所能为的了。
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其中又可以分作两项：（一）是正面的，写这理想生活，或人间上达的可能性；（二）是侧面的，写人的平常生活，或非人的生活，都很可以供研究之用。这类着作，分量最多，也最重要。因为我们可以因此明白人生实在的情状，与理想生活比较出差异与改善的方法。这一类中写非人的生活的文学，世间每每误会，与非人的文学相溷，其实却大有分别。譬如法国莫泊桑（Maupassant）的小说《一生》（Une Vie），是写人间兽欲的人的文学；中国的《肉蒲团》却是非人的文学。俄国库普林（Kuprin）的小说《坑》（Jama），是写娼妓生活的人的文学；中国的《九尾龟》却是非人的文学。这区别就只在着作的态度不同。一个严肃，一个游戏。一个希望人的生活，所以对于非人的生活，怀着悲哀或愤怒；一个安于非人的生活，所以对于非人的生活，感着满足，又多带些玩弄与挑拨的形迹。简明说一句，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的区别，便在着作的态度，是以人的生活为是呢，非人的生活为是呢这一点上。材料方法，别无关系。即如提倡女人殉葬——即殉节——的文章，表面上岂不说是“维持风教”；但强迫人自杀，正是非人的道德，所以也是非人的文学。中国文学中，人的文学本来极少。从儒教道教出来的文章，几乎都不合格。现在我们单从纯文学上举例如：
（一）色情狂的淫书类
（二）迷信的鬼神书类（《封神榜》《西游记》等）
（三）神仙书类（《绿野仙踪》等）
（四）妖怪书类（《聊斋志异》《子不语》等）
（五）奴隶书类（甲种主题是皇帝状元宰相，乙种主题是神圣的父与夫）
（六）强盗书类（《水浒》《七侠五义》《施公案》等）
（七）才子佳人书类（《三笑姻缘》等）
（八）下等谐谑书类（《笑林广记》等）
（九）黑幕类
（十）以上各种思想和合结晶的旧戏
这几类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东西，统应该排斥。这宗着作，在民族心理研究上，原都极有价值。在文艺批评上，也有几种可以容许。但在主义上，一切都该排斥。倘若懂得道理，识力已定的人，自然不妨去看。如能研究批评，便于世间更为有益，我们也极欢迎。
人的文学，当以人的道德为本，这道德问题方面很广，一时不能细说。现在只就文学关系上，略举几项。譬如两性的爱，我们对于这事，有两个主张。（一）是男女两本位的平等。（二）是恋爱的结婚。世间着作，有发挥这意思的，便是绝好的人的文学。如诺威[3]伊孛然[4]（Ibsen）的戏剧《娜拉》（Et Dukkehjem）、《海女》（Fruen fra Havet），俄国托尔斯泰（Tolstoj）的小说Anna Karenina[5]，英国哈兑[6]（Hardy）的小说《台斯》[7]（Tess）等就是。恋爱起源，据芬阑学者威思德马克（Westermarch）说，由于“人的对于我快乐者的爱好”。却又如奥国卢闿（Lucke）说，因多年甚的进化，渐变了高上的感情。所以真实的爱与两性的生活，也须有灵肉二重的一致。但因为现世社会境势所迫，以致偏于一面的，不免极多。这便须根据人道主义的思想，加以记录研究。却又不可将这样生活，当做幸福或神圣，赞美提倡。中国的色情狂的淫书，不必说了。旧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的思想，我也不能承认他为是。又如俄国陀思妥也夫斯奇[8]（Dostojevskij）是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但他在一部小说中，说一男人爱一女子，后来女子爱了别人，他却竭力斡旋，使他们能够配合。陀思妥也夫斯奇自己，虽然言行竟是一致，但我们总不能承认这种种行为，是在人情以内，人力以外，所以不愿提倡。又如印度诗人泰戈尔（Tagore）做的小说，时时颂扬东方思想。有一篇记一寡妇的生活，描写她的“心的撒提（Suttee）”（撒提是印度古话，指寡妇与她丈夫的尸体一同焚化的习俗），又一篇说一男人弃了他的妻子，在英国别娶，他的妻子，还典卖了金珠宝玉，永远的接济他。一个人如有身心的自由，以自由选择，与人结了爱，遇着生死的别离，发生自己牺牲的行为，这原是可以称道的事。但须全然出于自由意志，与被专制的因袭礼法逼成的动作，不能并为一谈。印度人身的撒提，世间都知道是一种非人道的习俗，近来已被英国禁止。至于人心的撒提，便只是一种变相。一是死刑，一是终身监禁。照中国说，一是殉节，一是守节，原来撒提这字，据说在梵文，便正是节妇的意思。印度女子被“撒提”了几千年，便养成了这一种畸形的贞顺之德。讲东方化的，以为是国粹，其实只是不自然的制度习惯的恶果。譬如中国人磕头惯了，见了人便无端的要请安拱手作揖，大有非跪不可之意，这能说是他的谦和美德么？我们见了这种畸形的所谓道德，正如见了塞在坛子里养大的、身子像萝卜形状的人，只感着恐怖嫌恶悲哀愤怒种种感情，快不该将他提倡，拿他赏赞。
其次如亲子的爱。古人说，父母子女的爱情，是“本于天性”，这话说得最好。因他本来是天性的爱，所以用不着那些人为的束缚，妨害他的生长。假如有人说，父母生子，全由私欲，世间或要说他不道。今将他改作由于天性，便极适当。照生物现象看来，父母生子，正是自然的意志。有了性的生活，自然有生命的延续，与哺乳的努力，这是动物无不如此。到了人类，对于恋爱的融合，自我的延长，更有意识，所以亲子的关系，尤为浓厚。近时识者所说儿童的权利，与父母的义务，便即据这天然的道理推演而出，并非时新的东西。至于世间无知的父母，将子女当做所有品，牛马一般养育，以为养大以后，可以随便唤他骑他，那便是退化的谬误思想。英国教育家戈思德（Gorst）称他们为“猿类之不肖子”，正不为过。日本津田左右吉着《文学上国民思想的研究》卷一说，“不以亲子的爱情为本的孝行观念，又与祖先为子孙而生存的生物学的普遍事实，人为将来而努力的人间社会的实际状态，俱相违反，却认作子孙为祖先而生存，如此道德中，显然含有不自然的分子”。祖先为子孙而生存，所以父母理应爱重子女，子女也就应该爱敬父母。这是自然的事实，也便是天性。文学上说这亲子的爱的，希腊诃美罗斯（Homeros）史诗《伊理亚斯》（Ilias）与欧里毕兑斯（Euripides）悲剧《德罗夜兑斯》（Troiades）中，说赫克多尔（Hektor）夫妇与儿子的死别的两节，在古文学中，最为美妙。近来诺威伊孛然的《群鬼》（Gengangere），德国士兑曼（Sudemann）的戏剧《故乡》（Heimat），俄国都介涅夫（Turgenjev）的小说《父子》（Ottsy idjeti）等，都很可以供我们的研究。至于郭巨埋儿、丁兰刻木那一类残忍迷信的行为，当然不应再行赞扬提倡。割股一事，尚是魔术与食人风俗的遗留，自然算不得道德，不必再叫他混入文学里，更不消说了。
照上文所说，我们应该提倡与排斥的文学，大致可以明白了。但关于古今中外这一件事上，还须追加一句说明，才可免了误会。我们对于主义相反的文学，并非如胡致堂或乾隆做史论，单依自己的成见，将古今人物排头骂例。我们立论，应抱定“时代”这一个观念，又将批评与主张，分作两事。批评古人的着作，便认定他们的时代，给他一个正直的评价，相应的位置。至于宣传我们的主张，也认定我们的时代，不能与相反的意见通融让步，唯有排斥的一条方法。譬如原始时代，本来只有原始思想，行魔术食人的人，那便只得将他捉住，送进精神病院去了。其次，对于中外这个问题，我们也只须抱定时代这一个观念，不必再划出什么别的界限。地理上历史上，原有种种不同，但世界交通便了，空气流通也快了，人类可望逐渐接近，同一时代的人，便可相并存在。单位是个我，总数是个人。不必自以为与众不同，道德第一，划出许多畛域。因为人总与人类相关，彼此一样，所以张三李四受苦，与彼得约翰受苦，要说与我无关，便一样无关，说与我相关，也一样相关。仔细说，便只为我与张三李四或彼得约翰虽姓名不同，籍贯不同，但同是人类之一，同具感觉性情。他以为苦的，在我也必以为苦。这苦会降在他身上，也未必不能降在我的身上。因为人类的运命是同一的，所以我要顾虑我的运命，便同时须顾虑人类共同的运命。所以我们只能说时代，不能分中外。我们偶有创作，自然偏于见闻较确的中国一方面，其余大多数都还须绍介译述外国的着作，扩大读者的精神，眼里看见了世界的人类，养成人的道德，实现人的生活。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七日
注释
[1]茀罗培尔——今译福禄贝尔，德国教育家，现代学前教育的鼻祖。他不仅创办了第一所称为“幼儿园”的学前教育机构，他的教育思想迄今仍在主导着学前教育理论的基本方向。
[2]戈特文夫人——本名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18世纪的英国作家、哲学家和女权主义者。《女权辩护》是她最知名的作品。
[3]诺威——今译挪威。
[4]伊孛然——今译易卜生。
[5]Anna Karenina——即《安娜·卡列尼娜》。
[6]哈兑——今译哈代，英国小说家。
[7]《台斯》——今译《苔丝》。
[8]陀思妥也夫斯奇——今译陀思妥耶夫斯基。
阅读延伸：《周作人自编集：艺术与生活》
第三十五课《读者可以自负之处》作者：夏丏尊
题解
本文选自《平屋杂文》。本篇文句精警，字无虚言，严谨地表达出文艺创作需靠天才，非一般人所能做到的，又特地列举出文学系不能制造作家，作家未必出于文学系的事实，来证明作家的不易得到。文中并强调善于文艺欣赏的人，他的地位与作家是相近的，与其做一个低劣的创作者，不如做一个好的鉴赏者！
*
文艺不但在创作上是人的表现，就是在鉴赏上也是人的反映。浅薄的人不能写出好的文艺，同时浅薄的人也不能了解好的文艺。创作与鉴赏，在某种意义上，是一致的事情。日本厨川白村在他的《苦闷的象征》里，曾把鉴赏称为“共鸣的创作”。真的，鉴赏也是一种创作，不过创作是作家自己表现，鉴赏却是由作家所表现的逆溯作家，顺序上有不同而已。
真有鉴赏力的读者，应该以读者的资格自负，不必惭愧自己并非作家。在艺术的各部门中，最容易使人发生创作的野心的，要算文艺了。听到名曲的时候，看到好绘画、好雕刻、好戏剧的时候，普通人都只以听者、观者自居，除了鉴赏、享乐以外，不会发生自己来作曲、弹奏，自己来执笔、运凿，自己来现身舞台的野心。独于文艺则不然，普通人只要读过几册文艺书，往往就想自己试作，不肯安居于读者的地位。因为文艺所用的材料是我们日常习用的语言，表面上看来，不像别种艺术那样对于材料须有练习功夫与专门知识。只是要知道，鉴赏是共鸣的创作，这是就心情上说的。实际的文艺创作到底要靠天才，不是普通人所能胜任。文艺所用的材料虽是日常语言，似乎不如别种艺术那样需要特别素养；但是语言文字的驱遣，究竟要有过人的敏感和熟练才行，这也不比别种艺术来得容易。再说，文艺是作者的自己表现，作者如果没有什么特出的人格（这并非仅指道德而言），即使对于语言文字有了特出的技巧，也还是没有用的。
文艺鉴赏本身自有价值，不必定以创作为目的。这情形恰和受教育不必定以作教师为目的一样。不消说，要作教师，先得受教育；要创作文艺，先得鉴赏文艺，可是创作究竟不能单从鉴赏而成功。不信，你看事实。每年从各国大学文学系毕业的，合计起来总该有几万人吧，他们当然是研究了文艺上的法则，熟谙了语言文字的技巧了，当然是读破名着，富有鉴赏力的了；然而他们大多数没有成为作家，全世界成功的作家还是寥寥可数。并且，成功的作家之中，有些人竟没有入过大学。英国的名小说家迭更斯是擦鞋出身。有些人虽曾入过大学，却不是文科出身。日本的有岛武郎是学农业的。
鉴赏文艺未必就能成为创作家，这个话似乎会使诸君灰心。
其实只要能鉴赏，不能创作也没有什么惭愧；因为我们由于作品的鉴赏，已经与作家作精神上的共鸣了，已经把自己提高到作家相近的地位了。真有听音乐的耳朵的，听了某名曲所兴起的情绪，照理该相作曲者制曲时的情绪一样。所以就某名曲说，在技巧上，听者固然不及作者，可是在享受上，听者和作者是相等的，只要他善于听。
作家原值得崇拜。自己果真有创作的天才，不消说，自然应该把他发挥出来。但是接近文艺的人个个要想成为作家，那究竟是不可能的事。与其做一个无聊的创作者，宁可做一个好的读者、欣赏者，我们不必为不能创作自惭，还该以好的读者、欣赏者自负。
阅读延伸：《文艺论ABC》
第三十六课《科学的起源》作者：王星拱
题解
王星拱既是一位自然科学家又是一位哲学家，认为科学的构造应以宇宙现象中的因果律为基础，但又认为因果关系只能凭直觉获得。他肯定一切事物可知，人的认识是从未知到已知的演进过程，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等问题。本文从人的心理感受引发科学的角度，阐释了科学的起源问题，将晦涩的科学论证融入到生活的实例中去，让人获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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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起源，不是偶然发见的，因为人类是有理性的动物，有种种心理的根据，可以发生科学。现在我们把这些心理数出如下：
（一）惊奇 人类都有惊奇的心理，我们看见一物，必讶问这是什么东西；遇见一桩事，必问这是什么道理。这种种惊奇的心理，就是科学的起源。最初的人类，看见天然界中日月山川草木鸟兽各种不同的现象，首先要辨识这些现象的不同，然后要解释这些现象的道理。把这个心理往前发展，就是科学的进步。但是有一班哲学家说：惊奇的心理，只能创造宗教，不能创造科学，因为人类到惊奇不能解释的时候，就把神来解释，那心上就圆满了。我觉得人类有惊奇的心理的时候，总想得个理性的解释，如果想了多少法子，还不能解释，方才归依宗教。所以惊奇的心理，对于科学的起源，总有一部分的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