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自由结婚》第三回，自由社版，癸卯年（1903）刊。
[12]《庚子记事》，87页。
[13]《义和团史料》（上），129页。
[14]同[2]书，609页。
[15]《知堂回想录》，155页，三育图书有限公司（台北）1980年版。
[16]见《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下册，1567～1568页。
新市民的崛起与农村社会成分的变化
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在悄然而又极其缓慢地发生着变化。随着近代化的进程，一种中国前所未有的新式市民阶层出现了。这个阶层包括新式商人（工商资本家）、工厂工人、职员、学堂（世俗的与教会的）学生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新市民与旧市民（旧式商人、城市游民）杂陈共处，界线不清，在“轻商”与“末业”的双轭下，社会地位卑下。其上层，不是借捐班攫虚衔以自荣，便是背靠洋人而取资，中下层则始终处于“妾身未明”的转变过程中。所以，尽管随着近代都市的兴起，新市民也一直在发展，但这个阶层真正崭露头角，登上政治舞台，还是在庚子以后。清廷的“新政”，不管今人有几多诟病，在当时却像天方夜谭似的魔瓶被打开了封条，虽然放出的“魔鬼”并不高大伟岸，但它却从此获得了站立于中国大地之上的合法身份和一定的发展机遇。
新市民的中坚是新式商人和学堂学生（辛亥前十年产业工人人数并不少，据统计，当时五百人以上的工厂的工人总数已为二十四万人，但知识与觉悟程度尚未达自觉阶段）。[1]兴办新式学堂最早的是教会。随后洋务派兴办的洋务学堂兴起，像国文馆、广方言馆、福州船政学堂等。1895年以后，中国民间兴办的新式学堂开始出现，到戊戌臻于高潮，随后委顿。庚子以后，教会的与世俗的新学堂均有长足的发展，特别是1905年废除科举后，知识分子传统的“出息”之路被彻底堵死，新式教育体制开始发挥作用，新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冒头。据统计，1910年，全国学堂总数达到四万二千六百九十六所，学生数为十三万零七百三十九人。[2]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大体近似规模的教会学校。由于发展过快，虽然新学堂之“新”应该是以教授西学（西语、声光化电）为标识的，但此阶段的新学堂仍以人文学科色调为主。胡适说他1904年去上海进梅溪学堂，因国文好，一天之内就升了四班。[3]
学堂学生大抵热心国事，关心政治，或多或少地都受到各种西方社会学说的影响。如《天演论》、《时务报》、《清议报》所介绍的西学点滴，在学堂广为流行。鲁迅先生说他当时的学生生活，“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4]在科举废除前两年，学堂学生也要参加科举考试，但心态已与从前迥异。1902年浙江乡试，即有考生即堂“演说自由民权各种新理，环而听者如蜂屯蚁聚，几将堂前栅栏挤倒”。[5]在课堂上，师生问答居然这等口吻：“教曰：……欧人之割我土地，侵我权利，为不少矣。然则如之何而可？生答：尽心教育，养成国民之武勇，然后可以生存。教曰：尔等对国家为如何？生答：我亦国家之一分子也，岂敢委靡？教曰：噫，优胜劣败，天然之公理，我能自强，白人复何惧哉？诸生其勉。”[6]
与学生相近似的是南方各省的新军士兵，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南方新军士兵应该算作学生的一个亚群。由于新军系用西法编练，人数少，待遇较优，而且对文化水平要求较高，因而乡村知识分子无力出洋或在新学堂就学者，纷纷投入新军，以为出路（也有学生为了鼓动革命而投军）。据时人回忆，1905年湖北黄陂第一次应募招兵九十六人，其中有十二名禀生、二十四名秀才。[7]南京新军也同样，据何遂回忆，他所在的连队一百二十名士兵中，有举人一名，秀才六名，学生二十七名。[8]新军士兵基本上都识字，他们的出身、志趣与学生大体接近。
学生与新军士兵构成了新市民中最不安分、最激进的成分，辛亥前十年的革命风潮主要借他们为媒体而鼓荡。我们从慈禧临死前一次肝火大动中，可略见当时学生的状况与在社会中的影响：“乃比年以来，士习颇见浇漓，每每不能专心力学，勉造通儒。动思逾越范围，干预外事。或侮辱官师，或抗违教令，悖弃圣教，擅改课程，变易衣冠，武断乡里，甚至本省大吏，亦不以为意。拒而不纳国家要政，任意要求，动辄捏写学堂全体空名，电达枢部，不考事理，肆口诋。以致无知愚民随声附和，奸徒游匪藉端煽惑，大为世道人心之害。”[9]
新式商人（工商资本家）在辛亥前十年也形成了相当的规模。据较为保守的统计，在1906年，全国三十个商务总会和一百四十七个商务分会中，会董为六千多人，会员则达五万八千六百余人。至1912年，总、分会增至九百二十八所，会董达二万三千八百人，会员则增至二十万万以上，再加上大量的会友，人数就更为可观。[10]新式商人之新，不仅是因为他们与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密切关系，而且他们的组织也具有近代的民主开放色彩。新式商人社团打破了旧式行会的界线，没有过去行会封建等级性的行规与行业崇拜。内部组织也建立了多数同意、定期改选、民主公议、弹劾等民主原则。如上海商务总会章程规定：“议事时以可否孰多之数为准，可者签名议簿，否者不必签名。倘事不便明言者，可用机密投筒法（不记名投票，笔者注）倘可否之数同，则由首座秉公决定。”[11]新式商人实力较强，行为较规范，条理性强，但政治倾向较为保守，与立宪派有较多的渊源，1906年以后出现的立宪团体的成员，绝大多数为个中人物。
新市民的崛起，使中国的近代化变革第一次有了自下而上的动力，新市民阶层一登上政治舞台便开始了以文明、进步为基调的爱国斗争。以进化论、自由、民权为内容的新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以生机勃勃之势，磅礴于二十世纪初，使这一时期新市民主导的经济、政治运动呈现出崭新的面目。抵制洋货、回收利权、保路等运动，既有鲜明的反帝爱国倾向，也带有所谓“文明”特色（即顺应近代化，非暴力倾向），曲折地表达了新市民阶层在此阶段对西方行为方式的追求。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欧化阶层的出现绝不仅仅意味着买办、洋奴与卖国，而往往标志着新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到来。
与近代都市矗立，新市民崛起相关联的是农村社会成分的变化。
中国近代的都市化，大体上是通过原来城市的近代化实现的，最典型的是上海，由于近代化而新兴的城市并不多，但由于它原本就处于经济发达的江浙中心，所以发展奇快。近代都市成为财富的聚集地，工商业的重心，新式教育的中心，当然也是政治的中心。城市对乡村有着绝对的优势。而在传统的城市里，这种优势是不存在的。城市固然是行政中心，但官员致仕，还是要归老泉林；纵使位极人臣，也搬不开乡下的庄田，城里的坐商行商，家眷多在乡下；经营致富后又把资金投入田业。至于教育，乡村反要比城里更有优势，乡学之兴与科举之兴息息相关。农村不仅是道德的重心所在，在文化上也足以与城市抗衡。
进入近代以来，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以来，由于乡村的破败，商人开始不再把资金投向农村，而是转向近代金融、工商业。与此相关，乡绅阶层出现了两种趋向的变化：乡村地主城居现象日趋普遍；乡绅质量下降，其构成发生重大变化。
太平天国期间，一方面大量乡绅回避战乱拥入城市，另一方面，由于战争的缘故，大量的由捐班和军功起家的人涌入仕途。据统计，在太平军起义前，有功名和官衔的总人数的32%是纳捐者，而太平军起义后，这个比例上升为66%。[12]由于湘淮军的兴起，一些山乡农民、盐贩、痞棍由军功跻身仕途，所在皆有。据统计，淮军高级将领二十六人中，属于传统缙绅阶级者统共只有六人。[13]大量捐班与军功起家的“新士绅”，使乡绅阶层发生了质的变化。湖南士子杨恩寿在日记中记载过一件旅途逸事：
舟子湘乡人也，昨夜高仆与之谈乡曲事。渠盛夸湘乡之以军功得显秩者以千计，并言：某公由负贩起，今则买田万顷矣；某公由厮养起，今则买田万顷矣；科甲某公连岁买田不下十万，近犹出重价以购。高仆曰：“之数人者，皆拔自曾中堂乎？”则应曰：“诺。”高仆曰：“然则中堂之田，不更不可以坵亩计乎？”舟子骤然改容曰：“子失言！子不知中堂固清官乎？依然祖遗之业四百石也。”[14]
由湘军起家的这一批“新士绅”，也只有曾中堂（国藩）一人保持了旧乡绅的道德脸面。待到清廷“新政”降临，传统仕进之路渐渐被堵死，要想出息必须有“新学问”，新学堂又大多设在城市，由是乡间知识分子纷纷入城。原来的乡绅，有才有力者也多迁往城市，不仅为谋官，也为谋职（新职业如职员、记者编辑等）。这种趋向是不可逆的，原来士人回流的路基本中断，留在乡村的人素质就更是每况愈下。“士绅们已经失去了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的理由，变成地道的地主——高利贷者。科举考试的废除结束了他们由儒家思想体系所支持的合法地位。农民们过去确实接受了的许多观念，现在则多少值得怀疑了。正如马克斯·韦伯指出的那样，中国大众的宗教主要是道教和巫术的结合，这种结合更符合大众自身的需要。但儒家思想仍在宗族中发挥作用。不管怎样，在农民面前，旧的统治阶级的尊严大部分消失了，而这曾给他们以安全感。所有的隐匿的豪杰、不法商人、匪盗之徒以及诸如此类人物都从地下冒了出来，填补目前统治者的倒台所产生的真空。”[15]说得更严格一点，“前统治者”（乡绅）不是“倒台”（即使清朝完结，他们也不会倒台），而是一种替换，一种道德、素质、能力每况愈下的替换，从而日趋恶化了农村的社会环境，农村的破产在优秀人才流失和乡绅素质趋劣的趋势中加剧，实际上形成了无可逆转的恶性循环。
这样一种城乡格局和农村社会成分的变化，造成农民对城市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首先，城市成了农民向往的地方，因为那儿有不尽的财富和诱人的享受和娱乐。同时还是个使人有出息的地方，农村的优秀人才都到了那里，那里有学问，更有权势。就某种意义而言，农村的正式领袖已经部分地流入了城市，化为新市民。
但是，城市也是农民嫌恶的地方。近代都市无不带有殖民色彩，所有的只是并非由于正常的工商业发展而致的畸形繁荣。城市是个剥削、坑害农民的地方，是藏污纳垢之处。近代中国城市的浮游人口特别多，新兴的工商业无力消化蜂拥而入的破产农民（中国农村破产的主要因素不是自身资本主义发展，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原有的游民，但是他们又只能依傍城市生活，这就造成了越是新兴的城市，不正常的从业者就越多，娼妓、乞丐、地痞、流氓比例相当高。据1915年上海《中华新报》调查，仅公共租界的明娼暗娼就达九千七百九十一人（当时上海总人口不过六十万）[16]，中国原有秘密社会的城市化趋向，到二十世纪初已经相当明显了。乡村的优秀人才流往城市，而城市的道德又在退化，新市民与游民杂居混处。对农民来说，城市又是个使人变坏的地方。
城市与农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农民需要也能够接受新市民的指导，实际上新市民部分地承担了原先农村正式领袖的角色。然而，城乡的距离又在拉大，新兴的工商业也是农民的剥削者，而农村的破产又使农民购买力极度萎缩，从而限制了工商业的发展。这种本身的对立因素妨害了新市民与农民的结合。新市民的游民因素，使他们无法具有农民指导者道德清正的完整形象（主要指商人及早期工人）。
但是不管怎么说，在这一时期，新市民的确很自觉地承担起指导农民的使命。知识分子在向农民启蒙之时，商人则在兴办农会，引进新技术，改良品种，垦荒，兴农学，办水利，赈灾和开展农业调查方面做了一些努力，虽属杯水车薪，无助于改变农村状况，但毕竟赢得了一些农民的好感。在这期间，由新市民倡导的爱国运动中，农民是跟着走的。
注释：
[1]见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1183页。
[3]见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8634页。
[3]见《胡适自传》，42～43页，黄山书社1986年版。
[4]《鲁迅全集》（二），40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5]《政务处奏酌拟举贡生员出路章程折》，《东方杂志》，第3卷，第4号。
[6]《教案记录》，《教育杂志》（直隶），第18期。
[7]见《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68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8]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461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
[9]学部为钦奉懿旨严禁学生干预国政事致内务?咨文（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六日），《历史档案》，1988年第2期，58页。
[10]见朱英：《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58～6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11]《商务官报》，光绪三十三年第16期。
[12]见张仲礼：《中国的绅士》，转引自《剑桥晚清中国史》，上卷，601～602页。
[13]见王尔敏：《淮军志》，184～185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14]杨思寿：《坦园日记》，24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15][美]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175～176页，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16]见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149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南北通，铁路长，大清亡，中国强”
二十世纪最初十年是中国上下最为活跃的一段时期，各个阶层都拼命地在政治舞台上展示自己的才能，唯有农民陷于沉寂。虽然打教与信教的两极都没有停止动作，但在政治舞台上，已经没有了农民的声音。这是一个新民族主义高扬的时代，先进分子开始以各种形式（俗语、白话报、政治小说）向民众灌输新的国家及民族意识。这期间由新市民掀起的几场与经济有关的爱国运动，均采用了与义和团运动相反的形式，强调文明形式与文明内涵，但无不充盈着新民族主义的色彩。乡村民族主义虽然消沉但并未消失。显然，只有两种民族主义的结合，中国的反帝事业才有希望。
在由新市民阶层倡导发起的运动中，农民显然有一种“跟着走”的趋向。在运动波及到的农村，一部分农民响应运动，而其他人也没有反感的表示。随着一场场运动的发展，农民的参与性越来越强，并逐渐越轨逾矩，呈现暴力倾向。但总的来说，农民还算是这些运动较好的追随者，新市民的导向始终规范着农民，即便是激烈之举，也不再“盲目排外”。
1905年的抵货运动是这期间一系列爱国运动的开端。这个运动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政治与经济的双重意义：既是一场为中国人争人格的运动，也有借运动以提倡国货，发展民族工商业的目的。从运动的属性（抵货）而言，非有一般民众的自觉则不能实现。所以，没有下层民众（包括农民）的配合响应，运动是不可想象的。抵货运动的起因是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美国的排华风潮。华工在美国西部开发中立下过汗马功劳，然而，一旦经济萧条到来，美国种族主义者却率先把矛盾转嫁到华工头上，煽起一阵排华浪潮，大肆迫害、虐待甚至杀害在美华人，使他们的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美国国会与政府也推波助澜，制定出种种歧视、限制华人的法案规定。这种看起来显然属于忘恩负义式的排华行径，极大地激怒了所有闻知这一消息的中国人。
抵货运动于1905年5月拉开序幕，以抵制美货，不为美国人做事相号召。同年夏天，运动达到高潮。商人拒销美货，百姓相戒不购美货，工人不用美国原料做活，不为美国人加工，码头不卸美货，连洗衣妇也相约不为美国兵轮洗衣服。江苏嘉定县的农民甚至将美货统统烧毁。在运动中，广东旅菲华侨冯夏威为唤醒同胞，抗议美国政府的无理行径，在美国驻沪领事馆前服毒自杀，给运动涂上了一层凄壮的色彩。运动由此掀起高潮，冯的灵柩运回广东，广州市为此召开追悼大会，参加者数万人。一时集会频频，演说慨慨，传单纷纷，抗议美国排华暴行的民间说唱《华工诉恨》、《金山客自叹》、《金山婆自叹》等在民间广为流传。庚子以来消沉的民气再度上扬，冰冻的爱国之心初步苏解。虽然这场运动最终在帝国主义的联合干预和清政府的压制下无疾而终，以致后来被外国人嘲为“五分钟热度”，但这场运动却显示了以往中国爱国民众运动所未曾有过的内涵：一种理性、文明的精神。抵货是为了废止不合理的华工条约，抗议野蛮的排华行径，也是为了提倡国货，发展自己的近代工业。在这场运动中，新式商人有所失也有所得，而下层民众却只有失而无所得。此场运动所显示的牺牲精神和文明姿态，不仅从经济上打击了帝国主义，使他们“日益难以忍受”，[2]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对他们造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威胁。《字林西报》惊呼：抵货风潮已经成为“一场不负责任的运动。它不仅打算损害美国的，而且要损害所有在华的外国人，他们的贸易和繁荣”[3]。沙俄驻华使馆在给本国的报告中不失明智地指出：“这是中国爱国和团结的情绪日益高涨的表现，这种表现给欧洲人造成的威胁远胜于义和团运动。”[4]真正令西方害怕的东西终于开始显露了。
不像抵货运动那样轰轰烈烈，忽起忽灭，同时却具有全国性的表征。回收权利（路矿权）的运动基本上是以各省为单位的，具有更扎实，更坚韧的品格，持续时间更长，而且赢得过部分胜利。这场持续的运动最终演化成具有革命意义的保路风潮。
在世纪之交，中国的路矿权基本上被清政府断卖，对于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这意味着无形的绞索。但是由于路矿权丧失的危害在当时主要还是理论上的，尚未有实证的检验，所以，新市民发起的这场运动主要是从收回国家权益而着眼的，而运动本身则含有增强地方势力，发展地方自治，以促进民族工商业的内容。比起抵货运动来，回收权利运动是新市民有预谋、有计划进行的一场展示力量的运动，几乎在他们刚刚争得政治地位的同时就开始了。
从1905年起，在全国各主要省区相继开展了回收路矿权的斗争。同抵货运动一样，运动的倡导和推动者还是新式商人和学生。经过艰苦的努力，相继收回（赎回）了山西、安徽铜官山、四川江北厅、山东铁路沿线、云南七府等处的矿权，及粤汉铁路、津镇铁路、沪杭甬铁路和川汉铁路的路权（商办权）。在运动中，农民明显是一支生力军。当时许多矿区大部分采煤挖矿的就是附近的贫苦农?。他们农忙务农，农闲下窑挖煤，矿权的丧失，直接损害了他们的利益，所以在下乡学生的宣传鼓动下，他们参加各种集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大壮了运动的声势。在回收粤汉铁路路权的斗争中，为了抵制外国资本以借款控制路权的图谋，湖北各界成立“拒款协会”，开成立会时“农夫演说，洋洋数千言，兵士断指淋漓，以及绅士解囊，以助协会之用费，则其他绅商学界之热心已可想见”。[5]湖南则成立了“湖南省商办铁路有限公司”，推动集股，抵制外债。一时“农夫、焦煤夫、泥水匠作、红白喜事杠行、洋货担、铣刀磨剪、果栗推担、舆马帮佣，亦莫不争先入股以为荣”。[6]四川铁路公司成立时，也有这样的情形出现。后来保路时的一首《来日大难歌》写道：“自光绪二十八年把路办，银子凑了万万千，也有官的商的款，也有土药烟灯捐。最可怜的是庄稼汉，一两粮就要出这项钱。要办铁路为的是哪一件？怕的是外国人来占路权。”[7]
1911年的“皇族内阁”成立与“铁路国有”，不啻打在清王朝身上的致命之击，从而使它彻底丧失了新市民阶层的上层对其最后的一点期望。尤其是后者，不仅意味着清政府对新市民承诺的公然反悔，而且居然借“国有”（实际上仍为出卖路权）把争路运动的主旨“文明排外”横加亵渎。对“铁路国有”政策的反应，以川人为甚。这是由于四川铁路公司已把川人利益结成一体，“国有”政策使川人损失最大，而苦于“蜀道难”的川人对自办铁路期望之殷又非他省可比。对于川人强烈的反响，郭沫若的回忆颇为传神，说是在闻知“铁路国有”政策后，川汉铁路股东代表开会，四川立宪派首领罗纶登台演讲，时人这样记录：
“我们四川人的生命财产——拿给盛宣怀给我们卖了！卖给外国人去了！”就这样差不多一字一吐的，简单地说了这几句，他接着便号啕大哭起来，满场便都号啕大哭起来了——这真是在号啕，满场的老年人中年人少年人都放出了声音在汪汪汪大哭。“是可忍孰不可忍！汪汪汪……”“我们要反对，我们誓死反对呀！汪汪汪……”“反对卖国奴盛宣怀！反对卖国机关邮传部！”连哭带叫的声音把满场都轰动起来了。罗纶在台上哭，一切股东在台下哭，连公司里边跑动的杂役都在哭，不消说我们在旁边参观的人也是在哭的。[8]
保路运动几乎不旋踵就演变成了一场真正的民众风潮。四川城乡到处可见从光绪皇帝1898年变法上谕中摘下的两句话：“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写着这两句话的黄纸条被家家户户贴在门口，焚香礼拜。集市上供着光绪的牌位，“市场两头的口子上，还有‘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的牌子。一切全和皇帝死了办‘皇会’一样”。[9]在运动发展过程中，以农民为主体的下层民众的热情之高，主动性之强，足令上流社会叹为观止。“最是动人者，则下等社会贫苦人，发言之精当，忠悃之纯挚，有为士大夫所不到。”[10]更为士大夫“所不到”的是这些“贫苦人”的暴力反抗。风起云涌的保路同志军“人不过佣工牧竖，器不过抬炮鸟枪”，[11]却打得清军焦头烂额，不得不从湖北调兵增援，从而为武昌起义创造了一个极便利的条件。
从因光绪变法而骂他为“奉教的二毛子”，到将变法上谕奉为神明，从拆路到争路保路，农民的认识在扭曲中实现了一个飞跃。虽然主要是由于清政府的倒行逆施的刺激，保路运动很快越轨逾矩，荡出了领导人定下的“文明”框框，变成货真价实的武装暴动。但运动争“文明”的实质却保存下来，既是爱国的，又顺应了世界文明发展的方向。
注释：
[1]此系庚子年末京津流传的一首民谣中的词句。
[2]《字林西报》（1905年8月9日）。
[3]《字林西报》（1905年8月12日）。
[4]转引自李时岳：《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化与辛亥革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1年第5期。
[5]《辛亥革命》（四），548页。
[6]《湘路新志》，第1卷第4期。
[7]《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13号。
[8]郭沫若：《反正前后》，《辛亥革命》（四），450～451页。
[9]《吴玉章回忆录》，70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
[10]《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8号。
[11]《江津县志·前事志》（民国）。
小传统意识的结构性缺损——皇权的殒落
已尽的气数与飘落的皇冠
庚子义和团风潮过后，清王朝又苟延残喘了十年，不过，在民众眼里，这个王朝已属垂死。孙中山回顾这段时光时感到：庚子以前，“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而庚子以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前后相较，差若天渊”。[1]签订了《辛丑条约》而又镇压了义和团的小朝廷，失掉了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最后一点脸面。“西狩”回銮之后的“太后”、“皇上”，开始被舆论“大逆不道”地嘲骂烘托起来。而奉旨（洋人）变法的“新政”，又使它喝下了最后一道催命符。悲观、颓丧的气氛弥漫于朝野，百官相率沉溺于醇酒妇人，居然有人倡行“及时行乐会”，哀叹“陆沉有日，绝怜失国之人；养晦遵时，合筑忘忧之馆”。[2]清王朝再一次走到了末路，它所做的一切，在民众心理中均形成一种恶性预设：事情尚未出台，已经被判定为不好，对政权的信任度已经降至极点。如果说清王朝的第一次危机（太平天国起义）是托了洋人之福而侥幸渡过，而这一次的灭顶之灾也是沾了洋人的光。
平心而论，清朝最后十年所推行的“新政”，实际上是戊戌维新内容的重现。从中国近代化的角度来看，应当有其积极的意义。然而，其奉旨变法的殖民化色彩，策划者的颟顸，操作者的率性而为，竟使“新政”化为王朝的回光返照。“大清的忠臣”，后来的遗老之一，以修清史闻名的柯劭忞，曾不无沉痛地说：
庚子以后，骤增各国培（赔）款，财力已属不支。加以兴学、练兵及开办工艺、巡警等局，地方行一新政，即须筹一巨款，商捐民捐，丛见迭出，几同竭泽而渔。然镏铢取之泥沙，用之薪水之滥，建筑之侈，购买之贵与夫官吏之侵渔，开支之浮冒，固已耗之大半，其施之于实用者，不过十之三四。宜乎糜款虽巨，而略无成效之可言也。查日本国小民贫，其创办一切，虽规划宏远而表面概从朴陋，不为无益之奢靡。……臣窃谓中国之新政，大概仿效日本而独不能学日本之处处撙节，事事核实，非痛惩此习，窃恐民穷财尽，异日情形，殆不堪设想也。[3]
柯劭忞的担忧不幸而言中，“不堪设想”之局还果真降临了。
从近代化进程的角度来看，变革能自上而下地进行当然是件好事。然而，清政府自身的恶性操作与民众的恶性预设，却使这场变革变为满清暴政的变种。农民作为赔款负担与变法负担的主要承担者，忍耐已臻极限，有关清朝气数已尽的民谣，风行于大江南北：“爷爷落、鬼出窝，赶上小儿跑不脱。”（《成安县志》为此加注说：此歌谣意为“朝廷微弱，列强肆横，清代不久将丧失主权，清祀一二传亦将斩也”。）[4]“辽阳今何在，二四旗不古，天下谁是谁，一省各有主。”[5]“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今年猪吃羊，明年种地不纳粮！”[6]西安大街上的引车卖浆者流公然敢在大街上公开说：“大清家快完了！”因为：“明朝不过二百几十年，清朝也差不多二百多年了，还不亡么？”[7]清朝气数已尽，已经成为这时期流行的民众共识。
气数说是中国固有的带有神秘性的政治理念之一。在实际运作中，往往与天道循环、人事沧桑、为政得失相联系。在社会动荡、反叛频仍的时候，气数说是左右人们政治态度的依据之一。在某种意义上，气数的长短，是传统王朝在民众心理上的合法性依据。当一个王朝被人怀疑为“气数已尽”时，这个王朝得到的社会支持就会大打折扣。在现实生活中，气数又与道德的邪正、政治的得失、时局的靖乱有直接与间接的关联。每当政治腐败、时局不靖令人无法忍受的时候，人们习惯地会把现实的一切与气数联想在一起。气数尽意味着天已厌之，人将弃之。这种情形一般又多在传统王朝的末期，所以时间的循环与人事的沧桑吻合在一起，形成人们对“气数”的具体感知。对于农民来说，气数说直接来源于痛陈王朝兴衰的戏曲小说，间接的则是传统王朝周期律造成的实际印象的积累传述。民间流传的《推背图》、《烧饼歌》之类的预言兴亡的谶书，主题之一就是气数。这种东西越是在末世，在下层社会就越是流行。
仅仅有气数已尽的流言，任何王朝都垮不了。然而有了这样的社会共识，反叛势力就会活跃。在清朝气数已尽的认识前提下，革命党人革命排满的号召与宣传就显得格外有力与动人，清末稗政与卖国行为，用传统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说法来解释，说服力就格外地强。原来以反清复明、恢复汉家天下为标榜的会党，在革命党人的渗透参与下，异常活跃。相传是刚毅说的“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名言，流传甚广，大大催化了民众的种族主义情绪。
在这种社会心理背景下，对现实的无望和“鼎革”的希冀遂渐压倒一切。整个社会，不论上层还是下层都弥漫着一种“非变不休”的情绪，保皇派、立宪派的市场迅速地、几乎有点令人不解地缩小。革命党人在声势上的胜利，有人说是章（太炎）、胡（汉民）、朱（执信）的生花妙笔，也有人说是张继等人的棒喝威力，其实关键还是世情的转变。四川内江当时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县城，时人回忆当时的社会情态时说：“皇权、官权、绅权、在一般市民心目中，威信日益下降，而对全面改革，则都是同情的，对革命党，却有不少并无根据近似神话的传说在暗中流播；有的自谓与党人有联系，知道他们会晤时与接纳的暗号。而且坊间的匠师店员间，到处在传说川中自徐天德、冷天禄、蓝大顺、李永和、余栋臣等先后起义及石达开被害等故事，即是儿童们听了，也觉得‘造反’并不是值得惊怪的事情了。”[8]1911年5月，敏感的洋人海关人员、长沙税务司司伟克在给总税务司安格联的信中提到：“毫无疑问，大多数老百姓是希望换个政府的。不能说他们是革命党，但是他们对于推翻清朝的尝试是衷心赞成的。”[9]那时内地的小县城，所谓市民与农民的界线其实是含混的，彼此心态都差不多。洋人税务司说“大多数老百姓”，也并不单指市民。在黄花冈起义前，革命党人在顺德乡下，“先沿途向人丛中演说，皆言革命之理。土人多信之，不特不为告发，且以彼为舍身为国也，颂之弗衰”。[10]起义勇士之一的姚国梁之被捕，系一农人告发，“事后该农人且为乡人所唾骂焉”。[11]
中国的农民，就是怀着这样一种对清朝半厌恶半宿命的态度来迎接辛亥革命的。革命党人精心准备与策划的广州起义失败了，而仓猝发动的武昌起义却意外地大获成功，其中的偶然性很大，前后民心世态相差也不大，关键是谁能站得住脚。从现有的资料看，对于革命，市民（尤其是新市民）的态度还是相当积极的：武汉工人拆毁铁路阻敌。商民踊跃劳军。革命军战胜，妇女欢呼：“我们打赢了！”小儿亦曰：“我们的兵大胜。”使革命党人听了感到“声音亲密甜泽，令人肝膈为动”。[12]而“上海人民，无论土著，为旅居，每怀一种特别心理。如闻民军胜利，则皆喜不自胜，或闻官军胜利，则垂首丧气，默不出声”。[13]又据时人书信反映：武昌起义甫起半月，上海“望平街一带人山人海，皆急于探求消息者。闻革命党胜，则无不欣然以为喜，有谓官军胜者，则必迁怒于此人。如望平街人丛中一知者，闻革命大胜之言微叹一气，后面之人遽饱以老拳。事虽可笑，观此亦可见人心已大去矣，尚何为乎”？[14]这样露骨的倾向表示，人心真的是“大去矣”。
虽然农民并不在乎清朝的垮台，但对革命的热情，相对来说要淡漠一些。武昌起义后，革命军大肆扩军，农民从四乡拥入，所招的新兵“大多是强壮的乡下人”，[15]但这些农民的动机主要在谋衣食还是革命则需要画个问号，因为时人记载革命中的另一件发生在武昌附近乡下的事情，似乎表明了乡下人对革命党与清廷之间某种有偏向的中立态度：“鄂省城外，南乡纸坊镇，为通衢要道。当八月下旬（旧历）突至旗兵三十余人，携带枪支，往各村庄索借银钱，不遂，枪毙王姓一人。阉镇大愤，鸣锣聚众千余，各持锹锄，四面用击，砖石瓦块，风骤雨注，约两小时之久，打毙满人二十余名，余皆窜逃。”[16]败逃的旗兵并没有如过街老鼠，居然还敢下乡勒索，只是在惹下众怒后才遭痛击。不过带枪的旗兵居然“索借”不出银钱，说明乡下人已经不买他们的账了。陕西的农民大概是最热心革命的了，据时人日记：陕西革命军与毅军战于潼关，“此役人民在欢迎，箪食壶浆送于散兵线上，宿营时李姓羹，张姓饼，其乐输之诚，令人惭愧”。[17]而湖南的情况就差多了，长沙光复时，“几多乡里人胆小，丢了行李慌张跑”与“新军义勇不可当，打开北门进城墙”两相对照，反映出革命与“乡里人”的隔膜。[18]在南京附近，苏浙联军“未到时，附郭村坊多闭户不敢出，义师一到，如获救星，虽至牧竖，皆愿效奔走云”。[19]但也有“贫妇幼童”为张勋作侦探。
总的来说，尽管态度冷热有差，农民大体上还是以欢迎的态度旁观了这场革命（农民的冷漠，很大程度上是由革命党人不理会他们的缘故，而革命党工作比较深入的地方如陕西、四川，农民的态度就要热情得多）。对于皇冠的飘落，农民居然没有丝毫的惋惜，即使满口阿弥陀佛的老太婆，也至多发出一声态度暧昧的轻叹：“皇帝江山从此送掉！”[20]这声农民的叹息，用在日后的岁月，几乎具有谶语般的功效。诚然，辛亥以后的农民照样会巴望一个好皇帝，但“皇帝的江山”却确确实实永远地被送掉了。虽然，我们说不用说农民，就是革命中坚的同盟会中人，真正了解西方民主思想的并不多，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他的党徒那里往往会变成“二民”或“一民”主义。民主共和思想在革命前和革命后都没有可能像现代有些论著乐观地估计的那样“深入人心”。就在南京临时革命政府成立伊始，英国驻南京领事伟晋在致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的信中提到：“值得说明的是，此地的下层人土中，通常谈到孙文博士是新皇帝，他们不了解总统这个专门名词，认为它只不过是更高头衔的一个委婉的说法。”[21]把“总统”或“主席”当成皇帝的想法，在中国农民脑袋里可能要延续很长时间。但是，这次的皇冠落地绝不同于从前中国历史上的“鼎革”，爱新觉罗王朝的“寿终正寝”非常不幸地与传统意识的深刻危机一并发生，而传统的纲常礼教及相应的政治理论体系，恰是皇权赖以存在的意识基础。经过双重的失落，传统价值的脸面已经荡然无存，小传统已经不再可能像从前那样傍依大传统。末代小皇帝的退位，不仅意味着搬掉了一座龙椅，小传统意识由此产生了结构性的缺损。皇权的理念虽然没有消失，但相应的传统价值却再也无法重建，任何一种妄图重现皇权的尝试都会陷在观念的尴尬里，他们只能依靠已经殒落的传统来支撑皇冠，而这传统又已经被反复证实是无用的。到了二十世纪，即使最愚鲁的农民，即使嘴上不承认，也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洋人的东西（包括道理）顶用。西洋人之所以跋扈而强大，恰是由于洋人的道理；中国要想翻身，也只有遵从西洋的道理。中国社会对民主政体的认可，是理智的，也是痛苦的。而农民虽并不自知辛亥革命在自己意识变革上的意义，但他们无疑对革命寄托了希望。不幸的是革命尚在进行，农民的希望就开始破灭了。
注释：
[1]《孙中山全集》，第六卷，235页。不过孙将这种变化半归之于郑士良惠州起义的“唤醒”，未免有革命党人的“自负”。
[2]徐珂：《清稗类钞》，册十三，6294页。
[3]《历史档案》，1988年第2期，56页。
[4]《成安县志》（民二十年刊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451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5]《中国民间文学史》，下册，27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6]同[5]书，276页。
[7]景梅九：《罪案》，《近代史资料专刊：辛亥革命资料类编》，1955年第4期，75页。
[8]《四川保路风云录》，13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9]《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87页，中华书局1964年版。
[10]黄小配：《五日风声》，《近代文学史料》，17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11]同[10]书，187页。
[12]《湘汉百事》，卷上，《满清稗史》（下），中国书店影印本。
[13]《三江笔记》，卷上，《满清稗史》（中）。
[14]《辛亥革命》（一），216页。
[15]《革命日记》，《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五辑，196页。
[16]同[12]书。
[17]《张伯英日记零稿》，《历史档案》，1983年第4期，45页。
[18]杨世骥：《辛亥革命前后湖南史事》，223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19]《三江笔记》，卷下，《满清稗史》（中）。
[20]《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18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21]胡滨泽：《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450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新观念的浸润与乡下人的期待
与对待中国近代早先的几次变革（如洋务运动、戊戌维新）不同，农民很明显地对辛亥革命抱有希冀。他们期望着一场大变革，在变革中改善自己的境况。尽管在革命真的光临时，他们有的害怕，有的中立，有的按捺不住兴奋而积极参与，但期望革命能带来变化之心却是相同的。留日湖北籍学生高仲全在北京闻听武昌起义的消息，“决定绕天津至上海，再溯江西上。他看到沿途小贩，只顾宣传革命，不暇照料买卖，有人问他们为何不注意自己做生意，他们一致答称：‘只要革命成功，不愁没有饭吃。’”[1]按常理，沿途叫卖的小贩就是农民，他们所谓的“宣传革命”，无非是一种革命的鼓噪，然而他们对革命期待之殷，心肠之热，令人感动，也令人忧虑。各地在革命期间箪食壶浆以迎民军，为民军送上“李姓羹”、“张姓饼”的农民们，恐怕其行为、动机都离不开他们对革命的期待——一种很实在，也很奢侈的期待：指望黄龙旗与五色旗的更替能给他们以吃上饱饭的机会。在以往的整个近代化过程中，辛亥革命是最激进、西方化色彩最浓的一场变革，而一向被视为最保守、最愚昧、最落后的农民，却采取了相当主动的姿态去迎合它。然而，这不是什么奇迹。
依现有的材料分析，农民对辛亥革命的期待大体上可以分成三种类型。
其一，要求减免租税。这是对清末苛政的一种自发而强力的反弹。辛亥革命期间，各地抗租抗粮抗税的农民起事此伏彼起，形成一场非常普遍的“民变潮”。抗政府租税的农民大都“理直气壮”：“皇帝没有了，租米也可以不交了。”[2]在农民看来，苛捐杂税乃至正税正赋，都应该随着清王朝的完结而告终。革命党至少应该有李闯王的气度：不纳粮。当革命后的新政权换汤不换药，依旧派原班人马下乡催租收税时，所引起的反感异乎寻常：上海南汇地方军分政府接收原提督属田，派“原满清革弁下乡照例收租”，结果被佃户“聚众攒殴”，连皮袍也被剥去。[3]各地的抗租抗粮抗税风潮，很快就演化成针对革命后政府的小规模农民起义。斗争很快波及、扩大，地主的财产、庄园被抢夺，焚掠之事到处发生；农民由不交“官租”到不交“私租”，即使在乡村地主势力强大的广东潮汕地区，农民也利用宗族间矛盾、土客籍矛盾，拒交不同族或不同籍的地主的田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