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神崇拜表征着农民对积敛财富的渴求与向往。财富的多寡，往往是农村家庭能否获得尊敬的标准之一，是农村社会评价个人能力的尺度之一。但对传统社会而言，只有从耕读两方面来的财，才算是正路，其余全为不正或有些可疑，不从正路来的财，是不会赢得尊敬的。对于农民来说，只有勤与俭才是敛财的正道，俗话讲“男人是搂钱的耙子，女子是盛钱的匣子”，就很具体地把这两种聚财行为形象化了。世上没有不想发财的农民，从心态上讲，本村的财主就是他们很具体的奋斗目标。发财念愈重的农民就愈勤奋，愈上进，反之则为农村人所不耻的二流子懒蛋，社会动乱一来，往往是后一部分人率先鼓噪起来，不计生死劫富取财——其实还是挣不脱赵公明的掌握。
“土”的具象是每村都有的土地爷爷和土地奶奶。他们属于乡村的枝末小神，与农民最为熟稔，而士大夫则常在笔记里拿他们开心。土地神象征着农民对乡土的执着，“有土才有财，悖入财不久”，土地是农民意念中财富的来源、生活的保障与生命的依托。“黄土生金”，实际上农民把土地看得比黄金还要重，往往上升到生命价值的高度，失去土地是农民最痛苦的事情，在更多的情况下，农民宁愿卖儿卖女，也不愿出卖土地。农民对土地的执著一方面是出于情感，他们生于斯，长于斯，老死于斯，乡土意味着祖祖辈辈生活的一切，对生活的信念只有在乡土的烘托下才油然而生。另一方面则是出于生活习惯，刨土种地是中国农民生活的惯性，他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要开荒种地，比如在清代时的关东，从事渔猎可能更易于生活，但汉族农民依然以农为主，甚至到了那些根本无法耕种的地方，也要先撒把种子试试看。土地神也象征着对收获的期待。江浙民俗，敬土地的日期为“社日”，有春社和秋社，在春社日，人们向土地神祈祷请求赐予丰收，在秋社日，农民因丰收而酬谢土地神，俗称“报功”。
对于农民来说，“家”实际上具有价值观的意义，而体现农民对家的依恋与看重的符号象征，就是“灶神”。灶神的起源有种种不同的说法，其中占主流地位的说法是有位神人名张单，因坐在火石上修炼，故玉皇大帝派他为人间灶君，主察人间善恶，于是张单“一个化五个，色分青黄赤白黑，位列东西南北中，五个又各化千千万万个，变作各户众姓灶君”（《灶君宝卷》）。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灶君乃由一张姓浪荡子所化，此浪子对家庭不负责任，吃喝嫖赌无所不为，最后被他妻子一巴掌打到灶墙上，化为灶君。这种说法对当家的男人颇有调侃之意，但实际上成为灶君是“一家之主”这种说法的来源。农民意念中的灶君，实际上是上述两种说法的混合，一方面，灶君是“一家之主”，“灶君与人最相近，在家时刻显威灵”（《灶君宝卷》），传说中的灶君还定了十二条禁约，全系为家庭，特别是为妇女而设（女主内），从伦理关系到灶前禁忌一应俱全，总之要实现“父慈子孝天神敬，夫倡妇随家道兴。妯娌相亲无需恼，兄弟和睦土变金。心存厚道多顺境，守口如瓶百事亨。自治心田无疾病，劝人行善有收成”（《灶君宝卷》）。另一方面，灶君又是玉帝派来一家之善恶行止的“监察”，这么一来，就又有点不像一家之主了，说好事固然可喜，但谁也免不了出错，“家丑不可外扬”，向上汇报就更不可以了，好在灶君默默地“考察”了一年，上天汇报却只有一天，任他浑身是嘴也说不了许多，再适当做点手脚——让他吃胶牙糖，也就完全无害了，灶君只好下来当他的“一家之主”。所以灶君基本上是农民的家神，天天遭烟熏火燎，日日与农家同吃同住，待遇不用说，在诸神中最为菲薄，好在是顿顿有供。事实上，中国农民对锅灶的看重是无与伦比的，南方一些地区农村，新屋落成，升灶仪式须由族中尊长主持，第一把火要由家长来点。农民下最大的决断就是“砸锅卖铁”，意同于“破釜沉舟”。农村中索债最忌拔人锅灶，而两家械斗，最解气的事情就是平了人家的炉灶。咒人“倒灶”是一种毒咒，不能轻易施用。“灶”上关民以为天的“食”，下处家之重心，地位之隆，非它物可比，作为家的象征，理所当然，所以灶神就很容易化为家崇拜的化身，农民通过对灶神的信仰，将福、禄、寿、财、土诸项价值取向，往往凝结在“家”里，“家”成为农民价值观最后的归宿。
农民文化心理的二极结构
——农民文化性格的极性特征
一个在中国生活了多年的德国传教士说：“在许多方面中国人确实是世界上最讲求实际的人，但在另一方面却是非常不切实际。”[1]在中国传统农民文化性格中，这种“既……又……”式的极性特征表现得非常突出而鲜明。中国农民是务实的，没有应验的事不做，超出经验之外的话不信，一切均以“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作为尺度；但也讲究些毫无实际意义的虚文礼数（越是富裕就越讲究），爱听爱传些不着边际的谣言（在乱世尤甚）。中国农民是节俭的，平日铢厘必计，一柴一草一粒米也不肯轻易浪费，省吃俭用，精打细算；但是逢年过节，婚丧嫁娶，却又尽其所有地糜费，大吃大喝，人人饕餮，如同到了世界末日。中国农民是平和的，非常强调社会伦理关系的和睦融洽，为人处事以“忍”为上，“和”为贵，尽可能地避免纷争冲突。然而同是这些农民，在宗族械斗中也会拼命地厮杀，以人命为儿戏。在动乱时期，其破坏性、残忍性能达到极其惊人的地步。《玉历宝钞》中的种种地狱酷刑，大半是人间曾经实行过的，而且也是农民实行过的。《水浒》中的李逵动不动就抡起板斧，排头砍去，遭殃的尽是些无辜的看客，将此人名之为“天煞星”，实际表现了农民郁结在心头的杀气和破坏欲。同样，我们还可以说农民封闭保守，安土重迁，但似乎无法理解明清两代汉族农民的大迁徙，南方的下南洋，成千累万；北方的闯关东，走西口，也成千累万，在完全陌生、充满危险的北国莽原与热带雨林，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其开创精神、冒险精神，比之任何一个民族也不逊色。
其余像好动与喜静，宽容与偏狭，持重与躁进，嗜利与乐义，甚至于幽默感之有无，均可以找出截然相反的事例来，近代国门洞开之后，外国人对中国人民族性格的评价之所以五花八门、相互矛盾，除了他们自身的文化偏见而外，主要是由于国人（主要是农民）自身矛盾对立的文化性格造成了他们的错觉。想用一种趋向的评语来判定中国农民的文化性格，无论多精细小心，还是难免落入盲人摸象的误区。
甚至在某些深层的文化层次上，农民也表现出两极对立的特征。
“孝”与“非孝”。中国传统社会，非但统治者以“孝”立国，就是老百姓也以“孝”立家和立身，其根源在于父家长制的社会结构，上层与下层是同构的。农民对于“孝亲报恩”是很在乎的，忤逆不孝，弃养双亲，是农村中最大的恶德之一。但是奇怪的是，“非孝”意识在农村也相当普遍地存在。“婆媳关系”一向是棘手的社会伦理难题。按传统伦理的道理，媳妇应当对婆婆无条件地孝顺、服从。但在现实生活中，民间抨击不孝媳妇的舆论固然强大，可讽刺、斥责恶婆虐媳的民间口头创作也照样流行。至于“孝悌”之“悌”，问题就更大，农村社会一般都强调兄长的权威和责任，但在流行的“哥哥弟弟”的民间故事中，哥哥往往是贪婪、自私且无耻践踏手足之情的角色，诸如“狗耕田”（兄弟分家，兄分得牛，弟分得狗，不得已用狗耕田）、“长鼻子”（弟弟不堪兄嫂的虐待，出走碰巧听到妖精谈话，获得财宝，哥哥闻知后如法炮制，结果让妖精拉长了鼻子）之类家喻户晓。就连父家长的权威，也不是一点缝隙没有，很多地方农村有视子女为“讨债鬼”的说法。相应地，也有这样一类民间故事：一穷人得了一聚宝缸（或者大盆、筐之类的容器），往里边放什么就可以源源不断地拿出什么来，结果被财主夺去，财主与其父往里放金子，忙不迭地往外掏，一失脚，财主父亲跌入缸内，结局是财主从缸里源源不断地拉出父亲来。这类故事虽然意在讽刺财主的贪心，但内里还有一个潜台词，即：年老的父亲是累赘。财主想求财，结果求来了耗财的“累赘”。这种潜台词的含义就是“非孝”。农民的这种“非孝”意识并非出于对统治阶级倡孝的逆反，更不是有意识地赞扬忤逆行为，农家在讲这些故事传说时丝毫没有负罪感，孝与非孝是很自然地存在于农民心理中的一对伦理悖论。
均平与求富。均平是农民的基本心态，求富也是农民的基本心态。农民很少不想发财的，为此他们勤劳、节俭，但在奋斗过程中又担心财富会给自己带来不祥。[2]而且每个人或家庭，只要有能力，就负有周济乡族的义务，不论他与自己情感如何。在农民眼里，暴富是一件可羡之事，也是一件可惧之事。求富时祈求神灵保佑巴不得早点发财，真的富了又担心行止的不慎遭到神明谴责，更担心自家财产引发的周围人的眼红、嫉妒。一面幻想着自己发财冒尖，一面又担心别人妒忌自己的发财冒尖，更担心别人的发财冒尖。对弱者非常容易同情，乐善好施，宽宏大度，恶人只要装出一副可怜相，大都能骗得农民的同情与怜悯，从而不计“旧恶”；对强者却不依不饶（指一般比自身强的人），平白就会多几分严苛和恶意。一边赞美劫富济贫，一边梦想成为富人。
——农民文化心理的两极走向
农民不是知识分子?他们不会体察出自己文化心理中的种种矛盾和悖论。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对自己文化性格的种种矛盾表现并无自觉，自然也不会产生什么焦虑。中国农民的文化心理结构实际是一种两极结构，几乎所有文化性格的特征都能找到相对应的反面，因而在文化表现上往往呈矛盾状。上述我们列举的诸如动与静，宽与狭，保守与激进，平和与躁动乃至均平与求富，孝与非孝等等，均成为农民文化心理的极点。在现实中，农民的心理状态与性格表现依其群体的状况，主要是社会大背景的变化与时空转换而在两极间滑动。这种双向滑动的心理状态，是农民群体与情境互动的结果。
?以“安土重迁”与“开拓迁徙”这一对相反的文化特征为例，从大趋向上讲，作为传统的农耕民族，自然需要固守土地，精耕细作，断不能如游牧民族一般逐水草而居，四处迁移，所以说“安土重迁”无疑是一种中国农民的文化表现。但从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来看，她又不断地处于向外膨胀、迁徙、转移的过程中，由关中而齐鲁而燕赵，再吴越再南粤，最后一直膨胀到关外及海外南洋。这种状况实际上也是与农耕文明密切相关的。农业生产需要人力，刺激人口发展，而人口的压力又促使农耕区域不断扩张，扩张就需要开拓，就需要白手起家、破釜沉舟的冒险精神。一旦草园化为田园，保守观念就会重占上风。大多数闯关东的移民，第一、二代尚能发奋振作，开山造田，辟林建屋，三代以后就渐变平庸，守成意识弥散，加上关外自然条件较为优越，从而衍生出懒散之气。
同样，就民族凝聚性问题而言，由于中国农民习惯于把个体的面目隐藏在群体之中，习惯于在群体中找到皈依之所，所以，我们可以说农民有集体主义的倾向。但从另一个方面说，农民往往更容易把自己固化于血缘与地缘的小群体之中，从而生出强烈的宗派性，从而易于也乐于参与宗派间往往是无谓的摩擦与争斗，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又易于变成一盘散沙。如果能打破固有的血缘地缘圈子，使农民共处于一个超越固有框架的群体之中，实行军事共产主义，那么农民的凝聚力会大得惊人。从整个民族宏观鸟瞰，中国农民实际是向往于在一个“明君”统辖下等级森严、井然有序的社会生活。如果有近似的政治条件，农民就是有序的“顺民”，反之，如果高高在上的是昏君，政治秩序相当紊乱，那么农民就是各行其事的“刁民”。
从孝与非孝意识这种深层的文化心理悖论分析，农民的极性心理结构的存在，背后自有其利益驱动的因素。对于农村家庭来说，“孝亲”尽管是社会的大道理，但由于相应规范的强横与绝对化趋向和实际上经济的负担（主要是丧葬费用），在实行过程中，未免存在一点勉强。而“暱子”虽属一种近乎失德的行为，却在实际生活中感情充沛地弥散着。在正统伦理道德要求人们孝上时（如“二十四孝”中的郭巨埋儿），人们感情的天平却在偏向自己的儿子（女儿又当别论）。有一则民间故事很耐人寻味：有一对夫妇不孝顺年迈的父母，可待自己儿子很好，每日只用一只破碗供给父母很差的饭菜。一日，这对夫妇年幼的儿子突然跟他们说，给爷爷奶奶用的破碗不要弄打了，我以后还要留给你们用。闻此，该夫妇如五雷轰顶，从此幡然悔悟，善待自己的父母。在这类民间故事里，不孝亲而暱子的格局被打破，乃是出于对习惯性行为传承与效法的恐惧。这种悔过后的孝行，个中的无奈是不言而喻的。在乡土观念中，与“孝亲报恩”相对应的是“养儿得济”。人们“暱子”行为的背后，或多或少存在着指望日后报答的动机。尽管“孝亲报恩”与“养儿得济”实质上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但当人们指望后者时往往会忘掉了前者。这种现象本身似乎是荒唐的，却构成了孝与非孝悖论的深层原由。
“均平”与“求富”意识也是如此，在太平年代处于上升的状态下，求富的心劲就比较大，而一旦混出个小小的模样，求安保本之念就会油然而生；而处于下降阶段，在未降到赤贫之前，总要渴望均平，生怕自己再降下去，担心周围的人超过自己；一旦降到最低点，反而会“置于死地而后生”，豁出去创一份家业（外出、迁徙）。而在动荡年代就不会这样，越是贫穷的农民就会越渴望杀富济贫，以非常手段将社会财富重新分配，因此时社会正常上升的途径已经走不通了。在相对贫困、落后的山乡，农民大体上能做到和谐互助，然而一旦金钱和商品的大潮涌来，农民的朴质很快就会在贫富分化中瓦解，道德蜕化之甚，令人瞠目结舌。
农民文化心理的二极结构，造成了其对外来文化的怪诞承受力，容纳力强，排斥力也强，易于走极端，盲目排拒与盲目接受，缺乏理性的文化融会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是一个必须接受先进力量和思想领导与改造的社会群体，否则就不能进入近代化。
注释：
[1]转摘自《海外文摘》，1992年第2期，8页。
[2]除赵公明外，北方农村又有“五星财神”的说法，此神凡贫苦人家祈求则应，为富不仁者求则破财。说明农民财神崇拜也暗含着对金钱的忧虑。
闯入大门的陌客
末世轮回与乡场风波
治乱交替是中国传统社会近乎恒定的“轮回”。每个王朝无论其开国多么声势赫赫，君臣如何励精图治，都摆不脱“其兴也勃，其亡也乎”的周期律的支配。清王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统治阶层彻底的汉化为代价。在高明的文化统制和八旗武备的双轭下，其文治武功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然而至十八世纪末叶，当乾隆皇帝以“十全老人”的身份缩进圆明园以娱暮年的时候，他的王朝由盛转衰。不知不觉之间，“四海变秋气”（龚自珍句），叶落树黄，种种末世病在歌舞升平之余，渐入膏肓。
首先是吏治的腐败，统治机器的锈蚀与失效。尽管我们可以说乾隆的宠臣和珅并不比其他的朝臣更坏，他的倒台大抵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缘故。但抄出的家产仅据上谕公布的数字就达一千四五百万两白银（私下传抄的清单则达二亿二千万两），按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这无疑是个天文数字，由此可见当时吏治腐败之一斑。官场积弊相沿，已令时人感到积重难返。八旗生计问题与漕运危机暴露已久，但朝廷内外一直束手无策，说明了统治机器的严重失效。康熙时尚能有几个循吏、清官，而到了乾隆末年，除了高高在上的“英主”而外，只剩下衮衮阿谀取旨之辈。稍后一些的龚自珍发牢骚，说当今之世“左无才相，右无才吏，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连小偷、强盗都平平庸庸，“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1]当平庸成为主基调——也就是官场上下大家埋头捞钱的时候。时人言道：
为大府者，见黄金则喜；为县令者，严刑非法以搜刮邑之钱米，易金贿大府，以博其一喜。至于大饥人几相食之后，犹借口征粮，借名采买，驱迫妇女逃窜山谷，数日夜不敢归里门，归而鸡豚牛犬一空矣。归来数日，胥差又至矣，门丁又至矣，必罄尽其家产而后已。[2]
当年叱咤风云的八旗兵，守着“铁杆庄稼”啃了百十年，终于被惯成了悠游岁月的浪荡子。而本来就是下三滥的绿营兵，三分之一到半数成了各级军官吃空饷的灵魂兵。整个清王朝的国家机器，虽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但早已成为中看不中用的银样蜡枪头。
更可怕的问题是人口的激增。中国人口在清入关时，不过六千万左右，到康熙时突破一亿，乾隆末年则达三亿，鸦片战争前突破四亿大关。百余年间增加近六倍。这样的增长固然反映了清代生产力的提高，但在自然经济的水平上已超出了社会承受力，人口问题的严重性为以前各朝代所不及。在耕地增长大大滞后的情况下，抛开其他因素，仅此一项，就造成了空前的社会压力和危机。[3]在贫乏的资源与日益缩小的土地面前，农民“即终岁勤勤，毕生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沟壑之忧，不肖者遂至攘夺之患矣”。[4]
于是，末世的轮回直接引起了乡场的纷扰。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在人口的压力和吏治腐败的双重打击下的广大小农的破产。土地日益集中，佃农和雇农的绝对数与相对数大大增加，富者连阡接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5]其次是社会景观上流民人口增加，有暂时性的出外流乞就食，也有长期性的流民如中南数省的啯噜。其三是民间宗教大为流行，波及全国。八卦教、斋教、大乘教等数以百计的民间教门渗入乡村的各个角落，“妖言”四起，“危言”耸听，教首称孤道寡，教徒唯命是听，人心浮动，那种劫难将临、入教免劫甚至起事免劫的说法越来越有市场。整个下层社会纷乱扰攘，一夕数惊，处于正统信仰中心之外的边缘信仰格局正在形成；其四是各种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实为流民互助互济的帮会东山再起，拥有天地会、三合会、哥老会等名目，和众多的会众。其五表现为农村中“刁民陡增”，“盗匪四起”，农民抗粮抗租现象所在多有，乡民“抗粮拒捕，聚众殴差”[6]遍及各省。
从乾隆末年到鸦片战争前，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约有数十起，规模较大的有三次，即乾隆五十一年台湾天地会林爽文起义，嘉庆元年鄂川豫陕甘五省白莲教起义，嘉庆十八年直鲁豫八卦教李文成、林清起义，均在数万人以上。八卦教起义前，民间流传的“若要白面贱，除非林清坐了殿”之谣，已与明末“迎闯王不纳粮”语意相近。即使未参加起义的农民，也都心存偏袒，连地保都在为林清打掩护。原以为能袭承盛世余荫的嘉庆帝似乎感到委屈，为什么自己小心翼翼，克勤克俭“兢兢业业，十有八年”，反而乱事越来越多，下罪己诏“笔随泪洒”，恓恓惶惶，这种“凡鸟偏从末世来”的慨叹，为每个衰世之君所不能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传统王朝末世的时也运也命也。
当资本主义的西方于蒸汽机的推动下，呼唤出无穷的财富，张大了贪婪之口时，古老的中国却正在末世轮回的困扰里呻吟。上层与下层大体上都不知道在天朝之外还别有洞天，还有一个新鲜的、生机勃勃的、富蕴杀机的世界。但是相对而言，南方沿海的下层社对西方有感性知识的人，要比上层社会多得多，在各种走私、鸦片贸易中与西洋人打过交道的渔民、疍户和秘密社会中人见过荷兰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英国人、法国人甚至美国人；一些冒险下南洋又回国的农民，甚至受过洋人的统治；还有一些服务于十三行的买办、通事、仆役，以及受胆大的进入中国领土的传教士影响的下等人。粗通文墨的农民梁发在鸦片战争前已皈依基督，成了马逊礼的忠实门徒和第一位中国籍牧师，并写出了《劝世良言》。中国第一位留美生容闳此时也已被他贫寒的父母交给澳门的洋人，因此读了一肚子洋书。南方沿海的农民和渔夫，多多少少，断断续续已经看过不少“西洋景”。内地的海外奇谈，这里已是司空见惯寻常事。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第一部国人出洋的游记《海录》在1820年左右写出，这部第一次介绍了西方自来水、火轮船等先进工业事物的游记，出自一个“本不知书”的下层百姓之口，而产生影响的圈子，也只是在下层知识分子（如李兆洛、吴兰修等少数人）的限度内。而这一时期的通儒、大儒阮元，还搞不清英吉利的位置，搞不清佛郎机与吕宋的区别。
导致中西第一次大冲突的鸦片贸易，也在这期间一天天繁茂起来，然而被困在末世轮回漩涡中的农村社会对此还不太敏感，即使是东南沿海的农村社会也是如此。鸦片的荼毒，首先侵润的是上层社会的闲人与官吏，再加上无所事事的兵丁，至于一般平头百姓大受其害还是稍后的事。农民还不懂得防微杜渐，更要命的是他们还不知道侵略是怎么一回事，何况是鸦片走私这种侵略。
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中叶，整个中国社会还是按着它原来的节律进行。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就其发生的本质上讲与鸦片战争、西方入侵虽不能说没有关系，但主要还是古已有之的末世轮回的必然结果。
注释：
[1]《中国历代文选》，下册，27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2]《张亨甫文集》（同治福州刻本），卷三。
[3]据有关研究，明末耕地为70129万明亩（合64097万市亩），道光时耕地为74200万清亩（合68338万市亩），约增长6．6%。明末人均耕地面积为10．52亩/人，道光年间为1．64亩/人，下降80%。见闵宗殿、王达：《晚清时期我国农业的新变化》，《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厦门大学），1985年第4期。
[4]《洪北江诗文集》，34页，世界书局仿古字版。
[5]《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九。
[6]《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上册，328～347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门外来了第三者
在官（绅）民日益对立的漩涡中，一个陌生的第三者敲开了中国的大门。
自负的士大夫并不知道叩门的西洋人是怎么一回事，芸芸士流还依旧沉湎于“高头讲章”和“新科利器”，而务实的“通儒”，也不过“惟知九州以内，至塞外诸藩，若疑若昧；荒外诸服，若有若无”。[1]陶醉于“天朝上国”的虚荣里，想当然地认为：外夷如无中国的大黄与茶叶，立即会大便不通而胀死（林则徐与琦善均有此认识）。居然幻想着用这种“塞大肠”的杀手锏让“犬羊”辈自生自灭。
中国农民虽然也照样对西洋懵懂无知，但相形之下心胸却要宽得多，也实际得多。多少年来，他们从没有过排外的传统，对高鼻阔目的中亚人，红发碧眼的“红毛夷”，足蹬木履的倭人，他们都有见怪不怪的肚量。在世界各地到处遭到迫害仍然无改其宗教信仰的犹太人，在中国开封地区居然连他们严谨的犹太教一并融化在当地居民中。
与许多近代史论者慷慨激昂的议论相反，中国农民在英国侵略者第一次打上门来的时候，并没有一下子表现出敌忾之心，在没有战事的情况下，甚至连敌意都微乎其微，最明显的表现反而是好奇。定海附近的渔民在未开战前，与英军士兵用杨梅交换饼干，他们在英国鬼子眼里居然是“秉性和善的愉快的人们”。[2]偶然闯入一个小岛上的英国水兵发现，虽然岛上的妇女全都躲藏了起来，但“岛上所有的男人似乎都赶过来了，不仅来满足他们的眼福，还要来满足他们的感觉，检查我们的衣服的每一部分——纽扣，外衣的燕尾，其精致似乎大大地激起了他们的惊奇”。[3]非但如此，英国人也居然被还抱了一点惊奇，他们发现这些蜗居于低檐茅舍里的岛民竟然轻易地就可以分辨出他们官阶的高低，从而给予相应的礼遇——坐高凳和坐矮凳。[4]在战争期间，英国的船只还到过满洲和山东沿海，均受到了居民“很和蔼的接待。”[5]在浙江定海失陷后，据清廷官方的探报：“近有贫穷小民，闻英夷不伤害百姓，渐有搬移进去。”慢慢地，连为英国人搬运东西、伤员及做小买卖的人也有了。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奕经等审讯陈秉钧等为夷人做事的“汉奸”，居然一口气供出了四十余名有名有姓的同伙，而且“此外还有多人，委实记不清楚，另有汉奸手下人更不知多少”。[6]无怪乎“扬威将军”（奕经）要惊呼：“曹江以东，到处汉奸充斥，商民十有八九，孰奸孰良，竟莫能辨。”[7]其实，将军的惊呼与人犯的口供都不无夸张之处，真正为侵略者办事的老百姓毕竟是少数。相形之下，更令士大夫气恼的倒是下层民众那种压抑不住的好奇心。镇江失陷后，战事停顿，随后和议开始，中英双方代表往还于镇江城外，“游民忽哄传看夷将，自南桥以下二里，桥塞如六月避难时。尤怪者，妇女又巧妆艳饰，倚门逼视，或升高而望，无羞畏心，无怨恶心，至于此极”，[8]记叙此事的“隐园居士”最后感慨道：“吾不知所终矣！”在痛心疾首中显露出自身的危机感。比好奇心更要命的是农民那一脑袋的功利主意。战火甫熄，英舰泊于下关，忧心忡忡的士人居然“眼见民人上船游戏并买卖，一切无忌”。[9]《英夷入粤纪略》里记载的一个广东“贱民”就更出格，居然宁要鹰洋不要顶戴：
卢亚景，蛋民也。素充噗逆兵船金不多，噗逆倡乱，官禁断兵船火食，景则窜往香港裙带路，串通香山、新安奸民，仍供兵船火食。廿一年十一日靖逆将军奕与督宪祁密购军民缙绅等等与景生平厚善者，说使归诚，回省赏以六品顶戴花翎，多人说景，景面斥，且出不逊言。[10]
像卢亚景这样的人主旨是在赚钱，卖国与否并不是他们考虑的问题，而且这个“国家”平日待他们确也太不像话，急来抱佛脚只许了个空头六品顶戴（其时保举很滥，时人有“有顶皆白石，无帽不蓝翎”之说），当然要大触霉头，自讨没趣。
农民对待洋兵是这样一副好奇又汲汲牟利的面孔。相反，对待官兵更多的则是惊惧和规避，从以往的经验里，他们本能地知道匪过如梳、兵过如篦的道理，从不敢存半点侥幸。在广东战场，官兵“奉调之初，沿途劫夺，诉之领兵官，无从查问，甚至指骂官长，捶楚贫民，将弁瞠目视之，不能发一语。抵粤后，喧呶纷扰，兵将不相见，遇避难百姓，指为汉奸，攘夺财物，教场中互相格斗，日有积尸，莫之究诘”。[11]面对这样的虎狼之师，老百姓自然是避之唯恐不及了。在浙江前线，清军统帅原以为进军途中俱为浙中富庶之地，“村井繁富，可市食物，故进兵时，只发饷银，不发粮米。讵意乡民闻官兵过境，迁避一空”，[12]竟然害得官兵饿了饭。其实这又能怪谁呢？官兵借机抢劫，诬良为盗，杀良冒功，哪朝哪代都是家常便饭。“大清官兵”更是推陈出新，从多尔衮进关到福康安剿苗，哪一仗还不是老百姓遭殃？眼前的“扬威将军”、“靖逆将军”，也没少对无辜百姓“扬威”、“靖逆”。镇江副都统海龄，抵抗侵略时颇为英勇，以身殉国，足为后人法。可当时也大犯疑心病，英军未至之前，镇江城“凡他邑人在城中习懋迁者，充工役者，作僧道者，为仆及行乞者，以非土音，均被缚去，略一诘问，即杀十三人于小教场，其众人具保状证为良民者，不得已竿掷城外，免于斧钺，复于倾跌。而里巷晓行者，暮行者，与夫行城下者，不问何人，胥用鸟枪击毙草莽无算。闭城之先，副都统即疑满城皆是汉奸，时是数人送邑令提，讯，邑令钱燕桂讯明释放，即指钱令为汉奸，乘其出城，闭门不纳”。[13]
在自己的国土上，与漂洋万里前来的侵略者作战，却怀疑“满城皆是汉奸”，这样的神经过敏，除了守将的颟顸与愚昧而外，隐隐透出了“官民”对立的统治危机的沉重。在战争期间，各地招募的乡勇或多或少还是出了力的，可当时的浙江巡抚，后来的闽浙总督刘韵珂却说：“各省拓募水陆乡勇不下十余万人，帑金之耗于口粮者不下数百万两，然率不闻何处得一乡勇之力。而易聚难散，沿海地方数年盗贼充斥，半系乡勇流毒。”[14]刘韵珂是鸦片战争期间临战地方大员中唯一不受谴斥，反得升迁的道光“爱员”，也唯有这种“爱员”才能说出这种卸磨杀驴的昧心话来。其实在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统治层中已经有不少人（包括这个刘韵珂）在担心乡民“内乱”了。江西巡抚钱宝琛致伊里布书中说：“沿海之戒严，已逾三月，攻剿之策，落若捕风，人心不免怨怼，士卒被久役之苦，则溃败可虞；商渔夫衣食之源，则盗贼将作。兼之浙省之温台，江南之徐寿，民俗犷悍，匪类最多，今兵丁皆调至海滨，久而不返，本境戍守空虚，尤恐盗贼窃发，设外夷未平，内乱复起，国家之事，大足寒心。”[15]而那个扬威将军奕经，英军压境大乱当前，居然上奏请求：“迅赐征调陕甘之西安镇、河卅镇、西宁镇、固原镇等处劲兵”，前来会剿长江下游一带的“盐民”、“盐匪”（只差未请调御林军了！）惹得道光皇帝大光其火，批道：“正所谓缓不济急，梦呓之谈耳！”[16]中堂与将军大人的担忧，其实并非全系自惊自扰，或者纯粹是为自己开脱，为投降派张本。在战争期间，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的确是紧张的，反清复明的帮会也是有所动作的。粤人所撰的《英夷入粤纪略》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辛丑（1841）六月，有一游方道人，到各乡传所谓华山谶语：“你是胡人二百秋，拆完庙宇有人收，红花出水黄花落，更有胡人在后头。”[17]红花（朱姓）虽然没有真的出水，但乱世之兆已显。
战后，两江总督耆英在总结战败教训时倒是说了几句实话：“……官与民，民与兵役，已同仇敌。良民与萎民亦成水火。……民已焦头烂额，官犹诩诩自得，扬言于众曰：‘江苏民情柔懦，安得闹事’，更肆以酷济贫，欺压良善，自命能员。每逢同僚会集，所言缺分之优瘠，浮收之多寡，其风土人情，从无过而问者。……致使吏治日坏，民生日困，民皆疾视其长上，一朝有事，不独官民不能相顾，且将相防，困苦无事者，因而思乱，此实不能御寇之由。”[18]他说的虽是江苏的情况，但用来况之他省，有过之而无不及。道光皇帝总算没白养了这一干文武百官，其中还有几个明白人。但是耆英只看到了事情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他们一向看不起眼的“英夷”，不但有“犬羊之性”，船坚炮利，而且策略眼光也比“天朝上国”高明一些，远不是能用早先对付“蛮夷”那套剿（武力）抚（和亲、联姻）的老法子所能奏效的。无怪乎总督大人（耆英）战后与璞鼎查滥套亲戚，以为羁縻，反碰了一鼻子灰。
与清王朝的懵懂无知相反，英国人战前对中国倒是有相当的了解。他们不仅知道中国沿海的地形、军备、火炮配置和舰船状况，而且对中国当时的社会势态也有所了解。他们知道中国东南沿海的人民“特别爱贸易”，而且“绝不热爱他们的鞑靼统治者”，所以在战争中要“尽量少与人民作对”。[19]在战争进行过程中，英军也的确有过特别的命令：“提醒大家这次战争的目的是向中国政府而不是向老百姓索取赔偿，并告诫大家在与中国老百姓打交道时尽量取得他们的好感。”[20]浙江巡抚刘韵珂曾得到情报说，英军在定海把典当的衣被散给老幼穷民。也有材料说：“英人所到之地，蛊惑穷民，至以洋钱一枚市胡椒数粒，乡僻百姓愿效奔走者，所在有之。”[21]当然，这不是侵略者的仁慈，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种伪善，一种放长线钓大鱼的伪善策略，只是比起清朝统治者的愚蠢来，他们的伎俩才显得高明了。如果没有当时官民对立的政治情势，这种伎俩原是不会有多大用处的。
注释：
[1]魏源：《圣武记》，卷十二。
[2]《英军在华作战记》，《鸦片战争》（五），66页。
[3]同⑦书，98页。
[4]同⑦书，73页。
[5]《平夷录》，《鸦片战争》（三），372页；《英军在华作战记》，《鸦片战争》（五），80页。
[6]《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326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7]《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四册，1669页，中华书局1964年版。
[8]《京口偾城录》，《鸦片战争》（三），72～73页。
[9]《鸦片战争》（三），449页。
[10]同[14]书，25页。
[11]《金壶七墨》，《鸦片战争》（二），615页。
[12]《咄咄吟》，《鸦片战争》（三），189页。
[13]《出国城记》，《鸦片战争》（三），42页；梁廷枬：《夷氛闻记》，117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14]《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四册，1863页。
[15]《入寇志》，《鸦片战争》（三），299页。
[16]《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375～37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17]见《鸦片战争》（三），15页。
[18]同[14]书，469～470页。
[19]《总督备忘录》，《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482页。
[20]《对华战争记》，《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554页。
[21]《清朝野史大观》，卷四。
三元里的象征：人犯我犯
日不落帝国遍及全球的殖民地离不开铁与血，尽管英军三令五申要求保持与中国老百姓的“友好关系”，但还是不断有“黑白夷”肆行劫掠。随着战争势态朝有利于英军的方向发展，侵略者对老百姓造成的损害越来越多。农民的家园被毁，坟庐被平，耕畜被宰，灾难的祸首直接或间接都是侵略者。所以，尽管农民在战争中的态度近乎“中立”，但实际上感情的天平还是稍稍偏向中国官方的，与英人做小买卖和为之使役的百姓虽不少见，但多为迫于生计，真正当“汉奸”的人并不多。相反，参加各地乡团的农民倒是相当多，这些乡团、乡勇固然有乡绅督率，但出力者还是农民。如裕谦所奏：“各岙士民有力者捐钱，无力者出人，互相团练，各自为守，见有逆夷即行擒解。复谴人乘该逆黑夜昏睡之时，或潜取财物，或抛掷砖石，竟夕惊扰不安。”[1]战时恰巧在福建为官的张集馨曾派人打探出这样一件“情报”：
逆船不识海澄沙线，雇渔人为握舵，渔人曰：“近城虽水深，而中伏暗礁，触之则船必糜碎。”贼胁之以刃，渔人曰：“去则去耳！设遇礁损船，莫怨余也。”遂驶行，竟触暗礁，船震贼惊，又以刃挟，咎其有心，令舍东而西，复触暗礁，渔人抛舵，力言礁大，且城中人民货物，迁徒一空，得亦何益？贼乃放渔人归，而息攻城之念。”[2]
这个渔人，既不想置敌人与死地，又保全了家乡不遭战火，虽是两不得罪，但主旨还是以保全乡里为上。这种情况在珠江三角洲也能见到。据时人记载：“夷难之作也，沿江上下数十村，去会城十里，近或二三里，咸筑闸设栅于其村口自卫。夷登岸来之人，则村民听其自为来去，见惯亦不异也。”[3]而广东的乡团，实际上也是既防鬼子又防官兵，乡团与入粤湘勇间的冲突时有所闻。在广东与浙江前线，临敌大员都开出了杀敌的赏格，但应命者寥寥。当时广东流行的联语有这样一对：“剪辫尾争先假汉奸，出赏格反放真番鬼”。[4]在官民成仇、良民（富户）与莠民（贫民）成水火的情形下，急来抱佛脚式地利用民心、民力，显然不会收到太好的效果。
然而，当侵略者露出狰狞面目，或压抑不住贪残凶暴之冲动时，农民也会很不客气地加以反击。事实上，侵略军的凶暴贪残是无法遏制的，费正清的《剑桥中国史》称：“外国人所到之处，尽是一片惊慌和混乱。郭富将军极力试图制止他的士兵任意奸淫掳掠。据中文史料记载，有些印度掠夺者被他们的将官枪毙了。英国人确曾搞过一种征集粮秣的制度，它给捐献粮秣者奖一块小牌子钉在门上，作为此户免受掠夺的保证。但这措施又往往不起作用。军队不断为所欲为，掠夺城市住宅，征召船夫苦力，酒后污辱当地妇女。”这样一来，英军与中国农民的冲突就不可避免了。在英军进攻镇江之前，途径靖江，靖江是个沿海县城，英军舰只在海岸停泊期间，有十数名“黑白夷”窜上岸于城内外抢掠，并杀害了一个农民，旋即遭到乡人的反击，“持锄乱斫”毙伤数敌，而后，靖江百姓还上“夷长大船中具控词”，结果夷酋迫于情势（当然主要出于收买人心），处罚了抢掠杀人的英兵。[5]
如果说靖江的事情还属于带有偶然性的遭遇冲突的话，那么广州三元里一百零三乡的抗英斗争则是一场有组织的乡民反击。1841年5月，打败了奕山、杨芳数万清军的英国军队进驻四方炮台，未免因胜而骄，得意忘形，本性复萌，四出滋扰，奸淫掳掠，盗掘坟墓。很快，肆虐的英军就遭到了报应。三元里附近一百零三乡的农民在一些乡间能人（如菜农韦绍光）和小乡绅（如监生）的率领下聚拢上万人，用锄头、木棍和刀矛，使武装到牙齿的英军的一个连队损失惨重，伤亡过半，一个英军少校也因此毙命。这些农民的战绩，显然比奕山的正规清军还好些。
三元里抗英斗争，是建国以来史学界讨论得最热烈，渲染得最多的事件之一。一度作为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抗击帝国主义的范例来宣传，评价之高，已经达到了惊人的地步。然而，三元里的事件只能是一个象征，即农民对待西方最初的“人犯我犯”态度的象征。这时的老百姓没有也不可能达到认识资本主义列强侵略本质的程度，甚至连这场侵略是怎么一回事，也朦胧得很。如果英国人不去招惹乡民，这种事情就不会发生。当时广东的一位地方官对三元里抗英斗争有过这样的评论：“彼百姓安知大义，不过因其轮奸一老妇人起衅，虽人众，直乌合耳。”又说：“夫逆夷滋事，岂但汉奸引导，实亦百姓使然。盖粤东自少翁（指林则徐）查办烟案以来，禁兴贩，杜走私，未免操之过刻，故兵怨之，夷怨之，其私贩之莠民亦怨之，当积重之余，以为绝我衣食之源也。故当逆夷蠢动之时，群相附合。此等蚩氓，不畏王章，何如国法，反恐逆夷不胜，鸦片不行，则前辙不能复蹈。而该夷又四布流言，以为与官为仇，绝不向民加害，于是奸民贪其利，顽民受其愚，虽督抚晓谕，示以能擒逆夷者赏有差，数月以来，绝无成效。及至贼破四方炮台，复淫掠不止，始悟其奸，操戈相向。”[6]这话显然苛刻而带有偏见，但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几年后英国佬再动干戈时《粤民致英酋信稿》中也说：“试思二十一年（指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未动干戈以前，从无相争之事。自三元里大受凌辱之后，粤民皆动公愤，视英人如有仇敌。”[7]事情也就是如此，乡民们对肆虐暴贪的“国家”并不怎么在乎，他们对侵略者的反抗，主旨着眼于自卫身家，自保乡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