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某些外国传教士对太平天国的印象是真实的，那么天国中还存在着一些与基督教中国化农民化相反的趋向。一位法国传教士问太平军的一位官员是否相信洪秀全是上帝的儿子和耶稣基督的兄弟的说法，回答居然是否定的。因为他认为：“上帝是一个纯洁的圣灵，不能像普通人一样有妻子儿女，我们只相信，就如上帝自己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送到这个世界上来拯救人类是真的一样，同样也是上帝把清除这个世界上的偶像崇拜的天职交给了洪秀全。”在这位太平天国的官员看来，之所以产生这种“上帝次子”的神话，是由于“普通的老百姓，甚至有些首领总是给予这种天职或这种亲子关系以更崇高和特殊的性质，他们由此而增添了对自己事业的信心，所以洪秀全认为不必讲清楚了。在中国，父亲和儿子这些词确实比在法国具有更多的涵义”。[7]
很多论者都注意到了太平天国在宗教方面以宗主自居的妄自尊大。定都天京之后，天国领袖们不仅把自己视为天下万国的中心，而且还自视为他们学来的“洋教”的宗主。回答英国人提问的东王杨秀清，居然一口气考问了对方五十个问题，多半系“尔各国拜上帝咁久，有人识得上帝腹几大否？”这样可笑而又自负的想当然。[8]不过事情还有另一面，就是天国领导人同样又承认“西番各国”走“拜上帝这条大路”走得久而且不中断，比中国优越。因此他们一方面固执于他们与西方基督教相异之点，如“上帝大家庭”，“洪秀全升天”等等，另一方面却接受并刊行那些显然与他们观点冲突的由传教士译的《新约》、《旧约》和一系列传教书籍。显然，这不和谐的声音的背后，是传统的文化中心意识与新的西方知识源泉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在太平天国的政策中，最不协调者当数《天朝田亩制度》与《资政新篇》了。虽然两者颁行时间不同，但在《资政新篇》公布后，《天朝田亩制度》也重行颁布，所以，这两种策略思想实际上是并存于天国农民领袖的头脑之中。《天朝田亩制度》是以等齐划一的军事共产主义的社会秩序为目的的社会纲领，而《资政新篇》则为一种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社会改革方案。前者不允许有私有财产的存在，而后者却强调保护私有财产，鼓励“富民”投资开厂设（银）行；前者社会生产靠军事化的组织集体进行，而后者则鼓励仿行西方资本主义雇佣制度；前者强调在政治上、思想上的一统，而后者则可以开一点“人心公议”的后门；前者时时照抄古之先贤，而后者则是从西方学来的“与番人并雄之法”。总之，两者不仅有土洋之殊，其本质就是互相对立的。天国行事的不协调在此达到了顶点。
太平天国这种不和谐声音，反映了西方列强介入后，中国情势变化的现实。历史已经无法按原来的轨道运行，可是农民却依旧顺着自己的惯性向前滑动，为了实现在自己的乡土上建立农民天堂的目的，他们毫无防范地从西方摄取助力，汲取资源。天国农民借用了一面西方色彩的旗帜，诚然比陈旧的“反清复明”的口号高明得多，但由此也引发了一系列内部与外部的矛盾和冲突。天国的农民显然没有能力驾驭这种复杂的局面，中国近代化的任务不大可能在农民手中实现，反过来，随着中外情势的转变，原来改朝换代的目标也失掉了。太平天国运动这支“带有西方情调的变曲”（《在中国发现历史》作者柯文语）并没有，也不可能由农民演奏好。
注释：
[1]徐珂：《清稗类钞》，4626页。
[2]《近代史资料》，总49号，47页。
[3]同⑦书，4715页。
[4]太平天国时期歌谣，《中国歌谣选》，第一集，3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
[5]见《天父天兄圣旨》，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太平天国印书·天父诗》。
[6]同⑦书，36～37页。
[7]同[6]书，529～530页。
[8]同[12]书，303页。
世态温凉——敌意的弥散
碰撞与断裂：从嫌恶到同仇敌忾
历史的叙述者往往习惯于在历史过程的关节点上着意施墨，而这些所谓的关节点又往往与战争相联系，所以有人戏称史书为“相斫书”。当然，并非平日的太平年景人们就不生活，不思索，不做一系列大事小事。然而平时积蕴的力量、矛盾种种往往要在关节点上才显露出来，各式文韬武略也只有在矛盾冲突之中才可以施展得生龙活虎。历史的关节点不见得全是战争，但一场大的战争却很容易成为整个时局乃至人们意识趋向的转变枢纽。对肉食者来说，战争是政治的最高形式，对老百姓来说，战争则是生活中的大灾难。从1856到1860年历时四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恰好在中国近代史上起到了这样一种作用。在政治上，它初步确立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秩序，也部分地苟延了在劫难逃的清王朝的命运；而在世情与世态方面，却消除了天国农民对西方的那种善意的误解，促成了普遍敌意的开始。
当然，并非存在着某种时局的开关，在闭合之瞬使世态由温转凉。实际上，民间对西方的敌意的产生，存在着一个时间不短的过程。英法联军的侵略是从南到北进行的，相应的，农村世界对西方的态度变化也是由南而北，渐次弥散。
英法联军这次战争的动机、借口、目的都属于人类战争史上最为卑劣的那一类。万里兴师，一个仅仅借口一名神甫的被杀，而另一个居然只因为在一条身份不明的走私船上英国的国旗“受到侮辱”。在这种强词夺理的借口下，以鸦片贸易合法化为部分目的肮脏、蛮横的侵略，对中国老百姓的民族情感的刺激，无疑要大大超过上次战争。
不仅如此，在战争中，侵略者殖民征服者的本来面目暴露无遗，十几年前的伪善的掩饰去掉了。如果说上次侵略军的烧杀抢掠的暴行还有几分中国方面的渲染的话，那么这次战争的参加者居然能把抢掠烧杀的兽行当成趣事来炫耀。从抢掠、焚毁圆明园的英法联军的官兵不无兴奋的叙述中，所谓“文明”民族的脸面已经荡然无存了。无怪乎法国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要为此非常激忿而羞愧地说：“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中国人在我们眼中是野蛮人。这就是文明对野蛮所干的事情。”
如果抢掠、焚毁圆明园还可以被他们自己解释为针对中国政府的一种惩罚的话，那么光是在他们自己记载中暴露出来的在战争过程中对平民百姓的暴行，就已经看不出他们还剩有多少人性了。一个法国人写道：“一个被英国人刺刀挑开肚子的快要断气的年轻妇女，手腕上鲜血淋淋，耳朵也被割掉，她唯一的罪过就是想保住她的耳环和手镯。英国女王的士兵就像正在搜索猎物的猎兵一样，手执长枪在街上跑来跑去，只要一看见刚出现的任何生物就一枪打过去，不管是男人或妇女，也不管是成人或小孩，也不管射击角度如何就立即开火，就是尸体也立即被剥得一干二净。”[1]英国女王的士兵行同疯兽，而法皇路易·波拿巴的士兵也半斤八两。在广州城，只要有一个法国水兵丢了性命，不论是他因为抢劫还是奸淫，那么在他丧命的那条街上的所有居民统统都要被杀死。[2]据一个俄国目击者的说法，为“要对一个法国军官和两个英国军官的被杀作出报复，法国大尉遂带领武装部队上岸，从被杀地点朝所有方向都量了一百步的距离，并下令在这一地区内把所有的居民都杀光”。[3]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所到之处，中国农民的猪鸡牛羊一下子都莫名其妙地“自行”变成了洋鬼子的釜中肉口中餐。大牲畜则更惨，在被侵略者大快朵颐之前还要当运输工具，幸免一死的农夫则被拉去当脚夫。[4]如果有农民舍不得他的耕牛，那么，连命也要搭上。天津城郊一赵姓的耕牛被洋兵强抢，“赵老追夺不止，遂被杀死。其二子持械前来报仇，扎伤夷兵一人，结果被抓上夷船吊死。其子妇二人，亦随自尽”。[5]导演这样的人寰惨剧，几乎是侵略者的家常便饭。
除了实地掠杀和肉体摧残外，侵略者也热衷于对中国人进行精神上的侮辱。占领广州的侵略者，“兵头出街要人除帽，如不除者，竟用刀尖挑去，不顾人之皮肉，甚有刀伤头破血流者”。非但如此，用刺刀逼着中国人向他们低头还意犹未尽，“凡在夷人处挑水抬轿者，均令戴红顶帽，并蓝翎，殊属可恶，如此侮亵不堪。”[6]在天津，占领军还时常玩一些把残剩食物和（中国）制钱随意抛洒，甚至抛到海河里的把戏，然后贫妇乞儿拣拾，“彼观之以为乐”。[7]正像后者不是施舍一样，前者也不单是对中国“官”的侮辱，而都是借机出中国人的洋相，好让他们“观之以为乐”。就是焚毁圆明园的暴行，除了抢掠发财以填欲壑之外，也含有精神威吓与羞辱的用意在内，在光天化日之下，当着中国人的面，把他们视为神圣的皇宫（夏宫）践踏后烧掉。这种做法，比之杀死咸丰皇帝还要令中国农民震惊和难堪。中国农民就是这样复杂，当一部分人还在造反的时候，另一部分人却只恨贪官不反皇帝，对皇帝抱有幻想。在不论哪一部分农民眼里，京城与皇宫都是国家与民族的象征，不是这样的话，定都南京的太平天国农民领袖就用不着特意讨论“建天京于金陵”的必要性，非要“贬妖穴为罪隶”了。[8]农民根深蒂固的皇权主义情感在爱国仇外的前提中再一次被搅动起来，对洋人的嫌恶与敌意甚至在洋人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侵略尚未深入之前已经弥散开来。
在战争还在进行之际，一直在关注这场战争的恩格斯就说过：“现在，中国人的情绪与1840～1842年战争时的情绪已显然不同，当时人民静观事变，让皇帝的军队与侵略者作战，而在遭受失败以后，抱着东方宿命论的态度服从了敌人的暴力。现在至少在南方各省（直到现在军事行动只限于这些省份之内），民众积极而且是狂热地参加反对外国人的斗争。”[9]事实也正是如此，率先表现出敌忾心的是广东乡农。他们千方百计地设法在侵略者的饭菜里下毒，用刀矛、抬枪、鸟铳甚至木棍和菜刀截杀零散的洋鬼，乘夜偷袭侵略军的宿营地。尽管在用先进武器武装到牙齿的侵略军面前，农民付出的代价要大大高于侵略者，但是他们没有退缩。“充满着敌意的标语，使用着反对番鬼的最激烈的语言，它们继续在到处张贴着。其中有一张是专门来攻击赤发夷人哈里·巴夏礼的；还有一张则劝告夷人中的朋友们在杀戮没有结束以前各自回家去，在这以后他们会被允准重新回来（由此观之，广东人憎恨的主要是侵略军）。”[10]骄横跋扈的入侵者，可以傲视清兵，却视乡下为畏途，轻易不肯下乡。当时粤人的书信中有这样的话：“夷人深畏乡人，亦时时防备，目前夷人有要到各乡游看之话，因闻乡人要与之打仗，他就不敢出。”[11]其心虚胆怯之状可见一斑。在开战之初，英国人原以为两广总督叶名琛征集各地乡勇入城自卫，“极其可能的是像1853年出现在上海的那种场面的重演（指上海小刀会起义，笔者注），当时当政的高级官吏向完全一模一样的广东海盗和亡命之徒投降，他们把官吏逮捕并占领了县城。”[12]可是结果恰恰相反，给侵略者造成麻烦和威胁的，正是这些“乡勇”们。一个英国人颇为沮丧地写道：“1841年夏天，我看到两千三百个英国海陆军官兵进逼广州强订和约，强迫立即缴纳赔偿，并把它的守军四万人赶出城外。而在1858年，我看到我们英国部队三千人，加上附近的英法水兵一千五百人，却被八千到一万个穿得破破烂烂的‘乡勇’所欺凌和折磨。”[13]
在长江流域，对西方人的不信任与敌意也随着战争的进行和侵略的深入而增加。英法联军袭击大沽的消息引起了上海的恐慌与紧张气氛，一位法国主教在日记中写道：“两三天来，整个上海蔓延着一种惊慌不安的恐怖气氛……情况紧张到这程度，甚至在欧洲人地区，在洋泾浜，个人生命也处在危险中。欧洲人认为自己受到中国人的威胁，而中国人认为受到欧洲人的威胁；发生了行凶打人事件，甚至还有几起横死事件。”[14]在太平军控制区以外，长江流域各处外国人都遭到白眼、敌视，甚至无故地被飨以石头瓦块。[15]
在北方，情况要复杂一些，老百姓对洋人多少还有点少见多怪。一时间，惊惧、好奇、愤怒各种反应交集。毕竟这里的老百姓是第一次见识这些黄发碧眼、奇装异服的洋鬼子。城郊居民“纷纷争看”洋兵者有之，“逃避一空”者有之，“抛掷砖瓦砍打”者亦有之。在侵略者凶恶的面目暴露之后，敌视的火焰旋即在乡村蔓延，侵略者所到之处，“所有我们看到的房子都是大门紧闭。在离开村庄的时候，农民们放一把火，把粮草都烧光了。”[16]天津金家窑村被英法军队占据，村民被逐。该村村民竟有半夜潜回村庄，宁肯一把火烧掉自己的房屋，也不给洋鬼子居住，大有“与子偕亡”的劲头。[17]
一位研究近代民间文学的学者谈到，在太平天国之前，出现的现时性民间故事多半反映民众与封建统治者的矛盾。在太平天国失败后，反映人民与帝国主义矛盾的民间故事才多了起来。而太平天国以前的民间故事多为“英雄传奇”，主角为林则徐、关天培、陈化成、石达开、李秀成、陈玉成等，但太平天国以后的民间故事的主角多为普通人，庄稼汉、打工的、打渔打猎的，甚至儿童妇女。[18]这种现象，间接地表明，在中国的乡土上，耕渔樵猎辈与西方列强的冲突，恰是以英法联军入侵为标志。从此，非理性的敌视情绪弥漫了中国从南到北的乡野山岗、海隅河滨。这种自发的、分散的然而又是普遍的敌对与抗争，没有传奇色彩，没有英雄行为，也没有什么像样的组织、口号、纲领，中国农民的朴素反抗与文化冲突纠葛在一起，展现出一幅色彩斑驳的社会画卷，延续几十年的闹教、打教风潮。
八里桥战后，病笃乱投医的大学士彭蕴章为咸丰皇帝到祈谷坛关帝庙求得一签：
万里鹏程君有分
吴山顶上好钻龟。[19]
咸丰没有“万里鹏程”，却也仓皇“北狩”；没有在“吴山顶上”，却在热河山上做了“钻龟”。只要不见洋鬼子的面，宁肯病死在山上，也不肯回京一睹鬼子的“骄”容。此时他万万没有想到，列强的种种横暴，已经为病入膏肓的爱新觉罗王朝注入了强心剂。列强一方面下定决心要维持清王朝的生存，也就是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一方面以暴行激怒和唤醒了中国的老百姓，转移了中国国内的视线。经过十几年天翻地覆的大折腾，这个王朝的阳寿终于又多延了几十年。[20]
注释：
[1][法]德埃尔维·圣德尼：《中国面临欧洲》，《第二次鸦片战争》（六），336页。
[2]《立宪报》（1858年9月7日），《第二次鸦片战争》（六），334页。
[3]韦色斯拉采夫：《香港》，《第二次鸦片战争》（六），334页。
[4]见[英]柯克：《中国——〈泰晤土报〉1857-1858年特派中国的报导》，《第二次鸦片战争》（六），335页。
[5]《天津夷务实记》，《第二次鸦片战争》（一），493页。
[6]《两广总督黄宗汉奏折·附件三·粤民来信》，《第二次鸦片战争》（三），198页。
[7]《天津夷务实记》，《第二次鸦片战争》（一），481～482页；《庚申英夷入寇大变记略》，《第二次鸦片战争》（二），53页。
[8]《太平天国印书》，417～452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1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0]马恩：《中国和基督教列强》，《第二次鸦片战争》（六），379页。
[11]《骆秉章奏折附件·粤商来信》，《第二次鸦片战争》（三），209～210页。
[12]《威妥玛致包令的信（1856年12月11日）》，《第二次鸦片战争》（六），57页。
[13]莱思·普尔：《巴夏礼爵士在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六），382页。
[14][法]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229页。
[15]见呤唎：《太平天国亲历记》（上），45、46、49、90页。
[16]德里松伯爵：《翻译官手记》，《第二次鸦片战争》（六），344页。
[17]见《天津夷务实记》，《第二次鸦片战争》（一），490页。
[18]见天鹰：《中国民间故事初探》，54～72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19]《第二次鸦片战争》（二），483～484页。
[20]使统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得以缓解的因素还有一个：就是十几年战争造成的人口锐减，相对缓解了土地资源的压力。据统计，经过太平天国战争，中国人口减少了一亿二千万。参见葛剑雄：《我的人口梦》，《读书》，l992年第9期。
死水微澜——打教讹言的流布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以后，中国的政局进入了一个相当漫长的沉寂之中。在这过程发生的每件值得一提的事，似乎都与“洋”字有关，流行的是洋货，吓人的是洋枪，霸道的是洋人，上层在办洋务，下层在打洋教。
即使不把唐代景教的输入算在内的话，基督教在华的传播也有相当长的历史了。以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士们为这个事业奠了基，从明代末叶起，在上层士大夫中间，有关基督教的争论就已经开始。以《破邪集》为代表的士大夫反教声言，一本正经地谈论着世界的本源是上帝还是太极，原罪之有无，人性之善恶。因为具有太多的学理性质，所以在社会上几乎没什么反响。清代自康熙之后，基督教遭到查禁。直至鸦片战争以前，在农村社会里，基督教还谈不上有什么影响，当然也就更不会引起什么反感。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新教各派）正正经经地在中国传播，始于鸦片战争之后。而真正意义上的教案，即较大规模的民教冲突，则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才开始。
说起来也许令人吃惊，从现存的教案档案材料分析，1860至1900年间发生大规模教案上百起，中小型教案上千起。凡是影响比较大的教案，从理性角度而言，民众方面占理的并不很多。相反，那些较小规模的没什么色彩的教案，如房地产、雇佃纠纷等等，倒是教会理屈者居多。[1]
近代的基督教传播，十字架伴随着军旗和商旗行进，宗教传布与赤裸裸的侵略结下了不解之缘。连教会自己也不禁惊呼：“哎呀！这竟然是真事，战舰成为推进传教事业中决定命运的主角！”[2]尽管教会可以说，这是为打开中国政府禁令的不得已，但就基督教在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它的事业不仅与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政策与侵略行为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了一起，而且自身在某种意义上成了文化侵略的一部分。与武力侵略、经济掠夺、政治屈辱一起，给中国人民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害。美国作家马克·吐温说传教士带给殖民半殖民地的十二件展览品，爱、正义、善良、基督教、保护弱者、节制、法律与秩序、自由、平等、廉洁、仁慈、教育等等，“私底下说句心里话，那不过是外面的一层包装：漂亮、可爱、迷人。……而包藏在里面的，却是坐在黑暗中的主顾用鲜血、眼泪、土地和自由买来的卖体”。[3]这不能说没有几分道理。换一个角度说，基督教近代在华的可悲可鄙的角色和地位，关键是由于侵略和被侵略这种历史情势所造成的。哲学家贺麟先生说过：“日本一获得独立，反基督教的情绪马上就消失了。现在基督教在日本平稳发展，一点麻烦也没有了。我相信，一旦中华民族的危机克服了，那么基督教所面临的危机，会像在日本一样，也会得到克服。”[4]只要中国没有得到自由独立解放，处于被侵略奴役和亡国亡种的危机之中，基督教也就无法摆脱打教闹教的威胁，因为它始终被视为侵略的一部分。
打教闹教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农村政治生活的主基调。太平天国以外的农民痛恨洋人，是因为洋人欺侮了他们，太平天国以内的农民痛恨洋人，是因为洋人欺骗了他们。[5]基督教的每一步深入几乎都伴随着抵抗。中国老百姓（主要是农民）可以找出一百条一千条正当理由来抵制教会，然而最终找到的却往往是那些荒唐的、站不住脚的理由，还自以为理直气壮，结果反而一次次使自己陷于有理说不清、冤抑难伸的尴尬境地。这其中，打教讹言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
打教讹言从形式上大体可以分为下列几类：
对西方人物风俗习惯的说法
在打教讹言中，洋人不是人。比较早的《湖南合省公檄》称英吉利“其主或女而或男，其种半人而半畜，山书所谓倮虫，汉译所谓鯷人者也”。[6]再如光绪九年（1883）福建龙岩揭帖称洋人为“猴形番兽”。[7]既然洋人非人，所以风俗习惯也就荒唐而古怪：“不扫墟墓，不祀木主，无祖宗也；父称老兄，母称老姊，无父子也；生女不嫁，留待教主，无夫妇也；不分贫富，入教给钱，无廉耻也；不分男女，赤身共沐，无羞耻也；剖心剜目，以遗体为牛羊；饵药采精，以儿童为蝼蚁；采妇人之精血，利己损人；饮蒙汗之迷汤，蛊心惑志。”[8]又曰：“其嫁娶不用媒妁，亦不论少长，必男女自愿。惟拜先天教主，祈上帝，且新妇必先令与所师教主宿，日圣揄罗福。但不得娶二妇，谓上帝原初止造一男一女，故其国皆无妾滕，外奸者不禁，妇死乃可继娶。父死子可娶母，子死父可娶媳，亦可娶己女为妇。兄弟叔侄死，可互娶其妇，同胞姊妹亦可娶为妇。又重女轻男，自国王至臣庶，皆听命于妇人。每有妇逐其夫而再赘者。谓男子皆由女出，故其国多女王摄政。与人相接，重则免冠，轻则以手加额，所以示敬。无跪拜礼，即见国王亦不拜屈一膝，持其手嗅之，或拔额毛数茎投地，以为见国王最敬之礼。”[9]一二零星的有关外国的正确知识杂夹在一大堆荒诞的传闻和想当然之中，中国人惯有这样的想象力（古一点的有《山海经》，近则有李汝珍的《镜花缘》，不同的是这是针对现实存在的一些人的说法，而且含有明显的敌意）。客观地说，发生这种误传也多少是难免的。制造这种讹言的人似乎没有亲见洋人而不过得之于道听途说。就是身临其境，亲眼目睹洋人行止的下层士人，他们虽有眼福，但观察力也很成问题。比如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天津夷务实记》的作者写道：“夷臣之形象与言语，白黑贵贱分，赤黄须发共，目畏日而行动如猿，舌出音而笙簧若鸟。”[10]而《津门闻见录》的作者的描写似乎就更为生动且斑斓：“夷人面皮有黑、白、黄三色，黑如墨，白如脂，黄类土色。鼻高眼凹，头上毛寸余，其色又红又黄又白，错杂其中，皆浅而上卷。眼有浅绿色者，有黄色者，总而言之，其形皆如羊眼。行走如鹤，动如猴。”[11]中西方的文化隔膜与绅士们主观上的文化中心主义，成为他们眼中的翳蒙，而情绪上的敌视与反感又成了无形的哈哈镜，所以他们的嘴里和眼中的西方人就变成了这样一种兽心兽形而且兽行的半人半兽怪。但讹言不论炮制得多么不堪和离奇，其主旨就像一份出自乡间识字无多的农夫之手的揭帖里说的那样：洋鬼子“丙（并）无人论（伦）”。[12]潜台词无非如《三国演义》孔明七擒孟获后王平对秃兀国的评语用意那样，无人伦者，禽兽也，烧之绝种亦不算伤德。所以洋鬼子可打可杀，打杀于道德上均无碍。
对基督教来华目的的说法
中国人对洋人非人性特征的想象有两点特别突出：一是贪，二是淫，贪得无厌，淫之无度。打教讹言关于基督教来华日的的说法主要是围绕第一点展开，意即洋教来中国是为了贪图中国的土地财富。所谓洋人之“贪”的第一层含义是贪图钱财。比如说传教士可以用“搬运之术盗人藏金”，更流行的说法是说教徒死后，教会私取睛，“其取睛之数，以中国铅百斤，可煎银八斤，其余九十二斤，仍可卖还原价”。而且只有中国人的眼睛有此“神效”，“西洋人睛罔效”。[13]关于传教士要到中国来，还有一类说法是教士用千里镜四处照一照，就可将中国宝藏埋藏处发现，然后偷偷掘了去。鲁迅先生曾提到他少时乡间有这样的说法：洋鬼子挖人心肝，炼了油来点灯，“向地下各处照去。人心总是贪财的，所以照到埋着宝贝的地方，火头便弯下去了”。[14]当然，宝贝肯定让洋鬼子掘了去。直到八十年代，广西农民在接受调查时还有人认为，法国传教士“挖走我们不少宝贝”。[15]
洋人之“贪”的第二层含义就是所谓“好行强横，唯利是图，以夺人之国为奇功，占人之土为豪举”。[16]即对国土人民的野心图谋。这个层次上的讹言往往把教会中人与洋兵、洋商混为一谈：“当今洋鬼子，诡计多端，存心叵测，殚我民财，鸦片恣其流毒；谋我土地，租买恃其钱财；起洋楼于海口，隐占要关，设教堂于冲途，显招爪牙，无非欺我幼主，谋我中国。”[17]
关于基督教来华目的的讹言，应当说有一部分并不算“讹”，确实有传教士参与经济活动，实际上为披着法衣的商人，对房产、田业、店铺甚至走私有着浓厚的兴趣。连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都说：“余却深信美国方面常有一种巨大错误，即所委任之牧师，往往其中德性方面既不相称，职务方面亦未经训练。此辈以服务教会为纯粹面包问题，凡认为可以赚钱之业务，无不兼营并进。余更熟知许多牧师，兼作他项营业（如买卖土地，投机事业），实与所任职务全不相称。”[18]其实这种“兼营他业”的情形各国皆有，德国牧师也未必能免俗。也确实有牧师为侵略中国出谋划策，刺探情报，甚至亲手拿起枪炮参与侵略。但仅凭这些现象就说洋教“贪”，至少是有失笼统，因为至少从表面上看，相当多的教会是非牟利性的，传教事业还附带有相当庞大的慈善事业、教育事业，从经济角度是付出而非索取。尽管我们可以说他们这样做的用意属于着意深远的侵略，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些事业毕竟还是给中国普通人带来了一些实际的益处。而在传教士中也不乏心地纯正的宗教家慈善家，笼统的指责是难以令人心服的。更可惜的是这类讹言的热点，往往集中在“盗人藏金”和“挖睛点银”这类无稽之谈上，而真正应该受谴责的地方却被忽视了。在讹言的炮制者与传布者意中，似乎只有这类离奇事才能真正反映或说明“半人半兽”的洋人的贪婪真性。
对基督教自身的说法
这类讹言数量最大，说法也最杂。众说纷纭之中大体都存在一个假定和一个预设，即假定（几乎为断定）洋教乃渲淫乱交破坏伦理之教，以及从中国民间“邪教”、“邪术”及原有的佛道两教的经验来看待基督教。在后者，诸如采阴补阳，吸童子之精，取处女红丸，以符咒摄人生魂等等说法，说者信，传者信，听者也信。光绪十九年（1893）河南彰德流传的一份告白所传的讹言，隐然将民间对“拍花”邪术的描绘安在了教会头上：
进（近）日淇县南乡新镇有洋人数辈在彼乡赁房居住，不知所办何事，但觅人置买小儿，得一小儿纹银五个两整。今有歹人贪其财利，妆扮如乞丐状，于村中见小儿，以手摸之其面，小儿即随伊走，回顾则有虎狼在后，左右则沟渎，但能前行。至新镇则卖于洋人，将小儿倒悬半天，即挖其眼睛，取其心肝，亦不知作何所用。四月初五日，淇县东关大会，会上有二人以其法迷小儿，被人捉住，钓（吊）之重打，彼但大笑而不觉其痛，即搜身上，于发中取竹板一块，上有赤佛，脚心有膏药两张，揭去再打，彼随觉疼，则号咷大哭……[19]
在反教揭帖中，还有认为基督教“祀一赤体童神，一手指天，一手画地，曰耶稣太子”[20]。明显受了他们意念中佛像的影响，描述耶稣时无形中掺进了如来手印。到义和团打教时，这类说法又变成了双向的，洋人以大致同类的“邪术”（如阴门阵之类）破了义和团的法术。
阐发、发挥前一种假定的讹言属于所有讹言中最有色彩、内容最丰富的一类，几乎只要一沾到教会之事，就要扯到“淫”字上去。其中主要是对教会领洗、弥撒、终傅等圣事的中国式猜度和联想。比如把领洗（浸礼）说成是男女共浴，或私下沐浴借机行奸。把做弥撒说成群交、乱伦，认为做弥撒前还须用妇女的经水浴面。视行终傅礼为“奸尸”，或偷挖人睛。对最难理解也最易产生误解的密室忏悔，几乎毫不犹豫地被认定是密室宣淫（如果忏悔者为男性则为鸡奸）。将修女视为留给传教人的淫欲工具。这种传言无论怎样五花八门，怎样离奇，大抵都离不开脐下三寸的范围。在平日道学式的性文化范围中多少有点感到有些性压抑的半瓶醋的文人们，尽情地借机发挥着自己在性方面的想象，宜泄着自己的“里比多”（Libido）。听传这些讹言的人们，看到教堂男女混杂和一些“不避嫌”的仪式，自然就在心里证实了这些讹言。当然，其中也有中国人固有宗教定势的作用，他们一般是把基督教与佛教、道教来类比，佛寺道观里不应有女人，自然教堂也不应该有（在民间传说中，佛寺里私藏女人是为大奸大恶），如果有，那一定有不正当的勾当。同治三年（1864），福建闽侯某村只因村民看见教堂看管人的妻子夜晚留在堂内（同看管人一道），遂认定教堂暮夜私藏少年妇女，遂闹起打教风波。[21]
关于教会慈善机构的说法
针对教会慈善机构的讹言主要集中在育婴堂和医院（医生）两方面，而以前者招非议最多，而且由于涉及“残害儿童”，故最易招致人们义愤，闹出事端。关于育婴堂的讹言一般有拐迷儿童，割取小儿肾脏，取小儿心肝配药，摄取童精和处女元红等等。关于医院（医生）的讹言有令妇女裸体医治以借机奸淫，不愈病人便行解剖，割去心肝，使四体不全，或曰借行医盗卖人体之宝等等。
育婴堂（尤其是天主教）的修女们一般都有急于事功的心态，她们收养弃婴，常常不在乎孩子的死活，而更在乎其死前的受洗与否，溜谓灵魂得救，所以育婴堂的死亡率都比较高；婴儿死后掩埋又很随意，有时往往集中在堂内掩埋，以致有“尸堂”、“尸窑”的说法。为了扩大收婴面，她们还往往雇人收集弃婴，于是乎就有匪类为了那一点雇佣手续费，就去拐人儿童。著名的天津教案的起因就是如此。平心而论，修女们的所为当然算不上人道，但这些弃婴如果没人收养，也只有死路一条。修女们予人口实的主要是死婴的埋葬，零星的死婴一般没人在意，但集中起来难免骇人耳目。所以，总的来说修女们多少是有些冤枉的。至于关于医院的讹言，主要出于国人对西医医疗技术、方式的误会与隔阂，尤其是对西方医学人体解剖的不理解所致（中国人对于全尸的看法相当顽固）。
打教讹言的炮制者主要是士绅，而且是一部分道学气较浓的中下层士绅，比较知名的像编撰《辟邪纪实》的崔和炮制了一大堆有关“天猪叫”传单的周汉等人。但是这些讹言却在中国乡野不胫而走，风行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直到1949年以后，农村中信以为真者仍大有人在。而抄传、复制这些讹言的大多是农民。大量的农村知识分子、粗识文墨的农民都参加进来。一些农民，尽管识字不多，也参照士绅的讹言炮制自己充斥别字的揭帖告白。如同治十二年（1873）三月山东德平县李家楼的揭帖，就说洋鬼子“羊眼猴面，淫心兽行，非人也。行事不敬神，不敬先人，不学孔孟，不知礼义，丙（并）无人论（伦）。嘴说传上天善道，心内不然，以违（一味）奸淫妇女。小孩子用蒙药迷心，用小孩子眼配蒙药迷人”。而且“如（人）教之家，当先生之家，妇女小孩子全备（被）洋鬼子奸淫，坏事不可说也”。[22]更为典型的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二月，直隶宝坻县农村出现的一系列小孩骂街式的揭帖，反复说的只是“携（邪）教庞（旁）门”，“儿奸母，兄奸妹，父奸女，自吃自拉，孙孙奸奶奶”。还说人教人家“丫头老婆羽（与）你教主暗夜，政（挣）上三斗二斗红白高粮”云云。[23]
美国社会学家E·希尔斯（Edward Shils）说：“富有想象力的通俗文化作品的作者多半是无名氏，某些学者称这些作品为无意识集体过程中的非个人产物。”[24]相当一部分教案揭帖也近似于这种情况，讹言的某些成分，多少是农民集体无意识的流露与宣泄。农民在传播讹言时，实际上是在发泄他们对洋人的愤忿与嫌恶，同时也流露出平时所不易暴露的某些阴暗心理。通过这些揭帖，一种重整被洋人扰乱了的伦理秩序的愿望凸现出来，一个民族的文化自我中心主义袒露得十分彻底。细分起来，荒诞不经的打教讹言能为农民所相信、接受，并成为他们自己的共识，主要原因有四条。
首先是造讹言者与传讹言者在文化心态上有同构之处，也就是说，讹言渲染与代表的是上层下层同构的集体无意识。
第二个原因是中西方深刻的文化隔膜。农民在自己已有的经验框架里，容纳不了层出不穷的西方事物，于是面对捕风捉影之谣不由不信。在同治初年的南昌教案中，乡民就曾将教堂做弥撒之用的红葡萄酒当成血膏，谓其“系熬炼精血所成”，把洋号说成是取睛之用的铜管。[25]至于西医医院的用来展示人体结构之蜡人和所用器械，则更令他们匪夷所思。甚至连南方的荔枝也为北方农民所误会，以为是挖下来还带血的人眼珠。[26]对不熟悉而未曾见识过的西方器物尚且隔膜如此，对西方人的行为就更不理解了。他们以和尚道士况教士，可有的教士却带家眷（当然也有奸淫中国妇女的），按农村的生活习惯，男女混杂在田野和墟场是可以的，可在室内不是一家人男女混在一处（做弥撒），未免令人想不通。教会之领洗、弥撒、坚振、婚礼、终傅及密室忏悔等习规，即使反复宣讲、开导和解释，农民也未必会理解（包括大部分教民也如此），他们实在想不通这些在他们看来希奇古怪的举止，看不透这若干天方夜谭式的器具。格式塔心理学告诉我们，人的知觉是整体性的，现时的感知与由过去经验堆砌而成主观先验框架有直接的联系。人们习惯于用过去的框架来容纳整合他们第一次见到的“新事物”，先验框架的思维定势影响了农民们的观察和判断，他们自然而然地按讹言所引导的以及他们以往见过的民间宗教与“邪术”的经验来看待教会及其行为。由于有了这种先入为主的定势，有时眼睛也会出现误差。同治三年（1864）二月直隶平山水碾村教案，村民刘三秃就言之凿凿地声称亲眼看见教堂内传教士与男女五六十人“同卧在地，名曰采精”，而且还看见过教民在教堂内“炼丹”。[27]
第三个原因是时局动荡，社会的不安定和人心的不稳。朝廷的“中兴”带来的只是国势日衰和社会的破败，农村的破产成为一种无法遏制的趋势，各种社会矛盾交汇激荡，整个社会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为各种流言讹言的传播创造了极好的气候与土壤。一有风吹草动，坏事就容易怀疑到洋人洋教头上。据美籍传教士李佳白讲，同治年间，“有一丹国人在山东省济宁州初立电报局，该处适有三家走失幼子三名。迩时谣言四起，皆谓此三子均被电报局洋人迷失在地板中，剜眼佩作电气”。[28]
第四个原因就是先入为主的敌忾情绪。如前面章节所述，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整个中国社会的对外情绪转为以敌意为主导，许多农民在未接触到教会洋人之前，已经认定他们是坏人了。对于农民来说，“只要西洋人仅仅被认为是不开化但又可以教化的野蛮人时，他们便能得到同情和帮助，但是，一旦他们被看成是野兽和魔鬼（不是人，比人更坏）时，他们便不可救药”。[29]大规模教案发生之前，农民对西方人的看法恰好完成了从“不开化的野蛮人”到魔鬼的转化。所以打教讹言自然极有市场。农民既已先期把洋人判定为坏人、野兽和魔鬼，所以洋人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可能是坏事，包括行医送药也属别有用心。讹言虽说离奇，但洋人洋教本身也就是离奇的，农民先期的感觉，洋人的“坏”与“离奇”叠合到了一起，当然会让人相信那层出不穷的希奇事是真的。而且，讹言一经流布，不仅会愈传愈奇，而且会使人愈来愈信，因为传的人都是平日可靠的乡邻父老。在这中间，敌意的情绪氛围是关键的前提，没有这种普遍的敌意，文化上的隔膜与误会不是没有向好的方向解释和理解的可能。但一旦存在了敌意，对隔膜的解释就只能是单向的了。同治十年（1871）五、六月间，广东佛山发生的一桩教案，十分典型地说明了讹言的炮制、流传与民众情绪及社会环境的关系：
同治十年五月内，郭亚沅、叶亚幅、叶刘氏、郑曾氏，路遇未获之不识姓名道人及罗亚九，捏称现有神仙降乩，今年夏秋间广东必有瘟疫，乩盘内开写药味数种，配合神仙粉，给人服食，便可祛病消灾。各给铜钱数百文，嘱令该犯郭亚沅等四处传播。并称如服药之人血气承受不住，致觉肿胀，伊便出招医治，得钱再行分给。郭亚沅等贪利应允，各取药粉，分往各处地方，布散邪言，将药施派民间，随即哄传，谣言四起。时该犯苏亚贯路遇该犯任单眼、冼亚满，且共谈贫苦，苏亚贯因各传哄神仙粉，起意商同藉端生事，捏称神仙粉系洋人制造，雇人分派，借此引诱男妇入教。又假托有人素精符术，能通鬼神，预知祸福，如不将教堂拆毁，必有后患，希图煽感人心，激动众怒，与洋人寻衅，以便乘机抢掠，并骗人捐助经费，敛钱使用。……于是造出揭帖（帖之大意为，洋人制造毒药害人，欲人到彼求医，胁令入教，且引诱妇女，意图奸淫云云。笔者注），杀一洋人赏洋若干，杀一教民赏若干，广为张贴，一时佛山沸沸。[30]
制造流言的人虽然动机不纯，但是明白只有把事情转到洋教头上，才可能真正地“煽惑人心，激动众怒”，把水搅浑，也好从中取利，结果还真的造成了“佛山沸沸”的局面。文化隔膜和误会，时局不靖的人心浮动，普遍的反洋情绪，于此都可窥其一斑。
?需要指出的是，打教讹言无论如何荒诞，如何离奇，其思想基础还是中国上层文化的伦理主义。对西方“乱伦”的攻击，是讹言攻击的要点，也是卫道的愿望。农民遵行、仿效、复制和传播林林总总的讹言，说明他们从外观到内里都心甘情愿地接受上层文化的指导。这说明自太平天国之后，一个新的时期开始了，民众开始把矛头指向外部。农民自身的局限性使他们的思想资源只能局限于本文化系统内。依靠上层的意识指导，固然属于病笃乱投医，事急且相依，但这种举措的负作用也是巨大的。在民教冲突之中，农民明明是冤屈的，连教会自己也承认教会确有不是，而教民为恶者甚多。但是农民展开斗争（尤其是大规模斗争）时，往往自以为是地抓住那些“正大理由”（由讹言引导）来打教闹教，结果是情理两亏，人财两损。没有人（尤其是官方）为他们解释清楚，只有越来越糊涂，越来越愤怒。仇恨层积的同时，非理性的、荒诞的对西方的认识也在积累，最后不免导致义和团运动这样的盲目大排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