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同[32]书，1018页。
[16]前章曾引此文。文中有谴责“木偶乡绅”“不知大义”的话，由此推断非乡绅所为。谅为文理较顺的农民知识分子所撰。
[17]同[18]书，128页。
[18]同[18]书，112页。
[19]《中法战争调查资料实录》，168页。
[20]同[18]书，第167页。
[21]陈独秀：《说国家》，《陈独秀文章选编》（上），39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22]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八，《戊戌变法》（一），299页。
[23]同[14]书，533页。
[24]同[18]书，90页。
[25]《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期，39页。
[26]同[18]书，138页。
[27]徐珂：《清稗类钞》（一），87～88页。
[28]同[18]书，245页。
[29]《义和团》（一），12页。
[30]赘漫野叟：《庚申夷氛纪略》，《第二次鸦片战争》（二），20页。
[31]见《教务教案档》，第四辑，1750～1751页。
[32]《中法战争》（一），27页。
[33]《中法战争》（五），37～38页。
[34]张之洞光绪十年八月四日电，《中法战争》（五），38页。
[35]同[27]书，127～129页。
[36]见《中法战争文献汇编》（二），113、378页。鼎文书局（台湾）版。
[37]淡水关务司法来格呈总税务司文，《中法战争》（六），192页。
[38]任二北：《优语集》，20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39]见《第二次鸦片战争》（三），69页。
[40]吴才标：《出山简》，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转引自孙江：《十字架与龙》，168～169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41]同书，307页。
[42]同书，305页。
农民看洋务
大约与下层反洋教纠纷同步，一部分上层人士发起的“洋务运动”也揭开了序幕。显然这种对比是耐人寻味的，但是比起下面的事实来，两者的反差又要显得颇不足道了。洋务运动的兴起，实际上是受到了来自外部（西方）和内部（太平天国农民）双向刺激的结果，然而这场运动却始终与农民没有多少干系。中国的近代化，从一开始就走了西方排斥农民的老路。
洋务运动，用其倡导者的话来说是一场“自强运动”，其主旨为引进西方文明促使中国自强。无论我们今天会对这个运动本身和倡导者有多少不满和非议，但它毕竟是中国摆脱传统状态走入近代化的起始。正像这个运动最著名的领袖李鸿章晚年自称“裱糊匠”一样，洋务运动的开初的确就是想借西方器物文明以修补传统千疮百孔的大厦。然而，近代文明自身的魔力和“法术”，在运动行进中却接二连三地呼唤出了一系列倡导者始料未及的东西。李鸿章、郭嵩焘、薛福成这样的洋务派官僚们，逐渐在思想认识和行动实践上都不同程度和层次地突破了自身的局限，踏入了变革的禁区。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洋务运动始终是一种政府行为，没能实现落后国家近代化所必需的由政府行为向民间行为的转化。中国近代化从一开始就变成一个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畸形儿。不过，在那个时代，洋务派确实集中和吸引了全国最优秀的人才，人数虽少，却有一种新鲜气象。反观顽固派，虽然人多势众，却是鼓噪呐喊者多，冲锋陷阵者稀，自倭仁以后，连个像样的领袖也推不出来，整个阵容透着暮气。不幸的是，洋务运动与反洋教同步这个事实，使得农民更乐于站在顽固派一边，为其颟顸迂腐的排外清谈叫好喝彩。这样一来，原本布不成阵的顽固派有了市场，为中国的近代化布下重重障碍，落后势力形成一种没落但人多势众的局面。
几乎所有国家的近代化过程都存在着排斥农民和农民排斥近代化这双向的趋势。在近代文明面前，农民似乎为固定不移的反对派。所有封闭、保守、落后的意识及现象，在农民面临近代工业文明时都不遗余力地显露出来，向世人宣告着自己的落后与无知。一个外国人在论及中国近代化的阻碍问题时曾谈到，英国人当初在国内营造第一条铁路时所遭逢的吵闹反对与抗议，要比中国现时大得多，反对者的理由甚至要比中国的反对理由更荒唐（比如认为铁路将导致牛不吃草、鸡不下蛋、房屋倒坍，而火车冒出的黑烟将遮蔽太阳，毒化草场，使英国永远暗无天日云云）。[1]当然，中国的士绅和农民，也有类似的恐慌和表现。问题在于，多少年来中国的有关学者在讨论到中国农民在近代化中的表现时，有意无意受到西方学者论述欧洲农民的暗示，然而根据中国农民在反洋教及义和团运动中的表现，从而得出了与西方学者议论欧洲农民差不多的结论，从而认定了中国农民在近代化中反面角色的位置。
其实，中国农民与西欧中世纪的农民显然是不同的，我在导言中讲过，由于他们独特的社会结构，他们对西方不会只有一种向度的反应。历史还曾向我们展示过另一种图景，太平天国的农民在误解了西方侵略的情况下，曾对西洋文明表现出了兴趣。同样，中国下层社会在初次遇见西方工业文明的代表物——火车、轮船时，首先的反应是惊喜和赞叹。下层社会的这种心态曾使率先在中国开辟轮船客运的外国公司大发其财。1861年下半年投入运行的琼记洋行华洋合资的轮船“火鸽”号仅头三个月就赚了五十万元。该行洋商艾伯特描述了1861年12月该轮“沙丁鱼罐头式”的载客图：“他们全都挤在一块，连躺都躺不下，要想躺下，只好彼此把腿插到对方腿中间去。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滑稽的场面。不过乘客情绪都挺高，都挺愉快。”[2]能够心情愉快地侧身这种“沙丁鱼罐头”中的乘客，多系下层社会中人，在市民社会尚不发育的当时，大抵为沿江的雇工、小贩及农夫。同治六年（1867）湘籍士绅杨恩寿生平第一次乘海轮，就不甘于蛇伏于拥挤且“鼾声汗臭，极为不堪”，被他视为“地狱”的统舱，而换到上层。[3]1876年夏，洋人在上海修建了中国第一条铁路（吴淞铁路），通车之后，“各处旅客趋之若鹜，车站拥挤不堪，每列车都坐满了人，只有很少数的所谓‘旅客’能够找到座位”。[4]稍后，一位侨居天津的外国商人，想要修建一条从大沽——天津——北京的铁路。先行修了一小段，请清吏和各界人士试乘参观，结果“汽机继续走了三天，车内满载各阶层露齿而笑的中国人，一次又一次地疾驰着，给他们无限的娱乐和喜悦”[5]。这两条铁路后来都在上层社会的极力反对下而中余夭折，但所在地各界（包括下层）人民良好而热烈的反应却是真实的。如果我们还嫌上述登车的人们面目不够清晰的话，那么让我们看看夏衍先生的童年回忆也许是有益的：“沪杭铁路的杭嘉（兴）段通车，艮山门是从杭州到上海的第一站，通车的那一天，整个杭州——包括沿路乡村都轰动了，我母亲也高兴地带了二姊、四姊和我，背了条长板凳，带了干粮（南瓜团子），走了两里多路，到艮山门车站附近沿线的空地，排着队去看火车这个从来没有见过的‘怪物’。沿线挤满了人，连快要收割的络麻地也踏平了。在盛夏的烈日下晒了两个多钟头，好容易看到了一列火车从北面开来，隆隆的车轮声和人们的呼喊声溶成一片，这个大场面，尽管事隔七十多年，到现在依旧是记忆犹新。”[6]这么大的热情和兴致，如此高亢的欢悦，这就是中国农民见到西洋“利器”的反应，尽管这个场面比第一条铁路时晚了几十年，但毕竟是浙江农民的第一次，颇能反映他们初见近代大机器的初始心态。
但是，如果我们就此认为中国农民都对西洋文明的产物帖然悦服显然也是不对的。因为相反的事例同样比比皆是，拆铁路、拔电杆、捣毁机器的事在中国城乡屡见不鲜。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根据在中国旅行记载整理的三卷《中国》一书，就记载了不少这样的事例，在中国的官方奏报中也有所反映。但有两个事实是这类事件的基本前提，一是这类事件基本上发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二是这种态度往往不是农民最初的本能反应。
从第一个前提来看，近代大机器在农村的厄运往往是受“憎”屋及乌之累，由洋人之恶连带洋器之厄。光绪六年（1880）一位直隶官员的奏折无意道出了个中的秘密：“兹闻直隶磁州地方用洋人机器并杂用洋人，以致民心积怨，群情汹汹。”[7]从第二个前提来看，农民的反近代机器之举恰是一种经过思虑的结果，其中固然有近代文明本身与中国固有文化风俗的扞格，但更主要是在反洋教气氛中受了缙绅观点的诱导和启发所致。曾经出使外洋为副使的清朝大员刘锡鸿有份奏折很有代表性：
西洋专奉天主，耶稣，不知山川之神，每造铁路面阻于山，则以火药焚石而裂之，洞穿山腹如城阙，或数里或数十里，不以陵阜变迁，鬼神呵谴为虞。阻于江海，则凿于水底而熔巨铁其中，如磐石形以为铁桥基址，亦不信有龙王之宫，河伯之宅者。我中国名山大川，历古沿为祀典，明祀既久，神斯凭焉，尚骤加焚凿，恐惊耳骇目，群视为不祥，山川之神不安，即旱潦之灾召。[8]
出身翰林，在西洋见过世面的副使大人尚且如此在乎山神河伯的身心的安康攸宁，乡下读惯了“高头讲章”的缙绅老爷、三家村学究则不问可知，绝大多数为“山神龙王”派的“护神使者”。农民自然也关心“旱潦之灾”，但如此的联想和推理，他们却未必在行。在过去的时代，农民为了生存也曾农闲挖煤、采矿，并没在乎什么地脉，什么山神，顶多在开山之前给山神烧上一炷香，一了百了。信仰要为生存让路，农民的经验理性可以应付一切，断没有士大夫那种冬烘的教条。据说，中国民族资本第一个开办蒸汽动力缫丝厂的陈启源，在家乡广东南海遭到乡亲们的围攻后撤至澳门，后来想出新招，把蒸汽缫丝机一律改成小型，使每个机户都能拥有一台。如此一来，就从原来遭到机户围攻转而备受称赞。[9]如果这条史料确实的话，则又一次证明了农民所憎恶的并不是西洋机器本身。对外来事物往往是士绅那一关先过不去，后来才有农民一关的过不去。中国近代最能变易通达的是士大夫，最顽固保守的也是他们。当然，经过士大夫开导暗示的农民，一般都是会多些思虑，多些神经过敏。光绪十八年（1892）三月，陕西巡抚鹿传霖奏称：“窃查陕西栽立电杆，创始于光绪十六年之秋，迄今二载，相安无异。……适值疫疠盛行，愚民无知，谓是电线传来；及去夏稍旱，又谓是电杆所致。”结果是可想而知的，陕西农民发起了“鸡毛传帖”，宣称：“电杆歉旱，纠约砍伐，此贴（帖）一到，上村传下村，一家出一人，如有一人不出，必公共议罚。”[10]大家相约砍起了电线杆。
农民对于洋务运动，既无倭仁式的强烈反感，也无徐润式的热忱（徐尝自书一联云：“放宽肚皮袋气，咬定牙根吃亏”），更多的倒是漠然。曾国藩与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容闳张罗选送幼童去美国留学，由于缙绅之家深恶此事，只好落入寻常百姓家。可谁知照样应者寥寥，北方人更是视若畏途，几乎无人应选。第一批第一拨三十人中，广东人就占了二十四名（其中香山籍为十三名），主要是靠了办洋事当买办发了财的徐润的现身说法的劝说。[11]整个第一批的一百二十人，说什么也招不足额，最后不得已乃由容闳“亲赴香港，于英政府所设学校中，遴选少年聪颖而于中西文略有根柢者数人，以足其数”[12]。这样的事情，在今天看来，真有点不可想象。稍后一些兴办的“洋学堂”处境也不太好，当时愿意报考入学的多为家境贫寒之士，受外国影响的家庭子弟或商人，外国学堂学生和华侨子弟。[13]对待这样一些机会，农家子弟大多犹豫不决，踟蹰不前。
中国最著名的洋务企业江南制造局开办初期，在当地农民中基本上招不到工人。“根据一些本地老工人听到老一辈的传说，制造局开办初期，本地人谣传：‘进局的人要被丢到大烟囱里去’，‘要被机器轧死’，因而都不敢进局做工。制造局早期的幼童（即学徒，笔者注），因招不到本地人，只得到孤儿院选回了一批在太平天国战争中被收容起来的难童。据说他们的父母都是太平天国时期死亡的，连自己家乡在哪里也不知道。直到制造局开办了一二十年后，本地人看到在制造局工作，并没有什么危险，才慢慢地愿意进制造局做工。”[14]看洋玩艺或者乘坐火车轮船，农民还是乐意且踊跃的，可一旦让他们参与摆弄大机器，则未免心虚胆怯。差不多同期开办的“福州船政局”也有类似的情况。船政局的早期工人主要有两类，“一是熟悉轮船的工人、水手，这些人‘大半久于洋船之中，且有生长南洋眷属未入内地者……平日等夷相视，去就自由’”，已经是典型的近代工人。另一部分是来自旧手工业者。只是到了后来，当地破产农民才“趋之若鹜，仰食者不下万家”。[15]这种情况反映了农民对洋务运动的冷谟、无知和隔膜，但还说不上是嫌恶和反感。因为这些企业虽是“洋玩艺”，毕竟还是中国官员办的，农民的不满，主要是冲着洋人去的。即使已经进厂做工，成为工人的“农民”，对洋人的态度也十分地不友好。一个英国海军军官访问福州船政局时发现：“在有些车间里，工人们用出自‘矫装的轻视’与‘沉默的微笑’来对付我的‘好问问题’。看着这种情形，很是可笑。他们看我，显然是像一个英国技工看一个忽然到他工厂去的中国人一样。但是对这些‘士绅’来说，是比较不可宽恕的，因为他们已经在欧洲人的底下做了几年工作，是应该知道‘夷人’的规矩的。”[16]显然，中国工人轻蔑讥笑的态度刺伤了这位“洋大人”的自尊心，他不明白为什么在“欧洲人底下做了几年工作”的中国工人，居然还会这么不懂“规矩”？其实，倒是这位“洋大人”太糊涂，为什么侵略中国了那么多年，还不知道中国老百姓对洋人是个什么态度？在湖北铁政局，也发生过“粤匠”针对为洋人服务的翻译作威作福而发生的罢工，“必欲牌示将翻译之员撤差方肯做工”。[17]
对农民来说，洋务运动是个比较含混的事业，它既是中国的，又是西洋的，即使激烈打洋灭教的农民也会对此感到为难，因为反洋教就不愿意反官，而恰恰洋务就是这样一个非驴非马、亦洋亦官的东西。从农民的实际利益上讲，中国资本主义的起步，并没有给农民带来任何好处，恰恰相反，农民在殖民化与近代化双轨并进的压力下，逐渐地被捆在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战车上，身不由己；商品化带来的财富大都流入了海外大亨的腰包。资本主义在农村造成了破产，而中国资本主义自己又举步维艰，荆棘丛生，无法容纳破产的农民。所以，农民有理由反对这种近代化的尝试。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考虑，中国的农村自身存在着能适应近代化变革的社会结构，没有必要非得走西方的老路，靠摧垮乡村来完成近代化。美籍学者黄宗智的研究表明，在商品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方，农村社会结构“伴随着国际资本主义而来的加速商品化没有带来质的变化，只是小农经济的进一步过密化”，小农家庭生产经营方式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增强了。[18]“农业商品化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妇女和其他农民家庭成员进入生产领域。‘男耕女织’这一表达通常作为前商品化小农经济生产单位的代名词，实际上反映了家庭生产在商品化推动下的完善和加强。”[19]中国的小农经济实际上不能完全用惯常我们所谓的“自然经济”加以概括，诚然，在中世纪它也是以自给自足作为外部特征的。中国小农家庭生产经营方式在自主经营和追求利益最大化方面，与资本主义家庭农场有相似的特性。至少在近代化的初期，这种生产结构是能够适应变革的。农家生产可以为了自给，也可以为了交换，只要收益大。进入近代以来，西洋机制纺织品的输入曾一度冲击了江浙一带的手工纺织业（家庭式），但很快，“机制?纱和手工纬纱结合起来，就制成了完全能与外国布匹竞争的，甚至更好的棉布。布莱克本访华团承认：‘毫无疑问，普通衬衣布正在被用进口纱织成的手工土匹所代替，对此我们似乎无能为力。’”[20]这种现象不能用所谓“自然经济”的“顽强抵抗力”来说明，因为土布的生产并非完全为了自给，即使在最偏僻的山乡，它也有交换的商品性质。这种土洋结合式的家庭纺织业在近代存活了相当长的时间，如果近代大工业没有科技进步的助力，这种对峙可能还要继续下去。
洋教要挨打，洋务仅仅止于挨骂。
从太平天国失败到中日甲午战争这几十年是中国近代一段相对沉寂的时期。中与西，新与旧，上层与下层，开明与顽固，侵略与反侵略，统治与被统治各种矛盾在沉闷中积淀发酵，待到地火冲腾之时，整个世界都为之震颤。事实上，没有这一段漫长而乏味的沉寂，中国世纪末令人眼花缭乱的大动荡是不可能到来的。在这几十年里，农民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增长，怀旧感也在变浓；对西方世界的了解增加了，迷信与愚昧的迷雾也在弥漫；这是一个农民主动接受上层意识形态指导的时代，也是一个逐渐对上层及意识形态失望的时代。中国自身的近代化在打教声中踉跄前行了几十年，中国从上层到下层都已接近了一个大变动的临界点。
注释：
[1]见高斯特：《中国在进步中》，《洋务运动》（八），421～428页。
[2]《琼记洋务》，94～95页，转引自于醒民等：《上海，1862年》，27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见杨恩寿：《坦园日记》，37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4]于德利：《中国进步的标记》，《洋务运动》（八），447页。淞沪路行驶数月，旅客17527人，其中三等车的旅客为15873人；见《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一册，37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
[5]《洋务运动》（八），404页。
[6]夏衍：《懒寻旧梦录》，14～15页，三联书店1985年版。
[7]《洋务运动》（七），404页。
[8]刘锡鸿奏折（光绪七年正月十六日），其时此人在国外，《洋务运动》（六），156页。
[9]见朱卓鹏文，《文汇报》（1991年8月30日）。
[10]《洋务运动》（六），432～434页。
[11]见费正清：《剑桥晚清中国史》（上），580页。
[12]容闳：《西学东渐记》，128页，岳麓书社1985年版。
[13]见林庆元等：《福建船政局史稿》，63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4]《江南造船厂厂史》，8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5]林庆元等：《福建船政局史稿》，51、52页。
[16]寿尔：《田凫号航行记》，《洋务运动》（八），371页。
[17]《张之洞电稿》（抄本）。
[18]［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14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
[19]《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51页。
[20][美]费正清：《剑桥晚清中国史》，下册，34页。
亡国预警——甲午败绩
世纪之变
草木犹春荣，世运何大异！
东望春可怜，千里碧血渍。[1]
甲午之战，中国败给日本，所引起的社会震动之大，甚至在数十年后仍能感觉得到。身临其境的中国士子，一时竟有“世运大变”、“河山易色”之慨。
中国人一向看不起日本人。不像什么陌生的英吉利、法兰西、美利坚，中国太熟悉身边的这个民族了。日本人来中国做学生，中国人去日本当先生，蔑其土为“蕞尔小岛”，贬其人为“东夷倭奴”。虽说明代沿海地区被“倭寇”造成了一些麻烦，但自有“戚家军”来对付。对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崛起与威胁，除了少数明智之士，整个民族都缺乏起码的心理准备。
左宗棠收复新疆与基本打成平局的中法战争，为中国社会尤其是士人阶层平添了几分虚骄和自负，他们觉得老书可读，老路可走，变革的躁动仍只局限于少数通达之士的头脑里。芸芸士林仍然沉溺于制艺时文的泥潭里无可自拔。后来光复会的健将陶成章，在1894年还在大写“忠恕而已矣”、“仕则慕君”这样的滥调八股，余辈可想而知。[2]1865至1895年间，江南制造局翻译出版的西学书籍，仅售出约13000部。而在日本，福泽谕吉的《西洋事情》自1866年出版后几乎立即卖掉250000册（包括私印本）。[3]投身打教运动的知识分子，固然体味到了外国侵略的压迫，但对民族危急的感触还是模糊的，“亡国灭种”、“瓜分豆剖”这样的警句在甲午战前并不多见。他们更多地还是指望有朝一日能“以夏变夷”，寄希望于中国文化的征服力和同化力。
甲午惨败，惊碎了士大夫的迷梦。《马关条约》开创了中国有史以来战败的耻辱之最，赔款之最与割地之最（以前的割地多为荒无人烟之处，故影响不大，此处之最系指影响及震动而言的），一下就赤裸裸地把“亡国”的事实毫不留情地提到了国人的面前。从前对日本的轻视与今日战败的屈辱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强烈地刺激着国人的神经。公车上书的是一批举人老爷，而一批身居下层（未获科名）的农村知识分子也躁动起来，他们的第一个冲动是要雪耻，第二个冲动是寻找原由。张宗祥回忆他与蒋方震当时的心态举止时说：
甲午中日之战，深深刺激了我们两小的思想。但是我们当时连旅顺、大连和马关究在何处，尚有点认识不清，何况日本所以强大，中国所以衰弱的种种大道理，而书房中桌子上所摆的书是不会告诉我们这些道理的。我们急得没法，只好找报纸，查地图，相约各人知道一点就互相告知。[4]
《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知识界对外学习的真正开始。学西、学兵、学格致、留洋、留东（日本）、办学堂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潮流，在很短时间里就冲击了传统的教育体制——科举书院制。以往神圣的“选才大典”（科举考试）渐渐化为了某些土人的玩笑，陈独秀恶作剧式地填了一篇怪字大文中了秀才，也有秀才在岁考时在试卷上从头到尾只刷一个“之”字。[5]梁启超初见康有为时“故垒尽失”的感觉，可以移来形容这时的顽固守旧派，以“仁义忠信为甲胄干橹”的大话连他们自己都不大好意思讲了，以往的精神支柱与心理屏障荡然无存。在形而上的意识形态领域，他们再也拿不出什么货色来号召民众。相反，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反倒成了下层农民神秘理念将信将疑的追随者。
由于时代的局限，甲午战争这个亡国的信息要经过相当一段的时间间隔，才能传递到农民那里。由于没有意识到这场战争的严重性，在整个战争期间，农民的表现并没有显得与以往的战争有太大的不同。在主要战区东北，有自发投军参战的猎户、炮手，也有为反抗日军暴行而殒命的农夫、工匠。当然也有既拒日军又防己方败兵扰害的乡勇。就农民的心理而言，还是希望中国军队能打胜，尽管官兵的纪律很坏，在老百姓的风传耳食里，中国的败仗往往也传成了胜仗。
在另一个战区胶东半岛，情况也差不太多。威海市档案馆收藏着一份悼念在战争期间威海长峰村与日寇冲突而死亡的十七名村民的祭文，颇能说明问题：
吾想夫大难方兴也，官军鼠窜，倭寇鸱张，兵马纷扰，突围村庄，操戈入室，持刀登堂，拆毁我屋房，搜取我衣裳，糟蹋我黍稷稻粱，屠杀我鸡犬牛羊，一至黄昏，四起火光。当此时也，朔风栗冽，天气惨冻，饥寒之儿童暮寝雪地，困惫之妇女夜走山岗。而此室家之保聚，门户之持守，邻闾之危系，有非丁壮老成而莫当，若口诸公者，或为儒，或为农，或为工商，或为一家之主，或为一乡之望。异类之言语不通，方赖执笔以应对，同人尤患莫解，有资协力以挟匡。奈何变生不测，事出仓皇。欲救祸而反遭奇祸，欲消殃而反罹凶殃。当其时，或以子救父，而首犯锋芒；或以弟救兄，而身被旗枪；或被发缨冠，以救邻乡，不转瞬而仆尸道旁。
由此可见，民们对“同文同种”的日本人多少还有点幻想，居然想要“执笔以应对”，和侵略者对话，然而却“欲消殃反罹凶殃”，最后只好“被发缨冠”拼死一争了。
真正发生强烈反应的地方是被明文割让的台湾。对于台湾居民来说，亡国已经变成一种活生生的现实了。不过，面临这样严酷的现实，上层与下层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割台的消息一经证实，整个台湾“百姓皇皇鼎沸，不愿他属；而巡抚及司道以下发行李及眷属先行，百姓愈哗，意起要留。官、绅、富室缄滕赴渡者，‘莠民’遂出而截之，由是四处‘匪人’坌起如毛”。[6]然而恰是这些“坌起如毛”的“莠民”和“匪人”，给日军造成的损失，竟比整个甲午战争还大。据曹和洛《中东战纪本末》统计，整个中日甲午战争中，共毙日军四百一十三人，伤日军一千七百一十二人。[7]而据日本方面显然大大缩小了的估计，在台湾战死、病死的日军官兵，包括山根少将、北白川能久亲王在内，共四千八百余人，重伤五百余人。[8]洪弃父的《台湾战纪》称：“自和约换，敌军来，台湾沈沈无声；天下皆以蕞尔一岛俯首帖耳屈服外国淫威之下矣。而乌知民主唐景崧一去，散军、民军血战者六阅日。提督刘永福再去，民众、土匪血战者五阅年。”骄横的日寇踏上台湾的土地方觉遇上了真正的劲敌，饱尝了“八公山上，草木皆兵”的滋味。山间的茅舍、田野，遍地的“土民”几乎都是与他们为敌的“土贼”，甚至连妇女儿童也不例外。这一段日本方面的记录显然很有价值：
我骑兵一行迷失道路，问诸农民，农民假装亲切，事实上却指示给不可通行的狭路。当我军困顿路上，正在徘徊踌躇时，忽然枪声四起，响彻山中，眼看假装农民的人们，三三五五，不知从何而来，拿起预先藏好的步枪，四面齐向我军乱射。我军开枪应战，时达数刻。迟到的三骑赶到距全队四百公尺地点时，已经是八方受敌，两方都陷入重围，无可措手了。刚才浓雾淡烟中杳然含笑的山河，现在变成充满杀气，四面草木皆成敌人了。[9]
台湾军民的英勇抗战，在中国内地也引起了呼应和反响，人们似乎又燃起了一点找回面子的希望。一份在山西广为流传的“军情报单”居然言之凿凿地声称“刘帅”（刘永福）伏兵设计杀敌二万余，并生俘“倭国大太子”。只是很奇怪地把英国人也牵扯进去，说英国也随派提督一人率兵乘三千丈舡三支来助日军攻战，结果也一并“被毁尽”云云。[10]相应地，各地农民掀起了一系列打教风波，不过这几乎都有点李代桃僵的意味。像光绪二十一年（1895）成都一带流传的一份告白宣称：外洋夷人雇用无赖之人专拐幼孩取油应用，“并因日本向中国开仗，英、法、美三国不力为逐去，故不使三国之人在川居住”云云。[11]川鄂黔数省，假托余蛮子（余栋臣）的打教起义此伏彼起，直、鲁、苏等地，大刀会、八卦教等秘密结社也开始频繁活动，许多地方，洋人会遭逢莫名其妙的骚扰与围攻。[12]农民直观地把所有洋人看成是日本侵略者的一丘之貉，把怒火都烧在目力所及的洋人头上。据台湾学者统计，1895至1900年间，山东反教事件发生八十九次，波及州县九十六个，在有数字可查的损害事件中，教民被抢者二千零四十二家（平民不计），被杀者三百余人，被伤者二十二人，教民房屋被焚者一百八十五间，教堂被哄闹者三十七个，被毁烧者十二个，教士被杀者六名，被抢者四名，被殴者四名，被逐者一名，被虏者一名。另有拒租房屋事件两起，恫吓辱骂教民事件两起，阻建教堂事件两起，焚烧洋学堂事件五起，殴拘教民事件三起。[13]但总的来说，农民的反应比起知识界还是慢了一拍，打教驱洋风潮实际上在三年后才达到高峰。在中日甲午战争和帝国主义瓜分狂潮的刺激下，原先主要为泄愤性质的打教迅速演变为广泛的政治性排外。大规模的反教武装起义（如奉天法库潘洪治起义，福建延平斋教起义，浙江台州应万德起义及四川的余栋臣起义这样大规模的，有枪有炮攻城略地农民起义）开始出现。民族主义的因素越来越浓了。这期间出现的打教斗争很鲜明地提出了反对割地赔款的要求。前边提到的山西流传的台湾“军情报单”称刘永福大捷后，“约许倭赎回太子，须将中国和约销毁，所得土地人民退出，再赔台湾兵费四万万余罢事”。四川余栋臣的打教义军，1898年抓住法国传教士华济芳为人质，要求列强支付自鸦片战争以来从中国掠夺的总金额为五亿两的白银作为人质费。[14]
这一时期，清朝官方已经明显地出现了对以往深恶痛绝的秘密结社与宗教的容忍迹象。光绪二十二年（1896）元月，江苏徐州道阮祖棠在查探了山东、苏北一带的大刀会之后，在向朝廷的奏折中说大刀会“豪侠尚气，除剿贼外并不滋生事端，杀贼亦无冤抑，专心仗义，与盗为仇”。[15]山东巡抚张汝梅也说：“查北方民俗刚强，好勇斗狠是其故习。此项拳民所习各种技勇，互有师承，以之捍卫乡间，缉治盗匪，颇著成效。”[16]像哥老会余栋臣这样“明火执杖”的“义军”，地方官的态度也很暧昧。这种现象至少部分地表明，清吏中的顽固派，已经开始向下层社会寻求实际的助力和精神上的依赖。而同时农民开始放弃对传统正统思想的求助，拿出他们最原始的迷信、巫术及小渠道特有的神怪灵异，填充他们形而上体系的空缺，借以与西方抗衡。甲午战后，社会上曾流行关于檀香山中日侨民格斗的传说：“日人自战胜，骄甚。旅他国者，遇华人辄无礼，或市物不予值。檀香山，美地也，多粤人，皆粗工有膂勇者，积怨言于领事。因美官告日人曰：甲午之役，败者官军，非百姓也，请择地与汝国人搏战，无握寸兵，以一当三。日人曰：诺。乃以三百人来，华出百人，约殴死无偿。于是合斗踊跃，俄日人死者二百余人，华工死伤数人而已。驻檀香山诸国士女皆鼓掌，称中人不懦。”[17]事情真伪姑且弗论，但传说者在获得某种精神慰藉的同时，也未尝没有点把挣回面子的希望寄托于“粗工有膂勇者”身上的意思，从而间接地反映出当时社会心理的动向。
甲午战争就如一具巨大的加温器，经过它的加温，几十年教案积蕴起来的愤忿，陡然膨胀、升腾，一个外国使馆人员回忆道：“当时的中国政治情形，实不佳妙，人人意中，皆觉此时之北京，非复中日战争以前之北京矣。”[18]北京如此，农村地区也如此。
注释：
[1]这是诗人黄节于1895年闻甲午战讯时作；见《黄节诗选》，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见汤志钧编：《陶成章集》，14～16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3]见《剑桥晚清中国史》（下），315页。
[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89页。
[5]见徐珂：《清稗类钞》，册二，619页。
[6]洪弃父：《台湾战纪》，《中日战争》（六），333页。
[7]见《中日战争》（一），217页。
[8]见《中国近代?新编》（中），394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9]《日清战事实记》（日本），《中日战争》（六），468～469页。
[10]见《教务教案档》，第五辑，656～67页。
[11]见〔1〕书，1703页。
[12]如光绪二十年及二十二年，英教士两人进入泰州，连续无故遭人砖瓦袭击；光绪二十年正月，三名西人入荆州，被人围打，等等。参见《教务教案档》第五辑，700～1000页。
[13]见张玉法：《清季山东地区的中外交涉》，《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湾），第9期，122页。其统计数字显然很不完全，据袁世凯奏报，光绪二十六年一年就掠害教民近二千家。
[14]见《大足县志》（民国三十四年刊本），卷五。
[15]《教务教案档》，第六辑，150～151页。
[16]《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15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17]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14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18]《义和团》（二），204页。
农民眼中的“康党”
“康党”是顽固派予以维新派的蔑称，不过康门弟子自承不讳，用梁启超的话来说就是“吾侪亦居之不疑也”。[1]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相交的那个年代，几乎所有怀有救国救民之心的知识分子，至少从思想感情上都经历过“康党”的身份。那是个“康党”独领风骚的年代，至于孙中山的“乱党”，非但没人理睬，而其自身在开初也没完全断了改良的幻想。
以往说到维新派，学术界总习惯于将之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视其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说到戊戌维新，总要先行陈列一下中国当时那点拿不到台面上的民族资本，进而将维新变法的失败，统归之于这个阶级的稚嫩和不成熟。其实，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诸人与中国当时寥若晨星的民族资本，实在寻不出太多的关联。民族资产阶级当时至多还是一种半成品，还谈不上自己的要求与呼声。康有为和他万木草堂的弟子们，从本质上讲属于中国许多历史时期都存在过的异端派士大夫，如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等。但特殊的时代赋予了他们以特殊的学识和见地，使他们的思想有了生吞活剥、消化不良的西学成分。但是，如果没有甲午之役，没有甲午战后瓜分狂潮激成的政治情势，万木草堂的师生们，大概也与他们的前辈王韬、冯桂芬辈的命运相似，没有机会在中国掀起一场轩然大波。从某种意义上讲，“康党”是中国社会急于事功（改变亡国命运）普遍心理造就出来的一批以急功近利为特征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急于雪耻图强的中国社会，烘托出一批一出山就宣称能在十年走完西方三百年、日本三十年才走完的自强之路的“狂人”。
作为一种文化思想上的启蒙，维新派的确“狂得其所”，有摧枯拉朽之功。但是，在那个时代，一部分人对变革的期待过高，而另一部分人又笼罩在文化保守主义的迷雾里，只幻想回到过去。所以，从社会心理的角度，维新派命里注定难以在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农民恰恰属于那个时代的保守主义者，在外来的大潮冲击下，他们更多地只是想回到过去。农民属于天然的维新变法的政治主张的反对者，尽管他们对变法的反对并不激烈。
所以，“康党”与农民的隔膜，不仅是阶层上的，而且属于两种对立意识流向的歧异。在对待农民深恶痛绝的洋教上，维新派一般持比较理性的客观态度，康梁谭诸人均把基督教与孔教、佛教并列，把它当成一种客观存在的宗教现象视之，客观地指出基督教的优长。如康氏认为：“耶教言灵魂界之事，其圆满不如佛，言人世间事，其精备不如孔子，然其所长者，在直捷，在专纯，单标一义，深切著明；曰人类同胞也，曰人类平等也，皆上原于真理，而下切于实用，于救众生最有效焉，佛氏所谓不二法门也。”[2]尽管他们对洋教在中国的活动也有警惕之心，但他们对打教讹言的迷信与打教行为上的盲动倾向，却持坚决而明确的否定态度。谭嗣同认为，农民的闹教打教徒招外人压迫，所谓“从前土耳其之削弱，亦因闹教起事，俄人首兴问罪之师，英、法、德、奥又从而抑勒之，遂至今不能复振”。[3]在他看来，农民烧教堂，打洋人“明知无益，而快于一逞”[4]，实在得不偿失。皮锡瑞也以为反洋教属于“杀彼者以为快心，而不知适中彼计，若而人者非为中国出力，实为外国出力，而助彼以攻我，非为我君分忧，实召外国之兵，以贻我君之忧也”[5]。维新派所设计的应付基督教的策略，一是以教抗教，即把儒学化为孔教，采用精神上的固本之术。二是完善法律，参修西法以定教律。两者实质上均有向西方学习的意味。显然，这与农民打教排外的思想行为，是背道而驰的。不问便知，维新派对于后来的义和团运动，自然不会有好感，他们把义和团称为“乱民”、“拳匪”，认为义和团系顽固派的“后党”阴谋的产物，而只强调其落后、蒙昧的一面。
农民实际上并不了解维新派的政治主张，也无从体察他们救国救世的良苦用心。在近代历次重大事件中，维新运动在农民中留下的印象最为淡薄。郑焱先生写道：“查一下湖南地方志，就可感到边远地区和农村并没有受到维新运动的波及。如《嘉乐县志》对咸丰年间的太平军的活动记录极为详尽，而戊戌年的记载却未提及维新运动一字；《安乡县志》记有该县戊戌年三件大事：一、‘南洲门设站’；二、‘夏五月十三大风雨，屋多倾颓’；三、‘匪贼寇焚衙署，毁民居，县绅集民兵御杀之’，均无一件与维新有关。”[6]
维新运动搞得最火红的湖南尚且如此，其他地方不问可知。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并没有给农民带来什么实际利益（这也是难免的），某些举措如下令禁止在前门大街设摊贸易，将所有摊贩赶至西河沿，甚至禁止店铺悬挂招幌，违者笞罚，使平日熙熙攘攘的大街为之一空，反而损害了一部分下层民众的利益，这些被驱赶而生意大减的小商贩，大多为城郊的农民。而废八股取士之制，实际上断了相当一部分农家子弟的进仕之路，改革对他们的损害显然要比士绅子弟大得多，因为从经?角度而言，他们更少机会改弦易辙，得到西学的知识和教育。改淫祠与寺庙为学校之举，在相当一部分农民眼里，几乎是与洋教差不多的勾当。“……民间祠庙，其有不在祀典者，由地方官晓谕民间，一律改为学堂等因。各处痞棍藉此索诈僧尼胁迁他处，或没人其产，或以轻价得之，僧尼尤被其患。”[7]既损害了农民的信仰情感，又威胁了僧尼的生活（大部分僧尼尚属贫家子女）。在湖南，维新派将保甲局改为保卫局，实际上成为官绅合办的警察机构。保卫局的主要使命之一就是取缔群众的打教闹教运动，保护各教堂。维新派认为此举虽每年花费数千金，但比之打教赔款还是要少。[8]但在老百姓眼里，他们却不啻成了洋鬼子的保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