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简介

《大突破——新中国私营经济风云录》

作者：马立诚【完结】

图书简介：

　中国著名政论家马立诚，继《交锋》之后《大突破》，封笔八年，重出江湖。著名经济学家樊纲、梁小民强力推荐。本书用大量确凿的史实，记录了中国私营经济最近几十年兴衰、发展的历史，记录了围绕私营经济的理论的演变和突破，记录了中国私营经济政策的变化与发展，记录了私营经济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贡献。

私营经济的发展，也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了更好的条件。现在中国的私营企业普遍比较弱小，只能参与中小国有企业改革。随着私营企业进一步发展，它们将越来越有能力参与大型国有企业改革。中国的私营经济经历了艰难曲折，有了一定的发展，现在还处在初期阶段。目前的私营经济，还具有体制转轨时期的许多历史痕迹。

------------

序

------------

马立诚的新作《大突破——新中国私营经济风云录》，写得十分生动，读来一气呵成。这本书用大量确凿的史实，记录了中国私营经济最近几十年兴衰、发展的历史，记录了围绕私营经济的理论的演变与突破，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对私营经济政策的变化与发展，记录了私营经济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贡献。

读过此书，对作者厚重的历史责任感和勤奋、严谨的工作精神，深表敬佩。

我们之所以要发展私营经济，并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产权制度和企业制度，或者像有人嘲讽的那样，是什么“万能的”制度。搞私营经济，一定会产生私营经济特有的问题。18—19世纪的政治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伦理学家、小说家、新闻工作者，当然也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些问题已经有了大量、充分、深入的分析，不用我们现在重新再做一遍，也不必把认识到这些问题当作什么新发现。

就我来看，根本不存在十全十美的制度。我们要做的，只是在若干种都有问题的制度之间进行比较。看看相比之下，哪一种问题比较少一点，在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收入公平分配方面的长远效果更好一点，更可持续一点。然后，要论证通过哪些办法，对一种制度的不良后果进行抑制或校正。比如，在私营经济迅猛发展的情况下，要严格法治，要搞宏观调控，要逐步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等等。私营经济的优点，是在与国有经济的比较中体现出来的，是在人类对国有经济的试验过程中（在有的国家可以说是悲壮的试验），被人们再认识的。

过去20多年时间里，我们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对上述问题进行反思、分析与论证。马立诚的这部著作，也是他对这种反思与论证的又一贡献。

私营经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不仅仅在于它创造了大量产值和大量就业—非国有经济加在一起创造着中国70%以上的GDP、60%的税收、

80%的出口，从90年代中期开始的新增就业从总量上看都是由非国有企业创造的；更重要的是，私营经济推动了中国混合经济制度的形成，推动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

众所周知，只有国有企业是不可能发展市场经济的。有的话，也是“软约束”

的市场交换。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产权关系的缺陷，各种激励和约束机制都是扭曲的，市场交易价格也无法正确地反映资源的相对稀缺程度。所谓的市场，也就只能是一个模拟的“假市场”。私营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成果，就是把真正的竞争

—在产权硬约束（亏了本是自己的损失而不是国家的、别人的损失）条件下的竞争

—带进了经济活动。这样，交易价格才可能真正成为市场价格，市场机制的方方面面也才能够真正逐步发展起来。

同时，私营经济的发展，也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比如现在的国有企业改革，就可以不仅仅靠外资投入，不仅仅靠经理层持股，还可以引入私营资本进行资产重组和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现在中国的私营企业普遍比较弱小，只能参与中小国有企业改革。随着私营企业进一步发展，它们将越来越有能力参与大型国有企业改革。

中国的私营经济经历了艰难曲折，有了一定的发展，现在还处在初期阶段。目前的私营经济，还具有体制转轨时期的许多历史痕迹。比如，它们还很弱小，缺少品牌，创新能力较差。再比如，第一代私营企业家还是集所有者和经理人于一身，在他们之间很难通过资本相互兼并来提高产业集中程度，容易陷入大量小企业恶性竞争的境地。还比如，第一代私营经济，还没有商业周期的经验与教训，对市场波动的风险认识不足，很容易产生过度投资等等。

中国私营经济存在这些缺点，一点也不奇怪。二十多年时间（其实我们多数私营企业是在1992年以后才发展起来的，只有十多年的历史），要是一下子就出现了一个像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那样强大的私营经济，才叫奇怪，才叫活见了鬼。认识到中国私营经济发展的这些阶段性特点，就可以明白，要克服缺陷，惟一的办法就是让它们进一步发展，进一步改革各种体制和政策，使我们的体制和政策更有利于私营经济发展。积以时日，依靠中国人的智慧与勤奋，一定能够发展出一个世界一流的、全球化的私营经济！

最后，我真诚希望一切关心中国改革，关心中国私营经济（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的人士，都能读一下这本书。这是历史，也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现实。

------------

跌倒与消失

------------

（1949—1976）

① 饶漱石：《关于华东工作情况的报告》，《人民日报》1949 年12月4日。

①《共和国历程》，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年，第17页。

②《共和国历程》，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年，第17页。

③ 龚育之：《党史札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6—27页。

① 龚育之：《党史札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1页。

① 于光远：《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0—42页。

①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52—53页。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年，第52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 5—206页。

上海黄浦区的资本家排队向“五反”委员会递交“坦白书”。

① 以上刘少奇的讲话，转引自《百年潮》双月刊，1998年第6期，第4 8—49页。

②《百年潮》双月刊，1998年第6期，第49—50页。

① 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06页。

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89页。

① 萧延中编《晚年毛泽东》，春秋出版社，1989年，第174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96页。

------------

1949：私营老板心惶惶（1）

------------

人们很少注意这个问题：1949年，当人民解放军在隆隆炮声中横扫全国之际，各地私营老板是怎样一个心境？

让我们看看上海。

作为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经济中心，上海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

据1947年的一项统计，上海有工厂7738家，占全国12个主要城市工厂总数的54.9%。1948年统计，全国190家商业银行中，总行设在上海的有67家。上海的保险公司占全国总数的87%。上海的轮船公司船舶吨位总计950702吨，占全国总吨位的80%。

当时上海市工业总产值当中，私营企业产值占76%，可谓举足轻重。

1949年5月24日夜，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9兵团第27军，在军长聂凤智指挥下，从外滩方向攻入上海市区。为了减少扰民，战士们抱着枪，一排排露宿在街头人行道上。第二天拂晓，民众一出门，看到子弟兵纪律如此严明，大为感动。当时的新华社随军记者，后来成为小说家的艾煊在一篇战地通讯中写道：“慈祥的老太太、热情的青年学生、商店的老板、店员，都恳切地请求战士们到他们的房子里去休息一下。可是战士们婉谢了，他们不愿意擅入民宅，他们不愿在这样一件小事上，开了麻烦群众的先例，开了违反人民军队传统的先例。”

一些居民赶紧从家里拿来被子和毛毯，送给解放军。另一些居民蹬着三轮车，来来往往为解放军运送伤员。

英国人在上海办的《字林西报》也称赞解放军的良好纪律。

25日上午，聂凤智在上海街头巡视，欣喜交加：远远近近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已经挂起鲜艳的红幅迎接解放军，小巷子里也都贴上了欢呼解放的标语。在南京路，在成都路……工人和市民们涌上街头跳起秧歌，人们高喊着：“天亮了！”而战士们则齐声欢唱《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作为回答。

但是，在喜庆的锣鼓中，上海的私营老板却没有这般振奋。特别是人民政府和军管会在两个月之内没收了411家官僚资本企业和单位，将其变为国营企业之后，私营老板更是两股战战。

也许是对共产党不够了解，也许觉得自己一大堆私有财产与共产主义宗旨不大切合，也许多年来受了国民党那一套“共产共妻”宣传的影响，他们心怀忐忑。

对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们高度赞扬；对“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经济政策，就打上了问号；对各厂普遍组织工人成立工会，则感到麻烦和恐惧，怕以后管不住工人，没法生产，甚至会清算自己。借韩愈的话来说，老板们此刻是“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

当时他们最害怕的，是搞社会主义。按照当时的理解，社会主义就是要革私营老板的命，私营老板怎能没有顾虑？插叙一句，1949年4月刘少奇在天津召开私营企业主座谈会时，老板们问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主义是不是可以不搞？

事实上，刚创刊不久的《人民日报》在1949年9月6日头版发表的一篇社论，就点了上海私营业主。文章题为《解决劳资争议的正确途径》，谈了当时上海劳资纠纷中的一些问题。文中提醒工人在目前局势下不宜提出过高的工资要求，同时不客气地敲打了资方，话还说得比较重：“资本家则心存不安和顾虑，对生产抱着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甚至故意拖延复工。”

作家周而复在多卷本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中，对当时上海私营业主的心态亦有描述。20世纪50年代初，周而复曾任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参与领导这方面的工作，对情况相当了解。

《上海的早晨》第一部完成于1954年，1958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部长篇小说的“内容提要”告诉我们：“它写的是对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由于中国作家很少以此为题材进行创作，《上海的早晨》一问世就引起注目。诚然，小说不是信史，但也可以提供一点旁证。

《上海的早晨》主人公是一个名叫徐义德的纺织业私营老板。当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的时候，徐义德就感到大势不妙。

小说写道：“当时，他就叫他的弟弟徐义信给他运走六千锭子到香港设新厂。这是一个好去处，国内有什么变化，那边有个退步。同时，把棉纱也尽量外运，变成美金和港钞，存在香港汇丰银行。即使国内发生啥变化，徐义德也不怕了。”

很多人都这么干，炒得香港地价大涨。徐义德的一个助手向他汇报说：“义信最近来信说，厂址不好找，地皮贵。原来二十块港币一平方尺，现在涨到三十几块了。”

话说回来，仗打完了，日子还得过。

刚刚于1949年5月28日就任上海市长的陈毅魄力十足。在他指挥下，上海市民平毁碉堡，清除垃圾，整修路桥，风风火火。

中共中央非常重视上海恢复生产，因为当时上海生产已经陷入半瘫痪，全部工厂只有30%维持开工，机器业工厂停工80%。由于交通不畅，面粉产量只是内战爆发前的十分之一，情况异常严峻。就当时中国而言，上海的工厂如果不生产，全国经济就将垮掉一半。上海市场一乱，全国财经就会失去控制。陈毅和华东局、上海市委一致认为，当务之急就是要恢复生产，稳定人心。中央对此态度也十分明确，那就是，首先必须妥善复工。这个问题解决好了，万事皆通，否则一切都谈不上。

当时，一些刚解放的城市军管会不敢接触私营老板，怕戴上“立场不稳”的帽子，陈毅不怕。据荣毅仁的儿子荣智健2005年11月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回忆，1949

年5月底6月初，陈毅曾亲自到荣家拜访，给荣氏家族做工作，让他们打消顾虑，协调恢复生产。在拜访荣家的同时，陈毅向上海最有名的90多位私营企业家发出邀请，请他们于1949年6月2日下午到外滩中国银行大楼四楼出席“产业界人士座谈会”。

路上，老板们心惊胆战，一个又一个主意走马灯似地在脑子里乱转。为什么？害怕当场宣布没收他们的财产。可是，当他们在会场坐下来，听到威震淮海战场的陈毅将军第一句话：“工商界的朋友们”，紧张气氛顿时消失了。

------------

1949：私营老板心惶惶（2）

------------

陈毅重申了16个字的工商政策：“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他说：“人民政府愿意帮助大家解决困难，大家有话尽可以对我们谈，我们暂时办不到的也会说明理由。让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把生产恢复起来。”

拥有申新系统9个纱厂和12个面粉厂的老板荣毅仁开完会回到家里，对满屋子焦急地等候消息的人说：“明天就开工！”

荣毅仁是上海私营企业界的代表人物。毛泽东曾说：“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转引自《新京报》2005年10月28日《荣毅仁传奇谢幕》一文）新中国成立之前，上海及江浙一带“十大资本家”之中，有9家举家迁徙，或出国，或到台湾。荣氏家族其他成员也纷纷离开大陆，独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这一支留下来，与共产党合作。荣毅仁的积极态度，使不少上海私营企业主减少了顾虑，投入到恢复生产之中。

《人民日报》1949年9月4日刊登消息说：“在大力支援上海工业的总目标下，西北、华北、华中的国棉，正大量运沪，维护生产。今年西北的陕棉特别好，产地较往年大，产量也增加了，这对上海的公私营纱厂是个喜讯。”

20日，该报报道说，各产煤地区运往上海的煤正在增加。

21日又报道说，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于8月12日起试办银钱业7日定期存款，以调节短期信用，暂时解决私营银钱业资金困难。25日起更举办短期定期存款，吸收社会资金，同时又开办省际押汇业务，扶助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生产运销事业的发展。

当时，全国各种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各地恢复生产、开创新业的消息，形成了一股大潮。上海的私营老板把不安藏到心底，打起精神上了阵。

到了1949年12月2日，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饶漱石，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发言，题为《关于华东工作情况的报告》。他说：“1949年8月上海工厂开工率比7月份增加

27%，9月份开工率达七成的工厂比7月份增多1倍。其中，纺织业和机器业恢复最快。”

饶漱石在讲话中，把上海的私营业主叫做“工商业家”。 ①

------------

《共同纲领》

------------

《共同纲领》为什么没写“社会主义”

全国私营老板极为担忧的“搞不搞社会主义”的问题，在建国前夕颁布的“人民大宪章”——《共同纲领》中，得到了一个令他们宽慰的回答。

《共同纲领》是什么呢？恐怕今天许多人都不清楚。可是在1949年，《共同纲领》是头等重要的事。

它的全名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人民日报》1949年9月30日报道这个消息时，在头版用了一个特大粗黑标题：“中国人民政协制定人民大宪章”。

《共同纲领》通过之后的第二天，即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30万人集会游行庆祝。在欢呼声中，毛泽东自豪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亲自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

《共同纲领》起草小组组长是周恩来，副组长许德珩。小组成员包括中共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代表及著名专家学者共二十几人，可谓群贤毕至。起草工作从1949年6月起，经过各民主党派和各方人士广泛讨论，集思广益，反复修改，七易其稿，最后由毛泽东审阅定稿。

最重要的是，《共同纲领》的总纲规定了新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这表明，国家任务是建设新民主主义，而不是开始社会主义革命。

《共同纲领》内涵很丰富，这里着重谈谈经济方面的内容。

《共同纲领》明确界定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体制，这就是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体制：1.国营经济。2.合作社经济。3.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4.

私人资本主义经济。5.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这就使私营经济取得了堂堂正正的合法地位，打消了私营老板的顾虑。

对今天的读者来说，“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有点陌生，但在当时，它非常时髦，人们都挂在嘴边。《共同纲领》第31条解释说：“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

紧接着，第31条提出：“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例如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资源等。”

由此可以看出，在当时，国家资本主义被人们看成是逐渐消溶私人资本，最终向公有制过渡的桥梁。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共同纲领》集中体现了全国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是新中国的建国施政纲领，具备了在宪法颁布之前作为新中国根本大法所应包含的基本内容。所以，当时社会舆论把《共同纲领》称为“临时宪法”。当然，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临时宪法。

“大宪章”这个词是刘少奇在这届政协会议21日大会发言中说的。他的原话是：“这是目前时期全国人民的大宪章。”①民盟代表、著名的大胡子张澜激动地说：“它没有高调，它更没有空想。这真是切合实际，切合人民今天需要的《共同纲领》。”他说，“立下宏愿，抱定决心”，“共同起来担负实现这个纲领的责任”。②

毛泽东也给了这篇文章很高的评价，他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说：“《共同纲领》必须充分地付之实行，这是我们国家现时的根本大法。”③

著名工商界人士孙晓村参加了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他后来写了一篇颇有价值的回忆文章，题为《我所经历的第一届人民政协会议》，发表在新华社《瞭望》杂志1989年12

期。

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共同纲领》为什么没写“社会主义”？

这里要辩证一下。所谓没写“社会主义”，并不是说《共同纲领》中没出现过“社会主义”这四个字。其实《共同纲领》中出现过两次“社会主义”的字样。如第四章“经济政策”第28条有一句话：“国营经济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第

29条有一句话：“合作社经济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为整个人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政府应辅助其发展，并给予优待。”

孙先生所说的没写“社会主义”，是指《共同纲领》中没有写“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实现社会主义”这类意思的话。

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在当时及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解就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所以，在《共同纲领》中不写“社会主义”，对于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来说，当然是太重要了。

下面是孙先生文章的相关内容：

我们在讨论《共同纲领》总纲时，大家发言很热烈，民主气氛十分浓厚。特别是讨论到《共同纲领》没有写明“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时候，有不少同志觉得“社会主义”的前途一定要写进去，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是全国人民的奋斗方向。有的同志说，共产党领导，为什么怕写“社会主义”？较多的同志认为，《共同纲领》的实施，实质上就是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了，现在全国人民对社会主义还是很陌生的，写上“社会主义”与事实有距离，还是实事求是不提社会主义为好。几种观点激烈争论，相持不下。

9月22日，周恩来同志在《关于草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经过及其特点的报告》中讲了这样一段话：“总纲讨论中，曾有一种意见，认为我们既然承认新民主主义是一个过渡性质的阶段，一定要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发展，因此总纲中就应该明确把这个前途规定出来。筹备讨论中，大家认为这个前途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但应该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而奋斗。所以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认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而且这个纲领中经济的部分里面，已经规定要在实际上保证向这个前途走去。”

周恩来同志这篇讲话，大家都表示赞同。这篇讲话虽然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但至今回味，言犹在耳，真堪称是执行实事求是路线的典范。

孙先生的文章，和《共同纲领》所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完全吻合。

但是，不久之后，围绕这个社会性质定位的问题，党内高层发生了一场争论。这场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私营经济的命运。《共同纲领》也被搁到一边去了。

------------

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应该有一个广大的发展

------------

毛泽东：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应该有一个广大的发展

1949年，在全国欢呼新民主主义大宪章诞生，私营企业家惊魂甫定之际，毛泽东4年前的一篇文章《论联合政府》成为一个新热点，不但见报率陡然激增，而且也受到私营老板的追捧。

如《人民日报》1949年8月12日发表的重头文章《新民主主义下的私人资本经济》（署名任重），就大段大段引用《论联合政府》原文，给“忧心忡忡、举棋不定”的私营老板吃“定心丸”。而资方人员“服用”之后，竟然疗效神奇。

这是什么缘故呢？

先交待几句。

1945年4月，在延安召开的党的七大上，毛泽东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书面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这个报告没在会上宣读，是把稿子印出来请代表讨论。除此之外，他在大会上还作了口头报告以及大会闭幕词《愚公移山》。《论联合政府》经代表讨论，确认为党的纲领，并于1945年5月2日在延安《解放日报》全文发表，反响强烈。在国民党统治区重庆，新华日报社散发了3万份《论联合政府》。连正在出席国民党六大的一些代表看了之后也说，共产党有办法，说得头头是道。

但是，《论联合政府》有两个版本。一个就是上面说的《解放日报》公开发表的版本。另一个是建国之后1953年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收入该文时经过删改的版本。当然，前者更能反映七大时准确的历史面貌。在1949年，报刊宣传的《论联合政府》当然是1945年的版本。

1945年版的《论联合政府》，在当时最引人注目之处，是提出了中国的资本主义应该有一个“广大的发展”。

下面我们看看1945年版《论联合政府》是怎么说的。在引文中，把1953年版《毛泽东选集》所做的修改附在括号内。

“现在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说也奇怪，有些中国资产阶级代言人不敢正面地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而是转弯抹角地来说这个问题。另外有些人，则甚至一口否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的发展（1953年版《毛泽东选集》的编者，把“广大”两字改为“必要”），而说什么一下就可以达到社会主义社会，什么要将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毕其功于一役’。很明显地，这类现象，有些是反映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有些则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于民众的欺骗手段。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获得广大发展的便利（1953年版《毛泽东选集》的编者，把“获得广大发展的便利”改为“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

今天的读者看了这段话，不免产生两个疑问：一个是，力主“兴无灭资”的毛泽东竟然也赞成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广大发展”？再一个是，为什么1953年的修改又把“广大发展”改掉了？

现在先说第一点。毛泽东的确曾经赞成资本主义在中国应该有一个“广大的发展”，这是他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重要内容之一。他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肇始于1940年发表《新民主主义论》，而在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中达到一个高峰。遗憾的是，后来他又带头批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

在七大召开的1945年，毛泽东对发展资本主义热情高涨。上文提到他在七大除了提交《论联合政府》书面报告之外，还有一个口头报告。这个口头报告现收入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全书共8卷），题为《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毛泽东在口头报告中说：“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毛泽东还猛烈批评了不同意广泛发展资本主义的党内同志，说他们是民粹主义。毛泽东说：“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①

七大刚闭幕，延安《解放日报》为了贯彻《论联合政府》的精神，于

1945年6月21日发表社论《关于发展资本主义》，指出：“在许多农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自由资本主义还有它发展的宽广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前面提到的《人民日报》1949年8

月12日任重的文章在引用了《论联合政府》的论述之后说：“对于产业落后的中国，这样的一个资本主义，不但并不多余，而且在相当时期内是很有需要的，要让他发展的。”

这样说来，新中国成立之后，资本主义在中国不但能够存在，而且还有广大、广泛、宽广的前途，私营老板怎能不拍手？

那么，为什么到了1953年，又把“广大发展”改掉呢？这与后来形势变化及党内斗争有关，后文将要表述。这里先谈谈一些学者对《论联合政府》两个版本的不同意见。

中共党史学会会长龚育之最近著文《关于七大的文献和回忆》建议说：

“听说中央有关单位还准备合作编辑七大历史文献集，提供更为详尽的档案材料。党史研究者们都在盼望着。这里提出一点希望，就是在这个文献集中，最好能同时收录《论联合政府》的两个版本，一个是当时（七大时）公开发表的版本，一个是建国以后（1953年）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时经过稍许删改的版本。两个版本都是正式的、重要的版本。从研究历史来说，不可以偏废。因为前者反映七大时历史的准确面貌，后者反映修订《毛泽东选集》时的思考。在何时，在何种背景下，基于何种考虑，作了何种修改，这本身已经成为历史，已经是历史研究的课题。”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于光远于1996年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书中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给予很高评价，认为这是从中国特色出发的一个创造。于光远仔细考证了《论联合政府》两个不同版本之后说：“不论这种修改后的内容比原来的内容是否更正确，但《论联合政府》是党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重要文献，随便修改，这是完全不应该的。《毛泽东选集》的编者这么做，使得人们很难完全根据它来研究历史，而必须去做考证，而这种考证并不是很容易做到的。”他还说：“七大时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认识比起写《新民主主义论》时更进一步。这种进步表现在1953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里《论联合政府》的文字不如表现在1945年

5月2日发表的《论联合政府》文字中的，表现在1945年5月 2日发表的《论联合政府》文字中的不如在口头上讲的。”① 龚育之在《关于七大的文献和回忆》这篇文章中还提到：“前不久，报刊上宣传某地‘发现’了《论联合政府》的一个未曾见过的珍贵版本，其中有些今天看来很有启发的话（例如，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外国投资的容纳量将是非常广大的等等），是现行版本中没有的。这其实就是当时公开发表，直到《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出版前广泛发行的版本。在今天的历史文献中集中收录这个（和这类）版本，人们就不至于把它当作‘珍本’来‘发现’了。”

这样看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中实际上是讲了两个“广大”。一是中国私人资本要有一个广大的发展，再一个就是中国需要广大的外国投资。今天，不少人惋惜慨叹：当初如果按照这两个“广大”的路子，多干一个时期新民主主义，中国也许会发展得更快一些。

------------

刘少奇天津破冰行 （1）

------------

不论从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探索来看，还是从中国私营经济五十几年起伏跌宕的历史图画来看，刘少奇1949年4月天津之行都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时至今日，它的立意和构图还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

刘少奇去天津之前，华北生产形势很是逼人。

1949年1月15日，解放军攻占天津。私营老板或者关门不干，或者准备逃跑。原来，天津军管会、市政府成立之后，没人理会私营老板。既不接见，也不谈话，更谈不上帮他们。有些领导人认为，如果与资本家接触，就是“立场不稳”。《天津日报》天天说工人怎么怎么好，说到私营老板，都是罪恶。有些工会一个劲儿教育工人用各种招数跟私营老板斗。有些不懂政策的军管会成员还鼓动工人说，在城里斗资本家跟在农村斗地主一样，分光资本家的工厂和财产。私营老板跟国营公司打交道，不仅不赚钱，反而赔钱。比如，当时天津有一个私营久大盐业公司，把盐运到山东临清去卖。临清的国营贸易公司看到来了一个私营公司，就想法子整他。国营贸易公司故意把盐的价格猛地一跌，迫使久大公司大赔本。类似事情接连发生，弄得天津私营老板叫苦不迭。

其实，北平、天津接管不久，当时的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薄一波就给中央写了一个《平、津财经情况报告》，谈到当时两市每月要补贴15亿元人民币（旧币）。由于不开工，天津有上百万人生活无着，北平更多。1949年4月，薄一波又向毛泽东写报告，详细列举平、津生产中的问题，除了城乡交换阻隔、外贸断绝、原料匮乏、产品滞销、通货膨胀之外，未能处理好公私及劳资关系也是突出问题。于是，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去天津解决问题。刘少奇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刘少奇4月10日抵津，5月12日回北平。一个多月的时间，仆仆奔走，多次讲话，并与干部、工人、职员座谈，最引人注目的是主持召开了私营企业主座谈会。

他在讲话中说，民族资产阶级还不是我们今天的斗争对象，“如果当作斗争对象，则是犯了错误……这错误是路线错误”。他还说，“资本家在生产方面占有很高的地位，”保护他们，“实际上就是保护生产”。“天津的工商业将近有4万家，光是搞生产的——工业企业就有上万家，有好几十万工人……社会上的很多必需品，吃的、穿的、用的、鞋子、袜子、牙刷、牙粉……要他们供给。他们是社会上的一个很大的生产力，这个生产力是很重要的，今天没有他们还不行。”他认为毛泽东提出的16字城市政策很好：“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①

刘少奇着重批评了“左”的情绪和做法。他说，进城了，敌人看不见了，就把眼睛盯准“大肚皮”资本家。把子弹朝他们打来，像农村分田地一样，要分工厂、汽车、洋房、机器；或向他们提出过高的工资要求；或强令资本家不准辞退工人；或在报纸上只说资本家的坏，不说他们的好；干部、工人不敢接触资本家，否则就是立场不稳。总之，只强调斗争的一面，不强调联合和利用，以利于发展生产的一面。这是一种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的行为。他强调说：“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下，在劳资两利的条件下，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这样做，对工人阶级的好处多，坏处少。”①

在与私营企业主座谈中，针对他们害怕被称为“剥削者”的问题，刘少奇说了一番后来引起争议的话，可谓“冒天下之大不韪”。他说，现在有很多失业工人要求资本家复工，也就是要求你们剥削他们一下。“就是说你收他们做工，给工资，剥削他们，他们倒有工作可做，不失业了”。刘少奇指着东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宋斐卿说：“你现在只剥削一千多工人，如果你能剥削两千甚至两万工人那就更好。现在的工人是有人剥削比没人剥削好，没人剥削他更痛苦。有人剥削他虽然痛苦，但总比较好一点，不会失业，有饭吃，虽然只能吃半饱，但总比没有饭吃好。”又对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周叔弢说：“你能开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工厂对社会更有好处，功劳就越大。”因为，“你们把工厂建起来，用全力把工厂管好，对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是有功劳的”。总之，“今天在中国正是资本家建立功绩的时候，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是老年的、腐朽的、反动的，而是青年时代，还能够发展。”

私营企业主最害怕搞社会主义，有人问：“社会主义是不是可以不搞？ ”

刘少奇说：“社会主义一定要搞，不搞不行。”

有人问：“怎样搞法？”

刘少奇说：“马克思列宁的书上说，搞社会主义，就一定要打倒资产阶级，革资产阶级的命。将来中国搞社会主义，可以不革你们的命，可以经过新民主主义的发展，用和平的办法走到社会主义。”

又有人问：“具体怎么个搞法？”

刘少奇说：“那很难讲，那是十年、十几年以后的事情。一定要具体讲，那我举宋斐卿先生为例。他工厂管理得很好，20年后，他已发展到8个工厂。我们搞社会主义，就要把这8个工厂收归国有，由国家来办。只要你不反动，这8个工厂还叫你当厂长。因为你工厂管得好，很能干，国家还可以再给你管8个工厂，让你管16个厂子，那时候，你的薪水还要增加，你干不干？”

宋斐卿高兴地说：“我为什么不干呢？”

刘少奇说：“这就叫和平转变。”①

座谈会之后，私营老板兴奋地说，从前共产党的底一点也摸不到，现在摸到一点底了。

4月30日，宋斐卿提笔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阁下惠临训话后，全厂职工对于政府之工业政策有了新的了解及新的希望与新的生命，至为愉快，因此已决定每人皆尽最大之努力以完成此伟大为人群服务之使命，而副政府及阁下关垂训示之至意。今将敝厂决定发展之计划奉陈如后：一、敝麻厂决于最近期内加开夜班。二、敝毛厂决再添购原毛增加生产。三、敝化学厂虽已停工将近一年，今已计划即行开工。四、敝公司并正筹划再开设麻袋第二厂，以增加生产。以上各项知关廑住，谨先将此概要奉闻，以后进行至何程度，亦必随时报告，聆受指导也。②

这封信真切反映出刘少奇天津讲话的积极效果。

------------

刘少奇天津破冰行 （2）

------------

直到1950年，刘少奇同安子文等人谈话时还说，现在剥削是救人，不准剥削是教条主义，现在必须剥削，要欢迎剥削。工人要求资本家剥削，不剥削就不能生活。今年关内难民到关外去，要东北的富农剥削他，他就谢天谢地。

刘少奇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样不厌其烦地鼓励剥削，当然经过慎重考虑。他的意思，是不能不分时间、地点、条件，抽象地反对一切资本主义的东西。这是刘少奇对于剥削的历史辩证解读。《人民日报》1949年7月4日发表文章说：“刘少奇同志在津召集资本家谈话，透辟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于发展生产的政策，使资本家更明确地认识劳资关系，消除或减少了疑虑，提高了经营情绪。同时职工会也对工人进行了较深入的教育，提高了工人的政治觉悟和政策水平，使他们认识到目前只有在劳资两利的方针下，积极发展生产，才能更好地改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