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企业利润分配方面，《条例》还没有提出定息的办法。在第四章“盈余分配” .6

　　在企业利润分配方面，《条例》还没有提出定息的办法。在第四章“盈余分配” .6

山西是学大寨的大本营，农村改革十分困难。但这里的闻喜县南郭村19 户社员，早在1978年初就偷偷摸摸地搞起了包产到户，比安徽小岗还早10

个月。县委书记张世贤积极支持，拍着胸脯说：“搞错了我负责！”1979年初，闻喜县877个生产队推广了南郭村的做法，省委听说后大为恼火。但此时，经胡耀邦反复说服教育，山西省委连续举行会议，总结学大寨的经验教训，向中央写出了《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总结》，就推广大寨经验过程中的严重错误进行检讨，无力再收拾张世贤。霍士廉接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之后，局面大为改观，联产承包责任制势不可挡，包产到户的面不断扩大。

1981年春夏之交，国家农委主任杜润生组织了17个联合调查组，分赴15

省调查包产到户。到安徽的调查组报告说：包产到户是“农村的曙光，中国的希望”。这一年夏收之际，全国有161万个生产队包产到户，占生产队总数的 32%。

1982年1月1日，中央发布该年1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这是在万里主持下推动农村改革的一个重要文件，它在75号文件上又大大向前跨进一步。文件的突破点是这样一句话：“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的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这是在党的文件上第一次承认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是社会主义的。

新华社记者张广友在1995年出版的《改革风云中的万里》（人民出版社）一书中说：“万里在中央分管农业，一个历史性的重大贡献，就是从1982年到1986

年，连续5年每年制定一个1号文件，人称五个1号文件。这五个1号文件，连同万里为讨论文件而召开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既反映了农村改革不断深化的步伐，也反映了我们领导的认识随着实践不断深入而不断提高的过程。它是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推向全国，指导中国农村改革取得成功的一套重要历史文献。”

这五个重要的1号文件，推动农村改革一步又一步深入发展，为稳定承包制、发展乡镇企业、促进农副产品流通、推动农业生产不断市场化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为中国农业现代化奠定了观念、方向和体制的基础。

这五个文件，具体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主任杜润生起草。杜润生是邓子恢时代中央农村工作部的秘书长，实践经验丰富，又有理论水平。杜润生由此名声大噪，成为中国最负盛名的农业经济和农村政策专家。

人民公社解体

到1982年底，大体上有80%的农民实行了包产到户。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基本上瓦解。

根据学者研究，如果将1952年中国农业生产效率定为100的话，1978年仅为 71，最高计算也是92。

这就是说，经过20多年合作化、公社化、学大寨，中国农业生产率反而降低了。

生产率高于1952年的只有1955年，这一年的数字为104，而1955年，正是中国农村集体化运动前夕，也是家庭拥有独立经济地位的最后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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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突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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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告诉了我们什么，难道还不清楚吗？

1982年，粮食再度丰收，产量增长9%。

新体制显示出了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优越性。

1983年，12702个人民公社宣布解体。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占总数的98%。四川省广汉市向阳公社在全国第一个摘掉了人民公社的牌子。

1983年，粮食又比前一年增产9%。

1984年，又有39830个人民公社宣布解体。至此，在中国，人民公社及其下属生产队不复存在。

代之而起的是61766个乡镇和847894个村。

吴象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人民公社体制，标志着突破单一公有制的探索取得了一次重大胜利，具有深远的意义。

对此，他在《中国农村改革实录》一书中揭示了4个要点：

一、土地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农民掌握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实现了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直接结合，从而可以自负盈亏，大大提高个人积极性和农业劳动生产率。

二、家庭承包使农民由普通劳动力变为经营主体，实质上意味着在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体制内创造了一个市场经济的细胞。其存在与发展，必然引起一系列后续变化，使经济体制改革不可逆转地走向市场经济的总目标。

三、家庭联产承包的分配方式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不仅体现了多劳多得，而且使农民有了剩余产品处置权，突破了个人只能占有生活资料、消费资料而不能占有生产资料的老框框。农民有了自己的资产，就能推动农村市场经济发展。

四、家庭联产承包制采用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突破了在公有制内部不能兼容个人私有制的框框，为公私混合的混合经济开创了一个成功范例，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初步基础。

包产到户，望文生义，即是个体户。它的成功，出现了两个结果。一个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另一个就是出现了长途贩运、私营服务业和个体工商户。新时期中国个体、私营经济的萌芽从这里开始。包产到户为中国私营经济的复苏和发展提供了土壤。刘永好、鲁冠球等一大批民营企业家首先从农村脱颖而出，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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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起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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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发动初期，城市比农村晚了一步。这是由于城市地处权力中心，而且它的肌体也十分复杂。但是，千万知青大返城的就业压力，终于汇集成推动城市经济改革的最初动力。城市个体经济的诞生再次说明，中国人的求生本能，冲破了旧体制的刚性约束，创造了增量改革的最初成果——

个体经济。

千万知青大返城

1979年—1981年，正当包产到户在广袤的农村取得突破的时候，中国几百个大小城市却经历着一个“爆炸性问题”的困扰。这就是“文革”中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回城风潮。作家梁晓声把当时知青返城称为“飓风”。他在小说《今夜有暴风雪》中，描写了北大荒知青返城惊心动魄的场景：

知识青年大返城的飓风，短短几周内，遍扫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某些师团的知识青年，已经十走八九。四十余万知识青年的返城大军，犹如钱塘江潮，势不可挡。一半师、团、连队，陷于混乱状态。

飓风何由而至？

原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调整政策，改变了“文革”中强迫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做法，允许中学毕业生留在城市升学和就业，同时放松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因病、因家庭困难返回城市的限制（当时称为病退、困退）。那些留在遥远的农村艰难度日，与家人分别多年的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从政策变化中看到了希望，想尽各种办法要求回城。

东北的一位知青为了办成“病退”，用尼龙线拴着粗糙的铅片，吞进胃里。他把线头系在牙缝里，然后上医院透视。医生通过X光机看到胃里的铅影，大惊失色。他叫来另外几位医生会诊，显示在X光机屏上的仍然是清晰的铅影。医生惊奇得说不出话来。他悄悄地问这位做透视的青年：“你究竟吃了什么？告诉我，我给你开诊断。”青年惨然一笑，解开牙缝里的线头，拽出一串血淋淋的铅块。医生难过得流下了眼泪，说：“假如线断了，你就没命了！”

另一个知青已婚，见同伴纷纷返城，实在忍不住了，就跟妻子吵架离婚。他叫妻子用木棍猛击自己后背，打成脊椎开裂，然后到医院说是自己摔坏的，要求病退。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有的往自己血管里注射柴油；有的故意大量吃药，制造高血压、过敏症和心脏病的假象；有的吃麻黄素吃得吐血，昏迷事件层出不穷。

相当一些农村地区见状，抵挡不住，乐得放知青回城，以便给生产队多腾出些地，多腾出些房。

返城大潮犹如山洪暴发一般，从各地农村涌起，势头凶猛。

但是，各个城市对知青大返城的心情却非常复杂。问题明摆着，大批知青返城，立即在就业、福利和住房等方面给城市带来巨大压力。所以，很多城市与知青上山下乡所在地联系，要求拦住知青的回城大潮。有些城市还向中央反映自身的困难，希望稳定上山下乡政策，防止大刮回城风。

在这个博弈过程中，不免出现了许多激烈事件。

比较著名的有上海“二·五”卧轨事件。1979年2月5日，一大批从新疆等地回到上海过春节的知识青年走上街头，高呼“返沪”、“回上海参加现代化建设”的口号，要求市委领导人接见。因要求未得到满足，部分青年当日下午聚集到上海火车站共和新路道口，卧轨拦截火车，使铁路中止运行12小时。《文汇报》、《解放日报》、《中国青年报》对此均作了详细报道，并对卧轨阻碍交通的行为给予了批评。

又比如上山下乡到云南的知识青年除了在云南本地请愿、绝食以及到北京上访要求回城之外，1979年1月，1000多名知识青年在中央派到云南解决知青问题的代表面前长跪不起，高喊：“我们要回家！”最后的结果，在云南的7万多名知识青年先后大返城。

全国返城的知识青年有多少？大约1700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