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刘小萌在《中国知青史》第十五章说：“从1962年11月至1981年

　　学者刘小萌在《中国知青史》第十五章说：“从1962年11月至1981年

11月，（国务院）知青办（原称安置办）系统存在了整整19年（除“文革”初期的短暂瘫痪）。正是在它的运转下，1700多万城镇知识青年被下放到广大农村，同样是在它的运转下，这些知青又被陆续调离农村，回到城市。”

①

这个人数，大体上相当于当时中国城镇人口的十分之一。

这么多人一下子涌回城市，第一个压力就是就业问题。

“待业青年”就是那时候诞生的一个新词汇，比“失业”好听一点。

据刘小萌在《中国知青史》一书披露，北京市1979年调查了10个区7万多名待业青年的情况。其中，家庭平均生活费在15元以下的有7000多人，约占10

%。当时，广州把那些到工厂、商店做临时工的待业青年称为“八路军”，因为他们每天工资8角钱。尽管如此，“八路军”们仍感庆幸，因为找不到活儿干只能仰食父母的待业青年为数更多。

颇有不少待业青年成了新游民，闲散在家，不好见人，思想苦闷，悲观厌世。 1979年1月—5月，北京市待业者自杀80人。

更为严重的是，一些人无事生非，打架斗殴，导致犯罪事件增长。

黑龙江齐齐哈尔市11万知识青年回城，只有2万多人找到了活儿干。很多人整天游荡在街头巷尾，成为潜在犯罪因素。据统计，犯罪分子中，待业青年占2/3。

为了减轻就业压力，许多地方实行“顶替政策”，即父母退休时可由子女顶替上岗。但这个办法最多也只能作为应急措施，不能从根本上缓解就业压力，同时又连带出许多新的弊端，难以长期使用。

刘小萌认为，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经济体制及劳动用工制度的严重缺陷。他在《中国知青史》一书中说：“长期以来，在生产关系上，一直不适当地强调‘大’和‘公’，强调集体经济向国营经济过渡，对个体经济压制、取消。由于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劳动用工制度上，所有城镇劳动力由政府大包大揽，即所谓统包分配。劳动就业的出路越来越窄，基本上只剩下往国营企事业和带有国营性质的‘集体’安置的路子，而进了国营单位就等于捧了‘铁饭碗’。这样一来，就造成一方面年年有大批需要就业的人等着国家分配，另一方面大量的生产和服务事业却无人问津。由此可知，要从根本上扭转就业问题上的被动局面，必须对国家的经济体制（包括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以及劳动就业制度进行深入全面的改革。”①

刘小萌在书中还回忆说，当时，社会上普遍认为全民所有制企业“一大二公”，生产关系最先进，吃“皇粮”、“旱涝保收”。集体企业则受到歧视，被认为是“半社会主义的”，“临时过渡的”，“社会救济的”等等。集体企业条件差、工资低，从业人员被人看不起，有的地方甚至不承认集体企业的工作证，连到邮局取包裹也不能作为凭证。集体企业职工不能加入工会，不能报名上市级业余大学，也不能享受法定节假日和婚丧嫁娶期间工资照发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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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起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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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资格的经济学家、时任国家计委顾问的薛暮桥对此实在看不下去了。1979

年7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就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所作的一个长篇重要讲话，讲话题目是《广开就业门路必须改变劳动管理制度》。

薛暮桥总结了公私合营以来片面追求“一大二公”的教训，揭露了“统包统配”劳动用工制度的弊端。他说，现有的劳动工资制度管得太死。国家要严格控制新增职工总数，而待业青年比国家招工指标多好几倍，现有办法显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国家既不能给待业青年每人发一个“铁饭碗”，又不准他们用一定的集体方式组织起来自谋职业，这样下去，待业青年将会越积越多。怎么办呢？薛暮桥提出要广开就业门路。针对有人提出的“搞集体所有制，自负盈亏，有些人收入比国家的五六级工还多，会不会犯路线错误”的疑问，他说，就手工劳动来说，集体所有制可能比全民所有制更加优越。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那种认为全民所有制在任何条件下都比集体所有制优越的说法，不是马克思主义。现在城市中不但集体所有制还要提倡，连个体劳动也不应砍光。他说：“宪法规定允许‘从事法律许可范围的，不剥削他人的个体劳动’，这一条也应当实行。最近北京市崇文区在搞试点，据说很有效果。现在城市中不但集体所有制还要提倡，连个体劳动（如游街串巷的磨刀、补鞋）也不应当完全砍光。”

这是“文革”结束后第一个在中央党报上发表的支持个体经济的重要讲话。由于薛暮桥在中央政府和经济学界长期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再加上这个讲话又是在《人民日报》发表，所以具有相当大的权威性。讲话中为个体经济所作的辩护，决不仅仅是为解决就业问题提出的权宜之计，薛暮桥是从反思历史、批判“左”倾错误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思路提出问题的。这个讲话，在理论问题上冲破了禁区，产生了很大影响。当然，薛老在讲话中也提到：“只要把住一个关，只准自食其力，不准剥削雇佣劳动，是绝不会产生剥削分子的。”

这是当时的历史局限。

“必要补充”出台

形势向着改革的方向快速发展。

其实，1979年2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就向中央作出报告：“各地可以根据当地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等个体劳动，但不准雇工。”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第一个有关个体经济的报告。这就在具体工作的指导方针上，在实践方面实现了突破。

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的大会上讲话说：“目前在有限范围内继续存在的城乡劳动者的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附属和补充。”①这里提出了“附属和补充”说。

大门开了一条缝，各种人纷纷挤了进来。

1979年之前，在大小城镇的街道巷子里，已经出现了修车的、修鞋的、补锅的、裱画的、做衣服的、开小饭馆的……胆子大的人先干起来了，不然肚子饿得咕咕叫怎么办？民以食为天，无路可走的处境，逼出了城市个体经济的诞生（农村个体经济是从包产到户的土壤中萌芽）。当然，粉碎“四人帮”之后的形势发展，也为个体经济的诞生提供了宽松环境。面对大批待业青年自己动手突破困境，多数管理部门是睁一眼闭一眼。如果是在“四人帮”严酷统治之下，即便无路可走，也决不允许搞个体经济，这是人人皆知的。

到1979年底，个体户发展到31万人，比1978年的14万人增长了一倍多。

1980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劳动就业会议，提出了“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

自谋职业的重点，是指个体劳动者。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形成《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会议纪要。文件指出：“要充分发挥各类手工业者、小商小贩和各行各业能手的专长，组织他们参加社队企业和各种集体副业生产；少数要求个体经营的，经过有关部门批准，与生产队签订合同，持证外出劳动和经营。”

1980年，从事个体开业的增加到80.6万人，比1979年翻了一番多。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内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

这是目前能够检索到的公开发表的中央文件中，首次出现“必要补充”

说。这个提法是在叶剑英1979年9月29日讲话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随着改革实践的前进，对个体经济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新的提法去掉了“附属”

二字，加上了“必要”二字，意义更为积极。

1981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发布。

这个《决定》，从发展生产力的基点出发，在经济体制方面着力清理“左”倾错误遗毒，为个体经济大力正名。

《决定》说：“城镇青年就业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重大问题”，然后明确指出：

“在所有制方面，限制集体，打击、取缔个体，城镇企业急于向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过渡，既阻碍了经济建设的发展，又堵塞了劳动就业的多种渠道。三中全会以来，这种状况有了初步改善，但还远远不够，必须加快前进的步伐。”

《决定》还指出：“今后在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必须着重开辟在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中的就业渠道。”

《决定》要求各级党组织和政府“进一步调整政策，广泛深入地宣传党的方针，说明城镇劳动者个体经济对于发展生产、搞活经济、满足需要、扩大就业的重要作用，消除干部、群众和待业青年的思想顾虑，使城镇劳动者个体经济得到健康的发展。”

《决定》指出：“对于个体劳动者的税收，要规定合理的税率。只要不从事违法活动，就不要从收入水平上卡他们”，“个体劳动者，是我国社会主义的劳动者”，

“对于他们的社会和政治地位，应与国营、集体企业职工一视同仁。其中的先进分子，符合党、团员条件的，同样可以按照党章、团章规定，吸收入党入团。”《决定》还要求：“党中央、国务院的各个有关部门，要采取积极态度，坚决地迅速地改变那些歧视、限制、打击、并吞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政策措施，代之以引导、鼓励、促进、扶持的政策措施。”

这里对个体经济提出了“引导、鼓励、促进、扶持”的八字方针。

这是和当时农村包产到户节节胜利互相应和的改革举措。城市与农村并肩前进，整个中国形势喜人，逐步散发出巨大的活力。

1981年，全国个体户达到261万户，从业人员32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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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起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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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碗茶应运而生

2005年，大大小小、姿态各异的茶馆已经遍布北京，人们习以为常。老舍的名剧《茶馆》也成了保留剧目，给人们提供着精神的怡悦。可有谁想到，这些兴旺景象的先锋，却是26年前诞生的一家以待业青年为主体的小小的民营企业——“北京大碗茶青年茶社”。退回到26年前，即1979年，北京一家茶馆也没有。对于老舍名剧的诞生地北京来说，这确实是个尴尬。

1979年，正是粉碎“四人帮”不久，百业待兴之际。如上文所说，千万知识青年大返城，也给北京带来空前的就业压力。正当此时，一位眼光远大的创业者尹盛喜，不顾社会的讥讽与亲朋的不解，毅然下海，领着几个待业知识青年，办起了北京大碗茶青年茶社。

尹盛喜，1938年10月出生于山东肥城。1964年到1978年，在位于北京前门的大栅栏街道办事处任干部。虽说职务并不显赫，但“旱涝保收”没问题。

须知，在那个千万知识青年人人求职而不得的年代，这份“铁饭碗”还颇招人羡慕。恐怕时至今日，这个职位也不只十个八个感兴趣。这老尹，说扔就扔了。只从银行借了几千块钱，领着一拨儿待业青年，在北京前门、大栅栏一带露天摆几个摊，两分钱一碗，卖起了大碗茶。好在老尹街道办事处出身，各方面关系很熟，办个证照不难，而且摆摊卖茶所需投资不多，说干就干起来了。

说起大碗茶，乃是北方流行习俗，它和福建功夫茶、广东早茶的细品慢咽不同。路边大壶冲泡，大碗畅饮，粗犷随意，提神解渴。一张桌子，若干粗瓷大碗即可。老百姓逛街渴了，来一碗大碗茶，咕咚咚喝下去多畅快。如今各种甜酸饮料花样百出，但要说起解渴，这些花里胡哨的饮料比起大碗茶，还是逊色一筹。当然，大碗茶受欢迎的另一个理由，就是便宜实惠，老百姓消费得起。所以，无论是车间工地、轮船码头，还是田埂树下、半路凉亭，大碗茶最有人缘。

老尹平素能拉会唱，酷爱民乐，熟习书法，尤喜京剧昆曲，下海选择了中国特色的大碗茶，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再说，这个选择是颇具市场眼光的。

当时的北京，远不如今天繁华多样，老字号林立的前门大栅栏差不多就是外地人首选的旅游景点和购物场所了。每早每晚，人头涌涌、摩肩擦踵。试想，烈日当头之际，谁个没有口渴一回？在这里摆摊卖大碗茶，真可以说是薄利多销。要说苦，骄阳似火，冲茶倒茶，伙计们两条胳臂如同流水线上的装瓶机似的没个停歇。四脖子汗流之际，不小心烫着胳臂和手指，更是家常便饭。老尹带着小青年，硬生生从这两分钱一碗里头赚钱，实在不容易。前文已经说过，当时很多人对这类摆摊卖茶的“工作”，是一百八十个看不起，认为这是“没档次”、

“丢脸”。

老尹扑下身子实干，再加上智慧，硬是从大碗茶干出了名堂。北京大碗茶青年茶社变成了北京大碗茶商贸公司。1988年12月，公司投资创办了改革开放之后京城第一家京味儿茶馆——老舍茶馆。位于前三门大街前门附近的老舍茶馆，宫灯高悬，细瓷盖碗，硬木八仙桌、太师椅，用铮亮的铜茶壶沏茶，每位客人都可品尝到宫廷细点和应时京味儿小吃。京城的音乐、戏曲、曲艺、杂技界名流天天在这里举行精彩演出，目前每年演出达600场。茶馆还开设了能够举办高档特色宴会的大碗茶酒家。

如今，老舍茶馆已经成为集茶文化、食文化、京味文化、戏曲音乐文化于一身的中国传统文化窗口。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和前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都曾光临喝茶并欣赏演出。

大碗茶在北京成功的传奇经历，以及它对京味儿茶文化的复兴，一时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词作家阎肃和曲作家姚明据此创作了一首《前门情思大碗茶》的歌，由著名歌唱家李谷一演唱，传遍全国：

我爷爷小的时候

常在这里玩耍

高高的前门

仿佛挨着我的家

一蓬衰草，几声蛐蛐叫

伴随他度过了那灰色的年华

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过节

他一日三餐窝头咸菜么

就着一口大碗茶

来，世上的饮料有千百种

也许它最廉价

可谁知道，谁知道

谁知道它淳厚的香味

饱含着泪花，它饱含着泪花

如今我海外归来

又见红墙碧瓦，高高的前门

几回梦里想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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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起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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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风雨，无情任吹打

却见它更显得那英姿挺拔

叫一声杏仁豆腐

京味儿真美

我带着那童心，带着思念么，再来一口大碗茶

来，世上的饮料有千百种

也许它最廉价

可为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它淳厚的香味

直传到天涯，它直传到天涯

2004年12月，北京几所大学的学生还根据大碗茶的传奇故事，创作了DV音乐电视剧《前门情思大碗茶》，反映京城大学生的生活。

不幸的是，大碗茶商贸公司创办人尹盛喜积劳成疾，于2003年6月去世。

对这位企业家最好的纪念是，2005年7月29日上午，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马英民代表国家博物馆，接受了北京大碗茶商贸公司和老舍茶馆的捐赠。

此次捐赠的物品，包括了大碗茶商贸公司创立26年来积累的珍贵实物、影像及照片，共计308件。其中有1979年企业初创时悬挂的“北京大碗茶青年茶社”的牌匾，当时使用的临时营业证、记账簿，最初卖茶时使用的水舀子、喝茶时使用的青瓷碗。还有20世纪90年代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光临茶馆的签字，2005年4月28

日时任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来茶馆时亲笔书写的“振兴茶文化，祥和两岸情”的墨宝，以及他回到台湾后寄来的亲笔信等等。

这批文物，将成为展示和研究中华文化、中外及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珍贵史料，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历程的见证。

老舍的《茶馆》描绘了近代北京的变迁，而大碗茶则演绎了北京改革开放的图景。

中关村掀起民营潮

位于北京西郊的中关村，拥有30多所大学和130多个科研机构，这里很多大学和科研院所是中国最拔尖的。这里聚集了几万名高科技人才，集中了大量先进装备和仪器，是世界上少有的智力密集区。然而，由于种种因素制约，在一段时期里，这里的科研成果很难转化为生产力，专业人才受到严重压抑。中国科技发展的很多根本性缺陷在这里充分暴露。

北京作家陈放在1987年发表的报告文学《大潮交响诗：中国硅谷》一文中，曾以这样的笔墨描写上世纪70年代末北京中关村的氛围：

十几万聪明的脑袋，拥挤在科研与教学的封闭体系内，互相碰撞，互相牵制，互相磨耗，互相抵消。多少个科研成果被束之高阁，你原以为它会转化为生产力，但它只开花，不结果。憧憬落空了，你只剩下叹息。

你有无数个抱负，探头往前看，前面有几千人、几万人。队伍里，五十几岁的人在等，已经等了多半辈子；四十多岁的人等了半辈子，剩下时间不多了；三十多岁的人等了十来年了，精力开始消退了，可都还没有等到大显身手的机会。你刚来，轮得到你么？你不说什么了，只剩下叹息。

无论你搞什么专业，无论你是年老还是年轻，在科学城封闭体系之下，你的能量不可能充分释放出来。大脑想干的，你干不了；大脑不想干的，你只好去干。你不是自己的主人，你的智慧与知识的价值，抵不住一个小小的科级官僚鼻子里轻轻

“哼”的一声。

叹息与静寂，笼罩着中关村一条街，笼罩着科学城。

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号角，打破了这死气沉沉的静寂。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叫陈春先，1935年生人，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物理研究所一室主任，中国研究核聚变的几大魁首之一，北京等离子体协会副会长。

1978年到1981年，陈春先3次到美国。以旧金山附近的硅谷和波士顿附近的

128号公路为中心的两个技术扩散区的经验，使他大受启发。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这两个研究中心分别把科研成果扩散到周围地区，大批技术密集型的公司和工厂应运而生，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潜在财富变成了真正的财富。陈春先感到自己所在的北京中关村就是这样一个地区。

1980年10月23日，在物理所一个挂满了蜘蛛网的破烂库房里，陈春先、纪世瀛、崔文栋、曹永仙等10人一起成立了北京等离子协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它的诞生，得到了时任北京市科协咨询部部长赵绮秋的大力支持。小小服务部的人员都是兼职，星期日是他们最忙的日子。两年之内，上述四位头头每人每月只拿7元津贴。不过，他们很快就承担起几十项开发、研制和咨询项目。这颗火种旺盛的燃烧，照亮了那些不甘寂寞的科技工作者的心，鼓励他们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为社会服务。然而，陈春先等人不久就受到来自院、所领导的压力。“二道贩子”、“经济问题”、“搞乱了科研秩序”等等，一顶顶大帽子从天而降。接着是科学院纪委立案侦查，闹了个不亦乐乎。关键时刻，新华社一篇反映陈春先困境的内参引起了上边关注。当时的中央领导人胡耀邦、胡启立、方毅相继做出批示：“陈春先同志的做法是完全对头的，应予鼓励。”“陈春先同志带头开创新局面，可能走出一条新路子，一方面较快地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直接生产力；另一方面多了一条渠道，使科技人员为四化作贡献。一些确有贡献的科技人员可以先富起来，打破铁饭碗、大锅饭。”①这才扭转了局面。

一不作、二不休，陈春先等人索性从科学院拉出来，在海淀区政府支持下，于

1983年4月15日成立了北京市海淀区新技术开发研究所，后改名为北京市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北京市第一个民营研究所成立了。

北京市的民营科技企业、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中关村开发试验区正是从这里，开始了历史的进程。

接着，京海、科海、四通、信通跟进，时称“两海两通”。

走，义无反顾。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工程师王洪德，向上级递交了“四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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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起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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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调走！聘请走！辞职走！开除走！无论什么方式，只要能走出科学城就行。他说：“在一个封闭科研系统中工作，距离生产实际远远的，天天过着一种懒洋洋的千篇一律的生活。一项任务那么多人分，一人一点点，人人吃不饱，真是欲罢不能，欲罢不忍。我产生了一个想法，想办一个我国还没有的计算机机房公司，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死了也不后悔！”

1980年，王洪德在天津结识意大利希洛斯公司经理罗西先生，得知这家公司

17年前凭350美元起家，如今却差不多垄断了国际机房市场的时候，他想，为什么不创建一个我们自己的公司呢？

1983年7月28日，王洪德等8名科技人员和海淀区联社联合，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营计算机机房公司——北京京海计算机机房技术开发公司。

刚刚成立的京海公司，拿下了北京大学一个大型计算机机房工程，高质量地完成了任务。IBM公司代表参观之后说，机房的安装和施工质量是第一流的。

靠自己勤奋努力，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京海公司逐渐发展成为有22个分公司的科工贸教全方位运行的高技术开发集团。1986年这一年，京海公司创产值1亿元。

1983年5月4日，中国科学院北京市海淀区新技术开发中心（简称“科海”）出现在中关村一条街。来自科学院的陈庆振、徐壬生等4名科技人员和海淀区3名干部搭起了班子，从海淀区借了10万元开办费，在3间平房里开张。

与京海不同的是，科海是面对整个科学院，为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搭建桥梁。

科研院所的成果，大多为原理型、样机型，很少考虑工艺及成本，较难投入实际使用。科海建立了中间试验厂，专门对各院所的成果进行“熟化”处理和再开发。一些成果经过这里的“熟化”，很快能作为一项新技术转让出去。

科海成立3年，共推广科学院的成果114项，自己组织开发93项，1987年的营业额突破一个亿。

在科学院一直坐冷板凳的“小字辈”，纷纷向科海流动。有些老中专生，在科学城到死也别想出头。到了科海，从虫变成龙，担当起部门经理的责任。

1984年5月16日，中科院计算中心的7位年轻工程师与海淀区四季青乡联合创办的民营四通公司成立。四季青乡提供了2万元资金和经营场地。

当时，中国掀起第一轮计算机热。国内许多单位引进IBM-PC机，与日本东芝TH-3070打印机配套。四通发现，另一种日产的24针打印机M-2024的价格比东芝便宜一半，但不能与IBM-PC机配套。如果解决联机障碍，不就打开了一个新市场吗？四通人用8天解决了联机技术问题，物美价廉大受欢迎，给四通带来

200万元利润，给国家节约了外汇。

1985年，四通对M-1570七色打字机进行深度开发，配上四通自己研制的汉字库板，使其成为性能价格比最优的汉字打字机。这一年四通营业总额突破3200 万元。

1986年，四通与日本三井物产共同开发了新产品：四通MS-2400撞针式中英文打字机。这个产品在国内属于首创，在国际同类产品中居领先地位，完全可以取代传统的机械式打字机，成为新型办公设备。

从1984年对M-2400二次开发到1986年MS-2400研制成功，四通以每年300 %的速度增长，从一无所有变成上亿身价。

当四通以自己的创造弹起科研体制改革的金色竖琴，科学城里另一支崛起的力量——信通公司吹响了进军号。

1984年11月14日，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科学仪器厂和海淀区新兴产业开发联合总公司三家各投资100万元联合创立的北京信通电脑技术公司正式开业。

该公司由几方投资，共享收益，对外也称股份有限公司。这是中关村最早称为股份公司的科技企业。

信通刚成立时只有4个人，4年之后也不过70多个人。但在这几年之内，它已经完成和正在开发的重大科技项目有50多项。总经理金燕静当时是中关村的女强人，她设置了信通技术开发基金，支持社会上的项目开发，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可以申请使用。1984年—1986年，信通公司给各方面提出的10个课题发放了开发基金。沈阳自动化所使用这一项基金，研制出解决城市交通拥堵的电脑控制系统和交通状况显示系统。信通公司将该系统的第一套设备无偿赠予了海淀区政府。

应该回顾的还有：

1984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计算所高级工程师柳传志，领头创办了主要从事计算机研究、开发、生产、经营、服务一体化的“计算所公司”。这就是联想集团的前身。之后，柳传志率领他的团队，一步一个脚印，抓住机遇，苦熬苦打，终于壮志得酬，创办了人人皆知的中国电脑名牌——联想电脑，并且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市场上展翅搏击，赢得世界赞誉。坊间有多种柳传志创业的著作出版，兹不赘述。

1984年10月，由彭伟民、王晓兰等一批科技人员创办的民营北京时代新技术公司成立。

公司开业，寥寥数人，搞些咨询，承办一些国际展览会过日子。路子怎么走呢？彭伟民提出：一定要拿出自己的过硬产品。

1987年，时代公司参与协办北京——埃森国际焊接展览会，会后担任展品留购工作。经过观察，发现瑞士一家公司的硬度测试仪最热销，属于国内空白产品。彭伟民确定战略：先进口一部分关键部件，然后自己研制，逐步开发，最终替代进口。不到半年，时代公司就推出了自己的第一代硬度测试仪，性能比瑞士的优越，价格便宜一半。打开市场以后，时代公司接连推出了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硬度测试仪，覆盖全国并部分出口。国外一些公司争相要求担任时代公司在该国的销售代理。

几年时间，时代公司就发展成为技、工、贸、展全方位开拓的大公司。

1984年8月16日，由海淀区海淀街道办事处与中国科学院声学所、北京大学无线电系联合建立的海声软件开发公司开业。这是首家街道与科研单位、大学联营的科技企业。

1984年9月，北京海通传热技术公司成立。这是传热技术专家蒋大年在海淀区科委支持下创办的。

同年10月，中科院物理所与中关村街道联社联合建立了北方电脑公司。

同年11月15日，由中科院声学所副所长屠焰领头创办的科理高技术公司成立，业务领域涉及信息、微电子、激光、新材料、海洋工程和生物工程等。

同年11月，中科院物理所副研究员王震西带头，创办了三环新材料开发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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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起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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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公司先后建立，形成了以研制、开发、经营电子产品为主的高科技企业群体——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很快地，这条街像磁石般吸引着国内外许多厂商，也召唤了各地知识分子来这里下海创业。全国最大的微机与电子器件、信息产业技术市场迅速在这里形成。

这些公司的创办活动，得到了海淀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在这一时期先后担任海淀区委书记的贾春旺和张福森为首的两届领导班子，在认真分析情况的基础上，确定了“科教兴区”的方针。这一颇具前瞻性的决策，为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以及中关村科技园区的诞生与发展，奠定了政策基础，提供了良好环境。

就在中关村风风火火地崛起的同时，全国其他地方也相继诞生了一批民营企业。如名闻遐迩的四川希望集团、南德集团等，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创业的。他们与中关村一条街上的民营企业遥相呼应。与此同时，在这批民营企业带动下，全国各地民营企业迅速成长，出现了涌动全国的民营潮。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中关村众多公司，并没有以私营经济的形式注册，都是以集体企业的面貌登上舞台。这些科技人员创办企业的活动，得到了1984年起担任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的支持。据说宋健提议，这些企业可以称为民营企业。“民营”

这个称谓，回避了当时比较敏感的“私营”两个字。

1983年到1984年的政策，是鼓励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发展，私营经济在政策上暂时还是禁区。私营企业在政策上的开禁还要等几年。到了1987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决定，才第一次提出允许私营经济存在的方针。那是后话，下文还要细表。

1983年到1984年这个时候，“文革”结束不久，“左”的东西在人们的意识里还有较多阴影。就一般社会意识来看，私营经济还是相当负面的概念。当时颇有一些人指责私营经济是搞资本主义。

中关村这些公司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规避政治风险，集中精力谋发展，索性都注册为集体企业。为什么很少个体户呢？因为科技企业的研发生产方式，与修鞋、裱画等劳动有很大区别。现代科技企业需要团队集体奋斗，而修鞋、裱画一两个人干干也就可以了。

然而，中关村的很多公司虽然以集体企业面貌出现，操作方式却是自筹资金（包括借款、贷款）、自主经营、自由组合、自负盈亏。

放到全世界来看，凡是实行这“四自”方针的，实质上就是私营企业。不过由于当时中国国情所限，这些公司不得不把私营的实质掩盖起来，戴上一顶

“集体”的“红帽子”，以求安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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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草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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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有了适合的土壤和温度，各路发财英雄便纷纷破土而出，在坎坷崎岖的小路上筚路蓝缕，披荆斩棘。人们注意到，这一次，又是中国南方人，成了最早吃螃蟹的勇者。

邓小平关注“傻子瓜子”

“傻子瓜子”，是安徽芜湖市的一家个体户。

由于邓小平在不同时期的讲话中多次提到“傻子瓜子”，特别是在引起极大轰动的南方谈话中谈了“傻子瓜子”，所以“傻子瓜子”一夜之间名闻遐迩，成了个体、私营经济的标志性符号。人们从中体味到了个体、私营经济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命运沉浮。因而，“傻子瓜子”富含了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所说的解释学意义。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注释第43条，这样解释“傻子瓜子”：“指安徽省芜湖市的一家个体户，他雇工经营，制作和销售瓜子，称为‘傻子瓜子’，得以致富。”

“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久出生于1937年。一个荒年，他随父亲由蚌埠农村来到芜湖市摆摊卖水果。父亲去世后，他遵循其父“利轻业重，事在人和”的遗训，独撑门户，继续经营。天长日久，摆摊的同行管他叫“小傻子”。渐渐地，人们把他的真名忘记了，一提就是“傻子”。上世纪60年代，政治运动接二连三，阶级斗争越抓越紧，个体小老板被认定是“每日每时产生着资本主义”的基础，自然列为潜在斗争目标。1963年，他遭一劫，被扣上“投机倒把”、“挖社会主义墙脚”、“资本主义猖狂进攻”等罪名，锒铛入狱，稀里糊涂判了1年徒刑。5个月之后又稀里糊涂出来了。

出狱之后，他对果品经营心灰意懒，另谋生路。1972年，他偷偷炒瓜子出售。这样看来，他是全国个体户中最早的一批了。“四人帮”垮台之后，他以一个生意人的敏感，看中了芜湖市中山路道门巷口这块闹市宝地，推着一辆旧板车，在这里摆起瓜子摊。瓜子越卖越旺，人们把他的美味瓜子和他的傻气联系起来，称之为

“傻子瓜子”。

1980年12月，他干脆注册了“傻子瓜子”商标。为了改进瓜子质量，他前往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学习取经。1981年10月，暂停三个月的“傻子瓜子”重新开张，他的瓜子粒粒个大饱满，进口一嗑三开，甜中有咸，咸中有辣，兼有草药芳香，食者拍手叫绝。“傻子瓜子”叫响之后，芜湖市委、市政府很重视，分管财贸的副市长曾来参观访问，给以鼓励。一时间，年广久的生意越做越大。

年广久从1981年9月开始雇工，当时雇了四个帮手。到1983年，雇用的工人增加到103人，加上他儿子的分店，雇工达140多人。日产瓜子5000公斤，月营业额60万元。结果引起轩然大波。当时有所谓7个人和8个人的争论。北京一些忧国忧民的秀才从经典著作中找到根据，说是雇用7个人以下算个体户，勉强算是社会主义的；而雇用8个人以上，性质就变了，变成资本主义的私营企业了。当时国家工商总局也有关于个体工商户雇工应在7人以内的规定。

据此，一些好事之徒连连写信上告，指控年广久的“傻子瓜子”姓“资”不姓

“社”，“是资本主义雇工剥削”，甚至是“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帽子好大，弄得市委、市政府也拿不定主意了。由于事关“改变颜色”的大局，这个争论一直传到了中央。看来，年广久恐怕又是灾星高照了。

其实，年广久的贡献是很大的。以1982年为例，这一年的总收入中，他个人所得、雇工工资、上缴国家税费分别为44.6%、12%和43.3%

。他打开了江、浙、沪的市场。在他带动下，芜湖一下子出现了60家瓜子企业，销售量达1500万公斤，被誉为“瓜子城”。从此，全国各地出现了瓜子加工热，涌现出许多新的品种和品牌，成为一个不小的产业。

邓小平出来说话了。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说：“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①

从讲话中可以看出，邓小平对僵化的思维模式导致的告状与批判不感兴趣，也不赞同。他考虑问题的重点，是改革开放的方针绝不能动摇。从这一点出发，他对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是持肯定态度的。

邓小平怎么知道“傻子瓜子”的事情呢？安徽《决策咨询》杂志2004年第7

期报道说，当时，“傻子瓜子”的“雇工问题”出来之后，支持改革的安徽省农委主任周曰礼派省委干部杨绩龄去芜湖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应该允许年广久，支持他发展。周曰礼把调查报告带到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交给了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杜润生看后认为很好，特地把材料送给邓小平同志批阅。由此，邓小平在中国农村改革初期就知道了安徽有个“傻子瓜子”问题。

年广久对中央会议的进展情况并不知情，但是他觉得，自己的事业减少了阻力，找他麻烦的人少了。“傻子瓜子”有了更大发展，触角伸到全国各地，销量与日俱增，还出口到美国。年广久也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新闻人物，被誉为瓜子大王、瓜子状元。

据《中国食品报》说，此时年广久的事业上了台阶，头脑似乎有点发热。

该报2001年3月17日报道说，当时的年广久“有了偷税漏税等不法行为”，经批评教育后，“他做了检讨，补交了税款”。

该报还举了一个例子。芜湖市果品公司贸易货栈因运力紧张，未能按时给年广久供应原料。年广久认为是有意卡他，盛怒之下，带了一帮人把货栈的牌子摘下，倒挂在市委机关门口。有关部门对他进行严肃教育之后，他用绳子绑着自己，到政府请罪，又扛着货栈的牌子，到货栈赔礼。1987年春，年广久率先在全国搞有奖销售，一等奖一辆上海牌小汽车，一时销售额猛增。

但是，有奖销售搞了20多天，中央纪委一纸关于不准搞有奖销售的文件，一下子打乱了年广久的计划。产品销不掉，大批原料堆在家里，银行贷款债台高筑。

祸不单行。就在这一年，芜湖市对年广久的经济问题立案侦查。1991年5月，芜湖市中院判决年广久有期徒刑3年，缓期3年。年广久再次跌到谷底。

1992年春，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了轰动全国的重要谈话。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再次谈到“傻子瓜子”问题。邓小平说：“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