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刘小萌在《中国知青史》第十五章说：“从1962年11月至1981年 .2

　　学者刘小萌在《中国知青史》第十五章说：“从1962年11月至1981年 .2

毫无疑问，邓小平的讲话再一次保护了年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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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草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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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邓小平两次关于“傻子瓜子”的讲话，都是从全国改革开放的大局出发观察和处理问题的。1984年，围绕个体户雇工剥削而起的争论，给“傻子瓜子”带来了巨大压力；1989年—1991年，全国个体、私营经济遇到挫折，“傻子瓜子”再次遇到危机。“傻子瓜子”的问题绝不是一个普通瓜子的问题，它涉及到改革开放的大政策。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对个体、私营经济具有广泛的示范效应。在安徽芜湖，个体户、私营业者都说：“老傻子没事，我们就平安；老傻子挨打，我们就赶快缩头。”

邓小平在讲话中，通过“傻子瓜子”这一个案，稳定了大局，鼓舞了个体、私营经济经营者的积极性。从中，我们可以领略到邓小平推进改革开放的坚定意志和巨大魄力，也领略到了他高超的领导艺术。

1992年3月，年广久的经济问题不成立，无罪获释。这一年12月，识字不多的年广久请安徽师大一位教授代笔，给邓小平写了一封致谢信：

敬爱的小平同志：

您好！

我们是安徽芜湖“傻子瓜子”的经营者。今年年初，您在南巡中讲到了我们

“傻子瓜子”，我们感到好温暖、好激动。这是您对全国人民讲的，但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光是今年下半年，我们“傻子瓜子”就新建了13家分厂，生产了700多万公斤瓜子。这都是由于您的支持和您的政策好！从经营“傻子瓜子”以来，我们已经向国家交纳了200多万元的税，向社会提供了40多万元的捐赠。但我们还要兢兢业业地继续做“傻子”，为顾客提供更多美味可口、价钱公道的瓜子。我们还计划更大地扩大经营规模，把“傻子瓜子”打到国际市场上去，为国家多做贡献。

敬爱的小平同志，我们时时铭记着您的恩情，在这新春佳节快要到来的时候，特地寄上几斤瓜子给您尝尝。这是非常微薄的礼物，却代表了我们对您的深深的敬意，希望您能喜欢。

衷心祝您新春快乐！健康长寿！

傻 子：年广久

小傻子：年金宝、年强

1992年12月30日

信发出不久，“傻子瓜子”就接到了中央有关部门打来的电话，说年广久及两个儿子给邓小平同志的信和寄来的瓜子都收到了，将会转交小平同志。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至少有200家媒体刊登了介绍此事的《“傻子”致信邓小平》一文。

步鑫生改革传奇

1983年11月16日，步鑫生成为公众人物。这一天，《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新华社记者童宝根写的通讯《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

这篇通讯介绍了浙江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大胆改革的经验。文章发表之前，先作为内参送到总书记胡耀邦的案头。胡耀邦批示说：对于那些对工作松松垮垮，长期安于当外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企业领导干部来讲，步鑫生的经验应当是一剂治病的良药。

来自中南海的支持，使步鑫生成为一个改革先锋，新闻记者蜂拥而入海盐县城。

海盐衬衫厂成立于1956年，当时叫红星成衣社。职工30人，给一些商业部门承担加工任务，让做什么就做什么，生产的服装由商业部门包销。改革开放之前，全厂固定资产2.2万元，全部自有资金不足5万元，年利润5000元，困难得连退休工人的退休金都发不出来了。

1979年，厂长步鑫生对这个小厂进行改革。他认为，一切听凭别人安排，企业永远没出息。于是，工厂扔掉商业包销的拐棍，由服装加工转为生产专业性衬衫，陆续开发出“双燕”牌男女衬衫、“三毛”牌儿童衬衫和“唐人”牌高级衬衫等产品。他派人常驻上海，研究衬衫变化，详细了解市场信息，并建立了衬衫研究所，根据消费者需求和国内外最新时尚，从事新品设计和试制。经过努力，“双燕”和“三毛”逐渐在上海打开市场，上海有30多家服装店经销这个厂的产品。步鑫生还实行“人无我有，人有我创，人赶我转”的方针，不断研发新产品。步鑫生打破了“大锅饭”的旧体制，对劳动工资进行改革，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使全厂职工出勤率保持在98%以上。步鑫生当时的名言是“上不封顶、下不保底”，“谁砸我的牌子，我就砸谁的饭碗”，“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一时传遍全国。这就使生产管理制度从原来“大锅饭”式的国有企业管理方法，向注重效率的私营企业管理方法和分配原则迈出了一大步。今天看来，这也许不算什么，但在当时要算是很震惊的了。

到1983年，该厂拥有固定资产107万元，产值1028万元，实现利润52.8万元。利润比改革前增加了100多倍。

步鑫生一跃成为全省同行业中的佼佼者和改革的风云人物。报道他的文章连篇累牍，他身处各种人、各种会议的包围之中，忙于社交活动，不断地在各种媒体上露面。此刻的步鑫生，头脑有些发热了，说要建造中国的服装托拉斯，却没有多少时间认真思考经营管理问题。

1984年，中国刮起一股“西服风”。起初，步鑫生不为所动。但是，有一次，

“有关领导”对步鑫生说：大家都在上西服厂，你也上吧。结果，谈话两小时，就决定要办一个西服厂。决策之前，并未对市场进行科学分析，也没有对厂子的技术和生产能力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估。接着，在省里主管部门的“好心”帮助下，海盐衬衫厂前后共投入600万元建设西服大楼。然而不久，因为经济过热，国家采取调控措施，控制基建规模，因此西服大楼被迫停工。与此同时，市场也发生了变化，原来走俏的西服出现滞销，西装热成为明日黄花。

在此之前，该厂匆匆上马的印染车间由于技术不过关而停工。在生产规模迅速扩大之后，产品质量不稳定。1985年的全国衬衫评选会上，海盐衬衫厂的“唐人”

牌高级衬衫名落孙山。

步鑫生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非常投入。但他没有脱离小生产者的思维，在企业组织结构上，实行高度集中控制，事无巨细都要他裁决。一些有能力的人感到事事插不上手，只好离开工厂另谋高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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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草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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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鑫生听不进不同意见。在西服分厂受阻之后，很多人劝他撤出。当时如果及时撤出，仍可亡羊补牢，但他拒绝下马，致使情况日趋严重。在人才流失的同时，企业管理也出现混乱。主要是企业规模上去了，管理水平未能及时提高。过去的规章制度有些已不能适应大规模工业生产的需要，但没有修改调整。比如，领带、衬衫、西服、印染四个车间的承包，因管理不善，协调不好，互不通气，因此出现重复进料、超度进料的现象，造成严重积压。不久，就发生了财务危机，没有钱进衬衫面料了。

1986年，海盐衬衫厂账上亏损300万元，工厂负债几百万元。步鑫生被免去厂长之职。

对步鑫生的失败，有人说是因为媒体过度吹捧，造成他骄傲自满。有人说是因为他投官员所好，上赶着给人家“创造政绩”，忘记了企业家赢利的本分，造成被动的局面。也有人说是因为市场预测不准，经营战略失误……

不管怎么说，对于这样一位敢为人先的改革者，还是应该持宽容和理解的态度，正确评价他的历史贡献。

步鑫生后来辗转山东、辽宁等地。失去了厂长地位，屈身为人打工，但他能放下身段，甘之如饴。筹到了款，他又创办新的私营服装企业，可惜未能获得大的成功。到2005年，年过七旬的步鑫生仍然在反思自己走过的道路，雄心未泯，意图进行新的开拓。

饲料大王刘永好

与安徽年广久以及浙江步鑫生的跌跌撞撞相比，四川新津刘永好四兄弟的经营要稳健得多，规模效益也大得多。

说来悲惨，刘氏四兄弟出生的四川新津县古家村是出了名的穷村。民谣曰：“肖坝子，古家槽，烂泥杂草长齐腰。锅里无米煮，灶里无柴烧，有女不嫁古家槽。”

可偏偏刘永好的三哥陈育新1982年从四川农业大学毕业前夕对母亲说，毕业后要回乡当农民，搞养殖业。母亲望着这个从小因家境贫寒寄养陈家的三儿子，不解地说：“农村苦，你当了10

多年农民，还没当够？”

尽管陈育新毕业后到新津县农业局当了技术员，但他仍不死心。经过反复思考，1982年的一个星期日，他与老大刘永言（在成都一家军工企业计算机室工作）、老二刘永行（在四川从事电子设备设计）、老四刘永好（在四川省机械工业管理干部学校任教）一起，在老家的树荫下召开了刘氏家族历史上的“四方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做出了刘氏四兄弟一生都难以忘怀的艰难选择：全部辞职下乡搞实业。

刘氏四兄弟的资本是他们全都是大学生。家当么，他们四兄弟变卖了手表、自行车等财产，才筹集到1000元钱。

靠着这1000元钱，刘氏兄弟首先开发出了一套鹌鹑养殖繁育技术，摸索出用鹌鹑粪养猪，猪粪养鱼，再用鱼粉养鹌鹑的生态循环养殖法。由此，他们生产的鹌鹑蛋每公斤成本和鸡蛋差不多。而当时，中国正流行吃鹌鹑蛋。

市场打开了。到1988年，刘氏兄弟创办的四川新津县育新良种场年产15万只鹌鹑，赚到了第一桶金，成为远近闻名的大户。当时的国家科委主任宋健视察了刘氏兄弟的企业之后，欣然题词：“中国经济的振兴寄希望于社会主义企业家”。于是，刘氏兄弟的育新良种场改名为四川新津希望饲料厂。在他们的带动下，新津县创立了专业化的鹌鹑养殖业基地，到1993年，年产300万只鹌鹑，产值过亿，成为中国最大的鹌鹑养殖基地。

刘氏兄弟开始谋划新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后期，外来饲料逐步占领中国农村市场，许多国内饲料企业的经营难以为继。从养殖技术中摸爬滚打过来的刘氏兄弟，看好了市场含金量高的猪饲料市场，并投身于角逐之中。1988年，他们转型到饲料生产，投资200多万元建立了希望饲料研究所，聘请国内30多位专家、教授担任兼职科研人员，并与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建立联系，及时了解最新科技信息。他们还先后到俄罗斯、波兰、澳大利亚、德国、美国等国家考察学习，引进相关技术，同时还邀请外国专家来企业交流指导，把世界最新技术应用到希望牌饲料的研制当中。几年之内，他们用于饲料研发的经费是1030万元，用于产品推广的经费高达

1200万元。

1989年，希望牌1号猪饲料研制成功。由于这种饲料质量好、价格低，销售量终于超过了泰国与四川合资的正大牌饲料，跃居四川省第一。在这一年，他们还根据中国农村运输不畅、资金少、农副产品及青杂饲料种类繁多的情况，研制成功科技含量很高的浓缩型饲料“希望精”，当年投产产值就达2000多万元。1991年，仅有100多名员工的新津希望饲料厂产值突破亿元大关，实现利税1000多万元。此后，“希望饲料研究开发”项目被列入国家星火科研计划，获得国家级星火计划评比二等奖。饲料王国初显雏形。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刘氏兄弟的第二次创业高潮到来。他们先后推出30多种希望牌饲料，完成了新津县希望饲料厂第二期扩建改造工程，还在重庆投资1000多万元兴建了重庆希望饲料有限公司。这一年，刘氏兄弟的产业第一次分化为三个领域。老大刘永言向高科技进军；老三陈育新负责现有产业运转，包括新津希望饲料厂和饲料研究所，并开拓房地产市场；老四刘永好与老二刘永行到各地发展分公司。

作为刘氏兄弟核心人物的刘永好，此时总结国内经济体制的利弊，提出了“国有私营，优势互补，共求发展”的思路，并开始新的试验。这就是，希望集团以技术、商标等无形资产和资金入股，国有企业以厂房、设备等有形资产入股，双方合股建立新的企业，由希望集团派员工按照私营企业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实施管理。通过合资、兼并国有企业变为混合经济的企业之后，企业活力增加了。一般情况下，两到三个月就可以赢利，两年就可以赚回一个新厂。

1993年3月投产的上海希望饲料公司当年产销希望饲料25000吨，产值3000

多万元，实现利税300多万元。同年5月签约、6月投产的南昌希望饲料公司，产量比原来增加三倍。仅南昌一方1993年12月一个月获得的利润，就超过了合资前一年的利润，被当地人称为奇迹。

1993年，希望饲料在中国西部饲料市场中占了绝对优势，并且在长江沿岸十几个城市打开了销路。这一切，对长江沿岸私营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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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草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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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好的思路在实践中获得成功，得到很多地方政府的肯定，一些经济学家称之为“希望模式”。

希望集团的发祥地古家村彻底翻了身，成为四川省首批亿元村。该村70 %的农民参与希望集团的各项事业，1993年全村工农业产值达2.65亿元，户年均收入

2万元，跃居四川省首位。古家村千年未有的大变化，在私营企业家刘氏兄弟的努力下实现了。

经四川省政府批准，新津县在古家村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以私营企业为依托的私营经济开发试验区——希望城。上海市政府也于1993年7月在上海嘉定希望公司所在地建立了中国第二座希望城——上海希望私营经济城，并聘请刘永好为上海希望私营经济城名誉董事长。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希望集团在各地建立了12家独资、合资企业，年生产能力达到100万吨，产值高达15亿元，产品销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及俄罗斯、越南、韩国等地。希望集团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饲料王。

1996年，刘永好组建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这是刘氏产业的第二次分化。这一年，新希望集团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家主要由民营资本构成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民生银行，并成为民生银行的第一大股东，刘永好连续两届出任该银行副董事长。1998年，民生银行在上海证交所上市成功。

1998年，新希望集团改制为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交所上市成功。2002年，公司总资产达14.5亿元，位居上市公司50强中的第38位。

新希望集团由最初的小规模发展到现在的大规模，由最初的只从事养殖业发展到现在的多元化经营，从一个侧面刻画出中国私营企业成长的年轮。

改革开放前，禁止、取缔私营企业，刘氏兄弟没有创办私营企业的希望。改革开放初期，允许试试，但限制甚多。私营企业能够从事的只有商贸、轻工业加工以及一些农业产业。新希望正是从这里起步的。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发展和政策的变化，私营企业现在成了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种限制逐步减少甚至消失。过去私营企业只能从事简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现在开始向复杂敏感的领域投资与发展。新希望也正是如此。

刘氏兄弟的创业奇迹获得了社会的高度赞誉。出生于1951年9月30日的刘永好，在1993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并出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中国饲料工业协会副会长。

刘氏兄弟的命运让我们看到中国私营经济在生存与发展的问题上，实现了大突破。

鲁冠球和他的万向集团

常青树——鲁冠球最喜欢人家这样称呼他。

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私营企业平均寿命只有4—7年，而鲁冠球的万向集团破土20多年来，越长越茂盛，直到花开全世界。

1945年1月，鲁冠球出生在浙江萧山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里。钱塘江边江南水乡的美丽风光并没有给这里的民众带来富足，鲁冠球和乡亲们苦挨着人民公社体制下的贫穷生活。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15岁的鲁冠球初中辍学去打工。鲁冠球脑瓜灵，点子多，不满足于永远老老实实地当个普通打工仔，不久，他就跟别人一起创办了一家米面加工厂。这可犯了大忌讳，被公社领导指斥为“地下黑工厂”，被迫关闭，机器也廉价处理了。鲁冠球把刚过世的爷爷留给他的3间旧房卖了，还清向亲友借的3000

块钱。在当时的旧体制下，鲁冠球被看作是“一个不守本分的人，不诚实的人，不遵纪守法的人，不服从领导的人”，还有更难听的——“简直是五毒俱全”。他摆过小摊，帮人修自行车、打稻机、脱粒机，就是没干过农活。他不甘心当一个农民。

1969年，鲁冠球带领6个农民，筹集了4000元钱，办起了一个铁匠铺，生产犁刀、铁耙、万向节等产品。为了躲避“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风险，铁匠铺挂出了宁围公社农机修配厂的招牌。“世上什么苦？打铁、摇船、磨豆腐最苦，我是苦中的一样。”鲁冠球说。他打铁，他妻子章金妹拉风箱。追根溯源，这个铁匠铺就是今日万向集团的前身。这7个人，也是万向集团的创业元老。

干到1979年，鲁冠球调整战略，放弃“多角经营”，淘汰了其他产品，集中精力生产汽车万向节，开始进入生产专业化的成长阶段。章金妹回忆这一时期的创业说：“他到兰州开会去的时候，家里只剩下5毛钱了。怎么回事呢？他说，金妹，我去开会了。我说，你带点钱吧。他说，我带点钱，家里就只剩下5毛钱了，那不行。我说，外面你没地方去借，我剩下5毛钱没关系，万一没办法，还可以去借。”

1983年，政策灵活多了。当时盛行承包制，鲁冠球抓住时机，用自家自留地里的价值2万元苗木作抵押，承包了工厂，农机修配厂当时已经更名为万向节厂了。

第一年就超额完成任务154万元，鲁冠球应得奖金8.7万元。在当时这是一笔很大的钱，引起了风波，还有人写内参把这件事报告中央，万向节厂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最后，鲁冠球只拿了10%的钱，其余的钱都退回厂里。以后3年承包期间，鲁冠球年年超额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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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草莽（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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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万向节厂而言，1988年是个重大关键年。鲁冠球从当时企业1500万元的净资产中划出750万元归镇政府，向宁围镇政府买断了万向节厂的股权，使企业从实质上成为了当时颇受争议的私营企业。当时这样做，政府没什么不满意，鲁冠球的经营也减少了许多干扰。鲁冠球创造的“花钱买不管”，两方面都好。人们知道，清晰的产权是经济繁荣的前提之一。鲁冠球此举，是尽最大可能解决产权问题，这就为万向节厂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根本性前提，充分展现了“大脑门”鲁冠球的眼光、魄力和前瞻性。

鲁冠球还大力延揽人才。1984年，他高薪聘请了第一个大学生来厂，被媒体称作是“全国第一个花钱买大学生的乡镇企业”。10年之后，在万向集团工作的大学生已经超过1000人。如今，在庞大的现代化万向集团里，已经有了博士后工作站。

鲁冠球非常重视公司的结构治理和产品质量。由于措施得力，领导有方，万向集团劳动生产率不断攀升，所产的汽车零部件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市场份额不断扩大，并且打进了世界第一汽车王国——美国。

1990年到1999年是鲁冠球事业的新阶段，他说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企业集团化、经营国际化”。

先看企业集团化。在这个阶段，万向节厂改制成为万向集团公司，产品内容扩展为万向节、轴承、等速驱动轴、传动轴、制动器、减震器、滚动体、橡胶密封件

8大系列，以及悬架、制动两大系统。

1994年1月，万向集团所属的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交所上市成功，这是万向集团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1995年5月，江泽民总书记视察万向集团，给予鼓励。在江泽民总书记的支持下，1997年，万向集团等3家乡镇企业成为国务院120家试点企业集团之一，国家

520户重点企业之一。

再看国际化。1994年，万向集团在美国成立万向美国公司。1997年8月，万向集团生产的万向节敲开了世界汽车工业巨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大门，成为向美国通用公司长期供应汽车零部件的第一家中国企业。随后，万向集团又在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等7个国家建立了18家公司，还收购了全球最大的一级供应商、美国百年老店洛克福特公司和美国历史最悠久的轴承生产公司。

万向集团拼全力打通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实施了卓有成效的国际扩张战略，这是万向集团在诸多私营企业当中的显著特色。

进入21世纪，万向的集团化和国际化又有了新进展。

2000年6月，万向集团作为投资者，受让上市公司华冠科技39.58 %的股权，成为该公司第二大股东。2001年8月，万向集团成功收购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

UAI公司。2001年底，又收购上市公司“承德露露”26%的股权，仅次于露露集团38.9%的持股量，成为该公司第二大股东。

鲁冠球在中国证券市场悄然构筑了一个“万向系”。

现在，鲁冠球又有了新的目标。

他说：“现在万向集团在国内只有三家上市公司，数量不多。”他正在和国内多家上市公司接洽，意图更大规模地进入资本市场。目前万向集团已经成为一个经营汽车部件、物流、饮料、化工和房地产的多元化王国。爱好下象棋的鲁冠球正在谋篇布局，目标是把万向集团打造成为国际知名的大型跨国公司。

中国企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企业家协会副会长、中国乡镇企业家协会会长、浙江省企业联合会会长、浙江省企业家协会会长、中国优秀企业家、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十佳工业企业经营者、国际杰出企业家、浙江大学MBA导师、香港理工大学荣誉博士、中共十三大、十四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2001年中国富豪榜第7名、

2003年中国百富榜第4位 ……鲁冠球获得的职务及荣誉，多得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但他的最大愿望，是想造汽车。

这位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说，等到万向集团有1千亿收入的时候，就要进入汽车行业。

温州“八大王”事件

步鑫生、鲁冠球都是浙江人。他们的业绩，或者曾经红极一时，或者至今熠熠生辉。但同为浙江人，温州私营企业最早的一批先行者却遭到重创，温州乐清县柳市镇的“八大王”是突出的例子。有人说，原因在于温州是个敏感的地方，更重要的是，这些人在活动开始时没有戴上“红帽子”。

“温州生意郎，挑担走四方”。温州人做生意，世界闻名。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温州人做生意的传统开始复苏。温州市乐清县柳市镇，是新时期温州私营经济的发祥地。“八大王”就是改革开放之后在柳市镇最早冒尖的私营业主。

但是，由于旧体制、旧观念的局限，1981年底，浙江省委就对温州“八大王”

展开了调查。1982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要求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投机诈骗、盗窃国家和集体财产等严重犯罪活动”，并把“扰乱城乡市场管理、妨害国家物资购销和损害城乡人民利益的人”列为查处对象。浙江有关方面立即行动起来，将“八大王”的市场经济行为列为大案要案。5月，省委工作组进驻柳市镇，“打击”了3个月，造成轰动一时的“八大王事件”。

今天看起来，有些事不免令人哭笑不得，但历史就是这样走过的。

一天，工作组成员看见一座鹤立鸡群的三层小白楼，便议论道：“此人不搞资本主义，能有钱盖这样的楼吗？”几天后，楼主郑祥清就被抓了起来。抄家时发现许多废弃的电机线圈，他就被指控为生产伪劣线圈牟取暴利。这个罪名，使从事电机修理的郑祥清得名为“线圈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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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草莽（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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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称“电器大王”的胡金林，在柳市后街开了一家三林电气公司，从经营卡尺起家，1980年开始鼓捣电器元件，业务越做越大，超过了原来给他供货的温州机电公司。1982年打击经济犯罪的行动开始之后，工作组叫他补税6万元。“电器大王”的称号不胫而走。后来，省内一家媒体批判他“剥削雇工”，他一看不妙，收摊子躲了起来。1982年9月，胡金林被通缉。他北上“夹皮沟”，南下西双版纳，带着一摞全国粮票，躲了两年。到1984年下半年，他听说政策变了，就回来了。奇怪的是，公安局并未销案，又把他关进去两个多月。谈起这一段，胡金林心有余悸：“我生意上的事情再也不想搞大了。”

“目录大王”叶建华开了个照相馆。由于光照相的收入不够支付房租，因此他就搞一点五金目录挣钱。他东奔西走，拍了2000多种产品的照片，经过精心编辑，制成精美的《产品样本》和《产品价格目录》，人们争相购买。就这样，他被称为

“目录大王”，被罚款1万元，并进了监狱。释放之后，有人劝他再搞产品目录，他摇摇头：“哪还有胆？”关门闲在家里。

“螺丝大王”刘大源，是柳市镇第一个买摩托车、第一个装电话的。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柳市镇的五金电器生意活跃起来，螺丝需求旺盛。刘大源看准这个机会，到各地马不停蹄地收购各种型号的螺丝。他的店里螺丝品种达17000多种，无论怎样少见的螺丝在他这里都能找到，生意的红火程度可想而知。1982年8月的一天，35岁的刘大源上街，发现后面有两人跟踪。他抬头看见刚刚贴出来的“狠狠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大标语，心中一惊，马上做出了一生最快速的决定。他迅速钻进小巷子，回家取出7万元钱，跳进一只机动小木船，开始亡命天涯。逃跑时，他身上只穿着背心和短裤。四五年后，他重操旧业，生意却大不如前了。如今，刘大源的“大源螺丝店”已经变成了“大源精密焊接材料公司”，他在温州最好的地段购置了房产，种养兰花，安居乐业。

“八大王”中最年轻的“矿灯大王”陈步青，1982年才22岁，做矿灯配件赚了钱。一天，工作组的人请陈步青去一家旅馆谈话。陈步青觉得自己没做亏心事，就去了。这一去就没回来，被五花大绑地押上公审台，判处4年有期徒刑。坐牢10个月之后放出来，陈步青觉得在柳市再做矿灯配件没什么意思，就到外地去谋发展了。

“胶木大王”陈银松、“翻砂大王”吴师濂和“旧货大王”王迈仟也没能逃脱被捕判刑的命运。王迈仟1995年死于肝癌。

“八大王”中除刘大源侥幸脱逃之外，其他7人都被当作“重大经济犯罪分子”

被捕入狱。他们在年富力强之时遭受如此重大的打击，令人叹息。其后，8个人的生意都没有什么大的成功，这与他们受到的残酷迫害密切相关。

“八大王”事件，使刚刚走上经商道路的温州农民遭受重创。一时间，就像刮台风一样，工厂关门，商店收摊，人人自危，个个提心吊胆。柳市镇当年工业产值比上一年下降7000万元，电器业经营状况一落千丈。

直到1984年1月1日中央发出1号文件，情况才有所转变。1号文件名为《中共中央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这个文件是1982年至1986年连续

5个促进农村改革的1号文件之一。《通知》指出：要允许农民的资金自由地或有组织地流动，不受地区限制。鼓励农民向各种企业投资入股，兴办各种企业。国家要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关当时特别敏感的雇工问题，《通知》说，对那些雇工超过规定人数的企业，要帮助他们完善，不要按照资本主义雇工经营看待。

1984年1号文件发布之后，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代表温州市委、市政府为“八大王”平了反，并称赞说“八大王”是发展商品经济和搞活流通的能人。这一举措，开辟了温州民营经济的新天地。

在“八大王”心有余悸的喘息时期，另一批精明的柳市人借助社会大气候的变化乘势而出，他们所创办的企业后来居上，如日中天。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南存辉的正泰集团和胡成中的德力西集团。应该说，“八大王”的闯劲，给了新一代巨大动力；“八大王”的遭遇，启发了新一代深思；“八大王”以自己的实践，给后来人杀开了一条血路。在中国私营经济发展史上，“八大王”写下了动人心魄的一页。

2004年深秋，年仅38岁的温州企业家王均瑶重病辞世。1991年，25岁的王均瑶首开私人包机的先河，次年创办国内首家民营包机公司。当时，温州人刚刚从艰难的处境中挣脱出来，王均瑶的“胆大包天”，是新一代温州人挣脱束缚、勇敢开拓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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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个人和8个人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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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户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刚诞生的时候，很遭人白眼。人们夸大了刑满释放分子在个体户中所占的比例，正经人家的闺女都不嫁个体户，因为你是

“社会闲杂人员”。但是随着政策的变化，个体户渐渐抬起头来了。

1981年到1986年，个体经济不断获得中共中央的首肯和鼓励。1984 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

“个体经济应该大力发展”。此时，私营经济却还是“妾身未名”，在文件上还是禁区。

当时，不少人还在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禁锢之下，认为个体户是小商小贩，属于自助自救自谋生路的性质，对他们可以睁一眼闭一眼。但是，搞私营企业雇用工人就是明目张胆的剥削，就是不折不扣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怎么能容忍资本主义大行其道呢？

一位经济学家林子力从马克思《资本论》的一个算式里边找到一个例子，进而得出结论说：雇工7个人以下，赚了钱自己消费的，算个体户；雇工8个人以上，就产生了剩余价值，就算剥削，就算资本家。

于是，雇工7个人还是雇工8个人，成了个体户和私营业主的分水岭。雇7个人以下，还可以允许；雇8个人以上，就算搞资本主义。

其实，马克思不过是举个例子而已。经过一百多年的巨大变化，企业的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资本构成等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有点头脑的人都知道，马克思这句话不可能回答今天的企业雇用多少人才算合理的问题。今天我们已经熟知，马克思主义也在不断发展之中。我们要掌握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至于对个别的具体的问题所作的判断，则需要随着时代前进，不断探索和创新。但在那个时候则未必尽然，很多人还没有摆脱本本主义的束缚。当时许多地方打击“经济犯罪”，都是以雇工人数过多作为定罪依据。年广久等人遇到的压力与危机，都与此有关。

前面提到，1979年2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交的报告说：“各地可以根据当地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等个体劳动，但不准雇工。”这个报告第一次在政策层面上明文规定可以搞个体经济，功不可没，但是在雇工问题上，还是划了禁区。

1981年有了一些突破。这一年，国务院发布108号文件《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的若干政策规定》。文件指出，个体经济“一般是个人经营或家庭经营；必要时，经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可以请一至两个帮手；技术性较强或者有特殊技艺的可以带三个最多不超过五个学徒”。同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广开就业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规定：对个体工商户，应当允许经营者请两个以内的帮手，有特殊技艺的可以带五个以内的学徒。这两个文件突破了1979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不准雇工”的规定，但回避了

“雇工”这个敏感的词。从1981年起，国家对个体经济的统计称谓，不再是多少人，而是分为多少户、多少从业人员。

特别要注意的是，“一至两个帮手”或是“两个以内帮手”，再加5个学徒，一共是7个人。

可是，随着城乡个体经济迅速发展，很快就出现了雇工大户，雇工超过8个人。如广东省高要县沙浦公社农民陈志雄1979年开始承包鱼塘8亩，1980年增加到105

亩，雇长工1人、临时工400个工作日。福建省仙游县农民李金耀承包荒山1200

亩，雇用20多人。《人民日报》当时就此二人雇工问题进行了讨论，其他媒体也就此类问题展开讨论。

争论十分激烈，一些理论家把此类现象上纲上线到“复辟资本主义”的高度，一时间闹得不可开交。争论的实质，其实还是私营企业合不合法。

面对意识形态的激烈争论，1982年，由邓小平提议，中央政治局讨论并通过了对雇工大户采取“看一看、等一等”的方针。

前面曾引用邓小平关于“傻子瓜子”问题的第一次讲话，即1984年10月22

日《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说：“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

邓小平指的就是当时有关雇工7个人和8个人的争论。

在“等一等、看一看”的大背景下，1983年初，中共中央在名为《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文件中指出：“农村个体工商户和种养业的能手，请帮手、带学徒，可参照国务院《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的若干政策规定》执行。对于超过上述规定雇请较多帮工的，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而应因势利导，使之向不同形式的合作经济方向发展。”

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中指出：对当前雇请工人超过规定人数的企业，可以不按照资本主义的雇工经营看待。

邓小平的讲话和以上文件精神，实际上对私营企业的存在与发展起了保护作用，从而为私营企业扩大规模创造了政策环境。

据1987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摸底调查，当时城乡实际存在的（地下状态或灰色状态）私营企业雇工人数达360.7万人。每户私营企业平均雇工16人，雇工

30人以下的占70%—80%,雇工100人的接近总数的1%，部分私营企业雇工几百人，有的甚至雇工上千人。

到1987年，7个人和8个人的争论才偃旗息鼓。这一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决定中，第一次肯定了“私营企业”。《决定》说：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个体经济和少量的私营经济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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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有益的补充——个体经济入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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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大关键词：必要的、有益的补充——个体经济入宪

1982年9月1日召开的党的十二大，是经济体制改革处于探索阶段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大会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描绘了鼓舞人心的蓝图。

在宏观经济体制层面，十二大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今天，有些读者对此也许感到很不满足。但是，在当时，这是一个突破。为什么这样说呢？看一看十一大报告就会明白。

1977年8月由华国锋主持召开的十一大，提出了“把整个国民经济纳入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发展的社会主义轨道”的原则。好家伙，“整个国民经济”，一点余地也没有。这样看来，十二大提出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是向前迈了一大步。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的原则，十二大正是承继了这一原则，并有所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宏观层面并没有提出“市场”的概念。十二大报告引入了“市场”概念，应该说是比十一届三中全会有所突破。

十二大报告对“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做出了这样的解释：我国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有计划的生产和流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题。同时，允许对部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不做计划，由市场来调节。

历史的进步同样体现在允许不同的经济形式共同发展这一方面。

十二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但是同时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由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总的来说还比较低，又很不平衡，因此在很长时期内需要多种经济形式的同时并存”。

“在农村，劳动人民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经济是主要经济形式。城镇手工业、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和服务业，现在都不应当也不可能由国营经济包办，有相当部分应当由集体承办。”

“在农村和城市，都要鼓励劳动者个体经济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适当发展，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

这里确定了三种基本的经济形式：国营经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