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刘小萌在《中国知青史》第十五章说：“从1962年11月至1981年 .3

　　学者刘小萌在《中国知青史》第十五章说：“从1962年11月至1981年 .3

20世纪70年代末诞生的城乡个体经济，第一次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得到了肯定。

从提法上来看，从1979年叶剑英讲话中提出的“附属和补充”，到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的“必要补充”，再到1982年党的十二大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一次比一次更加积极。

从此，“必要的、有益的补充”成为相当一段时期内官方对个体经济的理论定位，也成为社会公认的准则。

让我们再看看十一大是怎么说的。十一大报告指出：“卫社会主义公有制，粉碎城乡资本主义势力的进攻，是一场严重的斗争。没有疑问，这里的“城乡资本主义势力”，是包括了个体经济的。

因此，我们说党的十二大实现了历史的突破。

当然，在此期间，对私营经济还在观望之中。私营经济还未能获得全党的一致首肯，没能写进大会的报告中。

十二大结束不久，1982年12月4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宪法》“总纲”第十一条说：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通过行政管理，指导、帮助和监督个体经济。这里提出了对个体经济“指导、帮助、监督”的方针。

个体经济政策写入了宪法，使得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开始获得稳定的法律支持。

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在党的十二大结束之后，针对社会上有些人仍然受旧思维束缚，认为个体、私营经济不光彩的情况，1983年8月30日，胡耀邦、万里、习仲勋、王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接见了300多名全国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先进代表，并在怀仁堂座谈。

在座谈会上，胡耀邦即席发表《怎样划分光彩和不光彩》的长篇讲话，鼓励青年人破除陈腐观念，自谋职业。胡耀邦说：从事个体劳动同样是光荣的，一切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劳动都是光荣豪迈的事业。凡是辛勤劳动，为国家为人民做出了贡献的劳动者，都是光彩的。好逸恶劳不光彩，违反劳动纪律不光彩，违法乱纪不光彩。胡耀邦鼓励个体、私营老板们干光彩的事，做光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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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老火锅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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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月17日，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不到一个月，邓小平约见了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古耕虞、周叔弢等五位老工商界代表人士，对他们做了重要谈话。由于是一边吃火锅一边谈话，所以又称为“五老火锅宴”。

邓小平说：“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做起。”邓小平还对他们五位说：“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这也包括他们的子孙后辈。他们早已不拿定息了，只要没有继续剥削，资本家的帽子为什么不摘掉？落实政策以后，工商界还有钱，有的人可以搞一两个工厂，也可以投资到旅游业赚取外汇，手里的钱闲起来不好。你们可以有选择地搞。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①

这就是后来被称为“五老火锅宴”的著名谈话。

另据荣氏家族的荣敬本回忆说，同一年，邓小平还拜访了荣毅仁，希望荣毅仁为引进外资出谋划策。荣毅仁建议按照国际惯例先建立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得到邓小平支持。同年10月，一个直属国务院的投资机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CITIC）成立，荣毅仁出任首任总裁，成为海外关注度很高的中国对外开放的风向标。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之后，在引进外资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并为中国在国际合作方面开辟了许多新路径。

1979年底，在邓小平的关照和推动下，对1956年—1957年划定的原工商业者落实了政策。首先是把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从原来定的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这样，1956年被定为资本家的86万人当中，有70万人恢复了劳动者身份。不久之后，又明确规定，原工商业者（资本家）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劳动者。这样，16万原工商业者（资本家）的成分也一律改成了干部或工人

,这里的数字来自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的《呼唤理解》一书，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落实政策还包括发还“文革”期间冻结的私营企业主的定息，全国一共支付了

24亿元，上海就占了12.5亿元。这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但中央落实政策的决心很大，都一一支付了。

邓小平在“五老火锅宴”上的讲话，是他第一次提出要吸引外资，第一次提出希望原工商业者利用落实政策以后手里的资金办企业。

请原来的私营企业家出来，搞什么企业呢？当然不是筹办国有企业，也不是请他们管理国有企业。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说，是请他们出来办私营企业。

在当时，这就会遇到一些问题。

对于长期受传统社会主义观念影响的人来说，私营企业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从斯大林起，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认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也就是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开始。这种社会主义的内容有三条：一是消灭阶级，二是消灭商品经济，三是实行计划经济。这些认识长期充斥着许多国人的头脑，是产生

“左”的思想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从前面所述的1958年大刮共产风的状况中，就可以看到这些认识的影响。

如果对中国社会所处的阶段拘泥于上述认识，那么，在改革开放的重要关头，一系列务实的、现实的政策（包括对私营企业的政策）就无法出台。即使出台了，在贯彻中也会遇到很多障碍，建设现代化的任务也就无法顺利完成。

令人庆幸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为正确认识中国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条件。

在邓小平的指引下，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后期，经过理论界努力探索和创新，逐步形成和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首次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这是中央文件中第一次出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这个提法，打破了自1962年以来认为社会主义是“整个历史时期”或“整个过渡时期”而不再分阶段的定论。“整个历史时期”是毛泽东在1962年10月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的观点，并写入了全会公报。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再一次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物质文明还不发达。

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要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学者冯兰瑞说，十二届六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进了一步，是作为工作的指导方针提出来的。

1987年1月，中央政治局通过《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决定，指出：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个体经济和少量的私营经济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

综上所述，至1987年初为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在党中央文件中一共出现4次。但这4次都是很简略的，或是一句话，或是一小段。

直到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才专设一章，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党的基本路线”展开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十三大报告指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路线和政策的基本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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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老火锅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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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三大标志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成熟。后来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报告中的有关论述，都是十三大的继续与发展。

初级阶段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阶段呢？十三大报告指出：它不是泛指任何一个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我们面对的情况，既不是马克思设想的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也不完全相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因此，照搬书本不行，照搬外国也不行。在现阶段消灭商品生产和货币制度，完全不符合我国国情。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我们必须走自己的路。

十三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层含义是：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其主要内容和特点是人口多、底子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居于世界后列。突出的景象是：十多亿人口，8亿在农村，基本上用手工工具搞饭吃；与一部分现代工业并存的是大量落后于现代水平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业；与一部分发达地区并存的是广大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与少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并存的是普遍科技水平不高，以及文盲半文盲还占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状况。这就是我们的现实。这种状况，决定了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在这样一个初级阶段，必须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实行灵活、务实的政策，充分调动各方面包括个人的积极性，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视角和高度出发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正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根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建立，打破了过去“社会主义一大二公”的

“左”的观念，从而为私营经济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巨大空间。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三大提出鼓励私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邓小平在“五老火锅宴”上的重要谈话，也逐渐为更多的人接受，变为富有活力的现实景象。

这里还有一个故事。1986年6月18日，邓小平会见了来自海外各地的荣氏家族

200多名亲属。邓小平说，你们荣家在发展我国民族工业上是有功的，为中华民族作了贡献。这次你们亲属团聚是一件喜事，是我们民族大团结的一个体现，一个演习，我们要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你们有本领、有知识，是能够为我们国家作出重要贡献的。

从邓小平这个讲话，我们可以看出，他对调动各方面力量的积极性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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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私营经济发展——私营经济入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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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大关键词：鼓励私营经济发展——私营经济入宪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私营经济在“妾身未名”的情况下，饱含惊恐地在地下运行多年，终于在1987年登堂入室，身份获得承认。

实际上，大家嘴里不说，心里都清楚，自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城乡私营经济日益红火。原因很简单：既然允许了个体经济存在，那么，效益好的个体经济必然不断扩大经营规模，向私营企业发展，要多赚钱嘛。

面对这种情况，经过多年的研究，到了1987年初，中共中央终于在私营经济问题上结束了“等一等、看一看”的观察阶段。

1987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决定，指出：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个体经济和少量的私营经济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我国人多耕地少，今后将有亿万劳动力逐步从种养业转移到非农产业。只有实行全民、集体、个体和其他多种经济形式一起上的办法，才能顺利实现这一转移。而个体经济的存在，必将不断提出扩大经营规模的要求。几年来，农村私人企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事实表明，它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一种补充形式，对于实现资金、技术、劳力的结合，尽快形成社会生产力，对于多方面提供就业机会，对于促进经营人才的成长，都是有利的。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份提出允许私营经济存在的文件，是一次重要的突破。文件虽然讲的是农村，其精神也适合城市。

人们注意到，这个文件还有点小心翼翼。提到允许私营经济存在的时候，加了个前置词：“少量的”。提到私营经济的发展，说是“不可避免的”。

这一年10月，党的十三大开幕，情况变得鲜明而且积极了。

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并制定了鼓励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方针。

十三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应以公有制为主体。目前全民所有制以外的其他经济成分，不是发展得太多了，而是还很不够。对于城乡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都要继续鼓励它们发展。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地区，各种所有制经济所占的比重应当允许有所不同。

报告还指出：私营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生产，活跃市场，扩大就业，更好地满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必须尽快制定有关私营经济的政策和法律，保护它们的合法权益，加强对它们的引导、监督和管理。

1988年4月12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十一条增加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

这里提出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的方针。

1988年6月15日，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条例》包括总则、私营企业的种类、私营企业的开办和关闭、私营企业的权利和义务、私营企业的劳动管理、私营企业的财务和税收、监督与处罚、附则等8项内容。总则中说：“本条例所称私营企业是指企业资产属于私人所有、雇工8人以上的盈利性的经济组织。”

说起来，这是自1950年12月29日政务院通过《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之后，时隔38年的第二个私营企业条例了。

1988年6月25日，国务院还发布了与《条例》配套的税收法规。

这就从法律上肯定了私营经济在我国存在与发展的历史地位。

此时，在理论、法律与政策的大力支持下，个体、私营经济发展进入了第一次高潮期。

到1988年底，全国城乡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发展到1454.9万户，从业人员2304.9万人。注册的私营企业有40638家，雇工人数723782人。董辅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说：“如果加上大量挂集体企业牌子和混杂于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及乡镇、街道企业中的私营企业在内，实际的私营企业估计有20多万家。”

值得注意的是，继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之后，1984年

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要改革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这个基础上，十三大报告提出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应该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在这个提法中，把“市场”放在突出的、中心环节的位置，这就向市场经济的方向又跨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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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私营经济遭遇挫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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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1991：

历史已经公认，从1989年下半年起，“左”的东西又回潮了。

老百姓议论说：“听说改革开放要收一收，该抓抓阶级斗争了。”

还有人说：“中央要取消个体户了！”

这些议论，与当时某些媒体的宣传有关。

1990年2月22日，北京一家报纸发表了一篇有来头的长文《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文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有没有经济上的根源？有没有一种经济上的力量支持他们？文章告诉读者：私营企业和个体户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根源。这篇文章还提出了这样一个质问：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改革？文章说：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说到底，一个是取消公有制为主体，实现私有化；一个是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

这是较早提出问一问姓“社”姓“资”的一篇文章。

北京《当代思潮》杂志1990年第1期发表《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和规范改革开放》一文。文章说：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就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

这些文章要求人们凡事都要问一问姓“社”姓“资”。

1991年2月15日至3月22日，上海《解放日报》根据邓小平1991年初视察上海的讲话，先后发表三篇署名皇甫平的评论，提出要继续坚持解放思想，敢冒风险，大胆改革，不要再囿于姓“社”姓“资”的诘难，结果遭到指责和围攻。

《当代思潮》杂志（双月刊）1991年第2期于4月20日出版，发表《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一文，说：“不问姓“社”姓“资”，必然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葬送社会主义事业。”

《真理的追求》杂志1991年第7期发表《重提姓“社”与姓“资”》一文，说： “一切不愿做双重奴隶的中国人，在改革大道上前进时，有责任也有权力问一问姓

‘社’姓‘资’，时刻提防不要偏离改革的方向。”

北京一家报纸1991年8月7日发表《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一文，说：

“实行改革开放必须区分姓‘社’还是姓‘资’。原因很简单，因为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着姓‘社’和姓‘资’两种不同的改革观。”

1991年9月2日，北京某报发表《当前改革的三个问题》一文，说：“我们的同志中，有的也在抹杀两种改革观的分野，忌言姓‘社’姓‘资’。更有甚者，在喧腾一时的‘全面地、迅速地私有化’的呼声受到遏制之后，‘私有化潜行’论者仍在潜行。”

……

其实，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从农村突破的时候，就有一些人问过包产到户姓“社”还是姓“资”。这些人的答案是：这是单干倒退，姓“资”！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生气勃勃，也有人问过姓“社”还是姓“资”。这些人的答案是：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根源，姓“资”！

建立特区，有些人问过姓“社”还是姓“资”。答案是：在特区，只有那面飘扬的旗子是红的，其他都是“白”的，姓“资”！

在温州，个体经济名声大，姓“社”还是姓“资”？有人说：那里私有经济比重超过国有经济，姓“资”！

多利用一点外资，姓“社”还是姓“资”？有人说：多一份外资就是多一份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多了，姓“资”！

市场经济姓“社”还是姓“资”？有人说：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姓“资”！

改革开放以来最实质的进步，都难以逃脱姓“资”的厄运。

历史已经证明，“左”的思潮屡问屡答，屡答屡错。

但在当时，“左”的思潮带来的压力及其形成的社会氛围，确实给个体户和私营业主带来了很大困扰。

有人甚至要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了。1991年6月5日，北京一家报纸发表了题为《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的文章。文章说：全党和全国人民现在面临着“双重任务——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文章把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并列，将一个中心变成了两个中心。文章说：正确处理两大任务的关系，才能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只有正确估量和进行阶级斗争，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文章向读者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在政治上、经济上、意识形态上把消灭阶级的阶级斗争坚持下去，进行到底。

10月23日，北京一家报纸发表文章《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掌握处理矛盾的主动权》。文章指责有些人“不敢或不愿承认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特别是阶级矛盾”。该文耸人听闻地说：当前我国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比建国以来任何时期都要鲜明、激烈、尖锐”。好家伙，就连

“文化大革命”那样激烈的“阶级斗争”也不在话下了。这，自然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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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私营经济遭遇挫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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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之后，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左”的表现主要是否定改革开放，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甚至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影响和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这里所说的“左”的表现指的就是这些舆论。

在当时的压力下，新华社主办的《中国记者》杂志1990年5月号发表《光彩的新概念》一文说：“近来报纸和刊物上，有关个体户的报道少了。原因呢？不少编辑感到‘拿不准’。至于社会上，则更有甚者。在有的人眼中，个体经济已成了背时之物，最好是‘从重从快’惩罚打击。有的人误以为‘中央已经收了，取缔是早晚的事。’新闻界在一段时间内的沉默，无形中增加了这种不安的情绪。前几个月全国个体户锐减360万人，不能说和这种氛围没有关系。”

一时间，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很多人都歇业了。当时流行的说法是“等一等、看一看再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417页说，到1989年下半年，全国登记注册的个体户减少到1234.3万户，从业人员减少到1943.6万人，分别比1988年底下降了

15%和15.7%。到1989年底，私营企业已经减少了大约一半。到1989年下半年，私营企业从1988年的20万家减少了一半，剩下大约9.06万家。1990年，几乎没有增加。1991年，稍有恢复，为10.7万家。

①《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11页。

下卷

再生与发展

（1977—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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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1—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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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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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小萌：《中国知青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8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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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北京《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大事记》编委会：《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大事记》，1993年，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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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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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56—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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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小萌：《中国知青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8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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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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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久在点票子，他有幸得到邓小平多次关照。

资深经济学家薛暮桥在“文革”结束之后的1979年7月发表文章，首次提出允许个体经济存在。

2005年4月28日晚，时任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来到北京老舍茶馆喝茶看戏时题字：“振兴茶文化，祥和两岸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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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卷起“邓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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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左”的东西泛滥一时，人们心头充满了疑云的关键时刻，1992年1月至 2月，邓小平以88岁高龄，毅然南巡，发表重要谈话，高屋建瓴，冲破了姓“社”

姓“资”的阴霾，推动改革开放的车轮重新启动，驶向新的天地。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旗帜鲜明地反击了“左”倾思潮，批驳了假扮成马克思主义的“左”的谬论。

邓小平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①

针对一段时间以来姓“社”姓“资”的争论横加干扰，造成改革开放难以开拓新局面的现状，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②

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一下子驱散了姓“社”姓“资”的争论造成的阴霾，给了人们一个辨别是非的锐利武器。毫无疑问，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是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以深刻的智慧和巨大的理论勇气，冲破禁区，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而解决了困惑中国多年的难题，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了新的目标模式。

在邓小平提出这一创见之前，全世界都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才是市场经济。斯大林这样认识问题不必说了，连哈耶克这样的西方大思想家也持这样的观点。邓小平把这一个“铁律”打破了。

其实，世界各国的实践都说明，计划经济不利于促进生产力持续地高效发展。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每个消费者的境遇、要求不同，接触的信息和追求的目标各异。人们对相互之间的需求所知甚少，甚至一无所知。这千差万别的需求，是不可能计划出来的。只有通过市场交换系统，才能得到满足与协调。一旦个体需求在某种契机下广为重合，一种基于灵敏反应的复杂的产销系统就会在市场催动下形成，大量相应的商品与服务项目就会泉涌而出，以满足蜂拥而来的个体需求，并实现自身的导向与价值。

邓小平正是对大量经济现象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入的、实事求是的思考，从而得出了正确的结论。

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①

如果全国所有经济领域都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那么，市场就没有了地位。因为一个人不可能自己跟自己做生意，私营经济也必然发展不起来。如果市场成为主体，那么，就必然存在多元化利益主体，这样，市场才能发挥真正的交换作用，私营经济也就有了空间。所以，市场经济有利于私营经济发展，并且是私营经济发展的前提。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作出了精辟的概括。他以紧迫的责任感，催促广大干部群众要有一股敢“闯”敢“冒”的劲头，抓住历史机遇，推动改革开放大步前进。

他说：“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②这就解开了“两种改革观”的羁绊，解除了那些禁锢人们思想的紧箍咒。

在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问题上，当然也应当本着这样一种大胆地闯、大胆地试的精神，向前开拓。

关于近年来个体、私营经济的政策遭到质疑并发生波动的问题，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用“傻子瓜子”这一富有标志性的个案，巧妙地解决了。

邓小平从改革开放大局出发，举重若轻，一语破的：“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③

这就给全国个体、私营经济的创业者和从业者吃了一颗定心丸。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回答，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在理论上的重大突破。

前中央党校副校长、学者龚育之说，南方谈话是邓小平理论走向成熟的集大成之作，是标志着新时期历史发展进入新阶段的解放思想的宣言书。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要点在1992年春节传出之后，犹如“邓旋风”从南方刮起，迅即传遍全国。广大干部群众奔走相告，人们喜上眉梢。这一年春节人们拜年时，邓小平南方谈话成了最热门的话题。春节之后，南方谈话正式传达，在党内外、国内外继续引发强烈反响和巨大震动。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学习、贯彻、落实南方谈话的热气腾腾的景象。

东方风来满眼春。在一段时间内遭遇困扰，受到压力的个体、私营经济，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中获得了新的生命，汲取了新的力量。这就犹如受到阻遏的激流，积蓄新的能量，一下子冲越了礁石险滩，顺流而下。

1993年，私营企业迅速走出低谷，超过1988年的水平，达23.7万家。1994

年，增至43.2万家。至于私营企业的注册资金，在1989年和1990年间几乎没有增加，从1992年到1995年，增加了大约20倍，达到2400多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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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纪云为个体、私营经济鸣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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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邓旋风”劲吹的春天里，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于1992年4月在山西发表了一番谈话。他说邓小平的讲话“针对性很强”。针对什么呢？针对“党内值得注意和应防止的问题及思想倾向”。问题和倾向又是什么呢？是“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万里那时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说：“防止‘左’，这是邓小平一贯的主张。”他还解释道：“‘左’的干扰最突出的表现，是凡事都要先问一个姓什么。”

4月25日，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田纪云在中央党校发表了一番“防止‘左’”的讲话。这是在权威之地的权威讲话，反应极为热烈。由中央党校制作发行的田纪云讲话录像带迅即畅销全国，在各地引发了巨大反响。

我们看看田纪云讲话的要点：

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经济建设，必须冲破根深蒂固的“左”的束缚。如果我们不清理一下“左”的东西，不把小平同志关于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问题稍加具体化，光空喊加快改革步伐，实质上是加不快的。“左”的积习根深蒂固，改革开放的阻力主要就是来自这种“左”的积习。

“左”的东西的表现很多：你要多宣传一点改革开放，他就会说，这会破坏来之不易的大好形势，丧失治理整顿的成果。他就没有想一想大好形势是怎么来的，大好形势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你说要多利用点外资，他就会说，多一个外资企业，就多一分资本主义，就会威胁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你要划出一块地方给外商承包开发，他就会说，这是出卖国家主权，丧权辱国。你要多发展一些乡镇企业，他就说，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会腐蚀我们的干部，把乡镇企业视为对社会主义的威胁。你要多发展一些私营企业、个体户，他就会说，这会改变社会主义的性质。你讲要搞厂长负责制，他就说，这是削弱党的领导。你讲家庭联产承包制不能动摇，他就说，这是走单干的道路，不利于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共同富裕。如此等等。他们把改革开放以来最基本、最实质的东西几乎全部都否定了。

有些人，一面吃着改革开放的饭，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一面大骂改革开放，对改革开放就是看不惯，就是不顺眼。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还是留恋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那种短缺经济。也有人至今还留恋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一套，总觉得你斗我，我斗你，群众斗干部，干部斗群众，人人不得安宁，干群关系非常紧张的那样一种情况才是正常的，没有这样一种情况就不是社会主义。

总之，“左”的积习对改革开放的阻力不能低估。干什么事他都要问一个姓“社”

还是姓“资”，让你什么事都不敢干，什么事也不能干。“左”的东西可以说是比比皆是，而且由于它带有革命的色彩，是革命的言辞，欺骗性大，危害性大。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如此，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所以，我认为，在领导层里摆脱“左”的思想束缚，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如果不敢触动它，改革开放就无非是空谈一阵子。不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改革开放能否持久，要画一个问号。

邓小平同志谈话，光跟在那里重复，说上千遍万遍，没有用，重在落实和执行。在清除“左”的影响的时候，特别要警惕那些风派人物。这种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一有机会就跳出来反对改革开放。这些人一旦掌握了国家大权，对国家、对人民都是一种灾难。

当时不少人认为，田纪云的讲话是来自高级领导人的最犀利的“防‘左’”檄文。的确如此，讲话中明确地为个体、私营经济撑腰打气，这在当时的气候下是需要一些勇气的。直到2005年

9月16日，《北京青年报》的一篇题为《高知小贩》的报道还说：“1992年还是绝大多数人对民营企业仍然有些嘀咕的年头。”毋庸置疑，当时来自中央领导的如此鲜明的讲话，对个体、私营经济渡过难关再度抬头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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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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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大关键词：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市场经济入宪

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8个月，1992年10月12日，正值北京金秋，寥廓大地，蓝天白云，好不清爽。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

江泽民在大会的报告中高度评价邓小平南方谈话，总结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揭露了“左”倾思潮对改革开放的危害。江泽民说：“‘左’的表现主要是否定改革开放，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甚至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影响和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左’的思想根深蒂固。‘左’带有革命色彩，拿大帽子吓唬人，好像越

‘左’越革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中，从1957年起的20年间出现的错误，主要都是

‘左’。改革开放要探索和开辟新的道路，突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和观念，阻力主要来自‘左’。”

十四大报告给姓“社”姓“资”的鼓噪画上了句号：加快我国经济发展，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不要被一些姓‘社’姓‘资’的抽象争论束缚自己的思想和手脚。报告宣布：我们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报告说：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

1987年召开的十三大，说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

现在到了十四大，除了沿用“补充”之外，新加上了“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

这就实现了两点突破：一是“共同发展”淡化了“补充”的配角意味，向“自家人”方向跨进一大步；二是“联合经营”打通了公与私。过去，公有制经济与私营经济泾渭分明，犹如水火不相容，现在允许自愿联合经营，公与私之间的雷池打破了。以上两点说明，私营经济的地位比十三大时又提高了，这是十四大取得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