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刘小萌在《中国知青史》第十五章说：“从1962年11月至1981年 .4

　　学者刘小萌在《中国知青史》第十五章说：“从1962年11月至1981年 .4

没有邓小平南方谈话，就没有十四大报告中这些新的突破。在大会的最后一天，10月19日，邓小平来到会场。他身穿灰色中山装，一边迈步，一边向代表挥手致意。两千多位代表和新当选的中央委员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这位88岁的老人，感谢他在历史关键时刻高明的指引，感谢他对推进中国现代化做出的巨大贡献。邓小平微笑着走了一圈，看看大家，讲了一句话：“这次大会开得很好，希望大家继续努力。”然后转过身去，摆了摆手，慢慢离去。在场的人在鼓掌的同时，都以充满敬意的目光，望着他的背影渐渐远去。

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建议取消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从此不再设立类似机构。在此之前，各级顾问委员会是党的各级权力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顾问委员会遍布全国。从此之后，所有的顾问委员会都取消了。邓小平把未来的重担，放到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的肩膀上。

十四大结束之后，1993年3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入宪法，实现了新的突破。

宪法第十五条原文：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国家通过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和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协调发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破坏国家经济计划。

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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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海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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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地域之广阔，人口之稠密，把遍布中国的个体、私营工商业称作大海，未为不可。

所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之后，当大批官员和书斋中的知识分子改换身份投身私营工商界的时候，人们形象地称之为“下海”，也就不奇怪了。当时，

“下海”这个词还隐隐含有从高就低的意蕴。为何如此？因为传统中国一直歧视商人，称商人是“奸商”；至于做工，更是等而下之。国人口中所颂的，则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和“学而优则仕”。1992年的下海潮，开始从根本上扭转了这些陈旧理念。同时，1992年及以后的下海潮，从人才、资源等方面大大加强了个体、私营企业的实力，再加上政策不断开放，个体、私营企业迅速成长为能够左右工商界形势的一股巨大力量。

其实，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起，就有人下海。前面介绍中关村一些科技干部和科研人员辞去公职，到海淀区创办民营公司，不就是下海么。当时下海的不止中关村的人。1984年，在山东医科大学担任教授的刘振升，辞去教职，筹措3万元办起了山东第一家计算机公司。“那个时候一台计算机可以赢利数千元”，刘振升说。到2001年，他的公司投资1亿元，建起了生物技术研究所和制药厂。

不过，80年代下海的人数毕竟不多。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随着大气候的变化，随着个体、私营经济政策的稳定和从业人员地位的提高，下海潮再度掀起。这一次下海的规模之大、绵延之久，是80年代无法望其项背的。

凌志军的《变化》一书对当时的气氛曾有这样一段描述：

80年代的经商热被随之而来的政治运动和经济整顿打断了。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国务院把那些年颁发的约束人们经商行为的文件都找了出来，不是废止就是修改，共有400

多份。我国庞大的行政机构一向仰仗红头文件的逐级颁发，或急或缓地运转。现在中南海风气既开，各地群起响应，几乎所有的禁令都取消了。政府可以办公司，学校可以去盈利，教师可以兼职，官员可以做买卖，倒卖紧俏物资的人可以合法地从中牟利。一个省的检察机关公开声明：对回扣、提成和兼职收入，将不追究法律责任。另一省工商部门跟着宣布：谁要是想办公司，可以不必申请营业执照，也不必缴纳管理费。皮包公司在1988年还是过街老鼠，政府严令除恶务尽。现在报纸上公开为它们喊冤，说“皮包公司就是商业领域的润滑剂”。广州市社科院发起一次理论讨论会，学者们达成了共识：“买空卖空”不是犯罪，是供求双方的“红娘”。同样的意思在山西吕梁山区一个地区行署专员的口里是这样表达的：“在上海戴手铐的，到了广东做广告。”全中国都传播着发财的欲望和浮躁。有个叫王子才的贩子，在长江水域的水道贩运鸡鸭已经有些年头了。4年前的一天，该地工商局副局长闯进门来，查封了他的公司，因为“账上没有资金，是买空卖空的皮包公司”。现在王子才卷土重来，要求重新开张，还是“没有资金”，还是“买空卖空”，可那副局长痛快地批准了，还说他是“昔日的罪魁，今日的功臣”。

新的下海潮涌动之时，人们不再回避“钱”字。见面道一句“恭喜发财”成了口头禅。在北京，这句话大有代替“您吃了么”这一传统问候语的势头。《人民日报》在1992年还发表了《要发财，忙起来》的文章，可见当时的风尚与潮流。

的确忙起来了。1992年，房地产公司总数较前增加了10倍，贸易公司总数增加了100倍。上海每天诞生66家新企业。北京每个月有2000家新企业注册，全都不是国有的。北京库存的营业执照一下子发完了，北京工商部门跑到天津要来1万个。天津那边也很忙，因为有1500个教授和高级工程师同时申办几百个公司。

大学毕业生过去以进入国家机关为第一志愿。到了1992年，这种求职顺序改变了。

顾青是1992年上海同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当年，他放弃了去德国作驻外人员的机会，投奔当时刚起步的私营企业乐百氏公司。那时候乐百氏创始人何伯权也就三十几岁，没有给顾青许什么愿，只讲创业的艰难，让顾青这样的年轻人到第一线去独当一面。就是这种干事业的激情和朝气感染了顾青这样的年轻人。

1992年，全国高校有50多个毕业生跟着何伯权上了广东。这里有北大、人大的毕业生，光是顾青在同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同班同学就去了4个，在乐百氏一干就是7年。后来顾青做到了乐百氏武汉公司总经理。接着，他辞职去上海财大读了MBA，毕业之后又搞起了鸭脖子。到2005年，他已经在各地开了数百家“久久丫”鸭颈王连锁店。他谈起自己的成功，总是要提到1992年。

74岁的复旦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蒋学模成了学者下海队伍中的一员。他的《政治经济学》曾是中国两代人的必读教程，1992年他开始经营公司了。他的公司由11个学者集资3万元创建。他为公司的诞生写下了《还是下海好》一文，给公司取名为“复兰德经济顾问行”，这显然是借鉴了美国兰德公司的名字。蒋的公司业务是开展经济咨询和服务。

1992年下海的冯仑、潘石屹、易小迪后来干出了大名堂。这一年，以冯仑为主的这几个年轻人分别从不同机关来到海南找机会。当时的海南，就像19世纪淘金的美国人蜂拥而至的旧金山。在海南赚到第一桶金之后，潘石屹揣着5万元于

1993年来北京，组建了万通公司北京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随后冯仑北上创立北京万通公司，易小迪在广西经营广西万通公司。潘石屹联合邓智仁，在北京第一个以市场化方式运作万通新世界商城的房地产项目获得成功。1995年，潘石屹离开万通注册了红石实业有限公司，在北京东部的“现代城”房地产项目上一炮打响。接着，易小迪又把位于北京CBD核心区的“阳光100”房地产项目做成了楼市新星。冯仑则在全国进行多领域多项投资。如今，万通的触角已经伸进房地产、通信、服装、商业、金融、保险、证券等多个领域，地盘也涉及全国诸多城市。冯仑的万通、潘石屹的“中国SOHO”、易小迪的“阳光100”等房地产企业成为著名品牌。就在90年代中期，冯仑、潘石屹、易小迪等几个人还在北京东二环路保利大厦前的一条小街上吃便宜餐。潘石屹至今清楚地记得，他为一盘土豆丝到底是5

块钱还是8块钱和服务员吵架。曾几何时，这几位一文不名的游子，竟成了中国房地产业叱咤风云的亿万富翁。怪不得有人说，从1992年开始的这十几年，“下海——发财”的中国梦，一点也不亚于美国梦。

还有一些人两度下海。前国家计委官员顾宁珂说，政府出来的人往往对微观企业的运作不太熟悉，心态浮躁；而很多底层企业家又不懂宏观，对政策环境懵懵懂懂。顾宁珂要努力尝试两方面的体验，这成了他最终搏击大海的理由。他第一次下海是在1991年，他辞去中国社会调查所副所长的职务，前往海南，做房地产并以民间身份参与创办海南航空公司。1996年又奉召到国家计委工作，参与宏观经济管理工作。干了一段时间，他觉得自己上下经验初步具备了，为何不到江湖上一试身手？2000年，不甘终老机关的顾宁珂辞去国家计委的职务，再度下海，创办了北京聚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相关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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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海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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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家人事部统计，1992年，辞官下海者有12万人，不辞官却又投身商业的人超过1000万。另外还有数以百万计的教师、学生和科技人员在经商。一时间，“校长开发廊、教授卖泡菜”的故事传得满世界都是。男女老少，人人手痒。马路便道上卖耳挖勺的小店，也挂起了“太平洋中心”的招牌。老百姓开玩笑说，街上遇到三个人，就有四个董事长（至少有一人兼任两家公司董事长）。

自1992年起，下海成了风气。特别是90年代中期开始出售国有中小型企业和

1998年开始新一轮机构改革、裁减公务员之后，国企负责人和官员下海的比重大大增加。2003年前后，温州市就有黄卫峰、吴敏一、林培云三位副市长先后下海，分别入主哈尔滨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秋林集团和上海一家儿童动画及关联产品公司。

下海也有歧路。早期弊端如凌志军在《变化》一书中所说：“公安局拥有鞭炮的审批权，所以专开鞭炮公司，其他人等一个鞭炮也不许卖。人事厅负责干部考试，所以自办印刷公司，所有考试资料考试卷子全部自印自卖。县委书记入股‘山地庄园’，按照二八成分红。一个军官管着八十个战士的军事训练政治学习饮食起居，当然也管立功受奖入党提拔干部，所以就可以买回八十个收音机供战士选购，价格比商店里高出几十元。”

毫无疑问，这是利用自己掌握的垄断性资源，影响市场经济的平等与公正。这种情况愈演愈烈，社会各界颇有微辞。后来中央不许政府机关和军队再办公司，也禁止公务员经商、办企业以及参加其他赢利性经营活动，并不许官员在企业兼职，这些现象才稍有收敛。

2005年，河南省驻马店市西平县掀起一场“带薪下海”的活动。县委县政府规定，在3年时间内，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干部都必须强制性脱岗下海一次。下海前两年，不仅编制不变、职务职级不变，而且工资待遇不变，也不影响正常年度考核、评先进、工资晋升和职务评聘。西平县委书记王延军说，这样做，是为了消除有些单位“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弊端，让广大干部由社会财富的消费者变成创造者。但是，这种做法引起争议。一些网民说，这首先违反了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在职干部一律不得经商、办企业的规定；其次，官员带职带薪下海，容易依靠自身权力资源的优势，形成新的官商结合体，给市场经济的平等竞争造成负面影响。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杨凤春提出了疑问：官员下海的核心问题是，下海后靠什么挣钱？他认为，如果不具备新的技术、新的知识、新的市场空间和新的商业运行方式，下海的动机就多少有点可疑。

不管怎么说，此时的个体、私营经济，已经有如大道之行，蓬蓬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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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卖光”成了焦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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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2年起，“陈卖光”成了热点和焦点。

“陈卖光”是别人给他起的外号，或者说是别人给他戴的帽子。他真名叫陈光。1991年，35岁的陈光从山东潍坊团市委书记任上调任诸城市市长，故事从此开始。

诸城是潍坊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这个地方，多数国人听来并不陌生，原因大概是举国揭批“四人帮”时，大家知道江青出生在这里。不过，这一次诸城名扬全国，却是因为陈光“石破天惊”的举措。

陈光上任一摸底，吓了一跳。市属150家独立核算的企业，103家亏损。另有一些表面红红火火的企业，实际上资不抵债。全市市属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

80%以上，每年光支付利息就达1.5亿元。经过研究，陈光认为，主要原因是 “企业产权关系不明晰，利益关系不直接”。因此，“应该在产权制度上动点真格的”。

成规模地变更国企产权的事，过去没有突破过。怎么办？党的十四大报告说：股份制有利于促进政企分开、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和积聚社会资金，要积极试点，总结经验。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这成了陈光当时考虑实施股份制改造的依据。

《南方周末》2003年10月23日发表谢春雷的报道说，当时的试点选择了总资产270万元、职工277人的国有小型企业诸城电机厂，开始了一场震动全国的号称

“诸城模式”的改革。诸城电机厂改制以后成为山东开元电机有限公司。市政府最初的方案是国家控股51%，职工买断49%，但厂方提出职工全部买断。最后决定，

9个厂领导每人出4万元，20多个中层干部每人出2万元，普通职工每人出6000

元，把厂子买下来，这个国企变成由277名股东共同拥有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当时有人看不惯，说：“社会主义就这么变了？”但是职工热情高，挡不住，全厂只有几个人没买股份。1992年12月28日，开元电机公司举行成立大会，诸城市工商局局长当场发执照，“企业性质”一栏出现一个新名词：“股份合作制”。陈光在会上说了一段话：“10年改革，改来改去企业还是躺在政府的怀抱里。从今天开始，咱俩家关系变了，变成你注册我登记，你赚钱我收税，你发财我高兴，你违法我查处，你破产我同情。”

《中国青年报》2005年3月3日提供了另一种说法，该报记者刘健报道说，“全卖光”开始并不是陈光提出的，而是厂里职工提出来的。诸城市委、市政府为了避免被说成“私有化”，提出改制后保留20%国有股，国家继续当第一大股东。但职工坚决不同意，他们说：“要卖就全卖光，一股也别留。只要还留下一股，这个企业就还是政府说了算，我们占多大股份都白搭。”最后市委、市政府只好让步，国有股从企业中完全退出。

第三个说法出现在《21世纪经济报道》2004年12月2日刊登的蒋培宇的报道中。当时改革方案做了两套：一是个人股不得超过20%，国家完全控股；二是将企业存量资产出售给职工，国家以土地作价入股。没想到职工强烈反对，后经广泛征求意见，全新的方案出台：决定由全体职工以企业内部股权证形式集资270万元，将企业资产全部买下……厂里买得最多的是10万股（每股1元），最少的也有

5000股，绝大部分是几千股。

三个说法有细节区别，但总体上是一致的，都是讲市委、市政府开始还有顾虑，但职工热情高，坚持全买断。

为了改制顺利进行，陈光于1992年底撤销了5个企业主管局，人员一个不留，只保留了一个经贸委。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一般小型国有企业，有的可以实行承包经营、租赁经营，有的可以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也可以出售给集体或个人。这一年，陈光出任诸城市委书记，全面推行以产权改革为主的改制。通过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无偿转让产权、破产等几种形式的改造，至1994年

7月，全市288家乡镇以上企业，有272家实现改制。此时，陈光被人叫做“陈卖光”。

诸城的做法引发了巨大争议，陈光也遭到一些理论家狂风暴雨般的批判。一些文章指责陈光是“搞私有化的先锋”、“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败家子”等等，不一而足。告状信雪片般飞往潍坊市委、山东省委和党中央、国务院。

但改制以后的实际情况怎样呢？

“卖光”的第一个结果，是职工们把原来无职无权的职代会变成了有职有权的股东会。改制后一个月，诸城27家企业中有24家原厂长经理被职工股东们赶下台。许多企业股东大会第一项决议就是卖掉原厂长经理专用的小汽车，原来整天大吃大喝的厂长经理如今变成了普通职工（陈光有言在先：落选的厂长经理一个都不安排）。工人们迸发了极大的工作热情，短期内企业效益快速上升，劳动生产率提高

30%还算少的，有的企业提高了两倍。“现在是给自己干了！”一句话就消灭了懒汉。过去“厂长大偷、工人小偷”的痼疾不治而愈。

当然，股权过于分散也有弊端。改制头三四年还起作用，大家都拿企业的事当事干，时间一长就不行了。参与过诸城改制的一些官员说，股份合作制是新的大锅饭。由于企业分红高，一般两三年职工就可收回成本，这时职工的风险意识就淡化了，对企业关注度降低。发达国家的经验也说明，一线职工持股是最不经济的。

在这种情况下，陈光有意识引导“让经营者持大股”，但也只是引导，因为企业不归政府管了。不论是卖是送，都是企业个人股东与经营者协商的事了。严格地说，再次进行改革已经是私营企业改革，而不是国企改革了。在公司里，经济效益最好的经营者最被职工看好。四达公司调整股权结构的最终结果，是让一位业绩好提成多特别能赚钱的推销员当上了第一大股东，原来被政府看好的总经理只能屈居第二。那位推销员自认才能有限，不同意换掉能干的总经理，他只当了一个董事，还继续干自己的本行，成了奇特的

“董事兼推销员”。政府推动“经营者持大股”，结果是推动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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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卖光”成了焦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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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光”的代表作是诸城市农用车厂。当时，北京汽车摩托车总公司正试图进入农用车行业，在山东寻找伙伴。陈光给了他们一个惊喜：“一分钱不要，这个厂白送你们！”一家资产仅500万元的小厂送出去了，当年引进北汽3000万元扩建投资。到第三年，诸城市从这家企业拿到的税收就不止

500万元。现在，这个小厂成了中国农用车的巨无霸，它就是著名的北汽福田。

争议到1996年，国务院派出以国家体改委副主任洪虎为组长的联合调查组来到诸城。调查结论是：方向正确，措施有力，效果显著，群众满意。最后评价：县属企业探索改革，阻力大，困难多，诸城市在这种情况下取得成绩难能可贵，为

“放活国有小企业”创造了经验。

稍后，1996年3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也率领专家来到诸城调查研究。结论是：诸城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24日，随同朱镕基到诸城考察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在山东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上讲话说：“诸城对占全市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总数94.4%的272家小企业进行改革。他们采用多种形式探索放活小企业的途径，在明晰产权和政企分离这两个作为现代企业制度基本特征的重大问题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企业的效益和全市的财政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成绩喜人。”他还说：“只要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实行租赁经营、卖给个人或改组为公司都是可以的。”吴敬琏在讲话中还提醒政府部门对企业的生产经营不要干涉过多，“一定要探索适合新企业制度的政府工作方式，否则‘保姆’

很容易变成‘婆婆’”。

要说明的是，当时，诸城企业的经营者们在改制中还处于弱势地位，他们还不能像今天一批经营者那样挟持企业：“要么卖给我，要么就别卖。”或者：“要么按我出的价钱卖给我，要么就等着我搞垮企业。”

改制之后的诸城迅速发展起来。改制之前，诸城和周围县城经济实力差不多。到2004年底，诸城的经济实力已经是周围县城的2—3倍，早把周围县城甩在后边。现在诸城基本上没有失业问题，由于经济发展快，提供的就业岗位多，在诸城常常招不到人，要到外地去招。2004年的诸城，道路宽大整洁，奔驰车和奥迪车很多，富翁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都是周围县城所没有的风景。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黄少安说，诸城很有现代化的味道，发生在诸城的变化，不仅与这里数量庞大的富豪有关，还因为这座工业小城市蓬勃的经济活力。

自2001年以来，诸城GDP增速为年均20%左右，美国泰森、沃尔玛、日本住友、伊藤忠等世界500强企业纷纷在这里落户。从2001年开始，诸城开始跻身中国百强县行列。

当然，今天有学者指出，诸城实行的政府强力主导的股份合作制尚有不够规范之处。公平地说，这在当初是很难避免的。

1997年，陈光调任山东菏泽地区行署，先任地委副书记、常务副专员，后菏泽改为市，陈光先任市长，后升任市委书记。他在菏泽继续进行国企改制的改革探索。

菏泽太穷，职工们很难出钱购买股份，陈光的办法是把困难企业“送给”优势企业，以此带来资金、技术、管理的增量。陈光说：“如果孩子能养好，换个爹娘又何妨？只要能把企业搞活，不管菏泽的企业姓菏不姓菏。”这使他又增加了一个外号——“陈送光”。一家媒体调侃他说：“陈光——陈卖光

——陈送光，不亦三光乎？”同时，有的媒体报道说陈光在菏泽的实验有些并不成功，比如菏泽某些医院在出售过程中就产生了一些问题：欠缺透明与公正，购买者买下医院之后未能按照许诺进行投资等。但是，拿2002年与1997年相比，菏泽全市企业亏损面由90

%降到12%。

对于各种纷至沓来的非议，陈光回答说：“我在改革时不会考虑这些。你处理我，免我职，我不管，历史总会有个定论。因搞改革被人骂，受批判，是正常的，关键是做人要有个标准。如果老是考虑领导高兴不高兴，提不提拔，那就做不了改革者。”

有媒体说陈光在诸城的改革是中国“卖光第一城”。

陈光以巨大的勇气，走出国企产权改革的第一步，在竞争性生产领域进行了“国退民进”的有益尝试，从而给私营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巨大空间。陈光的实践，在当代中国改革史上留下了自己鲜明的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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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城改制·先秦法家·李约瑟难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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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诸城的产权改革，陈光说：“我对国企产权进行改革绝不是心血来潮，过去很长一个时期，企业改革始终没有触及最重要的产权问题。企业产权关系不明晰，最终还是工人当家不做主，厂长有权不落实，企业盈亏不负责。事实摆在面前，建国40多年，不少国有企业总在亏损。你认也罢，不认也罢，体制好，制度好，为什么会亏呢？正是看到这一点，我才下定决心动真格的，搞产权改革。”

诸城的改革，引发了长达十几年有关产权问题的激烈争论。

由于产权问题与国企改革的迫切需求以及私营经济的发展紧密相关，因此这个问题成了中国经济界的头号热点问题。

诸城改革之初，产权改革还是异常敏感的问题。那些习惯于“一大二公”思维定势的人，对此绝对接受不了。后来，随着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及十五大、十六大的召开，在产权改革的问题上不断实现突破，许多人的思想转过了弯子，觉得可以接受了。但时至今日，围绕产权改革问题方方面面展开的争论，却没有结束。

其实，先秦法家慎到就提出了产权问题的重要性。《史记

·孟子荀卿列传》对这个人物有简略的介绍，慎到是赵国人，著有12篇论文。《汉书·艺文志》说慎到留下了42篇著作。实际上流传到今天的只有残缺不全的7篇，总名为《慎子》。慎到生卒年月不详，经考证，他生活的年代早于著名法家申不害和韩非。慎到先是研究黄老之学，后来提出法家思想，他是从“道”过渡到“法”的人物，算一个早期法家。慎到留下的著作虽然篇数不多，却不乏精到的意见。比如，慎到说：“一兔走街，百人追之，贪人具存，人莫之非者，以兔为未定分也。积兔满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也，分定之后，虽鄙不争。”

①意思是说：一只兔子在街上跑，很多人都去追捕它。那追捕的人虽然是出于贪私，但没有人去责备他们，这是因为那只兔子的所有权没有确定的缘故。可是，在另一场合，聚在一起的兔子充满了市场，人们走过去连看都不看。这并不是因为人们都不想要兔子，而是因为这些兔子的所有权已经确定了，即使是贪婪卑鄙的人也不会去争夺了。

慎到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定分”的概念。所谓“分”，可以理解为身份所属，通于今天所说的所有权、产权。“定分”即界定产权、明晰产权。用今天的话解释慎到的意思，就是说，当产权不明晰的时候，就会发生混乱。可惜，这样一个思想，后来并未得到系统的发展和实施。我们可以从先秦时代这只小兔子身上窥见到大的方面。就我国企业状况来看，长期以来，一方面很多国有企业所有者虚位，而另一方面大批私营企业又戴着“全民”或者“集体”的红帽子，这不正表明了产权的混乱吗？

正由于此，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才提出：“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在这里，“产权明晰”的要求，是针对我国的产权混乱状况提出来的。

许多经济学家和法学家正是由此出发，从制度和法律层面解析了中国经济和科技创新能力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的原因，从而回答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英国博士李约瑟是研究中国科技史的专家。他的难题是，为什么中世纪时中国比欧洲先进，后来却迅速衰落而让欧洲人大大超前？为什么近代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发生在近代欧洲而不是早已具备条件的中国？

李约瑟认为，这是由于中国的“封建官僚社会”阻碍了科技与经济发展。但这个答案过于笼统和抽象，不能使人满意。李约瑟提出的问题，实质上是追问科技与经济发展的动因。扬州大学法学院教授蔡宝刚等一批学者撰文指出，法律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学者，如道格拉斯·诺斯等人从产权的角度对西方兴起的分析，对解答李约瑟难题有较强说服力。

生于1920年的美国经济史学家诺斯，1993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是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承先启后的重要人物。他的《西方世界的兴起》和《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迁》等著作，从制度层面、产权层面探讨了近代欧洲崛起的原因。

诺斯理论的核心，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有效率的产权制度，是科技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他以这个理论，令人信服地解释了近代以来荷兰、英国的发展与增长。

产权是人们对财产的垄断的排他性权利。产权制度既涉及对产权的界定，又涉及对产权的有效保护。诺斯认为，近代西方世界的兴起，缘于有效的产权制度的建立与实施。荷兰和英国近代以来持久的创新与增长，得益于产权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比如，自17世纪中叶起，英国就开始用专利法来保护知识的私有权了。在这两个国家中，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特别是专利法的建立，在商标、版权、商业秘密等诸多方面，为发明创造者提供了排他性权利，从而保证了发明创造者的物质回报。没有这种所有权，就很少有人会为了公共利益拿私人财产冒险。荷兰和英国从制度安排上充分调动了人们发明创造的积极性，形成了鼓励发明创造的持续稳定的激励机制。有了这样的产权制度作为基础和准备，产业革命发生就不足为奇了。

诺斯的产权理论还指出，产权制度要想顺利实施，必须形成与之匹配的道德舆论环境。在英国和荷兰等国，使用治安力量保护私人财产之所以能够得到支持，是因为全社会对私人财产权利都有普遍的认同。因此，与产权制度相配套的价值体系的形成至关重要。在一个经济体中，只有那些相互支持和相互一致的制度安排才富有生命力。西方世界的兴起正得益于一种与正式产权制度相匹配的价值观念的确立。从古希腊到近代社会，西方社会的法学界自始至终一直在论证如何保护财产权。私有财产要么是自然法的命令，要么是上帝的安排，要么是人格的体现。总之，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已经成为人们内心世界的价值观念。这是西方的产权制度能够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

西方学者从三种动力机制对人的行为进行了研究。一是爱和利他主义。这种动力，在个人和小型群体的激励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在现代社会中成效很小。现代社会成员互相不认识，也不能互相控制。二是胁迫。依靠暴力胁迫容易出现的问题是，当被强制的人觉得有可能偷懒而不受处罚时，就会尽量敷衍。三是按照自由意志行动，但出于明智的自利动机，希望充分回报。

诺斯说，当一个人为满足自己需要而绞尽脑汁投入劳动时，他的希望是能充分保障自己的劳动所得。因此，只有具备了一整套保护私有产权的制度，才能使储备在千千万万不同大脑中的有用知识开发出来。一个社会，假如不尊重和保护私人财产，就不会有足够的动力来推动许多人去设计和生产他人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因此，诺斯认为，产权就是个人和组织能够在法律充分保障下持有自己的资产，并能通过收购、使用、抵押和转让等各种方式自由地处置自己的资产，占有在资产的运用中所产生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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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城改制·先秦法家·李约瑟难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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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人类历史的多数时期，私有财产并没有得到充分地尊重。窃贼、强盗以及其他暴力统治者，对拥有财产的公民任意抢劫、征收或武断地没收公民的财产。这使得财产所有者必须隐瞒他们的财产，也使得财产的使用变得非常困难。欧洲在经历了“黑暗时期”之后，这种状况改变了，私人财产逐渐受到政府的有效保护。诺斯指出，那些为财产提供良好制度保护的国家繁荣了起来，而不那么做的国家则变得越来越穷。这种成功受到模仿，于是，政府对财产的保护在西欧多数国家普及了。

产权制度的确立和有效保护，成了西方国家迅速兴起的主要动力机制。产权制度在保护个人财富的同时，也为欧洲各民族国家的稳定发展创造了条件。一是它将企业家精神，人的精力、创造性和竞争性导入建设性的、和平的方向，促进大量的正和博弈；二是为经济自由提供了实质性保障。当政府要限制个人自由时，对私人财产的保护往往成为个人自由的最强的堡垒。

近代中国的衰落，与私有财产法律的缺失有关。中国传统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无疑不利于保护私人财产。公民权利的缺失成了中华法系的基本特点。

虽然在中国古代也有创造发明，但由于缺乏产权法律制度的鼓励与保障，因而这种创造发明一般来说总是自发的、偶然的、个别的和非营利性的。既无法形成对创造发明的整体激励机制，也没有为创造者、发明者带来相应的利益回报，更无法将成果及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这样，自然不能形成大规模的科技革命、工业革命。英国古代也曾经如此，但到了1624年，英国专利法诞生，一套系统的激励机制将发明创造和个人收益紧密结合在一起，结果是大大调动了发明创造者的热情，促使大量创新成果出现。发明创造的热情是自觉的、普遍的、长期的和营利性的，能够得到稳定的利益回报。这就使发明家大量涌现，带来浪潮般的技术创新和科学技术几何级地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启动了工业革命，创造了近代西方世界的经济增长奇迹。

马克思·韦伯说，传统中国的法令被系统地收集在《大清律》中，但它们仅仅间接地涉及与商业有重要关系的法律，除此之外几乎都没有提到，个人的基本自由根本没有受到保护。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在20世纪以前的法律是基本不保护知识资产的，因此，中国的四大发明并未点燃创造者个人权利的火花。发明创造甚至被视为“奇技淫巧”，而为士大夫阶层所蔑视，就更谈不上用专门的知识产权法来保障发明创造的权利和成果了。在这种情况下，发明创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受到极大遏制，许多发明创造只能通过祖传秘方传子不传女，从而大大降低了科技成果的社会效益。“如果他不能收获，他就不会播种”。这是中国没能发生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从而造成经济衰落的极为重要的原因。

诺斯的理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严密的逻辑和新的视角。从这个逻辑和视角出发，我们既可以加深理解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明晰产权”的深远意义，也可以理解诸城产权改革的重要性，同时还可以体会到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的历史意义。修正案第十六条把原来宪法第十一条中的“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修改为“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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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的震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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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豪排行榜这玩意儿，中国人是“敬而远之”的。中国社会向来有“不露富” 的全身秘诀，原因是由于传统中国社会缺乏牢固可靠的私人财产权利法律保障体系。

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Forbes）是一份远不可及的期刊。它上面发表什么文章，中国人大多不甚了了。该杂志定期发布的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富豪榜，中国人倒是有所耳闻，不过，也如同春风过马耳。充其量，中国人知道了比尔·盖茨是世界首富，迈克尔·戴尔是世界第一阔少，以及欧洲首富是个富婆等等。

到了1994年，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一年，《福布斯》首次发表中国内地亿万富豪榜，这一富豪榜是香港出版的中文杂志《资本家》刊出的。列入《福布斯》杂志的中国亿万富豪榜的富豪共有19名。前10名是：刘永好兄弟（财富约6亿元人民币，下同）、张宏伟（5亿）、冼笃信（5亿）、牟其中（3亿）、张果喜（3亿）、罗中福（3亿）、罗西峻（3亿）、李晓华（2—3亿）、热比娅（2亿）、宗庆后（2亿）。

当然，这些人都是私营企业家。在这里，私营企业老板第一次以自家财富形式向国人显示了实力。

这个富豪榜立即在中国内地引起了极大注意。内地不少媒体说，这个名单有错误，人们对入选者的财富数量将信将疑。但是，这毕竟是中国亿万富豪第一次集体亮相。自此，中国有了公认的亿万富豪，而且他们进入了世界的视线。

一石激起千层浪。艳羡、仇恨、怀疑、嫉妒、深思……人们心头有如打翻了五味瓶。

有的人佩服。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富豪们靠勤劳、靠知识、靠智慧、靠市场竞争致富，是今日中国的英雄。人家创造了就业，创造了品牌，创造了财富，创造了税收，有什么不好？

有的人关心富豪们的第一桶金是怎样获得的，以期从中能学到一招两式。汉高祖刘邦有一句名言：“大丈夫当如此也！”为什么我今后就不能呢？

有的人是恨。咱辛苦多少年了，起早贪黑，怎么老跟财富绝缘？这些富豪才干了几年，怎么眨眼功夫就赚了上亿资产？钱是怎么来的，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不用说也是非法的居多。要么有当官的做后台，要么就是把当官的给喂饱了，不然哪儿能赚到那么多钱？这事国家到底管不管？

有的人不服气。明明我跟他的实力差不多，甚至比他还强，怎么他排上了名次，没有我的事？恐怕是给《福布斯》送了大礼包吧？

有的人幸灾乐祸。中国人最怕露富，赚了钱夜里关起门来数，怕的就是被别人看见。这一上富豪榜，明摆着是树大招风。看吧，税务局的，拉赞助的，经济警察，绑票的，慈善协会的，地方父母官等等，还不得一天到晚盯着你。

有的人对富豪的资产状况心存怀疑，这多半是内行。一个企业面临诸多情况，不是表面上的营业额与总资产能说清楚的。三角债务、内部股权、各种费用、相关成本、往来资金、市场风险、决策层分裂等等，说得清吗？都能公布吗？实打实的价值除了现钞，其他资产都是人为估算的，其中又有多少水分呢？经验告诉人们，这种评估恐怕靠不住。不然，号称亿万富婆的人一旦被查处，怎么连几百万的债务都还不起？假账横行，人尽皆知。财务高手可以把濒临破产的企业说成是富可敌国，人们在股市风浪中看到的自称富甲天下却一夜之间轰然崩塌的企业，已经不下数十个。

有的人心里酸，多半是国企老总。云南红塔集团的老总褚时健，干了40年，把一个小厂变成数百亿资产的大厂，年上缴国税百亿元，到退休时想弄个百八十万用用，结果下了监狱。论贡献，私营企业家恐怕比不上他。国企中确实有一批优秀的企业家，并非每个人都是瓜分国有资产的窃贼。国企老总们看着这些私营企业家在美国排行榜上神气活现，世界瞩目，自己则是默默无闻，有的甚至还受到不公正的评价，心里当然不是滋味。

此外，税务部门盯着富豪榜，要看看这些人有没有偷税漏税。政府和经济学家盯着富豪榜，要看看富人的激励作用有多大，贫富分化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是不是应该采取控制措施。上了榜的富豪本人，则要想想应该如何面对世人，面对政府，面对弱势群体，面对公益事业，面对下一步的发展与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