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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者刘小萌在《中国知青史》第十五章说:“从1962年11月至1981年 .5

总之,1994年中国富豪榜的问世引起了各种复杂的反馈。其中,将牟其中现有财富定为3亿元人民币尤其遭到人们的诟病。牟其中很早就开始做生意,带动一批人投身商海,他的经营理念对一些人曾经产生了影响,这是事实。但稍知内情的人都了解牟其中其实是“空手道”,以至于在牟其中入狱之后,众多媒体还把《福布斯》选他为第四富豪这段往事当笑话来讲。

说到底,《福布斯》1994年的中国富豪榜只不过是一次竭力向事实逼近的努力。一次试探,却让一群在中国平静海面下潜行的巨鲸浮出水面,它所带来的震撼是可想而知的。

一直在中国从事这项调查统计工作的英国青年胡润(Rupert

Hoogewerf)对中国媒体说,1994年中国富豪榜是《资本家》杂志与《福布斯》杂志的一次不成功的合作。

之后,《福布斯》杂志对中国富豪的披露停了4年。这期间,由胡润接手此事。从1999年开始,《福布斯》与胡润合作,开始正式经营和发布中国富豪排行榜。由此开始,每年都有中国富豪排行榜问世。

据胡润向中国媒体介绍,此事是他与《福布斯》杂志全球负责人霍洛威等人一起合作完成的。为此,胡润领导一个5人调查小组。每次调查历时几个月,主要信息来源是中文媒体的报道,上海、深圳、香港以及美国的证券交易所,国家授奖人员名单,中国人物年鉴,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名单,证券公司,投资银行等等。众所周知,中国的数据统计资料缺憾甚多,信息收集有很多困难,让胡润这几个人几个月内把中国富豪们最隐秘的财富状况都探个明明白白,是不可能的。因此,这件事只能是国外会计师们能够找到资料的中国富豪的排行榜,而且其中还有诸多疑问。不过,它的确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道风景线,参考作用还是有的。

胡润还说,接受调查的中国富豪有两种反应:有人非常热情,把富豪榜看作是一个免费大广告;有人则讳莫如深,敬而远之。在这种情况下取得的数据肯定是要打折扣的。胡润说,做这件事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告诉世界,中国有这么多大企业,有这么多优秀的企业家;二是给年轻人树立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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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的震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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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从某一种角度来看,由美国公布的中国富豪排行榜的诞生,是私营企业家在中国崛起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其实,中国国内媒体与企业家的关系以及对企业家的了解,要比胡润强。因此,如果由国内媒体作这项统计,应当比胡润更贴近事实。终于,《南方周末》挑起了这副重担。自2004年起,《南方周末》制作并公布了年度“中国内地人物创富榜”。和国外发布的中国富豪排行榜比起来,这个榜的特点是,它统计和涵盖了私营企业家在财富多寡、社会责任、企业文明和公众形象4个方面的表现。因此,它除了财富排行榜之外,还有慈善捐赠排行榜、诚信纳税排行榜、关爱员工排行榜和公众形象排行榜。不过,目前就一般人的心理来看,他们似乎更关注美国、英国公布的中国富豪排行榜。也许是因为人家做得早,成了品牌;也许有些人觉得别人的看法更客观。但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媒体所做的统计,将会赢得越来越多的读者,这一点是可以预期的。

一期又一期富豪排行榜上,很多人下去了,很多人上来了;有些人排名不断靠前,有些人排名不断下降;有的行业(如房地产)整体暴升,有的行业(如互联网)整体跌倒,倒也不是意外。中国富豪排行跳跃甚大,缺乏稳定性,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私营企业家尚处于创业初期,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到了2003年,事情忽然变化。胡润与《福布斯》起了冲突,分手单干。小青年胡润执意把此事干到底。这一次,胡润找到新东家——英国的“欧洲货币投资机构”,在2004年推出胡润版的中国富豪排行榜。除此之外,胡润的生意越做越大,还推出了中国IT产业50强、房地产50强和资本控制50强的子榜。《福布斯》岂能认输?该杂志中国办事处的范鲁贤在胡润推出百富榜之后半个月,推出了《福布斯》自己统计的中国百富榜。两个百富榜分别以众多新面孔的出现和首富名单的更替,引起更多的议论和世界注意。两帮外国人在中国富豪排名问题上争得不可开交,使中国人看了个眼花缭乱。这下子,中国私营企业家的身价,无形之中更加看涨。

2004年10月12日,胡润2004中国百富榜揭晓。入榜门槛提高到12.5亿元人民币(2003年为9亿元)。榜上100人平均财富为25亿元,比2003年增长29

%。首次有人财富突破100亿元。前10名为:

1、黄光裕,36岁,105亿元人民币,国美电器、鹏润房地产,电器销售、房地产,公司总部北京,出生于广东汕头。

2、陈天桥,31岁,88亿元,盛大网络,经营在线游戏,公司总部上海,出生于浙江新昌。

3、荣智健,63岁,85亿元,中信泰富集团,经营航空、房地产、基础设施和电信,公司总部香港,出生于江苏无锡。

4、许荣茂,54岁,70亿元,世茂集团,经营房地产、饭店,公司总部上海,出生于福建石狮。

5、鲁冠球,59岁,61亿元,万向集团,经营汽车配件、金融,公司总部杭州,出生于浙江萧山。

6、李金元,46岁,60亿元,天狮集团,经营保健品,公司总部北京,出生于河北沧州。

7、丁磊,33岁,50亿元,网易公司,门户网站,公司总部广州,出生于浙江宁波。

8、陈丽华,63岁,50亿元,富华国际集团,经营房地产、紫檀博物馆,公司总部北京,出生于北京。

9、朱孟依及其家族,45岁,45亿元,合生创展,经营房地产,公司总部广州,出生于广东丰顺。

10、刘永好,53岁,45亿元,新希望集团,经营饲料、金融、房地产,公司总部成都,出生于四川新津。

2005年3月,《福布斯》杂志推出该年全球超级富豪榜,上榜底线是身家超过 10亿美元,共691名,为历年之冠。这个数字比2004年的587名大为增加。2005

年全球富豪财富总值为2.2万亿美元。上榜的富豪来自全球47个国家及地区。他们当中有388名是白手起家的,其中有18名更是高中辍学。

富豪榜第一名是微软主席盖茨,身家465亿美元。第二位是美国“股神”巴菲特,身家440亿美元。第三位是印度钢铁大王米托尔,身家250亿美元。第四位是墨西哥电讯大王赫卢,身家238亿美元。第五位是沙特阿拉伯投资家塔拉勒,身家237亿美元。

令人瞩目的是,中国大陆也有2人上榜。一位是“红色资本家”

——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的儿子,63岁的荣智健,身家16亿美元,名列全球富豪第413位。荣智健1978年移居香港,是香港中信泰富集团主席。另一个是36岁的国美电器老板黄光裕,身家15亿美元,名列全球富豪第437位。

黄光裕1969年出生于广东汕头。1986年17岁时来到北京,跟随哥哥在珠市口卖电器。1992年正式确立“国美”品牌,开始连锁式家电经营,以低价销售打破垄断,有“价格屠夫”之称。1997年,国美开始在全国建立连锁系统,赚得大钱。

1996年,黄光裕进军房地产业,成立北京鹏润房地产公司。2002年,黄光裕收购香港上市公司“京华自动化”,其后更名为中国鹏润集团。2003年,国美电器登陆香港。2004年,黄光裕将65%的股权注入香港上市公司中国鹏润,身家顿时暴涨,以36岁的年龄打入全球超级富豪行列。到2005年,黄光裕成了中国私营企业“光荣梦想”的化身。联想起20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的大潮,黄光裕其人其事,难道不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次大突破么?

2005年10月12日,胡润2005年中国富豪榜揭晓。黄光裕以140亿元人民币的身价再次蝉联百富榜榜首,他旗下的国美电器门店已增加至380家。严介和以

125亿元的身价跃升至第二位,成为2005年度最大的黑马。从行业上看,房地产仍是富豪最多的产业,但是其比例已从2004

年的45%下降到2005年的28%。大量江浙企业家新上榜,制造业富豪在2005年人数激增。浙江代替了广东,成为生产富豪最多的地方。百富榜上63个企业总部设在浙江,84个企业家是浙江人。与往年不同的是,2005年的上榜人数不是100人,而是400人。

富豪榜还显示,富豪们的财富在大量增加。上榜的400位富豪的总财富约6000 亿元,相当于2004年中国GDP的6%。前100位富豪的平均财富已从2004年的24

亿元上升到2005年的35亿元。富豪榜的门槛也从2004年的12.5亿元提高到2005 年的17亿元。

以上是对2005年中国富豪榜的一个简要分析。如果从1994

年开始,把历年公布的中国富豪榜拿出来对比研究,一定能够得到许多有价值的信息,从而可以获得一个新的视角,解读中国私营经济在不同阶段的发展与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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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的震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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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0月12日,胡润中国百富榜名单发布,前10名如下:

1、黄光裕,140亿元人民币(其他资料上文已介绍,此处从略,下同)。

2、严介和,45岁,125亿元,中国太平洋建设集团,经营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公司总部南京,出生于江苏淮安。

3、陈天桥,117亿元。

4、丁磊,102亿元。

5、许荣茂,100亿元。

6、荣智健,90亿元。

7、鲁冠球家族,80亿元。

8、宗庆后,65亿元,娃哈哈集团,经营软饮料、服装,公司总部杭州,出生于杭州。

9、朱孟依,65亿元。

10、吕慧、陈宁宁,年龄不详,63亿元,香港嘉鑫控股集团,经营矿石贸易、钢铁、投资,公司总部香港,出生地不详。

在这个名单中,江苏的严介和是一个陌生的名字。2005年11月10日的《南方周末》说他“1990年还是无名小辈,一跃成为中国第二大富豪”

。在这个富豪榜公布3天之后,吉林、江西等地的国资委先后宣布叫停严介和在当地收购国企的行动。随之,严介和财富的真实性引起了媒体的争议。其后《福布斯》公布的中国百富榜名单上,没有严介和的名字。在一片争议中,严介和接受《南方周末》的记者采访时说:对这个数字(指胡润百富榜上严介和的财富数字),我的态度一直暧昧,从来没有承认过这是准确的。具体的数字,我欢迎媒体调查,不过我个人觉得意义不大。挑战这个是挑战胡润,不是挑战我。我从来没有统计过我有多少钱,没这个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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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胡锦涛支持“光彩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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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解读“光彩事业”这四个字。

“光彩”二字从何而来?

前面已经谈到,改革开放之初,个体、私营经济刚刚兴起,有些人认为不光彩。1983年8月30日,胡耀邦、万里、习仲勋、王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接见300多名全国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先进代表,并在怀仁堂座谈。

在座谈会上,胡耀邦即席发表《怎样划分光彩和不光彩》的长篇讲话,鼓励青年人破除陈腐观念,自谋职业。胡耀邦说:从事个体劳动同样是光荣的,一切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劳动都是光荣豪迈的事业。凡是辛勤劳动,为国家为人民做出了贡献的劳动者,都是光彩的。好逸恶劳不光彩,违反劳动纪律不光彩,违法乱纪不光彩。胡耀邦鼓励个体、私营老板们干光彩的事,做光彩的人。

胡耀邦肯定了从事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是光彩的劳动,支持了当时遭遇非难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与发展。大连的姜维从事个体照相业务,经常受到人们的白眼和执法、管理部门的欺负。他从广播中听到胡耀邦的讲话,一下子懵了:

“那种感觉一辈子都不能忘。昨天还说我们扰乱市容,今天总书记说我们是光彩的,一下子有了做人的尊严。”第二天一早,他买卖也不做了,找到刊登胡耀邦讲话的报纸,和一帮从事个体经营的哥们儿仔细地看,整整一个早上,一边念一边哭。

这是“光彩”二字的源头。那“事业”是指什么呢?

到了1994年2月底3月初,国务院召开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部署“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要求在20世纪末最后7年内基本解决全国8千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此时,刚刚有了点钱的刘永好等10位私营企业家,没有忘记当初胡耀邦总书记的鼎力支持。在1994年4月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七届二次常委会上,这10位私营企业家联名发出《让我们投身到扶贫的光彩事业中来》的倡议,希望全国个体户、私营企业家为“老”(老区)、“少”(少数民族)、“边”(边疆)、“穷”(贫困)地区培训人才、兴办项目、开发资源,为缩小地区差别、促进共同富裕,动一份真情,献一份爱心,做一份贡献。

这就是胡耀邦讲话10年之后,刘永好等人的实际行动,这种行动后来被概括为“致富思源、富而思进”。把个体、私营经济的扶贫活动命名为光彩事业,是对胡耀邦的纪念。

光彩事业的倡议立即引起强烈反响。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的李瑞环说,以扶贫为主体的光彩事业,是一个很好的倡议,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活动。当时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王兆国说,要把光彩事业办大办好,办出声势,办出成效。1995年10月25日,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在京成立,会长王兆国,胡德平任法人代表并任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全国工商联的主要负责人刘延东、梁金泉、张绪武、谢伯阳等人担任副会长,刘永好也出任副会长。之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了各地的光彩事业促进会,并把光彩事业的网络一直推进到各区县。各地光彩事业促进会都是独立登记的法人组织,既接受上一级光彩促进会的指导,同时受各地统战部、工商联的双重领导。

光彩事业的宗旨,是以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民营企业为参与主体,包括港澳台侨工商界人士共同参加,配合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与“老、少、边、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共求发展,共谋利益,先富带后富,促进共同富裕。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以及地方光彩事业促进会负责组织引导光彩事业的实施,为参与这项事业的人士提供服务,帮助协调,制定规划,交流经验,并与国际机构建立联系,进行合作。

与国家投资行为不同的是,光彩事业是通过民间渠道,运用市场方式,把贫困地区的自然资源、劳动力优势同民营企业的信息、市场、经营、资金、技术等优势结合起来,实现合理配置、优化组合的经济行为。

光彩事业的理念是“互惠互利、义利兼得”,原则是“自觉自愿、量力而行”。到2005年,刘永好的新希望集团先后投资2亿多元人民币,在贫困地区建立了10家光彩事业扶贫工厂。新希望集团还计划拿出6000万元,再建4家扶贫工厂。

光彩事业开展之后成绩斐然,有口皆碑,中西部贫困地区受益良多。据《贵州政协报》网络版2005年5月17日报道,贵州省实施光彩事业10年以来,共有省内外700多家民营企业在贵州投资,建立光彩事业项目792个,到位资金112亿元,另外为贵州贫困山区捐款捐物3亿多元,培训各类技术人才13.8万人次,解决了农村贫困山区11.4万人的就业问题,安排下岗职工21.14万人再就业,近27万农村贫困人口基本解决了温饱。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张龙之在2005年3月14日的一次讲话中说,到2004年底,已经有16000多名非公有制企业家参与光彩事业,实施扶贫开发项目11800个,到位资金813亿元,同时捐赠资金96亿元,兴办公益事业10000多项,兴办光彩学校1000多所,培训人员271万人,安排就业311万人,帮助农村538万贫困人口摆脱了贫困。

光彩事业的开展,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兴趣。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官员先后多次来华考察中西部地区光彩事业进展情况,参加相关研讨会,评价甚高。一些联合国官员说,像光彩事业这样有明确宗旨,有成熟理念,有全国性组织,以群体行为持续不断开展扶贫的,在国际上绝无仅有。

联合国经济社会部主动建议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以非政府组织身份,申请加入联合国经社理事会。2000年,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正式获得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特别咨商地位,并成为联合国贸易发展大会特别观察员,获得在联合国会议上的发言权。

从此之后,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走出国门,参与建立了中非商会,帮助中国和非洲开展贸易、投资活动。光彩事业的发展已经进入非洲大陆,力图为人类摆脱贫困多做贡献。

个体、私营企业的光彩行动,得到党和国家最高领导的人大力支持。早在1996

年,江泽民就为光彩事业题词:“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促进共同富裕。”胡锦涛也在讲话中称赞说:“光彩事业的倡议很好,希望付诸行动,为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做出贡献。”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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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言书刀锋指向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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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打破了姓“社”姓“资”的禁锢,尽管有江泽民和胡锦涛对个体、私营经济的鼓励,但是,有些人对私营经济的责难还是不肯罢休。不过,这一次,又变换新面孔出现了——争论的焦点从姓“社”姓“资”变成了姓

“公”姓“私”。

从1995年初开始,一种新的“手抄本”在京城流传。这些打印成小薄册的文章,一般没有作者署名,

人们称之为“万言书”。万言书先后在海外都发表了,可在内地并未公开出版。它们在内地的传播方式是,先在京城通过一些渠道广泛散发,然后再向全国各地流传。奇妙的是,虽然是非正式出版的打印本,但流传极广,不胫而走。各地政界、企业界、知识界消息灵通的人士,能看到的都看了。深具政治经验的读者或者吃过苦头的人仔细阅读这些文章,立刻揣摩出这些文章大有

“来头”,而非一般小青年的习作,这就使人们联想起共和国历史上那些令人心悸的日子。据说,万言书流传的结果,是“京师震恐”。

影响比较大的万言书,一共有4篇。

第一篇万言书大约写于1994年下半年,题目叫《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无人署名,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能指出是何人所作。但读者几乎一致认定,该文是“左”的东西的坚定的代表者。

此文的主旨是说,改革开放以来私营经济的发展,对国家安全产生了严重的威胁。这实际上是前几年姓“社”姓“资”争论的延续。

第一份万言书要点如下:

我国当前仍然存在不利于国家安全的一些因素。为了接受“八九”风波的教训,避免重蹈东欧、苏联无产阶级政权倾覆的覆辙,我们必须对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因素进行认真的分析。

一、所有制结构的变动

从1980年到1994年6月底,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占的比重从76 %降为48.3%。集体(其中很可能有一部分是借用集体名义的私有经济)由23.5

%升为38.2%。私营、个体、三资企业由0.5%升为13.5%。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有由51.4

%降为41.3%。集体由44.6%降为27.9%。私营、个体、三资由0.7

%升为30.8%。预计到2000年,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将降为1/4,集体将占1/2,私营、个体、三资将升为1/4。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有将降为1/3,集体将降为1/6,私营、个体将升为1/2。

私有经济比重超过一定的度,就会对我国经济基础的性质产生严重影响。

近三年来,许多地方干部把发展私营经济看成是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他们置国有经济于不顾,把精力、干部、资金、物资、市场等主要投向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争相为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提供优惠条件,争相提出什么发展私有经济的几个“不限制”。这些干部虽然没讲私有化理论,但是却在行动上促进着私有化。

在所有制结构的这种变动中,自1982年以来,国有资产已经流失5000多亿元,平均每年流失500多亿,每天流失1个多亿。有人估计我国国有资产每年流失达1000

多亿。这部分化公为私的国有资产,是新生资产阶级原始积累的主要来源。可以认为,我国重新产生的资产阶级主要是用全国人民40年辛勤劳动的血汗喂养起来的。

我国重新出现的私有经济将成为新生资产阶级政治要求的经济后盾。在历史上,欧洲资产阶级曾根据“无代表,不纳税”的原则,向封建统治者争得了国家政权。现在,新生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也提出要“通过纳税,向政府‘购买’市场无法提供的‘公共品’,如法制、秩序、国防乃至民主”。

二、阶级关系的变化

据统计,到1994年6月底,我国已有雇工8人以上的注册私营企业32.8万户,从业人员500.8万人,注册资金1041多亿元。平均每户雇工14.2人,注册资金31.7万元。其中,自有资金逾百万元的1992年不低于5000户,有人说已逾100万人,其中还有少量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在一些沿海省份,已出现一些雇工超过千人的私营企业。据国务院研究室的典型调查,私营企业的实际数比注册数多一倍。

建国初期,我国是以2000元、工业雇工3人、商业服务业雇工2人以上的标准划定私营企业主的。根据1979年中央批准的《关于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的请示报告》的统计,50年代前期我国注册私营企业只有16万个。

人们公认我国在1955年以前存在民族资产阶级。我们只要把当前的情况同1955

年以前的情况对比一下,就会看到,无论是在绝对人数上,还是在经济实力上,当前我国的私营业主都超过了1955年以前。

完全可以认定,一个民间资产阶级已经在经济上形成。

据统计,到1994年9月底,我国雇工7人以下的个体工商户已达2015.3万个,从业人员已达3438.5万人,注册资金已达1146.7亿元。因此,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形成也是可以认定的。其中一部分是民间资产阶级的后备军。

随着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民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人数和经济实力还在进一步扩大,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萌芽也已经出现。

当前,我国私营业主一方面“俯身拾取金苹果”,另一方面已经提出独立的政治要求。现在,私营业主担任县以上人大代表的已经有5401人,县以上政协委员

8558人,县以上团委委员1357人,县以上妇委委员1430人。许多地区已经出现“私营企业协会”、“民营企业工会”、“外商投资协会”等私营企业组织。有些私营企业主还提出要办报纸,要有自己的“喉舌”。

有人对非公有制经济只能处于补充地位提出质疑。有人提出“保护私有财产应列入宪法”。有人提出,今后的改革应该是通过“租”、“变”、“卖”等途径,“缩小国有企业的比重”。

可以预料,一旦形势允许,这些人组成公开的资产阶级政党不需要太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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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言书刀锋指向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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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0年代以前的前30年间,党内虽然发生过几次重大的斗争,但党外并不存在资产阶级。因此,不论党内怎样斗争,党对国家的领导权没有受到直接威胁。现在情况改变了,资产阶级利益同无产阶级利益是根本对立的,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要变补充地位为主要地位,在政治上变从属地位为领导地位,要分享乃至独占国家政权。因此,资产阶级的形成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潜在威胁。在条件不具备时,资产阶级会积极介入党内斗争,打击党内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支持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一旦条件成熟,就会在国际资产阶级配合下,把共产党

“连锅端”。因此,资产阶级应是今后我国政治安全工作所应予以注意的主要对象。

三、社会意识的变化

从1977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攻防战。 1992年以后,资产阶级自由化逐渐占了上风,深度和广度都超过了“八九”风波以前。

在理论方面,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要表现是:

用现代市场经济论对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

否认公有制与私有制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

攻击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狂想的、极左的社会主义”;

以公有制同市场经济不相容为理由,要求实行私有化;

提出公有制不是目的,主体地位不是自封的,反对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要求缩小公有制比重,进而放弃公有制;

主张通过股份制和产权量化到个人等途径把国有资产转化为私有资产;

主张对我国政治体制进行“根本的”的改革;

主张建立以资产者为主导的市民社会;

把中共建党以来60年的历史说成是“左”祸横行,给中国带来灾难的历史;

否定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

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

宣布共产主义是空想和幻想;

鼓吹西学和儒学,用西化和儒化挤除马克思主义;

提出用“后现代派”和“大众文化”来消解主流意识形态。

党内外资产阶级的目标是经济上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变,政治上向多党制议会民主转变。

四、执政党的变化

1、党组织的弱化。现在很多党组织不部署、不鼓励党员反映自己和周围群众的情况,党员也不向党组织汇报思想,即使了解周围群众的情况也不向党组织汇报。有些党组织实际上成了“聋子”、“瞎子”。

2、一部分党员思想的变化。在“更新信仰”的错误主张影响下,一部分党员的思想发生重大的方向性变化,有些党员干部甚至赞扬和平演变。

3、党与工农群众关系的变化。随着私有制恢复,我国贫富差距拉大,两极分化发展。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地位下降使他们对共产党失望,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感到这个党已经不再代表他们的利益。共产党同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的疏远,可能使党在危急时刻像1991年“8月事件”时的苏共一样,孤立无援。

4、部分党政干部腐败。十几年来,我国腐败现象上了两个新台阶。

5、党政领导班子政治素质的变化。在中共中央党校学员中,大专以上学历的学员八成是学理工医农的,学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人很少被选进各级领导班子。有些同情“八九民运”、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受到提拔和重用。

这份万言书在各地广为流传,造成了紧张的空气。一些私营企业家偷偷把资金转移到海外,一些地方领导人不敢推出改革开放的新举措。当时的氛围,可以用山东省副省长李凤梧说的一句话来概括:“要说话不敢张嘴,要走路不敢动腿”。为什么?生怕被扣上“搞私有化”、“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

公与私,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始终被看成是冲突的两极,不能调和。现在,它又成了束缚改革进程的一条新的枷锁,也成为一场新的争论的重大缘由。

万言书的要害之一,是指责“1992年以来”的改革严重威胁到国家安全。现在我们已经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包括私营经济在内的经济多样化发展,使我国出现了空前的经济繁荣,而“一大二公”模式给我国经济造成的困境,我们已经充分地领略过了。一句话:不堪回首。至于万言书中所说的几十万私营业主连同他们的家属,几千万个体经营者连同他们的家属,还有支持他们的官员、知识分子,这些人难道统统是威胁国家安全的敌对力量?莫非我们要与上亿人为敌?视上亿人为

“阶级异己分子”的时期,有过一次,是“十年动乱”,那也是当代中国最荒唐最悲惨的时期。万言书只字不提邓小平南方谈话,只字不提党的领导人在1992年之后贯彻邓小平理论的种种举措。一望而知,万言书对邓小平南方谈话不满意,并认定由这次谈话所推动的中国改革走势,正在很大程度上威胁国家安全。其实,这就是不点名地批评邓小平。

第二份万言书出现在1995年夏秋之间,题目是《未来一二十年我国国家安全的内外形势及主要威胁的初步探讨》,仍然没有作者署名。从题目的选择以及行文风格来看,其作者和第一份万言书是同一类人。这一份万言书同第一份万言书一样,在海外公开发表,在内地以打印本形式广泛散发,流传全国。

第二份万言书的主旨,同第一份万言书一样,仍然在论证我国国家安全面临严重威胁。这一次,作者关注的焦点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的国际形势。文章认为,和平演变是主要威胁。当然,作者丝毫也没有忘记鞭挞私营经济和“一个正在形成的新的资产阶级”。在作者看来,这正是中国和平演变的基础。

第二份万言书内容很多,这里不再详细引述。与本书主题密切相关的是下面这段话:

近年来,在某些直接和间接的私有化口号和措施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国私营企业迅猛发展,成倍增长,成为不可轻视的经济力量,在南方数省已占据主体地位。然而这种发展却是建立在国有企业背负着沉重的社会、财政负担,国有资产被大量蚕食侵占,国有经济比重不断下降的基础上的。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手中迅速集中的事实再次表明,在我国,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正在形成,阶级斗争有可能重新上升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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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言书刀锋指向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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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今天的中国的确有种种麻烦。问题是,这些问题是怎样发生的,应该遵循什么途径来观察和解决问题。是靠深化改革来解决问题,还是根本否定改革,回到阶级斗争年代?万言书的作者所遵循的途径,有如他们自己所说,就是

“阶级斗争有可能重新上升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文革”中有两个相当著名的口号:一个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一个是“走资派还在走”。现在,第二份万言书也在强调:阶级斗争有可能重新上升为主要矛盾,“党内资产阶级化的利益集团联盟”是最大隐患。这样看来,第二份万言书虽然没有直接说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和“走资派还在走”,但其论述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按照这样的逻辑来考虑中国的事情,就不仅仅是给改革套上一条新枷锁的问题了,还要完全取消改革,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

苏联的演变只会促使中国的改革者认真吸取历史教训,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并取得成功,而不是相反。

实事求是的人都会看到,出现一些问题不过是改革过程中的阵痛和必要的代价,只能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问题。万言书的立场,是全面否认改革的必要性。就中国情况而言,不改革导致重蹈苏联覆辙的可能性更大。

第三份万言书的题目是《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这是一系列万言书中作者惟一写明写作日期的一个文本:1996年9月拟定大纲,

1996年12月21日至1997年1月20日修改定稿。此文的主要观点在《当代思潮》杂志1996年第4期上公开发表,该文以“本刊特约评论员”署名,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标志及怎样才能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第三份万言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所有制问题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当今中国,两种改革开放观的对立,焦点就在于坚持还是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根据这种认识,文章认为,“抓大放小”的方针就是搞私有化。

文章要点如下:

近年来,在不少报刊上频繁出现私有制优于公有制这样的宣传。对这些宣传决不可轻视,因为它从思想深处动摇着人们对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的信念。

一些私营企业是靠非法手段获得发展的,而绝非其本身比公有经济优越。

目前在我国经济学界,许多经济学家只是从资产比重的优势和主导作用来理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就我国情况来看,1994年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共46.52万个。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只分别占1%和3%,但仅大企业的固定资产就占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固定资产的52%,加上中型企业就占70%。一些人正是以此为由提出了小企业私有化的主张。他们认为小企业私有化,只保留国有大中型企业,公有制的资产仍然可以占优势。国民经济命脉部门和基础产业以及其他主导产业的产权性质不变,公有制就依然是主体。然而,这样理解的所谓主体实际上并不是主体。因为小企业遍布各个经济领域和全国各个地区,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中占96%,其职工人数占80

%左右。因而,小企业私有化,就会使绝大多数职工生活在非公有经济关系中,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就成为雇佣劳动者,出现普遍的分化。

组成全国范围的、统一完整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系,有三条基本要求:

第一条,从所有制结构来说,必须做到三点:第一点,国有经济,主要是几十万个大、中、小型独立核算的工业企业以及国家经济命脉部门,必须保持统一完整的体系。近年来,有一种尽量缩减国有经济的倾向,这是严重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一些人的思路往往是颠倒的,对私有经济只讲允许和鼓励,不提限制,乃至一些人主张让非公有经济“无限发展”。可是对于国有经济,众多的方案不仅是只讲限制,而且是尽力为国有经济寻找一个最低极限。按照这种思路发展下去,究竟谁是主体,谁是补充?第二点,国有经济必须主导集体经济。第三点,必须将非公有经济置于补充地位。

第二条,从经济领域来讲,就是要保持公有经济在各主要生产部门和流通领域中都占优势和起主导作用。在生产领域,当前主张国有经济应退出竞争性行业的观点颇为流行。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国有经济只保留在国家经济命脉部门和基础性、公益性等非竞争行业和部门中,其它竞争性行业都让非国有经济去生产经营。这种主张实际上就是让我们国家承担亏损,让各种资本盈利,从而使我们的国有经济变成主要为国内外资本服务的经济。这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公有经济为主体、非公有经济为补充的关系,也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国家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

第三条,除台、港、澳之外,其他地方都应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而不能例外。如果每一个地方都认为自己是一个局部,不以公有制为主体,那就没有总体上的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了。

公有制与私有制之间的关系,主体与补充之间的关系,是有相关性的。国家统计局的一项研究报告对不同经济成分之间的这种相关性做过这样的具体分析:“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年——1979年,国有工业产值比重为78.5%

,到1983年缓慢下降到73.4%。1984年由于我国经济改革步伐较大,这一比重一年内下降了4.3个百分点。

1989、1990两年,由于治理整顿,这一比重呈微弱下降趋势,年均1.1个百分点。1992 年前后,改革大潮再涌,这一比重当年下降了4

.8个百分点,是改革开放以来下降幅度最大的一年。可见,国有工业比重的下降与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快慢密切相关”。这种相关性就在于,每逢改革开放加快时,非公有经济就加速发展,必然冲减国有经济所占的份额。

争论的焦点还是在“公”与“私”,争论的实质是改革的锋芒能不能指向所有制。这个争论,经过3个万言书的挑战,从幕后到台前,从隐蔽到公开,愈演愈烈。到了1995年,似有短兵相接之势。其中缘由,与90年代初期到中期的经济形势以及中央新的决策有关。

1993年,由于基础建设上得过猛,摊子铺得太大,通货膨胀压力剧增,全国零售物价上涨13%,大城市生活物价上涨22%。为了迅速纠正混乱的金融秩序,控制不断升温的经济,同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又称为“十六条”,启动了宏观调控。由于宏观调控采取适当的强硬手段压缩了信贷投资和经济规模,导致企业日子难过,使公有制经济内部千疮百孔的局面也暴露出来了。大批国有企业不适应市场经济,成为“休克鱼”。首先是企业不赚钱甚至亏损,成为政府最头疼的问题。国有企业亏损额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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