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刘小萌在《中国知青史》第十五章说：“从1962年11月至1981年 .6

　　学者刘小萌在《中国知青史》第十五章说：“从1962年11月至1981年 .6

1990年348.8亿元，1991年367亿元，1992年369亿元，1993年452.6亿元，1994

年482.6亿元。到了1994年，国有企业借贷数额已经超过国有资产总值的3/4，造成银行出现大量呆账坏账。长此以往，有可能会导致金融危机。其次，许多国有企业体制僵化，经营管理不适应市场要求，恶果之一就是产品不对路，只是为仓库生产。1995年，产品库存增长40%，4倍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这说明增加的贷款几乎全部增到了仓库里。我们的很多机器，不是为市场开动，而是为仓库开动。

------------

万言书刀锋指向谁（4）

------------

针对这种情况，199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一般小型国有企业，有的可以实行承包经营、租赁经营，有的可以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也可以出售给集体或个人。出售企业和股权的收入，由国家转投于急需发展的产业。”

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打破了长期以来的所有制崇拜，改革的锋芒触及了所有制。这是新形势下思想解放的成果，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大突破。而第三份万言书猛攻的，正是这一条。

到1995年，中央政府对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一个形象化的思路，这就是“抓大放小”。“抓大”，就是集中精力抓好一批关系国家命脉、体现国家经济实力的大企业集团。“放小”，就如同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所指出的那样，把一般扭亏无望的、产品没有市场的国有小企业，或者兼并，或者承包，或者卖掉，或者破产。

在当时全国大约800万家企业中，有32万家是国有企业，也即政府说的“抓大放小”的对象。当时，国有工业企业中，列为大中型的只有1.4万户，其余均为小企业。即使是1.4万家大中型企业，也不全在“抓”的范围。根据当时政府的计划，“抓大”，只是1000家大型骨干企业。言外之意，其余都是“小”，都可以“放”。

所谓“放”，其实就是放开所有制，在所有制方面展开改革。但在当时，万言书从僵化的意识形态出发，认为小企业也一个不能放，“抓大放小”自然就是化“公”

为“私”。究竟是捍卫“传统的道路”，还是开辟“新兴的道路”，两种思想就这样在1995年短兵相接了。

在实施“抓大放小”的过程中，一方面，一大批效益低下甚至资不抵债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地县级中小型企业，实行改制，被剥离出国有序列，成为私营企业。私营企业在国企改制过程中获得了新的巨大空间和新的发展机会，实力大增。据学者仲大军2005年9月9日在杭州的一次演讲中估计，有四五万亿元的国有资产通过改制向社会出售，转变为私有资产和改制成本。另一方面，在国企轻装之后，通过国家在政策、资金方面的倾力扶持（对国企实施财政优惠、直接投资、股市融资、债转股、免去债务、资源倾斜、准入制度、安排冗员下岗等诸多举措，总计花费社会成本在15万亿元左右），一大批国有企业实力不断增强，资产规模有增无减，资源更加集中，企业越做越大。国有企业终于从90年代中后期的历史性低潮中走了出来。1998年，国有企业全年利润为525亿元。2004年，国有企业全年利润为5312亿元，其中中央企业（直属国家国资委的企业）实现利润4785亿元。2005

年中央企业销售收入6.6万亿元，实现利润6000亿元。国有企业尽管在数量上和人数上减少了，但在规模和实力上，却走向了新的辉煌。在最近几年公布的中国企业500强中，领衔的都是国有企业。到2005年，国有企业资产大约有15万亿元左右。其中，中央企业资产总额10.6万亿元。而在1994年，国有企业的实际资产大约为1.8万亿元。

从“抓大放小”的实践来看，“公”“私”两方面的突破与发展，调动了方方面面的积极性，给中国创造了新的繁荣。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再次出现增长高潮，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又上了新的台阶，这一切，说明中央的决策是正确的。如果依照万言书那一套干下去，恐怕国有企业连摆脱困境都难。

在邓小平去世前后的日子里，有一批人始终在注视着国内各种报刊，每天细心研读，然后怀着极高的警惕，把他们认为有“自由化”嫌疑的言论一一摘录，作者姓名和报刊名称也一律记录在案。这种围绕意识形态斗争的尺度寻章摘句的方法，令人想起了那个专门搜集“走资派”言论“供批判用”的年代。这一次寻章摘句的成果，是一份新的万言书，题目是《1992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动态和特点》。读者一望而知，这是为了“秋后算账”、“供批判用”的。

这就是第四份万言书。

第四份万言书特别指出：从1992年开始，资产阶级自由化向四项基本原则展开了猛烈的反扑，而各级党委此时却停止了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得以自由发展。接着，文章列举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6类言论，列举了“自由化分子”的名单以及发表过自由化言论的媒体名单，并且点了一大批有自由化言论的书籍。

第四份万言书与其他万言书共同具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特点，这就是，猛烈地指责“1992年以后”的中国形势，这表明万言书的作者不赞成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与前几份万言书一样，这份万言书也是“出口转内销”，海外全文刊登，内地大肆流传。

10、厉有为成了突破口

随着4份万言书的相继问世，1997年初发生的另一件与私营经济密切相关的重要事件，是某些人发动的对中共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的批判。批判的矛头，是针对厉有为于1996年11月20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写的一篇文章：《关于所有制问题的思考》。

这是“文革”结束后对一个重要领导干部的最严厉的政治批判。厉有为是党的十四大选出的中央候补委员，应该说，这样的批判是很不寻常的。

批判的方法，仍采取了以往发布万言书的方式，写成书面文章，并附加厉有为的文章作为“及时而难得的反面教材”，打印成册，在社会上广为散发。有人根据文风判断，批判厉有为的人与万言书的作者属于同一阵营。批判厉有为，是这些人传播其政治主张的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

批判厉有为的话是这样写的：

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在中央党校一次省部级干部学员研讨会上，作了一篇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大唱反调的报告。这篇被广泛散发的报告，决不是一份普通的“学习”体会和“思考”，而是精心准备后抛出的彻底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政治宣言和经济纲领。改革前沿的这位封疆大吏公然要求党的十五大按照他的“思考”从根本上修改党纲、党章，再清楚不过地表明，经过18年的改革，一种得到很大发展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力量，再也不甘于屈居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补充”角色了。他们公开声明，要由他们来改变和掌握中国今后社会演进的走向。

------------

万言书刀锋指向谁（5）

------------

厉有为的报告，是一份及时而难得的反面教材，它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一系列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如同七十多年前列宁批判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领袖之一的奥托·鲍威尔时所说的那样：“鲍威尔的书是共产主义教科书有益而独特的补充物。如果要‘测验’是否领会了共产主义，出下面这样的试题是最好不过的：试分析奥托·鲍威尔书中的任何一节或任何一个论点，指出其中的孟什维克主义，指出它背叛社会主义以及与克伦斯基、谢德曼等同流合污的思想根源。要是你解答不了这个问题，那你还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你最好不要加入共产党。”

可以说，对待这份报告的态度，是当前改革的关键，是检验一个共产党员是否清醒地认识到真假社会主义改革的试金石。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应当自觉地起来与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浊流作坚决的斗争。

居高临下，有如判决书。

还有更加严重的事情发生。

1997年2月10日，北京某学会出的《通讯》刊登了进一步批判厉有为的材料：《厉有为意欲何为？——首都理论界人士批评厉有为同志所谓的“一些新认识”》。

此次“理论研讨会”是1997年1月18日召开的。据组织者说，大约2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个会议。他们来自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

《通讯》说，厉有为的文章“包含有严重的理论错误和极有害的政治主张”，“引起了不少有识之士的关注和震惊”，“文中提出的问题关系重大，事关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要不要坚持，事关我们党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和命运。加之这些话出自他这样的领导干部之口，并在筹备党的十五大期间散布，因而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决不能等闲视之”。

但是，《通讯》并未列举这些“教授、专家和学者”或者“有识之士”的姓名，全文展开的对厉有为的批判，均用“首都理论界人士”或“与会专家学者”命名。批判的要点集中在4个问题上：

第一，厉有为说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而我们搞的“现实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主义”。厉有为的说法，从根本上否定了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优越性。这是厉有为为了毁掉我国的全民所有制，为了搞私有化而编造的理论根据。

第二，厉有为的文章抹杀了当今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基础上的本质区别，宣扬“趋同论”。这是厉有为为了在我国推行私有化而制造的舆论。

第三，厉有为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多数人占有多数生产资料的私人股份化的方案，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私有化方案。这就是要通过搞私有化，化“公”为“私”，来培植和养肥一个新的资产阶级。

第四，厉有为的文章公开要求改变我们党的性质，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罕见的。厉有为所代表的，是那些已经拥有私产和企图拥有大量私产与私人股权的一些人。

对厉有为的大批判进行到此，《通讯》终于图穷而匕现：

与会的专家学者建议并要求：像具有厉有为同志这样的思想和政治素质的共产党员，不够共产党员的条件，更不适宜作为中央候补委员进入党的中央委员会，也不适宜担任任何一级党政组织的重要领导职务。

对这些大批判试作分析，不难得出下面几点结论：

一是这次行动以批判厉有为作为大批判的对象和突破口，是经过缜密的策略上的考虑的。厉有为的官职不大不小，官不大，批判起来风险小；官不小，批判起来就能产生预期的震动。

二是厉有为所提出的看法，在当时的改革理论中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批判厉有为，可以对很多人施加压力，封住很多人的口。

三是党的十五大即将在当年召开，批判者们力图通过这些舆论，给中央施加压力，并企图进一步影响十五大的决策，使私营经济政策发生倒退。

北京不少人认为，这最后一点，正是批判者们最重要的目标。他们批判厉有为，不过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之一。

厉有为的《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到底说了些什么呢？

厉有为后来解释说，他写这篇文章时总的看法是，所有制问题还在束缚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我们的所有制模式既不符合中国国情，也和马克思的理论“对不上号”。所以，他试图从深圳改革开放的经验出发，提出和探讨这个问题。

让我们看看厉有为文章的概要：

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预言不妥，还是我们目前尚未达到他们预言的条件？

如果我们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社会主义叫做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的话，那么，我们现实的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初级阶段生产力相对不发达的情况下，人为地改变生产关系

——财产占有方式，实行全民所有制式的公有制，就类似拔苗助长，违背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规律。

据有关部门调查显示，从1979年到1991年，我国的无效投资高达6800亿元，新建的大中型企业有1/3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去年国有企业亏损达461亿元，比1990年增加了182亿元，平均年亏损近40亿元。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足以使我们猛醒，而深层次的原因，就是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和计划经济的体制不适应现代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我们十几年前就已经提出把经济工作的重心转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可是，十几年过去了，为什么国有企业效益越来越差，亏损越来越多，总是转不过来呢？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二、什么所有制最先进？

以往的传统看法是越“公”越先进。还有一个传统观念，就是认为公有与私有水火不能相容。实践已经证明，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不但有排斥的一面，而且更重要的是有共存和融合的一面。

什么所有制最能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发展，什么所有制就最先进。

------------

万言书刀锋指向谁（6）

------------

三、从生产资料占有上怎样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我们设想，在我国现有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上，有没有可能实现多数劳动者占有多数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占有形式。

全民所有制的占有形式对我们目前的历史阶段来说，是理论上的、理想化的，不是实际的占有形式。

对全民企业的职工来说，如果他们对国有资产体现了占有的话，那么全民企业职工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就没有体现占有，他们和国有资产的利益关联度极低。他们的所有权是没有任何财产处置权和收益分配权的、空洞的、毫无疑义的所有权。我们所说的多数人占有多数生产资料，是指实实在在的占有——既有财产处置权又有收益分配权的实际占有。

四、除了公有制和私有制以外，有没有第三种所有制形式？

从有国家开始，就是公有制与私有制并存。公有制经济是各种国家都有的一种所有制形态。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不在于公有制所占比例多少，而在于多数人实际上占有多数生产资料，多数人实际享受到所创造的多数剩余价值。

有第三种所有制存在形式。它介于公有制与私有制之间，既有私有制属性，同时又具有公有制的性质。它的特征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促进生产力发展。它是若干私人资产的集合，组成不可能分割的集体资产，但是并没有剥夺私人资产的所有权，只是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相分离，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它为全体资产所有者谋利益，因而它具有公有制的性质和社会属性。我们可以称这种所有制为社会所有制。

五、什么是私有化，什么不是私有化？

90年代初批判私有化空气甚浓。有的写文章批判道，股份化就是私有化潜行。但是，当他们大批私有化的时候，他们根本没说清楚什么是私有化、什么不是私有化的问题。

我的理解是，把国有企业无偿地或者以有价证券形式分配给职工或居民个人的行为，可以称之为私有化。在我国国情下，私有化的路子是走不通的。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弄明白什么不是私有化。

首先，股份制经济不是私有化。

其次，私有经济的发展不是私有化。

再次，国有资产的产权经过市场流通和交易，有买有卖，不是私有化。

六、在中国，私有经济是谁的经济基础？

有人回答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我认为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一，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严格受到我国制度和法制制约的。

第二，是补充公有制的不足。

第三，是我国经济实力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四，解决了一大批城市和农村人口的就业问题。

第五，是通过诚实的劳动和守法经营先富起来，起到了示范作用，先富带后富。

第六，多交税、多创汇。

有一种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认识，就是从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出发，认为所有制关系要反过来适应社会政治制度，从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私有制的观念出发，认为私有经济发展了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其结论就是：多一份私有经济，就多一份资本主义。这种观点是极其有害的。

七、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哪些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能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发展？

具体讲可以有以下几种占有形态：各级政府所有的公有制；由社区集体形成并集体拥有的资产，为社区集体占有的资产，可称为社区所有制；由劳动者个人投资及合成的集体资产，由劳动者集体采取某种方式行使所有权、经营权、财产处置权和收益分配权；由社团投资形成的资产，可称之为社团所有制；劳动者个人将其劳动所得的剩余部分转化为资本，在大公司中购入部分产权或部分股权；单位和个人把科学技术作为资本投入并与其他资本相结合而形成的资本，可称之为技术资本；把管理能力作为资本投入，并与其他资本相结合而形成的资本，可称之为经营资本；除上述外，还有私人资本、单独经营的私有制经济和以上各种所有制经济互相融合形成的经济实体，则为混合所有制。以后，混合所有制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普遍。

八、革命成功后的无产阶级是不是永远是无产阶级？

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使无产阶级和他们的后代成为有产的劳动阶级，形成一个有产的劳动阶级的大平台。这样，我们共产党人为绝大多数人谋福利的目的就基本上实现了。

我们党的纲领和章程要与新的理论和目标任务相一致，对那些不相适应的地方要在适当时机做出适当的修改。

九、上层建筑怎么样适应这种经济基础、适应这种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

要按价值规律办事，以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加速完善市场机制，加速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立法和执法力度，在法制范围内逐步扩大民主。

很明显，厉有为的文章驳斥了风行一时的万言书的观点。

这样一篇文章出自一位候补中央委员之手，出自中共中央党校的学员班上，出自认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后的新认识。这对于万言书的作者们来说，自然是不能容忍的。然而，对一位重要领导干部进行如此严厉的批判，显然牵涉到大局的走势。事情闹到中南海，一位中央领导说：厉有为是在党校的内部讨论会上谈自己的学习体会，如果这样的发言也要批判，那么今后谁还敢说话？

事情的发展说明，万言书的作者们没能占上风。1997年9月11日，即十五大召开前一天，国务院发展中心办的《中国经济时报》发表了对厉有为的专访。专访文章刊登在“十五大代表访谈系列”的专栏里，说明厉有为不仅还是深圳市委书记，而且已经成为中共十五大代表。

------------

万言书刀锋指向谁（7）

------------

这是厉有为第一次公开回答对他的批判。有经验的读者都明白，一般来说，《中国经济时报》如果对时局心中无数，是不敢给厉有为这样一个反击的机会的。

厉有为首先列举了深圳发展的巨大成就。他说，深圳17年来的发展速度“在国际上也是前所未有的”。生产总值平均每年递增34.3%，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53.7%，财政收入平均每年递增50%。接着，他反驳了对他的批判。他说，深圳的国企改革经过十多年的探索，“进入了制度创新和整体搞活的新阶段”。从

1992年到1996年，正是万言书指责国有企业被严重削弱的5年，厉有为说，在这5年中，深圳的国有企业总资产从508亿元增加到了1329亿元，平均每年递增27.2%。1996年，深圳国有企业资产总额占全国的1.38%，实现利润占全国的6.23%，5项经济效益指标居全国首位，这包括总资产报酬率、净资产利润率、资本收益率、销售利润率和获利倍数。然后，厉有为开始为他的《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辩护。他不认为这篇文章是某些人所说的“政治宣言”和“经济纲领”，只说这是他在党校学习期间的一篇思考。这样的文章一共写了4篇，这篇文章是其中之一，也是他的“毕业论文”。之所以叫做“毕业论文”，是因为这是他在党校深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之后，以深圳建设与发展的实践为基础，“产生了一些新的认识”。厉有为说，他“万万没有想到，这篇毕业论文会引起那么多的非议”。

厉有为坚持认为自己没有错。他说：“现在看，那篇毕业论文基本符合江总书记五·二九讲话精神。”

在十五大闭幕那一天，所有的人都发现，厉有为并没有像批判他的那些人所希望的那样，被撤销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出党。

如同在党的十四大上一样，厉有为在十五大上，再次被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这件事情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党中央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心与信心。

------------

温州再遭非议

------------

现在回过头来，谈谈格外敏感的温州。

“文革”后期，一些单位内部就播放过一部黑白纪录片，揭露温州这个地方残存的自由市场和个体经济。解说词中提到：“在温州，除了那面国旗是红的，其他的东西都已经变成了白色。”

从那时起，温州就饱受非议，焦点就是温州头上的“私”字。

温州地处东南一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里交通不便，国家投资甚少，耕地资源严重不足。绝大多数温州人处于国家干部和全民所有制职工序列之外，并且终身无望获得这类身份。这一切，逼得温州人把自家古来的法宝——“重视商业、自谋生路”的传统重新拾起来。“温州生意郎，挑担走四方”有了新的时代意义。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温州的家庭企业就取代了“社队企业”迅速崛起。到1985年，温州全市个体户达13万户，家庭企业产值占到全市农村工业总产值的70%以上。前面介绍的“八大王”，即是其中的佼佼者。

80年代中至90年代初，私营性质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又成了温州企业的典型组织形式。在这个阶段，“温州模式”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一些人认为，温州的企业姓“资”不姓“社”、姓“私”不姓“公”，温州已经成了私营经济的“天堂”，成了中国私营企业的“麦加”。

其实，中央领导和各界人士对温州的探索还是给予了很多的支持的。1985年 5月12日，上海《解放日报》发表《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温州33

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报道，并配发《温州的启示》的评论员文章，称赞“温州模式”为“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这是全国最早提到“温州模式”的文章。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来温州视察之后，在1986年发表系列文章《温州行》，认为温州的道路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致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1987年2月，上海社会科学院袁恩桢主编的《“温州模式”与富裕之路》一书出版，称“温州模式”是“一条通过发展商品经济实现农村致富之路”。万里在1986

年4月担任副总理时考察过温州，田纪云在1986年11月担任副总理时也来温州考察，都给予了鼓励，指出温州的路虽然曲折，但发展得不错，温州的经验值得总结，对我国中西部地区具有借鉴和推广意义。

但是，围绕“温州模式”的争议一直没有停。

80年代末90年代初，到这个“麦加”的“朝圣者”少了，而调查组却多了起来。

1989年4月，浙江某省厅的一位人士就向全国政协提交提案说：“温州市自开辟为试验区以来……带来的资本主义影响也十分严重，物价高涨，走私偷漏税现象严重，一切向钱看，以钱开路，投机倒把、贪污受贿不正之风横行，造成社会贫富悬殊”，“建议中央和省组织调查组前往温州总结经验教训。”同年10月，署名“温州老百姓”的一封信向中央揭发说：“‘温州模式’实为资本主义模式，某些方面比资本主义还要无法无天”，温州是“赌博到处有，妓女满街走，流氓打警察，共产党员信菩萨”。1991年还有一份材料揭发温州老板是“骑的本田王，穿的‘阿迪王’，睡的弹簧床，抱的虾儿（即女）王”。

针对这些情况，北京前后来了4个调查组到温州进行调查。

第一次调查是1989年8月来温州的。调查结论是温州经济总体上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和发展目标。两个月之后，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访问温州。他左看右看，看得高兴，却什么也没说。

1991年5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来温州，说了一些在温州人看来非常痛快的话。他要温州从现实出发，不要怕人家议论。还说：温州这件事究竟怎么看，将来怎么样，都还可以再研究，不要急急忙忙下结论。你怕人家给你戴“白帽子”，你给自己急着戴“红帽子”。我说你们先不戴帽子，脱个光头，不是更凉快吗？

李瑞环有些话充满哲学的智慧。他说：有些东西先不要急急忙忙定性，只要市场需要，对社会无害，对生产者有利，就应当允许、支持。先生孩子后起名，孩子生下来可以起个小名，阿猫、阿狗、铁蛋都行。主要是让他身体好，长本事。

李瑞环还说：在对待温州这个议题上怎么办，事实上不管你叫不叫“模式”，它都已成了我们国家对待个体经济的一种态度。对个体什么态度，人家就看你对温州怎么样。对乡镇企业什么态度，就看你对苏南一块是怎么个态度。开放这件事究竟是卖国还是吃亏了，或是占便宜了，就看你对珠江三角洲怎么看。这谁也没说，不是谁封的，文件上也没有说，就是这么一回事。

事情还没有完。

这一年夏季，温州一位干部给《人民日报》写信，揭发温州的私营老板如何耀武扬威，以及雇工们如何毫无保障。一位领导看到此件，非常愤怒。他说，这是丧失革命政权，目无法纪，理当查处，不然将大乱。

调查组重返温州，得出的结论是，温州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实际比重，比统计数据明显偏高。调查报告虽然承认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对当地经济有好的作用，但还是以主要篇幅描述了其中“不容忽视的消极因素”。由此，也就部分地改变了

“温州经济在总体上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和发展目标”的结论。

不料一个月之后，《人民日报》发表记者访问温州的见闻，对温州的股份合作制大加赞扬，说温州的改革是“群众的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创造”。文章引来了不同意见，最激烈的意见是指斥这篇文章有“方向性的问题”。

批评者说，温州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占的比重很大，其股份合作制也属于私有的性质。中央从来没有说过温州经济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因此，《人民日报》不应该肯定它。批评者还拿出了当时浙江省一位领导的话来证明温州出现了严重问题。

1991年，一位浙江省领导在北京举办的一个理论学习班上说，要从“反对和平演变”的高度来看待温州的问题。

批评者还说，假如全国都像温州那样大搞股份合作制，必然会改变我们国家经济所有制的性质。站在这位批评者的立场，他的担忧不无道理，原因在于，此时股份制或者股份合作制经济已经在全国各地冒出头来了。

20世纪90年代，温州就是这样在各种争议中默默前行，坚持改革的探索。到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温州模式”在经历了家庭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之后，又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公司制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数量下降，公司制企业发展迅速，但本质上还是一样的——新成立的众多有限责任公司和企业集团都是私营企业。这一点，正是“温州模式”的核心。

1992年10月，《经济日报》发表了《市场经济在温州》的系列报道。1997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4集的《温州人》专题片。这些报道，都肯定了温州改革与发展的实践。

------------

股份制的是与非

------------

股份制试验不断取得进展，党的十五大即将召开，这使某些人坐不住了。

其出发点还是坚决捍卫公有制，反对发展私营经济。北京的一份杂志《真理的追求》1997年第4期一篇文章的题目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股份公司绝不是公有制》。当然，股份制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中借鉴来的，所以文章作者先把股份公司牢牢地戴上“资本主义”的帽子，往下就好做文章了。因为作者的逻辑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黑白分明、你死我活，彼此绝对不能有相通之处。既然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东西，自然就定下罪来了。

首先，文章继续重弹一个我们已经熟悉了的论调——批判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不久前，一位地区领导人写文章、作报告，对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提出异议……他认为资本主义那种股份公司是现阶段最好的所有制形式。因为它‘既有私有制的属性，同时又具有公有制的性质’，是‘若干私人资产的集合，组成不可能分割的集体资产；但是并没有剥夺私人资产的所有权，只是使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相分离，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它为全体资产所有者谋利益，因而它具有公有制的性质和社会的属性。我们可以称这种所有制为社会所有制’”。

显然，文章作者对厉有为的这些观点完全不赞同，但令作者头疼的是，持这种观点的人非常之多。文章说：“当然，这种观点并非是他的独创，多年来就不断有人在宣传。”

文章作者还找到了一个最新的批判目标，那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诸多青年学者集体讨论撰写的《与总书记谈心》一书。此书在1996年10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是当时的一本畅销书。文章说：“最近出版的一本《与总书记谈心》的书中也宣传着同样的观点。书中写道：‘在股份制内部，严格地讲，资本已不是私人占有资本，而是一种社会资本。’……‘现代股份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最好的实现形式’。”文章说：“按照他们的观点，把全部国有资产股份化，即建立资本主义式的股份公司，是我们当前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很显然，这些看法和结论，是我们根本不能同意的，因为这种作为‘私人资产集合’的股份公司，只是有利于少数握有大量资产的人，只是为少数人谋利益，而不是为广大劳动人民谋利益。”

文章的作者对《与总书记谈心》一书所说的下面一句话尤为气愤：（股份）由成千上万而又不断变化的股民所共有，因此也完全是公有制的一种形式，马克思持的就是这样一种观点。文章说：“股份经济的推广决不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而是它的进一步发展，大资本由此获取了更丰厚的利润，加深了资本家与广大工人群众之间的阶级鸿沟。因此，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最好实现形式。在我国当前的条件下，鼓吹国有企业或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股份制，只能对社会生产力发展起破坏作用，它的实质只不过是削弱国有经济达到私有化的一块遮羞布。”

因此，文章得出吓人的结论：那位领导干部和《与总书记谈心》的作者却热衷宣扬资本主义股份公司具有公有制性质。他们是怎样来论证这一点的呢？那就是歪曲、篡改甚至伪造马克思、恩格斯的论点。为什么上述这些人这样不顾一切地论证资本主义股份公司具有公有制性质呢？原因就在于他们力图改变我国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改革的方向，普遍实行股份制，通过股份制削弱并最后取消国有经济，完全排除国家对企业的管理。

虽然调门儿如此之高，但不少人还是有疑问的。疑问在于，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的事，我们今天就一律不能做么？能不能简单地拿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具体论述来否定我们今天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的股份制呢？再说，文章作者也引述了马克思分析股份公司特点的一段话：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3页）

1997年第6期《真理的追求》杂志再度发表指责股份制的文章，题目是《关于 “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理论研讨会综述》。

文章列出了实行股份制的五大问题：

一、股份制作为企业融资、集资方式，为非国有经济向国有经济的过渡形式，是可以试点和推行的。但把股份制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途径和方向，则是值得认真思考的。

二、迄今为止，由于实行了股份制改造而取得了明显经济效益的实例，一个也没有。

三、股份制涉及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问题。国有企业变成股份制企业，企业所有权就发生了变更，所有者将不再是全体人民，而是出资者。由于股份制把股东地位提到首位，因此必然首先考虑股东利益而追求利润，必然要削弱国家对企业的领导，削弱党对企业经营方向的引导，削弱职工当家作主的地位。

四、那种把“把全民财产量化到个人，人人持股才是主人”的观点，是小私有者的心理。在股份制条件下，由于持股者持股数额不等，权利也不平等。按股分红实际是按资分配的一种形式，因此简单地把股份制划归到公有制范围是错误的。

五、文章作者这时不顾“西化”嫌疑，请西方经济学家来帮忙了。文章要读者听一听日本经济学家奥村宏教授的劝告。奥村宏说：“由于股份制公司资本的虚拟性和泡沫性，通过企业间的互相持股，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很容易不费个人一分钱而控制国有股份公司，从而造成国有企业的私有化。”

文章作者把股份制的问题如此尖锐地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不啻是下了一道战书。当然，人们注意到，关于实行股份制改造之后取得明显经济效益的企业“一个也没有”的话，显然是太绝对了，太情绪化了。我们自然不应迷信“一股就灵”，但本书前面介绍的山东诸城实行股份合作制改造之后，企业亏损面大大下降确是事实。另据媒体报道说，四川宜宾市320多家企业自1992年开始实行股份制改造之后，生产力全面上升，效益普遍大增。在人们的印象中，这样的报道常有水分，但把报道的水分挤一挤，在300多家企业中，效益有所提高的企业也不至于“一个也没有”。不然，在普遍实行了股份制改造之后的2005年，中国经济仍然保持着超高速增长，这一事实又怎样解释呢？

① 江泽民题词和胡锦涛讲话，见《经济日报》2005年5月27日。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的下海大潮中闯出一番天地的年轻人——中国SOHO总裁潘石屹

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在讲演。他认为有效率的产权制度是科技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下卷

再生与发展

（1977—2005）

★★★

★★★

★★★

★★★

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因为撰写《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一文，受到讨伐。

------------

十五大关键词：“重要组成部分”（1）

------------

1997年5月29日，即十五大召开的前几个月，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后来，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把这次讲话叫做“五二九”讲话。

有人说，这是向外界提前传达了十五大报告的主要精神，按官方的话说，就是“吹风”。如前所述，在一些重大问题发生争议的情况下，江泽民的讲话格外引人注目。江泽民在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意义之后，鲜明地指出：“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孤立静止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是没有出路的。”

显然，这是针对“左”的干扰的，是批评万言书的作者拿着马克思的条条到处吓唬人的做法。

很多读过万言书的人发现，在江泽民的讲话中包含了很多明显针对万言书的论述。比如江泽民说，旗帜问题至关重要，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这是针对万言书否定邓小平理论的倾向所说的话。比如江泽民说：“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具有重大意义。要坚持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实践证明，我们这样做，没有离开社会主义，而是在脚踏实地地建设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真正活跃和兴旺起来了。”这是针对万言书指斥改革开放威胁社会主义国家安全的论述，回答万言书引起的姓“公”姓“私”的争论。江泽民在讲话中所说的“排除各种干扰”，当然包含着“警惕右”的意思，但从他的全部论述可以看出，他的主要倾向，是在防止“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