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刘小萌在《中国知青史》第十五章说：“从1962年11月至1981年 .11

　　学者刘小萌在《中国知青史》第十五章说：“从1962年11月至1981年 .11

另据《人民日报》2005年12月10日报道，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说，2005年，民营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在产值方面，预计民营经济2005年的产值将占GDP的65%；在就业方面，民营经济从业人员数量占全部城镇就业比重的75%。

为了进一步解决制约私营经济发展的问题，经济学家樊纲建议设立公平交易委员会。2005年11月，他在上海参加“市场准入与公平竞争”国际研讨会发言时提出了这个建议。樊纲认为，“36条”发布之后，私企相对于国企、外企，在享受公平待遇方面还有差距。不公平待遇最严重的是在油、电等资源领域以及电信、公用事业等垄断行业。在采矿、金融方面的问题也很多。“民企的不公平待遇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原因之一是目前还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制定相应的制度，我建议国家有关部门考虑设立一个公平交易委员会，解决民企的不公平待遇。设立一个专门机构解决民企不公平待遇的成功例子目前已有不少，比如韩国的经验我们就完全可以借鉴。”樊纲说。

经济学家厉以宁在2004年3月7日十届全国政协第二次大会上的发言中，指出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急需解决的几个问题。一是我国个体和私营企业99%是中小企业，其中77%资金短缺。在申请贷款时，非公有制企业往往面临所有制歧视和规模歧视。另外就是在税收方面存在税率过高、税负过重、重复征税等弊端。

2005年12月8日，黄孟复在全国工商联九届四次执委会议工作报告中说，国务院2005年3号文件（即“36条”），充分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新的一年里，要积极落实“36条”，大力推进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加快行业商会的建设，积极发展光彩事业，推动民营企业文化建设，不断提升民营经济从业人员的素质，在他们当中树立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新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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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锋在继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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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对深化改革的几种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意见浮出水面，展开辩论。对此十分关注的私营企业家，心中又增加了几分忐忑。

2005年10月，《经济观察报》发表了该报记者仲伟志采写的长篇报道《2005中国改革交锋录》，详细介绍了此事的来龙去脉。这场辩论的爆发，近因是“郎顾之争”。“实质上，这次出现的反复，正是中国改革进退维谷、左右为难的缩影。”一位资深经济学家这样说。

随着顾雏军被刑事拘留。有人说“挺顾派”遭遇了滑铁卢，这是“人民群众与爱国主义学者的胜利”，是“主流经济学家的失败”，是以“郎旋风”为代表的“东风”，压倒了“主流经济学家”的“西风”。

何谓“主流经济学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所谓主流，就是以西方经济学树立自己的学术“霸权”地位，为改革提供理论依据的那些人。所谓“非主流”，被定义为“代表弱势群体和国家民族利益”的一方。在“非主流”看来，顾雏军是权力资本瓜分国有资产——“瓜分派”的代表。现在，顾雏军被打倒，真是大快人心。“主流经济学家”成为被批评、贬低、嘲骂的对象。有人说，这些年来“主流经济学家”在理论上秉持新自由主义，鼓吹“市场万能论”，充当权力瓜分国有资产的先锋，置严重的社会后果于不顾。有人提出，要警惕“经济学家搞垮中国”。

与顾雏军被拘同时，2005年7月，网络上出现了一篇《刘国光谈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的文章，广为传播，成为一大热点。82岁的刘国光是资深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现任特邀顾问。这篇1万多字的文章，谈了9个方面的问题：

一、当前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削弱和边缘化的状况令人担忧。

二、造成当前西方经济学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下降的原因。

文章指出“教育部要负相当的责任”——一些学校研究生“入学考试不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考西方经济学”等。文章提到了教师队伍、干部队伍当中存在的问题，如“海归”派中的一些人没有经过马克思主义再教育，就进入教师队伍和研究人员队伍；一些干部也受影响，崇拜西方。文章还提出了“领导权问题”——现在有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有的领导权被篡夺了，由西化色彩很浓厚的人担当。

三、关于意识形态领域两个相互联系的倾向性问题。

文章提到了当前突出的倾向问题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声音和倾向正在复苏。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问题。

文章批评了林毅夫提出的应该承认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主导地位的说法，主张在中国只能有一门基础经济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单轨，不能双轨。

五、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文章认为，西方主流经济思想，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不适合社会主义中国，不能为我所用，我们不能让新自由主义主导中国经济改革。

文章特别指出了新自由主义的四条“核心理论”：1.经济人假设。2.私有制最有效率。3.“迷信市场自由化、市场原教旨主义”。4.政府作用最小化。文章还说，“有些人不愿意别人批评新自由主义”。

六、经济学教育是意识形态的教育还是分析工具的教育。

文章说，经济学教育既是意识形态的教育，也是分析工具的教育。北大有教授说经济学教育不应该是以意识形态为主的教育，而应该是以分析工具为主的教育，这是不对的。

七、关于经济学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的问题。

文章说，有人说经济学没有国界，西方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是盲目崇拜西方。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奖者有政治偏见，有意识形态偏见，我们不必吹捧这个奖。

八、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以什么理论为主导。

文章说，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是以西方理论为指导的说法，会误导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方向。一旦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有西方新自由主义指导，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就要变，只要经济基础变了，共产党最后就掌握不了政权，私有制的代表就要掌握政权。

九、克服经济学领域一些倾向性问题的意见。

文章提出：教学方针，要明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唯一的经济学基础理论课程。教材问题，只能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教材。队伍问题，“海归”派回来，要让他们重新接受马克思主义再教育，不经过再教育的“海归”派可以做别的工作，但不能做教师。领导权问题，要认真检查高校领导干部岗位是不是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不是就换。经济本身也有意识形态问题，而且非常重要。

刘国光的文章赞扬了两位“非主流”学者：“现在有一些年轻的经济学家，他们西方经济学的根底不错，可以说不比推崇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人士差。如上海财经大学的程恩富、中国社科院的左大培等。他们根据中国的情况，不主张在中国推崇西方主流经济学。我觉得他们的路子是对的。”

程恩富认为，不能把现在的世界主流经济学即西方经济学当作我国的主流经济学。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等人则认为，中央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以后，市场经济体系中有关经济学的内容在教育界基本被承认，这就是西方现代主流经济学。这两种意见尖锐对立。

2005年10月25日，刘国光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说：“过去一段时间，许多所谓产权改革不仅造成了国有资产流失，也造就了少数人暴富的问题。一些人认为私有制是最有效率的，是市场经济的惟一基础。这不符合历史事实。”

左大培说：“产权改革不仅导致社会不公平，本身也是无效率的。”然而这样的意见并未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11月20日的《商务周刊》发表了经济学家张卓元对该刊记者的谈话。张卓元多次参加全国党代表大会文件的起草工作，最近又参与了“十一五”规划的起草。他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的机制不行。如果不进行产权改革，问题更大，特别是一般的竞争性行业，许多企业如果不改革就得破产。”张卓元还说，从整体上讲，中国的产权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各地在产权改革过程中有一些不规范的问题，这是改革初期没有经验造成的。后来国家意识到了就进行规范，成立了国资委。但各地还是有一些急切心态，想一卖了之，对此中央一直在采取办法纠正。从政策上看，产权改革不会停，还要继续，但会更加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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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锋在继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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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总编辑周为民认为，产权改革的方向没有错，问题在于要克服自发和无序的现象，要规范化。

关于市场问题，吴敬琏坚持认为权力过度干预经济才是腐败之源，只有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才是遏制腐败的基本途径。他指出，政府对稀缺资源的配置权力过大和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权力过大，是市场发育缓慢、腐败难以消除的最重要的原因。按照吴敬琏的说法，计划经济才是权贵们深入市场、干预市场，并从中获得“寻租”利益的必要条件与土壤。如果市场经济更纯粹，行政计划就会消灭得更彻底，那么权贵们在市场运行过程中捞取私人利益的机会必定大大减少。

2005年10月3日的《经济观察报》说：“人们看到两位共同荣获了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和刘国光），对于当前出现的权力资本化和贫富分化加剧等问题，有着不同的解释——刘国光教授认为这与市场经济有关，而吴敬琏教授认为这是市场发育缓慢造成的。”

2005年11月5日，左大培在北京“乌有之乡”书吧等三家单位联合召开的“刘国光经济学新论研讨会”上发表谈话支持刘国光。左大培说，要讲清两个问题：第一个是经济学之争，为什么把马克思主义放到一边去了？第二个是刘国光院长讲的领导权在谁手里的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现在问题不是学派之争，而是现在这批人打着改革的旗号鼓吹资本主义，而且是复辟最坏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有几个特点：一是一切东西市场化，别的东西都不要；二是私有化，反私有化就是反改革。比如社科院退休的董辅就在国内到处讲民营化，在国外会议上就说我是主张私有化。现在有些人打着西方经济学的旗号歪曲西方经济学，把西方经济学拉到最右的位置上。有很多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眼中的异端邪说，在中国成了正统。第二个问题是刘国光院长讲的领导权在谁手里问题。经济学界包括大学的经济学系和经济研究机构的领导权在谁手里？评职称这些事都是谁在掌控着？人家不给你评职称，很多人就不得不按照私有化的方向说话了，否则你连副教授都当不上。现在我们各层机构里这种掌权的人太多了。北京、上海、辽宁还在搞强行改制，而且限在两年内完成。你说这些人都是什么思想？这些人还很有势力。领导权问题是要害，我们要多考虑领导权的问题，这也是刘院长文章的要害。

仲伟志在《经济观察报》2005年10月3日的报道中说：“有人批判今年初出台的《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36条”），说这个《意见》违反宪法。有人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说现在不是要提高执政党能力的问题，而是要纠正路线的问题，认为中国走了一条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还有人写文章说，中国的改革是美国情报机构派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来搞的和平演变。”

似乎有越来越多的人觉得改革的方向出了问题。有人主张从改革的道路上退回来，甚至不惜将改革创造出来的增量成果也要带回到过去的体制。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站出来说话了：“我们不能荒唐到这个程度。”2005年9月26日，他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说，他这句话指的是把改革说成是“美国派人来搞和平演变”的说法。

高尚全说话直接痛快。记者问他，现在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的思潮。有人说，现在一些领域的改革出现了种种问题，是崇奉新自由主义的恶果。争论似乎越来越激烈，您怎么看？高尚全回答：“从历史经验看，对改革有不同看法并不奇怪。不仅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会有。中国的改革就是在不断反复中前进的。问题不在于有没有争论、有没有反复，而在于我们能不能排除干扰、能不能坚持改革。”

高尚全说：“当前，有人借所谓的批判新自由主义来否定改革，对改革形成了干扰。什么是新自由主义？在一些人看来就是所谓的经济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国际化。批判新自由主义的人认为，中国的改革是按照新自由主义设计的。那么，我们把小平同志放在什么地方？中国的改革是由邓小平理论来实践的，‘摸着石头过河’难道是新自由主义吗？”

2005年2月25日，“两会”之前，温家宝总理邀请包括高尚全在内的9位专家学者座谈，听取大家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在座的有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有关部委负责人。会上，高尚全提了6点意见，其中一条是：排除干扰、坚持改革。高尚全当时说：“我们要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排除干扰，千万不能因为批判新自由主义而否定改革，千万不要上当，否则会有灾难性的后果。”座谈会结束时，温家宝说：“在这样的座谈会上，各种意见都可以发表，这一点尚全同志是很清楚的。”会议结束后回良玉副总理与高尚全握手，说：“你讲得很好，不改革就没有出路。”

高尚全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说：“27年来，中国之所以发生如此之大的变化与改革开放是分不开的，计划经济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功。前不久中央有关领导同志表示，中国的改革是世界上最成功的，代价是最少的，不能否定改革。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真正的焦点问题是行政权力参与市场化分配产生的不公平。大力推进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才是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基础和前提。”高尚全强调说：“我们应该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能用主义扣帽子。”

高尚全指出：现在有两个折腾。党的十六大指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现在有人提出，针对当前主要危险，要反右防左。折腾的苦头过去吃了很多，折腾就会落后。我认为，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的路线方针不能变。只有解决好社会主要矛盾，才能使我国经济社会保持全面协调发展。另一个折腾就是借所谓的批判新自由主义否定改革，认为中国的改革是按照新自由主义设计的，因此改革出现这么多问题。这样一来，也就否定了我们改革的历史。我认为，新自由主义也好，古典自由主义也好，都可以在学术上讨论，但不能借此否定中国的改革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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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锋在继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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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2005年9月20日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时说，现在是不是出现了否定改革的担忧？去年郎咸平说国有企业效率高于民营企业的效率，而更多的人看到国有资产流失和工人下岗，产生了怀念过去旧体制的情绪。这些因素的确引起了人们担忧。27年改革最大意义是中国脱离了旧体制，逐步汇入世界主流文明，开始成为国际大家庭一个正常的成员。由中国、前苏联、东欧国家汇聚而成的这次转型过程，成为自西方现代文明诞生以来人类社会第二次大转变。因此，对于改革的这个基本取向和目标，无论如何都要坚持。中国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孙立平说，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之一就是尽量去掉有关改革讨论中的意识形态化因素，把改革作为一个可以理性进行反思和讨论的对象。应当承认，近些年来利益已经成为干扰改革、扭曲改革的一个基本因素，改革成果也会以畸形的形式表现出来，出现了“改革陷阱”：为了克服某个弊端出台一种措施。过一段时间，弊端死灰复燃。结果该弊端和为了克服弊端所采取的措施却一起强化了原来的弊端。比如某些地方在医疗改革和大幅提高公务员工资的过程中都出现了这种情况。在医疗改革中，为了减轻患者负担需要降低药价以改变以药养医的现象，同时相应提高医疗价格。但弄不好就会出现这样一种结果：短时间内医疗价格上来了，药品价格下去了。过一段时间，药品价格又上来了，患者负担进一步加重。公务员工资改革也如此。按一些地方的做法，在制止非规范化分配的同时大幅加薪，应当说这是一个好的设想。但是正式工资上去之后，过一段时间，非规范的奖金津贴又恢复了。这就是“改革陷阱”。改革的扭曲、瓜分公共财富的狂潮，导致了改革共识的破裂和改革动力的丧失。社会不公与日俱增，整个社会基尼系数达到0.53—0.54之间。孙立平开出的药方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或者“需要一个休养生息的时间。在这个时间里，不要轻易进行涉及重大利益的改革”。

许多私营企业家关注这一场辩论，不仅因为这一次争论再次牵涉到“公”与“私”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场论争呈现了当前中国改革极为复杂的局面。中国私营企业家的命运天然地与改革进程紧紧联系在一起。

就在不同意见深入辩论的时刻，2005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建议》指出，要继续深化体制改革，“深化垄断行业改革，放宽市场准入，实现投资主体和产权多元化”，“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有企业改革，进入金融服务、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等领域”。此前3天，温家宝总理就《建议》所作的说明指出：“认真贯彻落实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和政策，为非公有制企业健康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建议》的公布，进一步增强了个体、私营经济老板和从业人员的信心，打消了某些老板心中的忐忑。随着第十一个五年建设期的展开，个体、私营经济将会迎来又一个发展高潮。这是没有疑义的。

《建议》刚刚发布之际，10月25日，在北京中苑宾馆举行的第三届中国改革论坛会议上，高尚全在讲话中再次提醒人们，近来有人借着批判某种思潮批判改革、否定改革。高尚全质疑：靠政治运动能解决问题吗？靠反右能解决问题吗？国家发改委纪检委书记彭森也在会上说，一段时间以来，对改革的认识和评价确实存在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比如教条主义的东西，形而上学的东西”等等。当晚宴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铁映来到代表们中间，发表了即兴演讲：“中国的改革开放是20世纪最后20年人类社会最伟大的实践，中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是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最伟大的实践。社会主义是什么？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如何走向未来？是所有搞社会主义、搞马克思主义的人都在思考的一些基本问题。中国最近20几年所做的，正是这样一件给人类启迪的事，探索了一条社会主义发展的路子。因此我说，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在未来发展中的必由之路。”李铁映在讲话中还赞许了体改委系统为推动改革进程所做的贡献。李铁映的讲话激起了阵阵热烈的掌声。

2005年11月18日上午，各界人士企盼已久的纪念胡耀邦诞辰9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曾庆红高度评价了胡耀邦的改革精神。他说，胡耀邦同志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他组织和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大量工作；主持和参与主持制定了包括《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内的一系列关于农村改革、城市改革、对外开放的重要文件。胡耀邦同志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多方面的重大贡献。曾庆红在讲话中还向广大干部和党员提出了要求：“我们要学习胡耀邦同志锐意改革、勇于创新的思想境界”。

这个会议传达出来的改革开放的意志是鲜明的，也是坚定的。社会各界普遍对这次会议给予好评。邓小平多次说过，不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仅中国个体、私营企业的命运和改革开放休戚与共，整个中华民族的复兴也与改革开放息息相关。我们相信，尽管前面还有许多困难，但改革开放一定会不断取得新的突破，中国经济的发展一定能够不断攀登新的台阶，花开世界，鸣奏出繁荣的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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