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企业利润分配方面，《条例》还没有提出定息的办法。在第四章“盈余分配”

　　在企业利润分配方面，《条例》还没有提出定息的办法。在第四章“盈余分配”

中，仍然是“四马分肥”原则。即，全年盈余总额在缴纳所得税（一马）之后，按照企业公积金、企业奖励金和股东股息红利（三马）三个方面加以分配。其中，“股东股息红利，加上董事、经理和厂长等人的酬劳金，共可占到全年盈余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

1954年，公私合营有了突破。按照李维汉起草的文件精神，首先合营了一批规模较大的重要企业。到年底计算，一共合营了大约2000家。这些企业规模比较大，但从数量上来看，在全国13.4万户私营企业中，是少数。当时，人们把大企业叫做苹果，把小企业叫做葡萄。1954年的公私合营，被称为“吃苹果”。

这一年12月，政务院有关部门召开会议，研究扩展公私合营工业的计划，各地代表纷纷提意见说，中央吃光了“苹果”，不吃“葡萄”，把一大堆“葡萄”甩给地方，又小又烂，怎么办？

会上又取得一项共识：把“葡萄”也收拾起来——进一步扩展公私合营，采取母子联合、逐步合并的办法，把个别企业的合营和按业改造结合起来。所谓按业改造，就是按照每个行业的状况，通盘规划，统一安排合营问题。

进入1955年，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发动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对私营工商业改造的进程发挥了杠杆撬动作用。上一节谈到，毛泽东在1955年7月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批判邓子恢是“小脚女人”，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10月，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上宣布邓子恢所犯的错误，“性质属于右倾的错误”。

1955年，公私合营大步前进。9月起，上海等大城市出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势头。到11月，上海轻工业的棉纺、毛纺、卷烟、搪瓷、面粉等8个行业整个行业实行公私合营。重工业的船舶、轧钢、机器等13个行业，已经或正在进行整个行业公私合营。天津的造纸业，北京的面粉、电机、制药等9个行业，广州的缝纫机业、油漆业，杭州的丝绸业等整个行业都先后实行公私合营。在私营商业方面，北京的棉布业、国药业，上海的绒线业实行了全行业或行业中的大部分公私合营。

毛泽东觉得还不够快，决定亲自出马加快改造。1955年10月27日和29日，毛泽东两次邀请全国工商界代表到中南海座谈。

第一次座谈会27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陈叔通、章乃器、李烛尘、黄长水、胡子昂、荣毅仁等应邀出席。毛泽东对他们说：“现在中国正处在大变革时代，资本家也要改变私人所有制。许多人掌握不住自己的命运。其实要掌握是可以掌握的，即要了解社会发展趋势，站在社会主义方面，有觉悟地逐渐转变到新制度去。”座谈一直到晚上，毛泽东请大家共进晚餐，晚餐后继续座谈。毛泽东把话题转到掌握自己命运的问题上来，他说：“大家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在旧社会连蒋委员长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现在大家要逐渐减少吊桶，改用抽水机，不要吊桶。”

毛泽东讲得兴起，过了两天，29日下午，又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了一个有

300人参加的大型座谈会。参加的有全国工商联执委会委员、在京的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各人民团体以及政府各部门负责人等。毛泽东在讲话中说，私有制妨碍国家富强，是无政府性质的，跟计划经济是抵触的。改变私有制，这个东西要说开。他说，对共产这个问题要讲开，要说穿，要经常说，朋友们几个人在一起扯一扯，就不怕了。共产这个事情是好事情，没有什么可怕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实际上是赎买政策，是善转，不是恶转；是和平的转，不是强力的转。对资本家的安排，一个是工作岗位，一个是政治地位，要统统地安排好。毛泽东在讲话中还鼓励说，这几年工商界是有进步的，基本情况是好的。他再次劝告私营企业家安下心来，不要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要认清社会发展规律，走社会主义道路，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毛泽东的两次讲话极大地推动了形势发展。两天之后，即1955年11月1日，全国工商联执委会一届二次会议召开，人声鼎沸，气氛热烈。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借毛泽东讲话的劲风，在开幕词中激动地说，伟大祖国正以飞跃的速度繁荣富强起来，国家的前途就是我们个人的前途。为了适应新形势，掌握自己的命运，一切爱国的工商业者都应该进一步接受改造。

会上，更有许多人现身说法，痛批自己的发家史，决心彻底接受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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锣鼓喧天 公私合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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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以通过《告全国工商界书》达到高潮。这封公开信充满激情：“我们工商业者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坚守爱国守法的立场，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对一些思想上有怀疑和顾虑的人，要进行耐心的帮助和善意的批评，使他们认清前进的道路。对少数破坏改造的违法分子，必须展开严肃的批判和斗争。”

中央趁热打铁，11月16日到24日，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50万人口以上的大中城市党委负责人会议，听取陈云作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陈云说：“如果还是一个厂一个厂地搞公私合营，十几万个工厂，要搞到哪一年呢？”会上讨论通过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决议草案指出，对于资产阶级，第一是用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有偿地而不是无偿地，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变资产阶级私有制。第二是在改造的同时，给他们必要的工作安排。第三是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且对他们中间有贡献的人物给予恰当的政治安排。决议草案要求各地把私营工商业逐行逐业、分批分期纳入公私合营的全面规划，并相应成立专业公司。

这个会议最后确定对私营业主实行定息制度。陈云在报告中说，定息就是把原来分给资本家的利润，改变为按照固定资产价值付给定额利息。

这个重要会议催动了私营工商业改造从个别合营进入到全行业合营的高潮。

在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洪流之中，北京的私营工商业于1956年1月1日首先提出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申请，到1月10日就实现了所有行业的私营工商业公私合营。到1月底，上海、天津、广州、武汉、重庆、西安、沈阳等大城市以及五十多个中等城市都实现了全市全行业公私合营。

公私合营犹如重载列车飞驰向前，私营业主很少有人敢于到铁轨上阻拦。但据记载，颇有一些人是“白天敲锣打鼓，晚上痛哭流涕”。有人写“祭厂文”，有人写对联：“多年心血，一旦付诸东流；几声锣鼓，断送万贯家财。”

到1956年春天结束的时候，除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之外，全国基本上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

定息制度是私营业主获取利润分成方式的第三个制度性安排。前面已经介绍过，前两个制度安排是“60%利润”（除去缴税及提取10%公积金之后）和“四马分肥”的25%。比较起来，定息制度是给的最少的。

怎样计算定息呢？

在公私合营企业里，先对资方的资产进行清理核算。至于清理核算的方法，国务院曾于1956年2月8日通过《关于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的时候对财产清理估价几项主要问题的规定》，讲得比较细。当时大致做法是，在工人群众监督下，由资方自估、自报、同行评议，再由行业合营委员会（由公方、工人、资方三方面代表组成）最后核定。全国评估的结果，连同1956年以前合营的在内，全国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股额一共是24.1864亿元。

清算出资方在企业中的资产之后，把它作为资方股份，然后根据股份多少，按照适当利率，每年一次付给资方固定的利息，这就是定息。

定息息率的幅度，1956年2月曾规定为1厘至6厘，即1%至6

%。国务院于1956年7月作了新的规定：全国公私合营的定息户，不分工商，不分大小，不分盈余与亏损，不分地区，不分行业，不分老合营新合营，统一规定为年息5厘，即年息5%。个别需要提高息率的，可以超过5厘。如果息率不到5厘，提高到5厘。定息期原定7年，从1956年起到1962年止。1963年又宣布，从1963年起，延长

3年，到1965年止。

在公私合营过程中，对资方人员的安排是本着“量材使用，适当照顾”的原则。

1956年被定为资本家的、拿定息的大约86万人（这一数字来自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的《呼唤理解》一书，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他们大都安排了工作。他们当中的一些代表人物还在国家机关安排了职务，如荣毅仁先后担任上海市副市长、纺织工业部副部长。

在公私合营高潮中，对私营批发商的改造分为三个途径进行。一部分批发商改为国有商业的代批点或经批点，将其变为国有商业的分支机构；一部分吸收到国有商业、合作社商业中录用；还有一些人则安排转业，从事其他行当去了。到1956年，这一改造大体完成。

小商小贩也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组成为改造城乡小商小贩的主要形式。到1956年底，商业及饮食业小商小贩组成合作商店的有80万户，占总户数的32%；组成合作小组的有115万户，占总户数的46%

。基本采取资金入股，集体经营，共负盈亏的方式，为国有商业经销代销。

另一项与群众生活紧密相关的个体手工业者的合作化，在毛泽东极力催促下，进展神速。1956年9月八大召开的时候，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说，全国个体手工业者参加了各种不同形式的生产合作组织。加入工业生产合作社、生产小组或者供销合作社的，已经占个体手工业从业人员总数的90%。个体渔民、个体盐民和运输业中的个体劳动者，现在也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

1956年2月，新华社记者采访了率先公私合营的上海申新纺织印染厂总经理荣毅仁，他的回答刊登在《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四号上。

荣毅仁回忆了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办企业的难处，然后说：“对于我，失去的是我个人一些剥削所得，它比起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投资总额是多么渺小，得到的却是一个人人富裕，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

实际上，荣毅仁早在1954年就向上海市政府率先提出将他的企业公私合营，对上海私营工商业的改造起到很大促进作用，他的“红色资本家”的称呼即由此而来。1956年1月，毛泽东亲自到荣毅仁的申新九厂视察。一下车，毛泽东就亲切地对荣毅仁说：“你不是要我到你厂里来看一看吗？我来了。”就在这一年，荣毅仁把自己的产业帝国无偿交给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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锣鼓喧天 公私合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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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陈毅亲自出面推荐荣毅仁出任上海市副市长。3年之后，荣毅仁出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接着，他担任了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两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直到1993年担任国家副主席。荣毅仁于2005年10月26日去世之后获得高度评价：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卓越的国家领导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共产主义战士。

到1956年，全国各地公私合营结束之时，私营企业在全国已经不复存在，八十几万原私营业主失去了产权，成了定期领取定息的被赎买者。另据一项统计，全国城镇个体劳动者（即今天所说的个体户）由640万人锐减至16万人。这十几万人较多散布在南方，特别是交通不便的边边角角，做一点修鞋修车之类拾遗补缺的小生意糊口。个体经济从此也一蹶不振。

①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52页 。

①《炎黄春秋》，2004年第12期，第48页。

②《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第358—359页。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35页。

②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34页。

③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35页。

① 于光远：《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87页。

② 于光远：《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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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22—3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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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 90—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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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于光远：《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 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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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于光远：《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9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6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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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炎黄春秋》，2004年第12期，第47页。

②《炎黄春秋》，2004年第12期，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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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8 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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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在福建农村视察。（左三为邓子恢）。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2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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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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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直到1996年都在使用的购粮本。这个伴随中国城镇居民近四十余年的小本本成了历史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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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社大刮“共产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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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压倒西风”，是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大学会见中国留学生时所说的话。“东风”指的是社会主义，“西风”指的是资本主义。

在当时，对“东风”即社会主义的认识与理解还有历史的局限，其中有冷战的因素，也有不少“左”的成分。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一九五八年……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从这里来看，“压倒”的过程，有很多教训可以吸取。

1958年，在“大跃进”浪潮催生下，人民公社这一并不符合中国农村实际的畸形儿呱呱坠地。

这导致了国家与私人财产之间的紧张关系到达一个新的极点。

在1957年，私营经济烟消云散，但城乡居民的家庭财产还得以保存。在人民公社运动中，“共产”成风，相当多的城乡居民特别是农民的家庭财产也受到严重侵犯。

令人欣慰的是，人民公社这个畸形儿先天不足，尽管费尽心力维持了25年，但还是无法生存下去，最后进入尘封的历史。

人民公社这个名称哪儿来的？

曾经在公社化运动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陈伯达说，这个“歪点子”是他出的，

“发明权”属于他。但当年他也说，办人民公社，是毛泽东指出的方向。毛泽东本人却从不承认自己是始作俑者。毛泽东说，他无发明之权，只有建议之权，人民公社是群众的创造。

另一个说法是，“公社”这两个字诞生在一列南行火车上。时为1958年4月，刘少奇等人乘火车去广州见毛泽东。刘少奇回忆说，“公社”一词是吹出来的。“在火车上，有我、恩来、定一、邓力群，”他说道，“我们四个人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①

关于发明权的问题，还有考证余地。不过，人民公社起初是由“并大社” 而起，却是事实。

按照邓子恢的观点，1956年的农业合作化就已经“太快了”。可是，让邓子恢更吃惊的事情还在后头。

1957年秋天八届三中全会批评了“右倾保守思想”，反“反冒进”之后，拉开了“大跃进”的序幕。这一年冬天，各地农村按照中央指示，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的运动。一些大型工程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许多地方的农业合作社为了完成任务，自发合并成大社，以便解决上述问题。毛泽东得知，立即指示起草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作为中央文件，于1958年3月30日下发。据胡乔木回忆，2月间，毛泽东和陈伯达谈过一次话，说乡社合一，将来就是共产主义雏形，什么都管，工农商学兵。

到1958年春夏之际，辽宁、河南、河北、江苏、浙江、北京等地完成了并社。原来的农业合作社，平均每一社大约容纳160户农民，新的大社规模与日后人民公社相似，各地又有区别。河南是最激进的地区，大社规模最大，每社约有4000户，辽宁平均为2000户，北京大约1600户。

很多地方的大社规模与原有行政区划重合。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同一行政区有共同的利益，组织起来也方便。结果是，合并之后的大社既有支配生产的权利，又具有行政权力，实际上是在向政社合一转变。

1958年4月，毛泽东在广州对刘少奇、周恩来描画了未来我国乡村的前景。毛泽东说，那时我国的乡村将有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超过。

陈伯达跟得快。1958年春夏之际，他受毛泽东之命筹办中共中央机关刊《红旗》杂志，由他出任总编辑。1958年7月1日，刚创刊的《红旗》杂志第3期发表了陈伯达的《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此文称赞湖北鄂城县旭光农业社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工农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就目前史料所及，这是第一次在媒体上公开使用“人民公社”这一名称。

16日出版的《红旗》第4期又发表陈伯达《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这是他在北京大学的一个演说。陈伯达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商业）、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织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此文实际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号召全党组建人民公社。

当时《红旗》在全党有着极大影响力，各地见到文章闻风而动，以河南动作最快。7月中旬，河南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宣告成立。在此之前，各地新组建的大社有叫集体农庄的，有叫国营农场的，个别的叫共产主义公社，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8月4日，毛泽东来到河北徐水县，那里248个农业合作社合并成为一个大公社。6日，毛泽东来到河南新乡七里营，这里已经挂上了七里营人民公社的招牌。毛泽东看到这个牌子，点点头说：“人民公社的名字好！”

这是毛泽东亲临视察的第一个人民公社。9日，毛泽东到山东，对省委领导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毛泽东视察三省的消息报道之后，人民公社在全国如火如荼冒出地面。

8月17日，北戴河会议召开。会议最急迫也是最大的议题有两项，一是人民公社，二是大炼钢铁。原来，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成立没几天，《红旗》杂志就与河南省有关部门共同拟出一份《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毛泽东在8月

7日得到这份简章，说是“如获至宝”，亲自修改。修改后的《简章》规定：各农业社并为公社后，原农业社一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社员交出全部自留地。私有房基、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也都转归公社公有，只允许留下少数家畜家禽。北戴河会议召开当天，毛泽东就批示：“此件请各同志讨论。似可发各省、县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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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社大刮“共产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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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红旗》全文刊载这份简章，成为全国办公社的样板。北戴河会议诞生了两个重要文件，一个是《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另一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毛泽东对人民公社信心十足，他说：“共产主义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的途径。”

在毛泽东催动下，不少理论家的脑袋也发起高烧，纷纷对人民公社做出

“深刻”解读，说得天花乱坠。后来在“文革”中成为中央文革小组要员的关锋，在《哲学研究》杂志1958年第5期发表文章《略论人民公社的伟大历史意义》。他说人民公社在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中会发挥关键作用。他甚至预言，在这个过渡时期，国家的固有职能将会消失。关锋的朋友、另一位理论家吴传启在1958年10月1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从人民公社看共产主义》一文。他论证说，人民公社将会完成无产阶级专政在过渡时期所要完成的全部社会、政治任务。这些任务包括：消灭城乡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和工农差别，并且废除国家本身。人民公社既是政治组织，也是生产组织，还是生活组织。人民公社是实现共产主义目标的手段，又是将来共产主义社会单位的胚胎。

今天的青年读者不禁会问，毛泽东为什么如此热衷人民公社？

一是毛泽东受空想社会主义影响很深。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就说，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

原来，公社这一名称是从19世纪的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借来的，而空想社会主义者又是从欧洲中世纪搬来这一名称。在中世纪的欧洲，“公社”是指实行自治的城镇。19世纪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把理想社会的基层组织叫做公社。在他们的构想中，公社成员财产公有，取消社会分工，按需领取消费资料。毛泽东青年时代曾深受日本空想社会主义者“新村运动”影响，打算在长沙岳麓山建立具有公社性质的“新村”。他在1919年12月撰写的《学生之工作》一文，详细介绍了建设“新村”的计划。

二是传统文化的影响。上文说过，毛泽东特别喜欢东汉张鲁。1958年12月7

日，毛泽东读《后汉书·张鲁传》，写下批语说：“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毛泽东称赞张鲁的“神道治病”，说这种“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张鲁在他统辖的地区不设官吏，靠“祭酒”来治理，则“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12月10日，毛泽东将《张鲁传》和他的批语印发给在武汉出席八届六中全会的与会者。

①

三是战争年代的生活强化了毛泽东这种思考。在战争中创建的农村根据地，长期在敌人的分割包围之中，每个根据地往往工农商学兵俱全，自给自足，被迫采用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方式。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说：“过去搞军队，没有薪水，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打成一片，成千上万的人调动起来，这种共产主义精神很好。22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呢？为什么要搞工资制？人民公社搞起来，就逼着我们逐步废除薪水制。”毛泽东在会上还说，所有制问题解决之后，资产阶级法权制度还存在，如等级制度，领导与群众的关系。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我们已经相当地破坏了资产阶级法权制度，但还不彻底，要继续搞。不要马上提倡废除工资制度，但是将来要取消。恢复供给制好像是“倒退”，“倒退”就是进步，因为我们进城后后退了，现在要恢复进步。我们要把6亿人民带成共产主义作风。人民公社大协作，自带工具、粮食，工人敲锣打鼓，不要计件工资，这些都是共产主义的萌芽，是对资产阶级法权的破坏。希望大家对这些吹一下，把实际生活中的共产主义道德因素增长的情况吹一下。

另外，战争年代群众运动的成功经验也使毛泽东认为，发展生产力和科技创新，都可以搞群众运动。过去运动中的某些做法如统一调配劳力，无偿调拨生产生活资料，没收地主财产“共产”等等，也可以搬到公社化运动中来。

人民公社强劲的“共产风”，与毛泽东上述思路有密切关系。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二十七部分写道：1958年10月，山东寿张县委作出两年内基本建成一个像样的共产主义的规划，山东范县（今属河南省）县委制定了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规划。11月6日，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见到范县的规划，格外惊喜，当即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

②

薄一波说，这种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指示在农村中引起极度混乱，从发生在湖北省当阳县跑马乡的一件事可见一斑。

1958年10月中旬的一天，跑马乡党委书记在大会上宣布：11月7日，将是社会主义结束之日和共产主义开始之时。这比范县可要快了许多，范县要3

年，而跑马乡却不用1个月。这位书记在会上大讲一通共产的美景和共产的好处：所有家庭统统消灭私有财产，不分你的我的，拉平贫富，一切东西都可以共享。

会议开完，大家就上街直奔商店，拿空了商店的东西之后，就去拿别人家的东西。你的鸡，我可以抓来吃；这个队种的菜，别的队可以随便跑来挖走。小孩子也不分你的我的了。

当时，农村普遍建立了公共食堂，实行免费吃饭。报纸都说这是把妇女从锅台上解放出来的好办法。《人民日报》说，河南办了32万个公共食堂，解放了600 万个妇女。

还有的公社实行“各取所需”，吃、穿、住、教、医、红白喜事、理发娱乐等等一概免费。当时舆论一致认定，这就是“共产主义的萌芽”。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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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社大刮“共产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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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提出“吃饭不要钱”。柯庆施说这话的时候，公社化的浪潮正从农村滚滚冲向城市。据河南省办公厅1958年10月1日的一个报告说，全省9个省辖市共建立人民公社482个。其中以街道为主的63个，以厂矿为主的

218个，以大专院校为主的118个，以机关团体为主的42个，以郊区农民为主的

41个，参加公社的人数占9个城市总人口的97%。一度颇有名气的北京市二龙路人民公社和哈尔滨市香坊人民公社都是1958年成立的。中共中央在1958年10

月发出指示说，农村要尽可能举办公共食堂。到1958年底，全国农村公共食堂已经发展到391万个。毛泽东视察了安徽一个公社食堂之后兴高采烈地说，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也可以不要钱了。1959年元旦，上海各报以《300万人欢呼吃饭不要钱》的大字标题，宣布上海市郊县农民自即日起全部实行吃饭供给制。

1958年10月底，有4亿农民在公共食堂吃饭，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的73

%。“干不干，都吃饭；干不干，都吃一样的饭。”“工多不喜，工少不急，两餐稀饭，你吃我吃。”显然，这种平均主义严重地挫伤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

凌志军在《历史不再徘徊》一书中介绍了当时一个农民给他海外的亲戚的信。信中写道：“所有的房屋和所有的家具都成了政府的财产，公社可以为所欲为，个人没有任何权利。”另一个人则告诉他远房的亲人，他正在想办法变卖他家的财产以躲避公社征用：“你知道吗？缝纫机必须归人民公社用，我已经同五叔爷、三妹和其他家人商量，最后我们决定尽快地把缝纫机卖掉，但缝纫机的价格太便宜了，因为卖缝纫机的人太多了。”个人存在银行里的钱大都被征用去做“投资”。据一个乡下人的解释：“把钱交给政府就是‘投资’的含义。”甚至连亲友寄来的钱也常常不能如数拿到。一个农民告诉他的海外亲戚：“寄来的钱，只有一小部分给了我们自己，其余全部拿去做公共基金。”这种情况引起海外华侨愤怒，以至于政府高级领导人也不能不表示关注。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于是保证，所有银行存款和华侨汇款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到1958年底，全国农村共建立人民公社26576个。每个公社都是合作社的简单合并，一个人民公社的规模大致相当于原来的28个合作社，每个公社平均有4797

个农户。公社成立之日，社内原有的合作社和农民的全部财产即归公社所有。比如，河南嵖岈山公社制定了建设“牛场”、“万猪场”和“万鸡山”的计划。指令下属各村庄必须抽调若干人，自带砖瓦木材，在指定地点建起305间畜舍，然后从农民家中牵走192头牛、89头猪和2700多只鸡充入其中。诸如此类的“建设过程”，被当时报纸称为“白手起家”。农民家中的房屋桌椅、刀碗锅筷、鸡鸭猪狗，都是

“共产”对象。薄一波回忆当时情况时说：“见钱就要，见物就调，见屋就拆，见粮就挑。”

当时，社员家里的一点财产还遭到这样的命运，还谈什么私营经济呢？统计数字表明，此时中国的私营企业数字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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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中张春桥的一篇奇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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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和评论“大跃进”运动的著作，可说是汗牛充栋，我们不再详细论列。这里只是从“大跃进”与私有财产关系的角度作一些讨论。

众所周知，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的供给制与私人财富增长是完全对立的两码事。在中国，供给制的调门儿高了，私人财富、私营经济就没有发展余地，甚至无法藏身。斯大林在《列宁主义问题》一文中说，理想的农村组织，不仅要把生产资料公有化，而且要把每个社员的生活也公有化。这正是毛泽东在中国推行供给制的目标。

在整个“大跃进”运动中，制度变革的峰值，就是供给制的复苏与实践。当时，从上到下都有很大的一股力量推动供给制出台，1958年的“吃饭不要钱” 就是例证。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到一篇奇特的重要文章，这篇文章先由上海《解放》杂志发表，受到毛泽东欣赏后，由《人民日报》转载，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后又在“文革”中再起余波。

文章题目是《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作者是张春桥。

2005年5月11日，《人民日报》第4版最下方发表了一则题为《张春桥病亡》的简短消息：“新华社5月10日电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张春桥因患癌症，于2005年4月21日病亡。张春桥，88岁，于1981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83年1月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7年12月减为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1998年1月保外就医。”

历史的沧桑令人慨叹。

张春桥，山东巨野人，生于1917年。15岁起在报刊发表文章，1938年到延安。抗日战争期间任《晋察冀日报》副总编辑，解放战争期间任石家庄日报社社长。新中国成立之后曾任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上海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1958年，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上海市委政研室主任。当时，张春桥实际上是深受毛泽东信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政治秘书。张春桥有句座右铭：凡事左三分。

在1958年“大跃进”的风潮中，张春桥听柯庆施说，毛泽东对战争年代的供给制非常欣赏，对工资制则非常反感，并准备取消工资制，恢复供给制。张春桥摸准了领袖的脉搏，费尽心思几易其稿，写了一篇当时谁也想不到的文章——《破除资产阶级法权》。

此文于1958年9月15日在中共上海市委的理论刊物《解放》第6期发表—— 正是“大跃进”共产风严重泛滥之时。

由于柯庆施曾吩咐《解放》杂志每期都直接寄送毛泽东，所以毛泽东很快看到这篇文章。

毛泽东看了文章之后大喜过望，但又觉得有些提法稍嫌偏颇。他注意到了作者的名字——张春桥。

毛泽东令《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张文。

《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对张文有些不同意见，写信给毛泽东，请考虑加一个编者按，说得灵活一些。

毛泽东于1958年10月11日复信吴冷西：

冷西同志：

信收到。既然有那么多意见，发表时，序言（按：指编者按）应略为改一点文字，如下：

人民日报编者按：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现在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通俗易懂，很好读。

请你看后，加以斟酌。如有不妥，告我再改。再则，请你拿此给陈伯达同志一阅，问他意见如何；并将你们讨论的详情给他谈一下。

毛泽东①

毛泽东写的编者按连同张春桥的文章《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在1958年10 月13日《人民日报》以显要位置发表。

下面是这篇文章的要点:

凡是略为知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的人，都会知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内部，从工农红军到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从井冈山根据地到后来的解放区，在那里，从来就是以军民平等、官兵平等、上下平等作为处理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根本原则的。这个原则，是在最早的革命根据地井冈山，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创立起来的。

在全国解放后，这种以“供给制”为特点的一套军事共产主义生活，还是很吃香的。提到“供给制”，如同说到老革命，说到艰苦奋斗等等一样，人民认为是光荣的。一些革命青年刚刚参加工作，也希望是“供给制”，表示自己像老同志一样，是真心实意地来革命的。原来过惯了供给制生活的同志，也并不羡慕什么薪金制，人们喜爱这种表现一种平等的相互关系的生活制度。但是，没有多久，这种生活制度受到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攻击。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核心是等级制度。在坚持这种思想的人们看来，供给制的一套，实在毫无可取。他们轻蔑地说它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种议论来自资产阶级，本不足怪。可是，不久，在我们党的干部中，有不少人接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在他们中间，谈论供给制的缺点的议论渐渐地多起来了，谈论薪金制的优点的议论渐渐占了上风。到后来，供给制几乎成了一个坏名称。有人工作不积极，“干不干，二斤半！”这要记在供给制的账上。有人用了公家一个信封，“公私不分，供给制作风！”又记在供给制的账上。工厂、商店没有经营好，赔了钱，“供给制思想！”又是记在供给制的账上。总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保证中国革命胜利的供给制，被某些人攻击得好像犯了大罪，非判处死刑不可。

人们攻击供给制的最根本的理由，就是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他们的理论根据就是经济学家们所强调的“物质利益原则”。据说，由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保存着不少旧的分工的残余，即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工人劳动同农民劳动之间、熟练劳动同简单劳动之间的差别，因此，“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劳动结果和生产发展的原则”就被说得神乎其神。什么“等级工资制”、“计件工资制”可以刺激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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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中张春桥的一篇奇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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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己的劳动成果表现最大的关心”呀，可以刺激“社会主义竞赛的发展，因为劳动生产率高，工资也高”呀，这种制度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杠杆”呀，道理多极了。不过，说穿了，说得通俗一些，还是那句老话：“钱能通神。”只要用高工资“刺激”，就像花钱买糖果一样，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能够立刻买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