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企业利润分配方面，《条例》还没有提出定息的办法。在第四章“盈余分配” .2

　　在企业利润分配方面，《条例》还没有提出定息的办法。在第四章“盈余分配” .2

经过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了对“供给制”，对“农村作风”、“游击习气”的攻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为了保护不平等的资产阶级的法权，为了打击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而对正确处理劳动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共产主义原则的攻击。一切剥削阶级、压迫阶级都是保护严格的等级制度的。攻击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的人们，实际上就是要用资产阶级等级制度的礼、法来代替无产阶级的平等关系。他们说这样可以刺激生产积极性。是不是真是这样呢？推行他们这一套的结果，在我们党的干部中，原来生活水平相差不多的状况改变了，有些早已对艰苦朴素的生活忍耐不住的人，迅速地学会了绅士派头、高等华人派头、赵大爹（按：指鲁迅《阿Q

正传》中的赵大爷）派头来了。有的干部见面不称什么什么“长”，就不舒服起来了，这确实起了刺激作用。但是，并不是刺激了生产积极性，而是刺激了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积极性，刺激了铺张浪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刺激了脱离群众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有些最不坚定的分子就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贪污腐化分子。

因为党的传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在我们党的干部和人民群众中扎下根的，它虽然遭受到某种破坏，但恢复起来并不太困难。现在，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经过伟大的整风运动，又把它恢复过来。既然大跃进的形势迫切地要求我们在调整相互关系方面跃进、再跃进，一切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同志们，一定能够站在运动的前头，把我们党的这种光荣传统，在新的条件下，彻底恢复和发扬起来，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同群众建立起平等的相互关系，上下左右完全打成一片，大家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工作，一致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这难道能有什么怀疑吗？

怎样看待张春桥的上述观点呢？

事实上，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批评拉萨尔主张的“公平分配论”和“平等权利论”的空话。马克思指出，在社会主义阶段中，按劳分配也是一种“资产阶级权利”。因为这种权利对不同的劳动者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但是，这种弊病在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因此，张春桥的这些观点，正如胡绳在《红旗》杂志1983年第6期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一文中所说的：不是马克思的观点，而恰恰是回到了拉萨尔的空想。

张春桥说资产阶级法权“核心是等级制度”，也是片面的浅薄的议论。资产阶级法权的核心是什么呢？是私有财产体系。

当时就有人批评张春桥的观点。1958年第7期《哲学研究》杂志发表了撒仁兴的《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观念》一文。文章说，张春桥的文章“缺乏理论分析，说服力不够，而且有片面性，有许多重要的问题没有说明白”。文章质疑道：“按照作者的论述，似乎他主张目前要立即完全取消资产阶级式的法权，并不承认（至少是没有明确承认）在社会主义阶段，存在资产阶级式的法权是不可避免的。”“作者似乎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资制度说成是等级制度，如果是这样，我们认为是完全错误的。”

学者丛进在《曲折发展的岁月》一书中指出：“毛泽东提出张春桥论述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论点，是当时‘左’倾思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毛泽东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当时，它对‘大跃进’和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起了加剧的作用。在后来，成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搞‘反修防修’，以造就一个‘纯粹’和‘公平’、‘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理论支柱。”

张春桥的文章进一步压制了私有财产的空间，这是毫无疑义的。

就在张春桥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之后第6天，毛泽东在文件批示中第一次提到张春桥的名字。10月19日，毛泽东委派陈伯达和张春桥乘专机飞往郑州，前去卫星公社调查。

毛泽东给陈伯达的信全文如下：

伯达同志：

想了一下，你和张春桥同志似以早三天去河南卫星公社进行调查工作为适宜，不必听廿一日刘子厚同志的报告。集中精力在卫星公社调查七至十天，为杭州会议准备意见，很有必要。可带李友九去帮忙。如同意，请告叶子龙同志，为你们调一架专机即飞郑州。

毛泽东

十月十九日上午七时①

陈伯达曾号称“中共第一支笔”，是老资格理论家，资历比张春桥深得多。在毛泽东的批示中，把张春桥与陈伯达并列，而在张文发表之前，毛泽东并不认识张春桥。张春桥因为一篇文章得到毛泽东如此看重，是少见的。

张春桥的行情陡然看涨。毛泽东批示之后，张春桥立即晋升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

且看张春桥文章在上海产生了怎样的效应。

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宣布降低稿酬标准50%，工人计件工资和超额完成任务的奖金全部取消。1959年春节前，全市职工平均每人发放10元—15元“跃进奖”，全体干部和机关事业单位一律不发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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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中张春桥的一篇奇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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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诸多类似措施，只能是破坏生产力发展。到1959年初，上海的鱼肉供应已经非常紧张。市委内部发出通知，要求机关少吃或不吃鱼肉，党员干部不买短缺的副食品。到了4月，情况更加严重。上海市政府通知，各邮局禁止向外地邮寄食品和糖果，并禁止外地人在上海大量购买食品、糖果。上海的饭馆规定，客人只能在铺子里吃，不许外带。上海市民的猪肉定量从每月12两降至

6两（当时实行16两等于1斤的传统度量衡制），鱼开始凭票供应。

“大跃进”运动的标志性事件，是全民大炼钢铁，为1070万吨钢而奋斗。此事起因是赶超英国。1958年6月19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中央一些负责人谈话，提出钢产量在去年535万吨基础上翻一番。这样，1958年钢产量确定为

1070万吨。22日，毛泽东对报告作了批示：“超过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在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①

年产1070万吨的任务在1958年6月下旬布置下去，然而7月份只产了70万吨钢。1月到7月，累计产钢380万吨，与计划相比还差700万吨。8月，《人民日报》接连发表社论《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产量翻一番的伟大任务》、《全力保证钢铁生产》，要求其他部门一律“停车让路”，让钢铁元帅升帐。

一声令下，全国城乡成千上万的群众不分男女老幼，一齐上阵大炼钢铁。

上海市的工厂、医院、商店、机关、学校、银行，处处垒小土炉，总计在市内垒起了6700座炼钢炉。几十万人上阵，日以继夜，风风火火，人人炼钢。原料从哪儿来？动员各家各户把自家的铁制家具、器皿无偿贡献出来。大批住户的铁门、铁窗甚至避雷针都拆掉了，用来炼钢。在北京，连宋庆龄副委员长也让人把院子里的花草砍去，砌起一座炼铁炉。

农村炼钢更加邪火。8月份有几百万人参加，9月份5000万人卷进来，到年底近1亿人投入。这支毫无训练的农民炼钢大军，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在全国农村用砖石搭建了几百万座小土炉。湖北省一位名叫陈祖江的农民，创造了从砌炉子到出铁的最小消耗：只要10小时时间、8块砖、90块土坯和两块耐火砖即可。矿石和煤炭怎么解决呢？不少地方组成“收铁队”和“伐木队”。“收铁队”走村串户，让农民们献出家里的铁器——铁门铁锅铁杵铁壶铁勺铁皮铁自来水笔，纷纷扔进小土炉子。“伐木队”则专门砍树，用做燃料，很快就把村庄的树木砍光烧光。

到1958年底，各报刊兴高采烈地宣布完成了1070万吨的任务。但是，凌志军在《历史不再徘徊》一书中说，一位英国旅游者对此提出了疑问。这位旅游者在云南一个村庄亲眼看到了炼钢的场面，他说：“在我看来，从炉底掏出的成品看上去与炉顶倒进去的原料完全一个样子，没有变化。”此说或许有些夸张，但几个月之后检验，1070万吨钢合格的只有800万吨，其余都是废品。

在大炼钢铁的过程中，相当一部分老百姓家里的私有财产，又被“共产”了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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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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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和张闻天为农民个体所有制辩护

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除朱德、张闻天等偶有涉及外，其他人很少谈到私人财产权，更不要说私营经济了。但这本书仍然要述及庐山会议，因为这次会议酿成的悲剧，对中国私人财富增长造成的负面影响十分深远。

众所周知，1958年“左”倾思想肆虐，危害严重。庐山会议本应反“左”，却转而反了右，结果造成更大灾难。庐山会议之后，一些地方继续刮共产风，并展开了对包产到户的批判，就是例证。

其实，到1958年底为止，“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出的大乱子，党内外都觉察到了，并且提出很多意见，毛泽东也有所反思。于是，从1958年11月到

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为止，共8个月时间，先后召开了一系列会议，采取一些措施纠正“左”的过火做法。

但是，就这些会议的主要精神来看，采取纠正措施，还是为了更好地“继续大跃进”。公共食堂和部分供给制等“左”的做法仍然在坚持，期望以

“最高速度”争取早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方针仍然有效。纠正来纠正去，都未能从根本上触动“左”的指导思想。

在这种氛围下，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1959年7月2日在庐山召开，史称庐山会议。原定会议结合形势讨论19个问题，总结教训，调整指标，继续纠 “左”。

会议分成6个组，名曰“神仙会”，即无拘无束，像神仙聚会一样，轻松漫谈。

6日，朱德在中南组发言说，供给制就是共产，农民就如此愿意共产？公共食堂办不好，全垮了也不见得是坏事。农民立家立业重要，对农民私有制要看重些。

3日到10日，彭德怀在西北组连续7次发言。彭德怀说：近来政治上经济上取得一连串胜利，党的威信高了，得意忘形。“1070”是毛主席决定的，难道毛主席没有责任？上海会议毛主席作了自我批评，说他自己脑子也热了一下。北戴河会议之后，搞了个“左”的东西，全民办钢铁这个口号究竟对不对？错误的东西一定要反对，北戴河会议不批判“吃饭不要钱”，结果普遍推广开了。“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毛主席与党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现在是不管党委集体领导的决定，而是个人决定。

彭德怀直接点名批评毛泽东，其直言敢谏的风骨，由此可见一斑。

10日，毛泽东根据会议情况召集组长谈话，安排会议到15日结束。毛泽东在谈话中要求大家对形势要有全面认识，成绩与缺点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不能说得不偿失。毛泽东还批评党内有右倾保守思想。毛泽东的谈话传达之后，彭德怀感到会议又沉闷了，“左”的东西压力还是很大，因而“非常忧虑”。他看到会议即将结束，觉得如果不能真正揭示问题的严重性，势必还要影响今后发展。他联想起近来的眼见耳闻，给毛泽东写一封信的念头在心里酝酿起来。当然，他万万没想到这封“万言书”将会引起轩然大波。

彭德怀在1958年12月曾经到湖南湘潭了解情况。先到家乡乌石，再到韶山，后又到平江、株洲。一路上发现粮食数字弄虚作假非常严重，他感叹道：“这样的假造数字，真是令人可怕！”乡亲们希望彭老总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平江一位老红军寄给他一首诗：“谷撒地，禾叶枯，青壮拣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鼓咙胡”系引用古代方言，即私下里小声讲讲。

与此同时，一些党的干部秉公直言批评1958年蛮干胡来。一机部部长赵尔陆、国家计委副主任贾拓夫、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厅李云仲等，或给中央和毛泽东写信、写报告，或在会议上讲话，勇敢地揭露和批评共产风、高指标的危害。还有人指出，在1958年，“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成为主流。

党内外的焦虑与忧愁，深深地撞击着彭德怀。

彭德怀思虑再三，于13日连夜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14日将信送给毛泽东。

这封信分甲乙两部分。甲：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甲部说：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大炼钢铁有失有得；公社化具有伟大意义，其中的问题，经过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彭的结论是：成绩确实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认真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乙部说：过去一段建设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已经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而是具有政治性的。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不正确。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另外，在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问题。主要是，第一，浮夸风普遍滋长，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片面性，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第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把党长期以来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彭德怀认为，纠正这些“左”的倾向，比反掉右的保守思想还要困难。

这封信是中肯的。今天看来，它的不足之处，恰恰还是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但是，信中指出问题是具有政治性的，毛泽东不能接受。再有，这封信谈到指导思想有“左”的错误，也为毛泽东反感。第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的提法比较刺激，几乎等于说1958年的问题与历史上三次“左”倾错误相同，因而惹得毛泽东大怒。

16日，毛泽东把彭德怀的信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这个非同寻常的标题，印发与会者，请大家讨论，会议因讨论彭德怀的信而延长，并且急转直下，一场风暴起于青萍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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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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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在小组会上，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发言说，人民公社制度是优越的，但我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去年搞公社好还是不搞公社好？我想搞也好，不搞也可以。从长远说搞了好，从短期说不搞更主动些。黄克诚还说，有缺点不可怕，可怕的是有缺点不讲。

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发言说，总的来说得大于失。但从具体情况来讲，得多于失，得失相等，失多于得，都是有的。比如湖南去年建了5万个土炉，有两万个根本没有生过火。这就只有失，无所得。周小舟还说，这次会议把缺点讲透很有必要。

一贯敢于直抒己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在21

日的小组会上做了3小时长篇发言。在他发言之前，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预感到将有一场风暴，曾打电话给张闻天，劝他少说话。但张闻天没有听胡的劝告，还是在小组会上坦陈己见。

关于私人财产问题，张闻天说，不能否定个人利益，要保护个人所有制，建议取消吃饭不要钱。他还说，彭德怀的信本意是好的。前一段时间，由于指标过高，求成过急，造成比例失调，损失很大。虚报浮夸、强迫命令，使党在人民中、在国内外失掉了信用，还造成不好的风气，不允许讲话，不允许怀疑。张闻天说，有一个时期，把主观能动性强调到荒谬的程度，结果欲速则不达。不算经济账，只算政治账，是不行的。他说，要造成一种空气和环境，使下面的人敢于发表不同意见。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怕的是人家不敢提不同意见。张闻天在发言中赞成彭德怀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提法，他还支持在会议上把缺点讲透。

这三个人的发言，被指支持彭德怀。

23日上午，毛泽东召集全体会议并作长篇讲话，指责彭德怀。毛泽东说现在党内外夹攻我们，有党外的右派，也有党内那么一批人，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掉下来。对办公社的热情不能全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如此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我劝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紧要的关头，不要动摇，有一部分同志在历史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决的。另外，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要注意。这些同志重复了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错误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30公里，接近30公里了。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现在他们这种论调，右派一定欢迎，不欢迎才怪。

此刻的毛泽东，认为党内外的意见是一股右倾思潮，同国际上赫鲁晓夫掀起的反华浪潮相呼应。不打败这股“反党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就站不住脚。因此他断然放弃了纠“左”，转而去反击他认为已经成为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基于这种错误判断，29日，毛泽东决定8月2日在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彻底解决彭德怀的问题。

7月31日到8月1日，先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回顾历史，说在过去的31年中，同彭德怀的关系是合作与不合作三七开。还说彭德怀的信是反中央的，彭德怀历来有野心，想用自己的面目改造党。朱德在发言中温和批评彭德怀，被毛泽东当场以“隔靴搔痒”四个字加以讽刺，朱德立即闭嘴。受毛泽东之命临时赶来开会的林彪声色俱厉地说，彭德怀是招兵买马，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并说，中国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不要打这个主意。最后，彭德怀表示三条：不当反革命，不自杀，可以作田。

8月2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讲话中动员全党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3日起，会议分三个大组，分别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批判斗争。周小舟在私下说过的“毛泽东像斯大林晚年”的问题被揭露出来，更是火上浇油。

13日至15日，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在大会上检讨，承认组织

“军事俱乐部”，反对总路线、反对党、反对毛泽东。会议批判进一步升级，逼迫彭德怀承认自己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

16日，毛泽东再次在大会上讲话，要求大家对彭德怀等人做工作，采取帮助态度。在这一天，毛泽东写了《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一文，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①

同一天，会议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文件之后闭幕。

17日，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决定林彪接替彭德怀，担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国防部长。

庐山会议之后，全国开展了为期半年的“反右倾”运动。

据1962年进行甄别平反时统计，几年中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党员干部，有365万人之多。这一数字远远超过了1957年划为右派分子（约55万人）的人数。

亲历庐山会议并遭受严重迫害的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一书中说，庐山会议的严重恶果，首先表现为阶级斗争理论的升级。在八大之后不久，毛泽东就远离八大路线，把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夸大到不应有的地步。到了庐山会议，毛泽东又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处理党内不同意见和党内矛盾，情况更为严重。这一理论不断升级的结果，最终出现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李锐认为，在这样一种理论指引下，庐山会议——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是当代历史合乎逻辑的发展。

同时，庐山会议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的错误的进程，使“左”倾错误继续发展，从而造成了国民经济巨大的挫折和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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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产到户三度悲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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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的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和瞎指挥造成的恶果，从1959年开始逐渐显现出来。

在1959年—1961年，农业危机导致的死亡人数急剧增加。

普遍的饥饿和营养不良，导致各种疾病在乡下蔓延。凌志军在《历史不再徘徊》一书中说，在一个叫做“武店”的公社，发现有1034人浮肿，929人子宫下垂，3047人闭经，1016人干瘦，视为“四病”。

在生存重压之下，一些地区的干部和农民走投无路，被迫行使“免除饥饿的自由”。1959年7月到9月，包产到户再度静悄悄地蔓延开来。

何谓“再度”？原来，1956年，在农业合作化高潮中，浙江省永嘉县农民就实行过一阵包产到户。这个县24岁的农业书记李云河发现农民对合作化抵制得很厉害，普遍窝工怠工。于是，他在县委支持下，采用包产到户方法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收效极佳，结果包产到户之火烧过县界燃向整个温州地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首次试行包产到户。不幸的是，这次试验被诬为“原则性路线性错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抱着狐狸精当美女”、“射向社会主义的一支毒箭”，半途夭折。李云河也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劳动改造。

1959年夏季，迫于求生，又有人再度出头。新的带头人是河南新乡地委第一书记，叫耿起昌。1958年的乱折腾把耿书记烦透了。他认为，集体生产和集体生活方式对农民卡得太死，剥夺了农民自由，农民没有积极性。他说，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把农民的劳动力拿过来了，不能自由劳动了；公社化以后，把生活吃饭也拿过来了，这一切都不对。因此，他在1959年5月提出：包工到户，定产到田，个人负责，超产奖励。他要求把50户以上的生产队分开，重新丈量土地，立界碑，按户包给家长，在家长指导下干活。他还说：“长期固定下来，今年、明年、几年不变。”新乡地区60%的生产队重新丈量土地，出现了“父子田”、“夫妻田”、“姐妹田”，回到了一家一户。

洛阳也壮起了胆子。地委第二书记王慧智推行了“包工包产到户，以产定工，产工一致，全奖全罚，3年不变”的办法。全地区有800个生产组实行包产到户，

100多个公共食堂散伙。

1956年—1957年的包产到户，是对农业合作化的不满；而1959年的包产到户明显是抵制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1959年包产到户的人们借用了时代口号，以求减少迫害。比如河南一些地方包产到户的实施者说：

“包产包工到户，符合多快好省原则。”“多快好省”是1958年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口号。总路线全文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不止河南，江苏一些地方也把农活全部包产到户，叫“定田到户，超产奖励”。社员干脆说：“土地分到户，耕牛回老家。”

在湖南，农民们说：“人民公社不如高级社，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农民们埋怨说：“共产党为什么管得这样宽？你只管收购就是了，生产生活随我搞。”

甘肃武都县隆兴公社红石生产队搞包产到户，把土地、车马、农具按劳动力固定到户，有的队取消了集体劳动。

为什么河南等一些地方领导人胆量这么大呢？

也有原因——中央在1958年底到1959年夏季的若干次会议上退让了，把人民公社所有制退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三级即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退到生产队为基础，实质是退到原来的初级农业社为基础。这样，人民公社保持了一个架子，可伸可缩。中央还决定可以实行“生产小队部分所有制”，即更小规模的生产单位向生产队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的一部分，上缴一定比例给生产队，其余作为奖励归小队支配。

一些官员正是看到了这个风向，才敢于试验。不过，他们比中央退得更彻底，干脆退到了家庭。反正大家都是退，多退一步也没什么了不起。

这些官员万万没想到的是，庐山会议突然从纠“左”转到反右，风向大变。

庐山会议之后，各地寻找典型，雷霆万 钧大反“右倾机会主义”，包产到户这一帮人当然就被网住。

1959年8月22日，庐山会议刚刚结束，中共江苏省委就发出通知，说包产到户是从集体退到单干，“都是右倾思想的表现”。中共中央批转这个文件时说：把全部或者大部农活包工到户或者包产到户的做法，实际上是在农村中反对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

10月12日，中共中央批转河南省委的报告时指出：包产到户“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企图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实际上是反党反人民的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

10月15日，中共中央批转农业部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时说，今年5、6、7月间，农村出现的“右倾的邪气、歪风”，“实际上是猖狂地反对社会主义的逆流”。

于是，到1959年末，各地包产到户均被强行取消，中国农村第二次包产到户的试验夭折。

但是，1961年春，包产到户第三度卷土重来，这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最艰难的时刻。中国农民求生本能再次冲破了重重警戒线。而此时，毛泽东已经退居

“二线”，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他离开北京，前往广东，把扭转困难局面的任务交给了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应该说，包产到户能够第三度崛起，与这几位领导人主持大局密切相关。

这一次起点是安徽。安徽有一个叫徐桥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结果是从这里嫁出去的姑娘全都跑了回来，唯一原因是要回娘家吃一顿饱饭。

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经过深入调研，觉得只有搞承包责任田才能渡过难关。他亲自起草了《定户到田、责任到人问题》的文件，在1961年3月当面向毛泽东汇报，请求同意包产到户，解决饥饿问题。毛泽东勉强点头：“可以在小范围试验。”

到1962年春夏之交，安徽每10户农民中就有8户参加包产到户。甘肃、浙江、四川的一些地方，10户有7户。广西龙胜、福建连城和贵州，10户有4户。广东、湖南、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亦大略如是。就全国而论，包产到户者已占农民总数的20%，即大约1亿人。

1962年堪称是包产到户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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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产到户三度悲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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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探索，得到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支持，此事的发展与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有关。毛泽东历来喜欢田家英，这是中央领导人都知道的。

1962年春，毛泽东派田家英去湖南乡下调查。田家英起初对包产到户是有看法的，但是，一向尊重实际的田家英，下来看到农村的破败和农民对包产到户的急迫呼吁，就站到了包产到户一边。调查结束之后，他向刘少奇汇报，刘少奇说：要使包产到户合法起来。向陈云汇报，陈云称赞田家英“观点鲜明”。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明确表示：赞成。李富春在6月也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支持包产到户，说安徽实行包产到户之后，没有浮肿和逃荒要饭的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比过去高了。一贯体谅农民的邓子恢自然不落人后，他在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主张给农民多一些“小自由、小私有”。

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邓小平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提出了著名的“猫论”。

7月7日，他在共青团一次会议上讲话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

接着，邓小平引用了老搭档刘伯承的一句话说：“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现在看来，不论工业还是农业，非退一步不能前进。你不承认这个退？农业不是在退？公社不是在退？”①

这些话显然支持包产到户。“文革”结束之后，安徽凤阳县小岗村起来包产到户，得到邓小平鼎力支持，看来渊源很深。

大约7月10日，毛泽东从邯郸回京，应陈云之约，与陈云夜谈。陈云当面向毛泽东提出，在农村，个体经营与合作经济在相当长的时期还要并存，现在应当发挥个体生产的积极性，以克服困难。毛泽东当面没有表态。第二天传出，毛泽东生气地说，分田单干是瓦解集体经济，是修正主义。

到7月中旬之后，刘少奇也开始批评包产到户，说包产到户不利于集体经济发展。这是他了解到毛泽东愤怒之后的被迫转圜。事实上，刘少奇在半年前七千人大会上就讲话说彭德怀指出的一些事实符合实际，建议解放彭德怀，从而引起毛泽东不满。刘少奇明白，必须加倍小心。后来在“文革”中，刘少奇被置于死地的理由之一，就是说他支持“三自一包”。

毛泽东冷冷观察一段时间，实在忍不住了。

8月5日到8月下旬，在北戴河到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激烈地声讨包产到户。他说，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娶小老婆的。”

毛泽东问道，是到社会主义，还是到资本主义？农村合作化还要不要？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单干从何而来？

毛泽东认为来自党内。他说，党内有些人变坏了，贪污腐化，讨小老婆，搞单干，招牌还是共产党，而且是支部书记。这些人很明显，把群众当奴隶。有些同志马克思主义化了，化的程度不一样，有的化得不够。我们党内有相当多的同志，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准备。

毛泽东说：“思想混乱，丧失前途，丧失信心，只讲黑暗，不讲光明，已经有两年了。”

三天之后，毛泽东怒火冲天地对中央主要负责人说：“你压了我几年了嘛！你们讲黑暗讲了几年了嘛！越讲越没有前途了。说集体化没有优越性，这不是压我？”

毛泽东批了邓子恢，也批了田家英，还隐含着批了刘少奇。随后，撤销了邓子恢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职务。

据薄一波后来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回忆说，自毛泽东发火之后，政治局成了“一边倒”，所有的人都变成了包产到户的坚决反对者。

在紧接着于9月24到27日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批判了党内的所谓“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做出了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扩大化论断，指出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时刻存在。这一切，标志着“左”的错误思想有了更严重的发展，一场更大的风暴在酝酿中。

全会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六十条）。

包产到户第三度偃旗息鼓，农村经济继续陷入凋敝的困境。这样一种悲情，还要持续多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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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私营经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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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私营经济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1963年，浓重的乌云笼罩在中国和苏联上空。

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已经长期失和，在许多问题上各持己见，裂痕渐深。但是，为了顾全国际共运大局，这些争论一般在内部进行。即使在报刊上公开发表文章，中共也只是表明自己的观点而已，既没有指名批评苏共，也没有指名批评当时的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

到1963年，情况发生了变化。7月14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了《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这封公开信长达33000多字。前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十年论战》一书中说：“在这封公开信中，苏共中央全面地系统地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共领导人指名道姓进行恶毒的攻击，这样才使公开论战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苏共这样的系统攻击，而且采取公开信的形式，是过去论战中未曾有过的第一遭。”

中苏两党公开决裂了。

中共中央决定应战，公开发表文章批驳苏共的观点。从1963年9月6日到

1964年7月14日，一共发表了9篇长文，从各个角度评论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猛烈还击。这9篇文章，都是由专门的写作班子负责起草（主要人物有吴冷西、乔冠华、姚溱、范若愚、王力等），吴冷西在《十年论战》中回忆说：“我们每个人还带了一两个助手，帮助起草工作。大家分工包一个或两个题目，分先后次序起草。另外还请中宣部、中联部分担几个题目。大家平行作业，哪个稿子搞好了就送中央审查。”写好的稿子送给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修改，最终由毛泽东定稿，然后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公开发表，时称“九评”。

这9篇文章观点鲜明，在中苏两国和全世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凡是从20世纪60年代生活过来的中国人都知道大名鼎鼎的“九评”。

当然，9篇文章某些提法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左”的印记，有它的局限性。其中，与本书关系比较密切的是“三评”，即《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这篇文章于1963年9月26日发表。

关于南斯拉夫，这里简略介绍几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铁托领导南斯拉夫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1948年，南斯拉夫与苏联争执公开化，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把南斯拉夫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和社会主义阵营，两国断绝外交关系和经济往来。之后，南斯拉夫努力进行探索与改革，生产资料由国家所有制转为社会所有制，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允许私人经济发展，并积极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改善关系。这些做法，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引起很大争议。斯大林于1953年去世之后，苏联领导人逐步与南斯拉夫改善关系，恢复邦交，领导人也实现了互访。自1956

年起，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开始承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1955年，中国与南斯拉夫建交。从1958年起，中国批判南斯拉夫的“现代修正主义”，指责南共联盟纲领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

文章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提出问题：“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提出这个问题意义何在？文章指出，这个问题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应该走什么道路。是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还是沿着南斯拉夫的道路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看来，这个问题非同小可。

文章说，对于这个问题，苏共领导同我们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苏共领导认为，南斯拉夫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南斯拉夫“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是

“对总的国际革命工人运动的具体贡献”。苏共中央7月14日的公开信，也宣称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

接着，文章罗列一系列罪名，论证南斯拉夫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南斯拉夫进行了全盘否定。

文章第一部分的标题就是：“南斯拉夫城市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

文章说，根据社会主义各国一般情况，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存在多种经济成分，这并不奇怪。问题在于，对私人资本主义是采取利用、限制、改造、消灭的政策，还是采取放纵、扶植和鼓励的政策。这是判断这个国家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还是朝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根据。南斯拉夫铁托集团采取的政策，不是改造和消灭私人资本主义和私人企业的政策，而是培植和发展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的政策。1953年，南斯拉夫公布条例，规定“合伙的公民”有权“创办企业”，“雇用劳动力”。1956年，又从税收政策方面鼓励地方政权扶植私人资本。1961年规定，私人有购买外汇的权利。1963年，南斯拉夫宪法规定，私人可以创办企业，可以雇用劳动力。

文章说：“在铁托集团扶植下，南斯拉夫的城市私人企业和私人资本像雨后春笋斯般发展起来。”“从私人企业主获得的利润，可以看出他们确实是不折不扣的资本家。”文章引用1961年12月8日南斯拉夫《战斗报》的报道说：“某些私人手工业者每月的纯收入达到100万第纳尔”。又引用1961年12月20日贝尔格莱德《新闻晚报》的报道说，贝尔格莱德有“116家私人企业主在去年获得了超过1000万第纳尔的收入”。有的企业主在一年内“得到了约7000万第纳尔的收入”，按照官方汇率折算，近10万美元（按：1961年公布的官方汇率，750第纳尔合1美元，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