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企业利润分配方面，《条例》还没有提出定息的办法。在第四章“盈余分配” .3

　　在企业利润分配方面，《条例》还没有提出定息的办法。在第四章“盈余分配” .3

第纳尔合1元人民币）。

其实，在今天看来，南斯拉夫最大的私人企业一年赚10万美元，即80多万人民币，实在不算什么。但在当时中国人看来，已是天文数字，令人无法想像。

文章列举了这些事实之后，质问苏共领导人：“我们要质问那些蓄意为铁托集团翻案的人，你们如果不是存心欺骗，怎么能够硬说南斯拉夫没有私人资本，没有私人企业，没有资本家呢？”

按照文章的逻辑，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有了私人资本、私人企业，就是大逆不道。

文章第二部分的标题是：“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农村的泛滥。”

文章首先指出，马列主义告诉我们，个体经济、小生产者经济，每时每日地产生资本主义。只有实行农业集体化，才能把农业引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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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私营经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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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文章告诉人们，从1951年起，铁托集团就公开宣布放弃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开始解散农民劳动合作社。这是铁托集团背叛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严重步骤。到1953年底，这种合作社由1950年的6900多个，缩减到1200多个。1960年，又缩减到147个。南斯拉夫的农村，是个体经济的汪洋大海。

在解散农业合作社的同时，南斯拉夫还废除了农产品的计划收购制度，实行农产品的自由贸易，这是鼓励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

接着，文章列举了南斯拉夫农村出现的两极分化、土地集中以及有些人使用雇佣劳动的情况。

文章引用了斯大林在谈到小农经济向大的农业经济过渡的时候所说的话，“这里有两条道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向前走到社会主义道路和向后退到资本主义道路。”文章的结论是：十几年来南斯拉夫农业的道路，正是这样一条恢复资本主义的道路。

文章第三部分的标题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蜕化为资本主义经济。”

文章揭露说：铁托集团打着推行“工人自治”的旗号，采取种种措施，使原来属于全民所有制的经济，完全脱离了社会主义经济的轨道。

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取消国家统一的经济计划。

第二，把利润作为刺激企业经营积极性的根本手段。企业为了增加收入和利润，可以自行采取各种办法。

第三，实行鼓励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政策。铁托对企业经理说：“进行竞争将有利于我们普通人、消费者。”

第四，把信贷和银行作为支持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的重要杠杆。铁托政权的信贷和银行机构采取招标的办法，投放贷款。谁有偿付能力，谁出的利息高，偿付快，谁就得到贷款。用他们的话说，这就是“把竞争作为常用的投资贷款的方法”。

第五，各企业之间的关系，不是在国家统一计划下的互相支援、互相协作的关系，而是在自由市场中互相竞争、互相倾轧的资本主义关系。

文章说，所有这些，都从根本上破坏了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

文章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的一句话：“无产阶级运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所有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

文章还引用了列宁的话：“没有国家的有计划的组织，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最严格地遵守统一的准则，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如果对于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不实行全面的国家统计和监督，那么劳动者的政权、劳动者的自由，就不能维持下去，资本主义压迫制度的复辟，就不可避免。”

根据这些话，文章最后问道：我们要质问那些蓄意为铁托集团翻案的人，你们如果不是存心欺骗，怎么能够把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控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说成是什么社会主义经济呢？

文章除了以上三个部分之外，还有“美帝国主义的附庸”、“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别动队”等若干部分，这里不再罗列。当时主流观点认为，经济是基础，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复辟的过程，首先表现为经济基础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三评”要把经济方面的变化放在文章最前面三个部分的原因。

文章的结论是：南斯拉夫背叛马列主义，实行资本主义复辟，已经蜕化变质，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

今天，大家都已经看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纠正了这种“左”倾理念。这是中国的巨大进步。但是，我们在40多年之后阅读这些话语的时候，仍然能够感受到当时严酷的政治环境。为当时中国私营经济的命运感到不寒而栗。

所幸的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抛弃了这种极“左”的理念，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并且提出个体、私营等各种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充分调动了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大大加快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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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运动的鲜红标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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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印”——“四清”运动的鲜红标志

1964年到1965年，一出名叫《夺印》的评剧唱红了大江南北。

当时电视还没有走进寻常百姓家，人们通过“电匣子”（收音机）收听这出评剧。不少人今天回忆起40年前的火爆场面还记忆犹新：“听完这个台再转到那个台，还是《夺印》。”紧张刺激的剧情和激荡人心的唱段，不知让多少人痴迷其中。主要演员马泰因此一炮打响，红遍全国。该剧最著名的两个唱段“水乡三月”和

“黑鱼嘴”，在大街小巷此落彼起，男女老少张嘴就来。

时过40年，中国评剧院准备将这出戏复排重演时，演员还很紧张。“三位主演表示，重排这出戏难度非常大，因为观众对唱腔的熟悉程度，甚至超过了演员，演员在台上不能有半点差错。”《北京娱乐信报》2005年1月15日这样报道。

当时，评剧《夺印》走红之后，全国不少地方争先恐后把这出戏改编成地方戏，满足当地观众需求。最后，还把这出戏改拍为电影在全国上映，组织各单位的干部群众集体收看，座谈体会。

1964年，正是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紧张时刻。在国际上，中苏两党公开决裂，美国扩大越南战争威胁了中国的安全，“反帝反修”的弓弦越绷越紧；在国内，“四清”运动如火如荼，毛泽东多次猛烈指责文化艺术界。继1963年6月27日毛泽东在批示中指出文联各协会15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已经跌到修正主义边缘之后，1964年11月26日，毛泽东又说：整个文化部系统不在我们手里。从这一年起，先后展开了对电影《早春二月》、《北国江南》、《舞台姐妹》、《红日》、《林家铺子》、《兵临城下》以及戏剧《李慧娘》、《谢瑶环》、小说《三家巷》等的批判；展开了对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的“合二为一”论的批判。下半年，江青开始酝酿撰写评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在天边出现。

在文化艺术界紧张万分、人人自危的形势下，一出戏剧如此走红，当然有政治方面的因素。

《夺印》写的是什么呢？

故事说，江南有个名叫小陈庄的地方，反革命分子陈景宜冒充贫农，勾结大队会计，腐蚀生产队长，偷窃粮食，欺压群众。新来的支书何文进扎根串联，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争取了被陈景宜逼迫偷运稻种的贫农陈有才，教育了生产队的干部，最后清除了干部队伍中的坏人，夺过“印把子”，使小陈庄面貌焕然一新。

这正是从1963年开始到1966年结束的“四清”运动的主题。

“四清”运动一开始，与农村“三自一包”即私有经济有关，从经济上着眼比较多。

原来，自毛泽东在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上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并提出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后，各地忙于休养生息，对此并不十分积极。1962

年冬至1963年初，毛泽东视察11省，只有湖南、河北两省向他汇报了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

1963年2月，中央在京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把湖南、河北两省情况批示给与会者，督促讨论。毛泽东说：“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能防止出修正主义。”他强调说：“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

这次会议决定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抓得紧而又紧。5月上旬，他在杭州会议上讲话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把希望寄托在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这“三自一包”

上。我们就要在这些问题上做文章，一步一步挖掉他们的社会基础。会议期间，5

月9日，毛泽东对浙江的7个材料作出批示：如果不搞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试验，那就不要很长时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薄一波后来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说：把党变修、国变色、全国发生反革命复辟看成已是面临的现实危险，这就严重脱离了当时的党内实际和社会实际。

杭州会议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

“前十条”）。这个决定如此估计农村的形势：“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有些社、队领导权实际上已落在地主富农手里，其他机关的有些环节，也有他们的代理人。

文件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向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

文件规定，“四清”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

“四清”就是：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

这是“前十条”对“四清”的界定，显然比较注重经济问题。后来“四清”的内容随着形势发展有了很大变化。

清理运动的方针是：“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

“洗手洗澡”说起来轻松，运动一起，就并不像想像的那般有序了。5

月到6月，彭真到8个省看了看，发现各地捆人、打人、吊人的现象十分严重，逃跑、自杀也时常发生。湖北省在第一批试点铺开之后就死了2000人。7月，彭真把这些情况汇报给毛泽东，并表示了忧虑。

这些新问题怎样解决呢？“前十条”发出半年之后，1963年11月14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毛泽东随即批准发出，是为“后十条”。

“后十条”虽然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方针，但是对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做出了许多政策规定。比如对基层干部总的精神是教育为主，在做好退赔工作的同时，对该处分的干部要坚持实事求是，处分面要严格控制等等。这是与“前十条”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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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运动的鲜红标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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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中苏两党论战越来越激烈，国内加大力度进行“反修”斗争，左倾激进思想愈演愈烈，深刻地影响了各行业各部门的工作，四清运动也概莫能外。“后十条”发出之后，渐渐又有点“落后于形势”了。

就这一阶段情况来看，根据笔者掌握的材料，毛泽东至少有一次重要谈话涉及到了与本书主题密切相关的内容。这就是1964年4月10日，毛泽东在武汉与日本客人田里见会面时谈到了国内反修防修的问题。毛泽东说：1962年，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同赫鲁晓夫一样，在国际上强调“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民族主义要和，对民族解放斗争、工人阶级革命、革命政党支持要少）。在国内问题上提出“三自一包”，即强调自由市场、自留地，把集体经济、社会主义市场放在第二位，把私有经济放在第一位，农民的自留地放在第一位。第三就是自负盈亏，小商人做生意要自负盈亏，就是发展资本主义。这就是“三自”。还有“一包”是主张把土地包到各家去种，不搞集体。当时是一股风，1962年很猖狂。

在此之后，毛泽东还有一次谈话，可以看作对这个问题的重要补充。1965年

8月11日，毛泽东说，1962年在国际上主张“三和一少”的是王稼祥，在国内主张“三自一包”的是陈云。陈云不仅要包产到户，还要分田到户，说这样4年才会恢复（经济），解放军也会拥护。邓子恢到处乱窜，刮单干风。陈云还守纪律，但是最厉害。毛泽东说，1962年刮的歪风，如果我和几个常委顶不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熏上半年，就会变颜色。

从上述谈话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最小规模的私营经济——农民的一点点自留地都不能容，可见他对私营经济是完全排斥的。

6月8日，毛泽东对国内形势做出了一个极为耸人听闻的基本估计：在农村和城市，三分之一的政权不掌握在我们手里，而是掌握在敌人手里。

自此之后，“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就成了四清运动中一个流行的口头禅。

这样一讲，“后十条”的团结95%站不住了。随即由刘少奇牵头，修改“后十条”。

1964年9月18日，中央发出“后十条”修正草案。10月24日，在批转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的同时，又发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问题的指示》，夺权风盛行一时。

这就是评剧《夺印》唱红大江南北的政治背景。

在这些文件和经验推动下，全国各试点县都集中了上万人的工作队，把基层干部完全撇到一边。许多地方都进行了“夺权”，冤案丛生。

这一套也蔓延到城市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在1965年1月21日人民大会堂的一次讲话中，表达了他对北京运动状况的忧虑。他说：前段时间北京的学校发生了乱斗的现象，很紧张，特别是有些中学，乱斗一气，罢考罢课，打人，结果有的学校三四天就自杀好几个。工厂也发生这种情况，有一个工厂一天就自杀两个。

彭真力图避免局势失控，但不幸的是，形势还要向更“左”的方向发展，彭真自己也万万料不到，一年多之后他即遭整肃失去自由。

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在两个问题上发生争吵，公开摊牌，此事也导致四清运动进一步向“左”倾斜。

一是当时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问题。刘少奇说，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运动的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说，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怎么来了个

“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哪有那么多交叉？什么内外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嘛！

“四清”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不同意“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提法。他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称作一个派，人数就太多了，还是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不要什么都上升为敌我矛盾。刘少奇的看法遭到毛泽东更猛烈的反击。毛泽东说：一个（指邓小平）不叫我参加会，一个（指刘少奇）不叫我讲话。

二是关于运动搞法。毛泽东批评刘少奇主张的派出庞大工作队是搞人海战术，是反人家的右倾，实际自己右倾。不依靠群众，扎根串联，结果冷冷清清。毛泽东要求把那些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通过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著名的“二十三条”。

“二十三条”强调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断言：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邪路上去”。“二十三条”特别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也是一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理论。

“二十三条”还规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城市“五反”运动，今后一律简称“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

与比较注重经济问题的“前十条”相比，“四清”的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从经济上的“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变成了“打倒走资派”的“文革”政治的预演。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对刘少奇说：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

显然，“二十三条”是针对刘少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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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运动的鲜红标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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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的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就把“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作为刘少奇的罪状。“一九六二年的右倾”，是指刘少奇支持包产到户。至于“一九六四年的形‘左’实右”，“形‘左’”指的是派出大批工作队；“实右”，指刘少奇否认“四清”的性质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否认“四清”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同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说，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就引起了他的“警惕”。1970年12月18日，美国记者斯诺问毛泽东，什么时候起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搞掉，毛泽东回答说，是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四清”运动搞不下去了。此时的毛泽东对“四清”失去了兴趣，他已经找到了更好的阶级斗争形式，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2月15日，中央发出文件，要求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

当中，“四清”运动遂不了了之。

②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754页。

在庐山会议上为农民个体所有辩护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

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在1962年支持包产到户。

“大跃进”大炼钢铁运动中，北京市民把家里的铁制用具送去炼钢铁。

① 转引自叶永烈：《张春桥传》，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97页。

上卷

跌倒与消失

（1949—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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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转引自叶永烈：《张春桥传》，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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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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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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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3—32 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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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合营转为国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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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家的定息一律取消”、“公私合营转为国营”

“文化大革命”中，没有私营企业可言，为什么还要写这一章呢？

我们站得高一点远一点，就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中传播的思想，与中国私营经济跌宕的命运密切相关。“文化大革命”中反复批斗“私”字，反复批判“小生产”和“资本主义复辟”，要求人们“灵魂深处拼刺刀”，结果在国人心目中大大加重了“私”的原罪观念。改革开放之后，个体、私营经济步履蹒跚，一些人的观念久久转不过来，不能说与“文化大革命”无关。所以，“文化大革命”中与此有关的事件、思想，仍有提及的必要。

1966年初夏，“文化大革命”挟着电闪雷鸣在全国7亿人民头上猝然爆响。

用作家萧乾的话说就是：“天塌了！”

杀气腾腾的讲话、文章和文件一个接一个。

1966年5月18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语出惊人，作了一个“反政变”的讲话。他不厌其烦地列举了从春秋战国到辛亥革命几千年历史上大的政变经过，然后揭露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所谓“联合起来搞颠覆”的“问题”，一再强调要警惕他们搞政变。他说：“无产阶级拿到了政权，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一下子就可以打倒。政权就是镇压之权。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一切剥削阶级是打倒了，但是没有完全消灭。我们没收了他们的物质，但是不能没收他们的反动思想，把他们关起来也没法没收他们的脑袋，他们是想复辟的。城乡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不断地生长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当前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资产阶级阴谋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我们一定要严重注意资本主义复辟这个重要问题，不要忘掉这个问题，而要念念不忘。”

林彪这个讲话，不但极“左”，而且十分诡异。毛泽东在7月8日给江青的一封信中说，我的朋友（指林彪）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觉得不安。

毛泽东尽管不安，还是把它作为中央文件发了下去。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的政治空气紧张到了什么程度。

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7人在北大贴出大字报，攻击校长、党委书记陆平、校党委副书记彭珮云“破坏文化大革命”。历史学家认为，这张大字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

正式开张。大字报说：“反击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的黑帮，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革命人民必须充分发动起来，轰轰烈烈，义愤声讨，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一种群众战斗形式！”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审定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文章说：“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妄图阻挡这个潮流的小丑们，他们是难逃灭顶之灾的！”

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一篇令人瞠目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陈伯达修改的这篇社论，被称作是“文化大革命”的动员令。题目吓人，语词更激烈：“资产阶级卑鄙的自私自利，抑制不住自己对于人民群众的仇恨心。马克思说：‘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会把人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代表私人利益的感情，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它。’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还

毛泽东的支持，使得尚在争议中的红卫兵运动插上了翅膀，立即飞向白山黑水，直到布达拉宫脚下。

8月5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一文，揭发批判刘少奇，开头就热烈赞颂北大聂元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①

8月8日，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决定》说：

“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利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

在一天比一天炽热的烈焰燃烧之中，9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和国家经济委员会《关于财政贸易和手工业方面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提出“公私合营企业应该转为国营企业，资本家的定息一律取消，资本家代表一律撤销，资方人员工作另行安排。”“大型合作商店，有条件有步骤地转为国营商店。”小商小贩转入国营商店的代购代销店，个体劳动者凡有条件的组成合作小组、合作社。

在当时政治氛围之下，这样的政策势在必然。

请看新华社1966年8月26日的电讯：

各地的红卫兵小将最近几天在广大工农群众热情支持和配合下，向“四旧”展开了猛烈的进攻。苏州采芝斋糖果店砸掉了挂了几十年的老招牌，换上了

“红旗”商店的新招牌。该店老工人说：我们砸了这块黑招牌，灭了资本家的威风，长了自己的志气。无锡市东林小学，原来是以明代东林党人在此讲学而得名的，革命师生认为，决不能让这些反动文人玷污社会主义学校，立即把学校改名为红卫兵小学。在南昌，黄庆仁药栈的职工拿起铁锤，砸掉挂了140多年的“黄庆仁栈”四个字，换上了“灭资药店”的新招牌。吉林省通化市各中学出动几千名红卫兵，上街砸碎那些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色彩的旧招牌，改换街道名称。吉林市红卫兵小将的豪言壮语是：“我们要冲击资产阶级的一切阵地，堵塞一切复辟资本主义的孔道。”

再看看上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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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合营转为国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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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各学校8月上旬出现体罚“牛鬼蛇神”的野蛮现象。许多人戴高帽子游街，最重的高帽子有10公斤，高度则有超过两米的。资本家被游街的数不胜数。被斗争者稍有不从，便遭拳打脚踢。“好人打坏人，应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这一类蛊惑人心的口号流行甚广。

红卫兵把静安区、长宁区改名为“延安区”、“战斗区”。南京路、淮海路改名为“五洲大街”、“反修大街”。和平饭店改名为“人民战争饭店”，桃源新村改名为“燎原新村”。

公私合营的工厂商店，被造反派们说一声“公私岂能合营？”就一律取消合营，成为国营。甚至连商店的“商”字也犯了忌讳，通令去掉。

西餐店里的高级面包，饮食店里的全家福、八宝饭、虾仁面，一下子不见了踪影。橱窗里陈列的进口货统统藏了起来，连指甲油之类的化妆品也消失了。古玩店、咖啡馆、弹子房，都被勒令停业，服装店接到命令不准缝制“奇装异服”，理发店不准理“大包头”，皮鞋店不准出售尖头皮鞋……

“破四旧”很快发展成为抄家。由于在抄家过程中搜查到一些收发报机、枪支弹药、国民党旗等物品，抄家遂蔓延全市，持续一个多月。整个上海没有一个里弄、一个村庄是空白点。凡是“地富反坏右”、资本家、“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四清”运动重点对象，乃至被视为流氓阿飞者，都被抄了家，而且无需任何人批准。到9月25日止，全市共有15万余户被抄家，占当时全市总户数的6.5%。其中，“地富反坏右”约占5.7万户，大小资本家约占5.2万户，其余则为一些知识分子、少数干部和民主人士等。抄走的私人财物有黄金数十万两，首饰珠宝上百万件，现金、存款、公债数以亿计，书刊字画以百万计。且不说法律受到严重摧残，由于缺乏必要手续，抄家物资账目不清，保管不善，使后来的落实政策发还抄家物资极其困难，更有不少人混水摸鱼，偷盗财物，大发横财。

进入9月，上海形势愈发混乱，武斗成风，特别是对“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打得更狠，至少1万人受到严重摧残，死者不计其数。

怪不得各地资本家们忙不迭地在自己原有的店铺或工厂贴出大字报，揭发批判自己的剥削罪行，死活要求将公私合营改为国营，自愿放弃定息，请求红卫兵宽恕。许多资本家还在自己家门口或附近街道贴出同样内容的大字报，以求减轻处罚。

至此，作为私营经济余音的定息，画上了句号。但是，思想方面的清算和斗争，还将在“文革”中大幅深入地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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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指示》解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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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看了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这封信通称《五七指示》。

毛泽东说：

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当然，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讲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①

《五七指示》发表30年了。实践的检验，使我们有可能站在历史的高度，来认识它的真正含义。30年来，中外学者对此进行了诸多研究，下面介绍一位中国党史学者王禄林的研究成果。他的《〈五七指示〉初探》收入多种文集，这里引用的是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回首“文革”》一书刊载的文本。

王禄林认为，《五七指示》是毛泽东深思熟虑的产物，是他心目中新世界的宣言书。《五七指示》产生于1966年5月。当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按毛泽东的意图进行，《五一六通知》即将通过，“文化大革命”风暴即将来临。“砸烂旧世界”

之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世界呢？《五七指示》回答的正是这个问题。

《五七指示》涉及各条战线，内容涉及各个方面。它不是讲经济建设的一般方针，而是整个社会的总体规划。“文革”期间，“把各行各业建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口号风行全国，走“五七”道路成为时髦。《五七指示》确实成了治军、治党、治国的纲领，它为我们描绘了毛泽东头脑中理想社会模式的大致轮廓：

第一，一个逐步消灭分工的社会。按《五七指示》来做，每个单位都有工、有农、有学、有兵，从而可以自成体系，自给自足。社会各行业之间的专业区别将消失。军人要把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兼起来，工人、农民、学生都是这样。《五七指示》要求各行各业都办成一个全面发展的小社会。正像当时报刊解释《五七指示》培养目标时所说的一句顺口溜：“拿起锤子能做工，拿起锄头能种田，拿起枪杆子能打仗，拿起笔杆子能写文章。”很显然，这是用自然经济的思想来改造社会，同社会发展趋势背道而驰。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是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生产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即使在工、农、学、兵内部，分工也日益向深层次发展。消灭分工，只能造成工不工、农不农、学不学、兵不兵的状况，导致生产力的破坏。它不是全面发展，而是全面倒退。“文革”期间，军队搞军工、军农、军民的结果，使部队素质下降。科技人员进“五七”干校学农的结果，是专业荒废，拉大了我国同世界的距离。而且，在兼营各业的过程中，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干了大量违反科学的蠢事。像围湖造田、毁林开荒、毁草开荒等等，破坏了生态平衡，贻害无穷。

第二，一个逐步消灭商品的社会。早在1958年，毛泽东就设想把人民公社办成一个“小社会”，并且从农村推向城市，以便向共产主义过渡。《五七指示》提出的“大学校”是这一思想的继续和发展。毛泽东设想由军队带头，在各条战线搞起来。但“大学校”同人民公社有一个重要区别：人民公社内部工、农、商、学、兵五业俱全，而“大学校”里只有工、农、学、兵，砍掉了商业。这是毛泽东的疏忽吗？不是。这反映了毛泽东在思想上的变化。“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对消灭商业犹豫不决。他一会儿提出取消工资制，恢复供给制；一会儿又说中国的商品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但是，经过60年代初期的几年探索和研究之后，他下了决心，要逐步消灭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制度。办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大学校”，是他设想出的消灭商品的途径。自《五七指示》发表，一直到他逝世，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动摇过。1975年，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道出了他对商品、货币、工资制度不能容忍的原因。他说：“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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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指示》解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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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毛泽东消灭社会分工和商品制度，目的是要消灭工农、城乡、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这三大差别，实现人们在劳动、教育、物质生活方面的平等。但他不是在生产力极大发展的条件下来消灭三大差别，而是用平均主义的办法消灭三大差别。在“大学校”里，每个人都做点工，务点农，学点军事、政治、文化，这就达到了每个人参加劳动和接受教育方面的平等。没有经过“大学校”的，所谓由旧学校培养的学生，送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知识分子、科技人员，下乡下厂，补上体力劳动的课；没有文化的工农兵送到大学学习；工宣队、贫宣队管理大、中、小学；干部轮流进“五七”干校；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总之，“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显然，毛泽东构想的是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首先，毛泽东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发生了误解。马克思讲的消灭三大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以生产力高度发展为前提的。毛泽东忽视这个前提，结果就不能不回到没有分工、没有商品的自然经济和没有差别的平均主义相结合的道路上去。其次，毛泽东把革命战争时期军队供给制的经验，发展为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这是走入了误区。再次，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就是，越是经济落后的国家，在革命胜利之后，越急于消灭商品、货币、三大差别，向共产主义过渡。结果教训非常沉痛。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提不出这样的方案来。可见，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里，人们往往习惯于用平均主义来理解社会主义，甚至用自然经济来理解产品经济。毛泽东时期的中国，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很不发达，这是自然经济和平均主义得以产生的客观原因。

王禄林认为，自三大改造完成不久，毛泽东就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形成了一个宏大的战略构想。从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初试供给制，一直到《五七指示》对他的构想作出系统的表述，毛泽东一直坚持左倾空想社会主义模式，愈演愈烈，导致了一系列重大的决策错误。

当然，在这种“左”倾的社会主义模式之下，私营经济是毫无立锥之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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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资本主义尾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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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无灭资·斗私批修·割资本主义尾巴

先说“兴无灭资”和“斗私批修”。

这两个口号在“文革”中可谓铺天盖地。直至2002年12月16日，《南方都市报》刊载的旅游文章《发现东江边“桃花源”》还说：“沿着河源市（位于粤东北山区）东源县境内的东江行走，转过一座山，眼前豁然开朗，发现了一座古屋。古屋墙上，‘斗私批修’的口号仍然随处可见。”既称“桃花源”，自然人迹罕至，而

“斗私批修”在人迹罕至的地方覆盖如此充分，可见影响之广之深。

“兴无灭资”，按《汉语大词典》的解释，是“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的简称。

斗私，自然是要斗掉私心；批修，就是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

这两个口号有个共同点，就是否定私人利益，否定私营经济，而且十分坚决，容不得一丝马虎。

“兴无灭资”口号出现较早。上世纪50年代后期，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和“大跃进”运动兴起之际，“兴无灭资”流行到社会上。不过，到现在为止，口号的首创者还三箴其口，不肯承认发明权。进入60年代前期，随着

“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兴无灭资”出现的频率高起来，逐渐成为挂在人们嘴边的口头禅。到“文化大革命”中，“兴无灭资”更是达到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