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企业利润分配方面，《条例》还没有提出定息的办法。在第四章“盈余分配” .4

　　在企业利润分配方面，《条例》还没有提出定息的办法。在第四章“盈余分配” .4

1966年夏秋之际，全国红卫兵走上街头“破四旧”，制造“红色恐怖”，就是以 “兴无灭资”的口号作开路先锋。所以，人们一听到“兴无灭资”，就不免心有余悸。

“斗私批修”则是“文革”产物。1967年9月25日，《人民日报》报道说，毛主席最近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沿途发表谈话。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两派革命群众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他提出“要斗私，批修。”这是“斗私批修”口号首次与广大干部群众见面。10天之后，10月6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斗私，批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方针》。社论说：“斗私批修”

“科学地概括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内容，概括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批判资产阶级的基本内容，它是保证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全面彻底胜利的根本方针。”再过6天，12日的《人民日报》再度就“斗私批修”发表社论《全国都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求以“斗私批修”为纲，普遍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把全国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都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11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这篇经过毛泽东仔细修改的重头文章，根据“文革”实践，概括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主要论点共六点。第六个论点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经过如此大规模、高规格的宣传，“斗私批修”在口号丛林中拔地而起，超越群伦，成为思想领域的纲领性口号。“兴无灭资”

反而渐渐不大提了。此际，青海省一位名叫门合的解放军干部发明了“狠斗私字一闪念”的做法，迅速传遍全国，成为“斗私批修”的典范。自1967年开始到“文革”

结束，全国各行各业不停地轮番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展“斗私批修”。干部群众人人上阵，“灵魂深处拼刺刀”，“狠斗私字一闪念”。

“斗私批修”是极“左”口号。学者王元化在《谈卢梭〈社会契约论〉》一文中指出，“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之类的口号，意思是要求每个人完全排除私意。这在实践上是不可能的。

历史学者刘志琴在《公私观念与人文启蒙》一文中说，谈“私”色变，把“私”

字视为万恶之源的观念，妨碍人与社会的发展。人的自然性与人的社会性是融合并存的，在一定范围内承认“私”的合理性，有利于人的积极性的发挥，也有利于社会进步。

再说“批修”。到底什么叫“修”？南斯拉夫允许私营经济发展就是所谓的“修”

吗？刘少奇赞成新民主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的存在与发展、支持包产到户就是所谓的“修”吗？这在今天已经大白于天下了，连毛泽东后来也称赞铁托是铁。可见，关于“修”的问题，有太多的局限、混乱和歧义。

随着“文革”结束，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组成部分和“文革”精神标志之一的“斗私批修”寿终正寝，废止使用，这是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历史的进步。

但是，“兴无灭资”在“文革”结束之后不久，却还经历了一些起伏。因为

“兴无灭资”并非“文革”产物，它在“文革”之前很长时间里，曾作为思想领域的指导性口号发挥作用。所以，“文革”结束之后到底能不能用，有些人一时搞不清楚。

“文革”结束不久，习仲勋对这个口号提出质疑。贾巨川在《百年潮》杂志2001年第11期发表《习仲勋质疑“兴无灭资”》一文说，1980年4

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决定，在部队基层单位和战士中继续开展“兴无灭资”教育。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第一政委的习仲勋对此有不同意见。他在广州军区党委不久之后召开的会上说：“这个口号不那么科学，现在讲这个口号叫人难以琢磨，还是不讲好。”但有的与会者不同意。鉴于此，6月25日，广州军区向总政请示。没几天，总政答复说：你们6月25日关于“兴无灭资”这个口号提法的电话请示阅悉。现答复如下，最近韦国清主任到邓副主席处请示工作，在谈到“兴无灭资”口号时，邓副主席说，这个口号不够完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可以不提。军队针对部队的情况，解决部队的问题。《解放军报》还要继续宣传。部队内部教育要继续进行。同时，要做准确解释，要把反对封建思想、极端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及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包括进去。做法上要妥当。军报在继续宣传时，注意不要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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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资本主义尾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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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很早就有人对“兴无灭资”不以为然。比如，曾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的温济泽，1958年被补充打成右派。他的罪行之一就是反对“兴无灭资”。在1958年的批判会上，有人质问温济泽：国内大力提倡“兴无灭资”，你温济泽在电台的对外广播中为什么不进行宣传？温济泽回答：“兴无灭资”是对国内进行的教育，你现在革命成功了，可以提倡，但对外怎么能宣传呢？我们的宣传对象中就包括资产阶级，我对人家说我要灭你，人家还愿意听你的节目吗？人家连节目都不听了，你又能宣传什么？宣传给谁听呢？

改革开放之后，党内很多干部经过反思，与习仲勋有相同的看法。《百年潮》杂志2002年第1期发表了原中宣部理论局干部郑文林的文章《废止“兴无灭资”口号的一个佐证》。郑文林说他写这篇文章，是为了给《习仲勋质疑“兴无灭资”》一文提供一个佐证。郑文林回忆说，1980年5月，在中宣部举行的第六次理论座谈会上，绝大多数与会者指出“兴无灭资”是一个“左”的口号，危害甚大，应该废除。会后，我根据领导指示，把会议发言整理成一篇《“兴无灭资”口号最好不提》的文章，刊登在《理论工作简报》增刊第3期，送给上边。

《理论工作简报》增刊第3期这篇文章说：首先，“无”、“资”的概念很不确定。 “无”可以理解成“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思想”。“资”可以理解成“资产阶级”、

“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思想”、“资本主义文化”、“剥削阶级思想”等等。“灭”就是“消灭”，“你死我活”。“兴无灭资”就是“我”认为是“资”的东西，就要像打苍蝇那样一拍下去加以消灭。因此，这一口号很容易被一些人利用去搞极左。事实上，林彪、“四人帮”就在“文化大革命”中把这一口号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中国制造了一场灾难。

就资产阶级思想看，马克思用“改变”，毛主席用“纠正”、“改造”之类的字眼，还说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因为思想是人的大脑的思维功能，不能简单地“消灭”。要“消灭”思想就要消灭大脑，后果可想而知。文革中“灭资”的结果，是许多所谓的“走资派”在肉体上被“消灭”了。

“兴无灭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另一提法，它和张春桥的“全面专政”很难划清界限。当前我国主要矛盾已经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如果把“兴无灭资”作为思想领域内的长期方针，那就是说，在思想领域内，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不符合我国思想界的实际情况。思想界表现出来的问题，许多是认识问题，学术问题，而不都是“无”和“资”的矛盾。当前全党工作的重点已经转移，党的思想工作的着重点也应转移，不能再把“兴无灭资”作为思想领域的方针了。

当前我国除资产阶级思想外，还有封建思想的影响。光提“灭资”，就没有抓住自己的国情。几十年来，我们对封建阶级的思想没有进行过一次大的批判和清理，因而林彪、“四人帮”能够利用它来搞封建法西斯专政。现在不应再放松对封建思想的批判。

“资”，如果是指资本主义文化，那么我们应该批判地继承。如果予以“消灭”，还有什么批判与继承呢？

另外，这个口号还牵涉到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问题。知识分子是文化人，因此多年来“灭资”也就变成了“灭知”，对知识分子发动了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现在知识分子对这一口号仍心有余悸。最近，报刊上重新出现这一口号后，他们就很敏感，议论纷纷，以为又要对他们采取什么措施了。

鉴于有的中央领导同志在一些讲话中肯定了这一口号，有的报刊文章论述了这一口号，社会上议论很多，思想极不统一。建议中央讨论一下这个口号。如果认为这一口号不够科学，以后就不再使用，并应在内部统一全党认识。

郑文林回忆说，这份《理论工作简报》送上去一段时候，到了夏天，新任中宣部副部长兼理论局局长王惠德对我说：“看来咱们反对提‘兴无灭资’的那期《简报》起了作用，小平同志最近和李维汉同志谈话，对‘兴无灭资’口号明确表态，说‘兴无灭资’口号不全面，今后不要再提了，叫和《解放军报》打个招呼。”

小平同志这一指示后来在部里又作了正式传达。从此，“兴无灭资”这一“左” 的口号便在报刊上销声匿迹了。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再次谈了“兴无灭资”口号。

邓小平说：“必须把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工作，同对于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思想和其他腐化思想的批判结合起来。”

“对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当然也要采取科学的态度。前些时候有的地方为了进行革命思想的教育，重提‘兴无灭资’的口号。有关文件我是看过的，当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问题。现在看来，这个老口号不够全面，也不很准确。有些同志因为没有充分地调查和分析，把我们现行的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改革，也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这就不对了。”

①

邓小平洞烛先机，提出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即有些人以“批判资本主义”为名，阻挡改革开放。这既是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屡次遇到的令人头痛的问题，也是私营经济成长过程中不断产生的困惑。

再来谈谈“割资本主义尾巴”。其实，“割资本主义尾巴”是“兴无灭资”和“斗私批修”落实到操作层面的口号。

胡绳在1994年6月16日、17日的《人民日报》发表长文《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中说，毛泽东认为，人们的任务应该是不断地寻找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东西，并和它们进行斗争。这一想法在实践中造成了严重的祸害。按照这种指导思想，人们就把一切凡不带有公有制和国有制记号的东西，一切形式的个体所有制都看成是资本主义的危险事物，把和社会主义观念稍有不合的思想都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在农村中割所谓“资本主义尾巴”，在党内发现所谓“走资派”，就是这些恶果的表现。毛泽东的这种错误，总结起来说，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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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资本主义尾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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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说：“1963年以后的‘四清’运动，不断割资本主义尾巴，直到连续10年的‘文化大革命’。”①

割资本主义尾巴，意思是身子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而尾巴还留在资本主义（私有制）。要动刀子，把留在资本主义的尾巴割去，全身毫无保留地进入社会主义。

割资本主义尾巴主要在农村中进行。其做法包括：

定期检查和丈量农民的自留地，看看是否偷偷扩大了面积（“文革”中很多地方取消了农民自留地）；

检查农民私人喂养的猪、牛、羊是否超过了公家规定的头数（“文革” 中有些地方不许农民私自喂养牲畜）；

检查农民是否偷偷跑到“自由市场”作小买卖（有的地方把农民卖几个鸡蛋也称作“投机倒把”）；

检查农民是否偷偷从事补锅、修车、缝纫等个体劳动……

凡发现违反规定者，轻则责令改正，重则批判斗争，没收部分财产。这就是 “割资本主义尾巴”。

在“文革”中，“割资本主义尾巴”发展到城里，取消了修鞋、修车、裁缝、零售摊点等个体劳动。

但是，虽然措施如此严酷，城乡老百姓还是想尽办法捣腾点私活，以求生存。特别是“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更是如此。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在“文革”

后写文章回忆说，当初他们下乡“搞社教”“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给社员丈量自留地，故意睁一眼闭一眼，放宽标准，私下允许农民有限地扩大一点自留地，多弄一点口粮。江苏、浙江一些地方农村，在“文革”中也没有取消“社队企业”，并且允许农民包揽一点机修、电工、建筑、养殖、兽医、缝纫等私活，允许农民搞一点“自由市场”，互通有无。这是后来江浙一带乡镇企业先于全国崛起的基础。

在城里，一些从事裁剪、医药、书画装裱、自行车修理、家具制作的个体劳动者，也纷纷采取“单线联系”、“上门服务”等方式，悄悄在“地下”运行，缓解了人们迫切的生活需求。

这是人性使然，是人们对极“左”路线的自发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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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5厘钱引起激烈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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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有一个著名的言论发布机构，这就是“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1968年元旦，两报一刊社论布置给民众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继续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结合各条战线实际，“进一步揭露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代理人的罪行，使他们的丑恶面目和阴谋活动现形于光天化日之下，使他们一切复辟的妄想彻底破产。”

尽管没有直接点名，可是全国都知道“中国的赫鲁晓夫”是指刘少奇。其实，街头大字报和红卫兵小报对刘少奇的点名批判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了，为什么正式出版的国家报刊不直接点刘少奇的名？

还在等一个程序。

这个程序到这一年10月方才完成。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按当时说法，全会是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大好形势下召开的。除台湾外，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相继建立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召开全会解决问题不是“大好时机”吗？

可是，极不正常的是，原八届中央委员（97名）、候补中央委员（80名）中，被诬陷为“走资派”、“叛徒”、“特务”、“反革命”、“里通外国”等罪名的竟占总数的71

%。

原97名八届中央委员除去世10人外，只有40人到会。中央委员不够半数，无法开全会。然而，事在人为，全会开始第一天，从到会的19名候补中央委员中临时挑了10人递补为中央委员（未按惯例递补），这才刚刚超过全体中央委员的半数。又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等共74人“扩大”进来，总数达到133人。其中，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仅有59人，不到与会者半数。①

这次全会的一个主要议题，是通过关于刘少奇专案的审查报告。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宗冤案终于最后铸成。全会公报宣布“一致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但“一致通过”并不符合事实，少了一票。全会举手表决《审查报告》时，中央委员陈少敏故意趴在桌子上拒绝举手。其实，在表决之前分组讨论《审查报告》时，陈少敏就表示不同意，因而遭到康生、江青一伙围攻。陈少敏的名字因此永远刻在人们记忆之中。这位女中豪杰1902年生于山东寿光，1928年入党，1932年曾任中共天津市委秘书长。抗日战争期间曾任鄂豫边区党委书记、新四军五师副政委。一些中原地区的老同志都熟悉她：“她叫陈大脚，是中原的一员虎将！”毛泽东亦曾称她是白区的红心女战士，无产阶级的贤妻良母。1945年，她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新中国成立之后到全国总工会工作。1956年8月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递补为中央委员，9月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57年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

康生在全会之后问她：“你为什么不举手？”陈少敏回答：“这是我的权利！”后来，康生、江青怀恨在心，借故将她送往河南罗山劳动。在那里，她患上了半身不遂，于1977年病逝。

全会之后，全国报刊大规模批判刘少奇。

在全会前后多如牛毛的大批判当中，笔者挑选了一篇与本书主题密切相关的文章。今天的读者也许觉得不可思议：难道那时的中国人疯了？对于合理的私人利益，何以贬低打压到这种程度？

可是，千真万确，这就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共和国历程》中卷，在“1968年”条目之下，引用了一篇“文革”中发表的文章，题为《5厘钱引起的一场辩论》。文章说：

1968年春，在山东即墨县营上公社王家后戈庄大队第三生产队，为5厘钱发生了一场异常激烈的大辩论。

事情是这样的：这个队里的牲口饲料不多了，眼下又是农忙季节，抽不出劳动力去割草。队委会决定，发动学生在课余时间割青草，每斤奖励5厘钱。

决定公布之后，在社员中出现两种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是，发动学生割草首先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进行为革命而割草的教育，并给予合理报酬。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钱”字当头，是把人们往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邪路上领。

另一种意见认为，5厘钱1斤青草，队里和个人都有利，学生干起来有劲，队里也解决了牲口饲料的不足，是件好事。

这两种意见的争论，引起了大队的重视。

一天晚上，大队几位领导来到这个生产队，和干部、社员一起学习了毛主席关于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和“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的伟大教导，接着展开了热烈的辩论。

贫农社员刘平礼说：5厘钱乍看起来是小事，可它给学生种下的是一条“私”根，这和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走的不是一条路。中国赫鲁晓夫就是想用“金钱挂帅”、“物质刺激”

这套黑货，用眼皮底下的一点点小利，引诱我们走资本主义邪道，用“私”字腐蚀咱们的灵魂，想让咱变成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者，来达到他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青年社员刘振说：5厘钱事小，走什么路事大。“物质刺激”、“金钱挂帅”，是中国赫鲁晓夫毒害咱贫下中农的砒霜。中国的赫鲁晓夫说“物质刺激”见效快，“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呸！简直是胡说八道。看咱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搞起了文化大革命，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推行大寨的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记工法，咱贫下中农树立了为革命种田的思想，不计较工分，不计较报酬，农副业生产都空前大发展。这靠物质刺激能办到吗？

辩论越来越激烈，是非越来越分明。原来想靠5厘钱调动割草积极性的人，通过辩论也恍然大悟。他们从5厘钱里看到了两条路线的斗争。

这时，坐在一旁的生产队长兰德宝在大家的启发下，憋不住了。他激动地说：“这

5厘钱的辩论会，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过去我嘴里虽然也说政治，可做起来老觉得不如抓生产要紧，结果越抓越被动，越抓越乱。今天的辩论会，给我解开了疙瘩。原来我千抓万抓，头脑里缺少了阶级斗争。今后我决心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带领贫下中农走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道路，彻底肃清中国赫鲁晓夫的流毒，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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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鸡蛋，卖给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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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斤粮食，一把竹笋，一个鸡蛋，卖给谁？

这个问题，是1969年第9期《红旗》杂志提出来的。

今天的年轻人看来，这个问题有点可笑——卖给谁不行呢？可在当时，开不得玩笑，这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大问题。

提出这个问题的文章，题为《深入进行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教育——浙江德清县下高桥大队的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看看题目上的“两条道路斗争”，是不是很吓人？

《人民日报》当年9月15日用整个头版全文转载此文，以示重视。

《报告》讲农村的事。当时农村最大的三件事就是：种植、销售、分配。

文章抓住了要害：“种植计划、产品出售、收益分配这三个问题，在农村，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争夺思想阵地，社员头脑里公与私激烈斗争的三个关口。我们必须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战无不胜的武器，深入批判刘少奇‘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不断地巩固和加强集体所有制，牢牢把住这三个关口，击溃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

先看第一个问题。种什么，有阶级斗争。

“在集体的土地上种什么，不是简单的落落籽的问题。这里贯穿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经营方针的斗争，突出地表现在，是从全局的、长远的利益出发，自觉地服从国家计划经济的要求，还是从局部的、眼前的利益出发，搞自由种植。”

《报告》说得如此玄乎，其实事情很简单：下高桥大队过去种经济作物多，种粮食少，因为经济作物收入多一点。文章上纲上线说：“在去年春天刮起的一阵反革命经济主义的邪风中，钻入大队领导班子的一个坏家伙乘机叫嚣：‘只要经济收入多，地是集体的，种什么都可以’，煽动社员在田里不种粮食。”怎么办呢？“大队革委会紧紧抓住这个问题”，组织社员学习毛主席教导，开展忆苦思甜活动，召开座谈会和批判会。大家说：“毛主席把我们救出了火坑，我们决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疼，只顾个人经济收入，忘了世界上还有千千万万阶级兄弟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于是，“服从国家计划的自觉性提高了，原来不种水稻的改种了水稻，打算种单季稻的改种了双季稻，打算种低产作物的改种了高产作物。”不仅如此，“社员们还进一步把增产粮食和反帝、反修斗争联系起来，提出了‘努力多打粮，痛击新沙皇（按：指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战斗口号，充分挖掘潜力，采用新的播种技术，挤出了五十七亩秧田种早稻。”结果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呈现出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

再看第二个问题。卖给谁，有阶级斗争。

《报告》说：“出售农副产品，是服从国家要求，着眼于支援工业、支援城市，还是搞自由买卖，着眼于挣钱牟利，这反映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截然不同的目的。”这些话针对什么呢？“今年年初，下高桥大队有的人从挣钱出发，不愿把一些农副产品卖给国家，要到集市上去卖高价，说什么‘集体挣钱，大家多分，这不是资本主义’。一小撮阶级敌人乘机外出搞投机活动，牟取暴利。”怎样对付这些

“投机倒把”活动呢？文章介绍说：大队掌握了这一情况之后，立即“发动群众，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投机活动，结合批判刘少奇‘自由买卖’的修正主义黑货。”

在大会小会批判斗争的压力下，社员们争先恐后表态说：到市场去出售农副产品，妨害集体生产，腐蚀人们思想，是中了刘少奇的毒。“刘少奇的‘自由买卖’，就是叫我们卖来卖去，把社会主义思想卖空，为资本主义复辟大开闸门”。经过这样“教育”，农民们一个个都变成了无比敏锐的阶级斗争尖兵：“下高桥大队的贫下中农，把一斤粮食，一把竹笋，一个鸡蛋，卖给谁，卖什么价格，都提到走什么道路的高度来认识。一位贫农要卖一窝小猪，街上有人出高价向他买，他坚持按国家牌价卖给收购站。旁人说他真傻，他响亮地回答：‘我们就是要做社会主义的傻子，不当资本主义精死鬼。’”

最后看第三个问题。怎样分配，也有阶级斗争。

《报告》提醒人们：“集体收益怎么分配，决不是造造方案、打打算盘的具体事务，这里也存在着十分尖锐的两条道路斗争。”1967年，下高桥大队秋收分配时，有人说：“钞票放在生产队里，好比镜子里的银子，看得见拿不到。”

《报告》对此特别担心，因为这些话“造成少数社员的思想混乱”。怎么办呢？大批判开路。队里领导把农民聚到一起，“狠狠批判了刘少奇一伙鼓吹的‘物质刺激’、‘工分挂帅’”等“罪行”，指出那些想让社员多拿钱的人“就是要拆集体的台，制造两极分化，走资本主义道路”。结果是：“1967年，在粮食大丰收和思想大丰收的基础上，这个大队提取的公共积累，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最高水平的1965年增长了很多。”人们对此不免有些疑问，提取这么多公共积累，农民的生活怎么样呢？《报告》让人们放心：“社员分配部分，1968年与

1965年相比，增长了17.6%。三年来，共有五分之一的社员家庭盖了新房196 间。在口粮分配上，无论劳力强的、弱的人家，都能满足需要，许多社员留有口粮。”

这些数字言之凿凿，不好轻易怀疑作者胡编。但是，这些数字意图告诉我们，

“文化大革命”促进了生产大发展，大幅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让我们看看1981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怎样说的：“‘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另外，举国一致的认识是，“文化大革命”导致中国经济跌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

也许，这个大队的生产在“文革”中确实有了大发展，但把它作为普遍经验介绍出来，也是以偏概全，十分不妥。

最后，《报告》对如何解决农村三个问题作了总结，以指导全国。这个总结，与本书主题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报告》说：“在这三个问题上深入展开思想领域的两条道路斗争，归根结底要解决一个是为革命种田，还是为个人劳动的问题。有了为革命种田的思想，就能在种植计划、产品出售和收益分配问题上，分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道路就能走得稳。社会主义革命，不但要革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命，还要革人们头脑里‘私有制’的命。如果不在思想领域彻底战胜资本主义，集体经济就会滑到资本主义邪路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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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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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生产每日每时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毛泽东晚年，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反对货币制度和工资制度等问题上，一直坚持激进的立场。

1974年12月，毛泽东在长沙对周恩来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①

毛泽东还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将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都知道。”

①

毛泽东向来以“打碎旧世界”为己任。他既然视“工资制”、“货币交换”

为“旧社会”的标志，当然不能容忍其长期存在下去。但是，工资制度和货币制度关联甚广，牵涉极深，如果在这两个问题上动大手术，稍有不慎，就会导致混乱，难以收场。1958年公社化运动中，推行吃饭不要钱的“大食堂”和供给制并未成功，就是例子。毛泽东深知其中的难处，但是他的态度是明确的、坚定的。一旦有合适的机会，他就要采取行动，而先期工作就是要大造舆论。

有了“最高指示”，张、姚二人打破了长时期沉默，从幕后跑到台前，每人写了一篇“重量级”文章，分别在《红旗》杂志1975年第3期和第4期发表。从中央到地方所有报纸都立即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出版社以最快速度印出单行本向全国发行。这两篇文章，列为当时正在机关、工厂、农村、部队、院校展开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的必读文件，好不威风。但是，令二人万万想不到的是，一年多之后的10月6日，双双被捕，之后法庭公开审判，张春桥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姚文元判了20年有期徒刑。这两篇文章，竟然是两人最后一次公开发表署名文章了。

先是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在《红旗》杂志1975年第3期发表，紧接着是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在《红旗》杂志第4期发表。

要想解读两篇文章的内容，先要了解当时形势的特点。1975年1月，复出不久的邓小平担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出山，敢说敢做，立即开始整顿党、整顿军队、整顿工业、整顿农业，调整文艺政策。实际上是开始纠正“文革”的错误。这就引起了“四人帮”的不满和仇恨。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文章，是利用他们在宣传舆论界掌握的权力，攻击邓小平。

姚文元的文章题目是《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社会基础”在哪里？一个是“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另一个是“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是怎样产生的呢？文章说，毛主席指出：“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则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这就说到商品制度、工资制度和货币交换上去了。姚文元说，由于这些东西暂时不能取消，一些人就千方百计追求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造成的不平等，化公为私，投机倒把，贪污腐化，发展资本主义。文章说，林彪反党集团正是这样的势力。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林彪一类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就很容易。

怎么办呢？所有制是一个重要的环节。“这就必须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防止在所有制方面已被取消的资产阶级法权复辟，继续在较长时间内逐步完成所有制改造方面尚未完成的那一部分任务；并在生产关系的其他两个方面，即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方面，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不断削弱产生资本主义的基础。这就必须坚持上层建筑领域中的革命，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行文至此，姚文元突然离开他的主题，引用了毛泽东在1959年批判彭德怀时说过的一句话：“现在，主要的危险是经验主义。”16年前说过的一句话，为什么现在拿过来用呢？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句话是冲着邓小平来的，是向邓小平发难。

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仍然是重弹他1958年的老调：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他的文章有一点实证材料，列举了中国1973年各种经济成分在工、农、商业中的比重：

先说工业。全民所有制工业占全部工业固定资产的97%，工业人数的63%,工业总产值的86%。集体所有制工业占固定资产的3

%，人数的36.2%，总产值的14%。此外，还有人数占0.8%的个体手工业。

再说农业。全国的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90%以上是集体经济生产的。国营农场所占比重很小。此外，还保留着少量的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

再说商业。国营商业占商品零售总额的92.5%，集体所有制商业占7.3%，个体商贩占0.2%。此外，在农村还保留着相当数量的集市贸易。

从以上统计看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合起来，占全部工业固定资产的100%，工业总产值的100%。

私营经济在中国经济生活中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立足之地，只在角落里剩下一点点修鞋、修自行车、补锅的角色，这就是张春桥所说“还有人数占 0.8%的个体手工业”的含义。

正因如此，张春桥说：“可以自豪地说，我国的所有制已经变更，我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已经基本上挣脱了私有制的锁链。”

取消了私营经济，张春桥还不满意。他的遗憾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并不都是全民所有制，而是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在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方面还很薄弱。”

也就是说，集体所有制的存在仍然是个严重问题。

为什么呢？因为“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在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已经不存在了，是指的全部生产资料已经归整个社会所有。我们显然还没有走到这一步”。

张春桥说：“只要有这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就是不可避免的。由于‘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出现，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在张春桥那里，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成了万恶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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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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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张春桥还告诉我们，即使中国企业全部变成全民所有制，也不行。他说：“我们还必须看到，不论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都有一个领导权问题。”

张春桥的文章接着引用了毛泽东的话：“毛主席1969年4月28日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说过：‘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但是，工厂里确有坏人。’‘就是说革命没有完’。”

张春桥说，“旧中国是一个小生产像汪洋大海一样的国家”，“林彪一类如上台”，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会很快地发展起来。张春桥认为，中国的现实的情况是：

“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稳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

这就必须要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在一切领域的“全面专政”。

张春桥说，“全面专政”的时间极为漫长。一直要到“在地球上”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消灭了产生这些差别的一切生产关系，消灭了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并且要彻底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这还不算，还要“使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决不能在过渡的路上停下来”。

这也就是说，不单是中国，而且要在全世界消灭一切私营经济，消灭私营经济产生的所有土壤，要使整个地球上没有一个人再想着为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多挣点钱。否则的话，就是“在过渡的路上停下来”，就是一切前功尽弃。

这样的目标，能够实现吗？

① 保育钧：《呼唤理解》，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2年，第27页。

① 江山主编：《世纪档案》上册，团结出版社，1998年，第638页。

是这样。”社论说，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他们一定会以十倍的疯狂，企图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粉碎他们这种复辟的图谋，敲响残存的资本主义势力的丧钟。

6月24日，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大字报《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文中说：“你们不是说我们太粗暴了吗？我们就是要粗暴！对待修正主义怎么能缠缠绵绵，大搞温情主义呢？对敌人的温情，就是对革命的残忍！”“我们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

在北京市红卫兵抄家、“砸四旧”的高潮中，7月4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又写出大字报《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文中说：“工人打倒资本家，农民打倒地主，剥削阶级诬之为造反。无产阶级造反的帽子真是光荣得很！今天，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等等产生修正主义的东西，都完全消灭了吗？没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产阶级能不造反吗？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怎么能不万岁呢？”

27日，红卫兵们还写了《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进驻清华附中指导运动的工作组看了大字报，非常紧张，质问大字报的起草者说：现在是共产党领导，造什么反呢？红卫兵们在校内受到了不小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