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企业利润分配方面，《条例》还没有提出定息的办法。在第四章“盈余分配” .5

　　在企业利润分配方面，《条例》还没有提出定息的办法。在第四章“盈余分配” .5

7月28日，在北京海淀区的一次文化革命工作大会上，清华附中红卫兵把前两论递给了前来出席会议的江青，请她转交毛泽东，由最高领袖定夺此事正确与否。

事情的结果出人意料地快。据当事人后来回忆，“8月3日，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突然把我们召到钓鱼台，给我们看了一份令我们惊喜万分的文件。当时中央正在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会的第二个文件就是《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后面附着我们的‘两论’。信是8月1日写的。信上说：‘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想想看，一个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威，一位万众仰望的至高无上的领袖，对我们连说了三个‘热烈支持’，这还得了吗？我们当时的情绪大概只能用‘紧跟毛主席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来形容了……红卫兵立即成了最有光彩的称号，人们纷纷放弃了自己组织五花八门的名称而统归于它。”①

① 《一个红卫兵发起者的自述》：《中国青年》杂志，1986年第10期。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成为“文革”动员令。图为陈

伯达修改稿的影印件。

上卷

跌倒与消失

（1949—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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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转引自《人民日报》1975年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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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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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转引自叶永烈：《张春桥传》，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2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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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据《中国共产党重要会议纪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3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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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转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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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是当代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

1977年7月，73岁的邓小平恢复“三副一正”职务（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重新复出，是又一震动全国的重大事件。众所周知，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的复出，是启动改革开放事业的关键。所以，这一章就从1977年开始。当然，1977年还只是一个过渡。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转折，以及安徽小岗村包产到户，要等到1978年。

自邓小平再度复出之后，一种活跃的气氛，一种改革的期待，从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不可阻挡地升了上来。那些残存下来偷偷摸摸干着个体的小生意人，此时也似乎吸到了氧气。不错，一种生气勃勃的大氛围，使他们的生命开始有了新的希望。

在多年极“左”重压之后，1978年底，中国人终于盼来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虽然没有直接提及私营经济问题，但是它已经把改革开放的大门打开。沿着这个方向发展，私营经济复苏将是题中应有之义。所以，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饱受歧视和摧折的中国私营经济也迎来了破土而出的春天。

前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说，从发挥历史转折点的作用来看，十一届三中全会和遵义会议的意义是相同的。

在社会主义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中国人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挫折，终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找到了转折点，找到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建设道路，这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取得伟大成就决非偶然，它是一系列历史和现实因素交相作用的成果。

先看历史的因素。1988年9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说：“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①

“文化大革命”创巨痛深的历史教训促使人们反思，也促进领导人痛下决心，告别持续了20年之久的“左”倾错误方针，寻找新的发展道路。

再看现实的因素。最重要的是两条。一是1978年夏季展开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二是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召开的36天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真理标准大讨论

在胡耀邦的组织和领导下，《光明日报》于1978年5月11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于这篇文章触及了极为敏感的现实问题，具有强烈的针对性，所以立即轰动全国，犹如巨石投入水中，引起轩然大波。

文章实际上批评了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主张的“两个凡是”。“两个凡是”的规范表述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①

众所周知，粉碎“四人帮”之后，全党全国都在痛切地反思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两个凡是”显然阻挡了反思和前进的脚步。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尖锐地指出：任何思想、理论，即使是已经在一定的实践阶段上证明是真理，在其发展过程中仍然要接受新的实践检验，而得到补充、丰富或纠正。大规模的宣传证明不了真理，强权证明不了真理。理论正确与否由什么来检验呢？只能用实践来检验。对于“禁区”，我们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科学无禁区。凡是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封为绝对

“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社会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有许多地方还是未被认识到的必然王国。我们要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

显然，这些文字，是针对“两个凡是”的。

此文在全国引起激烈争论。多数人说好得很，也有人说糟得很。华国锋、汪东兴等人则利用手中掌握的重权，千方百计阻挠思想解放，指责《实践》一文是“砍旗”，即砍掉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

在斗争进入白热化的时刻，邓小平出来说话了。5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时说：“文章符合马列主义嘛，扳不倒嘛！”5月30日，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时说：“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名其妙。”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说：“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通过半年多摆事实、讲道理的大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终于成为全党共识，广大干部群众接受了一次思想解放的洗礼。

这次真理标准大讨论，打破了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冲破了“左”倾思潮和“两个凡是”的束缚，推动了人们起来纠正毛泽东晚年“左”

的错误，为大规模拨乱反正、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创造了条件，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思想准备。

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了5天。三中全会解决了那么多重大的历史和现实问题，5天时间怎么来得及呢？

原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举行了至关重要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中央工作会议是为三中全会做准备的。本来，华国锋为这次会议和三中全会确定的议题是经济问题和党的工作重心转移问题。工作重心转移的建议，是邓小平1978年9月提出来的。华国锋接受了这一建议，他也希望全国努力生产，但他本人却坚持“两个凡是”，这与工作重心转移是对立的，无法并存的。

当时党内思想交锋异常激烈，许多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的解决迫在眉睫，不解决这些问题，人心不顺，党心不畅。而且，如果继续坚持“两个凡是”，坚持

“文化大革命成绩是主要的”、“过几年再来一次”的话，就根本无法凝聚人心建设现代化。

中央工作会议于11月10日召开，华国锋在开幕式讲话中提出了讨论农业问题等三项议程。在11日的第一次会议上，陈云首先仗义执言，第一个做了突破性发言，引起巨大共鸣，使会议改变了原有议程，变成了解决“文革”乃至新中国成立以来若干重大问题的会议。结果，这次会议从11月10日一直到12月15

日，开了36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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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转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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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在发言中提出了一系列重大问题：1.要为薄一波等61人的“叛徒集团案”平反。2.对“文革”中被错误地定为“叛徒”的一大批同志进行复查，如未发现真实凭据，应为他们平反。3.为陶铸、王鹤寿等被错定成“叛徒”的同志平反。4.将彭德怀同志骨灰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5.为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平反。6.揭露和批判康生的错误。

与会者群起响应。胡耀邦、万里、王首道、康克清等发言支持陈云，要求把“文革”遗留的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萧克发言要求为“二月逆流”冤案平反，杨得志提出要为武汉“7·20”事件平反，陈丕显提出要搞清楚上海“一月风暴”问题，聂荣臻提出要解决武汉的“百万雄师”、四川的“产业军”问题等等。

根据会议情况，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放手让大家讲话。会议围绕着揭露“文革”错误、批评“两个凡是”、澄清历史真相、平反冤假错案等重大问题深入展开了讨论，与会者普遍要求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

会上，华国锋、汪东兴二人就自己在“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讨论问题上的错误作了检讨，表示要在今后总结经验教训。

在11月25日的会议上，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撤销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为所谓“二月逆流”一案受牵连的所有同志平反；为被错定为“叛徒”的薄一波等61人平反；彭德怀的骨灰移送八宝山公墓；为陶铸平反；为杨尚昆平反；撤销中央专案组；对康生、谢富治进行揭发、批判。另外还决定，地方性重大问题，由各地实事求是予以处理。

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邓小平高度评价了持续半年多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他强调说：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引人注目的是，邓小平在这个重要讲话中，主张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他说：“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邓小平说：“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建议同志们认真加以考虑和研究。”①

今天，我们已经看到，正是从1978年起步的这个大政策，打破了长期以来平均主义泛滥所导致的效率低下和普遍贫穷的状态，激发了国民创造财富的欲望，给国民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同时也为日后私营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极为重要的政策环境。

本来，中央工作会议在13日举行闭幕式之后应该结束，但与会者认为邓小平的讲话非常重要，纷纷要求延长两天学习讨论。

这样，14日、15日两天，代表们又进行了讨论。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口号，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乃至其后一个阶段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

长达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于12月15日结束。

由于中央工作会议作了充分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从12月18日到22日，开了5天。

大会在22日晚通过了全会公报。公报宣布：

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这一重大决策，解决了从1957年以来没有解决好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这是党在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全会毅然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

“左”的错误方针，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左”的错误理论。

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肯定了邓小平1975年主持工作取得的成绩。全会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人所作的错误结论。全会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这是总结“文化大革命”教训得出的最重要的成果，为今后中国指出了一条依法治国的前进道路。

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大讨论，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全会号召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两个多月之后，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在一次重要会议上讲话说，三中全会确立了党在新阶段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他说：“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他还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①

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搞活的重大战略方针。

全会指出：“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

全会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

公报针对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的弊端，提出了“四个应该”：

应该大胆下放权力，扩大企业管理的经营自主权；

应该大力精简各级行政机构；

应该坚决按照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

应该认真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实行分级分工分人负责。 这实际上是全面改革的纲领和雏形，标志着改革开放国策初步确立。

全会还讨论了农业问题。由于历史的局限，全会肯定了人民公社体制。但是，全会强调的重点是不许无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力、资金、产品和物资；强调了社员的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强调了要在经济上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

就在三中全会召开的同时，1978年12月，安徽凤阳县小岗村诞生了“包产到户”的惊人壮举。应该说，这与三中全会时期形成的改革大环境有直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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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突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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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了解中国国情的人都知道，中国私营经济发展与农村政策变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研究中国私营经济，不能不密切关注中国农村政策的大变化。包产到户，实际上就是在农村恢复个体经济。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批个体户和第一代私营企业家，也首先出现在农村。

小岗之夜惊天动地

1978年12月的一天夜里，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20名农民代表聚在村里一间屋里，神态极为严峻地写下了一纸契约，全文如下：

1978年12月 地点 严立华家

我们分田到户 每户户主签字盖章 如此后能干 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和公粮 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 如不成 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

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关廷珠 关友德 严立苻 严立华 严立坤 严金昌 严家芝 关友章

严学昌 韩国云 关友江 严立学 严俊昌 严美昌 严宏昌 严付昌

严家其 严国品 关友申

每个姓名之上，均覆盖一片血红，其中有17个指印，三方图章。

这个惊天动地的契约，现作为中国当代史的珍贵文物，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号为GB54563。

为什么说分田到户是惊天动地呢？

看过本书前面“包产到户三度悲情”一节的，自然心里明白。毛泽东的铁律就是，决不许分田到户，分田到户意味着单干、私营。

粉碎“四人帮”之后，1976年12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说要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这是反对包产到户的强硬语言。

1978年秋，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向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痛陈农民的贫困绝望，提出非把土地划给农民建立责任田不可，否则无法扭转危局。华国锋不同意，他说只有把人民公社精神更深地灌入农民心中，抓紧阶级斗争，才能振兴农村。

了解了这些情况，你就会对小岗之夜“惊天动地”的意义有了进一步体会。

华国锋、万里两人争论时，叶剑英、邓小平在场。万里得到邓小平支持，邓小平插话时重申了他的“猫论”，叶剑英也站在邓小平一边。

其实，万里已经在安徽采取了一些支持包产到户的措施。早在1977年11

月15日，安徽省农村工作会议就通过了一个被称为“安徽六条”的文件。文件规定，生产队可以实行定任务、定质量、定工分的责任制，可以责任到个人。这就为农民自发地搞包产到户开了路。

《人民日报》1978年2月3日的一篇报道支持了安徽农村的大胆试验。

为什么安徽农民一定要冲破禁区？这是因为，按照过去那一套僵硬的做法，农业生产维持不下去了。

以凤阳为例。

1967年1月初至2月22日，凤阳县有9900人外出要饭，沦为乞丐。到3 月18日，更达到18000人之多。

1969年3月，凤阳县37%的农户由干部率领，到外地要饭。

1976年12月至1977年4月，凤阳县仅861人外出乞讨所得，就有22000

元现金和8800公斤粮食。这个收入，大大超过他们过去在公社体制下出工不出力“战天斗地学大寨”的一年所得。

这些“叫花子”在各城市漫游，已经成为上至中央下至县委最头疼的问题。

1978年春夏之交，安徽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雪上加霜，大批农民背井离乡外出乞讨。

在省委紧急会上，万里激动地说：“我们不能眼看农村大片土地撂荒，那样明年生活会更困难，与其抛荒，不如让农民个体耕种。充分发挥各自潜力，尽量多种‘保命麦’，度过灾荒。”

经过争论，安徽省委作出了“借地种麦”的决定：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借给社员种麦种菜。鼓励多开荒，谁种谁收，国家不征统购粮，不分配统购任务。

这个大胆的决策，犹如及时雨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也鼓励了小岗生产队的分田到户破土而出。

1979年，暗中实行了分田到户的小岗生产队大丰收。全年粮食产量由原来的1.5万公斤猛增到6万公斤。

小岗生产队自合作化以来从未向国家交过1公斤粮。这个“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队”，1979年第一次向国家交了公粮，还了贷款。这是小岗人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事。

1980年1月的一天早晨，瑞雪初霁。

刚刚开完省人代会的万里来到小岗。他踏着泥泞，来到人口多、劳力差的关友江家，竟然见到储存着数千斤粮食，不由赞道：“这回讨饭庄不再饿肚子了！”他又走进严宏昌家，严宏昌向万里诉苦说：“有人说我们小岗包产到户是拉历史车轮倒转，挖社会主义墙脚。”万里被激怒了，回答说：“谁这样说，我就问问他，如果他有更好的办法，能使农民富裕，就照他的干。如果没有更好的办法，谁要说你们开倒车、挖墙脚，这个官司交给我替你们打好了！”

万里：“我走独木桥”

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农业问题的文件，题目叫做《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建议（草案）》。这个文件放宽了农业政策，但仍明文规定“不许包产到户”。这说明包产到户此时仍是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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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突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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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实行包产到户地区的示范效应是挡不住的，因为农民受不了饿肚子。

1979年春天，各地农民纷纷行动起来，把人民公社的土地重新划分，三家五户结为小组，共同拥有这一份土地。到春耕时，全国已有200万个村的3亿社员采取了这种行动，这在当时叫包产到组。

“不是包产到户不行吗？我们来个包产到组！”农民们这样说。

当然，这毕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了，大气候不一样。各地干部对此少不得睁一眼闭一眼。如果这些事发生在“文革”中，“反党反社会主义” 的大帽子早就扣上去了。

但此时发生了“张浩事件”。

《炎黄春秋》杂志1997年刊登人民日报社前农村部主任李克林写的《几乎中断“包产到户”的张浩事件》一文，介绍事件经过如下。

1979年3月14日，在报社编前会上，一位副总编辑告诉李克林，中央农口的领导同志给报社负责人写来一封信，并附一封河南读者来信，说当前农村出现了抢牲口、抢农具的混乱现象，有的地方还出现了分队现象，影响了集体经济的巩固，要报社赶快发表这封读者来信，并把他的指示改成评论一起发表。

当夜，报社总编室直接处理稿件，把领导同志的指示改为“编者按”，与河南那封读者来信一同在3月15日的报纸上发表，版面处理得相当醒目。

李克林问，为什么没有通过农村部处理稿件呢？这位副总编辑苦笑着回答说，他了解农村部同志的思想情况，交下来肯定大家不同意，会发生很多周折，因此就由夜班总编室直接处理了。

这就是张浩来信的发表经过。

张浩是甘肃档案局的干部，他回洛阳老家探亲，看到那里正在搞包产到户、包产到组，分地分牲口，于是以激烈的措辞写了一封信，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搞了二十几年，群众已经习惯。现在搞包产到户，是倒退，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会搞乱干部群众的思想，给生产造成危害。

给《人民日报》施加压力的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全国农业的王任重。

来自上级如此急迫而且十分具体的亲笔批示，使编辑部没有任何回旋余地。张文的题目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

所有有头脑的人看到报纸之后，都认为这是党的农村政策的最新体现，绝不是一封普通读者来信。

有的县农民立刻停止春耕，说：“报上又批评啦，算啦，不干啦！”

凤阳县更是人声鼎沸。县委书记陈庭元顶住了，仍然坚持大包干。

万里叫秘书打电话给凤阳，对那些不知所措的人说：“《人民日报》能给你饭吃？”

3月12日至24日，王任重领导的国家农委请七省农村工作部门和安徽三县的负责人在京开会，会后形成的纪要仍然坚持：“不许包产到户”。

同时，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批评万里是“好行小惠”、“变相单干”，指责万里不学大寨。

万里回敬说：你们不要强加于我们，我们也不强加于你们，“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万里指示安徽省委给《人民日报》写信，反驳张浩。

3月30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安徽省农委辛生、卢家丰的来信，题为《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文章尖锐批评了张浩的信和编者按给农村造成的混乱，批评有人“把联系产量的责任制看得一无是处”，批评有人视“包”字为洪水猛兽。这篇文章说，应当相信大多数群众，不能硬要群众只能这样不能那样。

《人民日报》为此加的编者按承认，3月15日张浩的来信和编者按“有些提法不够准确”，“今后应注意改正”。还说：各地情况不同，怎样搞好责任制应和当地干部群众商量，切不可一刀切。

《人民日报》发表安徽的反驳文章，极大地缓解了对包产到户的压力。

当然，《人民日报》这样做是冒了风险的。从包产到户以来《人民日报》的整体宣传来看，这一出击，反映了当时《人民日报》一贯支持改革的立场。

为了保持平衡，《人民日报》当天还发表了一封支持张浩的来信。

杜润生的巧妙报告

乡下的消息不断传到城里来，十之八九是农民如何不听约束，造成混乱。土地被瓜分得七零八落，碰到好地大家都抢，有的竟被分割成几米宽。农具拆了，拖拉机大卸八块，五保户没人过问，劳动力少的人家唉声叹气，民办教师把学生撂在教室回家种地去了……河南的一首诗这样反对包产到户：

耕地累死牛，

用水打破头，

拖拉机不用了，

大片土地成了花布头。

一时间，各种议论纷起：

“万里这家伙到底要干什么？”

“什么解放思想，我看是天下大乱！”

“三中全会以来的政策是复辟资本主义！”

“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

但是，包产到户确实大大增加了农产品的产量，农民的积极性也调动起来了。实践的发展和理论的滞后形成了尖锐的矛盾。

整个形势在1980年相持不下，各地干部左右为难。

当时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用这样的话概括从1979年到1980年初的形势：“一场拔河比赛，那一边是千军万马的农民，这一边是干部。”

正当此时，邓小平于1980年5月31日就农村问题发表了重要谈话。

他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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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突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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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①

邓小平说，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问题是思想不够解放。

邓小平的讲话，对于打破僵化观念，消除恐惧心理，推动包产到户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

这一年8月，经全国人大批准，国务院领导进行调整，华国锋、纪登奎、王任重、陈永贵不再担任总理和副总理，万里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万里主管全国农业，促进了农村工作思想解放，推动了包产到户的发展。

1979年曾担任安徽省委副秘书长兼政研室主任，后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的吴象，是协助万里在安徽推动改革的著名农业经济专家。他在2001年出版的《中国农村改革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书中回忆说，1980年9月，刚刚调整的农委领导班子召开包产到户问题座谈会，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参加，争论很大。开始只有任仲夷、周惠、池必卿等少数地方领导人表示支持，多数沉默，也有提出尖锐指责的。

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此时受命，在这个会上就包产到户问题作个报告，这可是个大难题。杜润生在激烈的争论中机智地选择了一个最容易统一双方认识的结合点来谈。这就是，包产到户对各地急需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地区具有巨大作用。这个问题，是摆在各省领导人面前最急迫、最头疼的问题。任何反对包产到户的人也不能不承认，在这些极端贫困的地区，除了包产到户，别无选择。杜润生在讲话中引用了很多实际调查材料，作了比较客观的分析，很有说服力。

经过讨论，会上基本达成这样的共识：作为解决温饱问题的特殊政策，可以在贫困地区实施包产到户，不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会议一致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即“中发1980年

75号文件”。

75号文件虽然没有从正面肯定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的责任制，但强调推广责任制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允许有多种经营方式、多种劳动组织，多种计酬方法同时存在，不拘泥于一种形式，不搞一刀切。对贫困地区，包产到户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措施。

75号文件虽然存在历史局限，但它打破了多年来深深植根于人心中的包产到户等于资本主义复辟的僵化观念，是全党对包产到户认识的重大转折和突破。

在这次会议上，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和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又一次展开了“阳关道”与“独木桥”的争论。

11月中旬，《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发表长文《阳关道与独木桥》，以上面两位省委书记的对话为引子，阐述了包产到户出现与发展的必然性，受到广大农民欢迎，同时也引起一些还没有摆脱“左”的思想的人的反对。

有一个省当时正在召开政法工作会议，会上有人竟要求追究《人民日报》文章的法律责任。

长江边上有一个城市主管农业的负责人在干部会上宣布：“谁要继续搞包产到户，是共产党员的要开除党籍，不是党员的开除公职。公安局的大门敞开着，不希望你们有人进去，但谁要一定往里钻，那也没有办法。”这些交锋，充分显示了农村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然而，实践是最有说服力的。

1980年是中等年成，年终统计农业产量，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不增不减；实行包产到组的增产10%—20% ；实行包产到户的增产30%—40%。

“队不如组，组不如户。”这句话1979年在安徽已经得到证明。一年后，再次在全国得到证明。

包产到户与亚当·斯密的学说

吴象曾这样概括上一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农村巨大变迁的特点：是由“不准”变为“不要”，再变为“有条件的允许”，最终完全放开。

1979年，凤阳县农民卖给政府大约4450万公斤粮食。

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给他的上级写报告说，这个数字相当于过去26年凤阳卖给国家粮食的总和。

这就够叫人难以相信的了，可事实比这还要精彩。过去20多年，政府拨给凤阳救济社员的粮食，比凤阳卖给国家的粮食还要多。

里里外外一算账，真有天地之别。

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凤阳县48万公社社员生产的粮食，还不能养活自己。

自从包产到户，凤阳人可以神气活现地说，他们不要国家养活，而且可以养活国家。

邓小平提到的肥西县，这一次给上级的报告不是像过去一样要救济粮，而是要建粮食仓库。因为他们的仓库只能放750万公斤粮，另有250万公斤粮食只好在57

个场院上堆着。

来安县姜泽和的老婆说：“包产到户让我丢了讨饭棍。”她18岁嫁给姓姜的， 21年来，岁岁讨饭为生。现在，伤心的日子终于到了头。

小岗村1979年卖给国家粮食12497公斤，超过政府计划的7倍；卖给国家油料12466公斤，超过国家规定任务的80倍。

天长县有个秦楠公社，社内有84个生产队不肯分家，另外29个队包产到组。结局是那84个队1979年减产11万公斤，29个队则增产20万公斤。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陆学艺根据调查得出结论说：实行包产到户以后，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一般都提高50%以上。

为什么呢？从下面的事情不难得出结论。

陕西陇中黄土高原上，有个农民马和贵，带领全家6口在地里劳动。他的10岁女儿也蹲在地里一点一点把大土块敲碎。忽然狂风大作，黄沙席卷而来，公路上的汽车也都减速了，可这一家人仍然埋头苦干，恍然不觉。

在河北平原上，有一亩红薯少了6棵秧苗，这意味着在秋天将减少5公斤红薯。做出这个计算的是承包了这一块土地的一个老人。他居然为此走了几十公里路，找来秧苗补齐。

相隔不远有一位老太太，岁数大，走不动路了，可她却有本事在自家养了50 只鸡，把鸡粪弄到地里去。

当然，农民家里不仅养鸡，他们把原本属于公社的牛马分了，归私人饲养。看来人民公社气数将尽，连牛也不喜欢它了。“那时候的牛，”云南思茅地区地委书记张文英说，“头低着，腰躬着，尾巴夹着，趴在地下，前拉后拽都起不来。现在，归了农户，头抬起来，腰伸着，尾巴甩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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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突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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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一位记者写道：和过去不同，农民觉得他们是在给自己种地，而不是给当官的种地了。

这不由使人想起了亚当·斯密在他的名著《国富论》第二章“论引起劳动分工的原因”中所讲的道理：人们之所以能吃上好的饭食，并不是依凭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道德或慈善。如果人们向这些手艺人表明，他所做的事情对他自己是有好处的。那么人们就能如愿以偿地吃上好的饭食。人们不是从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那里得到恩惠，人们得到好的饭食，是从上述这些手艺人自利的打算而来。人们不是向这些手艺人乞求仁慈，而是诉诸他们为自己利益考虑的打算。

这是不是包产到户的生命力所在呢？

亚当·斯密所说的话，涉及到人性的根本问题，也是经济哲学或是经济伦理学的一个大问题。他笔下的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代表了社会上大多数人。如果无视甚至企图消灭大多数人的“私人打算”，就像我们过去一个时期曾经做过的那样——“灵魂深处拼刺刀”、“一大二公”，那么，所得的结果，只能是扼杀人们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供给制和人民公社的失败，就说明了这个道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学者刘志琴的一篇文章《公私观念与人文启蒙》指出，在中国几千年传统社会中，崇公灭私历来占据统治地位。《尚书》提出“以公灭私”，春秋战国时期提倡“强公室，杜私门”。东汉马融在《忠经》里说：“人无私，大亨贞。”西晋傅玄在《傅子·问政篇》里告诉我们：

“私不去则公道亡。”宋代理学又有“存天理，灭人欲”之说。“文化大革命”

更把这些东西发挥到了极致。种种论说，使崇公灭私的观念成为超强化的意识形态切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导致了“私”字在国人心目中具有深重的原罪意识。人们谈私色变，造成个体缺失，这是传统文化的积弊之一。而历来中国历史上的人文启蒙思想又都要突破“私”字的禁区。明代李贽在《藏书》卷三十二中说：“夫私者人之心也……若无私则无心矣……为学者，私进取之获而后举业之治必力。”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中说：“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古自利也。”这种思潮，从明清之际真正开启，中断，再开启，到了章太炎提出人的“自性”和“主体在人”的思想，才进入启蒙时代。

包产到户的节节胜利，承认了“私”的合理性，这是在哲学和伦理学方面的突破，同时也为私营经济的诞生与发展埋下了伏笔。

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书记周惠，在1959年庐山会议就挨过批判，遭到降职处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36天中央工作会议上，他逢人就呼吁：

“农民折腾不起了，把生产经营权交还给农民吧！”碰到钉子，他说：“充其量无非再一次撤职罢了。”时隔一年，1980年75号文件为包产到户说了好话，说它是解决贫困地区温饱问题的办法，他高兴了：“内蒙古哪能不算贫困地区呢？”于是，他心情舒畅地在全区风风火火地搞起包产到户来了。

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动作慢一点，他是坚持走“阳关道”的人。在省里经过几次大争论之后，他同意派出参观访问团到别的省市考察，回来再定方案。这使黑龙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比大部分省区推迟了一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