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
作者：马立诚【完结】
内容简介
作为一位敏锐而深刻的社会政治评论家，马立诚对中国当代社会思潮的把握、分析和评论，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批判性，同时也寄托着他本人的思考和忧虑。本书呈现给广大读者的是他长期以来的思想结晶。作者将当代中国的社会思潮归纳为八种，即除了居于主导地位的邓小平思想外，还有老左派思潮、新左派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新儒家思潮和民粹主义思潮。通过作者对八种思潮的介绍和阐释，有助于人们理解中国的过去，认识中国的现在，探知中国的未来。
编者的话
中国自以巨大的落差遭遇现代性以来，至今已逾160年。在这160多年中，中国人经历了各种持续的动荡和断裂，以及持续的革命和后来极端的社会整合，直到中国经济突然爆发的最近20年。然而，经济突然的大规模增长并不必然伴随着现代性转型的完成，恰恰相反，它反而会加速地暴露其在政治上需要发展完善之处.这正是马克斯·韦伯在100多年前对德国精英和知识阶层的警告。在我们看来，这个警告也适合于今天的中国。
30年前，正值中国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下，一批具有真知灼见的思想者开始进行反思，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现代思想启蒙。20世纪80年代，先后出版了《走向未来》、《文化：中国与世界》和《二十世纪文库》等丛书。这些丛书所传播的现代知识，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的思维定式，为30年来中国社会变迁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今天，中国又面临着重大的历史关头，如果说，当年的思想启蒙重在传播现代理念，为骤然而来的改革提供思想力量，那么，博源基金会作为思想启蒙的传承者，编辑出版《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从书，则旨在集近30年来实践、研究与探索之成果，寻求对今天中国现代性方案的共识。
“中国的现代性转型”是一个跨世纪的、至今未完成的方案，是一项需要对现代核心价值观、对未来模式和路径重新认定的历史使命，是一个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不可逾越的现实文题。对这一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和讨论，以求在更大的范围寻求社会共识，是博源基金会的重点工作之一。而《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丛书，就是上述研究和讨论的成果。我们认为，讨论中国的现代性方案，必须面对世界难局，重建我们的知识体系，这就形成了丛书的如下主题：现代性从何而来?中国是如何遭遇现代性的?当前中国为什么要提现代性转型?中国现代性转型的状况及其约束条件是什么?现代性在西方国家所面临的挑战，特别是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它是否还是一项绝对价值?是否存在“另类现代性”？各类国家现代性转型比较对中国有何借鉴意义?如何选择适合中国现代性转型的路径和模式?等等。
为了更好地体现相关学科领域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成果，我们先后组织了不同学科的领军人物进行深入讨论；伴随若每一次讨论.人们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直接拷问中国的现代性转型问题。实际上，这些学术活动已经远远超出了丛书的边界，是不同学科对中国现代性转型的思想认知、碰撞与交融，从而使丛书成为一个开放性的学术平台，让大家发抒各自的专业研究成果与识见，以期从不同角度勾勒中国现代性方案的基本轮廓。
《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丛书系博源基金会之“博源文库”的一个系列。本套丛书总序由前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教授撰写。
博源基金会
《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丛书编辑小组
2009年9月30日
总 序
博源基金会是由秦晓与何迪两位先生倡议成立的一个学术性团休，着眼于当代问题的研究，秉持开放、理性、包容的精神，志在建立一个学术的平台。秦晓在《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使命、宗旨和方法论》一文中说:“‘当代中国问题’可以表述为中国的社会转型，即从一个前现代性(传统)社会转变为一个现代性社会。这一转型自晚清始已经历了100多年的历程……到今天它依然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哈贝马斯语)。重新提出这一问题，有序地推进这一进程，关乎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是对政治家、社会精英和民众社会历史责任感的呼唤。”
为此，博源基金会在2008年提出中国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课题的基础上，于2009年3月的理事会上又提出了编辑出版《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丛书的构思，指出：“中国的现代性转型是一个跨世纪的，至今未完成的方案，是一个需要对现代核心价值观，对未来模式和路径重新认定的历史使命。是一个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不可逾越的现实问题，对这一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和讨论，以求在更大的范围内寻求社会共识，应该成为基金会的重点工作之一。”
我很认同博源基金会诸君的看法与价值理念。百年以来，中国长期处于国族求生存、发展而起的各种变革运动中，从曾(国藩)、李(鸿章)的洋务自强运动，到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包括清代“废科举，设学校”)，到民初的新文化运动，以及1911年国民党共和革命，1949年共产党社会主义国家建构，一直到1978年开放改革所展开的经济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这一连串的变革运动背后，确有一股强烈的动力，那就是求国家之富强，求民族的独立与尊严。但无可讳言，这一连串变革运动，不论是自觉的或不自觉的，自愿的或不自愿的，都在向“现代的西方”借鉴学习，向西方取经(应指出，社会主义也是西方的，它是“反西方的西方”)。从器物到制度到启蒙的价值理念(如理性、自由、民主、人权等)都一一进入中国。故百年来，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学术乃至生活形态方面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巨大的变化，从根本上说，是中国的现代化运动造成的。百年来一系列变革运动实是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中国现代化。整体上，中国现代化是一个有方向性的历史过程，即是从一个前现代性(传统性)社会向现代性社会转变，亦即是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历程。我们应该强调指出，中国现代性的建构绝不仅是求国家的富强（经济现代化是而且仅是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现代性。不多也不少，是指一个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中国前现代杜会的传统的文明秩序(一个主要以儒学三纲六纪为规范的帝国秩序)已倾圮解体，而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还远远没有完全建立，今天仍处于一个社会大转型的过程中。我们应理解，中国的社会转型，其意涵实远不止是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替。也不仅是像美国反殖民的独立革命。还是涉及器物、制度和价值系统的文明形态的转型。
中国的现代性或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的建立，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是以欧美的文明形态为参照系统的。150年前，日本明治维新的现代化，脱亚入欧，可说是第一个非西方国家以西方的现代性为范本而成为东方第一个现代国家。但值得特别指出者，日本的现代性之建立虽是以西方为范本，但是仍有强烈的日本文化的性格，故是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现代性。日本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有“共相”，也有“异相”。无可否认，欧洲依启蒙运动建构的新文明形态是现代性的最早的个案。19世纪以后，欧洲一直被视为世界先进的文明范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由世界的“兵工厂”而转为资本主义“自由之堡垒”，亦自然而成为“西方现代性”之表率。但不能忘记，1917年俄因共产党革命之后，社会主义(马列主义)已在资本主义之外提供另一条社会发展的道路。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己形成一个挑战资本主义的世界力量。以俄国为领袖的苏维埃与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更构成了冷战时代东、西对垒的两大阵营。依马克思原本的理论讲，杜会主义社会应是“后资本主义”的社会。但在长期的冷战时代，在意识形态上，社会主义却是作为一种更优越的“现代性”(或曰“超现代性”)向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挑战的，亦即社会主义是以拥有更优越的制度、价值的文明性向世界宣称的。诚然，社会主义所描绘之彼岸的自由王国的理想是无比浪漫动人的。恰恰因此，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比资本主义的也更大。列(宁)斯(大林)路线的社会主义实践，在世界范围内，程度不同地出现问题或异化，而“文化大革命”乌托邦式的冒进路线，更把中国推向亡党亡国的边缘，幸因1978年的开故、改革而转危为机。1991年，苏联社会主义的瓦解，不啻宣告了社会主义的“现代性”计划的顿挫。正因为如此，才会有福山(francis fukuyama)名噪一时的“历史的终结”这样的看法。他说那些可以代替西方自由主义的可行的系统方案，已经彻底穷尽了，他说世界可能已到达人类意识形态演进过程的终点。西方自由民主体制得到了普遍化，成为人类最后的政体形式。诚然，福山的论断具有浓厚的西方自由主义者的偏执性，须知，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并不因社会主义的“现代性“计划的“失败”而理所当然地取得终极的正当性。其实，欧洲的两次世界大战已经深刻地暴露了西方现代性的黑暗面，美国先后涉足与发动的越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以维护自由与民主自居。却充分显露了霸道的政治性格，实不足以言为缔造全球政治秩序提供了范本。2008年10月爆发的全球金融海啸，其殃源正在美国的华尔街，更透显了资本主义之经济秩序有深层的结构问题与道德性缺陷。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欧美思想界出现了一场激烈的“现代性论辩”，西方知识人对西方现代性进行了批判与反思。诚然，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在20世纪初即已指出作为西方现代性思想根源的启蒙运动的遗产，不是理性(reason)的实现，而是“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的胜利，它不能导向启蒙思想家的希望(即普世的自由)的实现，而提出“铁箍”的警告。80年代的“现代性论辩”，循韦伯之思维，集中地表现为“理性的论辩”。哈贝马斯提出“沟通理性”以济工具理性的不足，他是西方现代性的维护者，但他承认启蒙方案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我们可见到的是，西方的现代性依然在自身反思中逐步修正。我同意波兰哲学家科拉科夫斯基(l kolakowski)的看法，现代性方案是“处于永无止境的试验中”。
中国于1978年在“文化大革命”的大破坏的废墟中，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个发出改革开放的巨声，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大力展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过去有人说，“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新中国”。现今看来，应该是“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没有社会主义”了。3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史无前见的成就。中国的崛起已是世界的事实。的确，中国扭转了16世纪以来西方日踞世界支配性地位的格局，在今日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已从边陲走向中心，中国很大程度上已实现百年来追求的富强之梦。但是，我们要问，中国上升之路会一帆风顺吗?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国在21世纪步向强国之路上，将无可避免地面临种种外在与内在的挑战与考验。在今日全球多元格局下，一个国家的真正强大绝不止是军事力量，甚至不止是经济力量，毋宁更是知识力、文化力，特别是它拥抱一套现代的核心价值(包括自由、民主、人权、公义、多元、王道、环保等)，说到底，它必须有一个现代的文明范式。中国百年之现代化运动的真正愿景，如前所述，是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的建构。我们今天距离一个中国现代文明秩序之建立还很远，即使就中国今天最有成就的经济领域而言，贫富的差距，城乡之间的落差，市场规范的缺失，实在还未能完成一个经济的文明秩序。我们上面已指出，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大转型中，但社会转型并不会自动地成功地转向一个现代文明秩序。这一项巨大的文明转型的工程，它建构的主要资源来自社会主义，来自资本主义，也应该并必然有来自中国的文化传统。我们所建构的是一个有中国文化性格的现代文明秩序。一点不夸张，它需要这一代乃至几代人的努力，特别是当代的知识人，以理性、批判的反思精神，贡献各自的心力与智力，来与国人共谱中国的历史新章。
博源基金会，着眼于当代问题的研究，并志在为知识界建立一个开放性的学术平台，这个《现代性与社会转型》丛书正有幸得到多位知识界杰出学者的参与支持，各自独立地发抒其专业的研究成果与识见，欣赏敬佩之余，是为序。
金耀基
2009年7月
前 言
一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是英国历史学家科林伍德的话，他提供了认识历史的一个维度。
历史事件已经永远逝去，绝无可能在今天原原本本复现。在文本和视像中复现的历史，是历史在学者心灵中的重演，科林伍德称之为“历史的想象性”。历史事件是人的思想对象。
比如，很长时间里，对王安石变法是赞颂的。改革开放以来，新锐历史学者否定了王安石变法，指出他的路径依赖和增长模式问题严重，连一个梳子、一把芝麻都必须由官方销售，对民间竭泽而渔。在新锐历史学者的文本中，王安石变法的历史呈现出与过去完全不同的面貌。再看抗日战争，究竟国内不同力量在抗日过程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不同地域、不同时间段有不同的解读。因此，在不同地域、不同时间段，抗日叙述就呈现很大差异。改革开放史也是如此。在一些左派眼里，改革开放是“劳动人民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
不同的历史叙述的背后是什么呢？是认识和思考，是思想。因此，认识历史思想，思考社会思潮的交锋，是我们理解历史的一把钥匙。
二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自由的初步扩展，为各种思潮面世提供了最低限度的宽容，使我们能够触摸到各种思潮大致的逻辑和边界。由此起步，中国思想界开始进入一个群雄初起的春秋时代。
由于本书篇幅所限，只能概要勾勒出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这八种思潮，包括了官方的和民间的思潮。除了居于主导地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即邓小平思想之外，还有老左派思潮、新左派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新儒家思潮和民粹主义思潮。这八种思潮，或部分重合，或彼此分立，或激烈争辩。透过这八种思潮，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也有助于我们探知中国的未来。这里要说明的是，八种思潮并非囊括了当代中国全部社会思潮，比如基督教思潮就没有包括在内。本书讨论的八种思潮，是在当前语境下能够在大众传媒上公开进行论述和博弈的社会思潮。
三
这八种思潮有两个特点：一是“问题意识”；二是这些思潮与西方社会思潮有密切的联系。
先看第一点。为什么这30年会出现八种思潮？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在转型过程中产生了各种问题、矛盾和冲突，这就促使人们的思考不断突破既有观念框架，寻求对策方案。打个比方说，这八种思潮，犹如八种药方。从各路名医的主观意愿来看，都是意图展示平生绝学，对症施治，起沉病于病体，致安康于民众。但药方各不相同，少不了争执一番。30多年来，不同发展阶段产生了不同的问题，变化的形势不断提出新的需求，各种思潮的起伏涨落也就呈现出参差的状态。
再看第二点。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与西方社会思潮有密切的关系。比如，西方三大主流思潮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保守主义，对中国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自由主义传入中国百年，起起伏伏，有目共睹。
社会主义思潮传到中国，先后演变和产生了四种社会主义：一是根源于斯大林主义的毛泽东模式社会主义，如今老左派思潮即为毛泽东模式社会主义的遗存；二是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是民主社会主义；四是新左派的社会主义思潮。但是，新左派虽然激烈批评资本主义，他们主张的社会主义却比较模糊。
保守主义并非如有些人理解的那样是一种顽固的反动思潮。保守主义是一种正常的文化选择，是一种面对挑战的历史性反应。保守主义主张保存本民族的优秀文化（皇权专制制度、太监制度、凌迟制度和裹小脚风俗等当然不在优秀文化范畴之内），试图用现代思维方式和文化精神阐释、保留传统文化的精髓，特别珍视伦理、道德、审美、语言方面的宝贵遗产。就此而论，海内外新儒家一些领军人物是为代表。保守主义并非一味维持现状，也不排斥自由民主，而是致力于以自己的主张改进现状。一般来看，保守主义比较审慎，不赞成剧烈突变的革命。自由主义也反对人为建构乌托邦，主张逐渐演进，因此自由主义也含有保守的成分。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是相通的。
至于民族主义思潮和民粹主义思潮，其定义、阐释和研究的理论框架也来自西方。
四
由于中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系统，所以中国的左右之分，与国际上左右划分标准不一样，在很多问题上甚至完全相反。
比如在欧美，左和右在政治上都支持代议制民主政治。中国不是这样。右支持宪政民主，而左不赞成宪政民主。另外，中国的右也赞成完善社会保障，保护人权，这等于是干了欧美左派的事情。
再比如，在欧美，力主改革的往往是左翼。但在中国，情况恰相反。又比如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在欧美归于左的一路，在中国却被说成是右。限制自由，限制工会农会的活动，在国际上常常是右翼作为，在中国被看成左的主张。中国有人主张按照国际划分方式重新厘定中国的左和右。但中国的左右分野早已约定俗成，尽人皆知。一提左右，大家都知道你在说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打乱重来，更添混乱。
本书是按照中国目前区分左右的标准展开评述的。
五
曾有一个流行的理论说，什么是左？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把将来才能实现的东西拿到现在来做，在行动上冒进乱斗，这是左。落在时代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这是右。
这个说法显然有问题。中国共产党多次代表大会都庄严承诺，将来一定会把中国建设为“高度民主”的国家。为什么左的势力不把民主搬到眼下来做呢？
中国的左到底是什么？高放在《左的来龙去脉》一文中说：“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众多消极因素成为滋生左的思潮的肥沃土壤。大量自然经济的手工劳动小生产、农民的平均主义、君主专制主义、个人集权制、领导职务终身制、等级制、家长制、个人崇拜、官僚主义等，都使左的东西更加根深蒂固，更具群众基础，并成为左的历史根源。”1
在这样的基础上生长出来的东西，肯定是向后看的。左的势力所主张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无疑是落后的东西，毫无“将来性”可言。
汪晖在《现代性问题答问》一文中曾经谈到左对自由权利的压迫。他说：“就以人们普遍关心的自由权利面临的危险而言，20世纪的历史证明，它既来自右的方面，如40年代的德国、意大利……也来自左的方面，如斯大林主义和当代中国历史中的让人难以忘怀的悲剧。”2
综合以上两种意见，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中国的左，是压迫自由和民主权利的东西。
六
萨特在20世纪60年代说，左和右已经是毫无意义的空壳了，左和右不再具有分类价值。意大利政治理论家诺贝尔托·博比奥在2010年最新版的《左与右——政治区分的意义》一书中说，直至今天，左和右的区分不但没有废止，而且还相当广泛地深入人们生活中。这个说法站得住脚。比如，2011年9月，丹麦选出第一位女首相赫勒，中外媒体都称她是左翼，会带领丹麦“向左转”。
2011年10月17日，法国社会党选出该党参加2012年大选的总统竞选人奥朗德。法国媒体称他为左派，中国媒体也说他是左翼。能不能想象全国所有的人对复杂的政治思想问题都持同一种意见？显然不可能。有意见分歧，自然要分成派别。分成派别，就要用简要的词汇概括，左和右就是这样的字眼。当然，用左和右来描述政治见解的区别，来自一个契机，就是法国大革命时期不同观点的议员，分别坐在左右两侧。用座位排列的空间概念区分政治观点，纯属偶然。但是，这个说法一旦沿袭下来被人们接受，就形成定式，不易更改了。左和右具有描述性意义和评价性意义，正如很多政治术语一样，左和右不那么精确。另外，左和右争执的问题不断更新。一些冲突不再重要甚至消失了，新的冲突出现了。比如西方现在的左和右不再向法国大革命时期那样，争论民主和共和问题，而是争论移民问题、堕胎问题、税收问题、社会福利问题、政府干预程度问题等。
七
春秋战国和五四运动时期是文化大突破、大发展的黄金时期。至今人们回忆起这两个时期的思想文化成就，仍然充满自豪。众所周知，这两个时期的思想文化环境比较宽松，百家争鸣，思潮活跃。春秋战国时期诞生了诸子百家，然而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和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两千年，思想原创力逐渐枯竭，一直到清末，中国思想没有越出先秦的范围。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构建有利于思想创新的宽松环境，是促进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也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必经途径。
当今中国各种思潮的交流、交锋、交融，是有利于中华民族文化创新的新气象，也是软实力喷涌的源泉。因此，贯彻“双百”方针，减少行政干预，避免用权力代替思想、压制思想，促进各种思潮健康发展，并且形成制度化的竞争环境，实乃当前文化改革的要义。
八
本书部分内容，曾以专栏文章形式，在2010年7月至2011年3月的《经济观察报》连载并上网，引发海内外反响。余英时、郑永年、葛兆光、王辉耀、徐友渔、雷颐，以及博源基金会的秦晓、何迪均对此项研究给予肯定，并提出一些建议和意见，作者在此表示感谢。另有一些台湾读者阅读之后，发来邮件讨论。其中，一位署名渔父的读者来信说：早在20世纪初．孙中山、江亢虎、张君励等人就引进了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即社会民主党的主张，希望在相关章节中补充进去。我回答说，文章评述的大陆八种思潮起止时间，大体上是从1978年到2008年。部分章节为了理清脉络，在时间的前后节点上有所突破延伸，但也以这30年起伏变化为主。这一点，也应向本书读者说明。
作者
2011年11月
1 高放：《高放政治学论萃》，团结出版社，2001，第63页。
2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三联书店，2008，第502页。
在南方谈话的延长线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无古人的创举
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告别了毛泽东晚年思想，以邓小平思想为代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登上舞台。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林同奇说：“作为第一种思潮的毛泽东式的马克思主义的自我转化始于1978年，这一年标志着毛泽东时代的终结。”1改革开放30多年，邓小平思想成为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
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的时候，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
当时，所有的中国媒体都承认，经济已经“濒临崩溃”。据联合国统计司发布的数字，当年中国人均gdp仅为183美元，日后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应数字是197美元。科技、教育、文化事业遭到“文革”沉重摧残，政治上的蒙昧主义和现代迷信几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邓小平复出之后一个月，即1977年8月，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共十一大。这次大会重申了建设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但是在指导思想方面，还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会议提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要“保卫社会主义公有制”,“把整个国民经济纳入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发展的社会主义轨道”,“坚决制止破坏国家计划的行为”。2
中国仍然在“文革”惯性中运行。
邓小平决心通过大规模改革解决层层累积的问题。用他的话来说，这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邓小平就明确提出了改革开放。
邓小平第一次提出“改革”这个词，是1978年10月11日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致辞中。此时，围绕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交锋正处于白热化之中。邓小平说：“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3
就在这个讲话前一天，即10月10日，邓小平第一次提出“开放”这个词。这一天，邓小平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前西德）新闻代表团并发表谈话。谈话题目就是《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邓小平说：“中国在历史上对世界有过贡献，但是长期停滞，发展很慢。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向先进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被叫作‘崇洋媚外’。现在大家明白了，这是一种蠢话。我们派了不少人出去看看，使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你们问我们实行开放政策是否同过去的传统相违背。我们的做法是，好的传统必须保留，但要根据新的情况确定新的政策。”4
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这一年12月18-22日召开。会议决定，抛弃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并要求“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5这里最后一句话，就是讲开放。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共的治国理念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变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三中全会公报有一句话：“现在，一实行全党工作中心转变的条件已经具备。”6这里说的工作中心转变，就是把工作中心转变到经济建设上来。
实行工作中心转移，是华国锋和邓小平的共同主张，但改革开放的发明权则属于邓小平。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国策，是邓小平思想上升到主导地位的标志。
从邓小平最初提出改革的讲话可以看出，在改革的重点次序和途径方面，他的选择和苏联的改革相反。戈尔巴乔夫1992年2月对《柏林晨邮报》发表谈话说，我在发动改革的时候，十分了解社会和它存在的问题。应当进行大刀阔斧式的改革，首先应该改革的是政治制度。邓小平的选择是首先进行经济改革。
放大一点眼光来看，韩国、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台湾地区，在面临发展经济和政治改革双重任务的时候，不约而同都选择了首先发展经济，然后实现民主转型的路径。这一地区性发展特色，构成了不同于欧美和伊斯兰世界的另一个国际政治子系统。研究邓小平改革思想，不能不注意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发展规律。
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委员长万里在1998年4月18日下午亲自对我说的那样：“邓小平理论发展起来很不容易，安徽的包产到户，如果没有邓小平支持，恐怕站不住。”
邓小平推动的经济改革，几经风雨，几经挫折，每走一步都遇到多种因素的阻挠。他凭借丰沛的政治资源和顽强的毅力，百折不挠，一步一步渐渐向前推进。
从力挺包产到户到赞赏乡镇企业，从农村改革破题到启动城市改革，从下放权力给地方和企业到支持个体私营经济，从开放外资进入中国，到创办五个经济特区；从探索双轨制，到力主价格改革；从批准建立股票市场，到推动国企改革；从打破大锅饭，到提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中央与地方“分灶吃饭”，到金融财税体制改革；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有计划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邓小平披荆斩棘单路蓝缕，在没有人走过的地方“摸着石头过河”，硬是踏出一条路来，从而开掘出新的财富源泉，造就了一个繁荣的中国。
邓小平虽然没有受过专业经济学训练，但他对中国经济有着深刻的洞察与把握能力，并具有丰富的领导经验和超人的魄力，他的倾向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取得了辉煌成就。
各界公认，邓小平对发展中国做出的最大贡献，是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
八九风波之后，左倾顽固势力抬头，改革开放陷入低潮，发展的成果有可能被左倾思潮葬送。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87岁的老人再度出山，拼尽全力天鹅之舞，从而挽狂澜于既倒，再度掀起改革势头。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批评了凡事都要问一问姓社姓资的左倾思想，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7邓小平这一论断，回答了左倾思想当时对市场经济的责难，迎头解决了纷纷扰扰的争论，为中国改革确定了新的经济体制，即市场经济体制。
邓小平破除了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70多年的禁区，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打通对接，这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一大突破，也是世界经济思想史及世界经济史的一大突破。
其实，早在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的时候就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邓小平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8这个探索性谈话在当时只有极少数高层人士了解，没有公开传达。
众所周知，连哈耶克这样的西方顶级经济学家都一直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就是市场经济，二者径渭分明。
20世纪80年代初，正当邓小平开始推动中国进行市场化改革的时候，80多岁高龄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完成他最后一部著作《不幸的观念―社会主义的谬误》。哈耶克在书中说，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他的表述是：“实行中央经济规划和经济控制，这些东西都是社会主义的核心的东西。”9哈耶克在这本书中还说，这种经济体制是中央指令性经济。他说，资本主义经济的特点是实行市场经济。
除了宪政思想之外，单就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接这一点来看，邓小平的经济思想突破了哈耶克。
国外不少学者和政治家曾把邓小平与世界最著名的经济学家进行比较，认为邓小平的经济思想具有世界性价值。戈尔巴乔夫说：“邓小平最主要的成就就是经济改革。邓小平在世界共产主义实践中创造性地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他在这方面的成就把他列入约翰·凯恩斯或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行列中，后两人曾经强有力地影响了世界各国领导人的思想。”印度学者苏地生说：“邓小平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学家的信誉是确定无疑的。他砸碎了空想主义的枷锁，运用自己丰富的经验和智慧在中国建立起一种新的模式，而这一模式正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今天所需要的。”10
邓小平用市场经济制度再造了中国，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高成就。邓小平力倡的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竞争观念、平等观念、自由观念和追求私人财富的精神，在中国大陆再度兴起，并且在民众心中深深扎下根来。
中国人今天仍然生活在南方谈话的延长线上。201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中国的经济规模也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邓小平思想取得的成就。
邓小平“8·18”讲话：政治体制改革的号角
再看政治改革。
在中共领导人中，邓小平第一个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议题。1980年8月18日，他在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把中国政治体制的弊端归结为“制度问题”。他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于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11
这是中共执政以来，高级领导人对于政治体制的弊端空前尖锐而深刻的批评。过去，对于政治上出现的问题，从来没有反省到制度层面。惯常的做法是歌颂制度“无比优越”，而把祸害和罪责归咎到个别人头上。在讲话中，邓小平提出了制度方面的五个弊端：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特权。
邓小平认为这些弊端产生的原因，在于中国的体制中还存在着封建主义。他说：“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人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12
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在这篇讲话中罕见地肯定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他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邓小平特意把苏联的政治制度与西方国家政治制度作对比，而且肯定了后者。之后，邓小平在多次讲话中提到，我国的政治制度来源于苏联。比如，1986年9月29日，他在会见波兰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时说：“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13
1980年8月21日、23日，邓小平在（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谈话中，从传统政治文化影响的角度，反思了中国政治体制的弊端。他说：“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14
政治体制改革放慢脚步
然而，就在邓小平发表这些意气风发的讲话的同一个月，即1980年8月，前社会主义国家波兰爆发了团结工会大规模罢工和要求自由权利的事件，情况愈演愈烈，引起中国领导层极大担忧。党内领导层有人指出，中国也有爆发波兰事件的危险，少数持不同政见者和心怀不满的工人群众可能结合成一股巨大的力量。
在这个背景下，出于维护政权的考虑，邓小平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动作变得谨慎起来。
1986年9月到11月，在筹备十三大的过程中，邓小平发表系列讲话，再次催动政治体制改革。他说：“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15
但是这一次，邓小平把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限定为三条：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他在讲话中不再提制度变革了。
邓小平提议，政治体制改革要先从一两件事上着手。首先是党政要分开，第二是权力要下放，第三是精简机构。
1987年召开的十三大，在邓小平划定的范围内，政治体制改革浪潮达到高峰。十三大报告专门列出“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一章，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这一章提出七条措施：实行党政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改革政府工作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随后发生的1989年风波，中断了党政分开的进程。在此之后，邓小平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措施，是开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经济改革大胆突破，政治改革多方设限，当政治改革的吁求高涨，可能引发动荡的时候，不惜放缓甚至暂停政治改革，以保障经济发展顺利进行，这是邓小平思想的特点。
三个代表理论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都是邓小平思想的发展与延伸。
毫无疑问，邓小平思想在实践过程中取得了辉煌成就，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也出现了腐败丛生、贫富分化等诸多问题，引发了动荡风险，并催生多元思想问世，各自开出药方。邓小平晚年，已经注意到这些问题。他曾说，发展起来之后，解决分配不公等问题至关重要。
关于新权威主义的争议
法律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了蔡定剑、王占阳主编的《走向宪政》一书，收入吴稼祥的文章《从新权威到宪政民主》。
令人关注的是，吴稼祥在文章中说：“中国经济改革在1986年实际上已转入新权威主义主导的经济政治综合改革。正是在这一年，邓小平至少10次倡导政治体制改革。1989年3月6日，他有机会对他倡导的综合改革进行总的定性和命名。当时的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向他汇报思想界流行的新权威主义思潮，他斩钉截铁地说：‘我就是这个主张。’”（该书第67页）
这是公开出版物首次介绍邓小平对新权威主义讨论的表态。
何谓新权威主义？
1986年春到1989年春，北京的张炳九发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与协调》，吴稼祥、张炳九联名发表《激进的民主还是稳健的民主》，吴稼祥发表《新权威主义述评》、《新权威主义研究提纲》，上海的萧功秦发表《新权威主义：痛苦的两难选择》、《过渡权威论与中国的改革运动》等文章，针对当时经济问题日趋危机化、腐败蔓延、新旧体制僵持不下的局面，提出用新权威主义来推动经济改革，实现现代化。
新权威主义在当时引起热烈讨论。1989年4月，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今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出版刘军、李林主编的《新权威主义——对改革理论纲领的论争》一书，收入了主要的讨论文章，本小节援引的文章，均出自这本书。
岳麟章、郑永年在1989年春发表文章《新权威主义与政治民主化》，归纳出新权威主义理论的几个要点：（l）就中国国情来看，经济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不可能是同步的，而是分阶段的，先实现经济现代化，然后再实行政治现代化，即经济市场化先于政治民主化，市场化的终点是民主化的起点。
（2）中国要实现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进而实现经济现代化，必须在集权条件下才能完成，这个集权的指向应该是追求现代化的。
（3）当前中国在政治领域中的改革不是全面推行政治民主化，而是实行集权制和政治垄断。
（4）这种集权制强调的不是政体而是领袖，应该由一个伟大领袖以及配合默契的决策集团，强制性地推进经济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