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介绍一下八种思潮。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即邓小平思想，这是中国的主导思想。邓小平思想有三个关键点。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哈耶克在1980年的时候，发表了最后一部著作《不幸的观念：社会主义谬误》。当时中国已经开始改革了。哈耶克在这本书里讲，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是中央指令经济。邓小平在1979年就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单就这一点来说，邓小平是超越哈耶克的，其他的比如宪政思想暂且不论。不过，邓小平在1979年的讲话没有公开传达。到了1992年南方谈话，就完全公开了，产生了巨大影响。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在体制上再造了中国。我们今天还是生活在邓小平思想的延长线上。2010年中国经济成就超过日本，也是邓小平思想的成就。二是邓小平1980年的“8·18”讲话。这个讲话迄今为止仍然是中共领导人所发表的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尖锐的论述。邓小平提出了制度变革。过去都说我们的制度是好的，只不过出现了几个坏人。但邓小平在这篇讲话里，讲到我们的制度不好。制度不好，好人也办不了事，连毛泽东也出现了悲剧。邓小平提出要改变这个制度。邓小平指出了五个制度上的弊端，即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特权现象、干部职务终身制。另外，邓小平在这个讲话中罕见地肯定了西方的政治制度。他说斯大林严重破坏法制这样的事情，在英、法、美这样的国家里不可能发生。这样一个少见的表态，可以使我们看到邓小平内心深处对世界各国政治体制的一些思考。三是经济体制改革大胆突破，政治体制改革多方设限。到了1986年，邓小平再度讲话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就不提制度改革，而是提出调动工人农民的积极性，要提高效率。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就是，在邓小平8月18日讲话的同一个月，波兰爆发了团结工会运动。团结工会运动进展迅速，10年时间政权就更迭了。在邓小平8月18日讲话之后不久，就有人向邓小平、胡耀邦进言说，中国也可能发生团结工会的事情，心怀不满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在一起，也可能颠覆我们的政权。这就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紧张。在维护政权和政治改革的两者选择中，邓小平选择了维护政权。随着团结工会愈演愈烈，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也越来越慢，向后收缩。当然，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的时候，还是有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小高潮。十三大报告里专门有一章就是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七个措施。当时主要的进展就是邓小平提出的党政分开。到了八九风波以后，邓小平提出来要开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会议，退回到原点上来了，以至于今天由于政治体制改革一再延缓，社会矛盾不断加剧，这也是邓小平留给我们的遗产。我为什么在这一章里要介绍一下关于新权威主义的争议呢？原因是今年法律出版社出版的《走向宪政》这本书收了吴稼祥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说，1989年3月，当时的中共中央负责人向邓小平汇报当时社会上关于新权威主义的争论。邓小平说：“我就是这个主张。”这本书公布了邓小平明确地赞成新权威主义，我就把新权威主义的争议也介绍了一下，给读者提供一个了解邓小平思想的参考。当时提出新权威主义的人，北方是张炳九、吴稼祥，南方就是萧功秦。新权威主义的主要观点是，经济改革优先于政治改革。在权威的主导下，开展市场经济改革，培育公民社会发展。当市场经济改革和公民社会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以后，这个权威退出，再实现民主化。从1986年到1989年，这个争论比较大。新权威主义的意见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我看了一下当时郑永年、孙立平、黄万盛、秦晓鹰、王逸舟等人的文章，都是驳斥新权威主义的，要求政治改革。当然这些意见带有80年代中后期的时代特点。
第二，老左派思潮。老左派是毛泽东晚年思想的捍卫者。大家都是过来人，对老左派思潮都很熟悉。我把它分为四个阶段，围绕着四个问题展开。第一阶段就是围绕“两个凡是”的斗争。第二个阶段是1989—1991年间左派提出问一问姓社姓资引发争议。第三个阶段是1995-1997年邓小平去世前的四份万言书，当时很耸人听闻。第四个阶段是2002年到今天，左派要求再来一次“文革”。关于“两个凡是”的争论，根据新的史料，华国锋对邓小平出来工作还是赞成的，华国锋对于“两个凡是”的态度，到后来有所软化，最强硬的是汪东兴。所以，在第一波里，汪东兴是主要代表人，华国锋负应有的责任。到现在我个人仍认为，华国锋当时的思想体系还是“两个凡是”。当然，他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立了头功，为人谦虚，宽厚、务实，这是他的成就和长处。第二波、第三波的代表人是邓力群。我看过当时邓力群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他是提倡阶级斗争的。第三波以后邓力群身体逐渐不行了，到第四波的时候，代表人物是马宾，还有一个张宏良。现在这个第四波非常强劲，他们的主要阵地是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站等网站，还自己印书提出主张，要求为“四人帮”平反，再来一次“文革”，用“文革”的方法解决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张宏良言论非常激进，他说“文革”中的红卫兵好得很，他说中国所有的罪恶都发生在广东，广东的道路就是30多年所走的错误道路的延续。他还批判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因为这个决议否定“文革”。张宏良说，自从这个决议发布之后，全国人民就迷失了方向，堕入黑暗中。张宏良现在已经成为乌有之乡发言人。当然乌有之乡里头又有一些人还嫌张宏良左得不够。
最近还有一个老左派袁庚华引起注意。他原是郑州肉联厂工人。“文革”当中起来造反，成为河南造反派领袖，是“二七公社”这一派的领导人。他因为“文革”问题三次入监狱。出狱以后，他到很多大学演讲，甚至到俄罗斯科学院演讲。他说“文革”是毛泽东的伟大创造。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载入史册。今后解决中国的问题，仍然要靠这四大来突破，他说，中国人民今天的主要敌人就是官僚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造成了严重问题。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他说西方的程序民主不错，但只是在选举的时候使用，平时局限很多，不如“四大”那么痛快，那么直接，那么猛烈。所以，程序民主加上大民主是今后解决中国问题的方式。他说中国左翼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都持否定态度。他的主张就是“二三四”和“两个四”。二三四是什么？“二”就是程序民主加大民主。“三”就是解放三种曾经受到政治迫害的人。“四”是四种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养老和基本住房。后来他又提出“两个四”。前一个“四”就是“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第二个“四”就是四个社会保障。他说中国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已经到了爆发前夜。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不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还是要靠毛式的群众运动，靠“四大”，最后突破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袁说“大跃进”是展现了中国人民的风采。他说，1959年庐山会议，就是彭德怀和苏修结合在一起里应外合发动政变，被毛泽东粉碎。袁的整体思路还是老左派的思路，但是他有变化，加上程序民主了。
第三，新左派思潮。新左派新在哪里？有两条。一是思想资源不同。老左派巩献田反对《物权法》，他说《物权法》违背了苏维埃的立法原则。他的核心观点是斯大林主义。新左派不是这样的。新左派的思想资源是西方新左派，新马克思主义。像法兰克福学派，英美新左派乔姆斯基、詹姆逊，以及一些第三世界新左派阿明、萨伊德等。二是表达方式不同。老左派是大字报方式，情绪激烈，上来就骂，有过气之感，说服力比较差。新左派的文章比较西化，旁征博引，注意了形式逻辑，比较时髦。易中天说新左派这一套，老左派是玩不来的。新左派反对全球化，批判资本，批判资本主义，反对市场经济，反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他们认为中国的腐败是跨国公司造成的。他们说邓小平这一套，是偏颇片面的发展主义。邓小平南方谈话打开市场经济之门，为腐败和贫富分化创造条件。这是他们的一些核心主张。
近年来，新左派人物从主张民主转为否定和批判民主。比如王绍光最近很激烈，他讲选举不好，说各种民主形式中，选举是最差的一种。那怎么办呢？王绍光提出响应式民主。就是老百姓有要求，政府吸收这个意见，按照这个做，这就叫响应式民主。王绍光进一步说，这实际上就是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响应式民主没有解决权力主体怎么产生的问题，他实际上还是儒家的民本政治。赵汀阳有两本书，《每个人的政治》和《天下体系》。他说民主没有正面价值，民主和专制是一样的，它们都会伤害一些人。比如民主利用多数伤害一些人，专制也伤害一些人，至于专制迫害的人非常多，这不过是一种故事。赵汀阳说中国古代的天下观，着眼于整个世界，是一种软文化，就是礼乐。中国的天下观能够解决当今世界的问题，而西方的人权、自由、民主解决不了当今世界问题。但中国的天下观怎么去解决世界的问题，他又语焉不详了。赵汀阳说人权不具世界性意义，没有得到世界各国的公认。其实人权得到了世界各国公认。
强世功赞成施密特理论，说政治的首要问题是敌我问题，政治是服从和不服从的问题，你不服从我，就要镇压你。乌克兰发生颜色革命，原来政权垮了，就是因为没有认清政治的本质问题是敌我问题，没有采取强硬的镇压手段，这个教训应该吸取。潘维提出，西方是权力意识，权力本位，中国是责任意识，责任本位。什么是责任本位？就是为老百姓办事。潘维也不谈权力怎样授予。许纪霖最近说，新左派近期演变成国家主义。这个背景就是2008年出现了中国模式说，新左派纷纷出来总结中国经验。汪晖提出，党国体制保证了中国的成功。王绍光、韩毓海讲国家能力，五百年来看历史，看了半天最焦点的问题就是国家能力问题。新左派过去批评市场经济，反对邓小平的“发展主义”，反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现在怎么转为赞美改革开放了呢？突然之间，新左派成了中国模式的解释人，好像过去30几年走过的路都是新左派倡议和支持的。其实，新左派最核心的就是反西方。现在有人说，中国拒绝西方普世价值，拒绝西方的发展道路，也获得成功。新左派就取这一点抬举中国模式，论证拒绝西方的合理性。这同样是出于反西方的目的。反西方就是目的，其他是手段。结果是，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自由主义反而边缘化了。
新左与自由主义的争论，围绕下面几个问题展开。一是全球化。对全球化究竟怎样评价，以及中国是不是应该融入全球化。新左派对全球化持否定态度。自由主义支持中国融人全球化。二是中国国情定位。部分新左派认为中国已经演变为资本主义社会。自由主义者认为中国是后共产主义社会或威权主义社会。三是腐败的原因。自由主义认为恶性腐败的原因是体制存在很大问题，权力缺乏制约。而新左派认为，腐败是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导致的。四是对“文革”的评价。新左派跑到“文革”这边来，有一段时候了。杜克大学的詹姆逊热烈赞颂“文革”，他说“文革”是释放了精神原子弹，邓小平否定“文革”，造成资本主义复辟。汪晖的文章跟詹姆逊的口径大体一致。崔之元有一篇长文，论述毛泽东“文革”理论的得与失。他认为“文革”的“大民主”是创造，可惜没有把大民主制度化。五是围绕普世价值的争论，即如何看待自由、法治、民主、人权。新左现在反对普世价值，这是很明显的。自由主义则支持普世价值。
第四，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曾经遭到诅咒。一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发表“九评”，挖苏修的根子挖到了伯恩施坦、考茨基，大批一阵。二是90年代苏东剧变之后，民主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抬头，咱们这边就紧张了．出了十几本书批判民主社会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就是不通过暴力革命，不推翻私有制，而是通过改革和扩大民主的途径来推进和实现社会主义。比如缩短劳动工时，提高工资，保障妇女权利，扩大选举等手段。国际工人运动中一直有这样的主张，与暴力革命派产生争论。到了第二国际中后期，恩格斯在去世前几个月写了（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提出利用选举权扩大工人阶级的胜利，还说暴力起义方式过时了。改革派占了上风。伯恩施坦的很多论文把恩格斯这个观点发挥开来，成为第二国际中后期的指导思想。欧洲各国社会党秉承了这个思路，并组建了社会党国际。主张暴力革命的一派单独成立了共产国际。1997年，社会党国际主席来中国访问，中共和社会党国际建立了正常关系。社会党在30个国家执政，在129个国家成立了组织，而共产国际解散了。民主社会主义主要是用民主的手段进入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强调民主，这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主要特色。当然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很多，有马克思主义，也有启蒙思想，人道主义思想，基督教思想。它主张政治多元化，主张混合经济，它的社会政策尤其为人称道，不过现在遇到问题了，就是福利保障。
在我们这边也有人主张民主社会主义。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刚开始的时候，李洪林就写文章，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他谈了两条。一是要大力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就是错的；二是要实现民主，扩大选举。接着，王若水提出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并且进一步提出反对异化。后来胡绳批评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模式，比如割资本主义尾巴。李锐对毛泽东模式的社会主义的批评，是众所周知的。还有朱厚泽、高放，他们对斯大林模式和毛泽东模式都有很多批评。年轻一点的，比如王占阳和胡星斗。王占阳提出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什么是普遍幸福？王占阳说，公平、公正、自由、人权、民主等都是幸福的要素，社会主义是普遍幸福主义。胡星斗的《宪政社会主义》一文提出法治优先于民主，他说宪政没有姓社姓资的区别，但是要发展可控民主。谢韬提出民主社会主义救中国，这件事大家都了解，就不详细讲了。
我要特地讲一下华炳啸，他是西北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出了一本书叫做《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言说》，56万字，他说用了10年。他说自由主义有利于强人富人，不利于穷人。他不赞成自由主义。他说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共产党一党领导，坚决反对多党制。同时，他又说宪政不分姓社姓资，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全民民主，那种以为经济发展成功，就可以永保统治地位，是自欺欺人。他提出10个政治改革措施，一是全党最高权威机构是全国党员代表大会。全国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两个机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两个机构互不隶属，互相平行。二是全国党代表大会选出中央总书记候选人两人。由于总书记又是国家主席，国家主席须由全国人大确认，因此这两个总书记候选人应该到全国人大代表面前竞选，通过投票，获胜者担任国家主席，同时自动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总理也应当由全国党代会选两个候选人，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去竞选，选出一个获胜者。三是官员不应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每个人大代表都应经竞选产生，等等。他开出的药方，与目前国情结合比较紧密。从以上情况来看，民主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基本上是在体制里面，共产党内。
第五，自由主义思潮。自由主义思潮第一次起来是1970年代末。当时邓小平思想和自由主义有一个“蜜月期”，这就是打破思想禁锢，打破僵化，打破精神枷锁，倡导思想解放。自由主义支持思想解放，支持农村改革，支持个体私营经济，支持改革开放。但当时文化禁锢已久，闭关锁国多时，相关著作很少，所以自由主义缺乏理论自觉。再加上80年代两度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所以在80年代没有人举起自由主义的旗帜。八九风波之后，自由主义陷入低谷。1989年下半年到1991年，左派讨伐改革开放，狠批了自由主义。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思想解放运动重新掀起势头，自由主义再度浴火重生。这一次复起，首先是经济自由主义亮明了旗帜。当时很多老一辈经济学家如吴敬链、厉以宁、董辅扔等人为推动倾向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起了很大作用。中国确立了市场经济作为经济改革目标之后，学界就市场经济和国家体制的关系，市场经济和经济体制的关系以及与法治的关系，展开了深人探讨，形成了建设法治国家、小政府大社会、推动宪政等一系列自由主义的共识。这个时候的自由主义的理论自觉也不断增强，因为经过80年代的翻译大潮，知识界重新吸取了世界思想资源。当时老左派反对发展私营经济，对市场也持有负面看法，给执政层造成很大压力。执政者有必要借助自由主义来平衡当时的左派政治力量。自由主义获得了一个生机。90年代中后期，自由主义以学理形式公开登台。李慎之开头炮，还有徐友渔、刘军宁、朱学勤、秦晖等学者先后发表文章阐述自由主义。当然，也有人说秦晖是民主社会主义，有人说他是自由主义里面的左翼。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主张陆续展现出来，基本概念是宪政民主，保护私人财产，保护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
自由主义在这一阶段的扩展取得了成果。比如十五大承认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建设法治国家。另外，小政府大社会的观念也成为社会共识。后来修改宪法，把保障人权也写入宪法。这些都是自由主义极力主张的。当时，经济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一度进入决策中心，对于当时发展市场经济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后来自由主义又遭遇新的困境。首先是1998-2002年国企改革下岗职工3500万，很多人成为弱势群体，下岗人员对缺乏法治和民主的市场竞争产生反感，滋生一种反市场反竞争的情绪。国企买卖过程中有很多“黑箱”作业，私相授受，更加剧了弱势群体对市场的不满。再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内部分化，造成的杀伤也很大。第三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到现在，西方经济陷入困境，新自由主义理论遭遇重创，国际左翼力量上升。当然，更为根本的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空间一直受到压抑，这是总体大环境。你强调宪政和法治，就会导致权力者的权力缩小，这当然在一些当权者那里引起反感。这些因素使自由主义再次陷入困境。
自由主义的韧性很强，有起有伏是常态。至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一般认为是从1997年汪晖发表的有关现代性问题的长文开始的，但实际上是1995年刘东和雷颐在《二十一世纪》发表了批评崔之元和甘阳的文章开始的。我这本书里介绍了这次争论，也是做了一个历史考证。
第六，民族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是以血缘为基础的排他性的情感和意识。它是非理性的，缺乏价值内核，什么样的势力都可以利用民族主义。民族主义里面压制个人自由和权利，是集权性质的，是专制的。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比如民族主义在政治上主张一族一国，就是国家边界和民族边界应该重合。所以鼓动民族主义将来要吃亏的。英国思想家伯林说，受过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就像压弯的树枝一样过度反弹，力量非常大。
就国内的民族主义来看，一个是上层的知识分子圈子的小范围讨论，199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战略与管理》发表过两期关于民族主义的讨论。何新最早提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抵制西方。还有季羡林提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说全世界要依靠东方文化解决问题。再一个是大众民族主义崛起，从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开始。这本书发行300万本，引起极大反响。后来出了许多书，煽动民族主义。
当前的民族主义有三个主要内容。一是仇恨西方。比如《中国可以说不》、《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中国站起来》、《中国不高兴》等著作，说要焚烧好莱坞，说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所有报道都是妖魔化中国，说西方是世界的病灶，西方就代表着侵略、掠夺、奴役、谣言、不平等。还批判五四运动，批判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胡适，说他们主张西化，给他们戴上了卖国贼的帽子，总之比较情绪化。二是反对全球化，反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主张中国在经济上光荣孤立。像《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碰撞》等著作，作者们说，如果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的经济就会完蛋，工厂都要倒台，农业更甭提跟人家竞争。好在我们中国很大，可以光荣孤立。三是军事冒险。比如《中国梦》、《c型包围圈》等著作，提出战争崛起论，战争也是中国的机遇，要打仗，在战争中和美国争夺世界冠军。
有些学者认为当前民族主义非常狂热，它的背后常常就是种族主义甚至是法西斯主义。现在民族主义已经发展成为国家主义，比民族主义更政治化。
第七，民粹主义思潮。民粹主义是反精英的，以穷人的是非为是非，极端平民化，比如“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民粹主义反对程序民主，反对代议制民主，主张直接大民主。民粹主义在经济上主张均贫富，要求结果平等。民粹主义是反市场的，害怕竞争。其典型言论就是：“你也是人，我也是人，为什么你这么有钱？”他不会问：“你也是人，我也是人，我为什么没有发明微软视窗？”还有，民粹主义主张革命道德至上，革命道德高于法律，只要是革命行动，杀人放火也可以。民粹主义热衷于街头运动，热衷于暴力，热衷于“大翻个”，不耐烦改革。民粹主义崇拜魅力型领袖，容易被魅力型领袖利用。民粹主义也是空心化的，它适用于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俄国民粹派说，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从这里看，民粹主义也是专制的、暴力的。当然，民粹主义是一种抗争手段，要求解决社会不公问题，但是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具有很大的破坏性，我们中国历史上的教训太多了。
我举几个例子。比如前几年在网上热炒“富人原罪论”，炮打茅于轼，再比如2007年重庆钉子户拒绝接受法律裁决。还有杨佳杀了六名警察，很多人称赞他的暴力手段，不同意判他死刑。再有湖北小姑娘邓玉娇的事件，我们当然极为同情她，痛恨那两个调戏她的小官。但是她杀了人，的确存在防卫过当的问题。然而大批网民赶到湖北力挺邓玉娇，有关方面就不敢追究防卫过当的问题，而且把她从修脚的岗位调到电视台工作，这是屈从民意对司法的干扰。当然，官僚干预司法的问题更多。总之，由于腐败丛生、贫富分化，民粹主义正在兴起。
第八，新儒家思潮。海外新儒家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张君动等人，在1958年写过《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文章有两个主要内容。一是提倡心性之学，成圣成德；二是提出民主自由。国内新儒家蒋庆就说海外新儒家完全不对头。蒋庆说儒家不赞成自由、民主和人权。儒家讲等级制，怎么能提倡自由民主？孔子和小偷，权重多么不同，但也要一人一票，这是多么不合理的一个制度，所以民主选举断然不能。蒋庆提出，最重要的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不以儒家思想统治中国就是非法政权，以儒家思想统治中国就是合法政权。张祥龙说，蒋庆这些主张不行，政权怎么能交给你呢？退一步，我们要求建立一个小的儒家特区。特区是农耕社会，实行农历、中医、读经，举行科举考试。再看康晓光，他对现实的不满比在座的诸位要激烈得多。他说现在中国腐烂了，这样的中国怎么能让人爱？怎么解决中国的问题？不能靠民主，民主解决不了经济增长问题，也解决不了腐败问题。他要求让儒家知识分子掌握政权，建立儒教，实施仁政。另外一位新儒家陈明说蒋庆是原教旨主义者，自由民主和人权是从每个人心中滋生出来的东西，我们新儒家如果不能正视这一点，怎么复兴中华？陈明赞成宪政，同时要建立儒教，结果两头不讨好。这边说他不是真正的儒家，那边说他不是真正的自由派。还有一位郑家栋，原来是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中哲史主任，曾出版多部解释儒家的著作，被誉为长江以北的儒家领军人物，足以和海外新儒家抗衡。2002-2005年，他利用多次访问美国的机会，先后与四个年轻女子伪装成夫妻，把这四个女人偷渡到美国。为什么这样做？郑家栋说，是为了让这些女子到美国过好日子。结果，郑家栋犯了罪被判刑，网上骂声一片，对大陆新儒家打击很大。另外，学者秋风近年发表文章说，中国古代社会就有宪政。他认为秦始皇之前和秦始皇之后都有宪政，孔子建立了公民社会，儒家知识分子构成了宪政力量。很多学者质疑秋风的见解，易中天、袁伟时两位在《南方周末》发表文章批评秋风，引起一场辩论。秋风还说蒋庆是30多年来唯一的思想家，其他人物如浮云耳。评论家熊培云说，好多人怎么一研究儒家就不会说话了？这是针对秋风说的。
以上提纲掣领地介绍了当今中国八种社会思潮，详细内容请阅读这本书。
杨继绳 对当代社会思潮的几点看法
马立诚在发言中提出，除了介绍居于主导地位的邓小平思想之外，还介绍了老左派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新左派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新儒家思潮、民粹主义思潮。我认为，这些思潮是存在的。
社会思潮不等于学术思想。但每一种社会思潮可以从某种学术思想中找到思想资源，每一种学术思想也可以从社会思潮中吸取营养。社会思潮有两个特点，一是流行性，是一时流行的，因而也会随时间而变动的；二是民间性，不是官方的，但会受到主流动意识形态的影响，也会影响主流意识形态。
我在2001年发表的《跨世纪的争论》一文中写道：“当今，在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两侧，有两种思想派别进行着激烈的论战。右侧是自由主义，左侧是新左派。这场论战已经进行了两三年，目前有愈演愈烈之势。”这篇文章反映的是十多年以前的情况。时过境迁，最近十来年，社会思潮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第一，可以公开讲宪政民主了。十年前，我把《跨世纪的争论》给李慎之看，他在2001年1月13日给我写了一封两千多字的信。他在信中最后说：“自由主义者与新左派还有一个差别，前者主张制度创新，其实也就是西方已有的‘民主宪政’，但是他们不敢说出口。后者则根本无纲领，或者其纲领就是激烈批评自由主义。”那时，李慎之说“‘民主宪政’说不出口”，为什么说不出口？当时的政治条件不允许。不久，广东的一位左派拿到了我这篇文章和附在后面的李慎之的信，他好像抓住了“重要罪证”，连呼“好东西，好东西”。他写道：“在自由主义者还说不出口的时候，如果我们还三缄其口，不用多长时间，他们就会说出来了！”他号召共产党员起来批判“民主宪政”，不要让自由主义者“说出口”。2006年，贺卫方在杏林山庄的一个会上真的“说出来了”，我当时在场，为他鼓掌。会后，就掀起了一场对“西山会议”的围剿。今天，不仅可以在会上说“宪政民主”，也可以写成文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变化。这个变化是社会状况变化的结果，也反映了十年来社会状况的变化。
第二，竟然公开肯定“文革”了。十年前，老左派否定“文革”，但肯定1950年代；而新左派由于没有经历毛时代，不知道毛时代中国人的生存状况，只是模糊地“把毛抽象为一种社会公正的符号”，他们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肯定毛、崇拜毛的，但没有人提出回到毛时代。今天，似乎“文革”的伤痛已经痊愈，回到毛泽东时代，回到50年代，甚至搞第二次“文革”的言论也可以公开说了，而且是高调门地说出来了，公开为“四人帮”平反的话也说出来了。
第三，各派均有分化。有的自由主义者转向了左派，有的左派转向了自由主义，但是，自由主义的分化似乎更厉害一些。这反映出十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停滞，自由主义的处境恶劣了。同时，自由主义和左派的诉求也和十年前不一样，这与大家关注的变化要关，因为社会问题的焦点变了。
第四，社会思潮更加多元化了。十年前，新左派（包括老左派）和自由主义两军对垒，今天社会思潮多达八种，也许还更多。例如，国家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也是存在的。这也许是近十年来利益多元化、社会角色多元化在社会思潮中的反映。
从政治制度设计来看，八大思潮可归结为两大思想体系。上述种种思潮表现为价值层面、文化层面、社会诉求层面，但从构建政治体制来看，从人类的社会实践看，不能说有一种思潮就有一种制度追求。我认为，从制度构建这个角度看，只能有两大思想体系：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一旦进入制度层面，其他种种社会思潮都会汇集或依附在这两大思想体系之中。
这里说的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自私自利不是一个概念，它是与集体主义相对立的概念。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相对应；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相对应。个人主义和利他主义相结合，这是西方文明的根基，是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也是产生于西方文明并促进西方文明发展的动力。波普尔认为，“在人类道德的发展历程中，还没有其他跟它一样如此有力的思想。”“个人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把人当作人来尊重，就是在他自己的范围内承认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无上的。纵然这个范围可能被限制得很狭隘，也就是相信人应该发展自己的天赋与爱好。”个人主义者认为，无缘无故地压制别人的任何能力都是错误的。基督教徒会说，其错误就在于违背了上帝对人的设计。只要除去自由运用人类天才的阻碍，人很快就能满足不断扩大的欲望。个人活力的大解放，其结果是生产力的大发展。
这里说的集体主义并不是与分散主义相对应的概念。尽管集体主义不完全否认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友爱，但提倡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对个人利益的剥夺，对个人尊严的损害。苏联、东欧和改革以前的中国，就是集体主义思想构建的制度体系。我们经历了几十年集体主义的制度，每个人都是有亲身体会的，我就不多说了。我们的改革，就是为了从这种制度中走出来。
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如何把成千上万既具有创造性又具有魔鬼性的人组织起来和谐相处，即如何组织社会生活？诚然，组织社会生活需要权威，怎样防止组织社会生活的权威变成压迫人类的恶魔？这是人类社会探索了千百年的古老难题。两三百年前，随着工商文明的发展，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梁启超敏感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引述了颉德（即英国哲学家基德，著有《社会进化论》）的话：“今之德国，有最占优势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即马克思最早汉语译名）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尼采的早期汉语译名）之个人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强者所压伏；尼志埃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少数之优者为多数劣者所钳制。二者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这“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两种理论，使得人类对千古难题的探索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理论和实践路线：第一条线：集体主义一行政整合一公有制一计划经济一专制政治一封闭社会；第二条线：个人主义一契约整合一私有制一市场经济一民主政治一开放社会。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两条平行线。这两条平行线不能交叉，不能重合，却相互感应，在感应中一定程度上吸收对方积极因素。在这两条平行线之间，因专制程度（自由程度）不同，有一个广阔的过渡地带。这两条平行线的极端把对方当成势不两立的异端加以攻击，两个极端还不停地争夺中间地带。数百年来，这两条线不断地摩擦、碰撞、互补、融合。但从总的趋势来看，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个性不断得到解放，自由主义不断得到张扬，个人的尊严逐渐得到尊重。
如果在这两大思想体系中选择，我们在构建制度时，应当选择哪一种思想体系呢？我们会毫不犹豫地说：选择个人主义的思想体系，也就是“把人当人看”的思想体系。
我认为，对于流行于社会的各种思潮没有必要寻求共识，也不可能找到共识。有人说，政治改革要“谋定而后动”，没有共识，怎能定“谋”？寻求各种思潮的共识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是两回事。政治体制改革是要有共识的，这种共识已经大体上达到了。我们走出了集体主义思想体系构建的体制，就证明这种共识的存在。你是选择苏联的制度，还是选择民主宪政？我想，经过百年来的社会实践，经过在集体主义体制中几十年的切身体验，这点共识应该是有的。
社会思潮活跃是社会活力的表现，当然是一件好事。对于各种思潮需要妥协和包容，用最大公约数来妥协，用最小公倍数来包容。在文化和价值层面上，在社会诉求上，各种思潮是平等的，都有自己存在的合法空间。当然，不同思潮之间是有争论的，但争论要尊重对方，要遵守法律，不能用辱骂和恐吓。
我们千万不要有这种企图：把种种思潮统一起来，将行政权力确定的“核心价值”定于一尊。如果这样做，就会伤害个人自由、个人利益和个人尊严。只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想文化才能繁荣。最近，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要繁荣和发展文化，这是一件有战略眼光的大好事。怎样繁荣和发展文化呢？从中国历史上看，凡是“定于一尊”的时候，文化就衰落；凡是中央政权无力管的时候，文化就繁荣兴旺。春秋战国创建的文化，两千年后还在光芒四射；民国初年，也是一个小的思想文化的繁荣时期。要知道，繁荣文化的最为重要的条件就是自由，特别是思想自由和思想表达自由。如果为了捍卫“核心价值”，排斥和打压“普世价值”和其他种种思潮，认为这样才是保卫“文化安全”，那是非常危险的。按这种想法实践，必然摧残文化，和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杨继绳，炎黄春秋杂志社副总编样）
雷颐 紧贴当代中国社会脉络
立诚兄的“当代中国社会八种思潮”，对今天这种社会思潮作了细致的资料搜集、整理和分析，甚有意义，引人深思。我认为，这些思潮如此不同，有的针锋相对、截然相反。从“学风”上说，产生这种分歧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当代中国社会的“话语”是否紧贴中国社会的脉络。
大学时代，“中国古代思想史”是我的专业课之一。当读到明末清初学风突变，以黄宗羲为宗祖的浙东学派坚决主张“言性命者必究于史”，钱大昕强调以读史来救治当时学风之弊，对长期的“经”、“史”两分强烈不满，章学诚进而提出“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盈天地间，凡涉著述之林，皆是史学”、“圣如孔子，言为天铎，犹且不以空言制胜，况他人乎？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于人事者”、“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等论述时，我并未理解其中大有深意，反不无轻慢地以为饾饤琐屑。
或许，只有岁月才能使人理解深刻。这些年，我对“唯文本是信”的荒诞与危险感觉越来越强烈，认为越来越严重的“唯文本”阅读，是当前值得重视、应当警惕的“学风”之一。这种“纯文本”阐释，舍去历史，通篇都是最新潮、最时髦的“学术话语”，以此歪曲历史使之符合“理论”。而“趋新若鹜”的青年学子，格外容易被其震住、唬住、迷住，不知不觉便戴着这种“有色眼镜”看待历史与现实。因此，我经常不厌其烦、不惮重复地写文章，提出要透过“文本”，要看到“文本”之后的历史实在，指出“纯文本阐释”有可能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这时，30年前读过、当时并未理解、几乎已被忘记的浙东学派突然浮现出来，真正体会到他们对“不切人事”、“离事而言理”，这种貌似饾饤的“学术批评”和对“史”的强调，其实是饱含着历经一个王朝覆灭劫后余生者的椎心泣血之痛！
例如，在今日中国的种种文化现象中，最突出或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流行文化”或“大众文化”的出现，即“文化”通过技术或“文化工业”大批量“复制”,成为行销的商品。这种“文化”或“文化现象”，无疑有着不容忽视的缺欠。战后，在美国最终形成的法兰克福学派，以“流行／大众文化”最为发达的美国为典范，对“流行／大众文化”的社会意义作了鞭辟人里的分析和批评，可谓振聋发聩，确有启发和借鉴意义。这样，今天中国的“文化批评”者们自然可以顺理成章地“引用”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评理论。不必细举，读者只要稍稍翻阅有关文章，便可发现多数几乎是“全盘照搬”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不过，认真思考一下，把这种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的、对“发达资本主义”进行批评的理论全盘照搬过来，并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或者说，其实也不符合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精神的实质。
20世纪30年代初，法兰克福学派在德国的法兰克福形成，不久就面对着法西斯极权统治的威胁和迫害。因此，它的批判锋芒首先针对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它对法西斯主义作了激烈的批判，但对斯大林的苏联也作了程度不同、有的还是相当严厉地批判和否定。它的晚期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哈贝马斯还提出了“左派法西斯主义”这一引起激烈争论甚至备受批评的概念。对这种批判，人们可因种种原因或是赞同或是反对，但应该承认，它首先是一种深刻的政治批判，是一种反对政治专制、极权的理论。不错，它对“自由主义”也有严厉的批判，但它是从“自由主义”对“自由”的要求和坚持并不彻底（它认为是这样）这一角度来进行批判的，而不是对自由本身进行否定。尽管他们对美国、对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也有着非常严厉的批判，甚至将其与法西斯独裁相提并论。但值得玩味（或说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是，当面对法西斯的迫害而不得不流亡他乡时，在社会主义的苏联和自由资本主义的美国之间，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美国。而且，一旦“自由”受到法西斯主义的威胁，他们还是清醒地意识到在现实中“自由”与法西斯的本质区别，它的不少成员甚至挺身而出直接为“自由”而战，如著名的马尔库塞在二战时还加入美国的战略服务处。对“纯学术”、“纯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差别的重要性的这种自觉认识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是不应忽略但恰恰为中国的某些学者无意或有意忽略掉的。
战后，法兰克福学派“身居”美国已久。面对这个政治虽然相当“民主”“自由”、“政治批判”几乎可以无所不言但其政治统治实际十分稳固的社会，法兰克福学派在这种语境中自然从“政治批判”更多地转向“社会批判”。实际上，他们认为，政治批判的初步任务已经完成。这样，他们主要是通过对美国的社会和文化关系的分析，提出了“文化工业”的概念，认为大众文化以科学技术为载体，利用各种传媒，使“文化”成为一种“标准化”工业生产的商品。这种以商品行销为目的的流行文化的大批量生产已经达到无孔不人的地步，制造、左右人们的口味、情趣乃至习性，使人变成一种没有思考能力、没有意义的“平面人”、“单向度的人”。其中隐含着复杂的经济、社会和心理意义，他们进一步指出在“民主”“自由”的社会体制中，“大众文化”成为社会价值和意识形态的主导者和宰制者。由此，他们对大众文化做出了激烈而深刻的批判。当然，这种激烈的批判理论能在美国社会“发扬光大”，这本身又构成某种“悖论”。
当我们的社会由“计划”走向“市场”的时候，必然也会有某些“文化”走向市场，会产生、出现流行文化及其附生现象。但这并不构成机械照搬“批判理论”的理由。因为这种产生于“发达资本主义”的理论与一个刚刚开始“转型”的社会很难完全契合，“大众文化”的意义在我们当下环境中与在美国社会中的意义也非常不同。其实，在我们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正是对信息的单向输控，如“文革”期间只有几个“样板戏”进行强制性观看，才使人变成简单、贫乏、机械、空洞、苍白且没有思考能力的“单向度的人”。今天，像画廊、音像公司等“文化商业”机制的出现，当然有诱使艺术家“向钱看”的负面影响，却又实实在在地为“另类艺术”的存在提供了新的空间。恰恰是这种机制打破了“单向度”，提供了多样化的可能。可见，“大众文化”在转型的社会与“高度发达”的社会的意义是相当不同的。在转型社会中，第一步的任务其实还远未完成。有论者以自己在美国的经验，感叹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对美国社会的批判可谓“字字矶珠”，入木三分。我以为，这说明《单向度的人》紧紧抓住了那一特定社会的问题，但惟其如此，它与其他社会的距离必然也就越大，它的局限性也就越大。所以，当与之不同的另一社会“引进”这一“批判”时，就更要慎重，更要对其作一番“规模不小”甚至是“伤筋动骨”的加工改造，才能真正得其神髓。另外，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成员强调，他们对“大众文化”进行的是“激进的而非保守的攻击”，这一立场，是非常值得重视和深思的。
